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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海新ꢀ 话语与母性：一种文本叙事的颠覆
究，我们可以对这个“险恶的真实”做进一步的补充。 弗洛
伊德把人的进犯性看成一种独立的能量来源，认为它来自普
遍的生物自我摧毁倾向，他将这种自我摧毁倾向称做“死亡
本能（ｄｅａｔｈ ｉｎｓｔｉｎｃｔ）”或“死亡驱力（ｄｅａｔｈ ｄｒｉｖｅ）”。 基于弗
洛伊德的这一认识，心理学家克莱恩认为婴儿出生伊始，便
处于一种类似“妄想型精神分裂症的境地（ｐａｒａｎｏｉｄ－ｓｃｈｉｚｏｉｄ
ｐｏｓｉｔｉｏｎ）”，意欲“将母亲身体的全部内容都据为己有并进行
摧毁”。 她写道：“我们有理由假定，我们从后期自我了解到
于伦理是文化的一部分，我们有必要从文化的层面来考察文
本中的母婴关系。 一般而言，文学作品包含三个主要因素：
审美因素、心理因素和文化因素。 其中，文化因素对前两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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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素具有决定性作用
。 那么，就《等待黄昏》而言，是什
么样的文化因素对文本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呢？ 这个文化因
素是将女性排挤到边缘地位的男性中心文化。 这在小说中
有多次表现，此处仅举关键的三点加以说明，这三点构成了
小说的整体脉络。 其一，“我”在文中多处反复讲述她１３ 岁
那年看见的一只红蜻蜓。 那年她月经初潮，“身体里定期流
出的暗红色血浆”使她“好象失去所有的天真和快乐”，有了
“不可告人的忧虑”。 她担心着男同学的恶作剧和男老师的
“不怀好意”，不敢参加小伙伴的嬉戏和运动。 红蜻蜓意象
的反复出现，象征女性从孩童走向女人时期彷徨抑郁的心理
现实。 这一时期，她们开始体会到某种难以言说的边缘化。
因而，红蜻蜓是“凄苦”的，“翅膀被雨水濡湿了，扇得沉重”。
更有甚者，“一旦红色不再流出，老年也随之来临”（与此对
照的是，社会上认为男性在女性绝经期的年龄，仍是壮年）。
其二，她的男朋友一边享受着妻子的照顾，一边又隐瞒有妇
之夫的身份，骗取情人的关爱和服务，这个男朋友就是一个
具象化了的予取予求的男性中心。 其三，在家庭内部，“三从
四德”规定母亲除“从父从夫”以外，尚须“从子”（虽然事实
上并非尽然如此）。 女人可以因生子而享尊荣，也可以因生
女而受屈辱。 母与子的关系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出母亲与男
性中心文化的关系。 在《等待黄昏》 中，苏密的双胞胎和
“我”产下的婴儿均为男性，这里婴儿的的男性性别绝非偶
然，它将小说文本中的母婴关系再次指向女性与男性中心文
化的关系，反映出作者对男性中心文化的有意对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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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某些功能，一开始就在那里。”
这一对母体进行占有并
摧毁的原欲不仅来自婴儿体内的进犯性，同时也来自它对母
体的物化分割———母亲在婴儿眼里仅仅是局部的物体或功
能，是奶汁、乳房等好东西和一切快感。 在阐述母婴关系方
面，克莱恩即此成为物体关系（ｏｂｊｅｃｔ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 理论的始作俑
者。 女性主义学者苏来曼指出：“米蓝尼·克莱恩对孩子朝
向母亲的杀害冲动，极具同情和理解；却对母亲也会感到的，
朝向孩子的杀害冲动缄口不提。”利白曼在分析林叔华的小
说《小刘》时，引用了苏来曼的评论，并对小说中逆来顺受的
母亲扼腕痛心：“她（母亲）甚至不能够因她儿子的贪婪和无
礼而冲他发火———在这里我们感到抹杀母亲视角意味着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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怕的自我丧失。”
蒋子丹的《等待黄昏》提供了一个鲜明
的对比。 通过描写“我” 意欲保护自己而让胎儿窒息的念
头，让自我回归到了母体。
作者进一步通过“我”的女友苏密将这一念头演变为行
动，使自我保护的逻辑达到了某种既荒谬又真实的极致。 苏
密天生丽质，有着“女神般完美的身体”。 她工作十分劳累，
中年以后产下一对双胞胎儿子使她的生活更加劳累，使她本
来在中年以后就须倍加保护才能勉强维持的美貌难以为继。
在“我”发现自己“有病”，继而妊娠反应剧烈，卧床不起的时
期内，苏密杀死了亲生的双胞胎儿子。 苏密其人及其杀子的
故事由“我”断断续续地讲出。 在“我”的叙述中，“对她杀死
亲生儿子的真正动机，一直没有明确解释”。 但是，在上下文
中，在“我”对苏密天生丽质的多次渲染和描述中，作者已经
给出了一个貌似荒谬的合理的推导。 在苏密眼里，女人的生
命跟鱼相似：“成熟产卵然后衰老然后死去。” 一方面，如此
工具化了的女性生命对女性自我毫无意义，另一方面，苏密
深知自己美丽绝伦并以此自傲。 不难想象，苏密爱美且深爱
自身之美。 可是劳累的工作再加人到中年再加双胞胎儿子，
严重地威胁到了苏密的美貌，杀死儿子似乎也就具备了逻辑
上的合理性。 当然，实际上读者还可以考虑到苏密沉重的双
重负担问题，她可能在某种极端劳累困顿的情况下，杀死了
儿子。 可是小说无意就后一方面展开。 “我只是庆幸她终于
完美地离去了”，因为“既然天地造就了她的完美，她就不该
残缺不全地活着”。 作为母亲的苏密与一对双胞胎儿子不能
共生，苏密与“我”一样并不具备“母爱的天性”或母性。
尽管“我”似乎对苏密杀子给出了一种唯美同时也符合
自我逻辑发展的解释，这个解释在伦理上是不能认可的。 由
就这一层面来看，《等待黄昏》对男性中心文化进行了
一次文本的颠覆。 这个颠覆从女性自我保护意识出发，进而
达到行动的体现，再进而升华到自觉的女性意识对男性中心
文化的挑战。 我在前面曾经提到叙述者“我”将胎儿与自身
的关系看作生死存亡的斗争，“它是一个掠夺我占有我的暴
君”，“我”暗暗希望它会因窒息而死亡。 另一方面，“我”又
为自己进行伦理方面的辩解：“它无知无觉，它没有痛苦。 这
不是罪过，算不上什么罪过。”这个辩解中前面一句话的两个
分句重复使用中性代词“它”，消解了胚胎为人的资格，从而
引出对犯罪的否定。 可是，后面一句里由两个分句重复进行
的否定，在语气上却显得由强而弱。 本来，“这不是罪过”已
经十分坚决，接下来的“算不上什么罪过”却透露出犹豫和
心虚。 此处足见强大的主流文化意识早已渗透叙述者的灵
魂，“我”虽然对主流文化进行了极为大胆的挑战，却对自己
的匪夷所思也感到恐惧，所以“我”接着说道：“想到这儿，我
的心就缩紧，血就不再奔流。”其实，她的恐惧的重要原由之
一是因为男权中心文化规定婚姻是男性延续父系家族的手
段，子嗣被看得极其重要。 杀子，哪怕是杀尚未成人的胚胎
（其有很大可能是一个儿子），也是大逆不道的行为。 在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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