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利军暋1930年代中期红四方面军对川西北及康北土司政策及其演变
栣
题是决定红四方面军对土司采取打击还是联合政策
的最根本动因。1930年代中期的川西北粮食、可耕
地、人口很少且多被土司、头人、喇嘛控制,红四方面
军进入川西北时有10万之众,所需惊人,不打击土
司喇嘛就不能实现社会资源的再分配,民众动员、扩
大红军、甚至生存都是大问题。1936年初,红四方
面军同原来相比减少了60%,仅剩4万余人,生存
压力大大减轻,与土司喇嘛的矛盾便有所缓和,这
不能不说是政策转变的客观基础。但苏维埃政权的
革命性质、革命政策的惯性及红四方面军领导人认
识上的偏差,再加上康区客观的社会形势,红四方面
军还不可能同土司实现真正的联合,这正如张国焘
自己所言:“藏族自治政府经过我们的推动,在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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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起来了,但大多只是一个空名义。暠
注释:
栙1933年中共川陕省委成立于通江县城,1935年5月进驻茂县,6月移驻理藩县薛城、杂谷脑,下辖中共茂县、汶川、理番、松
潘县委及茂县西一区、黑水特一区特委。中共川陕省委具体领导茂县、理番、汶川等县的中共地方党组织,组织召开了茂县
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成立了茂县、理番、汶川县区乡苏维埃政府,还成立了茂县回民苏维埃政府,并将根据地扩大到“四
土暠及大小金川流域,直至1935年7月下旬中共川陕省委被中共川康省委取代。基于此,笔者认为这一时期建立的川西北
根据地是川陕苏区的一部分。
栚关于红四方面军在川西北康北对土司政策的问题,涉及红四方面军的社会政策、政权建设以及民族区域自治的实践,是较
为重要的问题,然学界缺少研究。就笔者所知,目前仅有温贤美《红军长征与民族团结》(《文史杂志》1996年第5期)和胡本
志、魏筱雨《怀念格达活佛》(《民族团结》1997年第2期)两文有所涉及,但语焉不详。笔者对此问题较为关注,先后发表了
几篇论文,其中《1935-1936年国共内战与川西北土司(官)的政治态度》暡《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1年第2
期暢主要探讨川西北土司对红军的政治态度,《1930年代中期川西北及康北红色政权研究》暡《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
2
011年第4期暢主要从红军瓦解土司政权的角度论述红色政权的建立,重点分析中共民族区域自治政策的早期实践,《苏维
埃阶级政策和川西北及康北各民族的左右分化》(《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12年第4期)主要论述土司及民众
对红军苏维埃革命的态度与反应,本文侧重于研究针对土司的苏维埃革命政策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演变。
栛据笔者研究,这个政权体系先后包括1个大区级政权、5个省级政权、17个县级或特区政权、38个区级政权、140个乡级政
权、181个村级政权(见拙文《1930年代中期川西北及康北红色政权研究》暡《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2011年第4期暢。
栜《四川省第十六区夷族分布各县种类人口壮丁枪支数目查报表》,第93灢97页。四川阿坝州档案馆:民国第十六行署档案,全
宗号8,目录号1,案卷号1017。
栞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有12万人左右,每人每天口粮按1.5斤计算,每天需粮食18万斤,一个月若30天、需粮食540万斤。
川西北地区面积达83426平方公里,相当于中国东部的一个小省,而人口却只有30万人左右,只相当于中国东部人口密集
地区的一个中等县,红一、四方面军特别是在川西北滞留九个月之久的红四方面军大量筹粮、扩军,必然使土司与红军之间
的矛盾变得十分尖锐暡见田利军《1935-1936年国共内战与川西北土司(官)的政治态度》,《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
版)》2011年第2期暢。
栟据《四川省第十六区夷族分布各县种类人口壮丁枪支数目查报表》“备考暠一栏记载,1935-1936年,川西北115个土司土官
中,支持国民党政府的达101个、占87.8%,其中积极参加围追堵截红军的占58%、在半数以上,除羌族土司安登榜外,未见
其他土司土官喇嘛反对国民党政府、支持红军的史料记载。
栠《中央为党内统一解决党的组织问题致暳暳电(一九三六年一月二十四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编辑委员会编
《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战史资料选编(长征时期)》,第329页。根据电文中的内容推测:“暳暳暠应是朱德。
栢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在《历史的回顾》第411页言:红四方面军进入川西北时,全军“总计不下十万之众暠;第483页说:
到康区后,红四方面军全军“共五个军四万余人暠。
栣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记录了康区活佛的一段话:“如果红军处境好一些,不会比刘文辉坏,可是它现在穷困,搜刮超过了
刘文辉。暠(张国焘《我的回忆》下册,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第436页。)张国焘认为活佛的观感描绘了当时红军在那一带的
真相,也正好佐证了笔者“生存问题决定政策问题暠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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