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9卷第5期

2

012年9月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JournalofSichuanNormalUniversity(SocialSciencesEdition)

Vol.39,No.5

September,2012

西史东渐中的坚守:

刘咸炘的中国本位史学理论

刘_暋开_暋军

(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成都610068)

暋暋摘要:刘咸炘生活于中国史学新旧转型的时代,他领悟中国传统史学家的思维习惯,运用传统史学理论范畴,

体察时代的脉搏,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中国本位史学理论。刘咸炘研究“前四史暠与浙东史学,意在为传统史学表微,

张扬中国史学的内在精神与活力。在西史东渐的大潮中,刘咸炘也关注西方史学理论与方法,但对鲁滨逊等西方

史学家的所谓“新史学暠不以为然。在中国史学走向世界,构建自身的理论话语体系之际,对刘咸炘的中国本位史

学理论进行深入的研究,是一项有意义的学术工作。

关键词:西史东渐;刘咸炘;章学诚;新史学;中国本位史学

中图分类号:K25暋文献标志码:A暋文章编号:1000灢5315(2012)05灢0157灢07

暋暋刘咸炘(1896—1932),字鉴泉,别号宥斋,祖籍四

川双流,出生于成都,成长在一个家学深厚的蜀中望

族,是我国近代史学史上一位卓有成就的史学家。这

位年寿仅36岁的史学家,在中国近代史学史的谱系中

曾被遗忘了几十年。刘师培(1884—1919)、张荫麟

流传不广。二是他一生足不出川,34岁之前甚至没有

走出成都,在这有限的地域范围内,刘咸炘也不善于与

人交往,外界知道他的人非常少。刘咸炘自称:“勇于

杜门仰屋之思览,而怯于大庭广众之谈辨。日亲故纸,

[1]604

故已不暇交游。暠 1926—1927年,刘咸炘才结交了

(1905—1942)这些和刘咸炘一样英年早逝的史家早已

几位学术同道,而友朋中除蒙文通、彭云生外,又多在

栚

成为史学史研究的热点,可是学界对刘咸炘史学成就

1949年前后去世。三是刘咸炘的弟子中能光大“推

栙

的研究还较为薄弱。我们说他被遗忘,是因为他原

十之学暠者甚少。四是刘咸炘的史学特色是基于对中

国传统史学的传承与熔铸,具有浓郁的“旧学暠色彩,似

与20世纪史学思潮变革的主旋律不符。这四点都限

制了刘咸炘及其史学的影响范围。随着民国史学研究

的逐步深入,这样一位生活在中国史学由传统向近代

转型的变革时代的史学家,是如何弘扬中国传统史学

的精神,以应对西方史学的冲击的? 又形成了一种怎

本具有被镌刻在近代史学史上的成就与资格,他以短

暂的一生,撰写了包括经、史、子、集在内约一千万字的

论著,在学说上自成一家。但他被人们遗忘,也不是没

有原因的。一是他对著作出版十分谨慎,30岁之后才

开始刊刻少量著作。身后由弟子们刻印的《推十书》也

并非全貌,加之20世纪三四十年代战乱频仍,其著作

收稿日期:2012灢05灢25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晚清史学批评的演进路径与成就(1840—1911)暠(编号:12YJC770038)、四

川省教育厅项目“刘咸炘与晚清民国时期的历史学暠(编号:10SB009)及校院共建“近现代西南区域研究暠科研创新

团队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刘开军(1981—),男,安徽宿州人,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讲师,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后,研究方

向为史学理论与史学史。

157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样的史学理论? 这些问题构成了本文所要探讨的主要

内容。

一暋为“前四史暠表微

了中国传统史学沉重一击。但刘咸炘却在治学和授徒

中特别重视《史记》、《汉书》、《后汉书》和《三国志》,认

为“前四史暠在历史见识、叙事技巧、编纂体例等方面代

表着中国传统史学的总体成就与特色,并用实际行动

来证明“前四史暠的价值,他从1917年初稿的《汉书知

意》开始,到1932年刊成《三国志知意》,刘咸炘用了十

六年的时间撰成了这部《四史知意》。《四史知意》是刘

咸炘的早期史学著作,却在他去世前几年才刊刻出版,

十多年间刘咸炘多次删订修改书稿,可见他对“前四

史暠研究的重视程度。

刘咸炘的学术特色与为学根基在1916年前后基

本定型。1916年,陈独秀在上海创办了一年的《青年

杂志》更名为《新青年》,新文化运动的大幕已经拉开。

三年后,五四运动风起云涌,席卷中国,作为中国传统

学术主干的史学在时代变革中也面临被推倒之危局。

生活在这样的学术环境中的刘咸炘,虽蜗居蜀地

一隅,却感受到强烈的灼痛感。这是因为刘咸炘自幼

打下了扎实的旧学功底,对传统史学抱有浓厚的敬意

和深挚的感情。为中国史学之命运计,刘咸炘遂起而

钻研传统史学,努力抉发中国史学之精微,创建了中国

本位史学理论。这里所说的中国本位史学,是指坚守

优秀的中国史学遗产,凸显中国史学的自身特色,张大

中国史学的人文精神。其学术意蕴在于只有以中国传

统史学为根基,然后广泛吸纳西方史学菁华,才能建立

起属于中国、适用于中国的新史学。在刘咸炘看来,传

统与变革不仅不矛盾,相反,继承传统是走向变革的第

一步。刘咸炘对中西学术有过这样一番评论,从中可

见他自觉构建中国本位史学理论的旨趣。他说:

暋暋吾华贤圣于天道、人道、群道自有其超然独至

之处,今以比较而益明。荦荦数大端非难言也,而

世多不知。略知者又不贯。能贯者又不言。虽亦

有高谈华化之辈,然大抵不会详读华书,又见胁于

时风,不免宛转以调和。炘不自揣,辄欲有所提

揭,有书数篇,不敢谓其必合贤圣,庶几使世人知

刘咸炘的“前四史暠研究的特点,是运用中国传统

史学的范畴、语言习惯、理论方法,运以别识心裁而专

门研究史意。顾名思义,《四史知意》是要示人以“前四

史暠之史意。这是因为只有透彻地分析史意,才能真正

抉发传统史学的精妙,让人们感受到传统史学的魅力,

增强人们对待传统史学的自信心。对此,刘咸炘再三

致意,说:“史之质有三:其事、其文、其义。而后之治史

者止二法:曰考证,曰评论。考其事、考其文者为校注,

[4]3

论其事、论其文为评点,独说其义者阙焉。暠在“前四

史暠中,刘咸炘首先研究的是《汉书》,也是有感于《汉

书》的史意长期以来隐而不彰。他说:

暋暋史家并称迁、固,以其创纪传之格,通古、断

代,义法皆精也。六朝《汉书》之学盛于《太史公

书》,然徒传诂训,不及大义。宋人好读《汉书》,则

又以其载事详赡,资策论引据及多词章华藻而已。

马书众知其断制,《货殖》、《游侠》,论议诙奇,《封

禅》、《平准》,刺讥显著,故学者多知求其旨意。独

治班书者徒知摘词论事,考据家考订详密,亦只古

事古言,鲜推义法。……是编专论旨意,所举必关

[1]605

有此端绪。

这段话对于我们揣摩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中西史

学碰撞之情形与其时史家的真实心理有莫大帮助。刘

咸炘认为中国史学原有许多独到之处,可是这些精妙

若不及时加以发掘就难以彰显,有的学者略知一二,但

难以通贯,贯通者又不能站出来为传统史学立言。刘

咸炘和高谈华化者不同,他不受时风的影响,也不愿

[5]169

体义。

刘咸炘回顾了《史记》和《汉书》的研究史,指出在

《汉书》之学较盛的六朝和宋代,也只是重视《汉书》的

训诂之学、叙事丰赡和文字表达,对班固及其《汉书》所

蕴含的史意的发掘则相对薄弱。所以,刘咸炘要将阐

发史意作为他研治《汉书》的主要着力点。在《四史知

意》中,刘咸炘或博采众家以抒发己意,或驳正前人成

说以正本清源,或直接揭示史家深意,道人所未言,发

史家之心声,可谓为“前四史暠表微。

“调和暠,重弹“中体西用暠的老调。刘咸炘谦逊地说不

[2]119

“

敢建一家言暠

,但他的学术活动却无不与中国本

位史学理论的建构有关,事实上已成一家之说。

受时代大潮的冲击,研读旧学已非当时大多数读

书人的钟爱。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前四史暠就遭

遇了空前的批判。“新史学暠的旗手梁启超说:“二十四

史非史也,二十四姓之家谱而已。……若二十四史,真

刘咸炘对于“前四史暠史意的阐发包括宏观的通论

和具体的点拨两种类型。关于宏观的论述,多见于开

篇。如关于司马迁《史记》的史意,刘咸炘总结为“信六

艺,表孔子,以正百家暠;“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暠和

[3]3

可谓地球上空前绝后之一大相斫书也。暠把“前四

史暠的价值降低到某姓之家谱,是“相斫书暠,这无疑给

[4]20

“原始察终,见盛观衰暠。今天的《史记》研究者们大

158

刘开军暋西史东渐中的坚守:刘咸炘的中国本位史学理论

概也会同意刘咸炘的这个观点。再如陈寿在《三国志》

宁波、绍兴、台州、金华、温州诸属也。吕氏小东莱先生

承其家中原文献之传,以史学教谕婺中,而其乡陈龙川

中到底持怎样的正统观,魏晋以降聚讼不已,刘咸炘认

为“承祚诚有不忘故国之心,而实无季汉正统之

及永嘉之陈止斋、叶水心等,亦同时为史学,当时谓之

[6]324

[9]1145

见暠

。刘咸炘是蜀人,却不为地域政治的局限,认

浙学。暠

“所谓浙东学术者,今世罕知其详,盖以宋

为陈寿并没有以蜀汉为正统。当然,史意常暗含于字

里行间,因而随文附注式的指点史意占据了《四史知

意》的主要篇幅。刘咸炘常能敏锐地捕捉到“前四史暠

叙事的关键点,进而作出富有理论性的解释。《史记·

项羽本纪》记载秦始皇巡视会稽时,项羽前往观看,并

说了一句“彼可取而代之暠。这既是项羽豪情与霸气的

流露,也是司马迁史笔的特别之处。刘咸炘写道:“特

书此语,著匹夫狂起之初机,此三代与秦、汉以下之一

大关键也。《高纪》书大丈夫当如是矣,《陈涉世家》书

婺州史学为表,明姚江理学为里,而成于黄梨洲者

[9]1145

也。暠

接着又写道:“黄梨洲宗阳明而师蕺山,讲学

于四明,其学兼综金华、永嘉,文则师法戴、宋,合诸派

而一之。其传为四明万季野、余姚邵念鲁,其后则四明

全谢山,至实斋与邵二云,则其复兴也。后此无所见

[9]1145-1146

矣。暠

这里,刘咸炘从吕祖谦、陈亮、陈傅良、叶

适讲到王阳明、刘宗周、黄宗羲,再落脚到万斯同、邵廷

采、全祖望、章学诚和邵晋涵,非常清晰地勾勒出浙东

史学的发展谱系。他关于浙东史学之理学特质与方圆

严宽之史学特色的论述,十分精彩,至今仍可供参考。

在刘咸炘的史学观念中,浙东史学圆通广大之风

是中国传统史学精神的内核,能够为中国史学的近代

转型找到一条出路。但是他又感到浙东史学后继乏

人,说:“今浙东犹有史学之传乎? 今之为浙东史学者

安在乎? 若其有也,亦尝知浙东史学之源流风势如上

[4]36

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皆此义。暠从《项羽本纪》联系到

高祖本纪》和《陈涉世家》,指出项羽所处的时代是一

《

个天崩地裂、下层民众创造历史的时代。这些论述揣

摩史家之意,颇能引起读者的共鸣。刘咸炘以“史意暠

重新审视、评论“前四史暠的史学精神,对人们认识传统

史学的神韵自然大有裨益。在普遍低估“二十四史暠学

术价值的大环境下,刘咸炘不为所动摇,除《四史知意》

外,刘咸炘还撰写了另一部关于历代正史的研究著作

[7]573

所云者乎?暠

由此看来,刘咸炘研究浙东史学,师事

章学诚,又是欲有所担当,上承浙东史学之流风余绪,

延续中国史学的精神。

《翻史记》,论及《晋书》、南北朝“八书暠和“二史暠(《南

史》、《北史》)等十一部正史,这无疑是建构中国本位史

学的第一步紧要的工作。

除了上述对于浙东史学的宏观探讨外,刘咸炘还

对浙东史学的集大成者———章学诚进行了深入的研

究。学术界在回顾近代章学诚被发现的学术史时,一

般是说1920年日本学者内藤湖南发表《章实斋年谱》,

刺激了胡适。两年后,胡适编写了《章实斋先生年谱》。

章学诚也因此成为我国学者广泛关注的对象。实际

刘咸炘认为,中国传统史学之精神自“前四史暠后,

经历了一次由盛到衰、不绝如线(宋代)再到复兴(以浙

东史学的兴起为标志)的阶段。他说:“六朝史学为专

科,唐人犹多专习。至宋世,则厄于经家义理之论,一

被阻于王氏之徒,再被贱于程、朱之流。然后世一线史

学之传,则宋人所留遗,若曾子固、郑渔仲,章君已表之

矣。所谓浙东史学者,实承金华吕伯恭,而兼取陈君

举、同甫、叶正则诸人经制之学,且得蜀中掌故之传者

栛

上,刘咸炘的章学诚研究要早于胡适。对于胡适所

编的年谱,刘咸炘并不满意,说胡谱对于章学诚的“学

[8]1123

术宗旨、渊源不能有发明,且多误说暠

。刘咸炘的

《文史通义识语》对《文史通义》或作钩玄提要式的解

题;或对《文史通义》中的重点语句、段落进行深入阐

释,要言不烦;或疏通实斋原意;或纠弹对于实斋的种

种歪曲与误解,也有指出章氏误解前人之处。在有限

的篇幅里,纵论古今学术,探究史学本旨,或比较,或综

合,颇得史学评论之大法。

[7]500

也。暠

浙东史学的地位之特殊既如此,因而也成为

刘咸炘所谓的弘扬本土史学魅力的又一重镇。

二暋弘扬浙东史学精神

刘咸炘关于浙东史学的研究起步比较早。20世

纪前期,国内研究浙东史学的学者多与浙东有密切的

地缘关系,如陈训慈是浙江省慈溪县人,何炳松是浙江

金华人。而刘咸炘身为蜀人,却服膺浙东史学,则是出

于对传统史学的深厚情感,“吾非浙东人,而酷好浙东

刘咸炘在揭示和阐发《文史通义》的意蕴方面,提

出了不少独到的见解。如他论《书教》上中下三篇:“是

论史大纲。记注主官守之法,撰述贵私家之识,先生视

[

7]573

史学暠

风方而兼圆,严而兼宽。暠

流变,刘咸炘也有系统的梳理:“浙东者,谓浙江之东,

。对于浙东学风的特点,他总结说:“浙东之

《六经》为虚实合一,故论史亦主史子合一。合一者,寓

[

8]1123

[8]1061-1062

对于浙东史学的缘起与

理于事也。暠

所谓“史子合一暠、“寓理于事暠都是

对章学诚史学思想的精妙阐述。章学诚提出的“史德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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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为何? 按照刘咸炘的理解,“尽其天者,各如其分也,后

之为史者,岂能如孔子。惟有各如其分,以待论定,不

敢以私意击断暠,“此所论者,乃作史时之德,未及读史

时之德。作史必先观事,亦与读史同。其要虚而委蛇,

论、东西方文化特质之比较研究上颇有独见,撰写了

《进与退》、《动与植》等论文。《动与植》一文后被梁漱

溟收入《中国民族自救运动之最后觉悟》一书的附录

中。刘、梁二人终生不曾谋面,但在对待中国传统文化

与学术的立场上,他们惺惺相惜。刘咸炘吸引梁漱溟

的地方,大概就是刘咸炘所坚守的中国本位学术理念。

刘咸炘曾写过一篇题为《看云》的随笔,对于我们

理解刘咸炘对待古今中西的学术态度非常重要。他在

文中说:“一年以来,我看了些西洋书、新书,许多朋友

都很诧异,我满拟是遭非毁了,谁知却反有不虞之誉暠,

有人说他“脑筋活动暠,也有人说他“要贯通中西

[8]1074-1075

善入而不轻断,即道家观变之术暠

。又说:“先

生之意非但求真,盖知作史之不能无情气也。今之论

[8]1075

史者,偏主客观而援先生之说以相证者,非也。暠

刘

咸炘对章学诚“尽其天暠、史家修养、史学的主体性与求

真等问题的解说,是富有深度的。刘咸炘将《文史通义

·

申郑》篇升华到章学诚对于史学本体的理解和针砭

清代史学风气的高度来认识,说:“史贵别识心裁,辞章

考据不足为史。名为《申郑》者,以矫正当时之讥郑者

[11]239

了暠

。对这两种声音,刘咸炘都不赞同。在新派与

[

8]1088-1089

耳,实不但为郑言也。暠

此论可谓独具只眼。钱

旧派的激烈交锋中,他选择了既不趋新也不守旧。他

说:

穆晚年称赞刘咸炘“是近代能欣赏章实斋而来讲求史

[

10]270

学的暠

,确非溢美之词。

暋暋大凡黏着一个新字或西字,旧派听了就觉得

像豺狼虎豹一般,避之一刻大吉,就是义理深沉、

器量宽大的也不免;新派听了就觉得像南货一般,

有种特别气味,就是很有功力自命有世界眼光的

也不免。其实中西是地方,新旧是时代,都不是是

非的标准。我自有我的眼光,看中这样,看西也这

样,看古这样,看今也这样。随他五光十色,我的

视觉并不曾惊眩,总是等量齐观,所以见怪不怪

刘咸炘为传统史学表微,坚守中国本位的史学观,

但他对传统史学并不是盲目乐观。他作《史病论》一

篇,专门针砭中国史学之病,但他并不赞成新史学家对

于传统史学彻底否定的态度。刘咸炘没有像友人蒙文

通那样把主要精力用于考证古史,也没有效法当时史

学界的主流派,以新观念衡评旧史学,而是肆力于以传

[1]605

统史学之“纯美者示人暠

,为中国史学找到安身立

[11]240

命之处。明乎此,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刘咸炘神交已

了。

栜

久的人物是钱穆,而不是胡适等人了。

这段话说得明白且不失深刻。刘咸炘特别强调要

有自己的眼光,不先入为主地看待中学、西学、新学、旧

民国时期,传统史学受到冷落,刘咸炘对“前四

史暠、浙东史学的深入挖掘,为传统史学争取了一席之

地。中国史学有为正史校、补、考、论、续作、重撰的传

统,但这种传统在20世纪初年也逐渐没落了,为此,刘

咸炘毅然决定重修《宋史》。凡此种种,皆可见刘咸炘

在西史东渐大潮中的一份坚守,为中国史学求发展、谋

出路的胆识。当西方史学理论大量传入我国后,刘咸

炘又将如何应对呢?

[11]239

学,他要“用道家御变之术,冷眼看这风云变态暠

。

但如果我们据此判断刘咸炘在中西、古今学术上持中

庸态度,则不免草率。因为上面所述只能论证他不走

极端,态度冷静。事实上,刘咸炘还是主张立足传统学

术构建属于中国的新学术,即我们所说的中国本位观。

因为他在说完上面这些看上去似乎中立的话后,最终

作出了有价值判断的结论:“中西新旧,本有不同,不能

尽说新的都是旧所有,西的都是中所有,但只怕有的多

三暋积极回应西方史学的冲击

[

11]241

刘咸炘一生足未出川但却广泛涉猎西学,生前的

藏书23000余册中,有不少关于欧美、日本社会科学的

译本,他还订阅过多种杂志,如《东方杂志》、《国粹学

报》、《史地学报》等,这使他在学术视野上并不狭隘。

刘咸炘在西学上的修养,以及他对于西方史学的态度,

是我们在探讨他的中国本位史学理论时需要特别留意

之处。

着呢。暠

他说那些大讲西学、新学的人,“所谓站在

[

11]240

时代前面,不过是会扯顺风旗罢了暠

。他不以新、

旧、中、西判定学术价值的高下,但他有明确的是非观

念。通观刘咸炘的论著,会发现他仍是以中国传统学

术为准基,认为中国传统学术优于西方学说。

关于如何调和、运用中西学术,他在《塾课详说》一

文中说了下面一段耐人寻味的话:

刘咸炘通过阅读西史,了解西方哲学、历史学、社

会学、逻辑学,杜威、斯宾塞、达尔文、康德、白璧德、黑

格尔等人常常出现在刘咸炘的论述中。刘咸炘在进化

暋暋采西方专科中统系之说,以助吾发明整理也。

昔印度之学传入中华,南朝赵宋诸公皆取资焉,以

明理学,增加名词,绪正本末。以今况古,势正相

160

刘开军暋西史东渐中的坚守:刘咸炘的中国本位史学理论

[

2]123

同。此非求攻错于他山,乃是取釜铁于陶冶。

如果说《看云》还只是从宏观上对中西学术、新学

旧派进行大而化之的论述,态度与立场略显隐约的话,

那么《塾课详说》中“取釜铁于陶冶暠,“以助吾发明整

理暠的意图则非常明显了。当我们逐步深入到他关于

西方史学的具体而微的评骘中,会发现刘咸炘的中国

本位史学精神愈发鲜明。

而得之,马迁明大道之恢恢,班氏折狂狷之异趣,

岂如西人之狭隘乎。鲁氏述其史学之新法,一为

批评材料加谨严,二为据实记载,此皆中国所早觉

知,西人今始知之,而执之又不免太过。……几欲

[8]1120

使史学如物质科学,此则谬矣。

他又有所指地说:“世之学者,或将疑鲁氏所说乃

科学定律,其性普通。而章先生所谓别识独断似犹未

免主观,不知章先生所持实能尽分合之能事,因时而

1

925年,刘咸炘撰写的《较新》是他的中国本位史

[

8]1121

学与西方新史学之间的一次激烈的正面交锋。《较新》

之意是传统史学与西方史学一较高下与新旧。这是一

位地处一隅,却心怀天下甚至是世界学术发展前景的

传统史学家,直面西方史学冲击后,对于新、旧史学所

作的一次深刻反省。西方史学传入中国后,给人耳目

一新的感觉,似乎西方史学家所论都是中国史学前所

未有的。那么,是不是真的如人们所感觉的那样,中国

传统史学陈旧不堪,西方史学所论都是新鲜事物呢?

刘咸炘颇不以为然。他写道:

变,而归于不变,由特殊以达于普通,所持者圆。暠

刘咸炘很自信地说:“何非先圣前哲之所详言耶? 吾中

国圣哲之书富矣,特多散义不整齐耳。苟勿轻心而细

[13]855

绎之,榛楛荣悴亦罔非瑰宝。暠

动辄谓西方所论乃

中国古已有之,固然太过乐观,但基于学理的深刻分析

而得出的结论,则是对于本民族史学的一种自信,这对

于建构中国本位史学,回应西方史学的冲击,避免完全

被西方史学牵着鼻子走,是非常必要的。当然,在这

里,刘咸炘也提出了一个研究传统史学的态度问题,即

“苟勿轻心而细绎之暠,要认真仔细地抽绎中国史学的

精神与内涵。

暋暋鲁滨逊著《新史学》,在西方为前无古人。而

吾国人亦颇推奉之,不知其说有浅有深。浅者刘

子玄之所已言,已为中国学者之常谈。深者则诚

子玄所未有,而郑渔仲、章先生所已发明也。章先

生所发乃宏识,彼多未知,故其言时不免于偏谬。

吾国人轻其家业,好学而不深思,遂以为新

刘咸炘对于传统史学所秉持的这份浓郁的情结没

有让他失去一位学者应有的冷静与客观,他不为本土

意识所驱使,而是在对中国史学与西方史学比较后,坚

定了他对于中国史学发展的信念。20世纪前期,大多

数的新史学家对西方史学理论赞叹不已,而对中国传

统史学则是批判多于肯定。以何炳松为例,何炳松在

[8]1119

耳。

刘咸炘认为,美国史家鲁滨逊《新史学》中的一部

分道理早被中唐时期的刘知几说过,已是老生常谈; 20世纪20年代初便发表了研究刘知几和章学诚的论

《

新史学》中相对精彩的论述,也已经被南宋的郑樵和

文,但我们“并不能由此就认为,他把西方新史学理论

与中国传统史学思想看得同样重要。事实上,他把西

清代的章学诚阐述过;相反,鲁滨逊却对章学诚史学的

新意知之甚少。鲁滨逊的《新史学》于1912年在美国

出版,后经留美归国任教于北京大学的何炳松译为中

文,并于1924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新史学》在中国

一经面世,便风靡史学界,朱希祖、胡适、蒋廷黻等人均

大力宣扬鲁滨逊的《新史学》。如朱希祖说:“何先生译

了这部书,为我国史学界的首唱者,我很望留学各国回

[14]188

方新史学理论看得更重暠

。耐人寻味的是,在刘咸

炘这番言论发表十年后,曾看重西洋史学的何炳松发

表了著名的《中国本位的文化建设宣言》,声称:“吸收

欧美的文化是必要而且应该的,但须吸收其所当吸收,

而不应以全盘承受的态度,连渣滓都吸收过来。吸收

[15]406

的标准,当决定于现代中国的需要。暠

较之十年前,

[

12]《新史学序》

来的学者,多译这种书,指导吾国史学界。暠

正

何炳松最显著的变化是认识到中国本位才是关键。用

今天的眼光来看,中国新史学的建设与发展固然要与

西方史学接轨,但如果我们丢掉了本民族的遗产,也就

等于抛弃了我们史学的特质,其最终结果将是在别人

的轨辙上迷失自我。由此观之,刘咸炘可谓新史学建

设上的先觉者。可惜的是,当时西方史学之风甚劲,刘

咸炘的这些话并未引起多少人注意。

因为《新史学》在众多的西洋史学著作中影响最大,所

以刘咸炘才有意把《新史学》和我国的《史通》、《通志》、

《

文史通义》作比较,要弄清楚中国传统史学与西方史

学究竟孰优孰劣、孰新孰旧。

刘咸炘总结鲁滨逊的《新史学》“所拨者凡七暠,“所

建之义凡五暠,但这些所谓的“新暠在刘咸炘看来,并不

值得我们顶礼膜拜。他说:

在西方史学的挑战下,史体变革、史书内容成为当

时的一个热门话题。刘咸炘治史重视史体、史法,但他

暋暋若吾中国古之良史,其所执之宗旨,固由观变

161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认为西方史学的所谓新史体并没有多少高明之处。他

新学旧学等意识形态的羁绊,得以特立独行于民国时

期多元的史学思潮中,潜心构建中国本位史学理论。

他的《史学述林》、《治史绪论》是可与柳诒徵的《国史要

义》相媲美的民国史学理论著作。如果我们把目光从

民国史学投向整个中国史学发展历程时,则会发现从

《史记·太史公自序》、《文心雕龙·史传》到《史通》、

《文史通义》,再到《史学述林》,它们所讨论的内容虽不

尽相同,有时在思想上也存在分歧,但它们阐释的对

象、思维、范畴、观念是一脉相承、不断发展的。这种精

神气质就是我国史学的民族特色和中国气派。当前如

何构建中国史学理论的话语体系,已成为一个大课题。

“文化本身有其传承性和沿袭性,必然也有一些有价

值、有意义的思想和理论能保持固有的生命力,并融入

当代的学术文化中,为当代学人所接受、继承、发扬。

把西方史书体裁和我国传统的纪事本末体相比较,认

为“欧洲史体亦兼有述制度与个人之篇,较纪事本末为

[7]83

宏暠 ,但仍不及章学诚创新的史体。不仅如此,刘咸

炘对西方史学界的历史观也有所批评,认为:“西人性

好极端,其哲学固欲求宇宙之主使,其科学亦固欲求最

后之因,故有伟人史观、经济史观、地理史观,皆执一而

废百,如巫医、命相之同论病源,互相争辩,今已倦矣。

而历史哲学犹为史家最高之的。黑格尔之正、合、反三

观念颇近道家,但其所谓理性则虚幻,孔道西今胜于古

[16]243

之说,亦止一偏。暠

刘咸炘从中国传统史学的立场

所得出的结论,虽不能说完全正确,但他以中国传统的

历史观念分析西方形形色色的历史观,其中国本位的

史学精神已跃然纸上。

[

17]

刘咸炘是民国时期传统史学派构建中国本位史学

理论的代表人物。在清季民初西史东渐的大潮中,刘

咸炘始终未进入学术主流,但他也由此少受学术门户、

任何事物的历史都是无法割断的,史学也是如此。暠

窃以为对刘咸炘等坚守中国本位的史学理论家进行深

入的研究,便是这样一项有意义的学术工作。

注释:

栙在大陆史学界关于刘咸炘史学的研究中,凌简的《刘咸炘的暣史学述林暤和宋慈抱的暣续史通暤》(《中国史学史资料》第四号,

1

961年12月)是新中国成立后较早的一篇专文。此后刘咸炘的史学在较长时期内不受关注。直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

杨代欣在《刘咸炘与他的三国志知意》[《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4年第4期]文中还感叹:“许多人根本不知道

刘咸炘,当然更不知道他著作等身。暠1996年,值刘咸炘诞辰一百周年之际,成都古籍书店影印《推十书》(三册),书首有吴天

墀、萧萐父、蒙默三位学者的序文,对刘咸炘史学的论述发人深思。进入21世纪,刘咸炘的史学逐渐引起人们的注意,出现

了刘复生先生的《表宋风,兴蜀学———刘咸炘重修暣宋史暤简论》[《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5期]和《刘咸

炘暣蜀学论暤及其在学术史上的意义》(《社会科学研究》2006年第3期),周鼎的《边缘的视界:刘咸炘对进化论的批判》[《四

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3期],王吉伟《刘咸炘史学研究》(华东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年),张凯的

《

浙东史学与民国经史转型———以刘咸炘、蒙文通为中心》[《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6期],刘开军《试

探刘咸炘的历史教育思想》[《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4期]、《刘咸炘暣蜀诵暤的编纂体例与史学价值》

《蜀学》第6辑,巴蜀书社2011年版)、《刘咸炘暣四史知意暤的史学批评理论》(《池州学院学报》2012年第1期)、刘海波《刘咸

(

炘暣史通暤研究探析———以暣史通驳议暤为中心》(《天府新论》2012年第5期)等文,然大多关注刘咸炘史学思想中的某一侧面

或某部著作的史学成就。笔者寡陋,关于国外和港台地区的刘咸炘史学研究,仅见到台湾大学傅莉雯《试论刘咸炘暣汉书知

意暤》(台湾大学中国文学系编《中国文学研究》第17期,2003年6月),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严寿澂《察变观风,史有子

意———读刘咸炘暣治史绪论暤》(《传统中国研究集刊》,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此外,2011年3月,台湾学者王汎森在

复旦大学作了题为《“风暠:一种被忽略的史学观念》的学术报告,讨论到刘咸炘的“观风暠思想。从学术史回顾中可见,新视野

下宏观与综合的探讨刘咸炘的史学成就仍大有空间。

栚刘咸炘的学术友人主要有蒙文通(1894—1968)、彭云生(1887—1966)、吴芳吉(1896—1932)、唐迪风(1886—1931)、卢前

(1905—1951)。参见刘复生《刘咸炘与学侣交往补述》,载《蜀学》第六辑,巴蜀书社2011年版。

栛若从《文史通义识语·叙》来看,该书写于“章君殁后百二十四年,岁次乙丑,仲冬月暠,即1925年11月,初由成都志古堂刊印

的时间是丁卯仲春月,即1927年2月。但刘咸炘开始研读《文史通义》的时间最晚不会迟于1915年。他在1917年撰写的

《汉书知意·序论》中说,1914年父亲去世后,他跟随兄长刘咸焌问学,“读会稽章氏书,略窥大体暠。其弟子在刘咸炘30岁

时,曾编了一部《系年录》[《推十书》(增补全本)壬癸合辑第3册],书中于戊午年(1918)条记载:“是年撰《文史通义解》二卷,

后改《识语》。暠乙丑年(1925)五月条记载:“删定《文史通义识语》,又作四篇。暠由此可知,刘咸炘着手撰写《文史通义识语》的

时间是1918年。七年后,补删成书。另外,刘咸炘还撰写了一部《续校雠通义》,动笔时间在1919年。《系年录》经过刘氏过

目,是可信的。所以,刘咸炘之研究章学诚并非受胡适的影响,而是自己读书的发现,要早于同时代的多数史学家。

162

刘开军暋西史东渐中的坚守:刘咸炘的中国本位史学理论

栜刘咸炘生前未与钱穆谋面,但对钱穆的学问十分钦佩。1930年4月,刘咸炘在写给蒙文通的书信中,向蒙文通询问钱穆的

情况,并“择中、左、右三书各一部寄奉,乞转至钱君乞正暠(见《推十文》卷四《复蒙文通书》,第606页)。钱穆晚年授徒时,也

说刘咸炘“每写一书,几乎都送我一部,但我和他不相识暠(《中国史学名著》,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270页)。抗战时期,钱

穆到四川时,惜刘咸炘已病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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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nLiuXianxin^暞sChinese灢centeredHistoricalTheory

LIU Kai灢jun

(

HistoricalCultureandTourismInstitute,SichuanNormalUniversit_y,Chen_gdu,Sichuan610068,China)

Abstract^:BeingahistorianontheturnofChinesehistoriographyfromtheoldtothenewpe灢

riod^,LiuXianxin^,withtraditionalChinesewayofthinkingandhistoricaltheories^,heldthepulse

oftheages^,putforwardtheChinese灢centeredhistoricaltheoryandisanhistorianwhohastradi灢

tionalhistoriographycomplex.BystudyingQianSiShiandZhedongschoolofhistoriography^,

LiuXianxinelaboratedondetailsoftraditionalChinesehistoriographyandexploredthespiritand

vitalityoftheChinesetraditionalhistoriography.Hepaidcloseattentiontothewesternhistorical

theoryandmethodbutdidnotapprovethe^“newhistoriography^暠ofRobinsonandotherwestern

historians.Today^,Chinesehistoriographyisbuildingitsowntheoreticaldiscourse.LiuXianxi灢

n^暞sChinese灢centeredhistoricaltheorydeservestudyingcarefully.

Keywords^:eastspreadofwesternhistoriography^;LiuXianxin^;ZhangXuecheng^;newhistori灢

ography^;Chinese灢centeredhistoricaltheory

[责任编辑:凌兴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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