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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所谓扩展结构就是指在基本结构上增加了一个或一个以上
策略，而复杂结构由几个基本结构和／ 或扩展结构组成［２］。
我们以复杂结构为例来分析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翻译策
略的运用。 从遇到问题（ＲＰ）开始，经过方案搜索（ＳＰ）或问
题表述（ＶＰ），译者可能得到４ 种结果：待定方案（ＳＰ？ ＃）、
方案（ＳＰ＃）、预案（ ＰＳＰ＃）、子方案（ＳＰａ， ｂ，…＃）。 如果得到
目标语的源语，从而更能客观地反映译者的翻译加工处理过
程。 实验表明翻译单位可大可小，并不局限于词、短语、句
子、句群或语篇， 同时翻译单位因人而异。 罗姆巴克
（Ｒａｍｂæｋ）发现，专业译者比学生译者更具有篇章意识；译者
经验越丰富越注重译文的功用或读者的需求。 比如通过对
被试者的ＴＡＰＳ 研究，发现翻译专业学生在被问到为什么这
么翻译时，他们不厌其烦地解释或证明他们的选择是基于译
文读者的接受要求；而非翻译专业学生大多数只是考虑到原
文文本的意义才找到合适的对应语［１２］。
“
ＳＰ？ ＃”的结果，译者则会继续按节点Ａ 中的步骤进行；如
果得到“ＳＰ＃”、“ＰＳＰ＃”、“ＳＰａ， ｂ，…＃”的结果，翻译策略即
可结束，如觉得不理想则继续按节点Ａ 或节点Ｂ 的步骤进
行。
三ꢀ 翻译心理过程研究的局限性
节点Ａ 的步骤有文本切分评述（［ＴＳ］ＣＯＭ）、原文逐字
重复／ 译文文本重复（ＭＳＬ／ ＭＴＬ）、 原语切分心理构建／ 译语
切分心理构建（ＯＳＬ／ ＯＴＬ）、方案检索（ＳＰ）、原语文本解释
翻译心理过程研究立足于描述性研究，对译者的心理活
动作客观的描述，揭示翻译过程的本质。 描述性研究的局限
性在于过分强调客观的描述。 正如韦努蒂（Ｖｅｎｕｔｉ）指出的
那样，“翻译研究永远都不可能仅仅是描述性的” ［１３］ （３１２
页）。 斯内尔⁃霍恩比认为翻译研究中的价值判断不可避免
（
４
（
ＲＥＰＨＲ．ＳＬ）和消极方案（ＳＰ ＝ ？）。 经过这些步骤可以得到
结果：待定方案（ＳＰ ？）、方案（ＳＰ）、预案（ＰＳＰ）、多方案
ＳＰａ，ｂ．．）。 对这四种方案有两种处理步骤：一是继续回到
［
１４］（２５ 页）。 翻译心理过程研究的主要局限性体现在以下
几个方面。
一是从目前主要研究内容上看，认知途径的翻译研究主
节点Ａ 按步骤进行；二是转到节点Ｂ 的步骤进行。
节点Ｂ 中步骤有分两类：方（预）案核检（ＣＨＥＣＫ）和译
语文本重新措辞（ＲＥＰＨＲ．ＴＬ）。 核检处理结果有两种：核实
无误和方（预）案驳回。 核实无误则步骤结束；方（预）案驳
回则继续转到节点Ａ 或Ｂ 的步骤进行。 重新措辞的结果是
找到新的方（预）案（ＳＰ２，３…，Ｓｐａ２，３…， ＳＰｂ２，３…）。
翻译策略的讨论详尽地描述了译者信息加工过程中策
略的运用。 但未能揭示译者信息加工的单位，这就是翻译单
位。
要集中在对翻译模式、翻译策略、翻译单位的研究上，而对翻
译的本质、译者的创造性等诸多要素研究不够。 以译者创造
性为例，认知途径研究方法至今无法对译者的创造性作出详
细的描述，因为创造性的评判只能基于价值判断，是一种规
约，而不是描述。
二是认知途径所赖依的方法也受到质疑。 这种方法就
是“有声思维资料分析法（ｔｈｉｎｋ⁃ａｌｏｕｄ ｐｒｏｔｏｃｏｌｓ）”。 有声思
维法是知心理学实验研究中的一种数据收集的方法，它要求
被试者在解决一个或多个难题时大声说出大脑思考的内容，
研究者通过录像或录音把试者所说的话录下来，然后转为可
分析的书面文本。 其理论依据为认知心理学的记忆理论。
认知途径翻译研究者认为“只有即时思维有声化才能详尽
地反映试者在执行一个相对长的任务时的心理状态”［１］。
这里的“执行任务”就是索墨仑（Ｓｏｍｅｒｅｎ）所说的解决问题，
３
． 翻译单位
对于翻译单位的研究长期以来都是基于语言学角度进
行的，如把它定义为“原语向译语转码过程中的语言层面”
［
１０］（１９２ 页）。 巴克胡达洛夫（Ｂａｒｋｈｕｄａｒｏｖ）认为翻译单位是
在目的语中有对等语的最小的源语单位”［１０］（１９２ 页）。 他
“
认为翻译中音素、词素、词、短语、句子和整个语篇都可能成
为翻译单位。 过大的单位导致意译，过小的单位导致直译
［
１０］（１９２ 页）。 与语言途径研究不同的是翻译心理过程研究
“
解决问题就是一个认知过程，最常用的方法就是有声思维
从记忆加工过程中的取向来对翻译单位进行研究。 贝纳蒂
尼认为翻译单位就是注意力单位［１］。 Ｊääｓｋｅｌäｉｎｅｎ 也认为，
翻译单位就是译者在翻译过程中的注意力单位（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 ｕ⁃
ｎｉｔｓ）。 “注意力单位”是指“译者在翻译中的‘无标记处理’
活动因注意力转移至相关方面的特定任务而中断”的那部
分语段［１１］（１０２ 页）。 所谓“无标记处理”是指译者在ＴＡＰＳ
实验中流畅地说穿大脑思考的内容的活动。 与此相反的“有
标记处理”是指译者从发现问题到解决问题整个过程中的
大脑思维活动。
法”［１５］（８ 页）。 就翻译过程而言，这种方法要求试者
在面对一个具体任务时，大声说出心里所思所想。
这种大声说出所思所想有助于研究者更好地理解翻
译过程中“信息加工的层次、步骤和单位，原语和译
语互动的作用，程序化数量，搜索过程的起点和途径
及其用时”［１６］（１１５ 页）。
但有声思维法的局限性也相当明显，体现在试者往往会
受到外部因素的干扰，从而有可能导致试者的口头报告数据
不太真实。 这里的外部因素至少包括实验环境和参考书等。
实验环境包括实验时间、地点。 实验时间越长，影响越大（如
试者过于疲劳可能导致所搜集的数据不真实）。 实验地点不
同也可能影响数据的不同。 实验地点可分为正式场合和非
值得一提的是，认知途径翻译研究者对翻译单位的定义
比语言学途径的定义更为灵活。 由于他们基于规约式的研
究方法，因此，研究者并不事先预设翻译单位应该是具体到
哪一级语言单位，而强调翻译过程中译者所能流畅地转换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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