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0卷第4期

2

013年7月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JournalofSichuanNormalUniversity(SocialSciencesEdition)

Vol.40,No.4

July,2013

“

教授治校暠与“教授治学暠之辨析

———兼与杨兴林教授商榷

1

2

李献斌,陈金圣

(1.南京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南京210095;2.湛江师范学院教育研究院,广东湛江524048)

暋暋摘要:从大学的学术机构属性及管理制度需求出发,“教授治校暠应成为中国大学的价值选择和制度安排。西

方大学史上“教授治校暠理念与管理模式的长期延续和中国大学“教授治校暠的本土案例,均表明这一大学理念与制

度安排具有强大的生命力,而这种生命力恰恰源于该制度的价值合法性与现实可行性。积极尝试“教授治校暠的制

度方案,对中国大学行政化弊病的革除和现代大学制度建设的推进而言应当大有裨益。

关键词:“教授治校暠;“教授治学暠;管理模式;中国现代大学制度建设

中图分类号:G640暋文献标志码:A暋文章编号:1000灢5315(2013)04灢0085灢07

暋暋大学是对高深知识进行保存^、^传^播^、^应^用^和^探^索

的学术机构,作为学者群体之代表和大学核心成员

的教授在其中居于何种地位、发挥何种作用,既关乎

大学教育与学术生产力的发挥,又牵涉大学学术本

位的维系和学术文化的张扬。因此,对这一关涉现

代大学制度建设全局的价值选择与制度设计问题进

行从学理到实践的多维思考,形成从学理认知、制度

安排到实践操作层面的价值共识,无疑具有重大的

理论与实践意义。在当前学界就此命题而展开的热

烈探讨中,大致形成了“教授治校暠和“教授治学暠的

两种基本主张,也凸显出教授究竟应该负责“治校暠

还是“治学暠的歧见。近期,赵蒙成教授的《“教授治

校暠与“教授治学暠辨》(《江苏高教》2011年第6期,

以下简称“赵文暠)和杨兴林教授的《关于“教授治校暠

与“教授治学暠的再思考———与赵蒙成教授商榷》

(《高等教育研究》

2012^年^第⁴^期^,^以^下^简^称^“^杨^文^暠⁾

即是这方面的代表作。这两篇论文既代表性地反映

了学界关于教授权力与责任问题的不同见解及其理

论依据与实践主张,又清晰地呈现出两种主张在立

论依据、论证逻辑与价值立场等方面的分殊与歧见。

鉴此,本着学术讨论与争鸣的规范和廓清疑问、寻求

共识的初衷,笔者拟以赵、杨两文为基础,就杨兴林

教授的“教授治学暠立论进行探讨,以期能进一步推

动学界关于教授权力的思考、讨论以及所预期的相

关价值共识的达成。笔者的态度是:就核心价值立

场而言,笔者基本赞同赵蒙成教授关于“教授治校暠

的主张,不太认同杨兴林教授关于“教授治学暠的立

论及其对“教授治校暠论的批驳。

一暋赵、杨两文的主要观点及立论逻辑

赵文以“‘教授治校暞与‘教授治学暞辨暠为题,将

收稿日期:2013灢04灢16

基金项目:2011年度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一般项目“大学学术权力的制度化建构暠(编号:11YJC880008)、2011年度江西省教

育科学规划项目“教学研究型大学建设过程中的大学学术权力制度建设研究暠(编号:2011ZD071)的阶段性研究成

果。

作者简介:李献斌(1965—),男,河南南阳人,南京农业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高等教育管理;

陈金圣(1978—),男,湖北浠水人,管理学博士,湛江师范学院教育研究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高等教育行政与高等

学校管理。

85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

教授治校暠视为一种主流的大学办学理念和大学管

段的产物,在现实中不宜机械照搬,其理由有二:一

是历史不能简单复制,欧美历史上“教授治校暠的传

统实质上一直在不断改革和变迁;二是现阶段“教授

治学暠不能落实的原因复杂,并非教授一执掌高校内

理模式。首先从中外大学制度演化及管理实践的角

度论证了这种办学理念与管理模式的存在,指出中

世纪大学时代以巴黎大学为代表的教师型大学中

[2]

“学者治校暠的经典案例、依洪堡原则进行制度设计

部全部事务就能解决。最后则就“教授治学暠的条

件进行论述,提出了教育家治校、教授委员会治学和

行政管理者治事的主张。出于对赵文核心观点进行

批驳的客观需要,杨文在论述其“教授治学暠主张时

亦注重对大学制度史及管理实践材料的组织与运

用,集中笔墨质疑“教授治校暠的合理性、可行性与效

用性,并基于中国大学的实际强调“‘教授治学暞比

‘教授治校暞更现实、更有可能性暠。但读罢该文,不

难发现其从“教授暠、“治学暠、“治校暠等概念释义出发

质疑“教授治校暠合法性时的“教条主义暠嫌疑,以及

从大学运行角度质疑“教授治校暠可行性时所存在的

论述不够严谨等局限。

的德国大学“教授治校暠模式和本土大学史上蔡元培

时代之北京大学的“教授治校暠实践即是典型例证,

并以此为基础对“教授治校暠的概念进行了阐述,强

调“教授治校暠的要义在于“通过大学宪章或规程以

及一定的组织形式,由教授执掌大学内部的全部或

[1]

主要事务,尤其是学术事务的决策权暠 ,归纳和批

判了学界在“教授治学暠问题上的认知偏差。之后从

我国大学组织运行的实际(科研、教学、招生考试、教

师考核等方面)出发论述了教授不能治校便无法有

效治学的基本判断,提出了“‘教授治校暞是‘教授治

[1]

学暞的前提和‘教授治学暞是‘教授治校暞的倒退暠的

理论见解,并强调教授群体应在学校事务的管理中

享有选举权、决策权、监察权与知情权等基本权力

二暋“教授治校暠与“教授治学暠之概念辨析

在学术研究中,概念通常是建构判断、构成命

题、进行立论、表达思想的基础和支撑,因而需要予

以明确的界定,厘清其内涵、外延与适用语境。赵、

杨两文均对“教授治校暠、“教授治学暠的概念进行了

解释,但其释义依据似乎有所不同:赵文侧重从大学

制度史的角度来解释,而杨文强调从语义学的角度

来阐释。笔者无意从词源学角度对这两个概念进行

“考据暠,亦不愿过多纠缠于概念释义的精确表达(或

者说用词推敲),但要强调的是,“教授治校暠、“教授

治学暠概念更有可能是中国学者对西方大学办学理

念与管理模式特征的一种理论概括,它既是人们对

大学办学与管理实践的一种主观认识与理论总结,

又应当有中外大学办学与管理实践等客观事实作为

支撑和依据。换言之,作为对大学办学与管理实践

之理论概括的理论命题本身仍有成立与否(更准确

地讲,是贴近于客观事实)的问题,对作为中国大学

制度建构之理论主张的价值命题更是具有优劣高下

之别。对“教授治校暠与“教授治学暠概念的辨析,固

然要重视语义上的精确性,但更不可忽视其命题意

义上的成立与否及价值层面的合法性。

(

利)。最后从建立健全相关机构与规章制度、分散

大学组织权力和落实大学办学自主权等方面论述了

实现“教授治校暠的条件与路径。从立论逻辑与论述

思路来看,赵文从中外大学制度史及管理实践的层

面论证和总结了“教授治校暠概念的内涵,将教授群

体的治校权界定为“大学内部的全部或主要事务(尤

其是学术事务)的决策权暠,并注意到和解释了“教授

治校暠权在大学演化进程中的相对收缩倾向,符合

“论之有据,言之成理暠的学术规范。在论述其核心

观点“‘教授治校暞是‘教授治学暞的前提暠时,该文则

以中国大学中教授群体话语权低微的实际境况为现

实依据,从大学的教学、科研和管理等各项工作运行

态势的角度论证了教授无治校权即难以有效治学的

见解,虽然其部分表述存在偏颇,但总体上其论证仍

然成立,且较有说服力与针对性(尤其是所强调的应

予以强化的教授治校权的几个核心方面)。最后,论

文仍以中国大学中行政权力主导、教授权力虚弱的

实际为基点,探讨了中国大学实现“教授治校暠的条

件与路径。

杨文则以“关于‘教授治校暞与‘教授治学暞的再

思考暠为题,首先在概念辨析的基础上质疑“教授治

校暠的合理性,认为“教授治校暠超越了教授的本质规

定,而“教授治学暠才是教授本质涵义的合理延伸。

之后结合历史与现实强调“教授治校暠是特殊历史阶

在学界,“教授治校暠(ProfessorialGovernance)

一直被视为西方大学自治传统的集中体现。在欧洲

高等教育史上,无论是中世纪时期巴黎大学的“学者

治校暠实践,还是基于洪堡原则而设计的德国大学

“教授治校暠制度,抑或是以评议会(Cenate)为权力

86

李献斌暋陈金圣暋“教授治校暠与“教授治学暠之辨析———兼与杨兴林教授商榷

中心的英国大学,在大学组织管理中均强调教授的

这说明即便硬要将西方大学的管理实践冠以“教授

治学暠的标签,也要注意到其学术事务的边界较之当

下中国大学的惯常划分要大得多,其教授参与“学术

事务暠决策与管理的范围和程度同我们所谓的“治

学暠更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治校权:不仅仅是参与学术事务的决策和管理,而且

实质性地参与(甚至于主导)许多重大校务的决策与

管理。相对而言,美国大学中董事会和学校行政系

统的权力较大,其管理模式似乎难以冠名为“教授治

校暠。但需指出的是,美国大学从办学理念到管理模

式均存在着显著的多样化特征。若就处于美国大学

系统金字塔尖的研究型大学而言,“教授治校暠仍“接

杨文从语义学的角度重点解释了“教授暠、“治

学暠与“治校暠三个基本概念,并由此推断:治学才是

教授本质涵义的合理延伸,治校则超出了教授的职

[

3]

[2]

近事实暠。考虑到研究型大学在美国大学系统中

的高端地位及制度影响力,视“教授治校暠为美国大

学的制度特征也并无不妥。当然,若从大学组织演

化和权力变迁的角度来看,伴随着现代大学由“象牙

塔暠向社会轴心机构的自然变迁,大学不仅由最初的

业要求和专长。笔者以为,这一论述似乎存在着

似是而非的问题,并略有“教条主义暠的嫌疑。因为

既然教授是一种职业和职务,指代大学或社区学院

中执教的资深教师与研究员,那么,出于大学作为学

术机构的本质属性和大学内部事务以学术事务为主

体和中心的客观事实,教授除治学之外亦有充分的

理由和足够的资质参与同学术发展密切相关的重大

校务的决策(甚至教务、科研等领域的管理)。恰如

前哈佛大学校长德里克·博克所说:“教师就应该广

泛控制学术活动……此外,教师还应该决定谁最有

资格学习高深学问(招生)、谁已经掌握了知识(考

试)并应该获得学位(毕业要求)。更显而易见的是,

教师比其他人更清楚地知道谁有资格成为教

[4]

学术共同体逐渐演变为“学术—行政共同体暠 ,而

且其多元利益相关者组织属性不断凸显,越来越受

到多方力量的关注、介入甚至争夺。在这种组织—

社会语境下,在大学治理实践中,像中世纪大学时代

那样由学者通过“教授会暠等社团性组织集体行使管

理大学全部事务之全权的做法显然不合时宜了,由

各利益相关方代表来共同负责大学的治理(这种治

理模式通常被称为“共治暠)则成为新的潮流。但即

便如此,由于大学作为学术机构的组织本性并未发

生变化,教授群体仍然在大学内部治理结构中占据

着明显的优势地位甚至主导地位,他们不仅近乎垄

断着学术事务的决策与管理,而且实质性地参与同

学术发展密切相关的诸多重大校务的决策,并享有

对校务处理的知情权与监督权。换言之,在大学制

度变迁和管理实践中,中世纪大学时期教授群体享

有绝对治校权的绝对型“教授治校暠模式已日益为现

今大学共治框架下教授群体主导学术事务之管理并

实质性参与其他重大校务决策的相对型“教授治校暠

模式所取代了。可见,尽管教授群体的治校权已发

生了适度收缩的调整,但其核心内涵———主导学术

事务管理并实质性参与其他重大校务决策却是一以

贯之的。就此而言,赵文将“教授治校暠解释为“由教

授执掌大学内部的全部或主要事务,尤其是学术事

务的决策权暠是较为妥贴的。不仅如此,我们还应注

意到一个重要的事实:在西方大学的管理实践中,像

招生、学位授予、教师职务晋升、教师岗位设置、学术

人员引进、学科专业设置、学位点设置、教学质量评

价、学术奖励等等,在中国大学中必然会纳入学术行

[5]31-32

授。暠

个中的道理与逻辑非常简单:既然大学

是以高深知识为基本“操作材料暠的学术组织,那么

大学中的权力逻辑就应该是:“谁掌握了高深知识,

谁就具有发言权;高深知识越多,发言权也就越

[6]

大。暠如此,教授作为大学所有人员中最富有权威

和学养的成员,他们自然应当享有最大的权力。反

之,假如教授只享有治学权而无治校权的话,则不仅

无法保证其享有最大的权力,而且容易沦为“被治

者暠、“被管理者暠;同时,大学管理中还会由此引发

“外行领导和管理内行暠的制度性风险,届时即便是

“教授治学暠恐怕都难以实现(中国大学当下的行政

化乱象在一定程度上即是这种情形的现实证明)。

另一方面,就中国大学制度改革的价值取向和

制度选择而言,为有效消解来自政府和大学内部的

双重膨胀式行政权力及其对大学学术本性与学术本

位的压制,倡导“教授治校暠的价值立场与制度选择

显然比“教授治学暠更具合法性与针对性,尽管它与

当下的官方定调不尽一致。因为仅仅“教授治学暠的

制度安排,难以真正形成对高校内部行政权力的有

[7]

效制约,难以保障学术权力主导在高校的实现

而要真正在高校内部实现学术主导,维护高校的本

。

栙

政管理事务范畴,但在西方大学中都是学术事务。

87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质属性,教授群体就必须以适当的组织形式(如教授

委员会)主导和决策高校中的重大问题与事务,而非

是以决策权为主。这种解释显然已观照到了“教授

治校暠模式在当代大学共同治理背景下的微妙变化。

但同样不可模糊的是:即便当下西方大学强调共同

治理,但教授无疑是诸多大学利益相关方中最有影

响力的利益相关者之一,而且是大学共治制度框架

中占据优势地位的核心治理主体,其对大学的治理

权已明显超越单纯的治学范围而触及同大学学术发

展密切相关的重大校务的决策。甚至在大学的外部

治理格局中,教授的话语权和影响力都不可小觑。

在此情形下,用“教授治学暠来描述西方大学的教授

权力与责任范围,显然有失偏颇。

[7]

仅仅局限于治学。杨文在质疑“教授治校暠的合法

性时,也联系中国大学制度的实际批驳了“教授治

校暠的可行性。该文指出:“在(政府对高校具有相当

大的控制权)情况下,企图通过教授治校来实现自主

[2]

和自治,只能是不切实际的一厢情愿。暠而笔者则

认为,即便这种所谓的“企图暠在当下具有某种“一厢

情愿暠的嫌疑,也并不代表它本身就没有合法性与合

理性。况且,“存在的并非必然就是合理的暠,任何制

度都是在不断变化发展着的,中国现代大学制度改

革进程的启动本身也表明:政府对大学的过度控制

与不当介入的制度化矫正在未来的改革进程中并非

完全不可期待。因此,现在就断言“教授治校暠的制

度安排于中国大学“不切实际暠似乎有些武断。

三暋“教授治校暠之合法性、可行性与效用性分

析

在本土案例中,杨文所引用的蔡元培先生组建

评议会、教授会及行政会议的史实,恰恰是蔡先生在

北大建构“教授治校暠制度的核心举措。杨文同时还

引用了“蒋梦麟时代暠北京大学“校长治校暠、“教授治

学暠的管理体制及同期清华“三会制暠的相关材料,其

初衷似乎是要证明:在民国大学史中,“教授治学暠制

度是对“蔡元培时代的北京大学暠的“教授治校暠制度

的“扬弃暠。但民国大学史的真相却是:其时北京大

学发展最为迅猛的时期恰恰是蔡元培主政北大的十

年,即北大实行“教授治校暠制度的那十年;而在清华

的“三会制暠下,由于教授代表在教授会和评议会中

占据主导地位,教授的治校权相当大,台湾学者苏云

峰甚至以清华“一枝独秀暠来形容清华此间的“教授

治校暠制度。事实上,民国大学的历史更能说明一

点:当时部分主流大学(以清华为代表)所坚守的“教

授治校暠制度,不仅从蔡元培先生出长北大(1917

年)开始一直持续到西南联大解散(1946年),而且

构成了民国大学学术灿然的辉煌成就的重要归

综观杨文,其对赵文的质疑主要聚焦于“教授治

校暠的合法性、可行性与效用性上。在对“教授治校暠

合法性的质疑方面,杨文主要强调了三点:一是“教

授治校暠超越了教授的本质涵义;二是“教授治校暠的

主张有悖于现代大学共同治理的潮流;三是“教授治

校暠的制度安排对当下中国大学而言“不切实际暠。

在上述概念辨析部分,笔者实际上已分别对杨文的

这三点质疑进行了回应,在此不再赘述。从篇幅上

看,对“教授治校暠之于中国大学的可行性与效用性

的质疑与批驳构成了杨文的重心。鉴此,笔者拟逐

一展开讨论,以期辨明是非。

首先,杨文通过引用西方诸国大学管理制度与

实践变迁的历史素材强调了欧美历史上“教授治校暠

传统的改革与变迁,言外之意是:即便“教授治校暠的

理念与实践在欧美大学的早期历史上曾经存在过,

但随着大学制度环境及内部管理的变迁,这种理念

与实践已出现式微之势,“教授治校暠权已呈现出向

治学权的收缩式转变。但笔者要强调的是,赵文对

[8]前言,3

因

。

由此而论,尽管“历史不能简单复制,欧美历史

上‘教授治校暞的传统实质上一直在不断改革和变

[2]

迁暠 ,但至少相对意义上的“教授治校暠模式至今仍

存在于欧洲大陆的大学和美国的研究型大学中,并

未完全消逝;本土大学曾创造的“教授治校暠模式虽

已泯灭于历史当中,但民国大学所创造的学术高峰

却让当今的高等教育界人士无比景仰。更重要的

是,“教授治校暠的办学理念与管理模式能从中世纪

时代延续至今(尽管期间发生了重大的变迁)历经千

年风雨而屹立不倒,就足以证明这一大学传统的生

命力。这种生命力从何而来? 当然是来自其自身的

价值合法性与现实可行性!

“教授治校暠概念的解释是:“由教授执掌大学内部的

全部或主要事务,尤其是学术事务的决策权。暠其中

的一个“或暠字表明赵文已注意到“教授治校暠内涵在

西方大学历史不同时期的变化,而且也强调了这种

治校权在范围上是以学术事务(当然,这里所指的学

术事务未必如部分学者所理解的学术事务和当下中

国大学中划分的学术事务那般偏狭)为主,在性质上

88

李献斌暋陈金圣暋“教授治校暠与“教授治学暠之辨析———兼与杨兴林教授商榷

之后,杨文从大学组织运行的角度指出:教授执

一点无须质疑。当然,赵文所指出的教务部门对教

学事务的刚性管理和杨文指出的教师在教学事务管

理中自律不够的问题在现实中都存在。事实上,更

合适的解决对策是:教学事务由以教授代表为成员

的学术权力机构制定基本的管理规程和教学规范,

在教师自主的管理基础上实行教务部门的监管,以

实现教师自律与他律的结合,而单纯强调教师自主

管理或教务部门行政管理的任何一端都会有失偏

颇,不利于教学事务的有效处置。至于杨文所强调

的专业设置中的政府调控权,实质上同高校的专业

自主设置权并不在同一个层面上。赵文指出的政府

在专业甚至课程设置上的刚性约束事实上制约了教

师的教学学术权在客观上的确存在。当然,这一问

题需要政府教育行政权的科学调整,的确非“教授治

校暠所能解决。但另一方面,政府该如何调控高校的

专业设置、规范高校的课程设置,也必须以高校教师

的专业意见为基准。

掌大学多方事务是不现实的,“教授治校暠不足以解

决当下中国大学的“教授治学暠落实不力问题。杨文

强调教授应从其学术专长出发专注于学术事务的决

策与管理,而不应干预大学内部的行政事务。但中

国大学的现实却是:由于校内外行政权力过于强势,

不但绝对主导着包含许多在西方大学通常都被视为

学术事务的那些学术性事务在内的所谓行政事务的

处理,而且将学术事务都纳入行政管理的轨道,从而

使教授沦落为学校组织的“边缘人暠,让“教授治学暠

倍感困难。而且,基于中国大学内部行政与学术混

杂的人事任用体制(所谓“双肩挑暠现象)及其中潜藏

的利益争夺关系,不仅西方大学中行政管理系统基

于其专业主义的优势而产生的服务本位和高效能未

曾在中国大学中出现,相反却出现了严重的行政化

乱象,干扰了大学教学与学术的正常开展,抑制了大

学教育与学术生产力的发挥。在这种情形下,若依

然强调将教授的权力局限在治学的范围内,将其权

力范围圈定在学术事务上,那么,无论教授的治学权

有多大,这种局部性的权力都不足以同整体意义上

的大学行政权力相抗衡,更遑论大学的“去行政化暠

变革和学术本位的回归了。从大学运行的实际来看

亦会如此:如果教授的权力仅局限于“治学暠,仅对学

术事务有决策权,而有关高校发展方向、战略、人事、

经费等重大事项仅由行政人员决定,高校学术权力

在招生考试的问题上,鉴于高等教育本身所具

有的选拔性,从理论上讲,由高校(主要是高校内部

的教师)掌控考试的组织权(如考试形式、试题命题

与阅卷、面试等)和对考生的遴选权更具有合理性,

在研究生的招生考试中,更是如此。当然,鉴于我国

巨大的高等教育规模,这种操作方式实施起来可能

的确存在困难,但这种操作困难并不能否定由教师

主导招生考试的内在合理性。而且,教师主导招生

考试也未必会影响到招生考试的公平与效率。因

此,杨文在此问题上对赵文的驳斥说服力似乎不足。

与此类似,赵文对教师考核评价中的“数字主义暠和

行政主导倾向的质疑是有现实依据的,而杨文所提

出的落实“教授治学暠权的解决方案恐怕并不足以解

决中国大学语境中的这类问题,因为这类问题通常

潜藏着教师与行政主导的学校双方之间在利益诉求

上的冲突。

[7]

主导也就难以实现

。

具体到大学的教学、科研、招生考试等方面,杨

文的辩驳同样存在值得商榷的地方。在科研方面,

杨文虽然抓住了赵文对横向研究项目的质疑这一的

确存在偏颇的地方,从社会需求角度论述了横向研

究项目设置的合理性(这一点,笔者也认同),但并未

有效回应赵文所指出的目前我国科研管理中的行政

主导(从项目设置、组织申报、遴选立项到经费管理、

成果评价等诸多环节)问题。从西方大学的管理实

践来看,横向研究项目固然有其合理性,但基于教授

研究兴趣的自主性研究项目更不可忽视,因为许多

原创性的研究成果主要是出自后一种类型的研究项

目。更重要的是,科研管理明显属于学术事务的范

围,应当在同行评价的基础上由学者主导,以实现内

行管理的目标,最大限度地促进学术的发展。

此外,赵文还客观地分析了西方大学组织语境

中“教授治校暠的困境及教授治校权的相对收缩态

势,这种认知是比较客观的。杨文则据此批驳:既然

事实和道理都如此清晰,为什么还一定要强调我国

现今高校必须由教授执掌高校内部全部事务? 显

然,这种驳斥更是忽视了赵文所强调的问题情景。

还原赵文,不难发现其所指的是西方大学。尽管“教

授治校暠的困境同样可能存在于我国大学中,但我国

大学当下的问题与情景同西方大学存在着本质的差

教学事务同样属于学术事务的范围,应当由教

授通过特定的组织形式和技术程序来自主管理,这

89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异。西方大学早已牢固确立了学术本位的组织气候

和教授的核心治理地位,但在我国大学却是行政主

导、学术虚弱的另一番景观。因此,西方大学中教授

群体的治校权出现适度收缩有其内在根由和现实合

理性,而我国大学倡导“教授治校暠权同样具有其内

在根源和现实合理性。因此,不能忽视中西大学在

发展阶段与发展水平、制度成熟度等方面的实质差

异。

组织内部“教授治校暠与“校长治校暠的有机统一。

其二,虽然教授委员会的组织形式本身既可为

“教授治学暠制度所采用,也可为“教授治校暠制度服

务,但从中国大学的实际问题及制度需求出发,应当

强调教授委员会的治校功能与定位。对此,毕宪顺

教授专门撰写了《教授委员会:学术主导的高校内部

管理体制》一文,并发表于《教育研究》2011年第9

期上。该文在梳理教授委员会组织形式的历史发展

轨迹的基础上,结合我国大学运行问题及制度需求,

从教授委员会的性质、定位和功能等方面进行了深

入的探讨,旗帜鲜明地强调教授委员会应成为学术

主导的高校内部治理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性质

应当为“教授治校暠,其定位应当是主导学校发展,其

功能应当是负责决策。笔者完全赞同毕教授该文的

核心观点。

总体而言,杨文从科研、教学、招生考试、教师考

核等方面对赵文有关“教授治校暠主张的批驳,尽管

从局部看并非全无道理,但整体上似乎针对性不强,

批驳乏力,回应的效度欠佳。一言以蔽之,杨文认为

中国高校内部“教授治学暠不能有效落实的问题并非

教授拥有治校权就可以解决,但问题是:如果这种问

题连“教授治校暠的“药方暠都不能解决,那么,“教授

治学暠的方案就可能更加无效了。

其三,行政管理者治事同“教授治校暠之间存在

着一体两面的关系。如前所述,笔者主张的“教授治

校暠制度是教授主导学校内部学术事务的管理,同时

参与同学术发展密切相关的其他重大校务的决策。

也就是说,“教授治校暠权的作用范围是学术事务及

其他重大校务,权力的性质是以决策权为主(当然,

还应当包含相应的知情权、监督权及特定方面的选

举权)。显然,对“教授治校暠权的界定完全符合现代

大学作为“学术—行政共同体暠的事实,也强调了现

代大学内部行政权和学术权的分工协作:行政权负

责校内行政事务的决策与管理(重大校务的决策则

由行政权和学术权共同商议后做出决策),甚至是学

术性事务的处理(在教授权力机构做出相应决策之

后),以期利用其建制齐备、人员充裕、按专业分工等

系统优势来实现事务处理的效能目标;而由教授掌

握的学术权则在专注于学术事务管理的同时参与部

分重大校务的决策,以保障学术管理的专业性和校

务决策的科学性,同时保障教授群体有足够的时间

精力来完成其教书育人、学术研究的本职工作。可

见,“教授治校暠并非要否定大学内部行政管理的作

用,也并不排斥行政管理者治事的功能。相反,“教

授治校暠与行政管理者治事之间存在着相辅相成的

关系,二者之间形成合力就是大学管理的理想状态。

只不过,应当强调的是,尽管教授群体和行政管理者

团队在现代大学运行中都不可或缺,但行政管理者

必须恪守行政服务的宗旨,而不能妨碍大学的学术

本位,取代教授群体的主导地位。

最后,杨文就“教授治学暠的保障条件提出了三

点构想:教育家治校、教授委员会治学和行政管理者

治事。但依笔者之见,这三点不但同“教授治校暠毫

不相悖,甚至本身就构成“教授治校暠的题中应有之

义。

其一,“教授治校暠的制度精髓和精神实质在于

[9]

“

依靠真正懂得教育和学术的专家来管理学校暠 ,

让深谙教育与学术规律的学者来治理作为学术机构

的大学,负责大学内部以学术事务为主体和中心的

各类重大事务的决策与管理(重心在决策),实现大

学管理应遵循的内行管理的基本要求。本着这种原

则,作为大学最高管理者的大学校长自然应当由懂

教育的教育家(而非官员)出任。这样,教育家治校

自然是顺理成章的事情。而由教育家型的“校长治

校暠同“教授治校暠之间也并非必然存在冲突,因为

“教授治校暠是校长领导下的教授治校,“校长治校暠

是尊重教授治校权基础上的校长治校。内行的教育

家型校长通常都明了大学的基本组织特征:大学是

“底部沉重暠的组织,大学的各项社会职能的有效发

挥从根本上取决于分布于大学组织基层的学术单元

的有效运转,取决于以教授为代表的大学教师的智

力劳动及其绩效,因而要求在组织上采取“松散联

结暠的形式,在管理中实行民主管理的方式。相应

地,卓越的大学校长通常都会在其治校实践中采用

民主管理的“法宝暠,给予校内教授以充分的授权,以

期激发其教育与学术生产力的发挥,进而实现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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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献斌暋陈金圣暋“教授治校暠与“教授治学暠之辨析———兼与杨兴林教授商榷

注释:

栙在2010年9月于大连召开、由东北财经大学跨境教育研究中心主办的“高校治理及国际比较高层研讨会暠上,张应强教授在

论及中西方大学学术事务的界分差异时,就我国大学常当作行政事务而西方大学则视为学术事务的常规事务作了如此列

举。

参考文献:

[

1]赵蒙成.“教授治校暠与“教授治学暠辨[J].江苏高教,2011,(6):1灢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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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吴洪成.梅贻琦与清华大学“教授治校暠的教育管理模式[J].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2):20灢25.

[

OntheDiscriminateof^“FacultyGoverningSchoolAffairs^暠

and^“FacultyGoverningAcademicAffairs^暠

1

2

LIXian灢bin ^,CHENJin灢sheng

1.SchoolofPublicAdministration,Nan_jin_gA_griculturalUniversit_y,Nan_jin_g,Jian_gshu210095;

(

2

.InstitutionforStudiesinEducation,ZhanjiangNormalUniversity,Zhanjiang,Guangdong524048,China)

Abstract^:Consideringthenatureoftheuniversityasanacademicinstitutionandtherequire灢

mentsofitsmanagementsystems^,faculty^暞sgoverningshouldbeconsideredastherightvalue

choiceandtheinstitutionalarrangementforChineseuniversities.Thelonghistoryoftheideaand

practiceofwesternuniversities^,alongwiththelocalcasesinChineseuniversities^,suggestthat

theideaoffacultygoverningschoolaffairsandcorrespondingmanagementmodeinuniversities

havepowerfulvitality^,comingfromitslegitimacyandfeasibility.Activeattemptstoapplythis

managementsystem willhelppushnotonlythede灢administrationprocessbutalsothesystem

constructioninmodernChineseuniversities.

Keywords^:facultygoverningschoolaffairs^;facultygoverningacademicaffairs^;management

mode^;thesystemconstructioninmodernChineseuniversities

[责任编辑:罗银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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