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根据前述不确定概念具有复杂性与包容性的特征，导致研究中这种危险性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按照分析哲学的观点，作为研究对象的术语或者词语等本身并不存在固定不变的含义，必需结合
相应的语境才能更好地把握待研究的术语或词语的具体意思。 也就是说，下定义的方式实际上相当于对一
个开放性概念进行封闭或予以限制。 黑格尔在其《哲学史讲演录》中曾提到“斯宾诺莎有一个伟大的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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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规定都是一种否定”
。 这句话被后人归结为“规定即否定”的经典名句。 “确定的东西就是有限的
东西：对于任何东西，包括思维（与广延相对应）在内，都可以说这是一个确定的东西，所以自身中包含着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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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旦对开放的不确定概念“社会协商”作出定义上的限制，将可能导
定；它的本质是建立在否定上的”
致研究的片面性与局限性。 就像哈特说的那样，“实际上，不论是普通的还是专门的用语，其用法都是相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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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针对不确定概
‘
开放’的，它并不禁止用语扩展到这样一些情况，即它们只具有正规情况的部分特征”
念的开放性，应该保证其开放性的尽情释放，而不是对其开放性进行约束与限制。
其次，对在不同的语境下具有不同含义的术语或词语下定义，将可能引发不必要的争论并难以形成理解
上的共识。 不同的研究者从其个人经历、兴趣爱好、学术背景、研究视野、价值偏好等出发，往往会对一个术
语或词语在不同的语境下所具有的不同含义作出一个取舍。 也就是说，每个研究者所作出的定义或多或少
地都会存在着差异，甚至可能差异极大。 如果仅仅是Ａ 学者不同意Ｂ 学者针对同一待研究的术语或词语所
下的定义，而进行一番批驳并提出自己的定义方式，那么这种研究可能仅仅具有较低意义上的学术价值，且
该学术价值仅仅在Ｂ 学者的定义存在绝对、完全、彻底的错误时才会存在，除此之外的其他情况下，Ａ 学者的
研究成果不具有学术价值。 由于待研究的术语或词语在不同的语境下具有不同的含义，Ａ 学者从其中一个
语境下所归纳的定义并不能有效地批驳Ｂ 学者在另一个语境下所归纳的定义，二者实际上是借助同一个术
语或词语做了“鸡同鸭讲”的事情。 从不同的角度去理解同一个概念，必然会得出不同的结论。 因此，要避
免对“社会协商”一词在定义的脊背上展开毫无意义的讨论。
再次，下定义的方式存在被误解和歪曲的可能性，甚至使得法律规范中所规定的概念被人们引向反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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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解。 针对被误解的情况，维特根斯坦专门谈到“任何定义都可以被误解”
。 后来，富勒曾经借用维特根
斯坦所举的例子，谈到“假设一位将子女留在家里而去欣赏音乐演出的母亲对保姆说：‘在我出门这段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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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一般人
请教孩子们玩一种游戏。’这位保姆于是教孩子们掷骰子赌钱或者用厨房里的刀叉来打斗”
的角度出发，基于亲情和母爱，母亲不会希望保姆教孩子们掷骰子赌博或者用厨房里的刀叉来打斗，但保姆
却这样做了。 可以看到，母亲和保姆都对“游戏”作出了自己的定义与理解，结果却大相径庭。 针对被歪曲
的情况也存在着实例。 曾经流传着这样一个古希腊的哲学故事，柏拉图曾给“人”下了一个在后人看来不可
思议的定义：“人是没有羽毛、两脚直立的动物。”事情的起因源于一次柏拉图的学生问他：“老师，人是什么
东西？”柏拉图想了想说：“人是两条腿直立的动物。”于是，一个学生抓来了一只鸡问柏拉图：“请问老师这是
人么？”柏拉图这才意识到自己的话有漏洞，就立即修正了自己原来的说法，改口道：“人是没有羽毛的两条
腿直立的动物。”接着，学生将鸡拔光了羽毛问道：“老师，这是你说的人吗？”此件事情搞得柏拉图颜面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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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 从中可以看出，不仅对于内涵和外延难以确定，可又觉得异常熟悉的词汇以下定义的方式进行研究探
讨是不可行的，同时还存在出于规避的目的而伪装成给定内容的可能性。 于是，经过对定义的层层剖析，每
界定一个特征或举出一个判断规则，都可能有例外情形或规避情形出现。 只有不断地进行怀疑、排除谬误、
揭开伪装的面纱，否定再否定，才可能无限地接近真理。 毕竟，求知就是一个不断了解认识、自我否定、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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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知的无穷无休止的过程，或许黑格尔的“否定之否定”
解。
的定理也可以适用到此意义上进行诠释和理
综上三点内容，根据前述“社会协商”一词仅仅检索到的１４ 个政策性文件就有五种用法可知，给政策性
文件中“社会协商”概念下一个定义是极其困难的。 传统的作法以“（属加种差）的定义形式是最简单和最能
令一些人满意的，因为它提供给我们的表述用语总是能代替那个被定义的词。 但是，这种定义形式并不总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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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的，在它有效的时候也不一定能够说明问题”
为了一个问题。 从前述“社会协商”所适用的五种情形，可以看出“社会协商”不能确定地出现在一种语境
。 于是，如何研究政策性文件中“社会协商”概念就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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