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9卷第2期

2

012年3月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JournalofSichuanNormalUniversity(SocialSciencesEdition)

Vol.39,No.2

March,2012

明代屈原戏论考

何光涛

(四川宜宾学院文新学院,四川宜宾644007;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成都610068)

摘要:明代以屈原为主角或配角的戏曲共四部:袁于令的传奇《汨罗记》、吕天成的传奇《神女》和《双栖记》、徐

应乾的传奇《汨罗》,均已亡佚。袁于令创作《汨罗记》一事虽仅属传闻,但确属实;当时的时代背景和他的正义性

格,促成他创作了该剧;但创作后不久,其父出于望子成龙的心理将其焚烧。《神女》、《双栖记》是否属于屈原戏,学

术界看法不一,但相关文献和它们的剧情均表明它们是屈原戏;《神女》的作者存在争议,但基本可以认定是吕天

成。关于徐应乾的生平,除了祁彪佳《远山堂曲品》中的零星记载,明末刘若愚《酌中志》一书也有较为详细的记载;

今人的戏曲著作多将《汨罗》写成《汨罗记》,误。以上四剧的关系因《远山堂曲品》模糊不清的记载显得扑朔迷离,

其实它们之间并不存在互相参考、抄袭的事实。

关键词:明代屈原戏;《汨罗记》;《神女》;《双栖记》;《汨罗》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5315(2012)02-0105-10

有明一代,以屈原为主角或配角的戏曲共四

史遗文》,诗文有《音室稿》(或作《及音室稿》)、《砚斋

稿》(或作《留砚斋稿》),戏曲作品有《西楼记》、《金锁

记》、《鹔鹴裘》、《瑞玉记》、《玉符记》、《合浦珠》、《珍

珠衫》、《汨罗记》、《战荆轲》、《双莺传》等。

①

部,分别是袁于令的传奇《汨罗记》、吕天成的传奇

神女》和《双栖记》、徐应乾的传奇《汨罗》,均已亡

《

佚。关于它们的文献资料甚少,学术界目前还无专

文论述。本文拟汇集相关文献资料,对四部剧作的

相关问题予以考论。

学术界对袁于令的生平、著述和思想多有研究,

取得了不少成果。但是对其《汨罗记》一剧,还少有

研究。该剧仅祁彪佳《远山堂曲品》著录,云:“闻友

人袁凫公有《汨罗记》,极状屈子之忠愤,《记》成乃为

秦灰,不可得见,惟散其事于《神女》、《双栖记》中。

一

袁于令的《汨罗记》

②

袁于令(1592—1672),江苏吴县人。原名晋,

明末改名为于令;字韫玉,一字令昭;号凫公,入清不

久号箨庵;别署幔亭峰歌者、幔亭过客、幔亭仙史、吉

衣道人、白宾;室名有剑啸阁、音室、及音室、砚斋、留

砚斋。他出身吴县名门望族,风流倜傥,性喜音律,

热衷戏曲创作。本为贡生,后因与人争妓除名国子

监。明末入京求官,结果不详。入清后步入仕途,最

后官至荆州知府。顺治十年(1653),以“侵盗钱

[2]65

孔坪为此,历历叙致,已是畅其所欲言。” 这段话

有很多值得研究之处,如袁于令是否真正创作过《汨

罗记》?若是真实的,又是谁烧了它?他创作该剧的

原因是什么?笔者拟就这些问题作一番考述,以就

教于学术界。

(一)袁于令创作《汨罗记》的真实性

[

1]程迓亭《赠荆州守袁大韫玉》题下注引,258

粮”

乡,依靠朋友的周济,诗酒自娱。康熙十一年

之罪被免官,回到家

因为该剧仅见于祁彪佳《远山堂曲品》一书,并

且祁彪佳又说是“闻”,即听说,所以袁于令创作该剧

的真实性就值得怀疑。笔者认为,要考查其真实性,

(

1

₆₇₂),客死于绍兴上虞县。著述丰富,小说有《隋

收稿日期:2011-11-03

作者简介:何光涛(1975—),男,四川平昌人,宜宾学院文新学院副教授,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

105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首先得分析祁彪佳和袁于令之间的关系。

没有和袁于令的家人交往过,所以他只能是从袁于

令本人那里听到的。

③

祁彪佳(1602—1645),浙江山阴人,字虎子,

一字幼文,又字弘吉,号世培,自号寓山居士,明末著

名戏曲家。天启二年(1622)中进士,任福建兴化府

推官。崇祯四年(1631)升御史,后出任苏州府、松江

府巡按。后因得罪权贵,受到排挤,退居家中达八年

之久。崇祯十五年又被启用为河南道御史。崇祯十

六年因弹劾吴昌时,被改官南京任刷卷。潞王监国

时,出任苏州府、松江府总督。清顺治二年(1645)清

兵大举南下,自知事不可为,自沉殉国。

袁于令会不会是故意杜撰此事,以欺骗祁彪佳

而博取名声呢?应该不会,因为他极富才华,文思敏

锐,要创作一部戏曲并非难事。如清人雷琳等编撰

的《渔矶漫钞》记载他曾经创作传奇《瑞玉》,“词曲工

妙,甫脱稿即授优伶。群绅约期邀袁,集公所观唱

演。是日诸公毕集,而袁尚未至。优人请曰:‘剧中

李实登场,尚少一引子,乞足之。’于是诸公各拟一

调。俄而袁至,告以优人所请。袁笑曰:‘几忘之。’

即索笔书〔卜算子〕……。语不多,而句句双关巧妙。

④

他一生交友广泛,尤其和袁于令交往颇深,这

[

4]78

从他《祁忠敏公日记》和《远山堂尺牍》的相关记载中

可以看出。他对袁于令的戏曲才华非常佩服,经常

请教戏曲音律方面的问题,还请他帮忙修改自己所

写和所编的剧本,甚至在写作《远山堂剧品》和《远山

堂曲品》时还请他帮忙搜集剧本。袁于令也确实热

心地给予了帮助。

诸公叹服,遂各毁其所作。”

从祁彪佳的角度看,他也不会在《远山堂曲品》

中故意虚构此事以增加好友的名声。因为在他写作

此书的时候(1629年),袁于令早就以《西楼记》名闻

天下,不需要靠弄虚作假来增加名声。

(二)是谁烧了《汨罗记》?原因是什么?

崇祯八年(1635)八月,袁于令路过山阴,特地拜

祁彪佳说袁于令的《汨罗记》“记成乃为秦灰”。

望了辞官在家的祁彪佳。祁彪佳创作了四首诗记载 “秦灰”有两个出处,一是指秦始皇焚烧书籍,二是指

[

3]1587

这次相会,在诗中他称袁于令为“素心人” ,盛

赞他的才华胜过陆机、潘岳。八年后,也即是崇祯十

六年,袁于令在北京候选,祁彪佳在京师任职,二人

再次相见。祁彪佳在《癸未日历》中详细记载了他们

这次交往,他们有时在“月下小酌,出画卷共观

项羽焚烧秦宫。无论出自何典,“秦灰”在此之意都

是灰烬。《汨罗记》为何成了灰烬呢?因相关史料阙

载,无法确知,只能推测。笔者认为,原因应该不出

两方面,一是毁于自然火灾,二是毁于人为。

首先来看自然火灾。在古代,一个家庭失火应

该是件大事。袁家是名门望族,社会交往广泛,若发

生火灾,自家或好友都可能有所记载。但是,现存关

于袁家的所有文献资料,均无相关记载。所以大致

可排除《汨罗记》毁于自然火灾的可能性。

[3]1337

[3]1338

之” ,有时“同至莲花庵观水” ,有时“共素

[

3]1338

斋于寺之阁上,共述居园之乐” 。这次交往前

后达半年之久,两人几乎形影不离。该年八月,祁彪

佳因弹劾吴昌时被迫调离北京,出任南京刷卷。离

开时,袁于令还将家眷托付祁彪佳带回吴江。

由以上材料可知,二人关系非同一般,因此祁彪

佳对袁于令的创作应该非常关注。袁于令创作《汨

罗记》一事,祁彪佳虽是耳闻,但应该事出不虚。

祁彪佳对于此事的态度是严肃的,他没有亲眼

见到剧本,故只说是听说。听谁说的呢?揣摩《远山

堂曲品》中的那句记载,大致可以推测是听袁于令自

己或袁于令家人说的。因为“记成乃为秦灰,不可得

其次来看人为因素,若《汨罗记》果真毁于人为,

那是谁烧了它呢?是统治阶级因该剧内容触犯了明

代律令而烧了它吗?还是社会上的某个人认为该剧

在讽刺自己而烧了它吗?应该都不是,因为《远山堂

曲品》明言“《记》成乃为秦灰,不可得见”,刚刚写好

就被烧了,外人是没看到的。既然外人连剧本都没

看到,又何来烧它之事?再者,是袁于令本人因为不

满意该剧的质量而烧掉它吗? 应该也不是,因为从

见”,说明剧本刚写好后就被烧掉了,除了袁于令或《远山堂曲品》中“极状屈子之忠愤”一句看,此剧内

其家人,外人是没有见过剧本的,对剧情自然也就无

从知晓。但是,从“极状屈子之忠愤……惟散其事于

容应该不错。

那么,究竟是谁烧了它呢?笔者认为,极有可能

《

神女》、《双栖记》中”一句可以看出,祁彪佳很熟悉

剧情。所以祁彪佳只能是从袁于令或其家人那里

闻”到的。又,从祁彪佳现存文稿来看,祁彪佳一生

是袁于令的父亲烧毁它的。这可从袁于令的家族背

景、袁于令本人的性格行为方面去推考,还可从《西

楼记》中的相关剧情去印证。

“

106

何光涛明代屈原戏论考

袁氏家族是吴县名门望族,“家世多循吏文

5]

〔小净应欲下介〕〔外复唤转介〕从今以后,

凡是会文的相公来,都请进厅堂。若是闲人酒

客求诗索字的,一切都回了。

[

苑” 。据《吴门袁氏家谱》记载,袁于令九世祖袁宁

一在元代曾官海道万户,赐第吴县闻德坊;曾祖袁褒

为太学生,潜心读书,未仕;祖父袁年为万历八年进

士,初任南京兵部武库司主事,最后官至陕西按察

使;叔父袁坊,国学生,历官山西布政使司理问、广东

化州府同知、山西绛州府同知;父亲袁堪为万历二十

八年举人,初任浙江孝丰知县,后官至广东肇庆府同

知。由此可见,这个家族是书香门第,几乎世代皆从

事举子业。

〔小净〕晓得。

〔外〕孩儿过来,你今后一意举业,把所制词

曲,不论已成帙未成帙,已刻版未刻版,都将来

烧了,决不可再做了。

〔生〕孩儿谨尊严命。

第九出《庭谮》写于鲁请于鹃的文社好友赵伯将

前来,询问于鹃的学业情况。赵伯将嫉恨穆素徽和

于鹃相好,趁机在于鲁面前大进谗言。这里再次提

到烧书的事情:

⑤

袁于令生于这样的家族,又是贡生,本应修身

律己,集中精力于举子业,但是,他却喜好那些于举

业毫无帮助、被士人视为小道的戏曲。他本人也风

流浪荡,追逐声色之娱,经常过着“晓日珠帘半上钩,

〔小净〕令郎是高才,原不消十分用功,那曾

有名士甘就时趋。

[

1]吴伟业《赠荆州守袁大韫玉》,258

少年走马过红楼”

的生活。最

〔外〕说起名士,一发是他自误张本,只为终

日自负了词坛重名,反把时艺看易了。

〔小净〕须是禁他做绮丽语。

后以至与人争妓,对方“甚不平,为兴讼

[6]《西楼记》,492

焉”

,袁父“惧,送子系狱” 。虽

然有这样的牢狱之灾,但他似乎并未醒悟,年老之时

回忆年轻时的生活,还不无自豪地说:“若仆生神庙

初载耳,借父祖之清华,恣游敖,其视大江以南山水

皆吾园池。而名姝巧笑,倡优狎客之徒,悉家隶也。

歌词一落笔,晨而脱稿,夕遍里巷。过数十日,而海

内管弦而歌。凡北里、善和诸坊曲,氍毹灯烛,高堂

〔外〕前日老夫曾到他书房,见歌曲满案,已

面谕一番,都把来烧毁了,难道又做?

〔小净〕不瞒老先生说,烧得几何? 如今俳

优所习,皆令郎歌曲。须是搜索外面底本,惩治

演习之人,方断其作兴。还须屏外游,锁书斋,

限功夫,精神方聚。

[7]《赠袁箨庵七十序》,621

所奏,无非袁生辞也。”

〔外〕唉,药石之言,老夫谨领命了。正是与

⑥

袁于令这样的性格行为,父亲肯定非常生气。

父亲必然希望他专心科举,继续光大袁氏家族。所

以,当父亲看见他创作对举子业毫无帮助的戏曲作

品时,必然愤怒,甚至烧毁。这也可以从袁于令带有

自传性质的传奇《西楼记》的相关情节得到印证。

君一面语强看十年书。

自《西楼记》在明代盛演以来,就有很多人认为

该剧是袁于令的自身写照,如宋起凤《稗

[

9]101ꢀ102

[10]

说》、顾公燮《消夏闲记摘钞》、袁栋《书隐

[6]《西楼记》,492

丛说》

等文献中的相关记载。今人也普遍

《

西楼记》写宦门子弟于鹃与名妓穆素徽之间的

认为该剧多少带有袁于令的自传性质,并从人物命

名、人物思想等方面加以考证,如徐扶明的《袁于令

曲折爱情故事。二人郎才女貌,真心相爱,却遭到相

国的儿子池同和于鹃的好友赵伯将的百般破坏。最

终二人在侠士胥表的帮助下,终成眷属。

[11]57

[12]11ꢀ14

与<西楼记>》、陆萼庭的《谈袁于令》、周

震麟的《袁于令戏曲作品的个性特点和人格理

[

13]69ꢀ70

剧中的于鹃出身名门,风流倜傥,才华横溢,喜

欢歌词曲赋。父亲于鲁进士出身,为当朝御史。第

四出《检课》写于鲁对于鹃“雄才自恃,杂艺分心,广

想》

等。笔者认为,文学作品虽然不等于生活

本身,但来源于生活,剧中烧书情节应该有生活的影

子。现实生活中,袁于令应该有作品被烧的经历。

并且剧中烧书的原因和现实生活中袁于令因为性格

行为可能受到父亲的指责是一样的。所以,大致可

以认为《汨罗记》是他父亲出于望子成龙的心理烧掉

的。

[8]

结四方之名流,遂袭一时之虚誉” 很不满意,担心

他“把举子业看轻了”,于是一天突然去他书房查看,

看到书桌上尽是新写好的用于“付梨园供歌唱”的

“淫词艳曲”,非常生气。于鲁要他看重“文章事业”,

⑦

熟读“祖父遗书”,而不许再“去撰著词曲”,最后命令

他杜绝和文友们往来,并烧毁了他写的词曲:

徐朔方、李复波两先生经过详细的考证,认为

《西楼记》作于万历三十八年(1610)。由此我们也可

107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以得知,《汨罗记》的写出时间应该在这之前,是袁于

令非常年轻时的作品。

可能写出“极状屈子之忠愤”的剧作出来。其实,袁

于令是一位人格非常复杂的作家,除了这些让人诟

病的缺点,他还有让人肃然起敬的一面。比如他富

有正义感,敢于参与反对阉党的斗争。天启年间,以

宦官魏忠贤为首的阉党集团专权,横行无忌,祸乱天

下。其中御史崔呈秀是无恶不作,排在阉党“五虎”

之首位;应天巡抚毛一鹭为魏忠贤立生祠不遗余力;

织造局太监李实助毛一鹭打击东林党人,穷凶极恶。

袁于令为此创作传奇《玉符记》和《瑞玉记》对他们进

(三)袁于令创作《汨罗记》的原因

联系剧名看,再联系《远山堂曲品》中“极状屈子

之忠愤”的那句话,可知该剧写了屈原整个一生的悲

剧历程,而袁于令创作此剧时还不到十九岁。他如

此年轻,又过着“晓日珠帘半上钩,少年走马过红楼”

的公子生活,为什么要写这样一部主题沉重的历史

剧呢?笔者认为,这与当时的时代背景有着极大的

关系。

[16]171

行揭露和讽刺。《玉符记》“直陈崔、魏事” ,《瑞

从万历中期开始,神宗皇帝宠幸郑贵妃,厌恶群

玉记》“描写逆珰魏忠贤私人巡抚毛一鹭,及织造局

[

4]77ꢀ78

臣争斗,“不视朝,不御讲筵,不亲郊庙,不批答章疏,

[14]261

太监李实,拘陷周忠介事” 。由此可见,袁于

令是位无所畏惧、富有正义感的人。虽然这是他三

十七岁的事情,而创作《汨罗记》是他十九岁前的事,

但一个人的性格主要是从年轻时就养成的,一生大

体不会变,所谓“江山易移,本性难改”。所以从性格

特征来看,他也可能创作出《汨罗记》这样一部借古

讽今的历史剧来。

中外缺官亦不补” ,导致朝廷政事累积,官僚倾

轧,朋党相攻,整个官场处于阴沉恐怖的气氛中。而

农民起义也前赴后继,仅万历二十八年(1600)至三

十九年(1611)间,就发生了浙江赵古元、福建吴建、

南京刘天绪、保定刘应第等人的起义。边境也面临

着危险,北方边患不息,东南沿海倭寇不断侵扰。整

个明朝陷入风雨飘摇的困境之中。内阁大臣叶向高

上疏道:“今天下必乱必危之道,盖有数端,而灾伤寇

盗物怪人妖不与焉。廊庙空虚,一也。上下否隔,二

也。士大夫好胜喜争,三也。多藏厚积,必有悖出之

衅,四也。风声气息日趣日下,莫可挽回,五

二

吕天成的《神女》、《双栖》

吕天成,正史无传。据他的《曲品》、王骥德《曲

律》、祁彪佳《远山堂曲品》和《远山堂剧品》等文献记

载,他是浙江余姚人,生于万历八年(1580),卒于万

历四十六年。原名文,字勤之,号棘津,别号郁蓝生。

他出生官宦世家,曾于万历三十一年(1603)参加秋

试,失利。他终其一生科场都不顺利,自从对他影响

很大的沈璟、外舅祖孙矿和表伯父孙如法相续谢世

后,“他逐渐转入颓唐,崇信庄老,‘淡然入

[15]6233ꢀ6234

也。”

道出了明王朝内忧外患的根源。

为此,正直的士人和官员无不忧心忡忡,如顾宪

成、高攀龙、钱一本等人。一些剧作家也拿起笔创作

了很多富有现实意义的作品,如沈应召的《去思记》、

冯梦龙的《精忠旗》、叶宪祖的《使酒骂座》和《易水

寒》等。其中很多是历史剧,借古讽今,针砭时弊。

袁于令生于这样的时代,在醉心声色之余,对当时的

腐败混乱也应该有所感悟。并且他生于官宦之家,

[17]429

道’” 。他因从小受家族长辈的指导,嗜好声

律,擅长词曲。后来又和沈璟、王骥德交善,更精于

曲律。创作小说《绣榻野史》和《闲情别传》,《绣榻野

史》今存。创作杂剧《齐东绝倒》(又名《海滨乐》)、

长辈们平时议论时政,也极有可能影响着他。所以《秀才送妾》、《胜山大会》、《夫人大》、《儿女债》、《耍

他创作《汨罗记》的目的,应该是借屈原忧国忧民的

忠愤”事迹,讽刺当朝那些无心国事而专心倾轧的

风情》、《缠夜帐》、《姻缘帐》共八种。创作传奇《神

女》、《双栖》、《戒珠》、《金合》、《三星》、《神镜》、《四

相》、《四元》、《二媱》、《神剑》、《李丹》、《蓝桥》和《双

“

朋党;甚至还有可能借楚怀王宠幸郑袖而疏远忠臣

之事,讽刺神宗皇帝宠幸郑贵妃而懈怠国事。

除了时代因素之外,袁于令富有正义感的性格

也是他创作该剧的原因。

⑧

阁画善》,共十三种。创作戏曲理论著作《曲品》,

为晚明戏曲史的研究提供了宝贵的资料。这些戏曲

作品除了《齐东绝倒》和《曲品》,均已失传。

众所周知,袁于令有许多让人诟病的事情,比如

他一生都热衷于声色之娱;入清做官,被视为丧失民

族气节;做官后又因“侵盗钱粮”而被免官,等等。纵

览他的一生,看似他确实是一个人品不高的人,不大

祁彪佳《远山堂曲品》云:“闻友人袁凫公有《汨

罗记》,极状屈子之忠愤,《记》成乃为秦灰,不可得

见,惟散其事于《神女》、《双栖记》中。”据此可知,吕

天成的《神女》、《双栖记》两剧中也有屈原故事,也属

108

何光涛明代屈原戏论考

[2]131

于屈原戏。但是历来研究屈原戏的学者要么遗漏这

见矣。”

3.祁彪佳在《远山堂曲品》“艳品”中著录吕

⑨

两剧,要么只提及《双栖记》而忽略《神女》,其原因

究竟是什么?两剧的故事情节如何?并且,有些文

献认为《神女》的作者是吕天成的父亲或者其他人,

这又当如何解释? 这些都值得研究,笔者拟就这些

问题进行考论。

天成《神女》时说:“此勤之未解音律时之作。沈

词隐评之,谓:‘东邻客舍,曲有情境,而音律尚

堕时趋。’乃其才情富丽,每一词如万绣齐张,亦

[

堪配《骚》,亦堪佐《史》。”

2]19

(

一)对《曲品》和《远山堂曲品》中相关记载的整

体分析

一些学者遗漏这两种剧的原因,大概是因为吕

₄_.吕天成在《曲品》“新传奇品”中著录王剑

池的传奇《春芜》时说:“《春芜》,宋玉事,予曾作

《神女》、《双栖》二记。串插有景,然何必禅寺

[

18]243

天成在《曲品》中著录王剑池的传奇《春芜》时所说的

那句话:“《春芜》,宋玉事。予曾作《神女》、《双栖》二

记。串插有景,然何必禅寺也? 间为一友赋幽香

也? 间为一友赋幽香者。”

细细研读这些材料,不难发现,祁彪佳在《远山

堂曲品》中的三处说法是从不同角度说明的,都是准

确的,并非自相矛盾。他先是总体谈论袁于令的《汨

罗记》和吕天成两剧的关系。他认为,袁于令的《汨

罗记》写出后就被烧了,后来的人不可得见,但是剧

中的屈原故事却在吕天成的《神女》和《双栖记》中可

以看到。

[

18]243

者。”

而不是写屈原的。

而另一些学者只提及《双栖记》而忽略《神女》,

由此他们认为这两部剧作都是写宋玉的

原因大概是《远山堂曲品》中的另外一则材料:“《双

栖》,此《神女》改本也。与前绝不同,以《骚》、《雅》供

其笔端,觉汨罗江畔,暗雨凄风;黄陵庙前,暮色斜

然后,他再就吕天成两剧的具体情况进行谈论。

他认为《双栖记》和《神女》是“改本”和“被改本”的关

系,也即是《神女》是《双栖记》的初稿,修改之后,两

剧就“绝不同”了。那么,改的究竟是什么呢? 是故

事情节还是其它? 对此,《远山堂曲品》又透露了一

些端倪:“《神女》,此勤之未解音律时之作。”暗指它

的音律有问题。而吕天成的老师沈璟也曾经批评过

[

2]131

照,恍忽如见矣。”

改本,改了后才写到了屈原“汨罗江畔”等事迹,因此

双栖》是屈原戏,而《神女》不是。

他们觉得《双栖》是《神女》的

《

这些看法似乎都有道理,因为它们都有相关的

材料作为支撑,并且这些材料要么来自吕天成自己

所著的《曲品》,要么来自大家都在征引的《远山堂曲

[19]899

品》。若要否定它们,要么就是否定吕天成自己的《神女》的音律问题,说它“音律尚堕时趋” 。至

话,要么就是承认《远山堂曲品》中的记载自相矛盾。

实情究竟如何?《神女》和《双栖》究竟是不是屈

原戏?笔者认为,要澄清这些问题,必须对《曲品》和

于内容方面,祁、沈二人都没有提出批评,沈甚至赞

[19]899

扬它说“东邻客舍,曲有情境” 。由此推测吕天

成对《神女》进行的修改,应该是它的音律方面的问

题。那么,经过修改后而成的《双栖记》情况又如何

呢?沈璟评论之:“《双栖记》即《神女》改本,然与前

《远山堂曲品》中的相关记载进行整体、科学的分析,

而不应该片鳞只爪地抓住其中的部分材料进行片面

分析。这样,才能得出公允的、合理的结论。为了便

于说明,现将《远山堂曲品》和《曲品》两书中关于吕

天成两剧的所有材料罗列如下:

[19]899

绝不同。高唐之梦,玉梦也,何不改正之?”

由

此评论可以大体得知,《双栖记》在音律方面“与前绝

不同”了,但是内容方面没有多大改动,以至沈璟提

出建议:“高唐之梦,玉梦也,何不改正之?”又从祁彪

佳的评论可以看出,《双栖记》的语言因为“以《骚》、

₁_._祁_彪_佳_在_《远山堂曲品》“能品”中著录徐

应乾的传奇《汨罗》时说:“闻友人袁凫公有《汨

罗记》,极状屈子之忠愤,《记》成乃为秦灰,不可《雅》供其笔端”,从而雅致、形象得多了,产生的阅读

得见,惟散其事于《神女》、《双栖记》中。孔坪为

效果是“觉汨罗江畔,暗雨凄风,黄陵庙前,暮色斜

照,恍忽如见矣”。

[

此,历历叙致,已是畅其所欲言。”

2]65

₂_._祁_彪_佳_在_《远山堂曲品》“雅品残稿”中著

录吕天成的传奇《双栖》时说:“此《神女》改本

也。与前绝不同。以《骚》、《雅》供其笔端,觉汨

罗江畔,暗雨凄风,黄陵庙前,暮色斜照,恍忽如

至于《曲品》中的说法,客观地分析,吕天成的意

思是说王剑池的《春芜》是写宋玉故事的,而自己也

有两部剧作写到了宋玉。他并未说他的两剧只写了

宋玉而没有写屈原。事实上,在戏曲作品中,屈宋两

109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人是经常被共同写到的,如尤侗的《读离骚》和胡盍

朋的《汨罗沙》。

于深苇之中。有顷,父来,持麦饭、鲍鱼羹、盎浆,求

之树下,不见,因歌而呼之曰:‘芦中人,芦中人,岂非

[22]28ꢀ29

由以上分析可知,《远山堂曲品》和《曲品》中的

穷士乎!’”

由此可知,剧中还写道了伍子胥。

记载都是从不同角度说的,每次的说法都是正确的。 “以梦解梦者”说明伍子胥出现在剧中其它人物的梦

所以“闻友人袁凫公有《汨罗记》……惟散其事于《神

女》、《双栖记》中”一句也自然不诬,由此可以确定这

两剧都写到了屈原,都是屈原戏。

中的。由“倡优拙,楚剑利”一句看,剧中还出现了倡

优角色。《说苑》:“秦昭王中朝而叹曰:‘夫楚剑利,

倡优拙。夫剑利,则士多慓悍;倡优拙,则思虑远也。

[23]365

(二)两剧的故事情节

吾恐楚之谋秦也。”

梅鼎祚对剧中的倡优深为

从以上“极状屈子之忠愤”、“觉汨罗江畔,暗雨

凄风”、“宋玉事”等语句可知,两剧是以屈宋故事为

主。

愤怒,担心他们迷惑楚王、分散楚王治国的精力,从

而对楚国的安危深表忧虑。由此可知,倡优在剧中

的戏份必然不少。《双栖》只是就音律方面从《神女》

改编而来,剧情应该也大致相同。

从《远山堂曲品》“黄陵庙前,暮色斜照”一句看,

剧中还可能出现了舜的两个妃子娥皇、女英。关于

黄陵庙,韩愈《黄陵庙碑》云:“湘旁有庙,曰黄陵,自

前古立以祠尧之二女、舜二妃者。……尧之长女为

娥皇,为舜正妃,故曰君。其二女女英,自宜降曰夫

人也。故《九歌》辞谓娥皇为君,谓女英为帝

(三)《神女》的作者问题

关于《神女》的作者,祁彪佳《远山堂曲品》、王骥

德《曲律》等都记载为吕天成。《远山堂曲品》的记载

已见上引,《曲律》有两处记载:

自词隐作词谱,而海内斐然向风。衣钵相

承,尺尺寸寸守其榘矱者二人:曰吾越郁蓝生,

曰槜李大荒逋客。郁蓝《神剑》、《二媱》等记,并

其科段转折似之;而大荒《乞麾》至终帙不用上

[20]5679ꢀ5680

子。”

由此可知,在剧中,娥皇、女英又有可

能和《楚辞·九歌》中的湘君、湘夫人等同起来了。

从梅鼎祚《鹿裘石室集》“文集”卷十八《<神女

记>题词》一文还可知《神女》剧中更多的故事情节。

题词云:

[24]165

去叠字,然其境益苦而不甘矣。

同舍有吕公子勤之,曰郁蓝生者,从髫年便

解摛掞,如《神女》、《金合》、《戒珠》、《神镜》、《三

星》、《双栖》、《双阁》、《四相》、《四元》、《二媱》、

骚累与日月争光,神女以雨云着梦,后代遂

指大夫之所讽,襄王之所遇者,而诧以为奇,又

一梦矣。芦中人乃复谱出,是以梦解梦者也。

体娴雅而口微辞,殆以宋玉自命乎? 至若吊屈

怀湘,则又茹志于忧国,寓陫于詈余,将亦被放

之辰,行吟之次,以代詹卜耶? 吾闻之,倡优拙,

楚剑利。是记出倡优且工,吾不胜为楚虑

[24]167

《神剑》,以迨小剧,共二三十种。

王骥德和吕天成交善,所言应该不诬。吕天成

自己也说:“予曾作《神女》、《双栖》二记。”由此,该剧

的作者看似毫无争议,必然是吕天成。后世戏曲著

作在著录《神女》时也直接将它归于吕天成名下。

但是,和吕天成同时的龙膺却认为作者是吕天

成的父亲,他在《重刊纶濦文集》卷二十四《答吕麟趾

太仆》云:

[

21]345

矣。

“詈余”出自《离骚》,指女媭责备屈原,由此可知

此剧有此类情节。又言“被放”、“行吟”、“詹卜”等,

当是用了屈原《卜居》、《渔父》故事,而写进剧中(《卜

居》云:“屈原既放……往见太卜郑詹尹”云云;《渔

父》言:“屈原既放,游于江潭,行吟泽畔”云云)。又

言“吊屈怀湘”,可能还涉及到贾谊的渡湘江而作赋

以吊屈原的故事。由“神女以雨云着梦”一句看,宋

玉《神女》中的内容肯定也被写进了剧中,只是神女

和娥皇女英、湘君湘夫人之间的关系究竟如何,不得

而知。“芦中人”指伍子胥,典出赵晔《吴越春秋》:

乃足下《神女记》,英英如百琲明珠,遇合本

奇,才情复丽,大是合作,可必其传。然悉楚事

楚人无能张之者,幸借五色管张之,何哉? 足下

内朗外温,肤清神澈,当代之兰台大夫也,故能

[25]241

发其余蕴,游戏弊端。

麟趾为吕天成之父吕胤昌的字。龙膺与吕麟趾

交善,在这封信的开头回忆他们的交往,说:“始仆与

足下同理官,齿相若也,情则肺肝,义则金兰,即生同

[25]241

“

子胥既渡,渔父乃视之,有其饥色。乃谓曰:‘子俟

胞,第同籍,蔑以加焉。”

官,年龄又相当,有着金兰之交。并且从龙膺对该剧

由此可知他们同朝为

我此树下,为子取饷。’渔夫去后,子胥疑之,乃潜身

110

何光涛明代屈原戏论考

的评价来看,他是阅读过该剧的。据此,龙膺所言应

该不虚。

例外都引用《远山堂曲品》中“至广宁迁乌”、“官医

巫,以强项为当事所扼”等文字,非常简略,模糊不

清。

作者究竟是吕天成还是吕胤昌? 惜乎资料有

限,不能确考。徐朔方推测说:“或是父子合作也。

父代子作,或父子合作而单署子名,以博早慧之美

其实关于徐应乾的事迹,《酌中志》一书还有一

定的记载。《酌中志》是明末太监刘若愚所著,主要

记叙了“由万历朝至崇祯初年中的宫廷事

[

26]266

但王骥德在《曲律》中这样评价吕天成:

又说:“勤之制作甚富。至摹写丽情亵

称。”

[28]前言,1

“

勤之童年便有声律之嗜。既为诸生,有名,兼工古

迹” ,也兼及宫外之事,是一部“比较翔实可信

[25]172

[28]前言,1

文词。”

的著作” 。该书卷二十一“辽左弃地”详细地

语,尤称绝技。世所传《绣榻野史》、《闲情别传》,皆

记载了万历、天启年间“全辽沦陷”的前因后果,其中

[25]167

⑩

其少年游戏之笔。”

由此可知吕天成从小就聪

有徐应乾的一些事情。全文较长,兹录重点于下:

颖,似乎不必靠父亲这样的帮助来博取名誉。

笔者认为,说作者是吕胤昌仅见龙膺的《答吕麟

趾太仆》,属于孤例,在没有新材料出现的情况下,还

是应当认为作者是吕天成。又,徐朔方据梅鼎祚《神

女记题词》中的“芦中人乃复谱出,是以梦解梦者也”

一句,认为“芦中人”是指《神女》的作者,并说:“似托

至万历三十三年春,成梁以宁辽伯总镇辽

东,巡抚则赵公楫,欲将鸦谷关外,将其哈唎佃

子等处地方居民招徕内徙,以邀功赏。时先将

军应祺正任辽阳副总兵,曾具呈阻之曰:……。

奈抚镇贪功之谋已成,见呈大怒,遂多方布阱,

其欲甘心先将军矣。……。先将军由此愤郁成

疾,于本年夏告病回卫,七月三十日抵里,八月

十一日病故。其年冬,抚镇果行文招徕居民,安

土重迁,几至激变。……。遂将膏腴地数百里,

尽为_□_□所得。

[

26]266

名付刻者。”

是指剧本的作者,而是指剧中的人物。

徐应乾的《汨罗》

一)关于徐应乾的生平

笔者对此不敢苟同,“芦中人”并非

三

(

徐应乾,正史无传,相关文献极少,最常见的是

祁彪佳《远山堂曲品》中的零星记载。该书共著录徐

应乾六种传奇,并对每种的内容作了一定介绍,其中

两种涉及到他的一些生平。

丙午夏,辽镇广宁管饷通判徐公应干,浙江

绍兴人也,目击辽镇边备大坏,条十五事上于镇

抚。首列□□一款,而两老不胜怀忌。至秋七

月,奉按院萧公淳檄委徐公阅察河东十四卫,于

辽阳库庙见先将军呈谏割地之案,不觉冲冠眦

裂,为赋二诗以志不平。其《晓渡青石岭》一律

曰:“深秋于役未曾休,历尽凄凉辗转忧。绝贡

称王宁久服,媚_□割地岂良筹? 草头垂露含民

泪,山脚流泉咽戍愁。郑侠丹青今若在,时艰早

已达宸眸。”其《清河堡阅操》一绝曰:“曾闻辟土

得封侯,割地如何秩更优? 可惜殴民分界处,膏

腴多少属东□。”抚镇闻之,遂将徐公捏陷,革职

为民。

《德政篇》,徐应乾。弘农之渡虎,中牟之驱

蝗,潮洲之驯鳄,被之弦歌,足为治谱。至广宁

[2]64

迁乌,则徐君自道也。

治谱”一词,典出《南齐书》:“琰父子并著奇绩,

江左鲜有。世云‘诸傅有《治县谱》,子孙相传,不以

“

[27]914ꢀ915

示人’。”

后以“治谱”为称颂父子兄弟居官

有治绩之典。这说明该剧描写了徐应乾的父亲或兄

弟在弘农、中牟、潮洲等地为官,卓有政绩。“广宁”,

明洪武二十三年置,治所在今辽宁北镇县。“则徐君

自道也”这句话又说明该剧还记叙了徐应乾在辽宁

北镇的事情。

□□既得膏腴之地数百里,遂阴怀叛心,隐

忧日滋。自三十四五年后,兵科等衙门宋公一

韩等,各疏劾弃地非是。内有云:“刘副将一呈

《两诗》,徐应乾。徐君官医巫,以强项为当

[28]186ꢀ187

事所扼,乃直记其事;而盛斥李宁远、赵中丞,快

而辄死,徐通判二诗而去官。”

[

2]64ꢀ65

其胸臆,不顾悠悠之有口也。

李成梁,辽东总兵,《明史》卷二百三十八有传;

赵楫,辽东巡抚。二人贪功贻患、致使全辽沦陷之

事,《明史》多有记载。但他们倾轧副总兵先将军、管

饷通判徐应乾之事,《明史》无载。从以上材料可知

徐应乾的籍贯、在辽东时的官职以及遭到打击排挤

由此可知徐应乾曾官任医巫,但是“强项”指什

么,“当事”又是谁,为什么“盛斥”李宁远、赵中丞等,

很难明白。

近代以来诸多戏曲论著在介绍徐应乾时,无一

111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的原因和结局,也明白了他的传奇《两诗》剧名的来

才是《汨罗记》。虽然只有一字之差,但反映了祁彪

佳的严谨态度。

清代沈复粲在《鸣野山房书目》卷三“乐府家二

历和“盛斥李宁远、赵中丞”的原因。

概之,由以上两书中的相关记载可以大致勾勒

出徐应乾的生平:徐应乾,浙江绍兴人,字孔坪,生卒 ·传奇”中著录了他所看到的“五百五十六种共百六

年不详,万历三十四年(1606)尚在人世。父兄曾在

弘农、中牟、潮洲等地为官,卓有政绩。他曾官任医

巫和辽宁北镇任管饷通判。任通判之时,因见北镇

防备大坏,曾于丙午年夏条陈十五事上书镇抚赵楫,

遭到赵楫和李成梁的怀恨。后赵、李为了贪功邀赏,

十二本”完整无缺的“全本”传奇,其中也有“《汨罗》”

[32]95

一剧 ,但是未标明作者名。查阅戏曲目录文献,

元明清三代现存的戏曲剧名中有“汨罗”二字的共有

四种:袁于令的《汨罗记》、徐应乾的《汨罗》、清初郑

瑜的《汨罗江》和晚清胡盍朋的《汨罗沙》。袁于令的

不顾副总兵先将军的阻拦,强行迁徙关外之民“内《汨罗记》在写好后就被烧毁了,故当排除;郑瑜的

徙”,致使辽东边疆数百里之地落入敌人之手。丙午《汨罗江》是杂剧而非传奇,也当排除;胡盍朋的《汨

年秋,徐应乾阅察河东十四卫,在辽阳库庙中看见当

时先将军的阻拦信,对赵、李二人更加非常愤怒,于

是写了《晓渡青石岭》、《清河堡阅操》两诗进行讽刺。

赵、李闻知,捏造罪名,将他革职为民。被革职之后,

徐应乾写了大量的传奇作品,记叙自己在辽东之事,

如《德政篇》、《两诗》和《筹虏》等。但除此之外,他何

去何从,因史料匮乏,不得而知。

罗沙》创作于咸丰元年(1851),而沈复粲是道光三十

年(1850)去世的,故也应当排除。因此,《鸣野山房

书目》所著录的《汨罗》当是徐应乾的作品。这里,也

明确无误地说明徐应乾的此剧名为《汨罗》。

但是,今人的戏曲文献著录此剧多把剧名误写

成《汨罗记》,如庄一拂的《古典戏曲存目汇考》、傅惜

华的《明代传奇全目》、齐森华等主编的《中国曲学大

辞典》、徐寒主编的《中国艺术百科全书》、邓绍基主

编的《中国古代戏曲文学辞典》等。这大概是错误地

认为《远山堂曲品》“孔坪为此”的“此”字是承前指代

袁于令《汨罗记》一剧。

另外,万历四十年(1612)左右,广东也有一名叫

徐应乾的人,见《千顷堂书目》、《浙江通志》、《广州通

志》。因其籍贯、字、官职、著述均与前面的徐应乾不

同,故在没有新材料出现的情况下,笔者不敢将二人

视同为一人。引录于此,以待学术界察焉:

关于《汨罗》的剧情,大概是徐应乾借题发挥,借

忧国忧民的屈原讽刺无谋误国、倾轧忠臣的赵楫和

李成梁,借不辨忠奸的楚王讽刺神宗和熹宗在处理

赵楫和李成梁之事上的含混。赵楫和李成梁本应处

斩,非但没有,而且他们的子孙要么“送国子监读

黄虞稷《千顷堂书目》卷十一“儒家类”:“徐

应乾,《士林正鹄》四卷,字以清,遂昌人,贡士,

官雷州府学教授,搜辑古人孝、弟、忠、信、清、

[29]306

慎、勤、敏八行,凡二百余条。”

[28]188 [28]188

雍正《浙江通志》卷二百四十五“经籍”:

书” ,要么“蒙准袭爵” 。这样的结局连《酌

[

28]188

“

《士林正鹄》四卷,黄氏书目:徐应乾著,字以

[30]4174

中志》的作者太监刘若愚都感到“窃痛” ,何况

曾经深受其害的徐应乾呢? 徐应乾本人性格直率,

敢说敢为,由创作传奇《两诗记》“盛斥李宁远、赵中

丞,快其胸臆,不顾悠悠之有口也”就可以看出。而

这部《汨罗》,又是“历历叙致,已是畅其所欲言”,其

中必然有辛辣的讽刺。

清,遂昌人。”

雍正《广州通志》卷四十一“名宦志各府”:

徐应乾,仁和人,由岁贡,万历四十年任雷州府

学教授,端庄儒雅,卓有师范,初训英德,著有

士林正鹄》、《读书正旨》诸书,又汇集《雷州

“

《

[

31]

志》,草编摩未就而去。”

二)关于《汨罗》的剧名和剧情

据《远山堂曲品》,徐应乾共有传奇《德政篇》、

四

以上四剧之间的关系

(

祁彪佳《远山堂曲品》云:“闻友人袁凫公有《汨

罗记》,极状屈子之忠愤,《记》成乃为秦灰,不可得

见,惟散其事于《神女》、《双栖记》中。孔坪为此,历

历叙致,已是畅其所欲言。”这段话虽然在剧目的著

录、剧情的提示方面为后人提供了很多帮助,但同时

又有一些疑点。疑点一:从写作时间上看,难道是袁

作在前、吕作在中、徐作在后?疑点二:从“散其事于

《

两诗》、《筹虏》、《扊扅》、《三迁》、《汨罗》六种,全未

流传下来。关于《汨罗》的剧名,《远山堂曲品》著录

曰:“《汨罗》,徐应乾。闻友人袁凫公有《汨罗记》

…

…孔坪为此,历历叙致,已是畅其所欲言。”此处明

确说剧名为《汨罗》,而不是《汨罗记》,袁于令创作的

112

何光涛明代屈原戏论考

《神女》、《双栖记》中”看,莫非吕作借鉴了袁作? 李

的先后顺序是:《神女》—《双栖记》—《汨罗记》。吕

复波为此也感到疑惑,在《袁于令的生平及其作品》

一文中说:“这段文字很叫人生疑。……莫非吕取袁

作之关目写入己作? 然而吕天成《曲品》刊行时,其

作已成,袁于令不大可能早此写成本子来。姑记此

天成《神女》完成时,袁于令才九岁;《双栖记》完成

时,袁于令最多才十二岁。袁于令《汨罗记》不可能

早于吕天成的两剧。那么,祁彪佳为什么要说“惟散

其事于《神女》、《双栖记》中”呢?“散其事”三字给人

的感觉似乎是吕天成参考了袁于令的《汨罗记》,甚

至抄袭了其中的一些情节。

[33]284

待考。”

但他后来并未就此进行考证。这些疑

点牵涉到四剧之间的关系,不得不察,笔者姑作推

考,以就教于学术界。

笔者认为,祁彪佳自然知道吕天成不可能参考

或者抄袭袁于令的《汨罗记》,除了完成时间的先后

原因之外,还有《汨罗记》“记成乃为秦灰”,吕天成是

不可能看见的。但他之所以这么说,大概有以下两

方面的原因。

我们首先来看四剧创作的时间。

(一)袁于令(₁₅₉₂_ꢀ₁₆₇₂)的《汨罗记》。据本文

第一部分的相关推论可知,该剧的完成时间应该在

万历三十八年(1610)前。若推论仍不足以令人信服

的话,那么此剧的完成时间至迟不会晚于祁彪佳《远

第一,从对四个剧本了解的先后顺序来看,他或

许最先知道袁于令《汨罗记》的剧情,于是有了先入

为主的心理基础;当后来读到吕天成和徐应乾的剧

本时,他就无意识地根据自己最先知道的袁于令《汨

罗记》的剧情去评价它们,而忽略了几个剧本创作的

先后关系,无意识地认为自己后读到的就是后出的。

第二,从他与三位剧作家远近亲疏的关系看,他

与吕天成、徐应乾无甚交往,而与袁于令交善,故他

心里可能时时存念着袁于令的剧作。因此,即便他

知道几个剧本之间的先后顺序,甚至也最先读到吕

天成、徐应乾的剧本,但他在写《远山堂曲品》时也极

有可能无意识地忘记或者忽略它们之间的先后顺

序,而拿好友的剧作作为蓝本去评别人的作品。

ꢂꢁ췍

山堂曲品》最终完成之时,也即是1631年。

(二)吕天成(₁₅₈₀_ꢀ₁₆₁₈)的《神女》、《双栖记》。

据徐朔方先生《王骥德吕天成年谱》考证,《神女》的

[26]265

完成时间在万历二十七年(1599) ;《双栖记》完

成的具体时间虽然不得而知,但据吕天成于万历三

十一年(1603)曾将包括此剧在内的十余种戏曲寄给

沈璟批评一事可知,此剧完成时间最迟不会晚于该

[

26]246

年。

(三)徐应乾(?_ꢀ?)的《汨罗》。因无其它资料佐

证,我们只能根据《远山堂曲品》的成书时间,推出它

的完成时间至迟在1631年。但具体何年,不得而知。

据此可知,除去徐应乾的《汨罗》,其它三剧完成

注释:

①

吴柏森《我亦江边憔悴人———古代屈原戏鸟瞰》(《宜昌师专学报》1994年第2期)和王学秀《杂谈屈原戏》(《当代戏剧》1997

年第2期)将它们称为“屈原戏”。

②

袁于令,正史无传,其生平资料散见于陈继儒《题西楼记》、毛先舒《赠袁箨庵七十序》、董含《三冈识略》、龚鼎孳《定山堂诗

集》、曹溶《静惕堂诗集》、彭而述《读史亭诗集》、袁栋《书隐丛说》以及《吴门袁氏家谱》、《江陵县志》、《荆州县志》、《吴县志》等

文献中。今人孟森《西楼记传奇考》(《心史丛刊》二集)、徐朔方《袁于令年谱》(《浙江社会科学》2002年第5期)、李复波《袁

于令的生平及其作品》(《文史》第二十七辑)、陆萼庭《谈袁于令》(《清代戏曲家丛考》)等文对这些文献钩沉爬梳,对袁于令做

了比较全面的考证。本文对袁于令的生平简介对这些成果有所参考。

③

④

祁彪佳,生平资料见《明史》卷二百七十五、《祁忠敏公年谱》(《北京图书馆藏珍本年谱丛刊》第63册)和《祁彪佳文稿》等文

献。

谭坤《祁彪佳与晚明曲家交游考》(《中华戏曲》2007年第1期)和赵素文《晚明戏曲家祁彪佳与袁于令的交游》[《九江学院学

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第2期]两文有比较详细的考证。

⑤

⑥

关于袁于令的科举出身有进士、贡士、贡生三种说法,李复波《袁于令的生平及其作品》(《文史》第二十七辑)考证认为当是贡生。

其中“那曾有名士甘就时趋”、“禁他做绮丽语”、“还须屛外游,锁书斋,限功夫,精神方聚”、“正是与君一面语强看十年书”为

唱词。

⑦

参:徐朔方《袁于令年谱》(《浙江社会科学》2002第5期,157页)和李复波《袁于令的生平及其作品》(《文史》第二十七辑,280

页)。

113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⑧

⑨

吕天成的传奇剧目,各书著录不一。吴书荫在《曲品校注》附卷三《吕天成和他的作品考》(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435页)中

考证得出共有十三篇,兹从之。

遗漏这两剧的如姜亮夫《楚辞书目五种》(中华书局1961年版)、《楚辞书目五种补遗》(《楚辞学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

1

984年版),崔富章《楚辞书目五种续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齐晓枫《明清戏曲中与屈原相关剧目考》(台湾《辅仁

国文学报》第二十一期),王学秀《杂谈屈原戏》(《当代戏剧》1997年第2期)。只提及《双栖记》而忽略《神女》的如徐扶明《关

于屈原的戏曲作品》(《湖北师范学院学报》1985年第3期)。

⑩

引文中有“……”的地方,为笔者省略。“□□”非笔者所加,乃原书所有。

췍ꢂꢁ关于《远山堂曲品》最终完成时间,杨艳琪在《<远山堂曲品>为何未收孟氏传奇?》(《戏剧》2004年第2期)一文中考证说:

“《远山堂曲品》的写作在1631年前就已初步完成,后来也未做增补。”本文从之。

参考文献:

[

1]靳荣藩.吴诗集览:卷14下[G]//四部备要:集部第85册.北京:中华书局,1989.

2]祁彪佳.远山堂曲品[M]//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第六册.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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