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8卷第5期

2

011年9月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JournalofSichuanNormalUniversity(SocialSciencesEdition)

Vol.38,No.5

September,2011

国民党留守议员与

“二次革命”后的北京国会

余杰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成都610064)

摘要:“二次革命”失败后,围绕国民党与国会关系问题,国民党系议员发生了严重分歧,选择继续留在国会的

国民党议员寻求通过政治手段而非军事手段解决与执政当局的冲突。为此,他们通过国会平台,采取了一系列动

作,以缓和与政治对手、政府以及袁世凯本人的紧张关系。不过,国民党议员的转变很大程度上难以适应现实政治

的需要,也使得国民党在国会中的制衡作用不断消解。随着袁世凯成为正式总统,国民党议员被迫暂时终止其政

治生命,民初议会政治至此也走到了尽头。

关键词:二次革命;议会政治;北京国会;国民党议员;袁世凯

中图分类号:K25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5315(2011)05-0012-08

“

二次革命”失败后,围绕国民党与国会关系问

的“二次革命”失败。“二次革命”对北京政局的影响

至为关键。原同盟会人的军事行动,事实上首先破

坏了民初由各种势力妥协而建立的制度规则,导致

由国民党人主导成型的政制设计面临两难的尴尬处

境。袁世凯就曾说过:“共和民国,以人民为主体,而

人民代表以国会为机。政治不善,国会有监督之责。

政府不良,国会有弹劾之例。大总统由国会选举,与

君主时代子孙帝王万世之业,迥然不相同。今国会

早开,人民代表咸集都下。宪法未定,约法尚存,非

经国会,自无发生监督之权,更无擅自立法之理。岂

少数人所能自由起灭? 亦岂能因少数人权利之争,

题,国民党系议员发生了严重分歧。部分原同盟会

的国民党议员出于各种原因选择离开国会,重新聚

集在孙中山周围,力图重走“革命”之路。大部分国

民党籍议员则选择继续留在国会,寻求通过政治手

段解决与执政当局的冲突。为此,他们通过国会平

台,采取了一系列动作,以缓和与政治对手、政府以

及袁世凯本人的紧张关系,希冀在让渡部分利益的

前提下,换取政党和国会的正常运转。不过,国民党

议员的转变很大程度上难以适应现实政治的需要。

随着袁世凯成为正式总统,国民党议员被迫暂时终

止其政治生命。有关“二次革命”后北京政治进程的

论著,大多属于通论性质,并且多集中于探讨民初国

[1]148

掩盖天下人民代表之耳目?”

袁对镇压“二次革

命”诉诸“共和”、“国会”之高义,既是争取舆论的先

手,也是对国民党破坏“游戏规则”的宣示。

①

会的成败原因,定性分析多于定量分析。本文提

供以事实为依托的定量分析,希望有助于理解民初

政局的复杂性。

“宋案”发生后不久,以孙中山为首的原同盟会

要人就开始酝酿武装“讨袁”计划。大借款正式签署

后,孙中山公开表示:“目下正在渐就恢复,若再兴兵

戎,势必贻国人以莫大之害。然国人前此既以极大

一

政治语境与国民党留守议员的初步应对

₁₉₁₃_年₇_月₂₅_日_,革命军败于湖口,仓促举事

收稿日期:2010-08-22

作者简介:余杰(1982—),男,四川自贡人,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近代中国政治史。

12

余

杰

国民党留守议员与“二次革命”后的北京国会

[2]56

[10]

代价换得共和,则今此必当誓死拥护共和。”

由

己所处之地位,必先无丝毫无理非法之可言” ,其

于孙的言词过于激烈,当时英国报刊曾拒绝刊登此

电。不过,稍晚孙中山与黄兴联合致电万国改良会

会长、美国人丁义华,声称:“不知国民纵有攻击政府

之心,而此案(指‘宋案’)并非关系南北之事。二次

用意明显针对在野的国民党。

章士钊曾引用美国政治学者、曾任哈佛校长的

罗伟(Lowell)的话说:“认明反对党为正当团体,如

彼能诱致议会之多数,并认明其有权用事,此政党政

治所以成功之第一要素而即平民政治所以成功之第

一要素也。”进而指出:“此条件之适用处有三:一在

竞争时;一在得势时;一在失势时。”其中,“失势时而

守此也,可以释然于党势之消长,嫉与忿两无所用

之,且并了然于己之所以失败者无他,特本党党纲未

为国人所共喻,由于鼓吹未尽其道,此后惟当整顿,

[3]59

革命之说,实为不经。” 否认发动“二次革命”的

传言,对孙中山而言,可能是虚与委蛇的说辞,但对

黄兴而言,则更可能是其内心的真实写照。

正式国会开会前夕,黄兴在为国民党上海交通

部机关刊物《国民》月刊撰写的“发刊词”中指出:“国

会议员发表,吾党实占多数,足征吾党之政见合乎公

理,所以得人民之赞同,占优胜之势力,而有左右政

治之机会。吾人宜应时急起,实行吾政见,以慰人民

[11]390

第二次旗鼓而已” 。“二次革命”后,国民党面

临政治对手、社会舆论以及内部危机的多重压力,在

国会中处于“失势”的境地。与章士钊对罗伟之言的

理解相反,此时的国民党被迫放弃政党赖以存在的

条件,开始调整反对党的立场。

[4]316

希望之殷。”

即便是在痛失挚友宋教仁的情况

[5]50

下,黄依然“尊重司法”,“纯主法律解决” 。

孙、黄两人的不同态度,不仅凸显出原同盟会内

政治择路的异向,而且代表着国民党内存在的分歧。

“赣宁之役”失败当日,北京国民党本部即召开

会议,商议应对之策。与会者分歧严重,尤其在是否

公开谴责黄兴、李烈钧等人的军事行动以及是否对

黄兴等除名问题上各执一词。其中一方认为此次乱

事(指“二次革命”)“属此少数人之手段”,全党名誉

不能败坏;另一方则主张持冷静态度,不急于表态。

因为“缓激方面暂且皆不置一词”,故“该党开会并未

“

自宋案发生,国民党议员分为激烈、稳健两派”,当

湖口起事之时,张继及白逾桓等先已南下,留京重

要分子,仅吴景濂、李肇甫、张耀曾、谷钟秀诸

“

[6]49

人” 。但离京的国民党议员并不多,“参议员南

下者最多不过三十人。众议员南下者,虽无确报,以

[7]174

至多之数计之,亦不出四十人以外” ,且南下者

[8]13

[12]

大多系旧同盟会成员。选择留守国会的国民党

得表决之结果。盖两派之意见不能融合也” 。

议员立场则趋向稳健,“且欲专依宪法,限制袁氏权

由于未能形成统一意见,使得本已出现裂痕且

[6]50

[13]

利,不欲随激烈派南下举兵讨袁” 。

组织松散的国民党发生进一步分裂。对此,记者

事实上,“二次革命”前国民党即已呈现分化之

黄远庸认为国民党内的“议会派”面临两难处境:在

势,打出公开旗号的派系有著名的“五政团”,即相友 “排袁”问题上,“议会派”与“武力派”的主张相同;在

会、政友会、癸丑同志会、集益社和超然社。这些组

织规模各异,其人员也不以国民党议员为限。例如

手段选择上,“议会派”主张“不须武力”,与“武力派”

相异。“目的同”而“手段异”的结果,使得国民党内

形成的折中意见“一面请袁退位,一面令两方停战”

“政友会”就是山西国民党籍众议院议员景耀月与曾

[

7]175

组织国事维持会之孙毓筠联合成立的,其中国民党

并无可行性,就连国民党本部都“未肯遽发” 。

另一方面,国民党本部未能就南方国民党的军

事行动做出明确表示,也使执政当局的怀疑和担忧

有所增加。袁世凯通电质问国民党:“政党行动首重

法律。近来赣粤沪宁凶徒搆乱,逆首黄兴、陈其美、

李烈钧、陈炯明、柏文蔚皆国民党干事,从逆者亦多

国民党员。究竟该党是否通谋,抑仅黄、李等人行

动?态度不明,人言藉籍。”袁并警告国民党:“该党

干事人员如果不预逆谋,限三日内自行宣布。并将

隶籍该党叛徒一律除名,政府自当照常保护。若其

声言助乱,或借词搪塞,是以政党名义为内乱机构,

员占3/6,进步党员占2/5,且自袁世凯处领有50万

[9]69

元维持费 ;以脱离同盟会的刘揆一为会长的“相

友会”和“政友会”则持反国民党立场。因此,国民党

作为国会第一大党的地位在“二次革命”前后实际已

发生明显变化。

尤其重要的是,南方国民党人的军事行动,致使

国会中的国民党议员背上或有形或无形的“政治包

袱”。《申报》在7月初曾发表一篇观察犀利的评论

文章,指出:中国今日政党之“离合”只存在“理法派”

和“时势派”的分别,而号称所谓“理法派”者,“必自

13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

14]

法律绝不能为该党假借也。” 此前,总检察厅已经

步党取得谅解,促成进步党组阁,这也可视为国民党

释放善意的表示。“二次革命”后,袁世凯推出的总

理人选熊希龄,得到进步党的鼎立支持,国民党方面

传讯国民党代理理事吴景濂,要求其公开澄清南方

[15]

叛乱与国民党之间的关系,否则将“下令取缔” 。

与此同时,国会中的政治对手进步党也向国民

党施压。“二次革命”发生六天后,进步党籍众议员

汪荣宝、王敬芳就向众议院提出《咨请政府征伐叛徒

建议案》,要求:“政府为维持国家生存起见,应以严

厉之方法为适当之处分。……须知此种问题绝非党

派之竞争,亦非南北之意见。断不容假借名义,希图

[22]224

对此则不持异议。亲国民党的一份报纸甚至

开列出以进步党为主的内阁人选。虽然“此乃报纸

之所任命”,当局者“实尚不曾有此”,但却反映出“拟

[7]171

议者以为如此实深得党派之调和或操纵者也” 。

甚至“国会因赣宁之役后,皇皇自救,无论任何总理

[5]133

皆可通过” 。熊希龄内阁在7月23日和7月30

日分别获得众参两院会通过,尤其是参议院的表决

结果与占优势的“国党赞成”有密切关系。

[16]

煽惑,我民国安危存亡实系于此。” 以进步党员为

主组成的参、众两院“鄂赣皖苏四省议员联合会”则

[

17]123

发表通电,“主锄民军” 。

对是否坚持彻底的“责任内阁”,国民党和进步

党有某些共识。“责任内阁”一直是国民党的主张。

如章士钊所言:“夫内阁制之所长,即在立法行政两

部连为一气。此制演进既深,表面上虽似议会操纵

政府,而实际上则政府操纵议会,以内阁不啻议会中

面对不利的政治局面,国民党留京议员依托国

会进行过一定程度的抗争。国民党方面先是力图阻

止北京国会继续开议,以动摇袁世凯政权的合法性。

参议院议长张继率先离京南下,并在天津《民意报》

发表通电,呼吁“全体议员迁出北京,择地开议,以讨

[

最强之一委员会。”

24]521

身为进步党党魁的梁启超

[

18]

元凶而伸国法”,但响应者有限。随后,国民党又

企图迫使国会休会。7月25日,议员蒋举清在参议

院提出议案,主张国会议事“纯为制宪”,意在冻结国

也是“责任内阁”的支持者,他在6月份进步党的一

次会议上谈到“内阁改组”问题时申言:“总统与政府

实为两机关,既不能以总统而牵涉政府,亦不能以政

[19]208ꢀ209

[25]595

会;不过,此举遭到进步党议员的抵制

。继

府牵涉总统。”

如今国民党放弃组阁,并从旁呼

之,国民党参议员韩玉辰提出《请袁大总统辞职以平

大乱建议案》,呼吁袁世凯下台以解决政治乱局;国

民党议员为主的鄂赣两省两院议员联合会还发表通

电,希望黎元洪出面维持,“必有正当之解决”;不过,

吁“责任内阁”,自然容易获得组阁者好感。

“二次革命”后,国会各党派加速有关总统问题

的商议,国民党议员所持立场有所调整,目的是争取

与袁世凯改善关系。8月9日《申报》刊载了参议员

王安富“请提前选举总统”的文章,当中论及:“值此

外辱迭乘,楚歌四面,长此内乱相寻,势不演成瓜分

之祸不止。……有谓以武力解决者,有谓以调和解

决者,皆非根本问题也。”在他看来,“临时政府久应

代谢,其所以迟迟者,缘总统选举须根据宪法”,而宪

法之所以“未成”,则与“本院行动濡滞”有关,因此他

[20]

这些举动均招致进步党方面反对。

这些短暂且缺乏成效的“抗争”行动,对改善国

民党在“二次革命”后异常艰难的政治处境帮助不

大,甚至导致国民党制衡政府的能力遭到削弱。如

果与宋案、大借款案时期相比,此时的国民党简直

“判若两人”,“第二革命之际,国民党之激烈派,固受

[

26]

‘

成王败寇’史律之支配,招时论暴徒之批评,而残留

[6]12

建议立即选举正式总统,以解决当前时局。随

后,“先举总统”的主张逐渐为国会各方所接受。

此前,国会国民、进步两党均主张“先定宪法,后

举总统”。此时,为避免与袁世凯之间的紧张关系因

北京之稳健派,亦随而蒙其影响” 。

国民党留守议员的政治运作与立场变化

党势已见衰颓的国民党留守议员为此改变策

二

略,旨在维持国会。首先,为避免国民党遭总检察厅 “二次革命”进一步升级,国民党不再坚持前议。众

取缔,7月31日,吴景濂、王正廷等遵照袁世凯的命议院在9月5日开会当天的七项议案,全部系主张

令:“通告黄(兴)、陈(其美)、李(烈均)、柏(文蔚)纯 “先选举总统事”,除共和党的张伯烈等少数人反对

系个人行动”,故此开除黄兴等四人的党籍,并宣布

外,出席的340余名议员,赞成者为210人,该提案

以多数支持获得通过;国民党议员谷钟秀、张耀曾等

[21]

国民党本部“不预逆谋” 。国民党此举在划清与

南方军事行动关系的同时,也暗示向政府让步。

其次,国民党本部力图与国会重要对手———进

[27]

还提出动议,要求参议院通过。

起初,国民党方面有人对此并不赞成,“此次选

14

余

杰

国民党留守议员与“二次革命”后的北京国会

举总统问题,该党前开议员会,本以十九票对于三十

余票之比较少数否决。其原因则因该党议员中稍有

意见,故不一致”,不过“该党中坚人物如吴景濂、谷

钟秀、张耀曾等皆主张此案最力之人”。在9月10

日参众两院召开合会后,国民党方面召集议员开会

讨论“总统选举”问题,“多数意见以为,大势所趋,人

心所向。若仅该党表示反对,无论是否有效,先蒙此

治动作不仅没有扭转政治难局,反而导致国民党在

国会中的立场模糊,其反对党的资格和号召力遭到

削弱。章士钊曾言:“盖政党者,为政纲而争,非为人

而争也。为政纲争,则彼争一政纲,而我复争一政

纲,必彼之政纲为甲,而我为乙,……。苟不能异,则

政争之结果,必至于驱选民为党魁之奴隶,隳党员之

道德,徒从事于机械变诈,以侥幸取胜,甚或暴乱无

秩序,以武力取胜,是直政党之贼也。且旗帜不甚鲜

[28]

不韪之名,殊属非计” 。面对“大势所趋,人心所

向”的巨大政治压力,国民党议员不仅想做成“顺水

人情”,更希望就此全面缓和与政治对手的关系。

宪法起草委员会国民党籍委员相继被捕被害事

件,也对“先选总统”的程序变更产生影响。8月10

日,段芝贵电告袁世凯,称国民党籍议员徐秀钧与江

西叛乱有关,徐在8月15日遭到军政执法处逮捕,9

[30]417

明之党,不能保持党员真正之多少数。”

假设的情形,不幸被他支持的国民党所印证。

国民党留守议员与北京国会的收束

章士钊

三

当时所谓的“法律派”在国民党议员中间绝不在

少数,前述被害议员徐秀钧就是其中之一。值得注

意的是,徐秀钧之被害,并非仅仅由于其国民党籍议

员的政治身份,而是他的“违法”事实。徐本为江西

籍众议员,“时宋君教仁被刺于沪,袁政府秘结外债,

潜军队南下窥赣。徐愤甚,为当道日事阴谋,蹂躏约

法,议员徒恃口舌,无后盾,难举监督之实,乃力主五

[29]160

月2日被杀害。另外,参众两院的国民党籍议

员朱念祖等八名议员也于8月27日遭到拘捕。国

民党议员被逮捕事件频繁发生,刺激着国民党方面

尽速通过法律以保障政党及自身权益。

[31]28

在“先举总统”之议提出伊始,黄远庸就认为:

省合纵之说” 。而“据赣省匪党供称”,徐秀钧为

[29]162

“

先举总统之议,今议会及各党虽尚无反应者,记者 “李逆烈钧所委驻京坐探”之一。此时尚不能

敢预言各党或将一致主张先举总统。盖除非国党不

计外,即国党或变形之国党,亦将主张先举总统。何

则?总统不举,袁某届时或有意外,则称兵搆乱者为

得悉袁世凯是否已下定解散国民党的决心,“袁意仍

[32]

不牵涉党争,有人请解散该党,袁不许” 。

“赣宁之役”后,袁世凯曾邀请吴景濂谈话,袁问

吴:“此次赣宁之乱,国民党在赣宁地方滥杀反对党,

南方人均目国民党为乱党。今国民党本部在北京,

何所恃,不怕反对党来报复,仍然高揭国民党旗帜?”

吴则回应说:“国民党的人在南方滥杀人,均系国民

党党员行动,非国民党本部所主使。……想大总统

对国民党作乱之人虽然愤恨,而对国民党本部不参

加作乱安分之议员,当然以法律保障之也。”袁对吴

[7]177

有词也。”

据黄远庸判断,国民党同意“先举总

统”还有通过法律“约束”袁世凯之意。无论出于何

种考虑,国民党同意“先举总统”,均实质性改变了其

对宪法起草程序的选择,对后续的政治进程影响甚

大。

事实上,无论“先举”还是“后举”总统,其人选似

均非袁世凯莫属。如同样主张“先定宪法,后举总

统”的梁启超就说:“据现在国势而论,理事长亦当表

示意见,以为目前能维持国家存在者,莫今临时大总

统袁公世凯”,梁甚至不惜“推袁公为本党正式总统

[33]29ꢀ30

的建议不置可否,只“闻予言大笑” 。

无论吴景濂的回忆是否真实可靠,袁世凯曾经

力图与国民党内温和派沟通,争取稳定国会中国民

党势力的尝试似乎值得相信。袁世凯此时授意成立

的公民党亦不无通过政治手段“解决”国民党的意

思。值得注意的是,9月3日,原本在参议院占优势

的国民党未能赢得议长补选,9月8日旨在“压抑”

[24]595

候补者” 。尽管国民党同意“先举总统”也算事

出有因,但如此一来,其制衡政府的能力就越发下

降。难怪《申报》记者也认为:“国民党态度近来已翻

[28]

然改变,几于议场中颇能表示稳健之态度。” 殊不

知,这也可能正是国民党的无奈之举,“稳健”与“无

力”对此时的国民党而言真正很难区分。

[34]

国民党的公民党便“不失时机”的出现。国会中

党派分化加剧,国民党的影响力进一步遭到削弱。

“总统选举”问题被反复讨论的过程就是这一时

期政治力量分化激烈的表现。9月12日,参、众两

院为“先举总统”问题开合会,出席议员达600余人。

谋求与进步党妥协,支持其组阁;向袁世凯示

好,通过“先举总统”的提案,国民党在国会的制衡作

用已经很大程度上发生了改变。国民党一系列的政

15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国民党议员谷钟秀主张“先订宪法中关于总统制一

力量。国民党议员的投票则相对分散:第一轮投给

[

35]

部,由国民会议议决选举之” 。经表决,645人中

赞成者达615人,以超过3/4的绝对多数通过。尽

管国民、进步两党已经达成共识,但公民党不满由国

民党方面主导的宪法起草委员会“所订之数大纲”,

孙中山、伍廷芳及唐绍仪等国民党人的选票接近60

票,第二轮投给国民党人的选票则减少近一半。第

二轮投票中,除袁世凯和黎元洪两人得票有所增加、

孙中山得票不变外,所有第一轮得票者选票均减少,

由此可知第一轮投给国民党人的选票相当部分应该

流向袁世凯方面。在袁世凯与黎元洪“对决”的选举

中,袁世凯以507票、得票率近3/4的绝对多数当选

“

意欲借审查委员会推翻之”,导致“向以不争党见著

[7]193ꢀ194

名之宪法起草委员会之委员,乃大生畛域” 。

而本为国民、进步两党所支持的“审查会”也由

于得到公民党的支持而备受攻击。进步党议员丁世

铎等人“皆以不守党议为一部分党员所斥”,国民党

[38]407ꢀ408

正式大总统

。

其实,就选举得票所进行的分析来看,国会中

方面的“张耀曾等向主有审查会者,亦大为该党人所 “挺袁”势力和“非袁”势力相对稳定,如果不是第三

排斥,斥其卖党,并加以不名誉之嫌疑”,“其实皆子

虚乌有之谈”。考其原因,则是因为“公民党遇事格

外起劲。他党党员则往往不欲与公民党同一步调,

以故明明可如此主张者,而因公民党人格外起劲之

故,遂令他人翻然改图”,于是,“进、国两党分子咸致

轮投票采用由袁、黎二人对决的方式,的确很难预测

袁世凯当天能否被顺利选出。问题在于,尽管袁世

凯当选总统几乎是毫无悬念的事情,但在选举制度

下也难以“尽如人愿”,投票给黎元洪的议员未必就

③

反袁。不过,国民党在这次攸关大局的选举中,几

[36]

疑于各该党之重要分子” 。这样的“蹉跌”不可避

乎难有作为,却是不争的事实。

免影响到国民党和进步党之间刚刚有所进展的关

在总统、内阁相继被政治对手取得后,国民党方

面只能寄希望于由其主导的“天坛宪法草案”,企图

[7]195

系,两党“提携之潮流”“又生一大波折” 。为了

反对公民党,其他党派竟然不顾自身固有立场和原 “假宪法约束袁世凯”,进步党方面亦希望通过完成

[

38]428

则,衍生为典型“为反对而反对”的局面,进一步表明

国民党议员在国会议事活动中主导权的丧失。

论者在谈到正式选举总统时,总不免对袁世凯

宪法以约束袁世凯 ,双方于是联手加速推进宪

法起草工作。但袁世凯正式当选总统后,就率先单

方面改变“宪法公布权”。为平衡“先举总统”造成的

程序问题,10月4日由宪法会议公布的《大总统选

举法》宣布“宪法”将由宪法会议公布,这显然有违

②

授意公民团包围国会、强选总统给予谴责。但是

“先举总统”的立法程序和《大总统选举法》之颁布,

均经国会绝对多数同意。除袁世凯外,其他人选绝《临时约法》第三十条“临时大总统代表临时政府,总

难得到国会多数议员之同意。袁的当选不应该遭致

太多责难。9月20日,曾激烈反对“先举总统”的共

和党举行“预选正副总统之候选人”,结果在有67名

议员投票的“预选”中袁世凯得50票,当选为“候补

揽政务,公布法律”之规定。袁“左右法律派,主张咨

宪法会议,争宪法公布权”,但袁因欲尽速当选总统,

[39]331

而对“公布权”的争取并不积极。然而,由宪法

会议公布宪法的约定,并没有任何法律保障,在袁世

[

37]

④

大总统” 。这一得票率接近七成五,考虑到“尚有

宪法起草委员会暨出京者十余人未能莅会”,其最终

结果应能超过“选举法”规定的3/4绝对多数。

在10月6日举行的大总统选举会议中,出席的

参众议员共759人。前两轮投票的统计显示,袁世

凯的得票数分别为471票和497票,位居第二的黎

凯当选正式总统后更遭遇立法程序上的困难。

袁世凯在总统就职后仅一周就致信宪法会议,

要求索回“公布权”;宪法会议则以“宪法草案尚未

成,无开议机会”,未予答应。进而,袁授意政府八名

委员出席三读会,遭到国民党方面拒绝,认为此“乃

政府异想天开,不遵约法”,由国民党议员占多数的

元洪得票数分别为154票和162票。换言之,前两 “宪法起草委员会委员等,依约法所载,制定宪法系

轮的投票结果基本反映出国会的力量对比。国会中

支持袁世凯的力量毫无疑问超过半数,国会由党派

支配的局面彻底不复存在。支持黎元洪者包括共和

党、部分国民党和进步党议员,其联合之实力远不足

以左右国会,却是较为典型的“成事不足,败事有余”

国会专责,无政府派员参加之规定,拒绝公文不收,

[1]156

并请来人不准到会” 。此举招致袁世凯发表声

[39]334

明公开反对宪法草案。

值得注意的是,袁世凯就宪法公布权提出的质

疑,正是各方为妥协起见、企图“便宜行事”所造成的

16

余

杰

国民党留守议员与“二次革命”后的北京国会

结果。虽然“国民党议员既不争政权,惟争宪法上民

主政治的精神”,但最后国民党法律派所计算的通过

数国民党激烈派议员“出走”而休会,但国民党议员

中的“稳健派”已无力继续发挥“二次革命”前对政府

监督的作用。过于强调妥协与缓和,不仅造成国民

党的立场日益模糊,也使得国民党的实力不断消解,

很难再整合成国会政治中的制衡力量。

“宪法”制约总统的设计,反过来被袁世凯通过赢得

“合法”选举成为总统而制约。这真是一个莫大的讽

刺。屡屡“吃亏”的国民党宪法起草要人张耀曾因此

抱怨:“耀曾以一身斡旋期间,苦心孤诣,思欲引导

之,共进于轨道,不识所谓权术机巧,惟其憨愚直拙

至少在当时,袁世凯并非被认为是“非国会派”。

国民党的激烈派人物谭人凤在1913年5月下旬曾

与袁有过一次对话,在谈到宋案和大借款等敏感问

题时,袁世凯表示:“人谓我违法,我丝毫不违法。宋

案候法庭裁判,借款听国会解决,国会决议要如何便

如何。我何违法之有?宋案证据有黄克强盖印,黄

克强既非行政官,又非司法官,何能盖印?即此已违

[40]31

之素性。”

₁₀_月₃₀_日,宪法起草委员会三读通过草案,宣

告宪法正式出台。部分国民党人或许是迫不得已的

行动总算在法律上发挥出一点实际的效果。不过,

袁世凯对国民党已经不再存有任何幻想,终于11月

₄_日_宣_布_取_消₄₃₈_名_国_民_党_籍_议_员_资_格_,导致国会

不能开会,国会一期常会至此被迫草草结束。

[42]119

法,尚责我乎?”

为“何必辩难”。

谭相信袁“言之成理”,因此认

四

余论

在总统选举前夕,针对有关“国体问题”可能生

变的传言,黄远庸也曾乐观认为:“吾人于袁总统即

深信其深明大势,又小心翼翼,决不肯为此不相干之

举动”,且袁对军人有“控御之能力”,尤其要紧的是

必须认识到,民初政治所面临的是一种复杂局

面,任何单一力量均难以主导政局发展。国会政治

之所以成功建立并初步运转,不能不说是各方势力

妥协的结果。政局发生根本性质的转寰很大程度上 “现际正式总统不日选出之时,各国确将争先承认。

[

7]198

缘于“二次革命”后的政治发展,被宋案和大借款案

搞得焦头烂额的袁世凯由此获得一大转机。由于军

事行动,国民党很容易被看成是“失道”者。因此,国

民党议员所进行的调整很大程度上是被动且消极

的,而即便是那些力图缓和局势的调整,也容易被错

误解读。

此即承认袁总统及中华民国之保证” 。从军政、

内政、外交等诸多层面来剖析袁世凯不至于“动摇国

体”,理解不可谓不深。虽然在事后看来未必尽合事

实,但黄的分析至少说明“动摇国体”并不符合袁世

凯的利益。

其实,就袁世凯与政党及国会的复杂关系而言,

尚有进一步讨论的必要。理论上,“尊重国会”与“反

对国民党”之间存在区别。如果从“二次革命”后政

治进程来看,诚如邹鲁在国会被解散一年后所总结,

₇_月₂₅_日_,梁启超曾致信袁世凯说:“国民党中

大起恐慌,其议员纷纷出京。其党中魁杰之主持阴

谋者,即思利用此时机,以消极手段破坏国会。前日

参议院表决专议宪法,搁置他案,即将以此为休会地

[

43]2

袁世凯正是“由厌恶国民党,进而厌恶国会” 。

袁世凯曾向美国公使芮恩施(Reinsch)抱怨、指责国

民党不讲“信义”。这一思路是基于袁自身政治立场

来看待国民党的立场调整,把政治对手的策略变化

看成是与自己实现关系正常化的交换手段。这是传

统朋党政治的典型特征,但并不符合国会政治的内

在要求,恐怕是袁世凯“对国会的职能和真实用处,

[41]674

步。”

说国民党人想利用休会达到破坏国会的

目的,可能是梁启超对进步党不能组阁的担心。但

对国民党参与国会政治缺乏信心,则明显是国民党

军事行动的附带结果。对民主政治颇有体察的梁启

超认识尚且如此,遑论他人。

国民党本部对南方的军事行动未能公开表示谴

责,也使得他党势力对其存有戒心,“解决”国民党恐

非袁世凯一方的想法。梁启超对此就有类似认识:

[44]13

尤其是对国会内的反对派的职能和用处”

缺乏

真正认识和了解所致。

“

数日以前,国民党之党略,一面在南倡叛,一面仍欲

就政党的存在而言,通过合法途径获取政权是

民主政治的最大特征,“政党者,有一定之党纲、党

员,占议席于国会,日伺现政府之隙而攻之,有隙则

盘踞国会以捣乱。一两日来见大势不利,又一变其

[

41]675

方针,专务煽动议员四散,使国会不能开。”

此

[45]65

时,梁启超担心的恰恰不是袁世凯能否保有国会,而

是国民党可能对国会“捣乱”。尽管国会并未由于少

谋倒之,且取而代之,以实行其党纲者也” 。无

论国民党在“二次革命”后为改善政党处境做出何种

17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变化,均不能改变其制衡政府,并希望由在野党成为

士坦率地鼓吹自己的主张,以争取获得足够的赞同

者在取得政治权力方面得到成功”,“中国政治的缺

执政党的追求。袁世凯当选总统后,虽然得以更大

程度掌握行政权,但并不等于国民党彻底蜕变为袁

的“附庸”,“宪法草案”在国民党的主导下以罕见的

[44]10

陷就是不了解这个民主的基本原则” 。英国宪

政为世人所称道,一大关键是“政党之能相容”,其中

“王之反对党”被陆威尔称为“实十九世纪英人对政

治最伟大不朽之贡献”,因此“虽交互起伏,国政并不

[46]157

快速方式获得通过就是证明。

很难确切解释袁世凯解散国民党的复杂动机,

不过正如宪政专家芮恩施敏锐指出的那样:袁世凯

的“种种言行根本无助于建立一个稳定的议会制政

府,而建立这样一个政府的必要条件是容许其他人

[47]113ꢀ114

剧烈变动”

。“二次革命”的政治后果实际

上是由国会中的国民党留守议员来承担,这或许正

是国会政治在民初所遭遇的尴尬。

注释:

①

主要的研究成果有:宝成关《民初国会述论》,《社会科学战线》1985年第5期;赵小平《论民初国会的失败》,《四川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年第2期;王业兴《论民国初年议会政治失败的原因》,《历史档案》1996年第4期;孙宏云《再析民初

(

政党政治失败的原因》,《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9年第1期。

②

③

④

相关论述参见李剑农《中国近百年政治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59页;汪建刚《国会生活的片断回忆》,《文史资

料选辑》第82辑,中国文史出版社1999年版,第184页。

相对于1923年举行的“总统选举”而言,袁世凯的当选似更有“民主”意味。谢振民就认为:(与曹锟相比)“袁世凯之必经决

选而始能当选,是利诱之胜威胁远甚。”参见谢振民编著《中华民国立法史》,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71页。

有关“宪法公布权”,参见王世杰《比较宪法》,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304-305页。

参考文献:

[

1]凤岗及门弟子.三水梁燕孙先生年谱:上册[M].上海:上海书店,1990.

2]孙中山.致各国政府和人民电[M]//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中华民国研究室.孙中山全集:第3卷.北京:中华书局,

984.

3]孙中山.复丁义华电[M]//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中华民国研究室.孙中山全集:第3卷.北京:中华书局,1984.

4]黄兴.《国民》月刊出世词[M]//湖南省社会科学院.黄兴集.北京:中华书局,1981.

5]张国淦.北洋述闻[M].上海:上海书店,1998.

6]谢彬.民国政党史[G]//荣孟源,章伯锋.近代稗海:第4辑.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

7]黄远庸.远生遗著:下册卷三[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8]张继.张溥泉先生回忆录·日记[G]//沈云龙.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3辑.台北: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1985.

9]杨幼炯.中国政党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1937.

10]最近之中国政党谈[N].申报,1913-07-02(3).

11]章士钊.政党政治之惟一条件[M]//章含之,白吉庵.章士钊全集:第2卷.上海:文汇出版社,2000.

12]各政党对于兵祸之态度[N].申报,1913-07-26(3).

13]南事发生后之国民党本部[N].申报,1913-08-01(3).

14]国内专电[N].申报,1913-08-02(2).

15]国内专电[N].申报,1913-07-26(2).

16]两院纪闻[J].宪法新闻,1913,(13).

17]蔡元培.熟仁熟忍孰诚孰伪[M]//高叔平.蔡元培政治论著.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1984.

18]张继致参议院电[N].申报,1913-07-11(2).

19]张永.民国初年的进步党与议会政党政治(1912-1913)[D].北京:北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未刊),2003.

20]众议院惩罚韩玉辰之提案[N].申报,1913-08-07(3).

21]国内专电[N].申报,1913-08-07(3).

22]张玉法.近代中国民主政治发展史[M].台北:东大图书股份有限公司,1999.

23]章士钊.变更政制之商榷[M]//章含之,白吉庵.章士钊全集:第2卷.上海:文汇出版社,2000.

24]梁启超.进步党特别会演说词[M]//夏晓虹.饮冰室合集集外集:中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

1

[

18

余

杰

国民党留守议员与“二次革命”后的北京国会

[

25]众议院之向往责任内阁谈[N].申报,1913-08-30(6).

26]国会议员之请提前选举总统者[N].申报,1913-08-09(3).

27]众议院先举总统之议决[N].申报,1913-09-11(2).

28]先举总统声中之各政党[N].申报,1913-09-19(6).

29]王葆真.民国初年国会斗争的回忆[G]//文史资料选辑:第82辑.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9.

30]章士钊.政党组织案[M]//章含之,白吉庵.章士钊全集:第2卷.上海:文汇出版社,2000.

31]王建中.洪宪惨史[M].上海:上海书店,1998.

32]国内专电[N].申报,1913-07-22(3).

33]吴景濂.吴景濂自述年谱(下)[G]//近代史资料:总107号.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34]国内专电[N].申报,1913-09-03(2).

35]先举总统案之第一次国民议会[N].申报,1913-09-18(3).

36]选举总统声中之各政党[N].申报,1913-09-26(3).

37]共和党预选正副总统之候补人[N].申报,1913-09-26(3).

38]张玉法.民国初年的政党[M].长沙:岳麓书社,2004.

39]杜春和.张国淦文集[M].北京:燕山出版社,2000.

40]张耀曾.东渡之告别书[M]//杨琥.宪政救国之梦———张耀曾先生文存.北京:法律出版社,2004.

41]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

42]谭人凤.在总统府之谈话[M]//石劳勤.谭人凤集.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

43]邹鲁.余之癸丑[M]//梅萼.邹鲁文存:第5集.台北:文海出版社有限公司,1985.

44]芮恩施.一个美国外交官使华记[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45]章士钊.论统一党[M]//章含之,白吉庵.章士钊全集:第2卷.上海:文汇出版社,2000.

46]顾敦鍒.中国议会史[M].上海:上海书店,1990.

47]费巩.英国政治组织[M]//编委会.费巩文集.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5.

[

TheKMT-membersandtheBeijing

CongressAftertheSecondRevolution

YUJie

(

Histor_yandCultureInstitute,SichuanUniversit_y,Chen_gdu,Sichuan610064,China)

Abstract^:AfterthefailureoftheSecondRevolution⁽1913⁾^,theKMT-membersdivergedse-

riouslyabouttherelationbetweentheKMTandtheCongress^,ofwhomthosewhochosetostay

intheCongressseekingtosolvetheconflictwiththerulingauthoritiesthroughpoliticalmeans

ratherthanmilitaryresortsandtotakeaseriesofactionsfordetentbyemployingtheCongress

asaplatformwithpoliticalopponents^,theGovernmentandYuanShikaihimself.However^,

theirchange^,toalargeextentfailedtomeettheneedsofpoliticalrealitywiththeKMTꢁsrolein

counterbalancingintheCongressdissolving.WhenYuanformallybecamePresident^,theKMT-

memberswereforcedtoabrogatetheirpoliticallifeandthecongresspoliticsoftheearlyRepublic

cametoanend.

Keywords^:theSecondRevolution^;parliamentarypolitics^;BeijingCongress^;KMT-mem-

bers^;YuanShikai

[责任编辑:凌兴珍]

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