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理、科研成果的转化等方面都发挥着计划性质的强制和绝对的主导作用。 其典型例子有前苏联时期的新西
伯利亚科技城。
新西伯利亚科技城是１９５７ 年在前苏联卓越的数学家拉弗伦季耶夫的建议下，由赫鲁晓夫决定建立的，
建设地点是在离西伯利亚的中心———新西伯利亚城２５ 公里的白桦林中。 在该科技城成立之初，许多高水平
的年轻科学家来到这里，科技城洋溢着自由的空气和开拓创新的精神，社会交流合作轻松愉快，学术气氛浓
厚，社会生活活跃，相继研发了世界级的先进技术和高科技产品。 遗憾的是，政府强制带来的自我封闭，缺乏
相互交流合作的环境和机制。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苏联的计划指标并不是根据科研机构的尖端项目研制设
备的潜能来计算，而是依赖于在国际市场上可以获得的技术而定，这就从根本上丧失了将苏联的科研成果引
入工业应用领域的机会，并且负责有关工业企业的国家部委要求每个企业都依靠自己的研究机构，而不是依
靠科学院，从而影响了工业企业与研究所的接触。 政府强制下的众多因素致使新西伯利亚科技城浪费了巨
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而收效甚微，使其最终成为一个失败的科技城［３］。
２
ꢀ 政府（当局）主导发展的科技城
政府（当局）主导型的科技城大多分布在亚洲国家和地区，政府（当局）在科技城的建设规划、基础设施
建设、土地开发、产业布局和配套、招商引资、社会管理等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但又与强制型科技城的政府
（
当局）办企业、办科研院所的模式有本质区别，企业单位是科技创新、市场运作的主体，政府（当局）的作用
主要发挥在战略导向、环境培育和提供服务上。 政府（当局）在科技城的产生和发展等方面起主要推动作
用，政府（当局）是园区开发的资金、土地、基础设施、制度等要素的主要供给者，政府（当局）也是园区发展规
划的主要制定者、监督人和实施者。 政府（当局）主导发展的科技城的典型案例有中国台湾的新竹。
１
９８０ 年代台湾以美国斯坦福科学工业园区为蓝本，把新竹列为“台湾硅谷”，集中发展电子、资讯等高科
技产业，借此推动台湾产业结构的升级换代，并于１９８０ 年１ 月１５ 日正式创建新竹科学工业园。 新竹管理机
构隶属于台湾“行政院”，根据台湾“行政院”１９７９ 年５ 月颁布实施的《科学技术发展方案》，明确新竹科技城
由“科技组织”主办，通过政策与计划来推动［４］。 政府（当局）出台了《园区十年三期发展规划》、《园区十年
营运计划》、《新竹科学城发展计划》、《科学园区未来十年发展远景规划方案》等一系列规划方案。 早在
１９７７ 年，台湾地区即邀请有关部门负责人、专家及律师成立园区法规工作小组，在遵守国际惯例前提下，制
定了相应的法规和保障制度。
政府（当局）主导型管理模式具有一定的优越性，有力地促进了台湾新竹的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 台湾
新竹科技城取得的成就证明这种管理模式与当地的制度环境、文化传统、经济实力等是相适应的，对科技城
的管理是有效的。 当然，政府（当局）主导的管理模式也存在一些缺陷，这些缺陷可通过法制化加以克服。
从新竹经验来看，针对科技城的立法不仅要规定和约束企业行为，还要规定和约束政府和管理机构的行为，
同时，还要注重发挥园区行业组织的作用［５］。
３
ꢀ 政府引导发展的科技城
在政府引导发展的科技城中，政府所发挥的作用与政府主导型科技城相比更为有限，政府主要是在科技
城的早期开发和产业规划中起相对重要的作用，而后来的科技城的商业开发和产业聚集则主要依托和放权
于企业，政府仅在科技城的发展方向、政策法规的制定和市场秩序的维护等方面发挥宏观的引导作用。 法国
的索非亚—安蒂波利斯科技城是典型的政府引导型科技城。
法国在世界举办科技型经济特区热潮中不甘落后，于１９６９ 年开始在南方城市维尼斯附近筹建索非亚—
安蒂波利斯科技城。 经过２０ 年建设和积累，该科学城现在已经成为重要的国际性高科技中心。 索非亚—安
蒂波利斯科技城几乎是白手起家，但其选择的地区利用优美旅游环境和方便的交通设施等优势，改善投资环
境，从而吸引了许多科研单位和企业。 政府在索非亚—安蒂波利斯科技城建立的一系列组织机构是政府引
导科技城发展的媒介，也是它最有特色的地方。 第一，索非亚—安蒂波利斯基金会。 基金会是在索非亚—安
蒂波利斯协会的基础上于１９８４ 年建立的，其宗旨是致力于把科技城办成科研、教育、企业三者相结合的高技
术中心，促进国际交流合作，尽快出成果、出人才。 第二，索非亚—安蒂波利斯接待中心。 其主要职能有：出
４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