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于《史记》 文章学价值的归有光《归评史记》，等等。
以《史记》为宗；而其所以得力于《史记》者，乃颇
怪其不类。 盖《史记》体本苍质，而司马才大，故
运之以轻灵。 今归、唐之所谓疏宕顿挫，其中无
物，遂不免于浮滑，而开后人以描摹浅陋之习。
故疑归、唐诸子，得力于《史记》者，特其皮毛，而
而文话、笔记中对《史记》 的评论则更加不胜枚举。
明人对《史记》的评论也由宋人的相对实际、客观，逐
渐发展为深求、抬高，最终使得《史记》的文章学地位
在明末超越其它先秦两汉文献而到达顶峰。
［
２１］《文理》，２８６－２８７
另一个方面，随着宋人确立的《史记》 修辞学研
究，以及由此带动的《史记》 叙事学研究在明代持续
发展，也带来了后世评论者对《史记》 评论重文轻史
的倾向。 这种倾向在清代遭到了章学诚的猛烈批评：
于古人深际，未之有见。
章学诚此论固然不无过激之嫌，但《史记》 研究
中深求文法，忽视史体的倾向亦是明清两代《史记》
评点声口近似、陈词累出的主要原因，值得今人自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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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惟归（有光）、唐（顺之）之集，其论说文字皆
注释：
①
②
宋人普遍认同《史记》的整体风格是得之雄健、质直，失之麄率，与前人差别不大。
清代方苞对“洁”提出了新的看法：“柳子厚称太史公书曰洁，非谓辞无芜累也，盖明于体要，而所载之事不杂，其气体为最洁
耳。”（《书萧相国世家后》，《方苞集》，刘季高校点，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８ 年第２ 版，５６ 页）但如果实际考察柳宗元在《答韦
中立论师道书》原语境中的叙述：“本之《书》以求其质，本之《诗》以求其恒，本之《礼》以求其宜，本之《春秋》以求其断，本之
《
《
易》以求其动，此吾所以取道之原也。 参之谷梁氏以厉其气，参之《孟》、《荀》以畅其支，参之《庄》、《老》以肆其端，参之
国语》以博其趣，参之《离骚》以致其幽，参之太史公以著其洁，此吾所以旁推交通而以为之文也。”（《柳宗元集》，中华书局
１９７９ 年版，８７３ 页）可以发现其中提到的与“洁”并提的“质”、“恒”、“宜”、“断”、“动”等语，意义比较直接，没有需要特别深
解之处。 方苞的看法融入了自己的理解，很具识见力，但并不符合柳宗元的原意。
明、清评论家对《史记》在写作中自觉运用“以客形主”叙事手段的研究，思路来自于宋人，加之受到明代《史记》文章学地位
迅速崛起的影响，有求之过深的倾向。
③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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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唐ꢀ 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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