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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成为它的一个叛徒。 ———无论如何，我决不逃避战
争”， 并且“ 宁肯牺牲自己， 不牺牲人民与诗
一直到８０ 年代文学以前，文学的泛形式化，都与这
一段抗战文学的影响有关，对此我们理应有一种理
性的清理与自觉。 从８０ 年代中后期到９０ 年代初，
文学创作曾有一段谓之为“形式主义”时期，尤其是
小说的创作在文体上作了有益的探索。 文学开始进
入“自觉”阶段———文的自觉与人的自觉。 这对中
国现当代文学的发展是不无裨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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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
。 田间的诗歌理念———人民文艺———几
乎为解放区诗人所共有。 在这样一种诗歌理念指导
下，个人化“小诗”的产生几乎不可能。 而在国统区
以郭沫若为代表的历史剧的创作也带有这种大叙事
的特点，像《屈原》。 阳翰笙的《天国春秋》也具有这
一特点。
战争的结束，并不意味着对战争的记忆也随之
消失，文学的书写就是最好的记忆方式之一，并且不
断更新和颠覆着旧的记忆，“抗战文学”也因此生生
不息。 从历史性的角度去看抗战文学的发展，我们
会发现，抗战文学的历时性发展与文学的人性深度
大体是成正比的。 整个发展历程可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４０—５０ 年代。 按照正常的时间顺
序来说，抗战文学的兴起应该在抗战爆发后不久。
但总体说来，这一阶段的创作时间很短（１９３７—
１９４０），且无论是内容还是表达方式大多未达到一
定的高度，不够成熟，因此我们的讨论主要从４０ 年
代开始，但也并不排除这部分作品。
现实性则是指作品紧紧围绕抗战，贴近生活真
实，以写实的手法反映全国各阶层的抗战事迹。 在
三个不同的文学场域，“现实性”又各有侧重，如国
统区的“暴露与讽刺”，解放区的“新人新事”，积极
抗战；沦陷区的“日常与通俗”。
泛形式意味着将形式泛化，形式内容化。 １９４２
年皖南事变以前的文学，基本上是这个共性，它瓦解
了３０ 年代现代文学所形成的形式美。 戏剧方面，广
场戏剧、茶馆剧、活报剧、街头剧等，导致了现代话剧
从舞台、观众、演员等一系列的变化。 而变化的根本
目的就是将一切戏剧的政治宣传、鼓动、教化功能推
向极致，全面围绕“抗战”做宣传，从而瓦解了曹禺
从文体角度看，４０—５０ 年代的小说创作更为集
中全面地反映了抗战风貌，出现了如马烽、西戎的
《吕梁英雄传》，袁静、孔厥的《新儿女英雄传》，孙犁
的《风云初记》，冯德英的《苦菜花》，知侠的《铁道游
击队》，刘流的《烈火金钢》，冯志的《敌后武工队》等
一系列作品。
３０ 年代创作体现出来的现代戏剧的形式美。 诗歌
方面，抗战初期出现的一批直抒胸臆、运用议论式语
调的口号诗以及“诗朗诵”运动、街头诗试验，则将
诗歌从纯诗化方向扭转到了散文化道路上，从而解
构了现代派特别是卞之琳创作的诗歌形式美。 抗战
期间重要的诗歌流派七月派的诗歌显然承继了这种
发展方向；而何其芳３０ 年代创作的个性化散文小品
的形式美则在大量的报告文学及其杂文的冲击下变
得支离破碎。 大量的报告体小说则解构了京派、海
派小说在３０ 年代创造出来的形式美，丘东平的文学
性通讯和纪实性小说就很难分清楚， 比如当时产生
较大影响的作品有《第七连》、《我们在那里打了败
仗》等。
这批小说大多以表现抗战敌后斗争的英雄传奇
为主，在叙事上带有传统侠义小说的特征，具有传奇
化与道德化倾向。 比如《敌后武工队》 里的魏强，
《铁道游击队》里的刘洪、李正、王强，《烈火金钢》中
的史更新、肖飞，他们个个机智灵活，顽强勇敢，和敌
人展开不屈不挠的斗争，具有抗日战场上“战士”的
特征。 同时他们又经常深入敌穴，和敌人短兵相接，
出奇制胜，性格上往往具有热情豪爽、行侠仗义的特
点，多少带有点江湖好汉的风格，增加了他们身上的
传奇色彩。 如《铁道游击队》中游击队员在铁路上
的战斗曲折生动，都可以化为一个个生动有趣的小
故事讲，“血染洋行”、“飞车搞机枪”、“票车上的战
斗”、“搞布车”、“打岗村”以及“微山湖化装突围”
等。 另一方面，小说又将抗战与爱情相结合，将爱情
置于“抗战”这样一个动荡不安、国仇家恨交织的复
杂背景之下，展现人物的情感成长和情感冲突。 但
是冲突的结果往往是可以预知的，那就是国家民族
“
抗战”是一个内容溢出形式的时代，无论是话
剧、诗、小说、还是散文都受到了严重冲击。 这在现
代文学史上并非第一次，五四曾有过类似倾向，但五
四文学不同于抗战文学，很快就得到了扭转，这就是
新月派对白话新诗初期泛形式的反动与形式化。 但
抗战文学的这种内容溢出形式产生的泛形式化对现
当代文学的破坏则明显重视不够。 “大跃进”时期
的民歌运动、街头诗，６０ 年代的“文革文学”，７０ 年
代的“批林”、“批孔”、批《水浒》、天安门诗歌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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