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8卷第4期

2

011年7月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JournalofSichuanNormalUniversity(SocialSciencesEdition)

Vol.38,No.4

July,2011

宋代理学家诗文的中和从容之境

陈忻

(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成都610068)

摘要:宋代理学家的诗文记录了他们面对人生挫折和天地万物的态度,二者呈现出的共同之处便是源自于“心

体不累于欲,无入而不自得”的中和从容之境。前者表现为以“志胜气,义处命”的涵养胸襟化解苦闷,将愤懑悲恨

转换成中正和平之音,从而体现出平正从容的格调气韵。后者则因打通了物我的阻隔,故能以物观物,在寻常的生

活和物事中体悟天理,其价值就在于平淡从容之中蕴含着对“理”或曰“道”的真切感悟。

关键词:宋代;理学家诗文;中和从容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5315(2011)04-0089-05

宋代是理学大兴的时代,此期的理学家在关注天人之

际、探究心性之理的同时,也表现出对朝廷政治的空前热

情和对客观外物的特别关注,以此为题材的诗文作品或表

现其面对得丧穷通之态度,或抒写其观物达理的意趣,无

没有“据中道以自成”的一类呢? 以此为标准来衡量宋代

诗文,就会发现其时的理学家为实现致君尧舜的理想,“拳

[4]二五五册,《答朱元晦》六,92

拳之心不敢不自勉”

,其热情积极之情贯

注于言行之间。但当他们遭逢不遇时,却又能以义理为立

[1]《颜子所好何学论》,577

不以“约其情使合于中,正其心,养其性”

为

身之本,“虽在困穷艰险之中,乐天安义,自得其说

[1]941

特色,呈现出从容自在、中和圆融的境界,生动地展示了理

乐” 。由此体现出的圆融从容,为其诗文作品注入了

[2]《答舒国用》

学家“心体不累于欲,无入而不自得”

的精神风

非常鲜明的化解悲愤、浩然从容的中和气韵。

貌。本文将结合宋代理学家有关政治际遇和观外物以悟

理的两类诗文来探讨其中和从容之境。

宋代理学家特别强调中和的气度,他们要求“约其情

[

使合于中,正其心,养其性”

1]《颜子所好何学论》,577

。“合于中”并

一

化解悲愤,浩然从容

非超离或抽空情感,不食人间烟火,相反,却正是建立在承

认喜怒哀乐之情感的大前提之下的,所谓“喜、怒、哀、乐,

情也。其未发,则性也,无所偏倚,故谓之中。发皆中节,

王夫之曾对宋人的两种从政态度提出批评:“人之欲

有所为者,其志持之已盈,其气张之已甚,操必得之情,则

必假乎权势而不能自释。人之欲有所止者,其志甫盟而即

自疑,其气方动而遽求静,恒留余地以藏身,则必惜其精力

而不能自坚。二者之患,皆本原于居心之量;而或逾其度,

或阻其几,不能据中道以自成,要以远于道之所宜而堕其

[5]18

情之正也,无所乖戾,故谓之和” 。“中”即无所偏倚,也

就是“当喜而喜,当怒而怒,那恰好处,无过不及,便是中。

[6]48

此中即所谓和也” 。宋代理学家所强调的无过无不及

的“情之正”是建立在“吾人所安者义理,义理所在,虽刀锯

鼎镬,有所不避,岂与患得患失之人同其欣戚于一升黜之

[3]201

大业,皆志气之一张一驰者为之也。”

在这里,王氏以

[7]《与勾熙载》,90

“据中道以自成”作为评判的依据,前者“其气张之已甚”,

间”

的基础之上,它成为宋代理学家评论他人作

有“逾其度”之失;后者“自疑”,“求静”,“恒留余地以藏

身”,故乏兼济的刚毅。二者均因“居心之量”的难得其中,

品和从事诗文写作的根本尺度。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朱

熹赞扬陶渊明“有高志远识,不能俯仰时俗”,其作品“词义

[8]262

“要以远于道之所宜而堕其大业”,故皆遭否定。那么,有

夷旷萧散,虽托楚声,而无其尤怨切蹙之病云” 。包恢

收稿日期:2010-10-16

基金项目:重庆市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宋代理学家的文学思想及创作研究”(编号:2010YBRW71)的研究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陈忻(1963—),女,辽宁沈阳人,文学博士,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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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称赏黄庭坚“横祸所加,随处安受,不悔不折”,“观其自转徙州县,沉沦卑冗以没其身,而处之浩然,未尝少

[13]《德安府应城县上蔡谢先生祠记》,3793

述在宜州之日,所僦之舍,上雨傍风,无有盖障,‘人以为不

堪其忧’,‘余既设榻焚香而坐,与西邻屠牛之机相直’,盖

挫。

吾人之遇不遇,道之行不行,固有天命,是区区

[9]三一九册,《跋山谷书范孟博传》,309

[7]《与朱子渊》,174

悠然自得也”

。

者,安能使予不遇哉?

宋代理学家的中和特质表现在其诗文的写作中,便是

采取了不同于一般文人作品缘自于外在事件或个人际遇

而直接兴发“不平则鸣”的抒情方式,对于“穷戚则职于怨

憝,荣达则专于淫泆。身之休戚,发于喜怒;时之否泰,出

于爱恶。殊不以天下大义而为言者,故其诗大率溺于情

义难阿世非忘世, 志不谋身岂误

7]《和杨廷秀送行》,302

[

身?

伊川归自涪州,气貌容色髭发皆胜平昔。门人问

何以得此? 先生曰:“学之力也。大凡学者,学处患难

[1]430

贫贱。若富贵荣达,即不须学也。”

[

10]四十六册,《击壤集自序》,52

好”

度。事实上,宋代理学家大多都遭逢了不遇,他们饱含着

的作品,宋代理学家持以否定的态

天道固冥冥,世路尤险巇。吾生本自浮,与物多

瑕疵。此去知何事,生死不可期。执手笑相别,无为

儿女悲。轻醉壮行色,扶摇动征衣。断不负所学,此

[

11]2675

“

爱君希道泰,忧国愿年丰”

的浓挚情感,以积极热情

[

15]蔡元定《谪舂陵别诸友》,28924

的态度投身到政治舞台中,却经历了理想难行,甚至被逐

出朝廷的悲愤。当此之际,他们并非没有不平,就以朱熹

为例,“淳熙九年,晦庵为浙东提举,按台州唐仲友不法。

丞相王淮与唐姻,故使察院陈贾弹之,侍郎郑丙目为伪学,

心天所知。

“义难阿世非忘世,志不谋身岂误身”是他们共同的人

生信条,其浩然从容正是建立在这一基础之上的。朱熹于

绍熙元年所作的《书画象自警》就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

从容乎礼法之场,沉潜乎仁义之府。是予盖将有

意焉,而力莫能与也。佩先师之格言,奉前烈之余矩。

惟闇然而自修,或庶几乎斯语。

[12]

遂以祠去” 。他作于此时的《感春赋》云“触世途之幽险

兮,揽余辔其安之?慨埋轮而絷马兮,指故山以为期”,流

露出的迷茫郁闷是极为清晰的;《朱子语类》卷第一百七记

载朱熹再被宁宗逐出国门,他的“今番死亦不出。才出,便

只是死”的愤懑之音不可谓不激烈。面对庆元党禁的残酷

一方面是“予盖将有意焉”,另一方面却又因为种种原因,

最终“力莫能与也”。对于这样的结局,宋代理学家不取韩

愈《送孟东野序》所肯定的那种“有不得已者而后言,其歌

也有思,其哭也有怀。凡出乎口而为声者,其皆有弗平者”

的写作原则,而是选择“从容乎礼法之场,沉潜乎仁义之

府”的“闇然而自修”的方式,从而达到“心安”。

“心安”是宋代理学家最重要的特质之一,“心安”是

[13]《答刘德修》,4849

现状,朱熹“胸中犹勃勃不能已也”

。但是,宋

代理学家的最大特色就在于他们总能用理学思想的精义

化解个人的最大愤懑悲苦。他们特别注重将仕途穷通与

涵养胸襟结合起来,从而大大强化了守正不阿、中和平正

的特质。陈亮曾作《朱晦庵画像赞》,称其“体备阳刚之纯,

气含喜怒之正”,其实这也可以作为宋代理学家诗文特质 “身安”的前提,“心安”便能做到“物各付物,便役物

[1]264

的精炼概括,亦即超越了个人的穷达悲喜后的一种坚毅从

也” ,亦即“性其情”。这也正是造就理学家浩然从容

之诗歌的关键所在。诚如周敦颐《通书·颜子第二十三

章》所说:“天地间有至贵至爱可求而异乎彼者,见其大而

忘其小焉尔。见其大则心泰,心泰则无不足。无不足则富

贵贫贱处之一也。”

[

7]《语录下》,439

容,其大前提就是“大做一个人”

,即要求以坚毅

的操守和乐道的精神面对人生。对此,宋代理学家的论述

非常透彻:

仁者在己,何忧之有? 凡不在己,逐物在外,皆忧

[

1]352

也。“乐天知命故不忧”,此之谓也。

如前所述,宋代理学家并非超离了喜怒哀乐的情感,

但他们却与一般文人的表情方式不同。他们不取一般文

人任性而发、任情宣泄的写作方式,而是通过浓郁的理性

思维、深厚的涵养胸襟把愤懑悲恨转换过滤成中正和平之

音,其诗文中很少出现因之于仕途穷通的大悲大喜,而是

体现出平正从容的格调气韵。这就与一般文人作品“和平

之音淡薄,而愁思之声要妙,欢愉之辞难工,而穷苦之言易

[

1]《秋日偶成》,482

富贵不淫贫贱乐,男儿到此是豪雄。

由无愧于心、持守义理出发,宋代理学家在认定“人之

[7]409

文章,多似其气质” 的同时,就已经把“俯仰浩然,进退

[7]《与杨守》,123

[1]1152

有裕”

的胸襟和“非中不立,非和不行”

的气

度融入了诗文创作的要义之中。这便是对“性其情”的肯

定和对“情其性”的否定:“约其情使合于中,正其心,养其

性,故曰性其情。”“纵其情而至于邪僻,梏其性而亡之,故

[

16]《荆潭唱和诗序》,262

好”

的创作思维拉开了距离。宋代理学家

[

1]《颜子所好何学论》,577

曰情其性。”

这种要义在理学家的诗文中具

的作品注重真性情的抒写,但他们对“真”的把握则又是建

立在“当喜而喜,当怒而怒”的“无过不及”的“恰好处”这一

大前提之下,其内在的依据和基础便是“志胜气,义处

体体现为对写作对象的选择,以及平实从容的写作笔法的

确立。翻开他们的作品,我们就能发现许多以从容朴实的

文笔塑造的守义重节、不以个人得失挂怀的人物形象:

[1]1187

命” 。这是一种胸襟,一种境界,以这样的境界从事创

(谢良佐)建中靖国中,诏对不合,得官书局,后复

作,其作品自然与沉湎于一己之私的悲欢喜怒不同。

90

陈

忻

宋代理学家诗文的中和从容之境

[10]四十六册,《渔樵对问》,55

何我不物?

二

以物观物,乐在吾心

诗歌创作总是要涉及到如何处理客观外物与作者之

间的关系,作者持怎样的心境观照外在景物,外在景物又

会在诗歌中担当怎样的作用常常是诗论家的重要话题。

从一般文人的诗歌创作来看,作者常常是从个人当时当地

特定的情感出发来观照外物,其基本模式是触景生情和移

情入景,正如钟嵘所说:“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揺荡性

情,形诸舞咏。”“若乃春风春鸟,秋月秋蝉,夏云暑雨,冬月

祁寒,斯四候之感诸诗者也。”“感荡心灵,非陈诗何以展其

理学家认为,只要达到了物我一体、以物观物的境界,

其写作就能“状理则理趣浑然,状事则事情昭然,状物则物

态宛然,有穷智极力之所不能到者,犹造化自然之声也。

盖天机自动,天籁自鸣,鼓以雷霆,豫顺以动,发自中节,声

[9]三一九册,《送吴规甫序》,296

自成文,此诗之至也”

。宋代理学家记

载了不少观物以察理的例子:

佳处草木皆异,无俗物,观此亦可知

7]《语录下》,463

周茂叔窗前草不除去,问之,云“与自家意思一

[

学。

[

义?非长歌何以骋其情?”

17]2ꢁ3

很明显,这种创作模式下

[

1]60

的景物在诗歌中的地位是从属性的,其目的就是为作者的

抒情服务。与之相比,宋代理学家写作诗文却有着不同的

思路,他们认为,物我从来就不曾分开,所谓“天地之间,万

般。”

范阳张氏曰:明道书窗前有草茂覆砌,或劝之芟。

明道曰:“不可。欲常见造物生意。”又置盆池,畜小鱼

数尾,时时观之。或问其故,曰:“欲观万物自得

[1]1029

物之理,无有不同” ;“人在天地之间,与万物同流,天

[

1]30

[18]卷三十九

几时分别出是人是物” ;“天地间清爽之气周流无穷,与

人心之爽本无间隔”:

意。”

宋代理学家“以物观物”的最终目的就在于体悟蕴含

在外物中的“理”,这也是他们诗文中的“乐”之源泉。其具

体表现就是观造物生意之乐、万物与我为一之乐以及万物

各得其所之乐:

余惟天地间清爽之气周流无穷,与人心之爽本无

间隔。由昏于利欲,故扞格而不入。疏沦而澡雪之,

去其所以昏我者,耳目所接,山川风雪,四时佳景入我

怀抱,岂不澄然莹然,休休然有无涯之乐

“天地之大德曰生”,“天地絪緼,万物化醇”,“生

[14]二八一册,《咽爽亭记》,232

哉?

之谓性”,万物之生意最可观,此元者善之长也,斯所

[1]120

谓仁也。

既然外物与我没有任何间隔,那么二者之间也就不存在对

立的关系,正所谓“物非物,何物非我?我非我,何我非物?

[11]1436

万物与我为一,自然其乐无涯。

[

9]三一九册,《送吴规甫序》,296

万物皆备于我,反身而诚,其乐大矣”

。

宋代理学家通过观物所领悟到的万物生生之意和各

得其所之理就寓于大自然中,作者不必苦心寻觅,更不需

要浓郁激烈的主观情感的介入。这就决定了宋代理学家

诗文中所表达的体道之乐不是大起大落模式,而是平凡自

在的,是一种悟理体道后的从容平和,是一种透彻的达理

之后的洒落之情。其特点就是“和融莹彻,充塞流行,动容

周旋而中礼,从心所欲而不逾,斯乃所谓真洒落矣。是洒

可见,理学家的“乐”来自于物与我的交融合一。这里需要

特别说明的是,理学家所说的“物”并非一般文人诗文中那

种客观的、作为作者情感载体的具体外物,而是“道”或曰

“

理”的承载者,它们蕴藏着的深意正是理学家的兴趣所

在。也正是基于此,宋代理学家在写作诗文时,其着眼点

并不放在摹画欣赏外物的美妙,或兴发物我交会时的情

感,而是重在表现他们观照万物以体会天理的意趣,由此

决定了理学家的观物不会取文人那种因物及人、由此及彼

的情感抒发,重在透过外物以观天地万物之理,体会天地

万物一体之仁。邵雍在其《皇极经世书》卷十二《观物篇》

之十二中把这一点说得十分清楚:

[2]《答舒国用》

落生于天理之常存”

。这种洒落体现在理学家的

诗文中,便是言理而不泥于理,写景而不滞于景的乐在其

中的特色。正如邵雍《击壤集自序》所说:

《击壤集》,伊川翁自乐之诗也。非唯自乐,又能

乐时与万物之自得也……其或经道之余,因闲观时,

因静照物,因时起志,因物寓言,因志发咏,因言成诗,

因咏成声,因诗成音,是故哀而未尝伤,乐而未尝淫。

虽曰吟咏情性,曾何累于性情哉。

夫所以谓之观物者,非以目观之也。非观之以目

而观之以心也。非观之以心,而观之以理也。……圣

人之所以能一万物之情者,谓其圣人之能反观也。所

以谓之反观者,不以我观物也。不以我观物者,以物 “因闲观时,因静照物,因时起志,因物寓言,因志发咏,因

观物之谓也。既能以物观物,又安有我于其间哉?

由于物我一体而不分离,所以能够以物观物,达到这

言成诗,因咏成声”正是对“和融莹彻”的“真洒落”的注脚。

程颢正是读出了邵雍诗中的经道之乐、悟道之乐,所以作

《和尧夫首尾吟》曰:

样的境界:

我物皆致意,由是明天地亦万物也,何天地之有

焉? 万物亦天地也,何万物之有焉? 万物亦我也,何

先生非是爱吟诗,为要形容至乐时。醉里乾坤都

寓物,闲来风月更输谁?

万物之有焉? 我亦万物也,何我之有焉? 何物不我, “至乐”的内涵就是“乐时与万物之自得”,这也是宋代理学

91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表”的处理身心关系的原则,这个原则的根本特征就是不

家观物的根本精神之所在。不累于情,也就是不受个人一

时情感的左右,它的根基就是对于“理”的深刻体悟和践

履。正如程颢《秋日偶成》一诗所说:“道通天地有形外,思

入风云变态中。”“道”贯通于天地有形之外,却又寓于“风

云变态”之中,亦即“触处是道理,只缘这道理本来到处都

离“吾身之所处”,而又能“行吾心之所乐”的“从容”“洒

落”,其落脚点则是“非唯自乐,又能乐时与万物之自得

[10]四十六册,《击壤集自序》,52

也”

。这样的特质和内涵决定了宋代理

学家的诗歌并不刻意选择外在的景物和事物,而是信手拈

来,“凡立于皇王帝霸之兴替,春秋冬夏之代谢,阴阳五行

之运化,风云月露之霁曀,山川草木之荣悴,惟意所驱,周

流贯彻,溶液摆落。盖左右逢原,略无毫发凝滞倚著之

[11]1029

是” 。理学家特别推崇曾点,其理由也在于此:

曾点见得事事物物上皆是天理流行……他看见

[11]1026

日用之间,莫非天理,在在处处,莫非可乐。

[19]《邵氏击壤集序》

“理”就寓于寻常的生活和物事之中,所以理学家对之

意”

。既然“乐”的源泉不在于外在的事物景

产生的会意和认知也就不同于一般文人重在抒发大悲大

喜的激烈情感,而是平和从容、乐在吾心的:“世俗以外物

为乐,君子以吾心为乐。乐在吾心,清明四达,无适而非

象,世间万物所承载着的“理”才是“乐”的根本,所以世间

的平凡的生活和平淡景色,都能引起理学家发自内心深处

的“体道”之“乐”:

[14]二八一册,《是亦园记》,241

道,则亦无适而非乐。”

乐在吾心,所以不

退安陋巷颜回乐,不见长安李白愁。两事到头须

[

1]《秋日偶成》,482

受外物的牵累,谢良佐的《上蔡语录》就曾以程颢的绝句

偶成》为例说明这个问题:

学者须是胸怀摆脱得开始得,有见明道先生在鄠

有得,我心处处自优游。

《

春服初成丽景迟,步随流水玩晴漪。微吟缓节归

[13]《曾点》,285

来晚,一任轻风拂面吹。

县作簿时有诗云:“云淡风轻近午天,望花随柳过前

川。旁人不识予心乐,将谓偷闲学少年。”看他胸怀直

是好,与曾点底事一般。

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一时新。等闲识得东

[13]《春日》,285

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

宋代理学家看重的是“我意”“我心”之乐,由此决定了

他们诗歌作品的“平淡自摄”,“真味发溢,又却与寻常好吟

谢氏所说的“胸怀摆脱得开”,“与曾点底事一般”,其

实就是指诗歌的着眼点应摆放在体道、乐道的精神之上,

所以能做到既不滞着于外在的事物本身,又不脱离日常的

平凡生活。因为“(曾点)言志,则又不过即其所居之位,乐

其日用之常,初无舍己为人之意,而其胸次悠然,直与天地

[

11]3333

者不同”

的特性,他们的注意力不在外物表面的精

彩,而是移步换形、信手拈来,不避琐细的题材和平淡的笔

法。既然“天地万物之理,……皆自然而然,非有安排

[1]121

也” ,他们对“乐”的体悟也就不依赖外物的精美奇丽,

[5]130

[20]220

万物上下同流,各得其所之妙,隐然自见于言外” 。正

因为宋代理学家无入而不自得的体道之乐缘自于平凡的

生活,所以其风格就不会是外向张扬的,而是从容自在、平

凡朴素的:

所以不必追求“写物之功” 。杨简在其《家记九》中,借

着批评文人诗歌说明了这个观点:

后世文士之为辞也异哉,琢切雕镂无所不用其

巧。曰“语不惊人死不休”;又曰“惟陈言之务去”。

……虽曰无斧凿痕,如大羹元酒,乃巧之极功,心外起

意,益深益苦,去道愈远。

闲来无事不从容,睡觉东窗日已红。万物静观皆

[1]《秋日偶成》,482

自得,四时佳兴与人同。

闻道西园春色深,急穿芒屩去登临。千葩万蕊争

用这个观点评论文学创作,确有偏颇之处。但理学家与纯

文学家之间本来就存在着鸣天理与鸣不平的差异。他们

反对“去道愈远”的“琢切雕镂”,提倡以物观物,其目的是

在指引人们体悟天地万物之理。

[13]《春日偶作》,285

红紫,谁识乾坤造化心。

这些作品看似平淡无奇,实则隐含着理学家对“理”的

深刻体认及因之而产生的快乐之情。理学家观万物而品

百事,从天地万物、四时变化中领会“理”的内涵并以诗歌

的形式表现出来,他们在“千葩万蕊争红紫”中感悟“乾坤

造化心”,在日常生活中认识“闲来无事不从容”、“万物静

观皆自得”的道理。当他们最终打通天地万物的阻隔时,

也就找到了“安心”、“至乐”的真正所在,从而获得会心悟

理之乐。与之同时,外部世界无所不在的从容自得的质性

及理学家因之而兴发的悟理之乐也为其诗歌染上了和乐

自在的色彩,这就是邵雍《闲吟》诗所说的“忽忽闲拈笔,时

时乐性灵”。

宋代理学的理论体系是博大精深的,但理学家悟理体

道的过程却是平凡的、朴素的。他们把人与天地自然融为

[1]4

一体,所谓“自家心便是草木鸟兽之心也” 。他们的这

类诗歌平淡无奇,既不追求情感表达上的狂涛巨澜,也不

关注精致奇妙的摹画外物,其重心是在平淡无奇之中蕴含

着对“理”或曰“道”的真切体悟。当理学家进入诗文创作

之时,他已经不再是一个“小我”,而是一个超越了世间形

形色色的烦扰琐碎的“大我”。只有达到了这样的境界,他

才能够“随所至所遇,皆真景真趣,悠然理融,怡然心

[

9]三一九册,《肇庆府学二先生祠堂记》,345

陈淳在其《详<集注>“与点说”》中提出了“即吾身之所

处,而行吾心之所乐。从容乎事物之中,而洒落乎事物之

会”

,从而写出“无入而不自得”

的诗篇。

92

陈

忻

宋代理学家诗文的中和从容之境

体现出鲜明的个性特色。其平正圆融的外表下所包蕴着

的对待人生仕途的进退自如的精神气度和对待天地万物

的深刻思索,不仅丰富了宋代文学的内容,而且对后人的

立身处事也具有启发意义。

以上简单探讨了宋代理学家作为政治舞台上的人和

作为日常生活中的人在写作诗文时体现出的中和从容的

境界。作为宋代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理学家的这些诗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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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袁燮文[G]//全宋文.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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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钟嵘.诗品[G]//历代诗话.北京:中华书局,1982.

18]性理大全书[G]//文渊阁四库全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19]魏了翁.鹤山集[G]//文渊阁四库全书.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20]胡仔.苕溪渔隐丛话[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

[

TheHarmoniousStateofmindinConfucian

Philosophers^’PoemsintheSongDynasty

CHENXin

Colle_geofLiberalArts,SichuanNormalUniversit_y,Chen_gdu,Sichuan610068,China)

(

Abstract^:Confucianphilosophers^’poemsintheSongDynastyrecordedtheirattitudestoward

theirsetbacksinlifeandtowardseverythingaroundthem^,whichbothindicatingthatthey

reachedtheharmoniousstateofmind.Theyresolveddepressionandturnedtheirangerintohar-

monyandthusshowedtheirharmoniousdisposition.Moreover^,theirharmonycontainstheir

trueunderstandingofjusticecomingfromtheircommonlife.

Keywords^:theSongDynasty^;Confucianphilosophers^’poems^;theharmoniousstateofm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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