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４１卷第４期

２０１４年７月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ＳｉｃｈｕａｎＮｏｒｍａ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Ｓｏｃ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Ｅｄｉｔｉｏｎ）

Ｖｏｌ．４１，Ｎｏ．４

Ｊｕｌｙ，２０１４

二元互补与杂糅共生

———中国早期文学思想的构成问题

孙ꢀ 纪ꢀ 文

（

西南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成都６１００４１）

ꢀ

ꢀ 摘要：出土简帛文献和存世文献的话语系统表明，在共同的文化语境中，中国早期文学思想中不乏一系列的二

元互补的文学话语组合，造就了中国古代文学思想话语资源的多样化情形。强调功用的文学思想，成为诸多文学

论题的纽带和关节，共同描摹出早期文学思想的功用主义色彩。同时，文学因素与文化因素杂糅共生、融合于文化

场域而凸显文化价值。二元互补、突出功用色彩的文学思想是早期文学思想构成的内在语境，而杂糅共生、融合于

文化场域而凸显文化价值的文学思想是早期文学思想构成的外在语境，两者互为条件、互为背景。以现有的出土

简帛文献而言，为政治人生服务而不是为文学本体服务的文学思想，占据早期中国文学思想的主要领地。

关键词：中国早期文学思想；二元互补；杂糅共生；文化场域

中图分类号：Ｉ２０６．２ꢀ 文献标志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５３１５（２０１４）０４⁃０１２０⁃０８

ꢀ

ꢀ 中国早期文学思想的时间跨度比较大，自先秦

补互参为研究早期文学思想的风貌提供了更坚实的

学术支撑条件。

至两汉的文学思想都可称之为早期的文学思想。研

究早期文学思想是中国文学思想史研究的一个难

点。主要原因在于：一是存世文献有限，不能全面观

照早期文学思想的整体风貌；二是早期文学思想与

政治文化思想融为一体，还没有自觉地以文学思想

史的眼光思考文学问题，以至于当今学者发出这样

的感慨：“中国文学思想史的研究还处于方兴未艾

的发展时期，许多问题包括学术思想上的问题还有

待解决，比如两汉以前文学尚未从其他领域独立出

出土简帛文献具有较高的历史文化研究价值。

如信阳楚简（１９５７）、武威汉简（１９５９）、望山楚简

（１９６５）、银雀山汉简（１９７２）、马王堆汉帛书（１９７３）、

睡虎地秦简（１９７５）、阜阳双古堆汉简（１９７７）、曾侯

乙墓战国初期简（１９７８）、江陵张家山汉简（１９８３）、

荆门包山楚简（１９８７）、荆门郭店战国中晚期楚简

（１９９３）与新近上海博物馆购藏楚简等，早已引发学

［

２］１７６

术界的关注

。这些简帛数量巨大，品类多样，内

［

１］１７５

来时文学思想该如何研究。”

因而，必须借助新

容广泛，为中国哲学、史学、政治学、文字学、古代文

学研究带来新的契机，同时也为研究早期文学思想

的状貌带来了新的学术话语资源。仅就出土简帛文

献的文学性研究而言，当前学界取得的成果主要表

现在：（１）探究了出土简帛文献的文学和文学史价

材料、新视野方可在研究早期文学思想中取得一点

收获。可喜的是，２０世纪中叶以来简帛文献的大量

发现为弥补以上两个缺陷提供了一些材料，或者说

存世的“地上之文献”与出土的“地下之文献”的互

收稿日期：２０１３⁃１０⁃１５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二十世纪出土简帛文献中的文学思想和文学批评研究”（１０ＢＺＷ０２４）以及西南民族大学中国语

言文学硕士一级学科建设项目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孙纪文（１９６７—），男，山东泰安人，文学博士，西南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主要从事古代文学与文献研

究。

１２０

孙纪文ꢀ 二元互补与杂糅共生———中国早期文学思想的构成问题

值，如谭家健的《新近发现的先秦佚书之文学价

务“士文化”阶层的正统的文学思想，也有立足平民

情怀的民间文学思想，从而构成双向并举、互容交叉

的发展格局。如春秋士大夫赋诗言志中就包含着诸

多的正统文学观念，而民间歌谣、滑稽谐隐活动中则

蕴涵着灵动的民间文学思想。正如传世文献所承载

的早期文学思想的面目一样，出土文献中的正统文

学思想与民间文学思想也是并存的。就承载的正统

文学思想而言，诸多出土文献中都包涵着与之相关

的内容。如研究“性情论”思想，睡虎地秦简《为吏

之道》释文中有：“凡戾人，表以身，民将望表以戾

值》、赵敏俐的《２０世纪出土文献与中国文学研究》

等论文认为，出土简帛文献丰富了文学史的内容，解

［

３－４］

决了文学史上一些疑难问题

；（２）探究了出土简

帛文献的诗学意义，如刘冬颖的《近年出土简帛与

先秦文学研究》、罗家湘的《出土文献的文体学意

义》等论文认为，出土简帛文献中不乏礼乐教化的

［

２，５］

文论思想，并具有一定的文体学价值

；（３）探究

了《孔子诗论》的诗学思想，如陈桐生的《上博简〈孔

子诗论〉对诗教学说的理论贡献》、郭丹的《读上博

简〈孔子诗论〉劄记》等论文以为，《孔子诗论》的诗

学思想是情志并存，既与孔子的文学观念互有异同，

［

８］２９１

真。表若不正，民心将移乃难亲。”

郭店简《性

自命出》释文中有：“凡学者隶（求）其心为难，从其

［

６－７］

也与《毛诗》的诗学思想有别

。学者们普遍认

所为，斤（近）得之壹（矣），不女（如）以乐之速也。

［

９］１８０

上博简《性情论》释

为，出土简帛文献的深度研究必将推进文学研究的

长足发展。这些研究成果拓展了古代文学研究的学

术空间，阐述了早期文学发展脉络的一些轨迹，颇有

眼界。当然，有些论题仍需要进一步深入探究，如关

于早期文学思想状貌问题的审视，目前的研究成果

多停留在微观叙述层面，缺乏宏观视角下理论整合

的探寻。本文以出土简帛文献为中心，参照传世文

献的相关内容，试用话语分析的方法论析中国早期

文学思想的构成问题，以推进理论话语的构建和整

合研究。

……青（情）生于眚（性）。”

文考释中有：“道始于情，情生于性。始者近情，终

［

１０］２２２

俱折

者近义。知情者能出之，知义者能入□。”

射出“士人”的性情要求。再如《上海博物馆藏战国

楚竹书（一）》之《孔子诗论》的释文考释中曾曰：

［

１１］１４３

又

“以琴瑟之悦，嬉好色之玩，以钟鼓之乐。”

曰：“及其人，敬爱其树，其褒厚矣。《甘棠》之爱，以

［

１１］１４４

则明显表明儒家《诗》学推崇德育和美

召公。”

育的教化意图。而在一些出土文献中，则包孕着丰

富的民间文学思想，这是很值得注目的文学现象。

如１９８０年甘肃天水放马滩出土了一批秦简，其中

《墓主记》记载了一位名叫“丹”的人因伤人而弃于

市，后又死而复活，同时又追述了“丹”过去的简历

一ꢀ 二元互补、突出功用色彩的文学思想

早期文学思想的涵义比较宽泛，这是与当时关

于“文学” 的认识密切联系的。一般而言，早期的

［

１２］２８

“

文学”既指文献学术，也指具有一定语言艺术的文

和不死的原因

，颇有民间文学叙述异事、幽明志

本形式，因而，研究早期的文学思想，既要立足当时

所有的古代典籍而立论，也要立足渐渐明晰的“文

学自觉”观念而立论。而二元互补的发展状貌可谓

是最为鲜明的一个构成特征。

怪的特点。正如学者所说：“放马滩秦简的出土，纠

正了魏晋志怪小说单纯受佛教教义影响的传统说

法，将志怪小说的起源时代向前推移了约５００年，对

［

１３］７１

于研究中国文学史有着重要的意义。”

再如

这个“二元互补”的内涵是：在共同的文化语境

中，构成一系列的二元互补的文学话语，如正统与民

间、典雅与质朴、文与质、雅与俗、现实与想象、实用

与性情、言与意、情与志、人为与自然等等。建立在

这样的“二元互补”的基础上，早期的文学思想呈现

出内涵丰富而辐射面深广的发展态势，造就了中国

古代文学思想话语资源的多样化情形。兹以几组话

语为证。

１９９３年出土的江苏尹湾汉简《神乌赋》与汉代民间

俗赋存在必然的联系，此赋的主要内容是：雌、雄二

乌筑巢被盗鸟偷窃，雌乌为保护巢穴和盗鸟发生搏

斗而受伤，又遭拘捕，雄乌欲与之同死，雌乌不允，嘱

咐雄乌另觅贤妇，善待幼子，而后投地而亡；雄乌大

［

１４］１１

恸，却无能为力，终于远离家园，高翔而去

。 “全

赋以乌喻人，反映了当时政治腐败、社会黑暗的状

［

１５］３６１

。其风

况，赞美了夫妻之间生死与共的爱情”

１

．正统文学思想与民间文学思想的共存和在此

基础上的互补问题

传世文献表明，早期文学思想的发展中既有服

格与存世的大量属于上层文人雅士的汉赋有异，无

论是题材、内容，还是写作技巧，都接近于民间文学。

尹湾汉简《神乌赋》句式整齐，押韵严格，它的出土，

１２１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

填补了汉代民间故事赋的空白，在古代文学史上

的，即主张认识主体忘掉周围一切外在的文饰，甚至

［

１３］７３

有着重要的意义”

。再如１９７９年出土的甘肃马

忘掉自身存在，保持内心的虚静，与自然同化而顺应

自然规律，达到“大音希声，大象无形”的“道”之境

圈湾汉简中的“韩朋故事”片段，也具有民间述思的

情怀。简牍释文如下：“□□书，而召韩朋问之。韩

朋对曰：‘臣取（娶）妇二日三夜，去之来游，三年不

［

１９］四十章，２４

界

。因而，《老子》的重质轻文一方面是哲

学理念的作用，另一方面更是反对人为、崇尚自然思

想的一种写照，故郭绍虞先生说老子是“极端主张

［

１６］５１

归，妇□百一十二。’”

虽然是残简，但大意可推

［

２０］３４

知：韩朋娶妇未久而远游，三年不归，其后妇人的命

运多舛。《搜神记》和敦煌俗赋《韩朋赋》都以之为

本事，叙述了韩朋夫妇的爱情悲剧故事。《神乌赋》

和“韩朋故事”的出土，将赋体文学的形式演变、话

本小说的文体形式演变和浪漫色彩等文学思想的要

素联系在一切，充分反映出民间文学的新鲜活力。

正如裘锡圭先生所言：“从《神乌赋》和韩朋故事残

简来看，汉代俗文学的发达程度恐怕是超出我们的

自然美者”

。再如《晏子》中也倡导重质轻文，

反对以孔子为代表的重视礼乐文化的儒家文学思

想。《汉书·艺文志》将《晏子》列为儒家，但《晏

子》中的文学思想与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文学思想有

很大不同。《银雀山汉墓竹简·晏子》共１６章，其

中第１５章明显地讽刺儒家文学思想重视繁缛礼节，

于世无补，并借晏子的口吻说：“今孔丘盛为容饬

（饰）以蛊世，絃（弦）歌……众，博学不□□□□思

不可补民，纍（累）讎（寿）不能亶（殚）其教，当年不

能行其礼，积材（财）不能譫（赡）其乐。蘩（繁）饬

［

１７］１１３

预料的。”

要之，民间文学思想的存在，一方面说明早期民

间文学存在的事实；另一方面也表明民间文学思想

与正统文学思想的交融态势。一是并行不悖，始终

伴随着正统文学思想的发展；二是早期民间文学思

想不缺乏浪漫成分和虚构色彩，尤其是民间文学思

想所具有文体学的意义、民间文学的发展与俗赋体、

歌谣体文学的关系等等都令后人深思。同时，由这

一组对立统一的话语分析中，我们也可以明晰“现

实与想象”、“实用与性情”等二元对立话语的相似

内涵。

［

２１］１０３

（饰）降登，以营世君，盛为声乐，以淫愚民。”

竹

简《晏子》更倡导实用简约的文艺思想，倡导“民安

乐以尚亲”、“立法义不犯之以邪”的政治理念，从而

达到任贤治世的效果，颇有齐国“举贤而尚功”的遗

风，与孔子推行的“尊尊而亲亲”的鲁国教化之风有

异。

再言文质彬彬。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倡导

“文”“质”统一，两者兼善。最具代表性的言论当属

孔子《论语》中的“文质彬彬”说。河北定县八角廊

汉墓中曾出土竹简《论语》，内容多与今本相同，可

知汉代《论语》的流布状况。《论语》中提倡“文”

“质”并重，要求的是内容与形式的完美统一，有时

也表述为“尽善”“尽美”。儒家推崇文质彬彬的思

想，其目的就是达到美善一体的仁者境界，这直接导

致后来以“温柔敦厚”为基本内容的“诗教说”的建

立。 “文质彬彬”尽管是儒学既重文饰又重品质的

道德观在文学领域的具体表现，但对于后来文学思

想的发展而言却具有深远的建构意义，它成为美善

统一、雅俗共赏的理论依据。简言之，出土文献中关

于文与质的对立关系和统一关系的认识，实际上反

映出不同学派对于以礼乐文化为基础的文艺思想的

态度问题，无论是否定还是肯定，都有不同程度的合

理性，也都存在不同程度的局限性，只有深入当时的

语境中，我们才可评判各自价值的多少和偏颇。

３．情与志的关系问题

２

．文与质的关系问题

“

文与质”与“典雅与质朴”和“雅与俗”等对立

的话语组合意义相近，故可综合起来加以观照。一

般说来，“文”的含义是指外在的文饰、文采；“质”的

含义是指内在的质朴、素质。 “文”“质”组合，“就是

对于一切事物（包括人）所必具的内容和形式最朴

［

１８］３

素又是相当恰切的表述”

。在早期的文学思想

中，有两种文质关系最为鲜明：一是重质轻文；二是

文质彬彬。

先言重质轻文。所谓“重质轻文”，就是反对文

饰，推崇质朴简约，归于自然朴素的文学思想。如马

王堆帛书《老子》中对文采、音乐和其他艺术持否定

态度，认为“ 五色使人目盲”， “ 五音使人耳

［

１９］十二章，２７３

，反对巧言辩说，以为“ 大巧如

，认为“信言不美，美言不信。知者不

聋”

［

１９］四十五章，４３

拙”

博，博者不知”

学思想实则是把对“道”的观照作为认识的最高目

２２

［

１９］六十八章，１５５

。《老子》重质轻文的文

“诗言志”和“诗缘情”是存世文献中最为典型

１

孙纪文ꢀ 二元互补与杂糅共生———中国早期文学思想的构成问题

的既对立又统一的两种文学观念。 “诗言志”的思

话语中，有一个非常突出的价值取向，即讲求文学的

功用价值，成为早期文学思想的主流选择。或者说，

无论是正统文学思想，还是民间文学思想；无论是重

质轻文，还是文质彬彬；无论是重视性情，还是重视

礼仪，都将文学的现实意义、人生意义和功用价值视

为是这些理论命题的最终落脚点。即便是提倡重质

轻文的黄老派，其文学思想既与反对当时上层统治

的思想息息相关，也与抵制儒家思想的风潮分不开，

更有深切的政治功利目的。再如尹湾汉简《神乌

赋》的作者是一位受儒学熏陶很深的下层知识分

子，此赋的风格浸染于民间文学的熏陶之中，尽管如

此，充斥其中的文学思想也多有说教的成分。所以，

早期文学思想的功利性不仅属于意识形态方面的价

值追求，连下层的知识者也追求文学的功利价值。

因而，强调功用的文学思想便成为这些文学论题的

纽带和关节，共同描摹出早期文学思想的功用主义

色彩。

想可追溯到《尚书》的时代，而“诗缘情”的思想虽明

确出自陆机的《文赋》，但源头却远溯先秦。如《论

语》中的“兴观群怨”的思想就包涵着“情”的因素。

就出土文献而言，“言志”和“言情”的思想同样显现

地存在。关于“言志”，如郭店楚简中就有：“《易》所

以会天道人道也，《诗》所以会古含（今）之恃也

①

者，《春秋》所以会古含（今）之事也。”

［９］１９４－１９５

与

《

尚书》所说的“诗言志”的观点如出一辙。关于“言

情”，如郭店楚简的《性自命出》和上海博物馆的楚

简《性情论》都言及性情的重要性。 “两篇简文的乐

论从先儒重视言行教化的传统，进一步深入到对

‘

性’的关注，其美学思想依托于性情，生发于心志，

把审美意识提升为体认天命的重要途径，具有深刻

［

２］１７９

。而且，在许多出土文献中，情

的美学史意义”

与志的关系是互容而统一的。有学者考察出土文献

诗与志”的关系时说：“‘情’与‘志’正是一而二，

二而一的东西。 ‘情’侧重于主观直观感性的感受，

“

当然，突出功用色彩的文学思想并非忽视性情

等情感因素和文采、韵律等形式美学因素的存在。

如湖北江陵九店出土的楚简《日书》中，诸多祝词是

押韵的，也很有文才。只是这些因素的分量与突出

功用色彩的文学思想相比，不占主要方面而已。所

以，二元互补、突出功用色彩的文学思想也是辩证统

一的。毕竟，与早期西方文学思想相比，为政治人生

服务而不是为文学本体服务的文学思想，占据早期

中国文学思想的主要领地。

‘

志’则更多地强调已经超越主观直观感性的客观

［２２］９４

理性的成分。”

这样的说法也不无道理。如在上

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简中，有３０余枚记载孔子关于诗

的论述。《孔子诗论》表现了孔子授诗的真实情形，

记载了孔子论述赋诗、奏乐、著文时必须将志、情、言

［

２３］３１

统一起来：“诗亡隐志，乐亡隐情，文亡隐言。”

意思是赋诗离不开志趣，奏乐离不开情感，著文离不

开语言，这些话语颇有人文关怀的味道。另有学者

通过考释上博简《孔子诗论》有关《关雎》七篇诗论

的内容后认为：“简文对好色、求福、有爱、有恶、溯

二ꢀ 杂糅共生、融合于文化场域的文学思想

如果说二元并存、突出功用色彩的文学思想是

立足“本体论” 视角而形成的话，那么，立足“关系

论”的视角，早期文学思想的构成还有一个特色便

是：文学因素与文化因素杂糅共生、融合于文化场域

而凸显文化价值。我们试选三个角度来解析。

１．文学主旨话语与文化主题话语的杂糅共生

［

２４］７０

本的‘民性’，看不出有明显的否定倾向。”

关雎》七篇诗论中蕴涵着浓厚的性情论思想。由

此可以看出，虽然《孔子诗论》与现存的《论语》说

诗》的主导倾向一样，大多是从道德规范、思想行

即

《

为的角度来阐释诗义，体现了孔子作为哲学家循循

善诱的形象，但是，上博简《孔子诗论》中既重“性”

又重“情”，与《论语》中孔子罕言“性”“情”截然不

同。此外，在出土文献中，还涉及言与意、人为与自

然的关系问题等对立统一的理论话题。如马王堆汉

墓出土的《黄老帛书》和帛书《老子》中，或主张自然

无为的天道观，或崇尚自然朴素的文艺观，其中关于

虚实、有无、言意、精神等哲学命题的辩证思考，也成

为后来相关文艺思想的出发点和话语理论依据。

进一步说，在构成这一系列的二元互补的文学

［

２５］８１

《论语》云：“兴与诗，立于礼，成于乐。”

“有

２５］１４６

“文质彬彬，然

［

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

［

２５］６１

帛书《老子》云：“道，可道也，非恒道

“ 至（致）虚极也，守静督（笃）

后君子。”

［

１９］一章，２２１

也。”

［

１９］十六章，２９８

“故大道废，案有仁义。知（智）快

［

１９］十八章，３１０

（慧）出，案有大伪。”

由此看出儒家仁义礼

乐思想与道家自然无为思想的一般状貌，又可说明

《论语》和帛书《老子》的文学主旨话语与文化主题

话语杂糅共生的状况。即便在郭店楚墓竹简《五

１２３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行》篇这样的文献中，也不乏“文”与“理”交融的思

吏之道》的发现，说明当时类似的民歌形式十分流

行。 “由于韵文便于记诵，故被用来编写培训官吏

的课本。云梦旧属楚国，荀子曾为楚相春申君门客，

想。《五行》篇曾云：“闻君子道，聪也。闻而知之，

圣也。圣人知天道也。知而行之，义也。行之而时，

德也。见圣人，明也。见而知之，智也。知而安之，

仁也。安而敬之，礼也。圣，知礼乐之所由生也，五

行之所和也。和则乐，乐则有德，有德则邦家

［

８］９

完全有可能接受楚国地方通俗文艺的影响” 。这

样的文本自然与研究先秦语体文提供了文献支撑。

再如银雀山汉简中发现有《孙膑兵法》的竹简及其

他兵书，其中的《将义》篇提出将帅应具备五种品

格：义、仁、德、信、智。内容是兵家谋略思想，但文本

形式却格外严整：“五段皆用排比句，每段皆用顶真

格，最后皆用身体作比喻，井井有条，文字明晰而形

［

２６］１４３

兴。”

这些话将五行思想与礼乐教化思想融合

起来，折射出战国思孟学派的道德观和文艺观，进一

步发展了孔子的学说，成为文艺学领域的五行篇。

文学主旨话语与文化主题话语杂糅共生的代表

作是上博馆藏的楚竹书之《孔子诗论》。《孔子诗

论》先集中若干篇诗，然后概括诗歌的要旨，既彰显

［

８］６

象鲜明。” 这就是说，即使是兵书也不缺乏文采，

也包孕着鲜明的文体学思想。从更广阔的语境看，

先秦时期形成的诸多文体并非是依托现代意义上的

文学作品而存在的，如政论性散文、史学散文与民

歌、谐隐、成相、俳语、格言等文学形式相互渗透，原

有的文学因素与新变的文学因素并存等等。刘勰

《文心雕龙·通变》篇说：“夫设文之体有常，变文之

数无方，何以明其然耶？凡诗赋书记，名理相因，此

有常之体也；文辞气力，通变则久，此无方之数也。

名理有常，体必资于故实；通变无方，数必酌于新声：

《

诗》中所体现的美好德行和礼仪的规范性、教化

性，又论述了《诗》之意趣，是儒家《诗》学的一个高

峰。如第三简云：“《邦风》其纳物也，溥观人俗焉，

大敛材焉。其言文，其声善。孔子曰：唯能夫

［

１１］１２９

…

…”

又第十六简云：“《燕燕》之情，以其笃

也。孔子曰：吾以□□得氏初之诗，民性固然。见其

［

１１］１４５

又第十八简云：“因《木瓜》之

美必欲反一本。”

［

１１］１４７

报，以喻其捐者也。《折杜》，则情喜其至也。”

［

２８］５１９

这些评论可谓情志结合，颇有平和之风。有学者指

出：“《孔子诗论》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孔子的诗学

思想，但同时又受到战国前期儒学新思想的影响，更

为深入和系统地形成了自成系统的《诗》学体

故能骋无穷之路，饮不竭之源。”

他的这些看法

是澄澈的。这也说明各种语体与文体的产生并存于

文学性作品和非文学性作品之中，两者依靠共同的

文化环境和时代要求而发展。

［

２７］６６

系。”

将功用与审美结合起来，有一定的新《诗》学观念。

．表达方式、语体风格尤其是文体样式的杂糅

也可以说，《孔子诗论》重教化，也重性情，

３．文学范畴与非文学范畴的杂糅共生

从目前出土的出土简帛文献来看，先秦的文学

思想依托各家学说并存。具体而言，是依托各家思

想、各种学术理念而共生的，所以，诸多的文论范畴

与非文学范畴是杂糅的。庞朴认为：“仁义礼智这

些范畴，无论其或属于道德领域，或属于政治领域，

或属于认识领域，儒家人物都是要分别谈论它们的。

因为儒家的宗法政治不过是伦常关系的扩大，而知

２

共生

语体及文体的创造是文学理论的重要理论问

题。在早期出土文献中，许多史学文献、哲学文献乃

至兵家书策中，都蕴涵着丰富的语体学、文体学思

想，值得后人总结。如马王堆帛书《春秋事语》重点

在言不在事，体例与《国语》相近。 “全书风格亦皆

朴素无华，不加雕琢，与《国语》文风接近，都属于当

时的语体文，而有别于典雅古奥的《尚书》式的官方

［

２９］１３０

识的作用也一定受到强调。”

正因为如此，儒家

的文论范畴也从中获得新的含义和新的话语资源，

诸如中和、教化、人品与文品、温柔敦厚等等范畴都

与儒家哲学话语密切关联，甚至可以说，这些文论话

语的母体即是儒家哲学。因而，乐教思想、性情思

想、言志思想也与儒家哲学息息相关，共同构成中国

古代文学思想的文化背景。以道家思想而言，《老

子》中的哲学范畴如“道”、“有无”、“自然”、“虚

静”、“刚柔”等等，是老子哲学的重要理论话语，从

某种程度上说，也是构成老子哲学的核心。这些范

［

８］４

文体。” 再如帛书《老子》独特的叙述方式格外简

洁，却不乏空灵之美，而它的表达方法如半诗半文、

比兴手法、抽象形象共用等等特色，也是文学思想不

可或缺的内容。再如湖北云梦睡虎地秦简中有《为

吏之道》篇，专家推测该篇是供学习为吏者使用的

［

８］２８０

教材

成相》篇完全一样，有些近似于今之渔鼓词。《为

２４

。此篇后半部有八首韵文，格式与荀子的

《

１

孙纪文ꢀ 二元互补与杂糅共生———中国早期文学思想的构成问题

畴，原本是为老子的宇宙人生哲学服务的，进而延伸

到文学领域，逐渐构成的文艺思想便是：反对儒家的

教化论而追求虚静淡泊的人格境界，并注重文学语

言的言外之意和文学风格的自然真美。从这个角度

看，这些范畴既是哲学范畴，也是文论范畴，并自然

而然地由哲学范畴转化为文论范畴，营造着一种超

功利的艺术氛围。

当然，由于早期文学思想偏重于事实批评的话

语建构，而缺少系统的实际批评的话语建构，所以，

一方面，我们可以说早期文学思想很丰富、很精深，

但在文学阐释效果上却存在另一方面的尴尬：早期

的文学思想很宽泛，有时却无法解释丰富的文学事

实和文学现象，也很难自觉地归纳出相应的文学思

想的结构关系，更难归纳出精深的文学理论观念。

另一方面，我们可以说早期的文学思想奠定了后期

文学思想的基础，如言志抒情说、乐教说等观念成为

后人津津乐道的文学话语资源，但怎样进行言志抒

情、怎样实现愉悦等文学本体问题在早期文学思想

中却较难涉及。

所以，一般而言，先秦的诸多文学范畴都笼罩在

哲学范畴之下，在儒、道、墨、法、兵各家思想中，我们

都可以搜寻到相关的话语资源。在杂糅共生的文化

语境中，“哲学论”、“政治论”、“文学论” 的思想互

相沟通，形成文论与文化的血肉联系。当然，也形成

先秦文学思想的一个特点，即一方面自身的文学性

质并不自觉，另一方面，文论范畴能指的含义又非常

广阔，使内在的意蕴得以文学化的释放和衍生，从而

为后来的文学思想带来诗意化的舒张。

这种尴尬的境地不得不让我们进一步思考早期

文学思想产生的语境问题。罗根泽在《中国文学批

评史》中曾指出，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特点是偏于

文学理论，与西方文学批评偏于文学裁判和批评理

［

３０］１３

进一步说，早期（尤其是先秦时期）文学因素与

文化因素杂糅共生，融合于文化场域而凸显文化价

值，其深刻的原因在于背倚共同的文化思想场域。

如先秦时期的礼乐思想与诸子思想可谓是文学思想

的依靠者，儒道两家文论，其互相对立、互相补充的

传统就是在这一时期形成的。而汉代趋于一尊思

想，崇尚儒家思想的文化大背景又为汉代的文学思

想奠定了基石，文学思想必然从经学附庸渐渐走向

独立。因而，早期文学思想的面貌不论是原创者，还

是补充者乃至对立者，乍看起来，有的新奇、有的平

和、有的极端、有的中和，但仔细思量，各种文学思想

又同属于一个话语圈，即：就其相同语境而言，不论

哪家哪派，都有一个共同的社会文化平台，因而他们

有着大致相同的知识背景、话语资源和问题意识。

只是在文学问题的价值判断上各有言说，各有畛域，

从而构成话语的分流和融合，既多样深刻又互相包

容。

论不同

。其中的内在原因在于：中国的批评，大

都是作家的反串，并没有多少批评专家；作家的反

串，当然要侧重理论的建设，不侧重文学的裁判。外

在原因在于：历史和自然条件造就了中国古代文学

批评重实用、重人生的价值取向。正如罗先生所说：

“中国的文化，发源于寒冷的黄河上游，经济的供给

较俭啬，平原的性质较凝重，由是胎育的文化，尚用

重于尚知，求好重于求真。”又言：“社会人生的实际

问题，急待解决，因而尚用求好，就更成为一般倾

［

３０］１６

向。”

罗先生的这些看法尽管还需要再完善，但

他立足于“重实用的文化语境”而讨论中国文学批

评的状貌是颇有眼界的，或者说，他的这个“重实用

的文化语境”同样也是造成早期中国文学思想偏于

文学理论思想而疏于文学裁判思想的主要原因。

同时，早期的文学思想的构成需要后人仔细甄

别而加以理论提升。换言之，仅仅依靠出土简帛文

献中的材料来总结和阐释早期文学思想的面貌是远

远不够的，更不能说明当时文学思想的发展脉络。

这是因为：这些出土的简帛文献中，尽管蕴涵的内容

非常丰富，诸如政治学思想、历史学思想、哲学思想、

伦理学思想、药学思想、养生学思想、天文学思想、地

理学思想、兵书思想、农学思想等等，不一而足，然

而，直观表现文学思想的著述要义常常隐含在文献

材料之中，需要我们钩沉和梳理。仅以马王堆汉墓

帛书出土文献而言，出土文献体现的思想主要是儒

道哲学思想、养生学思想和天文学思想，而文学思想

三ꢀ 早期文学思想构成的评判及关联的方法论

问题

可以说，二元互补、突出功用色彩的文学思想是

早期文学思想构成的内在语境，而杂糅共生、融合于

文化场域而凸显文化价值的文学思想是早期文学思

想构成的外在语境，两者互为条件，互为背景。简言

之，二元互补与杂糅并生的关系是：二元互补是内在

力量，杂糅并生是外在支撑，共同推动早期文学思想

的形成、演进和发展。

１２５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的分量是非常有限的，只是镶嵌在《老子》、儒家学

派的著作之中。

因此，我们首先要明确简帛文献中蕴涵的文学

文学思想，也才能阐发其中的文学批评史意义。陈

寅恪在《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上册审查报告》中曾说：

“吾人今日可依据之材料，仅为当时所遗存最小之

一部，欲借此残余断片，以窥测其全部结构，必须备

艺术家欣赏古代绘画雕刻之眼光及精神，然后古人

思想与现存传世文献中早期文学思想的关系问题。

简单地说，两者是互相依存、互为补充的关系。在这

个关系链条中，通过互比的视阈来把握“文学思想”

的内涵。其次，要明确须将出土简帛文献中本身具

有的文学思想与它们所包含的文学思想结合起来进

行研究，从而在广阔的视野中深思早期文学思想的

构成面貌。再次，要明确出土简帛文献中所蕴涵的

文学思想的场域问题，即回归历史语境而把握文学

思想的内涵。正如特雷·伊格尔顿在《二十世纪西

方文学理论》中所指出的那样：“构成文学的种种价

值判断是历史地变化着的，而且揭示了这些价值判

［

３２］２７９

立说之用意与对象，始可以真了解。”

们必须结合现存的文献而立论。

所以，我

２０世纪２０年代前后，王国维使用“纸上之材

料”与“地下之新材料”的“二重证据法”，为中国古

史研究开辟了一条充满生机的学术之路，同时也为

文学研究提供了参证的方法论思想。我们研究出土

简帛文献中的文学思想实际上也具有方法论的意

义，它至少可弥补“纸上之材料” 的不足。但是，我

们也必须树立这样的一种学理观念，即“纸上之材

料”与“地下之新材料” 互为补充，两者同等重要。

一方面，“纸上之材料”的文献数量丰富，且某些文

献颇有使用价值；另一方面，“地下之新材料”只是

所存文献的一小部分，欲凭借残余断片就断言文学

思想的全貌，可谓“只见树木不见森林”，须结合现

存“纸上之材料” 进行综合考察，方可言论。因此，

我们的研究亦离不开“纸上之材料”的学理支撑。

［

３１］１５

断本身与种种社会意识形态的密切关系。”

他的

意思是，文学不是一个有着固定标准的历史存在，它

是和文学思想等社会意识形态的发展历史紧密联系

在一起的。我们的意思是，如果说对“文学是什么”

的认识受到当时社会意识形态的影响的话，那么，同

样的原理，文学思想的发展亦如此。

明乎此，我们才可探究出土简帛文献中蕴涵的

注释：

①

关于“恃”，裘锡圭先生解释：“恃”疑读为“志”或“诗”。见：荆门市博物馆编《郭店楚墓竹简》，文物出版社１９９８年版，第２００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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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ｕｒａｌｆｉｅｌ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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