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４１卷第４期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ＳｉｃｈｕａｎＮｏｒｍａ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Ｓｏｃ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Ｅｄｉｔｉｏｎ）

Ｖｏｌ．４１，Ｎｏ．４

Ｊｕｌｙ，２０１４

２０１４年７月

宋朝“最腐败”论商讨

张ꢀ 邦ꢀ 炜

（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北京１０００８９；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成都６１００６６）

ꢀ

ꢀ 摘要：宋代官员的俸禄，上层、下层相差数百倍，不可统而言之。俸禄的厚薄与腐败的程度并无必然的、直接的

因果关联，两者既不成正比，也不成反比。历史上究竟哪个朝代最腐败，只怕是个既很难比较，又无多大意义的伪

命题。历史有条铁的定律：廉洁兴邦，腐败亡国。赵宋王朝经历了初期较廉洁、后期极腐败直至最后灭亡的过程，

一部宋朝兴亡史正是“历史周期律”的绝好例证。

关键词：宋代；俸禄；腐败；增俸养廉；省官益俸；重禄重罚；历史周期律

中图分类号：Ｋ２４４ꢀ 文献标志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５３１５（２０１４）０４⁃０１４９⁃０７

［

３］８

ꢀ

ꢀ 对于宋代历史，误读误解不少。新近又添一说：

宋朝是中国历史上‘公务员’工资最高、最腐败的

禄，大抵皆薄。” 他们总是强调宋代官吏的俸禄比

唐代不仅低，而且低得多。 “ 什么藤结什么瓜”。

杨、范、王作为士大夫阶层的代表人物，人们难免怀

疑他们在替自家人说话。平心而论，杨、范、王等人

的论述虽然包含着某些情绪化的成分，但并不算离

谱。

“

朝代。”凡事均有前后演变，且上层下层差别极大。

探究历史问题，离不开层次感与过程论。如果只是

说宋朝腐败，虽有不分前期、后期的缺陷，然而大体

而言，并无不可。断言宋朝俸禄“最”高、“最”腐败，

这两个“最”字就值得斟酌了。

对历朝历代俸禄的多少，作出准确的数量性比

较，无疑是件十分困难的事。第一，中国古代的俸禄

制度前后演变繁多，从秩石制到品级制便是一大变

化。第二，俸禄结构相当复杂，包括正俸、加俸、职田

等类型，类型之中又有项目，如正俸包括俸钱、衣赐、

禄粟等项目，且支付形式多样，包括货币、实物乃至

土地、劳力等等。第三，物价波动频率高，幅度大。

然而，北宋初期与唐代确实具有可比性，其原因是北

宋初期的俸禄制度承袭五代，而五代的俸禄制度以

唐代为基础。五代与唐代的俸禄制度不同之处有

三：一是实行“半俸”制，“百官俸钱，并减其半，自余

别给，一切权停”；二是施行“除陌”（又称“省陌”）

一ꢀ 千差万别的俸禄

所谓宋朝“公务员” 是对古代官吏的当代化称

呼。 “两最”论者判定：“宋朝‘公务员的工资’是汉

①

代的６倍、清代的１０倍。” 此说既与当时人的说法

相反，又与现今研究者的结论不同。

宋代官吏俸禄最高吗？北宋文学家杨亿做过较

为具体的比较，认为其总体水平明显低于唐代，特别

是刚刚步入仕途的低级官员，其俸“ 不及周之上

［

１］卷十六

农”，“不及汉之小吏”

之谓也。范仲淹在《答手诏条陈十事》中，对宋代

俸薄”说论述较多，并为官员喊穷叫苦：“俸禄不

继，士人家鲜不穷窘，男不得婚，女不得嫁，丧不得葬

。 “上农”者，富裕农民

“

制，规定７７钱当１００钱行使；三是推行“折实” 制，

［

２］卷上

［２］卷上

者，比比有之。”

王安石一言以蔽之：“方今制

“半俸三分之内，其二分以他物给之”

。正是依

收稿日期：２０１４⁃０４⁃２８

作者简介：张邦炜（１９４０—），男，四川江安人，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特聘教授，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教授，研究

方向为宋史。

１４９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

１０］８７２

据以上三个因素，《中国俸禄制度史》一书断定：“宋

曹，且免受逼卒”

；“闲曹奔走徒云仕，薄俸沾濡

。尚书省六部二十四司之间的差距

就相当明显，某些部门“人人富饶”，某些机构则“寂

［

４］２４１

［１１］卷五

初官员俸禄大略只相当于唐时的四分之一。”

作

不逮亲”

［

５］１３

者指出，宋人所说“国初士大夫俸入甚微”

属实；北宋初期以后，俸禄逐渐增加，到南宋后期已

，大体

［

１２］８２－８３

寞弥甚”

，于是官吏们想方设法，改闲曹为剧

［

４］３００

［１３］卷四十一

又

提高“七八倍”

之多。但因物价不断上涨，官吏

任。即所谓：“众人剪剪兮，趋慕要津。”

增加的俸禄往往被价格因素所抵消，实际俸禄仍然

比不上唐代。

如因地区不同而不同，“内任”即京朝官与“外任”即

地方官之间差距也不小。唐代后期，藩镇坐大乃至

宋人确实有此一说：“国朝待遇士大夫甚厚，皆

割据，重外任而轻内任，“以朝廷为闲地，谓幕府为

［

５］４６

［１４］６９３

前代所无。”

清代学人赵翼在《廿二史札记》卷二

要津”

。宋代加强中央集权，与唐代后期恰好

十五《宋制禄之厚》、《宋恩赏之厚》、《宋祠禄之

制》、《宋恩荫之滥》等条目中对此说有较为详尽的

论证。然而稍加留心，即可发现，所谓“士大夫” 在

这里并非泛指数量众多的“公务员”群体，而是专指

高官。宋代官吏的俸禄，上层下层差距极大。据

相反，重内任而轻外任，“指台阁为要津，笑州县为

［１５］１５９９

俗吏”

。宋代官员调动频繁、内任外任不时互

换，多少起到了一些缩小官员收入差距的作用。然

而，如何“削峰填谷”是道难题，有宋一代始终未能

解决。

《

宋史·职官志十一·奉禄》记载，仅就月俸一项而

二ꢀ 美妙幻想的破灭

言，最高级别的官员高达“四百千”，最低级别的官

吏仅“一千”而已，未入流、无品级者则无记录。所

谓“一千”即一缗，又称一贯。两者相差４００倍，岂

可统而言之。禄粟最高每月２００石，最低２石，前者

是后者的１００倍。正如研究者所说：“五品以上的

高官，俸禄高得惊人。”“而广大的低级官员，俸禄很

将俸禄与腐败挂钩是一种历史上早已形成的习

惯性思维。清初大学问家顾炎武《日知录》卷十二

《俸禄》可谓集这一认识误区之大成。他说：“贪取

之风，所以胶固于人心而不可去者，以俸给之薄而无

［

１６］５４８

以赡其家也。”

将贪腐的原因一概归结为俸薄，

此说不妥显而易见。顾炎武旁征博引，依照其列举，

至迟从汉成帝开始，历代统治者不断地如是说：“其

［

４］３００

低，连维持基本生活都有一定困难。”

他们不免

［１６］５４８

牢骚满腹。北宋前期，“三班奉职月俸钱七百，驿券

肉半斤”（按：驿券即驿站发给的纸券，凭此享受有

关待遇）；有位职居此阶者在驿壁题写打油诗：“三

班奉职实堪悲，卑贱孤寒即可知。七百料钱何日富，

禄不赡，则不免失其所守，而陷于罪者多矣。”

其实，俸禄与腐败并无必然的、直接的因果关联，俸

禄的厚薄与腐败的程度既不成正比，也不成反比。

在这一思维定势的支配下，增加俸禄成为反腐

倡廉的手段。 “高薪养廉”并非舶来品，这种主张由

来已久。北宋开国之初，宋太祖就说：“俸禄薄而责

［

６］２８５

半斤羊肉几时肥？”

三班奉职系低级武职官吏。

南宋时期，北方官民大量南迁，“吴中羊价绝高，肉

一斤为钱九百”，因此有官吏写下打油诗：“平江（治

今江苏苏州）九百一斤羊，俸薄如何敢买尝。只把

［

１７］６０５

范仲淹更是直言不讳：“厚

岂止说说而已，宋朝统治

人以廉，甚无谓也。”

［

２］卷上

禄然后可以责廉隅。”

［

７］６８２－６８３

鱼虾充两膳，肚皮今作小池塘。”

这些均可作

者试图从俸禄入手解决贪腐问题，采取过若干“增

俸养廉”的措施，目的在于让官吏在经济上不必贪。

值得一说的是，宋朝统治者的以下两种反腐努力，最

终化为泡影。

为宋代低级官员俸禄不高的佐证。而唐时白居易在

做盩厔（即今陕西周至）县尉时，对俸禄与生计则颇

有满足感。其诗云：“今我何功德，曾不事农桑。吏

［

８］４－５

禄三百石，岁晏有余粮。”

唐、宋两代低级官员

一种是“省官益俸”。冗官与贪赃是宋代常见

的两大腐败痼疾。宋太祖对此早有较为清醒的认

识。他在开宝年间发布诏令：“与其冗员而重费，不

的感受截然不同，当然其中也包含着个人志趣与境

界的差异。

［

１８］３７５４

除品级高低而外，造成官吏收入差距的因素还

较多。如因机构不同而不同，任职于“闲曹冷局”即

清水衙门与“要津剧任”即油水部门的官吏收入多

寡悬殊。唐朝官吏便如是说：“闲曹犹得醉，薄俸亦

若省官而益俸。”

按照他的构想，此举一箭双

雕，可同时解决冗官与贪赃两大痼疾，并且两全其

美，既不增加财政支出，又可改善官吏生活，让官吏

在经济上无贪腐之必要。宋太祖“省官益俸”的决

策在统治集团内部得到较为广泛的认同：“限以常

［

９］新集，卷三十二

胜耕。”

宋代官吏更是感叹：“薄禄庇闲

１５０

张邦炜ꢀ 宋朝“最腐败”论商讨

［

１］卷十六

清初思想家王夫之后来

员，理当减于旧费。”

原因在于财力有限，未能做到“尽禄天下之吏”，于

［

１９］１８

称赞道：“开宝之制，可谓善矣！”

“省官益俸”即

是出现了“重禄公人”与“无禄公人”之分。无禄公

人抱怨朝廷口惠而实不至，仍然贪赃枉法。重禄公

人所得俸禄并不太“重”，实际收入不如从前“受赇”

所得。他们贪得无厌，不惜以身试法。如果说“省

官益俸”在统治集团支持率较高，那么“重禄重罚”

则反对者较多，以致实施时间不长。

使在今天也不无一定借鉴意义，其可取之处不在于

将增俸与养廉相联系，而在于将省官与增俸相结合。

在减少官吏数量的基础上增加俸禄，可避免行政成

本过高，不致加重财政负担。

“

益俸” 在宋代并非只说不做。据《宋会要辑

稿·俸禄杂录》记载，地区性增俸、局部性增俸多达

３次，还有三次全局性增俸，即“大中祥符增俸”、

元丰增俸”、“崇宁增俸”。然而，官吏贪腐问题并

由上所述，不难看出，“衣食既足，廉耻自兴”，

“人知自重，不敢冒法”等等，都是不切实际的美妙

幻想。宋代历史证明，高薪不能养廉。蔡京、秦桧、

韩侂胄、贾似道之流俸禄最高最腐败，便是明证。贪

官污吏欲壑难填，想让他们在经济上不必贪是不可

能的。当然，低薪无薪更难促廉。薪俸是个再分配

问题，并不具备反腐功能。它应当同经济发展水平、

财政收入状况、物价波动幅度相适应。建立一个较

为合理的薪俸体系并适时加以调整，其主要作用在

于理顺关系，安定人心。解决腐败问题不能着眼于

俸禄，把增俸作为反腐手段，注定会落空。

３

“

未因此得到缓解，有宋一代的总趋势是廉未养而愈

贪。何以至此？具体原因在于两个失控。一是官员

总数失控，官未减而反增。宋朝统治者始终为冗官

问题所困扰，财政不堪负荷。二是市场物价失控，俸

名增而实虚。尤其是南宋晚期，物价飞涨，官民怨声

载道：“人家如破寺，十室九空；太守若头陀，两粥一

［

２０］卷二十七

饭。”

另一种是“重禄重罚”。宋代胥吏长期以来大

多基本无俸禄。沈括《梦溪笔谈》记述道：“天下吏

三ꢀ 仅供参考的议论

［

２１］１３３

人素无常禄，唯以受赇为生，往往致富。”

无常禄”，居然“致富”，靠的是“受赇”。所谓“赇”

胥吏

宋朝最腐败吗？从当时到现代，相反议论不少。

下面列举一些，仅供宋朝“最腐败”论者参考。

北宋哲学家邵雍的“太平世”说便与“最腐败”

论形成鲜明对照。邵雍庆幸自己生长在“太平无事

日”：“此身生、长、老，尽在太平间”，“天下太平日，

“

者，“贪污受赂”之谓也。王安石为解决这一突出的

腐败问题，着眼于俸禄，主张“尽禄天下之吏”。熙

宁三年（１０８０），宋神宗采纳王安石建议，恩威并用，

推行重禄法，当年京城和各地都拨出一大笔专款，用

［

２３］１２７２７

人生安乐时”

，因而名其居曰“安乐窝”，并自

［

２１］１３３

于支付胥吏俸禄，此后“岁岁增广”

。同时用重

号“安乐先生”。他的诗集《击壤集》实可更名为《太

平颂》，诗集中，“太平”一词竟反复出现５１次之多，

诸如：“太平无限好”，“人间久太平”，“人老太平春

未老”，“太平身老复何忧”，“天下太平无一事”，

“一百年来号太平”，“太平文物风流事，更胜元和全

法治贪，宣布贪污受赂者以仓法论处。 “仓法”的全

称是“诸仓丐取法”，原本专门针对管理仓库的官

吏。其惩处办法是：赃款不满一百文，判处徒刑一

年，每增加一百文，加一等（即徒刑半年）治罪；赃款

达到一贯，判处流刑二千里，每增加一贯，加一等

［

２４］１－２９０

盛时”

，凡此种种，不一而足。邵雍还宣称宋

（

即流放五百里）治罪；赃款达到十贯，为首者刺配

朝创造了所谓“五大奇迹”，说：“本朝五事，自唐虞

而下，所未有者：一、革命之日，市不易肆；二、克服天

下，在即位后；三、未尝杀一无罪；四、百年方四叶；

沙门岛。惩罚可谓重矣。并鼓励检举，其奖励办法

是：检举判处徒刑的赃吏，赏钱一百贯；检举判处流

刑的赃吏，赏钱两百贯，检举刺配沙门岛的赃吏，赏

钱三百贯。奖励亦可谓重矣。重禄法将俸禄同奖惩

挂钩，重禄与重罚并行，确有可取之处。

［

２５］１９６

五、百年无心腹患。”

朝有超越古今者五事。”

理学家程颐同样声称：“本

２６］１５９

只是其“五大奇迹”的

［

具体内容与邵雍所说稍有不同。古人有所谓“三

代”理想，他们往往把“三代”作为美好时代的代称。

南宋诗人方回将汉、唐、宋相提并论，力主“前、后三

代” 说：“前三代，夏、商、周也；后三代，汉、唐、宋

宋神宗、王安石等人深信：重禄可养廉，重罚能

治贪。据《文献通考·国用考二》记载，他们的设想

是：“吏禄既厚则人知自重，不敢冒法，可以省刑。”

然而这一预定目标并未实现，其结果是：“良吏实

［

２７］卷三十一

也。”

［

２２］２３２

寡，赇取如故，往往陷重辟。”

何以至此，其具体

宋人的议论不免有王婆卖瓜之嫌。值得注意的

５１

１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是，作为蒙古国信使出使南宋的名儒郝经同样将汉、

不仅与史实不符，并且不是论证而是忽略了这条铁

的历史定律。

北宋初年乃至其前期，吏治较清明。宋太祖如

此描述当时的情形：“仓箱有流衍之望，田里无愁叹

唐、宋盛赞为“后三代”。他上书宋理宗说：“汉似乎

夏，唐似乎商，而贵朝则似乎周，可以为后三

［

２８］１６５５

代。”

元朝官修《宋史》认为，宋代政治不是最

［

１８］６４９６

腐败，而是较清明，某些方面甚至超过汉、唐。该书

之声。”

虽有夸张之嫌，尚非向壁虚构。至于

《

后妃传》序称：“宋三百余年，外无汉王氏之患，内

北宋晚期之腐败，尽人皆知。与北宋不同，南宋并非

严格意义上的新王朝。南宋重建之初，统治集团就

相当腐败。晚宋时期，更是腐败透顶。应当指出的

是，即使南宋时期也不可一概斥之以“最腐败”。不

同时段，政情有别。如宋孝宗在位的乾道、淳熙年

间，经过一番整顿之后，官场作风有所好转。晚宋名

儒真德秀作过前后对比：“乾道、淳熙间，有位于朝

者以馈及门为耻，受任于外者以包苴入都为羞。今

［

２３］８６０６

无唐武、韦之祸，岂不卓然而可尚哉！”

明代文

豪张溥在《宋史纪事本末·叙》中，称颂宋代有四大

“

法高前代”之处：“礼臣下，崇道学，后妃仁贤，宗室

［２９］１

清代学者徐乾学在其《资治通鉴后编》卷

柔睦。”

八中，对程颐的宋朝所谓“五大奇迹”说深表赞同。

近人蔡东藩所著《宋史演义》不应简单地作为

小说家言，而应视为通俗历史读物，且不乏见地。该

书一开篇便盛赞宋朝有五种“善政”：第一，“整肃宫

闱，没有女祸”；第二，“抑制宦官，没有奄祸”；第三，

［

２３］１２９６１

馈赂公行，熏染成风，恬不知怪。”

所谓“ 包

苴”，简而言之，即贿赂。问题在于：一个王朝的初

期、晚期反差如此之大，原因何在？南宋作为重建王

朝，自有其特殊性，初期、晚期反差较小。而北宋则

极具典型性。下面仅以北宋为例，略作分析。

“

睦好懿亲，没有宗室祸”；第四，“防闲戚里，没有外

［３０］２

。历史学

戚祸”；第五，“罢典禁兵，没有强藩祸”

家柳诒徵也认为：“惟宋无女主、外戚、宗王、强藩之

［

３１］中册，２２３

祸。”

至于陈寅恪的“登峰造极”论、邓广铭

北宋初年吏治何以较清明，与宋太祖三管齐下，

的“空前绝后”说，人所共知，无须重复。

反腐倡廉关系极大。第一，严惩贪腐。宋太祖“颇

［

２３］４９６１

上述种种说法，既有合理内核，也有谬误之处。

用重典，以绳奸慝”

，宣称：“苟犯吾法，惟有剑

３２］２８５

当时被处以极刑的贪官污吏，见于记载者

［

“

女祸”、“女主”云云，分明是传统时代歧视女性的

耳！”

歪理邪说。将宋朝称颂为“太平世”、“全盛日”、“安

乐时”，显系“天方夜谈”。莫说宋朝，只怕唐代贞

观、开元年间也并非“太平世”、“全盛日”。一部中

国历史或可用“多难兴邦”四字加以概括。人云亦

云，学人所忌。即使对于笔者素所敬仰的陈、邓师生

两大家之说，本人也有不甚理解之处。 “没有最好，

只有更好”；“空前”尚可，“绝后”未必。非白即黑，

另走极端，用“最腐败”论取代“太平世”说，只怕同

样值得斟酌。

即达２０余人之多。第二，警示官员。宋太祖将后蜀

后主孟昶塑造为“反面教员”。据说孟昶的溺器竟

以七宝装之，宋太祖见此七宝溺器，“摏而碎之”，并

［

２３］４９－５０

声讨道：“所为如是，不亡何待！”

稍后，宋太宗

亲笔书写１６个大字：“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下民

［

３３］２１６

要求地方官府刻石立于办公

易虐，上天难欺。”

处南面，称为《戒石铭》。宋真宗颁布《文臣七条》，

即“清心”、“奉公”、“修德”、“责实”、“明察”、“劝

课”、“革弊”，要求官员“公直洁己，则民自服”，“以

［

３４］卷四十二

四ꢀ 历史的铁的定律

德化人，不专猛威”

。所有这些，目的均在

③

中国历史究竟哪个朝代最腐败？恕我直言，这

只怕是个既很难比较，又无多大意义的伪命题。历

史有条铁的定律：廉洁兴邦，腐败亡国。各个朝代的

历史虽然自有其特点，但历朝历代总是：“其兴也勃

焉，其亡也忽焉。”大致都经历了初期较廉洁、后期

极腐败直至最后注定灭亡的过程。 “六道轮回，出

路何在？”有识之士不是纠结于哪个朝代最腐败，而

于引导官员勤政廉洁，在思想上不愿贪。第三，特

别是变“姑息之政”为“防弊之政”，从制度上开始建

立一套权力制约体系，约束各种权力。宋太祖试图

改变“任人而不任法”的状况，于建隆四年（９６３）七

月颁行《宋刑统》。当时最突出的问题是“禁卫之兵

骄，方镇之权重”，天下深受其害，宋太祖因此“收许

［

３５］３０７０

多藩镇之权”

。就当时实情而论，收兵权这条

②

是忧心于如何走出“周期律”这一历史怪圈。宋代

最大的集权措施，同时又是最大的反腐倡廉、便民利

的总趋势与历朝历代并无二致。不分前期后期，不

问此时彼时，笼统地将宋朝视为“最腐败的朝代”，

民举措。 “权重处便有弊。宗室权重则宗室作乱”，

［

３５］３２０９

。宋太祖“事为之防，

“外戚权重则外戚作乱

１５２

张邦炜ꢀ 宋朝“最腐败”论商讨

［

３６］３８２

，采取的分权限权措施颇多。如在

曲为之制”

构施行。宋徽宗滥用皇权，恣意妄为，干出不少劳民

中央建立中书门下主管民政、枢密院主管军政、三司

主管财政的各不相知的分权体制，并设参知政事以

分割宰相之权；在地方建立监司分立的权力系统，设

通判以分割知州之权；控制宦官员额，限制阉寺权

势；控制后宫规模，防范后妃干政；对外戚虽恩宠有

加，但一般不授予实权。其基本原则及若干措施被

有宋一代奉为“祖宗家法”，后世又有所强化和发

展。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宋太祖尚能对自己手中的

皇权作些自我约束。据记载，宋太祖曾问谋臣赵普：

伤财的坏事、蠢事。北宋因极度腐败而亡国，根源在

于权力的恣意滥用。 “绝对的权力，绝对的腐败。”

权力不受约束与朝政腐败的程度是成正比的。

五ꢀ 脆弱的制约体系

如前所述，北宋经历了由初期权力受到某些限

制到晚期基本不受约束的过程。人们难免会问：其

原因到底何在？关键只怕在于皇权政治下的权力制

约体系本质上是脆弱的。

宋代的皇权究竟有多大，相权是否与皇权并驾

齐驱，甚至高于皇权，在学界是个有争议的问题。依

我看来，宋代的皇权具有两重性，一方面并非完全不

“

天下何物最大？” 赵普答道：“道理最大！” 宋太祖

［３７］１７１０

屡称善”

。他作为皇帝，赞同天下不是皇帝

④

受约束，另一方面毕竟至高无上。相传，宋太祖曾

最大而是道理最大。可见，宋太祖还算比较开明。

北宋晚期何以极腐败，宋徽宗的不少举措与宋

太祖恰好相反是个重要原因。对于贪官，宋徽宗不

是严惩，而是重用。他所宠信的蔡京、王黼等“六

贼”，便是六个特大贪官。至于《戒石铭》之类，只不

过刻在石头上而已。民间讥讽道：“尔俸尔禄，只是

不足。民膏民脂，转吃转肥。下民易虐，来的便着。

到相国寺行香。他问僧人：“ 朕见佛，拜是，不拜

［

４０］２３４－２３５

是？”僧人答道：“现在佛不拜过去佛！

⑤

当时

甚至传说宋太祖系“定光佛” 下凡。可见，皇权岂

止仅仅高于相权，无疑高于包括神权在内的一切权

力。由于皇权至上，法律具有明显的不确定性。宋

［

４１］２６２

人说：“陛下有言，即法也。”

以言代法，势必难

［

３８］卷八

上天难欺，他又怎知。”

关键在于宋太祖创立

免。由于皇权至上，执法具有相当大的随意性。

《宋史·刑法志》序称赞宋太祖：“立法之制严，而用

法之情恕。”这个“恕”字便是有法不依较为常见的

证明。由于皇权至上，权力制约体系具有先天的脆

弱性，尤以制约皇权最难。宋太祖曾对赵普说：“朕

的权力制约体系，到宋徽宗时全面崩溃，三种权力恶

性膨胀。一是宦权膨胀。宦官不再限员，人数达数

千人之多。宦官升迁不再受限，如童贯破例官至节

度使，破例领枢密院事，成为两宋历史上唯一的宦官

执政，号称“媪相”；梁师成突破宦官不许掌管机密

的限制，“御书号令皆出其手”，号称“隐相”。宋人

说：“自崇宁以来，祖宗之制坠废殆尽，而政事号令

［

４２］３４－３５

欲不与，卿若之何？”

皇帝如果固执己见，臣下

确实无可奈何。皇权是否受到制约在很大程度上取

决于最高统治者自觉与否。然而，期望皇帝时时处

处自我约束，这简直是件不可能的事。前人有此一

说：“自古天子居危思安之心同，而居安虑危之心则

［

３９］１５１９－１５２０

悉出阍寺。”

北宋晚期，宦官权势最显赫也

最腐败。二是相权膨胀。按照宋朝的旧制，宰相一

般不是一个人，而是一个集体，或两相三参，或三相

两参，或三相一参，或三相无参。所谓“参”，即参知

政事，或副宰相之代称。而蔡京前后独相凡１３年零

［

４３］５２４８

异，故不得皆为圣明也。”

岂止“不得皆为圣

明”，人们有理由怀疑中国古代历史上究竟有几个

“圣明”天子。 “居危思安”容易，“居安虑危”太难！

“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宋太祖并非所谓

“圣明”君主，说他是什么“定光佛”下凡救世，无非

是生活在乱世的苦难民众的“美丽传说”而已。宋

太祖之所以较为开明，可用“迫于形势”四字解答。

北宋建立之初，兵连祸结，生灵涂炭，政局动荡。如

何走出乱世，让新生的北宋政权不至于成为继五代

之后的第六个短命王朝，是宋太祖不得不面对的严

酷现实。宋太祖感到坐天下“太艰难，殊不若为节

度使之乐”，他说： “ 吾终夕未尝敢安枕而卧

１

１个月之久。依照陈规，三公“特拜者不预政事”。

而蔡京以太师总领三省，号称“公相”，成为两宋历

史上第一个权相。遵循亲属回避制度，亲属不得同

时担任宰执大臣。而蔡京任相期间，其弟蔡卞知枢

密院事，其子蔡攸领枢密院事，北宋历史上出现了第

一对兄弟宰辅、第一对父子宰执。三是皇权膨胀。

依照所谓“祖宗家法”，政令的形成有一套既定的程

序。宋徽宗“御笔手诏” 行事，既不与中书省商议，

又不交中书舍人起草，也不经门下省审覆，由皇帝专

断，并亲笔书写，或由宫中人代笔，直接交付有关机

［

３６］４９

并非纯属虚言假语。他不是“居安虑危”，

５３

也。”

１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只不过是“居危思安”而已。宋太祖说：“卧榻之侧，

另一类把权力作为享受。宋太祖、宋徽宗都很典型。

［

３６］３５０

岂容他人鼾睡。”

所谓“他人”，并非专指割据势

宋太祖显然属于前者，他因此彻夜难眠。宋徽宗无

疑属于后者，他“托丰亨豫大之说，肆穷奢极侈之

力，而是泛指一切有可能危及其皇权者。正是出于

稳固政权的考虑，他对各种权力采取了一系列限制

措施。与北宋初期不同，北宋晚期社会经济发展，城

市空前繁华，财政收入充裕。尽管社会危机深刻，但

被繁荣的表象所掩盖，北宋社会俨然是座金碧辉煌

的大厦。宋徽宗更非“圣明”之主，岂有“居安虑危

之心”；他生性“轻佻”（即轻浮、轻狂），面对大好形

［

４４］８３６

风”

，绝无自我约束的意识。正如时人所说：

“国家承平既久，万事姑息，故爵赏太滥，典刑太

［

４５］１７２０

宋徽宗反宋太祖之道而行之，变“防弊之

轻。”

政”为“姑息之政”，对其宠信的大臣、宦官、佞幸一

味放纵，将限权、分权之类的措施几乎一概抛到九霄

云外，于是各种权力恶性膨胀。 “理有固然，事有必

至。”北宋权力制约体系走向崩溃，自有其内在的历

史必然性。

⑥

势，完全忘乎所以。

据说统治者可分为两类：一类将权力视为负担；

（

本文草稿承蒙成荫、陈鹤学友阅读并提出修正意见，特此略表谢意！）

注释：

①

如果将新莽等短命王朝和北汉等地方政权除外，一般说来，历史上官员俸禄最低的朝代不是清代，而是明代。《明史·食货

志六》称：“自古官俸之薄，未有若此者。”黄惠贤等主编《中国俸禄制度史》（武汉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版）指出：清代官员的

俸银、俸禄“较之明代，均有增长”，至于清代官员的其它收入“较之正俸，超过数倍以至数十倍”（第８页）；历代官员都闹待

遇，其中以明代为最，对于明代官员特别是高级官员的实际收入也不能估计过低，他们“作为一个特殊的阶层，享受着诸多

特权”（第４６８页）。

②

③

参看：叶小文《重提“延安时”常听诤友言》，《人民日报》２０１２年１２月３１日第４版。

纵观有宋一代，并非没有在思想上不愿贪的官员。文臣如范仲淹，他的座右铭是：“公罪不可无，私罪不可有。”所谓“公罪”

指因履行公务所获之罪，“私罪”则指营私所获之罪。范仲淹的长子范纯仁说：“公事胆大，私事胆小。”（晁说之《晁氏客

语》，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很可能出自其父亲的教诲。武将如岳飞，他有句名言：“文臣不爱钱，武臣不惜死。天下太平

矣。”（《宋史》卷三六五《岳飞传》，第１１３９４页）可惜这类官员太少。

④

⑤

参看：张邦炜《论宋代的皇权和相权》，《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１９９４年第４期，收入张邦炜《宋代政治文化史

论》，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第１⁃２１页。

朱弁《曲洧旧闻》卷一载：“五代割据，干戈相侵，不胜其苦。有一僧虽佯狂，而言多奇中，尝谓人曰：‘汝等望太平甚切。若要

太平，须待定光佛出世始得。’至太祖一天下，皆以为定光佛后身者。”（《笔记小说大观》第八册，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１９８４

年版，第１２１⁃１２２页）

⑥

这里只是大体而言，宋徽宗本人也经历了从居危思安到忘乎所以的短暂过程。可参看：张邦炜《宋徽宗初年的政争———以

蔡王府狱为中心》（《西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２００４年第１期）、《关于建中之政》（《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

版）》２００２年第６期）两文，收入张邦炜《宋代政治文化史论》，第２４２⁃２８６页。

参考文献：

［

１］杨亿．武夷新集［Ｇ］／／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北：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３．

２］范仲淹．政府奏议［Ｇ］／／四部丛刊．上海：商务印书馆，１９３６．

３］王安石．王文公文集［Ｍ］．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４．

４］黄惠贤，等．中国俸禄制度史［Ｍ］．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６．

５］王栐．燕翼诒谋录［Ｍ］．诚刚点校．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１．

６］彭某．墨客挥犀［Ｍ］．孔凡礼点校．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２．

７］洪迈．夷坚志［Ｍ］．何卓点校．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１．

８］白居易．白居易集［Ｍ］．顾学颉点校．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９．

９］富大用．古今事文类聚［Ｇ］／／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北：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３．

１５４

张邦炜ꢀ 宋朝“最腐败”论商讨

［

１０］黄庭坚．黄庭坚全集［Ｍ］．刘琳等点校．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１．

１１］董嗣杲．庐山集［Ｇ］／／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北：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３．

１２］陆游．老学庵笔记［Ｍ］．李剑雄等点校．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９．

１３］曾巩．元丰类稿［Ｇ］／／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北：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３．

１４］王谠．唐语林校证［Ｍ］．周勋初校证．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７．

１５］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Ｍ］．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８．

１６］顾炎武．日知录集释［Ｍ］．田汝成集释，栾保群等校点．石家庄：花山文化出版社，１９９０．

１７］不著撰人．宋大诏令集［Ｍ］．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６２．

１８］徐松．宋会要辑稿［Ｍ］．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５７．

１９］王夫之．宋论［Ｍ］．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６４．

２０］陶宗仪．说郛［Ｍ］．北京：中国书店，１９８６．

２１］沈括．新校正梦溪笔谈［Ｍ］．胡道静校注．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５７．

２２］马端临．文献通考［Ｍ］．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６．

２３］脱脱，等．宋史［Ｍ］．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７．

２４］邵雍．伊川击壤集［Ｍ］．陈明点校．北京：学林出版社，２００３．

２５］邵伯温．邵氏闻见录［Ｍ］．李剑雄等点校．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３．

２６］程颢，程颐．二程集［Ｍ］．王孝鱼点校．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１．

２７］方回．桐江续集［Ｇ］／／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北：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３．

２８］吕邦耀．续宋宰辅编年录校补［Ｍ］．王瑞来校补．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６．

２９］冯琦，等．宋史纪事本末［Ｍ］．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５５．

３０］蔡东藩．宋史演义［Ｍ］．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２００８．

３１］柳诒徵．中国文化史［Ｍ］．南京：正中书局，１９４７．

３２］王明清．挥麈录［Ｍ］．上海：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１９６２．

３３］洪迈．容斋随笔［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７８．

３４］潜说友．咸淳临安志［Ｇ］／／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台北：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３．

３５］黎靖德．朱子语类［Ｍ］．王星贤点校．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４．

３６］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Ｍ］．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９．

３７］佚名．宋史全文［Ｍ］．李之亮点校．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４．

３８］袁文．瓮牖闲评［Ｇ］／／丛书集成初编．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３．

３９］汪藻．靖康要录笺注Ｍ］．王智勇笺注．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８．

４０］田汝成．西湖游览志馀［Ｍ］．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０．

４１］苏轼．东坡七集［Ｇ］／／四部备要．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９．

４２］彭百川．太平治迹统类［Ｍ］．扬州：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１９９０．

４３］欧阳修，等．新唐书［Ｍ］．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５．

４４］徐自明．宋宰辅编年录校补［Ｍ］．王瑞来校补．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６．

４５］赵汝愚．宋朝名臣奏议［Ｍ］．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校点整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９９．

［

责任编辑：凌兴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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