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３３卷第６期

２００６年１１月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ＳｉｃｈｕａｎＮｏｒｍａ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Ｓｏｃ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Ｅｄｉｔｉｏｎ）

Ｖｏｌ．３３，Ｎｏ．６

Ｎｏｖｅｍｂｅｒ，２００６

儒学独尊的历史真相

与儒家学者的精神蜕变

谢ꢀ 谦

（

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成都６１００６４）

ꢀ

ꢀ 摘要：以《史记》、《汉书》相关记载为据，分析儒学由边缘走向汉王朝政治文化中心的历史真相可以看出，董仲

舒是在汉武帝已确认“罢黜百家，表章《六经》”的前提背景下，才有所谓“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建言，是附议而非

创议。董仲舒所以被推为“一代儒宗”，是因为他始以阴阳推《春秋》灾异之变，属辞比事，古为今用，为汉代儒家学

者随时变通转化角色意识建立了典范。董仲舒倡“王道三纲”，不惜违背先秦儒家的学术立场，而以黄老刑名学说

修正儒家学理，昭示了汉代大一统专制政治下儒家学者的精神蜕变。

关键词：董仲舒；儒学独尊；黄老刑名；三纲

中图分类号：Ｋ２０３ꢀ 文献标志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５３１５（２００６）０６⁃００７９⁃０７

ꢀ

ꢀ 汉儒董仲舒之所以留名后世广为人知，并不是

因所著《春秋繁露》一书垂范儒林，而是因其首创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议，汉武帝采纳之，而开中

一

“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不仅是汉武帝时代的

国两千年思想定于一尊之局。论者多谓汉武帝此举

与秦始皇“焚书坑儒”有异曲同工之妙，其实质都是

钳制舆论统一思想。笔者多年前研读秦汉文献，发

现这些历史事件皆有其特定的民族与文化的背景，

并非如今人简单地归纳为所谓“封建意识形态”的

大事件，也是影响中国历史至深的大事件。人皆谓

此议创自董仲舒《天人三策》之第三策。董氏果真

能以一篇对策耸动帝听，而使汉初以来备受帝王公

卿冷落的儒学从边缘走向中心？我认为这可能是后

儒编造出来的政治神话。今据班固《汉书》本传：

①

问题，因撰《儒学独尊的文化背景说》、《儒教：历代

②

ꢀ

ꢀ 董仲舒，广川人也。少治《春秋》，孝景时

王朝的国家宗教》等文，辨析经学与儒学、尊经与

为博士。 ……武帝即位，举贤良文学之士前后

崇儒之间的因果关系，以及汉武帝“罢黜百家，表章

［

１］２４９５

百数，而仲舒以贤良对策焉。

然后全文照录董氏对策即所谓“天人三策”，策

三之末云：

《

六经》”之于汉王朝文化建设的意义。我当年主要

是从“有今无古”的汉王朝文化选择的角度，来阐释

百家被黜而儒学独尊的历史原因。读者若有兴趣，

可参阅拙文，兹不赘述。本文要进一步辨析的是儒

学独尊的历史真相，同时以董仲舒所倡“王道三纲”

为例，揭示大一统专制政治下儒家学术精神之蜕变。

ꢀ ꢀ 《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

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

是以上亡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

收稿日期：２００６⁃０５⁃２６

作者简介：谢谦（１９５６—），男，四川宣汉人，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四川大学中国俗文化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研究方向：中国文化与文学。

７

９

ꢀ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

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

儒所盛称的巨大影响。而且，我认为，无论是建元元

年或元光元年，武帝可能出若干策题，而由对策者任

选，而《武帝纪》所载仅为其一。所以，董氏对策与

《武帝纪》所载元光元年策题不一致，还不能无可辩

驳地成为董氏建元元年对策的证据。

［

１］２５２３

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

后儒即将此策精义归纳为“罢黜百家，独尊儒

术”。班固总结董氏生平事业云：

ꢀ 自武帝初立，魏其、武安侯为相而隆儒矣。

及仲舒对册，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学校之

ꢀ

最初引起我怀疑董氏对策之影响者，是司马迁

《史记》的相关记载。司马迁与董仲舒同时，却未提

及董仲舒对策之事，对所谓“天人三策” 更不著一

字。《史记·儒林列传》云：

［

１］２５２５

官，州郡举茂才孝廉，皆自仲舒发之。

按武帝即位于建元元年（前１４０年），然据《汉

书·武帝纪》：

ꢀ 元光元年，五月，诏贤良曰：“朕闻昔在唐

ꢀ ꢀ 今上即位，为江都相。以《春秋》灾异之变

推阴阳所以错行，故求雨闭诸阳，纵诸阴，其止

雨反是。行之一国，未尝不得所欲。中废为中

ꢀ

虞，画象而民不犯，……何行而可以章先帝之洪

业休德，上参尧舜，下配三王？朕之不敏，不能

远德，此子大夫所睹闻也。贤良明于古今王事

之体，受策察问，咸以书对，著之于篇，朕亲览

［

３］３１２７－３１２８

大夫。

司马迁为后学晚辈，据《太史公自序》“余闻之

董生”云云分析，他还可能亲聆董氏面命，《集解》引

［

１］１６０－１６１

［３］３２９７－３２９８

赵翼《廿二史札记》云：

［４］卷３，４０

焉。”于是董仲舒、公孙弘等出焉。

董氏对策又在元光元年（前１３４年）。又据《汉

书·武帝纪》：

ꢀ 建元元年冬十月，诏丞相、御史、列侯、中二

服虔云：“仲舒也。”

“古时先生，或称先，或称生，不必二字并称。”

司马迁对董氏的人品学问赞美有加，如谓其“进退

容止，非礼不行，学士皆师尊之”，“为人廉直”，“汉

兴至于五世之间，唯董仲舒名为明于《春秋》” 云

ꢀ

千石、二千石、诸侯相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

士。丞相绾奏：“所举贤良，或治申、商、韩非、

苏秦、张仪之言，乱国政，请皆罢。” 奏

［

３］３１２７－３１２８

云

。如果“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议创自

董氏，无疑居功甚伟，司马迁为何不大书特书一笔？

司马迁记汉初儒生如陆贾、叔孙通、贾谊等，甚至与

董仲舒同时的公孙弘、主父偃，都叙及他们独特的建

言，为何对董氏“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样于当代

后世皆影响至巨的创议却置若罔闻不赞一词？这很

不符合司马迁的实录精神。他甚至没有象班固《汉

书》那样，为董氏单独立传。也就是说在司马迁看

来，这位“一代儒宗”在汉武帝时代的影响力与重要

性，还赶不上辞赋家司马相如。明人张溥发现了这

一点，但却以“凡人轻今贵古”为说：

［

１］１５５－１５６

可。

也就是说，据《武帝纪》，建元元年武帝初即位，

丞相卫绾已有罢黜百家的动议，五年又置《五经》博

士，而元光元年董仲舒对策云云，并非创议，乃附议

而已。这一点至关重要。

细绎《汉书》本传，还有若干疑点。第一，董氏

对策年月表述含混，若云“前后百数”，显然诏举贤

良非止建元元年一次，董氏属何年何次？第二，董氏

所对之三策皆非《武帝纪》所载元光元年之策题。

第三，据本传，“对既毕，天子以仲舒为江都相，事易

ꢀ ꢀ 《史记·儒林传》载广川董氏与胡毋生《春

秋》同列，无大褒异，至《汉书》始特为立传，赞

述刘子政与刘歆、刘龚言论，抑扬其辞，以寄郑

重。凡人轻今贵古，贤者不免。太史公与董生

并游武帝朝，或心易之。孟坚后生，本先儒之

［

１］２５２３

王”

。而据《汉书·严助传》，建元元年，“郡举

贤良，对策百馀人，武帝善助对，繇是独擢助为中大

１］２７７５

。中大夫位在江都相之下，何以曰严助以

［

夫”

对策而“独擢为中大夫”？

［５］７

清人严可均辑《全汉文》，将董氏《举贤良对策》

说，推崇前辈，则有叩头户下耳。

［

２］卷２３，２５０

系于元光元年

，显然是依据《武帝纪》系年。

然仅是推测之词，不足为凭。当然，《史记》、

《汉书》记董氏事多有龃龉，如高园便殿火，辽东高

庙灾，事皆在建元六年，时董氏已“废为中大夫”，著

《灾异之记》推测遭灾之由，而主父偃取其书奏之，

董氏因此身限囹圄，怎能在元光元年应诏对策呢？

然《武帝纪》所载元光元年策题并非本传所载董氏

对策之题，或疑此即建元元年策题，但这次出风头的

是严助，而非董仲舒。也就是说，即或董氏建元元年

对策有“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创议，也未产生后

８

０

ꢀ

谢ꢀ 谦ꢀ 儒学独尊的历史真相与儒家学者的精神蜕变

然据《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主父偃自齐“北游

燕、赵、中山，皆莫能厚遇”，元光元年中，“乃西入关

“汉举贤良”条云：

ꢀ ꢀ 汉武建元元年，诏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

［

３］２９５３

见卫将军”，留久，乃上书阙下，得蒙召见

。据

士。丞相绾奏：“所举贤良，或治申、商、韩非、

苏秦、张仪之言，乱国政，请皆罢。”奏可。是时

对者百馀人，帝独善庄助对，擢为中大夫。后六

年，当元光元年，复诏举贤良，于是董仲舒等出

焉。《资治通鉴》书仲舒所对为建元。按策问

中云：“朕亲耕籍田，劝孝弟，崇有德。使者冠

盖相望，问勤劳，恤孤独，尽思极神。” 对策曰：

“阴阳错缪，氛气充塞，群生寡遂，黎民未济。”

此，董氏下狱就在元光元年之后，此前他完全有时间

有机会参加元光元年五月的贤良对策。然而，《史

记》既云“今上即位，为江都相”，怎可能六年之后还

以贤良文学身份应诏对策呢？

诸如此类互相矛盾的记载，仅凭现有史料，似很

难得一确切结果的。然则历来史家多采信建元元年

对策之说，如北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卷十七：

［

７］２８６－２８７

ꢀ

ꢀ 建元元年，冬，十月，诏举贤良方正直言极

必非即位之始年也。

谏之士，上亲策问以古今治道，对者百余人。广

川董仲舒对曰……天子善其对，以仲舒为江都

相。 ……丞相卫绾奏：“所举贤良，或治申、韩、

可见董仲舒对策系年一事，前人已有不同看法。

二

［

６］５４９－５５６

苏、张之言乱国政者，请皆罢。”奏可。

而且，即或董氏应诏对策是在武帝即位之建元

元年，但以司马迁不书，而汉武帝又独擢严助为中大

夫，我们就完全有理由认定，班固以来的史家夸大了

董氏“天人三策” 的影响力。今据《史记·儒林列

传》：

明确将董氏对策系于建元元年，而后才有丞相

卫绾罢黜治申商韩非苏秦之言者的上奏。这样叙

述，很明显与《汉书·武帝纪》的系年冲突，司马光

因此特加考异：

ꢀ

ꢀ 《汉书·武纪》：“元光元年五月，诏举贤

ꢀ

ꢀ 及今上即位，赵绾、王臧之属明儒学，而上

良，董仲舒、公孙弘出焉。”《仲舒传》曰：“仲舒

对册，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学校之官，州县举

茂才、孝廉，皆自仲舒发之。” 今举孝廉在元光

元年十一月，若对策在下五月，则不得云自仲舒

发之，盖《武纪》误也。然仲舒对策，不知果在

何时；元光元年以前，唯今年举贤良见于

亦乡之，于是招方正贤良文学之士。自是之后，

言《诗》于鲁则申培公，于齐则辕固生，于燕则

韩太傅。言《尚书》自济南伏生。言《礼》自鲁

高堂生。言《易》自菑川田生。言《春秋》于齐

鲁自胡毋生，于赵自董仲舒。及窦太后崩，武安

侯田蚡为丞相，绌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学

儒者数百人，而公孙弘以《春秋》白衣为天子三

公，封以平津侯。天下之学士靡然乡风

［６］５５６

《

纪》。

仅以《汉书》本传中云“州县举茂才、孝廉，皆自

仲舒发之”，以及《武帝纪》“元光元年冬十一月，初

［

３］３１１８

［

１］１６０

矣。

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

，而董氏对策如在同年夏

王臧景帝时曾为太子少傅，是武帝的老师；赵绾

是王臧的同门，皆学《诗》于申培公。武帝初即位，

即以王臧为郎中令，赵绾为御史大夫。丞相魏其侯

窦婴、太尉武安侯田蚡是能影响朝政的当权派，也皆

好儒术。也就是说，在诏举贤良文学之士前，朝廷已

形成势力强大的崇儒派。包括汉武帝本人在内的最

高决策层，业已达成共识。观《汉书》所引汉武帝前

后策题，皆以儒家之说命题，如曰“上参尧舜，下配

五月，于时为后（谦按：元朔以前，汉以十月为岁

首），则不得以此事（“郡国举孝廉”）为董氏创议。

但我们不要忘记班固是很推崇董仲舒的，所以他把

汉武帝时代若干重大举措之创议归美董氏，也就并

不奇怪。然而他也就这么一说，并无其它证据，至少

“

天人三策”中没有什么“州县举茂才、孝廉”云云。

仅凭本传中这一疑似的评语，就完全推翻《武帝纪》

中至关重要的系年，很难令人信服。我宁愿相信班

固评语是夸大其辞，而不相信他在《武帝纪》中的系

年乃误记。我虽然不怀疑司马光叙事严谨，但在董

仲舒对策系年这一问题上，证据尚嫌不足，笔者不敢

苟同。偶阅南宋洪迈《容斋随笔》，其《续笔》卷六

［

１］１６１

［１］２４９６

三王”

，盛称“五帝三王之道”

，又引《诗》

云： “ 嗟尔君子，毋常安息，神之听之，介尔景

［

１］２５１４

倾向性如此明确。丞相卫绾罢黜法家纵

福。”

横家的奏议，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出台的。而汉武帝

８

１

ꢀ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随即批准曰“可”。这一“可”非同小可。新皇帝借

此发出的重要信息，就是在人事政策上要改弦更张：

也落了空。五年之后即建元六年，窦太后崩，黄老之

学的靠山倒了，同年冬十月改元元光，武帝随即复命

田蚡为丞相，重新启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新

政，于是有诏策贤良之举，如《武帝纪》所记：“董仲

舒、公孙弘等出焉。”

“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值得注意的是，卫绾奏议中未提及黄老。原因

很简单：窦太后健在，号太皇太后。她老人家好黄

老，是出了名的。博士辕固因诋《老子》书为“家人

言”，窦太后竟令七旬老翁入圈刺豕。虽然很喜剧，

也可见窦太后之专横。卫绾奏疏不斥黄老，是投鼠

忌器。今人杨树达《汉书管窥》卷一云：

由此可知，“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之动议既非

发端自董仲舒，也非武帝采纳他的建议而实施的文

化政策，而是窦婴、田蚡等执政者酝酿已久的新政。

由此言之，董仲舒对策“推明孔氏，抑黜百家”并非

创议，不过是迎合朝廷“既定方针”的附议而已。后

儒为何要归美董氏呢？我以为原因很简单：窦婴、田

蚡等人名声不佳，尤其是田蚡，曾私下与淮南王刘安

有悖逆语，后儒有意回避；而董仲舒作为“一代儒

宗”，学术人品皆足称道，突出他的影响，将其附议

当作创议，也就是顺理成章之事。

ꢀ

ꢀ 时窦婴、田蚡用事，二人皆推隆儒术，故绾

有此奏。又汉初文景崇尚黄老，贤良中亦必有

其人。此奏历举申商韩非苏秦而不及黄老者，

［

８］３７

盖恐触怒好道家之窦太后避而不言耳。

但这里有一个问题无法回避：道家与法家原来

有着血缘关系，世称“黄老刑名之学”。司马迁《史

记》即将老、庄等道家与申、韩等法家人物合传，且

谓：“申子之学本于黄老而主刑名。”又谓：“韩非者

如上所述，《汉书·董仲舒传》所载三道策题，

其实已明确规定对策的基调，这里所传达的政治与

文化信息，以董氏博古知今之世故，岂有不心领神会

曲意迎合之理？董氏不是辕固那种不达时变的“迂

儒”，否则他既已在景帝时以治《春秋》为博士，为何

彼时甘愿坐冷板凳，而不有所建言去争取儒学独尊

的荣宠呢？同理，如果不是朝廷崇儒的大政方针已

定，他也不可能在对策中倡言什么“罢黜百家，独尊

儒术”。

［

３］２１４６

…

…喜刑名法术之学，而其归本于黄老。”

黄老

与法家的这种亲缘关系，在汉武帝时代，并非专家才

知其所以的学术问题，而仅属于常识。所以，尽管卫

绾采取迂回战术，但最后还是牵涉到黄老，因此而惹

翻了窦太后。据《史记·魏其武安侯列传》：

ꢀ

ꢀ 魏其、武安俱好儒术，推毂赵绾为御史大

夫，王臧为郎中令。迎鲁申公，欲设明堂，令列

侯就国，除关，以礼为服制，以兴太平。举适诸

窦宗室无节行者，除其属籍。时诸外家为列侯，

列侯多尚公主，皆不欲就国，以故毁日至窦太

后。太后好黄老之言，而魏其、武安、赵绾、王臧

等务隆推儒术，贬道家言，是以窦太后滋不说魏

其等。及建元二年，御史大夫赵绾请无奏事东

宫。窦太后大怒，乃罢逐赵绾、王臧等，而免丞

三

但这并不意味着董仲舒作为“一代儒宗”是“浪

得虚名”。《汉书》本传赞引刘向称“董仲舒有王佐

之材，虽伊、吕无以加，管、晏之属，伯者之佐，殆不及

也”。刘歆虽然认为这一评价太过，然也谓：“仲舒

遭汉承秦灭学之后，《六经》离析，下帷发愤，潜心大

［

３］２８４３

相、太尉。

［

１］２５２６

业，令后学者有所统壹，为群儒首。”

那么，董氏

窦太后干预，形势逆转，崇儒派遭受重创。诸人

被罢官，原因非一，但儒道之争无疑是主因。据《汉

书·武帝纪》，赵绾、王臧“皆下狱，自杀”。师古注

引应劭曰：

何以被尊为“群儒首”呢？班固《汉书·五行志》云：

ꢀ ꢀ 汉兴，承秦灭学之后，景、武之世，董仲舒治

［

１］１３１７

《公羊春秋》，始推阴阳，为儒者宗。

ꢀ

ꢀ 礼：妇人不豫政事。时帝已自躬省万机，王

原来，董氏所以备受汉儒推崇，是首创以阴阳五

臧儒者，欲立明堂辟雍。太后素好黄老术，非薄

行推说《春秋》灾异之变，即《儒林列传》所谓“以

［

３］３１２８

《

五经》。因欲绝奏事太后，太后怒，故杀

《春秋》灾异之变推阴阳所以错行”

。按阴阳五

［

１］１５７

之。

行是战国以来逐渐流行的新学说，而将其应用于

《春秋》以解释“天人相与之际”，进而发展到“举往

以明来”，道古以讽今，则自董仲舒始。以今人之眼

丞相窦婴、太尉田蚡俱外戚，是能影响甚至左右

朝廷政策的实力人物，他们一下课，罢黜百家的改革

８

２

ꢀ

谢ꢀ 谦ꢀ 儒学独尊的历史真相与儒家学者的精神蜕变

光看，此无疑为虚妄无稽之谈，然以彼时社会普遍知

识水平而言，则可能是最具说服力的时髦理论。董

仲舒应该是真信奉者。建元六年，辽东高庙与高园

殿先后火灾，据《汉书·五行志》，董仲舒以《春秋》

所记推之：

的时代背景来阐释百家争鸣的自由精神，但细读各

家言论，其实不难发现，当此之时，除纵横家外，各家

并非一味以“取合诸侯”为依归，而主要是以自家学

理为根据，即或面对诸侯，如孟子见梁惠王、齐宣王，

也是其所是，非其所非，绝不含糊。先秦诸子之代表

人物如孔子、孟子、墨子、老子、庄子、韩非子等，生前

多未以学术致高位，或周游列国，或避世高蹈，甚至

杀身取祸。如果说董仲舒以《春秋》阴阳推高庙高

园殿之灾，即或有违孔子《春秋》之义，是出于真信

仰，而当身陷囹圄之后“竟不敢复言灾异”，是出于

人皆有之的避祸本能，那么他在景帝朝为博士而无

所建言，而当汉武帝诏策贤良已预定崇儒路线的时

候，才发一通“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的高论，这不是

揣摩圣意、曲意迎合又是什么？我觉得董仲舒这样

的儒家学者，貌似“廉直”，实则老于世故。既曰“推

明孔氏”、“依经立义”，又曰：“从变从义，以奉一

人。”一人者，人主也。孔子之名义、学派之学理、学

术之讲求，不过是表面文章，所谓“饰之以儒术”，质

言之，当今人主之好恶，才是其治经论学的依归。

这样评价董仲舒的学术精神，似有深文周纳之

嫌。但我总觉得董仲舒以来的儒家学者，多以学术

为政治游戏，随时可以塑造出现实政治需要的孔子，

也随时可以阐释出现实政治需要的经义。此非

“《诗》无达诂”云云之妙义乎？这里仅以董氏“王道

三纲”之说为例。所谓“三纲”者，“君为臣纲，父为

子纲，夫为妻纲”是也。这是班固《白虎通》引纬书

《含文嘉》的表述，为后代儒家转相称引，被视为儒

家核心伦理。虽然在董仲舒那里，尚未形成如此经

典的表述，但精神则基本相同：

ꢀ

ꢀ 《春秋》之道，举往以明来，是故天下有物，

视《春秋》所举与同比者，精微眇以存其意，通

伦类以贯其理，天地之变，国家之事，粲然皆见，

亡所疑也。 ……今高庙不当居辽东，高园殿不

当居陵旁，于礼亦不当立，与鲁所灾同。其不当

立久矣，至于陛下时天乃灾之者，殆亦其时可

也。 ……故天灾若语陛下：“当今之世，虽敝而

重难，非以太平至公，不能治也。视亲戚贵属在

诸侯远正最甚者，忍而诛之，如吾燔辽东高庙，

乃可；视近臣在国中处旁仄及贵而不正者，忍而

诛之，如吾燔高园殿，乃可”云尔。在外而不正

者，虽贵如高庙，犹灾燔之，况诸侯乎？在内而

不正者，虽贵如高园殿，犹燔灾之，况大臣乎？

［

１］１３３１－１３３２

此天意也。

建议武帝诛杀诸侯近臣之不正者，以消弥天灾，

这可能很需要勇气。但董仲舒草稿秘而未宣，主父

偃“窃而奏之”，结果身陷囹圄，险遭杀身之祸。尽

管如此，继董氏之后，以《春秋》灾异之变推当代政

治得失之风，未尝稍衰，甚至有不避杀身之祸以谏汉

帝逊位让贤如眭孟者。眭孟者，董氏弟子也。因此，

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董仲舒及其后学以《春秋》灾

异之变言时政并非故神其说，而是出自一种真信仰。

然而董氏在被赦免后，“竟不敢复言灾异”，不是不

信，而是不敢。这种“明哲保身” 的处世态度，亦无

可厚非。值得注意的是，董氏既以“推明孔氏”为己

任，难道不知这不仅与“子不语怪力乱神”之旨大异

其趣，也与孟子、荀子等先秦儒家的学术精神大相径

庭？董氏很清楚这种不同，《春秋繁露·精华》云：

ꢀ ꢀ 凡物必有合。合，必有上，必有下；必有左，

必有右；必有前，必有后；必有表，必有里。 ……

阴者阳之合，妻者夫之合，子者父之合，臣者君

之合。物莫无合，而合各有阴阳。 ……君臣、父

子、夫妇之义，皆取诸阴阳之道。 ……王道之三

ꢀ

ꢀ 《诗》无达诂，《易》无达占，《春秋》无达

［９］７７５

［９］７９７

辞，从变从义，而一以奉人。

纲，可求于天。

今人多引“《诗》无达诂”云云印证现代阐释学

之原理，但我却从中感觉到一种学术世故。先秦诸

子立义原各有己见，儒家有儒家之见，道家有道家之

见，墨家有墨家之见，虽然不能说是水火不容，但基

本立场显然有别。以今日平等的眼光看，先秦诸子

之所以精光四射，不在同而在别。也许我们已习惯

以“王道既微，诸侯力政，时君世主，好恶殊方”这样

提请今人注意的是，所谓“王道之三纲”，乃董

氏新创之说，而非儒家原教旨。孔子讲究君臣名分，

强调上下尊卑的等级秩序，但也说：“君君，臣臣，父

［

１０］２７１

父，子子。”

又说： “ 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

１０］６２

君臣关系是相对的。孟子说得更分明：

［

忠。”

ꢀ ꢀ 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之视君如腹心；君之

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

８

３

ꢀ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

１１］３２２

芥，则臣视君如寇雠。

之与“三纲”这样绝对化的君权、父权与夫权理论绝

不是一回事。这些不符合大一统君主专制政治的思

想，在后儒的阐释中，或者被淡化，或者被歪曲。这

可以谓之“随时变通”，也可谓之“曲学阿世”。但

“三纲”之说一出，便牢不可破，后儒至以“三纲”为

三代以来亘古不变之常经。《论语·为政》记孔子

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

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东汉马

融注： “ 所因，谓三纲五常；所损益，谓文质三

臣民之忠于君主，是有条件的，这就是君必须是

有道之君，如果不幸而遇桀纣那样的暴君，臣民可以

讨而诛之，所谓“诛一夫”，而非弑君。这也是辕固

在景帝面前，与黄生辩论“汤武革命”所坚守的学术

立场。孟子论“五伦”曰：

ꢀ

ꢀ 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

［１１］２２６

朋友有信。

父子、君臣、夫妇之际，也完全是一种相对关系。

如果董仲舒完全以“推明孔氏”为己任，坚守儒家的

学术立场，如辕固那样，怎么可能推演出“王道三

纲”这样绝对化的理论来呢？他显然是在用黄老刑

名之学修正儒家教义。

［

１０］３９

统。”

这种阐释显然是以汉之今律三代之古，不

仅厚诬先儒，而且昧于历史。但却被后儒视为当然，

转相征引。朱熹《论语集注》引申发挥曰：“三纲五

［

１５］卷１，１４

常，礼之大体，三代相继，皆因之而不能变。”

事实上，“三纲”这样上下尊卑绝对化的理论是

由先秦道家与法家发展建立起来的。试读以下言

论：

宋代理学家怀疑汉儒未得圣人真传，要超越千年而

直承孔孟之绝学，在很多观念上抨击汉儒不遗余力，

但却视“三纲”为万世常存的天理。以马融、朱熹等

经学大师之博古通今，一流智慧一流学者，难道他们

真不知“三纲”非孔子原教旨，而是董氏窃取黄老刑

名之说所创新义？这里表现的不仅是学术创新，更

是一种学术世故。因自汉武帝以来，儒家知识群体

逐渐被专制政治体制化。名曰“变通”，其实常常是

不惜歪曲甚至背叛自家学理，来为这一体制的合理

性进行阐释与辩护，以求苟合显荣于当世。

ꢀ

ꢀ 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域中有四大，而

［１２］１４

王居其一焉。（《老子》二十五章）

本在于上，末在于下，要在于主，详在于臣。

…君先而臣从，父先而子从，兄先而弟从，长

…

先而少从，男先而女从，夫先而妇从，夫尊卑先

后，天地之行也，故圣人取象焉。（《庄子·天

［

１３］２０９

道》）

臣之所闻曰：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

顺则天下治，三者逆则天下乱，此天下之常道

我由此而深感汉以来儒家学者之现实之理性，

而缺乏超越精神，缺乏一种为学术而学术的独立精

神。老博士辕固可能是汉儒中始终坚守先秦儒家原

教旨的另类，不仅在窦太后面前竟敢诋毁《老子》

书，而且在景帝面前竟敢与黄生辩论“汤武革命”。

而当薛人公孙弘应诏出山踌躇满志时，辕固正言相

告云：

［

１４］３５８

也。（《韩非子·忠孝》）

道家与法家皆为“君人南面之术”，分而言之，

道家为君主政治哲学，而法家在这一哲学基础上提

供了具有操作性的统治术，韩非集其大成曰“法术

势”。在君臣、父子、夫妻这类传统社会最基本的人

伦关系上，取向与儒家全然不同，那就是将其尊卑主

从视为自然不移之理，所谓“天地之行”、“天下之常

道”，是绝对的，是不可人为变更的。臣民即或不幸

而遇桀纣那样“残仁贼义” 的暴君，也如“敝冠” 之

［

３］３１２４

ꢀ ꢀ 公孙子，务正学以言，无以曲学阿世！

这其实也是对儒家知识群体的警示。然而，

“曲学阿世”的公孙弘后来“以《春秋》白衣为天子三

公，封以平津侯”。司马迁感慨曰：“天下之学士靡

［

３］３１１８

“

必加于首”，不得“因过而诛之”。这就是道家黄生

然乡风矣！”

董仲舒虽自悲“生不丁三代之隆

以“汤武革命”为篡轼的理由。

盛”而赋“士不遇”，也因其始推《春秋》灾异之变古

为今用而被后儒推为“一代儒宗”，而坚守儒家学术

立场“正学以言”的辕固则唯有作为儒家独立精神

的遥远回忆，供后人凭吊。

事实上，我们在先秦儒家经典中，还可以找出不

少并不很利于后来大一统君主专制政治的言论，谓

其为“民本思想”也罢，为“古典人文精神”也罢，总

注释：

①

载张岱年主编《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中华书局，１９９３年。

８

４

ꢀ

谢ꢀ 谦ꢀ 儒学独尊的历史真相与儒家学者的精神蜕变

②

载任继愈主编《儒教问题争论集》，宗教文化出版社，２０００年。

参考文献：

［

１］班固．汉书［Ｍ］．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６２ꢁ

２］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Ｍ］ꢁ 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７ꢁ

３］司马迁．史记［Ｍ］ꢁ 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５９．

４］赵翼．廿二史札记［Ｍ］ꢁ 上海：世界书局，１９３６ꢁ

５］张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题辞［Ｍ］ꢁ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８１．

６］司马光．资治通鉴［Ｍ］ꢁ 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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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论语［Ｇ］／／诸子集成本．上海：上海书店，１９９０．

１１］孟子［Ｇ］／／诸子集成本．上海：上海书店，１９９０．

１２］老子［Ｇ］／／诸子集成本．上海：上海书店，１９９０ꢁ

１３］庄子［Ｇ］／／诸子集成本．上海：上海书店，１９９０．

１４］韩非子［Ｇ］／／诸子集成本．上海：上海书店，１９９０．

１５］朱熹．四书章句集注［Ｍ］ꢁ 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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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ｏｎｆｕｃｉａｎｉｓｍｗｉｔｈｈｕａｎｇｌａｏｘｉｎｇｍｉｎｇ（ｓｃｈｏｏｌｓｏｆＨｕａｎｇｄｉ，Ｔａｏｉｓｔｓ，ＬｅｇａｌｉｓｔｓａｎｄＬｏｇｉｃｉａｎｓ），ａｎｄ

ｍａｋｅｓｃｌｅａｒｔｈｅｓｐｉｒｉｔｕａｌ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ｏｆＣｏｎｆｕｃｉａｎｓｃｈｏｌａｒｓｕｎｄｅｒｔｈｅＨａｎ⁃Ｄｙｎａｓｔｙａｕｔｏｃｒａｔｉｃｕｎｉｔａｒｉｔｙ．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ＤｏｎｇＺｈｏｎｇｓｈｕ；ｅｘｃｌｕｓｉｖｅＣｏｎｆｕｃｉａｎｉｓｍ⁃ｒｅｖｅｒｅｎｃｅ；ｈｕａｎｇｌａｏｘｉｎｍｉｎｇ；ｓａｎｇａｎｇ

［

责任编辑：李大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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