第38卷第2期

2

011年3月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JournalofSichuanNormalUniversity(SocialSciencesEdition)

Vol.38,No.2

March,2011

再论成都“大生活”作家的地方文化意识

汪坚强

(四川教育学院中文系,成都610041)

摘要:成都“大生活”作家是全球化语境中的地方文化书写者。他们以蜀文化背景对普通人生活方式的崇尚为

根基,标举现代都市文学的民间立场和专注于“生活”本身的文学构建方式和品格,使文学审美与地方性文化走向

同一;在文学形象塑造方面,着意于主体性格宽容祥和、坚韧倔强和敢为天下先的城市形象;在文学叙事内容方面,

勾勒出城市普通人“大生活”的民间百态况景;在文学的表达方式上,追求语言的地方性、口语化,借助方言以强化

地域性形象。

关键词:成都方式;城市性格;民间叙事;本土语言

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5315(2011)02-0172-05

成都地处川西平原,都江堰清澈的水文化和青城

山享乐的道家文化共同滋养形成了成都人安逸闲适、

淡定从容的生活追求和文化心态,以及享受生活、不贪

大欲的人生态度和价值观。成都人热爱生活、崇尚生

活,对生活的尊重犹如宗教般的执着。成都“大生活”

在书写方式上独具特色,充满魅力,在全球化时代成为

一道具有本土色彩的亮丽的都市风景线,标志着“成都

方式”的城市文学书写这一“真正的美学阶段”的到来。

一

成都方式:全球语境的地方文化书写

成都地方文化可以说是围绕人的“生活”本身而链

接的与之相关的方方面面的生活内容的总和。所以,

在成都作家中,乔瑜以“大生活”为自己的小说命名,大

有为“生活”而摇旗呐喊之势。他似在告诉读者,成都

是一个看重生活本身的城市,成都人懂生活、会生活,

[

1]

作家群正是在这种文化背景中以个人生活的性情习

染和本土情愫的潜移默化,在创作中自然流露出偏重

于生活本身和表现生活激情的文学审美倾向,用以完

[2]

成对“波澜壮阔的大生活” 情有独钟的文学书写。向

荣、向宝云先生曾撰文说:“在当下的城市文学中,有一

些关键词对其小说写作可能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这

些关键词是,都市感觉、城市文化、市民意识……等等,

这些语词的文化内涵如果同全球化语境内在地链结在

一起,并且又能融合在本土文化的血肉之中,文学的城

[4]

并能处理好生活:“生活嘛,就是生下来,活下去。” 朴

素得近乎“土”的生活哲理,铸就了成都人看重生活本

身的“活法”并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它既是基于古老农

耕文化对成都人生存方式的朴素概括,更是对现代都

市化、物质化、欲望化场景和高节律生活淡定处之的一

种生活态度。哪怕重在书写成都这座城市历史记忆的

车辐和罗清和,也不远离生活去进行社会意识形态的

说教,而是用精细的笔触去描绘生活本身。流沙河先

[3]

市书写无疑会走进一个真正的美学阶段。” 成都“大

生活”作家群所代表的城市文学风尚,正是堆砌着这样

一系列的关键词来讲述本土故事、表现本土风情,特别

收稿日期:2010-09-01

基金项目:本文系四川省教育厅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地方资源保护与开发研究中心”资助项目“新世纪成都本土作家研

究———‘大生活’作家群的地方文化意识”(川教函[2008]571号,课题编号:08DFWH009-1)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汪坚强(1958—),男,四川成都人,四川教育学院中文系副教授,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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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坚强再论成都“大生活”作家的地方文化意识

[8]42

生就无比惊叹地赞誉车辐的《锦城旧事》:“此书太真实

社会综合的反映” 。“大生活”作家正是对成都这座

[

5]

了,真实得近乎土。” 罗清和说他的《方脑壳传奇》之

城市社会的综合反映中彰显出对人本意识的特别眷

顾。

所以淡化了“文革”背景,是“选择别人没有采用过的角

[

6]

度” 。其实他们是看重生活的“真实”和选择以人的

生活为对象的“角度”,从而与成都文化中的“大生活”

观念相吻合,成为特具地方色彩的地标性符号。

新世纪以来对成都这座城市的地标性符号的认

“大生活”作家群追求“波澜壮阔的大生活”不是形

而上地拔高生活本身,而是建立在对生活本身的尊重,

对形而下的人物形象的势力开掘和塑造来完成“以人

为本”的思想主题。因此,“大生活”作家的作品包容了

同,自慕容雪村以《成都,今夜请将我忘记》开始走红文 20世纪初到21世纪近百年各个时期的代表人物,从

坛以来,有太多的作者不畏“抄袭”的风险,以“成都,×

少不谙事的稚趣孩童到经历坎坷的耄耋老人,从袍哥

兄弟到情色男女,从商界大佬到游走打工一族,他们的

生老病死、婚丧礼俗、职场竞争、惩恶扬善之举等等,世

间凡夫俗子遭遇之事应有尽有。柳东说丁爷“像一座

山”,直陈其下层劳动者的高大(乔瑜《大生活》);桑格

格说自己“宝里宝气”的性格,是成都女孩儿开朗透明

的见证(桑格格《小时候》);一朵朵祥云时常出现在锦

江上空,隐喻着陈罗汉为代表的府南河子弟信守人格

的尊严和发奋图强(罗清和《成都方脑壳传奇》);民间

艺人在强势文化歧视中奋力求生(车辐《锦城旧事》);

官场、职场、情场中的“虾子”(老樵《成都虾子》、聂作平

×

×”的篇名模式,开宗明义地标榜对“成都故事”的情

有独钟,描绘现代都市普通人的喜怒哀乐,倾力打造文

学叙事的成都方式,让成都人的生活在文学叙事中活

了起来。如余肖华的《成都往事》不光在书名上尽得其

地标性优势,还在封面上题写“继慕容雪村之后最具有

‘地标性’的都市情感力作”字样,足见“成都”这一地标

已经成为太多作家亲近的标志性名片。近十年来,可

以罗列的作家大致有车辐、乔瑜、罗清和、王跃、文迪、

老樵、洁尘、骆平、余肖华、慕容雪村、陈家桥、陈之秀、

何小竹、何大草、安逸、白沙、曹蓉、李江树、聂作平、桑

格格、彭启羽、吴明宏、袁远、邹廷清、吕志刚等人,都有《自由落体》);“妖性”十足的都市丽人(白沙《成都,说

成都这张“地标性”名片的自觉,有对书写成都故事的

选择和追求,有对表现生活的尊重和对文学叙事的真

诚,形成了带有鲜明地方特色的城市文学创作的成都

方式。

爱烫嘴》、袁远《与埃克跳舞》)……把普通民众的外在

形象和内在品质都镌刻上了地域文化的标签。这些人

物群象都充分证明了一点,对生活的尊重是建立在对

人性尊重的价值判断之上的永恒的文学主题。

所以,“成都方式”首先该当是一种生活方式,即建

立在蜀文化背景和生命哲学的一种生存方式。正是基

于对普通生活方式的崇尚,造就了全球化语境下文学

的本土叙事,造就了文学品格中现代都市文学的民间

立场和专注于“生活”本身的文学构建方式,使地方性

文化与文学审美走向同一。因此,文学意义的“成都方

式”是要在文学形象上塑造主体性格宽容祥和、坚韧倔

强和敢为天下先的城市形象;是要在文学叙事内容方

面勾勒出城市普通人“大生活”的民间百态况景;是要

在文学的表达方式上追求语言的地方性、口语化,借助

方言以塑造鲜明的地域性形象。

对人的尊重和对人性的认同铸就了成都这座城市

的人文性格,并造就了一批写普通人生活的作家。在

这座充满了磁性性格的城市里,具有高度的包容性的

人文环境赢得了许多外地作家的高度认同,并成就了

自己的事业。阿来、柳建伟、麦家就是在成都这块福地

问鼎茅盾文学奖。乔瑜、慕容雪村、老樵、袁远、陈家

桥、陈之秀等人能如数家珍般地讲述成都故事。他们

不光熟悉成都,应当说他们与成都地域风情的融合和

认同,已经潜移默化、本土化了,很难说他们就不是成

都人。慕容雪村说成都“幽默而不浮躁”,“就像是一张

[9]

稍带疲惫的微笑的脸,亲切、从容、闲适,让人安慰” ,

应当是有一定的代表性的,是充满情感的表述。在土

生土长的成都作家中,车辐当然是一个领军人物,罗清

和、曹蓉、何大草、王跃、洁尘、骆平、白沙、桑格格等人

通过文学视野关注成都人的生活,在他们身上有先天

的本土文化优势,能够把最纯正的成都乡风民俗、方言

俚语运用于文学叙事。车辐笔下的袍哥礼俗、罗清和

笔下的街娃儿、骆平笔下的“耳朵”男人、白沙笔下的

二

城市性格:人本意识关照下的形象体系

城市性格的形成既来源于滋养这座城市的天时地

利等自然因素,也来源于层层相因代代相传所积习的

诸多文化因子。“中国没有哪一个城市,像成都那样,

刚好处于梦与真的交汇点。正因为如此,她把理想世

[7]

俗化,同时把世俗理想化。” 蜀文化成就了这种把“理

想”与“世俗”合一的境界,赋予这座城市文化的凝聚力

和辐射力,符合“作为一座具体的城市是性格的,这是 “剩女”、桑格格笔下的调皮女童等,无不栩栩如生。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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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满子先生评价车辐的《锦城旧事》说:“我认为,这部小

动态和过程;第四,它所建构的艺术空间、美学品格、本

说的最大价值是在通过其代表流浪艺人的遭遇勾画出

土风情与格调,都是建立在成都这一狭小的都市文化

包容和规范下的文化行为,有别于注重社会主流意识

的“宏大叙事”。

[

10]

了百科全书式的成都风俗画,旧成都的完整性格。”

所以,打造成都性格和展示成都性格几乎成为了“大生

活”作家群一致的追求。

于是,“大生活”作家群的民间叙事在内容方面,注

定了它一定是面对市井小人物及其生活场景的真实描

绘方面和努力实现道家生命哲学的现世生命力。这个

成都生活的稳定性结构方式并没有给“大生活”作

家太多的禁锢,相反标新立异却是他们进行文学书写

的大胆实践。首先是网络写手李江树在桂林书市通过 “民间的生命力并不表现在受赐于外界的‘幸福’和拯

美女沐浴的“行为艺术”进行图书发布,一度引发较大

争议;后来,老樵在琴台路插标卖稿,把出版发行渠道

的狭小、势利,狠狠地幽了一默。不管是李江树借书而

行商,还是老樵借稿而谋名,他们的成功都是这个城市

造就的文化给予的勇气。

救之中,恰恰是在日常生活中为抵抗、化解苦难和绝望

[13]

而生的超凡的忍耐力和乐观主义” 。比如,在成都

故事的书写中有很多打麻将的描写,但是,乔瑜《大生

活》中的主人公柳东却没有一次打麻将的具体描写,尽

管作品是以柳东梦中打麻将开始叙事的。柳东是一个

下层人物,诚实、厚道和乐于助人,作品中无数次运用

了一个麻将术语“划船”来对柳东进行心理行为和待人

做事的安慰和规范,把成都人抵抗化解苦难和超凡的

忍耐力通过柳东形象的描绘表现了出来,借以说明打

麻将不仅仅是一种被成都人广泛认同的休闲娱乐方

式,也是一种特别的生活节律下的哲学思维方式,更是

作家虚化生活的艺术之笔在文学叙事中找到了符合人

物身份的处世之道。

三

民间叙事:蜀文化浸染的都市“大生活”

小说源于民间,“民间叙事”构成了小说最基本的

修辞元素。但是,20世纪以来的中国文学史,曾经把

小说的叙事与精英文化意识混杂在一起,小说的主题

提升和理性训化在很长时间范围里垄断了小说的审美

选择和判断。直到老舍、赵树理还原了小说的本位身

份以后,小说的民间叙事才得以恢复和受到重视。那

么,什么是民间和民间叙事呢? 陈思和先生曾把“民

间”定义为三个层面:第一它是游离于国家权力控制之

外的弱势形态并有“自己的独立历史和传统”;第二,

“大生活”作家群的民间叙事还表现在对人的欲望

的大胆书写方面。因为,“欲望,不论是物质的,还是精

神的,是对生命的肯定。没有欲望就没有生命,没有人

“自由自在是它最基本的审美风格”;第三,它拥有“民

[

14]340

主性的精华与封建性的糟粕交杂在一起,构成了藏污

的欲望就没有人的生命” ,所以乔瑜《大生活》能够

直面柳东对小张姐姐的欲望书写,文迪《成都粉子》不

避讳对女性的色情期待,王跃《南方浮华》、聂作平《自

由落体》、老樵《成都虾子》、安逸《介茉男女》等等都涉

及都市男女的暧昧情感,都不避讳对欲望的叙述。“欲

望的叙述要达到两个目的:给心灵以家园,给社会以秩

[11]12

纳垢的独特形态” 。这似乎在说明“民间”意识在

文学书写中所拥有的某些特权和意义。江帆先生说:

“民间叙事应是一个较宽泛的概念,它既是民众的一种

行为方式,又是民众的一种精神产品。它是广大民众

日常生活的组成部分之一,是他们认识社会、寄托理

[12]3

[15]2

想、表达情感意愿的重要方式和渠道。” 从这个意义

序” 。这是对人的价值时代最有人性的民间元秩序

上来理解成都“大生活”作家的民间叙事,首先它突出

的书写,也是对现代都市纸醉金迷现世存在的写真。

地标举“民间”这一指向性标尺把叙事的视角定位于社 “欲望叙事本身并不可怕,相反,性欲、物欲、俗欲等本

会下层最基本的人群,以具体的个人的现世观和生活

诉求为出发点和终极目的(不是先验的、终极的、形而

上的),叙述平民世界普通人的生命历程;其次,它在文

化取向方面与关注社会主流文化的精英化思维方式划

清了界线,强调事物的边缘性、具体性和多元性,秉承

来就是人道主义与人文精神的题中应有之义。问题的

关键在于作者在文本中有意或无意地渗透了怎样的价

[16]321

值观” 。

“大生活”作家群的民间叙事在文学审美品格方面

重视故事性、传奇性因素,遵循文学的大众消费规律以

中国通俗文化传统的余脉,指涉的是社会底层普通老 “好看”为原则的文学观。强烈的故事性是小说叙事中

百姓的生活空间,以特别的亲和力表现底层趣味,突出

民间草根意识和俗文化的价值取向;第三,它在功能上

总是以特定地域空间为平台,蜀文化就像平静流淌的

锦江水波,涤荡、漂染着作家在特定语境中展示叙事的

给读者带来审美愉悦的关键所在。民间故事尽管偏重

于俗态的小市民意识,但通过讲故事的方式来释放生

存焦虑,并把作家个人身份的认同,加速人格分裂和欲

望释放,精英化价值判断的淡化和通俗化娱乐功能的

174

汪坚强再论成都“大生活”作家的地方文化意识

性语言交际工具,它具有强大的地域文化特征。本土

强化,构成了普通老百姓的价值时代。“从发生学的角

度来看,民间叙事本是人们的行为和思维在其所直观

感知的生活世界的一种构形,人的行为和所处的时空

背景相互作用,相互阐释,才产生叙事的意义。因此,

叙事文本展演的一定区域内的民众生活图景便体现为

一种文化的行为体系,叙事空间也可以视为区域性‘小

文化的阐释需要通过方言来加以诠释和充分的表述,

才能达到完美和谐的统一,才能彰显其丰厚的文化内

涵和凸现地域文化风情的主旋律。对于一座城市来

讲,可以说方言就是这个城市的音乐形象。从文学审

美的视角来说,方言的运用也就成了集时代元素、地域

风情、语词时尚和表现自我为一体的突破口。颜歌在

解释小说《五月女王》时说:“小说中我尝试用方言写

作,想在方言和普通话之间达到和谐。用方言的时候

是真实的我,用方言是我生猛的、原始的、直接的状态。

方言是我的童年,我特别想在写作过程中解决的就是

[17]

传统’社会的缩影” 。比如,车辐笔下的袍哥社会、

罗清和笔下的沦落者世界、乔瑜笔下的下层劳动者、吕

志刚笔下的职场竞争、桑格格笔下的童稚理想境界、文

迪笔下的情色男女、老樵笔下的“漂流一族”、洁尘笔下

的情场失落者,等等,都是在成都这座城市的区域性小

传统社会中进行的叙事。

[20]

方言,想从方言中找到突破口。” 显然,这是作家在

创作实践中进行方言写作的真实体会。

“大生活”作家的民间叙事也注重一种在活态民间

叙事中以身体动作为主要媒介进行民间行为叙事。这

种以行为为载体的叙事很接近艺术上的“行为艺术”,

但却是有重要区别的,后者是把象征性意义明确地蕴

涵于行为本身,以达到抽象概括现实世界的某些本质;

而作家的行为却是为叙事本身,如老樵“插标卖稿”显

然是《成都虾子》人物事件的再现式叙事。陈思和在论

述莫言小说叙事时说:“他的小说叙事里不含有知识分

子装腔作态的斯文风格,总是把叙述的元点置放在民

“大生活”作家的方言叙事最能充分地体现特定时

代的地方文化痕迹。林文询先生认为,“方言代表着一

个时期的文化精神,包含着丰富的社会、民俗、生活信

[21]

息,具有很强的‘活化石’价值” 。车辐在叙事与方

言运用中表现的是20世纪初成都社会各阶层,由于袍

哥势力在民众中的特殊作用,袍哥用语和方言时时交

替出现,自然带有那个时代的印迹;罗清和写建国后极

左路线背景下的“黑五类”子弟的艰苦生活,政治术语

的民俗化、方言用词的政治化和习惯用语的政策化,都

带有鲜明的阶级斗争年代的时代特色;乔瑜则站在新

世纪与世界经济接轨为时尚的时刻,对社会底层艰辛

求生者追求个人尊严的关注,不是简单的同情和单调

的声援,而是借助方言词汇的表述,增强他们的自我意

志来体现人格的自觉与自主,因为“本土的语言最能表

示自觉与自主,而自觉与自主正是民族自尊之所

[18]179

间最本质的物质层面———生命形态上启动发轫。”

显然,老樵的行为叙事本身就是对“知识分子装腔作势

的斯文风格”的反叛,是城市民间像虾子一样的藐小人

物的“生命形态启动发轫”。

“大生活”作家的民间叙事在表达方式方面呈现出

自由表达和自在状态,这里要特别提到网络空间所给

予的支撑。“大生活”作家多数都是以网络写手的身份

出现在文坛,获得了比较多的点击率而暴得大名,在网

络的自由空间获得了自主自为的表达,实现了民间文

化传承的自由空间。如果从文学接受的视角看“自由

自在”思维体系下普通民众对熟悉的生活原型所给予

的“期待”,生活被文学化的过程正是接受者获取共鸣

的审美过程。它“意味着人类原始的生命力紧紧拥抱

[22]342

依” ,这也是这个年代所独具文化色彩的遗迹。

“大生活”作家群通过本土方言来塑造人物形象是

出于对作品人物的尊重和艺术还原“文学是人学”的美

学原则。罗清和用“方脑壳”塑造了一群“土眉土眼”的

府南河畔的“街娃儿”(《成都方脑壳传奇》);文迪把“粉

子”用于肤白妖娆的漂亮女子(《成都粉子》);老樵把

生活本身的过程,由此迸发出对生活的爱憎、对人类欲 “虾子”用于勤奋善打拼的渺小男人(《成都虾子》);桑

望的追求,这是任何道德说教都无法规范,任何政治律

条都无法约束,甚至连文明、进步、美这样一些抽象概

念都无法涵盖的自由自在。在一个生命力普遍受到压

抑的文明社会,这种境界的最高表现形态只能是审美

格格在大街上痛骂“三轮儿”“瓜娃子”(《小时候》);洁

尘让诗人野崖追求女主人公时开口称呼“操妹儿”(《酒

红冰蓝》);乔瑜写柳东眼中的美女洪雨“这个婆娘之漂

亮,之巴适,之不摆”(《大生活》)。这种把“人物的口

语、习惯、个性刻画、行为描述上均有意识地融入了大

量地域的民间语言元素,使民间语言的运用与地域文

化精神的表现紧相维系、相为表里,让人们在特定的语

调、语态、语意、语境之中,感受到不同地域独特性的、

[

19]4

的” 。

四

本土语言:彰显文化内涵和凸现地域文化风

情的主旋律

本土语言是以方言口语为主体并自成体系的区间

175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

23]62

整体性的文化氛围,从而收到特殊的表达效果” 。

最后,“大生活”作家运用方言进行写作都充分考

虑了读者接受时怎么去实现方言的可接受性,即用什

么样的文本方式去与读者勾通。车辐、罗清和、乔瑜、

桑格格等善于从方言叙事入手,着力去捕捉生活中最

能代表地域文化特征的附着物,对它进行方言句式的

关照,让小说文本体现出一定的美学价值。《锦城旧

事》、《成都方脑壳传奇》和《大生活》的叙事、写景、对话

和人物塑造等,都是在充分的方言语词中完成的。《锦

城旧事》一律采用方言与袍哥用语的杂烩,几乎每一段

文字都涉及语词的标注,每一个页面都有旁批式的解

说;《成都方脑壳传奇》的文本方式是把注释放置于每

一章节的末尾,懂方言语词的读者大可不必去翻动书

页,可以没有障碍的阅读下去,而不懂方言的读者在阅

读过程中时时都要来回翻动书页,给阅读带来了一些

麻烦;《大生活》中的方言不可谓不多,但在叙事文本的

设置中,加入了对方言土语的解释,一方面让读者读

懂,另一方面在解释方言时融入了第三者对方言的感

知,让叙事文本充满谑趣和幽默。余肖华的《成都往

事》中出现的方言,在小说文本上采用了括号注解的方

面,在阅读方面也给予了读者很多的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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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唐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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