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４１卷第５期

２０１４年９月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ＳｉｃｈｕａｎＮｏｒｍａ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Ｓｏｃ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Ｅｄｉｔｉｏｎ）

Ｖｏｌ．４１，Ｎｏ．５

Ｓｅｐｔｅｍｂｅｒ，２０１４

元代金华学派“理流为文”考

袁ꢀ 宗ꢀ 刚

（

国家图书馆博士后工作站，北京１０００８１）

ꢀ

ꢀ 摘要：元代理学最重要的特征即“朱陆和会”。金华理学作为元代理学中的重要一脉，充分体现了元代理学

朱陆和会”的特点。其“理流为文”的过程为：金华理学自“北山四先生”之一的许谦时，已有流而为文的趋向；柳

“

贯、黄溍以逮宋濂、戴良等人在流为文的道路上越走越远。理学虽流而为文，但理学之影响仍在，只是“文显道薄”。

造成这一变化的最深层原因是草原文化与农耕文化的碰撞以及由此所导致的士人心态的变化。

关键词：元代理学；金华学派；理流而文；文道关系

中图分类号：Ｉ２０６．２ꢀ 文献标志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５３１５（２０１４）０５⁃０１４３⁃０６

ꢀ

ꢀ 元代理学，虽未取得像宋、明两朝那样的辉煌成

人从较多注重对义理的探讨逐渐重视文章的功用。

同时，黄氏亦指出，道流于文，并非文与道的完全背

离，而是“文显而道薄”，“文”、“道”并未完全背驰。

《宋元学案》仅从宏观上对元代金华理学的“流

而为文”做了一个梳理，至于其实际过程与缘由如

何，却未作论述与探讨。文章将在此基础上，结合不

同时期代表人物的具体诗文作品与相关评价，历时

性地考察此过程。需要指出的是，本文所称之

“文”，范围更为宽泛，并非仅指文章，还包括诗歌。

就，但其作为宋明理学的过渡阶段，自有其独特之

处。理学发展到元代，最突出的特征即朱陆和会。

金华理学，作为元代理学的重要一支，在理学发

展史上有着重要的研究价值。浙江金华，古称婺州，

有“小邹鲁”之称。宋代，与朱熹、张栻并称为“东南

三贤”的吕祖谦即金华人。全祖望在《北山四先生

学案序录》中云：“勉斋之传，得金华而益昌。说者

谓：北山绝似和靖，鲁斋绝似上蔡，而金文安公尤为

［

１］２７２５

明体达用之儒。浙学之中兴也。”

金华理学的统绪之正与影响之巨。

由此可看出

一

关于金华理学的递嬗，黄百家曾考辨过：“北山

一派，鲁斋、仁山、白云既纯然得朱子之学髓，而柳道

传、吴正传以逮戴叔能、宋潜溪一辈，又得朱子之文

澜，蔚乎盛哉！是数紫阳之嫡子，端在金华

何基（１１８８—１２６８），字子恭，金华人，居金华山

北，人称北山先生。《宋元学案》称其“研精覃思，平

心易气，以俟义理之自通，未尝立异以为高，徇人而

［

１］２７２７

也。”

“金华之学，自白云一辈而下，多流而为文

少变也。凡所读书，朱墨标点，义显意明，有不待论

人。夫文与道不相离，文显而道薄耳。虽然，道之不

［１］２７２６

说而自见者”

。黄宗羲评价他：“盖自嘉定以

［

１］２８０１

黄氏对北山一派何基、王柏、

亡也，犹幸有斯。”

来，党禁既开，人各以朱子之学为进取之具，天乐浅

而世好深，所就日下，而剽掠见闻以欺世盗名者，尤

金履祥、许谦、柳贯、吴师道、戴良及宋濂之学术流变

作了概要的论述。他认为，以许谦为界，金华理学传

收稿日期：２０１４⁃０２⁃１２

基金项目：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２０１３年度５４批项目（批准号：２０１３Ｍ５４０９０３）。

作者简介：袁宗刚（１９８３—），男，山东五莲人，国家图书馆博士后工作站研究人员，主要从事元明文学及文献研究。

１４３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不足数。北山介然独立。 ……北山确守师说，可谓

以理为主，近世儒者常言之。李汉曰：‘文者，贯道

［

１］２７２７

有汉儒之风焉。”

之器。’以一句蔽三百年。唐文之宗，而体用倒置不

知也。必如周子曰：‘文者，所以载道也。’而后精确

不可易。夫道者，形而上者也。气者，形而下者也。

形而上者不可见，必有形而下者为之体焉，故气亦道

也。如是之文，始有正气。气虽正也，体各不同。体

虽多端，而不害其为正气，足矣。盖气不正，不足以

传远。学者要当以知道为先，养气为助。道苟明矣，

而气不充，不过失之弱耳。道苟不明，气虽壮，亦邪

气而已，虚气而已，否则客气而已，不可谓载道之文

从以上诸人评价可看出，何基是一位较纯粹的

理学家。虽世风日下，他犹能坚守儒家之训，介然独

立，恪守师说，践行儒道。在涉及文道关系的问题

上，他的看法是：“今讲学求道，是欲善其身心、修其

德业，此是本原也。而乃荣华其言语，巧好其文章，

则是盛其枝叶。失其本根，于学焉得有功！惟发愤

［

２］２３

而痛加刊落，则是绝其二三之利，而一其本原。”

何基重视讲学求道，认为这是养心修德的本原，而一

味玩弄文辞、巧好文章却是养心修德的枝叶，主张为

学应固本根、刊浮华。 “讲学求道”、善身心、修德

业，应是何基体认与践行理学的准的。何基的这种

主张并非仅停留在理论层面，也体现在其创作中，这

从王柏《何北山先生行状》对其诗文创作实践的评

价中可看出：“先生之文，温润融畅；先生之诗，从容

闲雅。皆自胸中流出，殊无琱琢、辛苦之态。虽工于

［

５］８０

也。”

王柏在文贯道与载道之间选择载道说，参

合其气说，认为要写出有正气、能传远之文，须将养

气与明道二者结合起来。相较何基，王柏在道、文之

间关系中引入气论，将文、道关系引向深入。王柏的

重视明道、养气，反对专务辞章的主张，一方面体现

了一个纯正理学家应当持有的态度与立场；另一方

面也说明在文、道关系上，尤其是文学创作上，他已

有了更多、更深入的看法和认识。

［

２］２８

词章者，反不足以闯其藩篱。”

综上，何基作为金华理学的奠基人，其理学渊源

十分醇正，他是一位能够恪守儒训、确守师说的纯粹

的理学家。

金履祥（１２３２—１３０３），字吉父，兰溪人。居仁

山之下，学者称为仁山先生。四库馆臣评价其杂文

《百里千乘说》、《深衣小传》等“则具有根柢。其余

［

３］４２３７

王柏（１１９７—１２７４），字会之，金华人。少慕诸

葛孔明，自号长啸，后认为“长啸非圣门持敬之道”，

更以“鲁斋”。四库馆臣称：“其诗文虽亦豪迈雄肆，

然大旨乃一轨于理”，“其诗文虽刻意收敛，务使比

附于理，而臣强就绳尺，时露有心牵缀之迹，终不似

濂溪诸儒深醇和粹、自然合道也。特其勇于淬砺，检

亦醇洁有法，不失为儒者之言”

。《宋元学案》

称：“当时议者谓北山之清介纯实似和靖，鲁斋之高

明刚正似上蔡，先生则兼得之二氏，而并充于一己者

［

１］２７３８

也。”

金履祥文集中关于文道关系的文字不多，但从

他的零星表述中可大致勾勒出其以道为主、重视修

行的主张。《挽北山子何子三首》之一：“道自朱黄

逝，人多名利趋。独传真统绪，惟下实工夫。粹德两

［

３］４２０８

束客气，使纵横者一出于正，为足取耳”

。四库

馆臣认为王柏的诗文虽肆迈，但勇于淬砺，故大旨仍

归于理。杨溥在《鲁斋集》序文中称：“金华王文宪

公，天资髙爽，学力精至。以其实见发为文章，足以

［

６］６６

朝慕，清风四海孤。斯文端未丧，千古起廉隅。”

诗中彰扬何基能下实功夫、传真统绪的慕道精神，亦

表明了金履祥对刻苦自立、粹德修身方式的认可与

推崇。金氏的这种主张在《又率诸生祭鲁斋先生

文》中有集中体现：“非敢独哭其私，而于世道斯文，

［

４］２

明道德。” 从杨序中可看出，王柏在对待文的态度

上还是以“载道”为主。

应该说，前人对王柏的评价是允当的。翻检王

柏文集，可以印证。《鲁斋集》卷四《发遣三昧序》中

云：“文章有正气，所以载道而记事也。古人为学，

本以躬行，讲论义理，融会贯通。文章从胸中流出，

［

６］１２

为是痛哭而永叹也。”

该祭文为鲁斋公王柏所

作。在金履祥看来，鲁斋公殒，不仅是其一己生命的

终结，更预示着“世道斯文”的衰落。较之何、王，金

氏在对待“理学”的态度上更侧重于以身传道，更注

重对道的体认与对自身修养的加强。若在此基础上

稍加推演与合理猜测，在文道关系上，金氏应更多地

持“载道说”。从后人对其评价与他在作品中所呈

现出的对“道”的态度上判断，他应是一名笃信理学

［

５］６３

自然典实光明，是之谓正气。”

王柏认为文章之

功能在于载道记事，若义理精研并能融会贯通，则文

章挥洒自出。

王柏的这种思想在《题碧霞山人王公文集后》

中体现得更为明显：“文以气为主，古有是言也。文

１４４

袁宗刚ꢀ 元代金华学派“理流为文”考

的醇儒。

许谦（１２６９—１３３７），字益之，金华人。学者称

为主，主张文以载道，反对刻意雕饰文辞。但到许谦

时，理学已经开始发生转变，具体表现在身份较为纯

粹的理学家逐渐向更为实用的文章者转变。这一变

化在金华理学的后传柳贯、黄溍及戴良、宋濂身上有

更为明显的体现。

其白云先生。《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述他“初从金

履祥游，讲明朱子之学，然其诗理趣之中颇含兴象。

五言古体，尤谐雅音，非《击壤集》一派惟涉理路者

比。文亦醇古，无宋人语录之气，犹讲学家之兼擅文

［

３］４２７３

章者也。”

婺中之学，至白云而所求于道者，疑若稍浅，渐流

于章句训诂，未有深造自得之语，视仁山远逊之，婺

《宋元学案》卷八十二评价宋濂亦云：

二

“

柳贯（１２７０—１３４２），字道传，浦江人。《四库全

书总目提要》中称：“贯虽受经于金履祥，其文章轨

度则出于方凤、谢翱、吴思齐、方回、龚开、仇远、戴表

元、胡长孺，其史学及掌故旧闻则出于牟应龙，具见

［

１］２８０１

中学统之一变也。”

四库馆臣与黄百家对许谦

的评价中都注意到一个现象：许谦在讲明道学的同

时兼善文章，他是金华“理学流为文”转变的拐点。

金华后学陈相在《白云集·原序》中称：“吾婺

道学之传，自宋东莱吕成公，以身任其道，倡鸣于南

渡之后，卓乎不可及已。元有仁山金文安公，以其传

于北山何文定公、鲁斋王文宪公者，而传之白云许文

懿公。盖北山得于勉斋黄氏，而勉斋实出考亭朱子

之门。故传得其正，粹然以道名家。他如待制浦阳

柳公、侍讲乌伤黄公、礼部兰溪吴公、翰林东阳张公

以及国朝学士景濂宋公、待制子充王公，皆以斯文羽

翼其道者也。海内论乡学渊源之懿，师友继承之笃，

盖莫如吾婺。而吾婺晚生后学，一何继承之寥寥哉！

宋濓所作行状中。学问渊源悉有所授，故其文章原

［３］４３０５

本经术，精湛闳肆，与金华黄溍相上下。”

余阙

为其《待制集》所作的序中云：“浦江柳先生，挟其所

业，北游京师。石田马公时为御史，一见称之，已而

果以文显……盖先生早从仁山金先生学，其讲之有

原，而淬砺之有素。故其为文缜而不繁，工而不镂，

［

９］１８２

粹然粉米之章，而无少山林不则之态。”

余阙序

中极称柳贯之文，虽然讲到受经于仁山，但这是解释

其为文缜而不繁、工而不镂的原因。另外，《待制

集》前危素、苏天爵等所作序文中多对其文也称赞

有加。

［

７］９４

盖尝读其文，则亦知其道矣。”

陈相序中历数婺

学发展之渊源，从其对许谦的断语，可以看出陈相仍

将其归为在重道一边。黄溍云：“然则程子之道得

朱子而复明，朱子之道至许公而益尊，文懿许公之功

以上诸人对柳贯的评价，多称其诗文成就，对其

理学成就称道较少，且多从因其理学学有渊源，文有

舂融浑厚之气的角度而言。在文道关系上，柳贯更

多地强调文学的抒情达志功能，如《待制集》卷十七

［

２］卷首，５

大矣。”

黄溍之语亦是对许谦在理学上取得成

就的肯定。《元史·列传·儒学一》称许谦：“既乃

《

俞器之诗集序》中云：“予世之困者，由困致亨，有

受业金履祥之门……居数年，尽得其所得之奥。于

学而已。因自夙夜鞭辟于学，久之登名天官，有仕资

矣。凡其穷居独处，单行远适，所感有蹙舒，所逢有

［

８］４３１８

书无不读，穷探圣微，虽残文羡语，皆不敢忽。”

先是，何基、王柏及金履祥殁，其学犹未大显，至谦

而其道益著，故学者推原统绪，以为朱熹之世

［

９］４６５

“

离合，一发于诗，而和平淡泊之音见于言。”

该序

中，柳贯强调了“有学”是由困致亨之途径，所谓夙

夜之学乃是仕资，重视学问的实用功能，减少了对义

理的探求。

［

８］４３２０

适。”

由以上所引评语可以看出，金华理学传至许谦

时已经发生了转变。虽然，在弘扬、扩大理学的影响

力上，《元史》给予许谦很高评价，称“至谦而道益

著”，但读其诗文，却能强烈感觉出“诗理趣之中颇

含兴象”、“文亦醇古” 的特点。《四库全书总目提

要》对许谦所下的“讲学家之兼善文章者”断语可谓

确矣。

柳贯对文道关系及诗文功能的看法，在《自题

钟陵稿后》中有集中论述，今将全文录于下：

ꢀ ꢀ 余寄钟陵三年，无吏议之恇怯，有拙者之逍

遥。每情至景会，往往托诸吟讽以自识。其窃

禄之幸，随其所得，辄亦次之稿卷，揆诸风人之

优柔，赋客之微婉，岂能希其千一哉！

由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金华理学在北山四先

生时期，能够坚守理学之统绪，在文道关系上，以道

临川学者危太朴，谓余有一日之长赢粮屝

屦。忽肯来贶，留连旬余，请出余卷而诵之，乃

１４５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

１］２８０１

转而又言：

独有会于心，手抄以实归橐，言将置之云林山

公而渐流于佞佛者流，则三变也。”

房，以与厌尝嗜古者共之。然余之诗出于余心，

宣于余口，无隽味以悦人，无鸿声以惊俗。上不

足以企乎古，下不足以贻诸今。不过如嵇康之

听鍜，阮孚之着屐，以足吾之所好而已。太朴之

取之也，其与余有同乎，有不同乎，余一不能知

之也。

“虽然，吾读文献、文肃、渊颖及公之文，爱其雅驯不

佻，粹然有儒者气象，此则究其所得于经苑之坠言，

［

１］２８０１

不可诬也。”

黄氏看到了理学发展至宋濂等人

时发生的转变，但认为宋濂之文仍有儒者气象。较

之其师柳贯、黄溍等人，宋濂与戴良等这些元代金华

理学的末代传人在“文澜”道路上又向前走了一步。

宋濂（１３１０—１３８１），字景濂，号潜溪，世居金华

之潜溪，至先生始迁浦江之青萝山。《四库全书总

目提要》评价其文：“濂文雍容浑穆，如天闲良骥，鱼

余山中人，旦夕受代。东归，以是诗置诸山

［

９］４８２—４８３

中，则林猿野鹤，其将有以亮之矣。

纵观柳贯之文集，多为序文、迎送、唱和、墓表、

题跋之类实用文字，似本文这般自述一己之志，抒写

一己之性情，表达对诗歌看法的作品屈指可数。该

文中所提到的“情至景会，往往托诸吟讽以自识”

句，乃与其为他人所作序文、题跋中所流露出的诗言

情述志之旨是相符的。其“然余之诗出于余心，宣

于余口，无隽味以悦人，无鸿声以惊俗。上不足以企

乎古，下不足以贻诸今。不过如嵇康之听鍜，阮孚之

着屐，以足吾之所好而已”句，尤能看出其诗歌抒情

的功能观。曾经正宗的金华理学，在元代崇实的大

背景下，理学色彩逐渐褪去，文章实用功能渐渐凸显

出来。同时，对诗歌的认识也有了新的变化，由原来

的诗文载道的正宗理学家的文学观，转变为实用的

文章功能观，诗歌成为抒发性情、述写志趣的自我宣

泄工具。至此，可以看出，理学向文学的转型初步完

成。这点，在与柳贯同时代的黄溍身上亦有明显体

现。

［

４］４３６６

鱼雅雅，自中节度。”

宋濂对文道关系的看法，

在其文集中有诸多表述。他将文的内涵大大拓展，

将文提升至很高地位。他在《华川书舍记》中云：

“

呜呼，文岂易言哉。日月照耀，风霆流行，云霞卷

舒，变化不常者，天之文也。山岳列峙，江河流布，草

木发越，神妙莫测者，地之文也。群圣人与天地参以

天地之文，发为人文。施之卦爻，而阴阳之理显。形

之典谟，而政事之道行。咏之雅颂，而性情之用著。

笔之春秋，而赏罚之义彰。序之以礼，和之以乐，而

扶导防范之法具。虽其为教有不同，凡所以正民极，

经国制，树彝伦，建大义，财成天地之化者，何莫非一

［

１０］２６８－２６９

文之所为也。”

此处宋濂所论之文乃是大文

章的概念。但从这大文章观念中，亦可看出其对文

章的重视。正因为文的存在，所以阴阳理显，政事道

行，性情用著，赏罚义彰，扶导防范法具。宋濂大大

提升了文的地位。

从以上对柳贯分析可以看出，金华理学传承至

他时，对义理探讨的色彩越来越少，他将更多的精力

倾注于为文，在当时以能文著称。他虽依旧秉持理

学家积极进取、笃实诚挚等特质，但对义理探讨等方

面的努力已很少，更多地注重对现实的关注。体现

在诗文方面，逐渐淡化诗文的载道功能，大大发挥诗

文的实用功能，突出了诗文的文学色彩，理流而文。

但他身上仍然具有浓厚的理学色彩，文载道的观念

在他脑海中依旧十分重要，他将深厚的理学功底用

在写诗作文上，形成一种舂融、醇和的文风。

宋濂所看重之文，乃是效法圣人之言立论，正民

极、经国制、树彝伦、建大义的关乎风化，有资于治道

的实用之文。由此可见，宋濂看重文的很重要原因

在于文章的实用功能。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如

《

经畬堂记》：“学经而止为文章之美，亦何用于经

乎。以文章视诸经，宜乎陷溺于彼者之众也。吾所

谓学经者，上可以为圣，次可以为贤。以临大政则

断，以处富贵则固，以行贫贱则乐，以居患难则安。

穷足以为来世法，达足以为生民准，岂特学其文章而

［１０］２８１

已乎。”

《欧阳文公文集序》：“文辞与政化相为

［１０］４１５

流通，上而朝廷，下而臣庶，皆资之以达务。”

三

可以看出，金华理学传至宋濂时，已不注重对程

朱理学义理的探讨，在宗经问题上，他所看重习经的

作用在于其有“为圣、为贤，用之断大政，固富贵，乐

贫贱，安患难”之用。文辞须与政化流通，为文之目

的在于达务与经世致用。诚然，圣人著经书之目之

金华理学传至宋濂、戴良时，又为之一变。理学

家的色彩更加淡薄，遂成为文章之士。黄百家在

《

宋元学案》卷八十二讲到凝熙门人宋濂时云：“至

１４６

袁宗刚ꢀ 元代金华学派“理流为文”考

一在于经世致用，但程朱所开辟的新理学，更加注重

了吟咏志向与为用世做准备的。精研义理，讲学求

道，以文载道，这些先辈理学家的做法在他们身上已

经很模糊。元末的动荡时局，激起了他们的用世之

心，而是否实用成为他们判断诗文的一个重要标准。

理学的熏染，让他们承担起了末世文人的责任与道

义，以用世之心与实用之文的方式呈现出来。

对人格的修养，重视对义理的探求。宋濂之论断，大

大突出了宗经的实际效能，于金华理学义理的探讨

等无新发掘。这与有元一代整体重实用的风气是分

不开的。

戴良（１３１７—１３８３），字叔能，浦江人。《四库全

书总目提要》中对其评价为：“良诗风骨高秀，迥出

一时。眷怀宗国，慷慨激烈。发为吟咏，多磊落抑塞

四

［

３］４３４８－４３４９

之音。”

桂彦良为戴良《九灵山房集》所作的

序文中对此有论述：“士未尝欲以文名世也，以文名

世者，士之悲也。有可用之材当可为之时，大之推德

泽于天下，小之亦足以惠一邑施一州，尽其心力于职

业之中，固不暇为文，然其名亦不待文而后传也。至

于畸穷不偶，略无所见于世，颇自意世之人既不我

知，则奋起志虑于文字间，上以私托于古之贤人，下

以待来世之君子。呜呼！是岂其得已哉？此余于浦

阳戴先生而有感也。先生异时在承平之日，从乡郡

大儒待制柳公贯、侍讲黄公溍游，俊伟秀发，轩然时

以上是结合不同时期代表人物的具体诗文作品

与他人评价，从内、外两方面具体考察了金华理学

“

流而为文”的过程。从上文的分析可看出，黄百家

多流而为文人”与“文与道不相离，文显而道薄”的

断语还是颇恰当的。

廓清历史现象后，接下来需要做的就是探寻现

象背后的原因。

应该说，导致这种现象出现的因素有很多，比如

对宋儒鄙薄文艺的反省、门户打破后转益多师等。

但本文认为“理流而文”的最根本原因在于没有了

宋代那种滋养理学的沃壤！理学之所以能在宋代萌

发并达到巅峰，与其社会文化环境密切相关。宋代

经济、文化的发达与军事的虚弱形成了鲜明对比，强

大外患的威胁，让这个看似庞大的帝国时时处于危

机中。为扭转这种奇特局面，激发士心，振强国力，

［

１１］卷首，５

辈中，已有文名，然先生志在用世。”

桂彦良

之语道出戴良之用世精神。在桂彦良眼中，戴良是

一个有着强烈入世精神之人，志在用世，桂彦良在序

文中认为，戴良之所以为文，是“事与志乖，所如多

不合，知其无所就功名，遂抑情遁迹，盘桓乎山巅海

澨，访羽人释子而与之居，益肆力与文。 ……因以写

［

１１］卷首，５

其无聊不畅之思，发其瑰奇磊落之志。”

因时

“

理学”应运而生并迅速抵达鼎盛。当然，这也与宋

局混乱、国家动荡不安，戴良报国之志无从施展。在

国家败亡后，这种郁郁之情更是淤积在心中，他就通

过文字来抒发“事与志乖”的愁闷之情。在桂氏看

来，戴良此举乃是不得已而为之。

代教育的发达与士人对理性的追求截然不可分。而

当元蒙的军队践踏过以“理学”为士人思想根基的

大宋领地时，便宣告了理学的衰落。这并非说“理

学”理论不完善与不深刻，也并非说对士人影响力

不在了，只是“理学”失去了最好的土壤，无法以一

种昂扬的姿态继续发展。尽管政治与武力不能绝对

地左右文化思想，但元蒙相对落后的草原文化却依

靠强大武力征服相对先进的农耕文明，在这不争的

事实面前，“理学”确实萎缩了。

戴良的诗文观集中体现在其《玉笥集序》中：

“

古者学成而用，故其为志在乎行事而已。然方未

用时，有其志而无其行事，则以其性情之发寓诸吟咏

之间焉。及其既用也，而前日之吟咏，乃皆今日行事

之所资。则所以发诸性情以明吾志之有在者，夫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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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之空言而已哉！”

戴良认为，文人的最高理想

强盛的帝国，崇实的统治策略，处于权力链顶端

的蒙元统治者们拥有相对落后的草原文明却不愿改

变，却拥有相对较高文明程度社会地位相对低下又

无力改变现状的汉族文人，当这些因素聚合在一起

时，就发生了奇妙的变化。那些以理学家自居的元

儒们失去了精研、探讨、阐释并开创“新理学”的最

深层土壤，他们能够做的就是依靠讲学、作文等方式

尽量坚守、传承“理学”。抱着这种心态的他们，就

是参与实际的政治运作，写诗作文乃是退而求其次

的。写诗作文是有志无其事之性情之发，但抒发性

情不能背离儒家之志与教化之用。

结合他人评价与其自身创作，可以看出，金华理

学传承到戴良时，已完成了理学家到文人的蜕变。

在戴良们看来，士人若有合适入仕机遇，当推泽天

下，惠施邑州，建立不世功业，而写诗作文仅仅是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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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逐渐倚重“作文”，“理流为文”便成为一种不可逆的

值得注意的是，在理学逐渐内敛、萎缩时，元朝

末年的动荡局势刺激了以戴良为主的部分受理学熏

染的士人，在两种文化的碰撞与融合中成长起来，他

们重拾儒家匡扶社稷的决心与勇气，主张诗文的实

用与抒情功能，完成了由理学家到浸染理学色彩的

文人的转变。

趋势。纵观元代理学，即使蒙元统治者将其提升至

较高地位，即使王柏、何基、金履祥等大家拥有醇正

的理学传承，对理学秉持虔诚态度，但他们于“理

学”精义却几乎没有新的发挥与创造，这也从另一

个角度说明了理学在元代的衰落。

参考文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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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２］戴良．九灵山房集（附补编）［Ｍ］．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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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唐ꢀ 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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