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祚唐《文渊阁四库全书》某些卷首首行误出“荟要”考
蒙皇上发下四库全书内《吴都文粹·十老序》一篇,指出上页低一格写,下页顶格写,前后书写体例
[3]《大学士舒赫德等奏<十老序>文系格式错误应将总裁等议处折》,577
不符之处,实属错谬。
虽然增加了誊录,制订了《功过处分条例》,此后错误仍然不断,以致又有三个月一次的定期查核:
臣等奉旨,令将四库全书处进过书籍,从今年正月起,所有指出错讹记过之处,通行查核。其分校、
[3]《军机大臣奏遵旨将总裁等错
覆校错至两次,总裁名下错至三次者,均著查明,交部议处。此后每三月一次奏闻。
误次数查核并交部察议片》,580
三个月一次定期查核的制度可能减少了差错,但并未杜绝错误:
自本年正月至三月止,四库馆进过全书二次,散片一次,武英殿进过《荟要》二次。臣等详加查核,八
阿哥抽阅书内有错误一次,十一阿哥抽阅书内有错误三次,侍郎王杰有记过一次,应请旨交部分别察
[
3]《军机大臣奏遵旨查明一至三月所进书籍错误次数请将阿哥总裁等交部察议片》,811
议。
紧迫任务中不断出现的错误,也应包括《全书》和《荟要》抄缮格式的混淆,虽然笔者尚未在有关档案中发
现这样的记录。
二)主观原因
.誊录人员的疏忽
(
1
如,许溶抄缮《金佗续编》卷二十三至三十,仅卷二十八首叶首行误书“荟要”;曹秀榆,《历代制度详说》十
二卷均系其一人抄缮,仅卷十误书;李豳图,《沧浪集》三卷均系其一人抄缮,目录、卷一误书,卷二、三不误;陆
学稼,一人抄缮《嘉禾百咏》,提要不误,正文误书;许思光,抄缮《御选宋诗》卷五十三至五十五,仅卷五十四误
书。上述诸人均不是全部误书,可见正是紧张工作高压下的精力分散疏忽致误。
抄缮《西山读书记》卷十四、十五的邓肇槐,卷十四不误,卷十五误书,也与以上诸人情况相似;不过,其后
十余位誊录抄缮至该书卷末(卷四十)的二十余卷竟无一不误书,是否即由邓的误书引发,抑或该书原拟收入
《荟要》后又决定撤出充做《全书》一种,而卷首改之未尽,却颇堪探索。
在前引乾隆三十八年闰三月十一日《办理四库全书处奏遵旨酌议排纂四库全书应行事宜折》“首行卷数,
此时难以预定,誊写时暂空数目字样,统俟编辑告成后再行补填”的规定下,当时的《荟要》誊录似乎养成了这
样的习惯,即根据接受任务的大致抄缮卷数,预先写好每卷的首行的书名或书名后再加一“卷”字,每开始抄
一卷时取预先写下首行的一张作为该卷首叶。至于在每卷首叶首行预写书名(或加“卷”)下的“卷×”(或
“×”),则待负责排列卷序的人员确定该书在《荟要》中的卷序时填入。
暂留空白待日后填写,不仅限于卷首的卷序:
今朕偶阅文津阁四库全书内《扬子法言》一书,其卷一首篇有空白二行,因检查是书次卷核对,竟系
[3]《谕内阁将文津阁全书内<扬子法言>空行行交军机大臣填补等事》,2233
将晋、唐及宋人注释名氏脱写。
所谓“脱写”的两行,按照文渊阁本是卷一首叶a面的第三、四行,上空七字,抄缮格式如下:
晋李轨唐柳宗元
宋咸吴祕司马光重添注
注
[1]696ꢀ274上栏
宋
其中朝代与人名之间,晋、唐两代不空格,但宋朝的第一位注释者偏又姓宋,不空格则两“宋”相连,似是
开始抄缮一时难定格式,暂留两行空白,最后决定以空格特殊处理避免两“宋”相连,再行填入。文津阁本的
所谓“脱写”,其实是留空的一处填写遗漏。
留空待填写,与版刻书籍中留空待刻近似。
[7]1001,12022号④
如清沈峻曾《涟漪堂遗稿》三卷
,每卷卷首首行都只顶格刻“涟漪堂遗稿”,接下为空白,没有
通常“卷×”或“卷之×”,第二、三、四行是选者、著者、校阅者、编辑者身份姓名,第五行分别是该卷的文体名
称“文”、“诗”、“理言”,中缝亦出相应的文体名称。这可以理解为沈氏遗稿开始编辑时总卷数和卷序未能确
定;当然也可以理解为选者林云铭本来就是按文体选编作者的文稿,汇集某一文体文稿便编一卷,不便亦不
拟出卷序,所以卷首首行只刻书名。
[8]
与之类似的有清朱定元《静宁堂文集》不分卷,只是卷首众多而杂乱,中缝文字亦多有与卷首不对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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