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0卷第4期

2

013年7月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JournalofSichuanNormalUniversity(SocialSciencesEdition)

Vol.40,No.4

July,2013

明代禁小说令与小说的发展

张_暋晓_暋芝

西南大学文学院,重庆400715)

(

暋暋摘要:明代禁小说令十分严格,从中央政令到地方法令再到社会舆论,层层罗网对小说进行施压。然而,小说

禁令只是官方进行思想统治的一种手段,并未从根本上阻碍小说的发展。首先,明代官方禁小说令的实施有其自

身的局限性,再加之禁令的颁布总是滞后于小说作品的产生,所以小说依旧会按照其自身的发展轨迹前行。其次,

小说禁令与整个社会思潮的冲突,说明了在明代这一独特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小说的蓬勃发展已成为必然之势。

最后,小说创作与意识形态的逐渐融合,从思想层面揭示了明代小说发展所具有的宽阔空间。

关键词:明代;小说禁令;小说发展

中图分类号:I206.2暋文献标志码:A暋文章编号:1000灢5315(2013)04灢0123灢08

暋暋小说的发展经历了漫长的时期,自魏晋南北朝的

志人志怪小说、唐宋传奇、宋元拟话本之后,迎来了小

说的繁盛时期———明代小说。有明一代,讲史、神魔小

说、人情小说及拟宋世人小说繁荣一时,为清代小说开

辟了新的路径、指明了新的方向。然而,明代从中央到

地方包括社会舆论对小说进行了不同程度的限制和约

束,这一点给小说的发展和繁荣造成了巨大的阻碍。

就中央禁令而言,官方以最高指令对部分小说进

行禁毁,它的导向性十分明显;而且随着明代特务机构

的建立、成熟,官方禁小说令的实施应当更加严格。但

事实却并非如此,官方禁令仅限于几部影响力较大的

小说,如《三国演义》、《水浒传》、《金瓶梅》等。地方法

令是中央法令的补充和延伸,但却极少涉及到对小说

的禁毁,而主要是对搬演杂剧和戏曲的禁令。按照一

般逻辑,地方官吏依照中央指示实施禁小说令,本该有

相关法规以佐中央政令,或有相关“业绩暠载于官方文

牒,但查阅相关史书文献,此种记载并不多见。社会方

面,舆论的造势主要见于明代文人别集的记载,集中表

现为一些忠于程朱理学的文人自觉摒弃有碍视聪的小

说。但是,“程朱暠文人的行为并未阻碍小说的进一步

发展;相反,文人的“洁身自好暠恰恰给小说的发展提供

了相对自由的空间,底层文人和市井小民正是利用这

一点,推动了鄙俗小说与正统诗文的并行。从中央政

令到地方法令再到社会舆论,明代的禁小说令可谓层

层罗网笼罩在小说的发展进程中。但明代小说的发展

似乎能够在黑暗中摸索前进,在弹性的罗网中求得自

身的生存。

一暋小说禁令的官方约束及其局限

明初建国,太祖从巩固王权和加强封建统治角度

出发,认为“治国以教化为先,教化以学校为本暠,并“令

郡县皆立学校,延师儒,授生徒,讲论圣道,使人日渐月

[1]1686

化,以复先王之旧暠

,推行程朱理学,培养效忠于大

明王朝的知识分子。再加上移民垦荒、兴修水利、减税

恤民等事功方面的努力,经过二十几年的励精图治,国

库逐渐殷实。由于洪武时期的一系列有效政策,到永

乐初期,大明朝“宇内富庶,赋入盈羡,米粟自输京师数

[1]1895

百万石外,府县仓廪蓄积甚丰,至红腐不可食暠

。

除去事功方面不论,明太祖在“文治暠方面除了实行建

学校、聘师儒等正当手段外,还实行了一系列禁令,如

禁军官军人学唱、禁搬演杂剧、禁歌舞等等。在诸多禁

令中,针对当时流行的小说,实施了禁书令。据明姜南

《墨畬钱镈·合编充军》记载:“太祖皇帝立法虽尚严,

收稿日期:2012灢01灢29

作者简介:张晓芝(1985—),男,山东蓬莱人,西南大学文学院中国古代文学博士研究生。

123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然皆为扶植良善,摧抑奸顽,故奸顽之徒合编充军者有

迎合了世人的阅读旨趣。

二十二种,谓贩卖私盐、诡寄田粮、私充牙行、私自下

海、闲吏、土豪、应合抄札家属、积年民害官吏、诬告人

充军、无籍户、揽纳户、旧日山寨头目、更名易姓家属、

不务生理、游食、断指诽谤、小书、主文、野牢子、帮虎伴

当、直司。今此法俱在,而此等之人,纵横无限,公然无

所忌惮,虽有犯者,往往以计脱免,稂莠不除,嘉禾不

明代小说以蓬勃的姿态向前发展,丝毫没有受中

央政令的影响,而且随着小说语言的成熟,其影响力在

不断增长。据《大明神宗显皇帝实录》卷三百七十九记

载:“万历三十年十二月己未,礼部题,……臣等以为皆

宜禁,如作字必依正韵,不得间写古字,用语必出经史,

不得引用子书,及杂以小说俚语。……诏是之,曰:本

章字画,令查嘉靖八年体式刊印颁行,余依拟严行申

[2]40

盛,无怪乎民之穷且困也。暠这里的“小书暠,当是短

篇小说一类的东西,抑或是讲史一类的文稿。禁令将

小书与贩卖私盐、旧日山寨头目、土豪、积年民害官吏

等并举,列为社会的流毒之一,其社会地位的低下不言

而喻。自明太祖以下,成祖、英宗、神宗、思宗各朝皆有

小说禁令,但这些禁令却未从根本上阻止明代小说的

发展。原因如下。

[4]7139-7140

饬,违者参究。暠

据实录知,嘉靖八年的奏议体

式是官方认可的标准体式,而引小说语入奏议也已不

是一朝一夕的事。自嘉靖八年(1529)至万历三十年

(1602)七十余年,官方才认识到“小说体暠已渗入到最

高层的官方文本体式中,不得不采取强令禁止措施。

由此可以看出,小说语言的渗透力是极其强大的,即便

是高层统治阶级也无法避开它的浸染。但这种浸染的

循序渐进性,使他们无法立即觉察到。从官方法令的

相对滞后性,我们可以断定,它必定给小说的充分发展

腾出了有效的空间。

(一)官方政令的相对滞后

先看一条具有代表性的禁小说令。清顾炎武《日

知录之余》卷四《禁小说》摘自《英宗实录》曰:

暋暋正统七年,二月辛未,国子监祭酒李时勉言:

“

近有俗儒,假托怪异之事,饰以无根之言,如《剪

晚明已经是社会弊端全部凸显的时期,统治者对

农民起义是最恐惧的,因而对《水浒传》等小说的禁止

是最严厉的。崇祯十五年四月十七日刑科给事中左懋

第“为陈请焚毁《水浒传》题本暠载:

灯新话》之类,不惟市井轻浮之徒,争相诵习,至于

经生儒士,多舍正学不讲,日夜记忆,以资谈论;若

不严禁,恐邪说异端,日新月盛,惑乱人心;乞敕礼

部,行文内外衙门,及调提学校佥事御史,并按察

司官,巡历去处,凡遇此等书籍,即令焚毁,有印卖

及藏习者,问罪如律,庶俾人知正道,不为邪妄所

暋暋……而贼必因以为名,据以为薮泽者,其说始

于《水浒传》一书。以宋江等为梁山啸聚之徒,其

中以破城劫狱为能事,以杀人放火为豪举,日日破

城劫狱,杀人放火,而日日讲招安,以为玩弄将吏

之口实。不但邪说乱世,以作贼为无伤,而如何聚

众竖旗,如何破城劫狱,如何杀人放火,如何讲招

安,明明开载,且预为逆贼算矣。臣故曰:此贼书

也。李青山等向据梁山而讲招安,同日而破东平、

张秋二处,犹一一仿行之。青山虽灭,而郓城、钜、

寿、范诸处,梁山一带,恐尚有伏莽未尽解散者。

[3]2018-2019

惑。暠从之。

顾炎武所录“禁小说暠一则,从官方的角度说明了

禁小说的原因,所谓“恐邪说异端,日新月盛,惑乱人

心暠。问题是,英宗朝始禁《剪灯新话》等小说,未免太

晚。据考瞿佑《剪灯新话》成书于洪武前期,约洪武十

一年(1378),而到正统七年(1442)才采取严厉的禁止

措施。从小说流布到禁令的实施,时隔六十多年,官方

的反应实在过于迟钝。六十余年,就通俗小说的离奇

情节、易于诵记的特点而言,《剪灯新话》的传播恐早已

深入人心。瞿佑本人因受元末东南士风的影响,思想

中存在一些离经叛道的东西,尤其是爱情题材方面,具

有明显的反封建礼教的色彩。其通俗性和世俗化的特

点,使其拥有强大的读者基础,“人多喜传而乐道之暠。

从李时勉的奏疏来看,《剪灯新话》在正统年间产生了

更大的影响,就连经生儒士也“日夜记忆,以资谈论暠。

为了获得功名而苦读经书的人,之所以如此沉浸于《剪

灯新话》之中,说明《剪灯新话》描述的故事是大家喜闻

乐见的,如《牡丹灯记》、《渭塘奇遇记》、《秋香亭记》等

[5]16-17

《水浒传》一书,贻害人心,岂不可恨哉!

崇祯十五年六月二十三日“兵部为梁山寇虽成擒

仍严禁《浒传》等事暠记云:

暋暋……崇祯十五年六月曱日本部尚书陈曱等具

题,十五日奉圣旨:降丁各归里甲,勿令仍有占聚,

着地方官设法清察本内,严禁《浒传》,勒石清地,

俱如议饬行,钦此。钦遵抄出到部送司案呈到部

拟合就行,为此:

一、咨都察院,合咨贵院烦照本部覆奉明旨内

事理,希转行山东巡按,即严饬道府有司,实心清

核,务令降丁各归里甲,勿使仍前占聚;一面大张

124

张晓芝暋明代禁小说令与小说的发展

榜示,凡坊间家藏《浒传》并原板,尽令速行烧毁,

……

不许隐匿;仍勒石山巅,垂为厉禁,清丈其地,归之

版籍。并通行各省直巡按及五城御史,一体钦遵,

禁毁施行。

一书铺当禁之书:一曰时文,蠹坏学者心术;

二曰曲本,诲人以淫;三曰佛经,四曰道经,扇惑人

心。现已通行禁革,委官宜责取各铺、并地方总小

甲邻佑结状,如再发卖前项书籍,重治以罪,再不

许开书铺;仍大书告示,张挂关隘去处,不许从外

省贩卖前项书籍,私入广东境内,不时差官盘验,

以诘奸弊。

一、咨东抚登抚,合咨贵院烦为遵照本部覆奉

明旨内事理,希严饬道府有司,实实清察,……凡

坊间家藏《浒传》并原板,……期于窟穴肃清,萑苻

屏迹,施行。

一、通行九边省直各督抚,合咨前去,烦为遵

照本部覆奉明旨内事理,希大张榜示,凡坊间家藏

……

[7]876

左仰南雄府抄案转行各州县遵行。

[6]429-430

《浒传》并原板,勒令烧毁,不许隐匿,施行。

又,《宗伯集》卷五十七云:

崇祯十五年的禁《水浒传》与英宗朝禁《剪灯新话》

性质相同。由于《水浒传》更能触动统治者的神经,所

以禁令更加严酷。然而,《水浒传》的成书经历了漫长

的时间,官方未能从“水浒故事暠萌芽即行禁令,后期的

禁止只能是亡羊补牢。值得注意的是,明代诸如《剪灯

新话》、《水浒传》之类的小说应当很多,加之官方政令

的鞭长莫及和相对滞后性,对小说的禁止只能流于表

面,不能从根本上影响小说的发展。

暋暋一刻书。近日非圣叛道之书盛行,有误后学,

已奉明旨,一切邪说伪书,尽行烧毁。但与其焚其

既往,不如慎其将来。以后书坊刊刻书籍,俱照万

历二十九年明旨,送提学官查阅,果有稗圣贤经传

者,方许刊行;如有敢倡异说,违背经传,及借口著

述,创为私史,颠倒是非,用泄私愤者,俱不许擅

刻。如有不遵提学查阅,径自刻行者,抚、按、提学

官及有司将卖书刊书人等,严行究治,追板烧毁,

等因。奉圣旨,俱依拟著实行,……坊间私刻,举

(二)高层阶级的莫衷一是与地方政令的消极适从

[

8]13

统治阶级禁止小说的流传,是从维护封建社会秩

序的角度出发的,目的是使阶级意识深入人心。然而,

仅靠官方的法律措施,无法从根本上禁止小说的流布。

官方约束对统治阶级而言是一个无法调和的悖论,他

们一方面发布禁令,另一方面却又做着“只许州官放

火,不许百姓点灯暠的事。如明周晖《金陵琐事剩录》卷

一《金统残唐》中这样记载:“武宗一日要《金统残唐》小

说看,求之不得。一日侍以五十金买之以进

发重治,勿饶。

南雄府所颁布的禁书措施表面上看起来十分严

格:一是范围广,所禁之书包括了时文、曲本、佛经、道

经四类;二是法令严,“重治以罪暠。然其局限性也不言

而喻。首先,禁书范围太广,不切实际。这样的禁令一

方面无法真正实施,另一方面剥夺了人民大众接受文

化的权利,无异于“焚书以愚黔首暠,这种历史的倒退决

定了禁令的无效性。其次,“重治以罪暠只是官方辞令

的“通词暠,由于此禁令仅限于广东境内,各州县遵从地

方政令的同时,必定会想到更高一级的中央政令。而

中央政令“提纲挈领暠式的文件,其要求必定没有地方

政令细致烦琐。因而,地方官员本着不违犯中央政令

的原则,在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为官之道的指导下,不

会大肆禁书。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官员的离换,地方政

令只能是一纸空文。再者,刻书能够促进文化交流,开

阔视野。明人思想精进,乐谈理学心性,著述颇丰,私

刻自撰之文已成风气。从商人的角度来看,刻书者会

获得一定的报酬,而这些收入中的一部分会成为中央

(包括地方)的税收。所以,地方上一方面要禁异说、禁

私史和违背经传的著作,另一方面又要从中获取税利。

这种矛盾的相互妥协,必定会使地方政令变得疲软,以

致地方官员对政令的实施持有消极观念。就刻书而

言,明代刻书者对付官方政令也有自己的一套,私改书

[5]前言,10

览。暠

这一则材料向我们透露了如下信息:其一,

最高统治者尚且要看小说,其他官员自不待言,士人民

众更是对小说情有独钟;其二,“求之不得暠说明禁小说

令有一定效果,但最终得以购买,暴露了小说不能从根

本上禁止;其三,以“五十金暠购得,其价格之高说明商

品经济社会下娱乐追求的昂贵代价。

正是因为上层统治者的出尔反尔、莫衷一是,致使

地方官员只能敷衍了事,再加上中央法令的滞后以及

相对无效性,使得地方法令更是无所适从。综明一代,

地方上在禁小说这一行为中所起的效果甚微。下面有

几则代表性的地方法令,对小说的禁止可谓无关痛痒。

《庄渠先生遗书》卷之九《公移》载《魏校谕民文之

二》:

暋暋为风化事。当职巡历南雄,考按图志,采访民

风,略举所当禁革者,条具于后:

125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名,掩人耳目者有之;书贾刻书,随意删削内容者有之;

闽建阳有书坊,出书最多,而板纸最滥恶,盖徒为射利

任何约束都不被人民大众所接受。

“

这种官方约束的不可能性,是由社会发展决定的。

商品经济的萌芽,必然会导致文化发展的趋异性。于

明代而言,文学渐次走向“俗暠的一面,一方面是对传统

文化的反叛,另一方面则使整个中国文化达到雅俗共

赏的平衡状态。以小说、戏曲等为代表的“俗文学暠,在

明、清两朝以一种绝对优势的姿态与“雅文学暠抗衡。

官方的禁令反倒成为它们蓬勃发展的反推力。经济的

快速发展,社会舆论的造势,印刷术等传播手段的丰富

和完善,不仅起到很大宣传和导向作用,而且冲破了官

方约束的藩篱。明代禁小说令的无效和后期小说的蓬

勃发展,说明了小说的禁止并不是社会发展的必要需

求,更不是所谓文化健康发展的必要手段。从本质上

讲,禁小说只是统治阶级维护自身地位和利益的一种

手段。

[9]266

计暠

者有之。明人喜好著书立说,亦喜刻书存世,

然文才不足以立论者,则变更旧书之名,重立新名,借

以求售图利,因而同书异名者有之,给后世学者徒增辨

识之扰。

(三)俗文学的自觉与官方约束的不可能性

随着小说的发展,俗文学的自觉性慢慢渗透人民

大众的内心,甚至包括一部分思想激进的文人。所以,

仅靠遵从程朱理学的几个传统文人来使民众自觉远离

小说,是极不现实的。一些鄙陋的规定,只适用于很小

的范围或团体,随着团体的解散,影响力渐渐削弱,以

至于无。如清汪正《先正遗规》卷上记载明刘宗周证人

会约戒,其中“戒游荡暠条有一则云:“习市语、称绰号、

[5]189

造歌谣、传奇、小说者上罚。暠

所谓上罚,并不具有

政府法令的效力,最严重的后果也无非是退出该文人

结社团体。又明莫是龙《笔麈》有言:“经史子集之外,

博闻多知,不可无诸杂记录。今人读书,而全不观小说

家言,终是寡陋俗学。宇宙之变,名物之烦,多出于此。

第如鬼物妖魅之说,如今之《燃犀录》、《暌车志》、《幽怪

录》等书;野史芜秽之谈,如《水浒传》、《三国演义》等

二暋小说禁令与社会思潮的冲突

从中央政令到地方法令再到社会舆论和文人结社

的文约定规,层层铺设的小说禁令并未从根本上阻碍

小说的发展,这是因为社会思潮的洪流早已席卷整个

明代社会。先进的思想从下至上浸染社会的各个阶

层,于是在整个明代社会中,形成一种与传统思想相对

抗的强大社会思潮。有明一代学派林立,思想家亦如

星斗般闪现。以王阳明、李贽等为代表的著名思想家,

将个性充分发挥。“心即道,道即天,知心则知道、知

[10]202

书,焚之可也。暠

这也只是一家之言,仅是极小的团

体和个人会以此为是,遵从与否则另当别论。

俗文学的自觉,在小说的创作中有明显的表现。

[11]188

《金瓶梅》对人性的揭露,是真性情的流露。而《水浒

天。暠

“诸君要实见此道,须从自己心上体认,不假

[

11]188

传》等历史剧,更是基于历史事实,表现人民大众的智

慧,这种歌颂下层人物的作品,必定会触动统治者的神

经。对统治阶级的不屑和嘲讽会令他们如坐针毡,不

禁则会寝食难安。然而,事与愿违,遭禁毁的小说越发

具有生命力。这种目的和效果的悖论,是统治阶级无

法预料到的。所以,大凡一种有生命力的事物,起初必

定要经受摧残。小说的发展,从所谓的“九流十家,可

观者九家而已暠的“小道暠到被斥为“不登大雅之堂暠之

文,再到占据一定的文学地位,成为中国文学的一枝奇

葩,这期间付出了巨大的艰辛。从某种意义上说,统治

者的文化专制和暴虐政治是无法从根本上约束文学发

展的。综观小说禁毁的历史事实,我们得出这样一个

结论:文学发展有其自身的规律性,不受任何强制性措

施的左右,雅文学的发展有其历史传统,更重要的是有

官方的导向,譬如科举制度的存在;而俗文学的发展则

植根于社会的底层,以其极大的魅力浸染至上层社会,

例如官方对戏曲表演的接受,所以其生存的根基更加

雄厚。小说是一种来自民间且亲和大众的文学形式,

外求始得。暠

“心,一而已。以其全体恻怛而言谓之

仁,以其得宜而言谓之义,从其条理而言谓之理。不可

外心以求仁,不可外心以求义,独可外心以求理乎? 外

心以求理,此知行之所以二也。求理于吾心,此圣门知

[11]188

行合一之教。吾子又何疑乎?暠

“盖良知之在人心,

[11]243

亘万古、塞宇宙而无不同。暠

在王阳明看来,心是一

切认知的来源,所行所为大可依“心暠而行。“知行合

一暠从另一种角度讲,即是“我做我所想暠,追求“心外无

物暠的真实境界。思想家李贽则在《自赞》中云:“其性

褊急,其色矜高,其词鄙俗,其心狂痴,其行率易,其交

寡而面见亲热。其与人也,好求其过,前不悦其所长;

其恶人也,既绝其人,又终身欲害其人。志在温饱,而

自谓伯夷、叔齐;质本齐人,而自谓饱道饫德。分明一

介不与,而以有莘藉口;分明毫毛不拔,而谓杨朱贼仁。

[12]130

动与物迕,口与心违。暠

在评论《水浒传》时又说:

[12]109

“《水浒传》者,发愤之所作也。暠

这“表面上是针对

《水浒传》而发,深层心理则是夫子自道暠,“联系李贽在

官场上、生活中的挫折看,这正是李贽对现实不满与愤

126

张晓芝暋明代禁小说令与小说的发展

[

13]

懑之所在暠。李贽这种与众人异的思想,对他人观

念的形成和发展起着重要作用。齐裕焜在其《明代小

说史》中提及李贽,并肯定其对冯梦龙等小说家的影

响:“李贽等人进步的文艺思想继续影响着文坛,冯梦

龙尊崇李贽,他的文艺思想与李贽一脉相承,对此后的

中对历史人物性格的颠覆,《平妖传》、《封神演义》、《西

游记》中对神魔怪异的想象,无一不体现出小说家卓越

的才华。《中国禁书简史》在论及《剪灯新话》时,有这

样一段论述:“在正统时期,一面是《剪灯新话》的影响

扩大和深化,另一方面是又出了一些类似的小说,随着

数量的增加,在读者中想必引起了更大的反响。这也

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在英宗时期,士人的思想渐趋活

[14]7

小说创作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暠所以小说家大胆的

尝试,依个人好恶的率性行为与思想家有着紧密的联

系。小说家的行为与社会思潮的统一,是小说能够蓬

勃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而小说禁令则与先进思想相

背离。

[17]151

跃。暠

知识分子思想的活跃以及官方政令的鞭长莫

及,正是明代中后期小说快速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

(二)理学之外的真实世界

(

一)小说禁令无视思想的跃进

统治者对小说的禁止出于对理学的尊崇,但是小

说这种大众文化艺术形式所表现出来的自由反叛精

神,是被绝大多数人所接受的,这其中包括部分统治阶

层的人物。小说的创作是在各种复杂因素的影响和约

束下进行的,发展变化的动因、方式以及各种表现形态

都各有不同。但有一点是共通的,那就是明代社会审

美娱乐的消费观念,这是一种理学之外的真实世界。

王小舒曾说:“假如说权威文化的消费观是以礼为

美的话,那么市民阶层的消费观便是以华为美。……

它(娱乐)随着商品经济的日益发达而迅速蔓延,风靡

小说中所体现出的思想与当下社会思潮紧密相

连,而明代禁小说令,则与整个社会思潮相左。从明太

祖时的“禁小书暠到崇祯十五年的严禁《水浒传》,小说

的发展始终是在不宽松的政策下生存。这种无视思想

进步的政令注定被社会所淘汰。以人情小说为例,《金

瓶梅》写家庭生活,《玉娇梨》写才子佳人,《如意君传》

和《绣榻野史》写宫闱秘闻、肉欲情色。这些超越了传

统思想、脱离了程朱理学束缚的作品,除了在当时引起

极大的轰动之外,还给人耳目一新之感。对《金瓶梅》

而言,这种离经叛道之作是必然会被禁止的。然而,当

文学家、思想家渐次介入作品、阅读品评作品时,再行

禁止只能是亡羊补牢,为时晚矣。袁宏道在《殇政·十

之掌故》中说:“诗余则柳舍人、辛稼轩等,乐府则董解

元、王实甫、马东篱、高则诚等,传奇则《水浒传》、《金瓶

梅》等为逸典。不熟此典者,保面瓮肠,非饮徒

[18]141

世间,权威文化想压也压不住。暠

在商品经济的催

生下,文化消费自然也以娱乐为美,充斥耳目的是生活

中的一切娱乐色彩。小说作为茶余饭后的聊资和人际

交往的手段之一,有广泛的大众基础。而且随着时代

的变迁,明代的社会生活呈现出多姿多彩的一面,主要

有两方面原因:“一是时代性,随着时代的不同,人们的

生活也就随之发生变化;二是随着社会的变迁,旧的生

活方式的日益淘汰,新的生活方式的不断开拓,必然会

[15]1419

也。暠

逸典暠,可见其对《金瓶梅》的推崇。在给董其昌的书

他把小说与词、曲并列,并将《金瓶梅》归为

“

[

19]13

信中,他又写到:“《金瓶梅》从何得来? 伏枕略观,云霞

满纸,胜于枚生《七发》多矣。后段在何处? 抄竟当于

形成一些左右人们生活的‘时尚暞。暠

“从明代中期

以后,无论是江南,还是北方,无论是人们的生活观念,

还是社会生活的实际,无不显示出一种与基于社会安

定与礼教控制下的民族社会的差异性。如何评价这种

社会变动以及由此而引发的生活变动,在学术界存在

[16]289

何处倒换? 幸一的示。暠

这段话有两层意思:第一,

袁宏道已从文学的角度对《金瓶梅》作出了评价,而且

评价甚高,称其“云霞满纸暠;第二,《金瓶梅》已经开始

有传抄本,随着抄本广布,何能禁得? 屠本畯在《山林

经济籍》中说“《金瓶梅》流传,海内甚少……恨不得睹

[

19]662

着不同的见解,也是一件仁智互见的事情。暠

总而

言之,明代社会转型极具变化性,举凡人口的持续增

长,经济的商业化与货币化,城市的繁荣,社会流动的

加速,生活、文化的“活力暠与“多样性暠,无不显示出它

与前一时代本质上的不同。

[16]259

其全暠

,更加体现出《金瓶梅》对文人的吸引力。

统治者意图将人民的思想禁锢在程朱理学的框架

里,使其不得越雷池一步,这显然违背了思想发展的内

在规律。明代小说是中国小说史上最辉煌的时期,历

史演义小说、英雄传奇小说、神魔小说、人情小说、讽刺

小说和公案侠义小说,可谓是众体齐备,成就显著。这

些作品都体现出一定的进步意义。《水浒传》、《杨家府

演义》中对英雄形象的刻画,《三国演义》、《列国志传》

审美与审丑是一个问题的两面,即使是古圣贤之

经典也并非尽是合乎礼教思想。《剪灯新话》序曰:“余

每以近事相闻,……既成,又自以为涉于语怪,近于诲

淫,藏之书笥,不欲传出。客闻而求观者众,不能尽却

之,则又自解曰:《诗》、《书》、《易》、《春秋》皆圣笔之所

127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述作,以为万世大经大法者也;然而《易》言龙战于野,

书》载雉雊于鼎,《国风》取淫奔之诗,《春秋》纪乱贼之

一般老百姓是买不起这些文学书籍的,他们顶多只买

《

些《万年历》、《居家便览》、《商贾要览》之类的实用书

籍。因此,元明时期刻印文学书籍的接受对象,基本上

事,是又不可执一论也。今余此编,虽于世教民彝,莫

之或补,而劝善惩恶,哀穷悼屈,其亦庶乎言者无罪,闻

不出皇家贵族、达官贵人、土豪富商或文人学士的范

[20]序

[24]78

者足以戒之一义云尔。暠

瞿佑思想的与众不同在于

围。暠

但两位先生都忽略了一点,随着私人刻印小

它能够突破封建礼教的藩篱,面对现实生活真实的一

面。所以,“既然作为封建社会大经大法的儒家经典,

以及先圣贤人都不一概排斥怪异淫乱之事的记述,那

么在小说中描写这些东西又何足为怪呢? ……他们的

小说决不能因为它们‘涉于语怪暞、‘近于诲淫暞而横加

指责,蓄意排斥,应该看到它们能够满足读者审美需

求,从而产生‘劝善惩恶暞、‘哀穷悼屈暞的社会效

说的发展,以及翻刻小说成本的降低,平民也有能力购

买小说,当然,这些平民中很大一部分是从事商业的。

我们要说的是,小说刻印技术的提高,不仅加快了小说

的传播,更重要的是,它给刻印者带来了经济收入。商

品经济社会中,这是文化牟利的一种有效手段。明代

书坊以营利为目的,“就私家尤其是书坊刻书言,考虑

更多的是市场需要与经济效益,这决定了出版者要将

目光盯住市场,考虑什么样的读物才是最受读者欢迎

的。新兴的通俗小说无疑有广大的市场,这从它在当

[21]115

应暠

。所谓“审美需求暠,对明代而言,更多的则体

现在声色娱乐方面。

[

25]135

然而,同样是小说创作,时代不同,特点亦有不同。

鲁迅有过这样的论述:“宋时则忌讳渐多,所以文人便

设法回避,去讲古事。加以宋时理学极盛一时,因之把

小说也多理学化了,以为小说非含有教训,便不足道。

但文艺之所以为文艺,并不贵在教训,若把小说变成修

时的传播与出版后的热销可以看出暠

。然而,统治

者是不会放弃利益的争夺,任何有利的职业官方都会

介入。例如,“当时官坊还大量刊行小说戏曲,与民争

利。明周弘祖《古今书刻》有都察院刊本《三国志演

义》、《水浒传》;明郑以桢刊本《三国志演义》所题,有金

陵国学本;明宦官刘若愚《酌中志》卷十八《记内板经书

纪略》,有《雍熙乐府》二十本,一千七百九十三叶,《三

国志通俗演义》二十四本,一千一百五十叶,并谓:‘《三

[22]319

身教科书,还说什么文艺。暠

这种从文艺角度看小

说的创作,注意到了时代的作用,鲁迅对宋代的“忌讳暠

和思想的抑制作用是不以为然的。所以,他说:“当时

士大夫,虽然都讲理学,鄙视小说,而一般人民,是仍要

国志通俗演义》、《韵府群玉》,皆乐看爱买者

[22]320

[5]前言,14

娱乐的;平民的小说之起来,正是无足怪讶的事。暠

当时代变迁至明代,娱乐因素自然会占据越来越高的

位置,它的群众基础较前代更加深厚。

也。暞暠

前面所引《金陵琐事剩录》所载武宗花重

金购买《金统残唐》一书,说明刻印小说能够牟取暴利,

也说明统治者在以官方身份禁小说的同时,也以读者

的身份介入小说。因此,当小说的刻印和发行能够带

来利润和市场轰动的时候,统治者是不会放弃这种机

会的。官方曾严禁《水浒传》流传,但武宗却“好览《水

浒》暠。这种看似违背常理的行为,其实是官方的一种

妥协。小说内容的吸引力,是对任何读者都起作用的,

无论是皇帝还是平民。明代中期(嘉靖—万历)是小说

传播繁盛期。这一时期,刻书重心从官府转入私家,刻

书中心转入新的经济发达地区。谢肇淛《五杂俎》记

载:“宋时刻本以杭州为上,蜀本次之,福建最下。今杭

州不足称矣,金陵、新安、吴兴三地剞劂之精者不下宋

三暋小说的创作与官方意识形态的融合

官方对小说的禁止出于维护统治的需要,而小说

的发展又迎合了大众的口味,这之间的冲突必须很好

地解决,才能使小说得到长足的发展。事实证明,小说

的创作与官方意识形态恰到好处的融合,促使了小说

的发展。

首先,统治者有经济先行的思想。小说广泛的群

众基础,给小说的发行带来了可观的利润空间,统治者

会利用税收手段对从事刻印小说的商贾收取钱财。但

石昌渝认为:“买得起(小说)的必定是有钱的官绅地主

商人及其子弟,租书铺的老板也会买,但他是为了转租

赚钱。一般的民众,多半只能上租书铺租来一读,或者

通过根据欣赏它们改编的戏曲说唱走进它们的艺术世

[9]266

版,楚、蜀之刻皆寻常耳。暠

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

说:“天下印书,以杭为上,蜀次之,闽最下。余所见当

今刻本,苏常为上,金陵次之,杭又次之,近湖刻、歙刻

[23]27-28

[26]59

界。暠

郭英德也说:“元明时期文学书籍的大量出

骤精,遂与苏常争价。暠

商人刻书如火如荼,官方以

版,为文学接受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当然,能买得起

书,尤其是有余赀购买诗词、曲赋、小说等文学书籍的,

主要还是皇家贵族、达官贵人、土豪富商或文人学士,

税收的形式从中取利,是官方对商业的默许,也是其意

识形态的转变。

其次,文化政策服从于商业发展的需求。小说的

128

张晓芝暋明代禁小说令与小说的发展

创作在中晚明时已成为不可阻挡之势,官方的文化政

以,有了社会和经济基础的小说,无论何种禁令都将只

是一纸空文。

策在对小说的禁止方面已经无很大效果;而且,文化政

策与经济政策的顾此失彼使他们认识到,经济的发展

才是最终的立国之本。从明代小说中所体现出的商品

意识和经济意识,我们可以看出:一方面,经济的发展

给文化发展提供了保障和基础;另一方面,经济发展中

所体现出的种种思想和困惑,也被小说家引为素材而

加以创作。于是,小说中的商业因素成为反映官方意

识形态的一面镜子。特别是明代中期以后,社会生产

得到恢复,商品经济繁荣,商人成为小说家关注的目

标。明代拟话本约近五百篇(除去重复篇目),就已知

的小说中,有大量涉及商人与商业活动。例如,《金瓶

梅》就是以商人西门庆为主人公的。而“三言二拍暠中

所涉及的商业题材更多。小说中越来越多的商业因

素,从一个侧面揭示了明代社会思想在不断向开放迈

进。明代的弃儒从商、弃农从商,是社会发展的必然趋

势。小说所反映的社会现实是明代经济政策的一个缩

影。在明代,读书人从“学而优则仕暠的思想中解放出

来,特别是经济落魄、屡试不中的文人,他们将目标转

向经商,这在“三言二拍暠中多有反映。小说《喻世明

言》之《杨八老越国奇逢》中的杨复,“读书不就,家事日

渐消乏暠,就“凑些资本,买办货物,往漳州商贩,图几分

再次,官方禁令与价值疏导同期并举。创作者的

思想观念和审美取向,对社会发展中的价值观念有着

重要影响。然而,官方禁令(即非疏导措施)加剧了文

人的逆反心理,小说的创作越来越朝向思想解放的一

面。于是官方意识到,“禁暠已不能遏制小说的发展,惟

有采取引导措施,使小说朝着统治者的意愿发展。从

清代康熙朝禁淫词小说可以推想,禁小说令从某种程

度上说是对影响社会道德的淫词秽语进行遏制,至于

它所起到的效果则或是超越这个范围,或是丝毫不起

作用。超越这个范围,则跨进了文字狱的范畴;而丝毫

不起作用,则是统治者的虚张声势。小说中的思想(包

括语言)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它与人民大众的亲和力,

反映出绝大部分人的心理。就语言审美而言,统治者

是给予赞同的。神宗“万历三十年十二月禁以小说语

入奏议暠,说明小说的语言对官员的吸引力极大,以致

朝臣的奏议语言都采用“小说体暠。就对人格魅力的刻

画,对人性的深刻理解与关注而言,统治者也许是无法

意识到的。但从他们禁小说的态度———并非一网打

尽,我们可以窥测出,官方的意识形态渐趋融入社会大

众的思想。

[

27]166

利息,以为赡家之资暠

。《拍案惊奇》之《姚滴珠避

明代统治者实施禁小说令,其初衷是禁止有碍视

聪、思想激进的小说在社会上流布,肃清人民思想,以

利统治,然而,小说中所具有的先进思想是任何禁令都

无法禁止的。《水浒传》和《金瓶梅》的传播就是典型的

例子。明代小说是一个时代的特色,也是明代社会思

潮发展的缩影。梁启超说:“凡时代非皆有思潮,有思

羞惹羞暋郑月娥将错就错》中的潘甲也是“已自弃儒为

[28]29

商暠

。《二刻拍案惊奇》之《叠居奇程客得助暋三救

厄海神显灵》中的程宰,虽“世代儒门,少时多曾习读诗

书暠,因为“徽州风俗,以商贾为第一等生业,科第反在

[29]680

次着暠

,于是北上为商,贩卖人参、松子、貂皮、东珠

[

30]序

之类;后在海神的指引下,通过人弃我取、人取我与的

经营策略,成为富商。诸如此类,以商业为题材的小说

在“三言二拍暠中最多。在明代禁小说令中,只对淫言

秽语有所忌讳,而反映在商业中的欺诈、抢劫、谋财害

命,官方则充耳不闻。这就是狭隘经济政策背后所隐

藏的文化氛围,小说的多角度发展与此不无关系。所

潮之时代,必文化昂进之时代也。暠

有明一代,社会

思潮蓬勃发展,因而明代诗、词、文、戏曲等均较前代有

所发展,而小说更是明代文化特色的代表。在大历史

条件下,小说中所描绘的图像正反映了明代社会的种

种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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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theBanofNovelsintheMingDynasty

andtheDevelopmentofNovels

ZHANGXiao灢zhi

(

SchoolofLiterature,XinanUniversit_y,Chon_g_qin_g400715,China)

Abstract^:ThebanofnovelswasquitestrictintheMingdynasty.Fromcentraldecisionsto

localadministrativeordersaswellasthepublicopinions^,allendeavoredtosuppressthedevelop灢

mentofnovels.Nevertheless^,thebanwasonlyanofficialmeasureofspiritualruleanddidnot

substantiallyhinderthedevelopmentofnovels.Firstly^,thebanhaditsownlimitations.Theim灢

plementofthebanwasafterthecomingoutofnovelssothatthenovelsdevelopedintheirdue

course.Secondly^,thebanwasinconflictwithsocialideologicaltrendofthaterawhichproves

thattheboomingofnovelsisthenaturaltrendunderthespecificbackgroundoftheMingdynas灢

ty.Finally^,thefusionbetweennovelwritingandideologypavedawidepathforthedevelopment

ofnovelsintheMingdynasty.

Keywords^:theMingdynasty^;thebanofnovels^;thedevelopmentofnovels

[责任编辑:唐_暋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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