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４２卷第１期

２０１５年１月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ＳｉｃｈｕａｎＮｏｒｍａ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Ｓｏｃ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Ｅｄｉｔｉｏｎ）

Ｖｏｌ．４２，Ｎｏ．１

Ｊａｎｕａｒｙ，２０１５

重文轻武：赵宋王朝的潜规则

张ꢀ 邦ꢀ 炜

（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北京１０００８９；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成都６１００６６）

ꢀ

ꢀ 摘要：宋朝统治集团只怕从未公开宣称“本朝重文轻武”。宋代重文轻武论之所以备受质疑，原因主要在于重

文轻武不是赵宋王朝的明规矩，而是心照不宣的潜规则。质疑者往往以北宋初年的史实为例。其实，当时尚处于

从武人政治到文官政府的转换阶段。宋太祖文武并重，只是开始注重文治而已。对于重文轻武的简单化解释和绝

对化理解，也是人们怀疑宋代重文轻武的重要原因之一。文臣、武官作为宋代统治集团中的两大群体，既非一概势

如水火，也非各自铁板一块。文臣、武官内部均有争斗，两者之间又有交叉，其情势相当错综复杂。

关键词：宋太祖；重文轻武；文武并用；文武并重；武官内斗

中图分类号：Ｋ２４４ꢀ 文献标志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５３１５（２０１５）０１⁃０１３８⁃０９

ꢀ

ꢀ 开拓新领域与深化旧论题是推进学术研究的两

再让军人操纵政权”和“优待士大夫”视为“宋王室

历世相传更不放弃” 的两条家训，并称其目的在于

翼，前者固然尤其重要，后者似乎也不可或缺。旧论

题往往在本学科领域具有绕不过、避不开的关键性，

且其中不无某些值得再探究的新问题。宋代重文轻

武即是一例。若干年前，笔者依据前辈学者的研究，

归纳道：“强干弱枝、重文轻武、守内虚外是宋朝的

三大基本国策”，并称：“重文轻武的格局确立于太

宗时期”，重文轻武“在北宋前期具有一定的历史正

当性”，其“弊病在太宗时期开始暴露，到真宗时期

［

３］下册，５４０

“永远让文人压在武人头上”

。刘子健认定：

［

４］１８３

“宋代重文轻武，直至南宋亡国都没有觉悟。”

［

５］４５０－４５３

认为重文轻武是赵宋王朝的

蒋复璁、赵铁寒

国策。蒋复璁说：“宋代强干弱枝，转变而为重内轻

外，再转变而为重文轻武，积习相传，牢不可

［

６］４０７－４５０

破。”

他们的探讨重点在于强干弱枝，对于重

文轻武着墨甚少。难怪有学者感到：“所谓‘重文轻

武’现象，虽曾被提高到‘国策’的水平来探讨，但严

格的研究著作并不多。”他们认为其中疑问甚多，诸

如“这一政策由何人提议，有无经过讨论，何时开始

［

１］１９－５５

趋于严重”

。这些较为传统的说法如今仍然

相当盛行，同时又受到诸多质疑，乃至颠覆性挑战。

在宋代重文轻武论者当中，见解也不尽相同。有鉴

于此，现将近年来在原有基础上通过学习新近研究

成果所形成的一些粗浅认识写在下面。谬误之处，

恳请匡正。

［

７］１８６－１８７

推行”

等等。进入新世纪以后，在邓小南、陈

峰、何冠环、范学辉等学者的积极参与下，相关研究

①

取得较大进展，解决不少问题，但遗留问题仍存，

一ꢀ 论题的症结所在

且争论有增大的趋势。

宋代重文轻武，可谓老生常谈。前辈史家大多

力主此说。如陈登原说：宋朝“重文轻武，疑忌武

如果说重文轻武与崇文抑武之争在很大程度上

②

属于表述之争，或可两说并存，那么宋代是否重文

［

２］第２分册，２７５

人”

。钱穆在其《国史大纲》中，将“不能

轻武则属于实质性的争议。早在上世纪８０年代，便

收稿日期：２０１４⁃１０⁃２８

作者简介：张邦炜（１９４０—），男，四川江安人，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特聘教授，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退休教授，

研究方向为宋史。

１３８

张邦炜ꢀ 重文轻武：赵宋王朝的潜规则

有学者认为，宋朝重视军事建设，“是‘重武’ 不是

维：“ 皇帝陛下（指宋理宗）文武并用，功德兼

［１８］１９２６

［

８］

‘

“

轻武’” 。笔者当时未加思索，即简单予以回应：

隆。”

赵、韩、马三人均非当时宰执重臣，其言

重文轻武的含义虽然较广，但其关键在于重用文

论尚不足以体现朝廷意图。周麟之在宋孝宗时官至

同知枢密院事，他身为执政大臣，将文武并用提升到

祖宗家法的高度，称：“文武并用之道，祖宗相传之

臣，压抑武将，与是否重视军事建设关系不大。” 近

年来才发现质疑者的看法并非全然无据。

［

１７］第２１７册，１９５

质疑者问：“宋朝哪个皇帝提出‘重文轻武’？”

规。”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宋孝宗居然认

“

宋朝是谁把‘重文轻武’作为国策的？”此问着实切

同此说，认为：“大抵治体不可有所偏”，“治天下者，

［

１９］１６７２

。

中要害。我的回答是：据我所知，宋朝最高统治者从

未公开宣称“本朝重文轻武”。仅就言辞而言，宋代

重文轻武论往往引此为证：“上（指宋太宗）欲兴文

文武并用，则为长久之术，不可专于一也”

如果仅仅依据宋代统治集团的言辞，宋朝的基

本国策似乎不是重文轻武，而是文武并用。难怪质

疑者甚至将宋代重文轻武论称为“谎言”、斥为“诬

蔑”。言语虽然尖锐，倒也并非向壁虚造。可见，宋

朝是否重文轻武，实乃本论题的症结所在。否则，这

一政策由何人提议，有无经过讨论，何时开始推行等

问题，均无从谈起。

③

教，抑武事。” 此语分明不是宋太宗所说，也非宰执

大臣所云，而是出自宋代史家的观感。南宋建立之

初，武将势力膨胀，进士出身的起居郎胡寅对此很是

不满。他于建炎三年（１１２９）九月上书宋高宗：“右

文左武者，有国不易之道。”史称：“疏入，（宰相）吕

［

９］５４３，５４９

颐浩恶其切直，罢之。”

宰相“罢之”，恰恰表

二ꢀ 半真半假的宣言

明胡寅之说未能体现乃至违背朝廷意图；而“罢之”

的理由是所谓“切直”，则表明“右文左武”即使是朝

廷的国策也不应广而告之。此事并未引起宋代重文

轻武论者的注意和重视。 “重文轻武”四字系某些

后世史家自身依据史实作出的判断。

重文轻武与强干弱枝一样，通常被视为宋朝的

基本国策。对于前者，宋朝统治者公开声称：“我国

［

１７］第１８９册，２４

对于后者，他们始终讳莫如

家强干弱枝。”

深，反而一再夸耀朝廷文武并用。其原因究竟何在？

试解答如下。

照我看来，质疑宋代重文轻武还有一条更为过

硬的理由：宋朝统治集团所津津乐道的不是重文轻

武，而是文武并用。如陈祥道《论语全解》曰：“圣人

第一，宋朝统治者有难言之隐。重文轻武与强

干弱枝不同，强干弱枝是早在先秦时代就形成的传

［

２０］２６

统治国理念。汉人曰：“强干弱枝，所以为治。”

［

１０］卷八

［２１］１１００

文武并用。”

长久之道。”

其弟陈旸《乐书》云：“文武并用，

唐人云：“强干弱枝，自古通规。”

宋朝统治者

［

１１］卷一七二

与胡寅上书的结局不同，陈氏

当然可以理直气壮地声言：“为强干弱枝之固，则内

［２２］３１７８

兄弟的《乐书》等著作得到朝廷的肯定和褒奖。《宋

史·陈旸传》载：“礼部侍郎赵挺之言，旸所著《乐

书》二十卷贯穿明备，乞援其兄祥道进《礼书》故事

给札。既上，迁太常丞，进驾部员外郎，为讲议司参

外安矣。”

“ 此强干弱枝之道，最今日急

［

９］８３８

并尽情称颂：“我太祖能强干弱枝，制治于

至于重文轻武，则非“自古通规”。宋朝

务。”

［

２３］１３

未乱。”

统治者很难公开宣布轻武、抑武，只能正面强调重

［

１２］１２８４８

［２４］１２５

详礼乐官。”

如果说陈氏兄弟还只是一般性地

文、右文。如宋太宗曰：“朕方以文治天下。”

宋

［

２５］２２９１

讲大道理，那么苏轼作为主考官在《策问》中则如此

具体地称颂道：“国家承平有年，文武并用，所以辅

理宗云：“国家以儒立国。”

至于文武并用，则

是“ 自古通规”。唐人说： “ 文武并用，古之格

［

１３］２１６

［２６］３５２

成人才者，可谓至矣。”

言。”

阅读《史记·陆贾传》便知，至迟从西汉初

上面所引均为北宋人所说。南宋大敌压境，形

年开始，便成为一种传统的治国方针。因而宋人说：

［１７］第３２２册，２４４

势越发严峻，文武官员尤应“ 协和相与，同心共

“文武并用，文武相配，汉之政也。”

与此

［

１４］２１２０

济”

多。如朱熹声称：“圣人文武并用。”

调：“文武并用，而莫知其孰先，莫知其孰后。”

如果说朱、杨二人只是泛泛而谈，那么韩元吉则赞扬

，救亡图存。无怪乎当时人的这类说法更

相抵触的重文轻武，显然是拿不上桌面的。宋朝统

［

１５］１３１９

［２７］７０４

杨万里强

治者不能不承认：“文武并用，贤能两进。”

“文

［

１６］３４８５

［１２］３５７８

武并用，本不偏废。”

宋朝统治者的苦衷还在

于：就权谋方略来说，公开宣称重文轻武，有害无益，

不利于文臣、武将“协和相与”。一言以蔽之，重文

轻武不是赵宋王朝的明规矩，而是其心照不宣的潜

［

１７］第２１５册，３５５

“

陛下（指宋孝宗）文武并用”

。赵汝愚声

［

１４］２１２０

马光祖恭

称：“朝廷本意，盖祗欲文武并用。”

１３９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规则。

第二，某些宋人的言论往往虚虚实实。他们夸

不留墨迹，或可称为争议之源、问题之源。正因为如

此，才出现了重文轻武与崇文抑武的表述之争。也

正因为如此，“这一政策由何人提议，有无经过讨

论”，史籍没有留下记载，无白纸黑字、真凭实据可

查。有学者说：“ 宋太祖制定了‘ 重文轻武’ 的方

耀朝廷文武并用是虚，批评当局重文轻武是实。如

乾道年间，“近臣”的“抗疏”便是先溢言虚美：“国家

留意人才，文武并用，故有太学，有武学。”继而实话

实说，州学生员“惟文士耳，习武举者一无所豫”，进

而抨击地方官府：“甚失国家并用文武之意。”宋孝

［

３０］

针。” 这一论断只怕缺乏依据。由于强干弱枝是

明规矩，其倡行者为宋太祖及其谋臣赵普，记载明

确，毫无疑义。由此进而推断重文轻武这条潜规则

也由赵普提议、宋太祖拍板，则有想当然之嫌。强干

弱枝与重文轻武虽然密切相关，但两者毕竟不是一

回事。依我之见，此事无从考索，似乎也没有弄个水

清石头现的必要。

［

１７］第２８８册，４１５

宗“可其奏”

。方大琮《策问武举》一文同

样使用“先扬后抑”、“前肯后否”的笔法，开篇歌颂

朝廷文武并用：“国家武举之科，视前世为尤备。”赓

即批评道：“今三年大比，会试天府，而登名仕版，仅

［

１７］第３２２册，２４４－２４５

及文科十之一，殆轻之欤？”

“近臣”的

“

抗疏”只是将矛头指向地方官府，方大琮则将锋芒

三ꢀ 文武地位的转换

⑤

直指朝廷。他们不免转弯抹角，某些官员则直截了

当。如宋仁宗后期曾一度废罢武举，枢密院及有关

官员一再上疏反对，称：“此举不可废罢”，建议“复

五代重武轻文，是个“ 粗人以战斗取富

２２］１１９

的时代。当时这类口头禅颇多，如“安定国

［

贵”

［

３１］９４２２

家在长枪大剑，安用毛锥”

［３２］１４０７

，“朝廷大事，莫共

［

２８］１８４－１８５

此科”，其理由是：“文武并用，废一不可。”

措大商量”

等。武人得意忘形，文士忍气吞

⑥

声。清人赵翼感叹：“士之生于是时者，絷手绊足，

［３３］４３１

诸如此类的批评恰恰表明重文轻武这条潜规则确实

存在。

动触罗网，不知其何以全身也。”

与此相反，宋

［

３４］１６２

《

论语》曰：“听其言而观其行。”宋朝最高统治

朝重文轻武，“非进士及第者不得美官”

，统治

［

３５］７７

者的宣言往往半真半假，不可全信。如前引宋孝宗

所说：文武并用“不可专于一”，“不可有所偏”。前

半句是真，历朝历代任何统治者都不可能只用文臣，

不用武将，反之亦然。至于后半句“不可有所偏”，

分明是假话。后来官至宰相的留正，在入仕之初，上

奏宋孝宗，指责“国家右文而略武备”。照他看来，

重文轻武是北宋灭亡的主要原因之一：“承平日久，

边不为备，至敌人长驱而不能支。”留正恳求宋孝宗

从中汲取惨痛教训：“今当改辙，使文武并用。” 史

集团形成了所谓“满朝朱紫贵，尽是读书人”

的

格局。问题在于：宋朝重文轻武，“何时开始推行”？

元朝官修《宋史·文苑传》序称：“艺祖（即太祖）革

［

１２］１２９９７

或许受此说影

命，首用文吏而夺武臣之权。”

［

３６］４９０

响，有学者断言：“宋太祖重文轻武。”

在我看

来，重文轻武始于宋初之说，对错兼而有之。其实，

北宋初年介于重武轻文与重文轻武两者之间，处于

从武人政治到文臣政府必经的转换阶段。我早年在

《中国封建王朝兴亡史·两宋卷》一书中认为：“宋

［

１２］１１９７２

［１］２１

称：“孝宗嘉叹。”

文轻武，留正几乎将这一实情和盘托出。宋孝宗

嘉叹”，即予以默认。宋人与留正相似的言论较

多。如北宋富弼曰：“国家文既富矣，武未甚备”，

朝廷口称文武并用，实则重

太祖文武并重。”

现略申述如下。

宋太祖重文，当属不刊之论。从言论上说，宋太

祖号召“武臣尽读书”，许诺“宰相须用读书人”，表

示“事业付之书生”，立誓“不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

者”。从制度上说，他既改革科举，废止公荐，推行

复试、殿试，又提高进士授官品级，还任用文臣出任

地方行政长官。诸如此类，都是证明。难怪宋人说：

“

［

２９］８９１－８９２

“

重文雅而轻武节”

。南宋吕祖谦云：“文治

［

１７］第２６１册，３９

可观而武绩未振。”

后世史家判定宋代重

文轻武，其直接来源正是留正等人的言论，只是更加

简明扼要而已。前面说到的重文科轻武举，重太学

轻武学，重习文者轻习武者，都是宋代重文轻武的例

［

２５］１７８９７

“国家自艺祖开基，首以文德化天下。”

《宋

１２］５０

。这个“大”

［

史》甚至认为：宋太祖“大重儒者”

④

证。研究者们对此论述甚多，且言之凿凿。这里

字未免言过其实，但与五代相比，宋太祖无疑注重文

治。

大可不必炒陈饭。

宋代重文轻武之所以备受质疑，主要原因在于

它并非明规矩而是潜规则。宋朝统治者只做不说，

至于认为宋太祖轻武，只怕与史实不尽相符，至

少失之笼统。其依据不外乎收兵权，即罢宿将典禁

１４０

张邦炜ꢀ 重文轻武：赵宋王朝的潜规则

军与削夺藩镇之权。对此考论最为详尽者，当推前

涵盖武将。宋太祖是个严重的失眠症患者，常常因

此“睡不能着”。他还是个夜游神，不时深更半夜微

行至功臣之家，以致赵普“ 退朝不敢脱衣

辈史家聂崇歧。他在《论宋太祖收兵权》一文中有

两条颇为重要的结论：第一，罢宿将典禁军，所谓

［

２２］２０５，２０４

“

宿将”仅限于资深、位高、望重者，并且只是其中的

冠”

，夜间只能和衣而卧。宋太祖既防范武

少数人；第二，削夺藩镇之权，“此种政策之完成盖

将，又限制文臣，两个方面的措施都不少。但就其内

心深处而言，他无疑认为文臣的威胁小于武将，并时

有流露。如他说：“朕今选儒臣干事者百余，分治大

［

３７］２６３－２８２

。从中不难看出，宋太祖轻

已在真宗之世”

武之说依据相当有限。而本人则对宋太祖重武有所

阐述，认为：“与注重文治相比，他在加强武备方面

的措施更多”，诸如扩充军队、严格纪律、淘汰冗员、

提高待遇等等；并称宋太祖“不以文治著称，而以武

［

２２］２９３

藩，纵皆贪浊，亦未及武臣一人也。”

在他看来，

４５］卷一

。

［

“措大眼孔小，赐与拾万贯，则塞破屋子矣”

宋太祖不甚担忧文臣贪腐，心中惟恐武将捣乱。他

对宿将再三大谈其“为君难”：“天子亦大艰难，殊不

［

１］２１－２３

功见长”

。

［

２２］４９

需要补充的是，南宋人叶梦得指出：“国初犹右

若为节度使之乐，吾终夕未尝敢安枕而卧也。”

［

３８］２６５

所谓“ 右”，即重也。陈登原在《国史旧

武。”

甚至居然如是说：“此处无人，尔辈要作官家者，可

［

４６］２２

显而易见，其最大心病在于武将

闻》一书中专门辟有《宋初优容武人》一条，列举事

杀我而为之。”

［

２］第２分册，２６２－２６６

。其中，最突出的是信任御边将

例不少

策动兵变，以至黄袍加身。需要指出的是，宋太祖虽

然心存重文轻武之想，但不得不施行文武并重之政，

其主要原因可归纳为以下三点。

领，经济上给予边将财赋支配权、商业贸易权、免征

商税权，军事上给予边将不经请示自行处置权。正

如吕中所说：“太祖既削方镇之权矣，然于边将任之

其一，就时代背景而言，必须一切服从战争需

要。诚如吕中所指出：“太祖当尚武之世”，“后世当

［

３９］卷二

久，责之专，虽无方镇之名而享方镇之利。”

这

［

３９］卷三

一举措备受称道。如宋人罗从彦曰：太祖“兵力雄

盛，武功盖世，良由得猛士以守边，推赤心以御下之

右文之日”

。当时举国处于血雨腥风的战争

年代，宋太祖绝无轻武的可能。宋人王应麟说：“祖

［

２４］１０７

［４７］２１６８

所致也”

。明人陆粲云：“昔之人主，称善任将

宗之制，不以武人为大帅。”

罗球庆说得对：此

［

４０］卷七

者，莫如宋太祖。”

清人徐乾学的评论尤其惊

处所谓“祖宗之制”并非宋太祖之制，而是“仁宗以

［４８］２２２

人，称：“（宋）太祖之为君，智略如汉高而忠厚过之，

谦雅如光武而豁达过之，勤敏如唐太宗而方正过

之。”“三代以降，质美而可与希帝希王者，一人而

后之制”

。宋太祖不仅在边境地区久任专任边

将，而且在出兵作战时，一概任用石守信、慕容延钊、

王全斌、李继勋、曹彬等宿将担任都部署，并给予他

们“便宜行事”权。宋人说：“今之都部署，昔之大总

［

４１］卷八

已。”

对于宋太祖是否“忠厚”之类，人们不免

［

２９］７１１

提出异议，但他从当时的历史实际出发，文武并重，

结束五代重武轻文旧格局，开启宋代重文轻武新局

面，以至走出五代乱世，其意义确实不小。至于如何

动态审视重文轻武的利弊得失，研究者们的意见较

为一致，毋须多说。重文轻武确有促进文化繁荣等

积极意义，但其负面影响则有导致尚武精神沦丧等，

且越到后来越发严重。明朝号称“重开大宋之天”，

行重文轻武之政。《明史·选举志》曰：“终明之世，

管。”“元戎之任，无不统摄。”

足见其权势之大。

起用文臣担任武职，始于宋太宗。宋人说：“至道故

［

１２］１０７９１

至道系太宗的最

事，用文吏领兵，以辖边界。”

后一个年号。到真宗时逐渐增多，仁宗以后成为常

态。于是才有此一说：“知州则一州之将，知县则一

［

２９］７１５

这绝非宋初的实情。

县之将。”

其二，就个人因素来说，宋太祖武将禀性难移。

［

４９］２０７

，是个喜欢读书

史称，他“少亲戎事，性喜艺文”

［

４２］１６９５

右文左武。”

在清人看来，此乃明朝灭亡的重

的武人。然而，宋太祖毕竟生长在五代乱世，又是行

要原因之所在。清乾隆帝弘历云：“明季重文轻武，

伍出身，难免对知识及读书人带有行业性偏见。

［

４３］卷十二

［５０］３５

以致宗社丘墟。”

“之乎者也，助得甚事。”

这分明是一句极端轻

四ꢀ “正当尚武之世”

视文化的话，宋太祖竟脱口而出。他习惯性地将文

［

４４］２６

［５１］卷三

宋太祖说：“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乎！”

士动辄贬称为“措大”，诸如“此措大儿语”

、

［

２４］１１８

所谓“他人”虽专指当时仍盘踞江淮的南唐政权，其

实也泛指一切有可能危及其统治者，既包括文臣，又

“此措大索事分”

等等。军校史珪作为宋太祖

的亲信，深知其武人本性，才敢在他跟前挑拨离间，

１４１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

５５］《汉史平话》上

其实，从军

“

今之文臣亦未必皆善”，并诬告文臣知州梁梦升；

“做人莫做军，做铁莫做针。”

⑧

谁知宋太祖另有重文的一面，居然称赞“梦升真清

行伍不失为宋代向上社会流动的途径之一。武官

［

２４］１１５

，并予以提拔。开宝八年（９７４）二月殿

强吏也”

武职也是统治集团的一个组成部分。刘子健就指

［

４］１７４

。

试时，陈识与王嗣宗难分高下，宋太祖“命二人角力

以争之”，结果王嗣宗得胜。角力又称手搏，是古代

出：“武官群仍然是官”，“还是属于统治阶级”

漆侠认为：宋朝“ 把文臣放在第一位，武将第二

［

５２］卷六

［５６］第九卷，１５６

的一种基本武艺。王嗣宗“手搏得状元”

，传

位”

。这些论断很值得重视。至于钱穆所

为笑谈。此事或可反映宋太祖既提倡读书又鼓励习

剑，颇有些文武并重的意味。

说：宋朝“永远让文人压在武人头上”，或许稍有强

调过分之嫌。宋代重文轻武，依据相当充分。之所

以还有异议，只怕与简单化的解释和绝对化的理解

有关。文臣、武官并非全然对立，一概势如水火，以

下两点或可证明。

其三，以现实状况而论，士大夫群体尚待培育。

宋太祖说：“宰相须用读书人。”只是一张空头支票，

但在当时的条件下难以变为现实。宋人指出：“建

［

５３］５

隆以后，为宰相者，往往不由文翰。”

宋初宰相范

其一，文臣大多并不赞同重文轻武。人们往往

下意识地以为“臀部指挥脑袋”，文臣必定是重文轻

武的力主者。其实并不尽然，相反的事例比比皆是。

如范仲淹的主张便不是重文轻武，而是文武相济，他

说：“文武之道相济而行，不可斯须而去焉。” 他担

忧：“人不知战，国不虑危。”建议：“（宋仁宗）与大臣

论武于朝，以保天下。先命大臣密举忠义有谋之人，

授以方略，委之边任；次命武臣密举壮勇出群之士，

试以武事，迁其等差。壮士蒙知，必怀报效，列于边

质、王溥虽是五代进士，但不仅系前朝旧人，而且水

［

５４］２５

，指的正是他

平有限。宋太祖“叹宰相寡闻”

们。翰林学士窦仪、陶糓学问优博，皆有才名。宋太

祖有意拔擢窦仪，而窦仪并无拜相之心。与窦仪不

同，陶糓上进心切，“意希大用”，百般巴结开国新

君。宋太祖受禅大典即将举行，“独未有周帝禅代

制书”；正当为难之际，“陶糓出诸袖中，进曰：‘制书

［

２２］４

成矣。’遂用之”

。殊不知拍马屁拍在马腿上，宋

［

５７］２００－２０１

太祖厌恶“其为人倾险狠媚”，不仅嘲笑其为文“年

塞，足备非常。”

富弼与范仲淹相似，主张文

［

５３］５

年依样画葫芦”

，而且常说“ 陶糓一双鬼

武“交相为用”，认为：“王者治天下，唯二柄，文武之

［

４９］２０９

［２９］８９１

眼”

。宋太祖只能长期任用赵普为相，此人虽

谓也。大概文以饰治平而武以靖祸乱。”

蔡襄

精通“吏道”，并能出谋献策，但寡学术，且多为不

强调：“今天下大患者在兵。” “今之为政，此（指强

兵）第一事。”认为：“凡人之材，各有所能。”“吏治之

材，使之临兵戎之事，则时有不能。” 主张文武各归

其位：“ 词令之职还于文士”， “ 兵戎之职还于武

⑦

法，并非宋太祖心目中的“读书人” 。宋初学校未

兴，科举未艾，赵宋王朝自身培育的人才尚在成长之

中。南宋人叶梦得认为，这正是当时未能重文轻武

的原因所在。他说：“国初犹右武，廷试进士多不过

二十人，少或六七人。自建隆至太平兴国二年更十

五榜，所得宰相毕文简公（士安）一人而已。”毕士安

系宋太祖干德四年（９６６）进士，是个相当标准的读

书人，但他出任宰相，迟至宋真宗景德元年（１００４）。

在叶梦得看来，宋太宗以后才有重文轻武的可能。

他说：宋太宗“取人益广，得士益多”，“广致天下之

［

５８］３８３－３８４

士”

。如果说这些尚属泛泛而谈，那么某些

文臣的主张则针对性极强。如王禹偁认为：“兵势

［

２９］１７２４

主张：“合兵势以

患在不合，将臣患在无权。”

［

４５］卷九

重将权”，“抑文士以激武夫”

。贾昌朝批评朝

廷“每命将帅，必先疑贰”，认为在边境战事中处于

被动地位的原因是重文轻武：“以屡易之将，驭不练

［

１２］９６１５

⑨

余玠讲得具体些，他先

之士，故战则必败。”

［

３８］２６５

士以文治”

。《宋史》卷三五四《论曰》：“自太

陈述重文轻武的现状：“今世胄之彦、场屋之士、田

里之豪，一或即戎，即指之为粗人，斥之为哙伍。”所

谓“哙伍”者，“樊哙之徒”也；他接着向宋理宗进言：

“愿陛下视文武之士为一，勿令偏有所重，偏必至于

宗岁设大科，致多士，居首选者躐取华要，有不十年

［

１２］１１１７２

总之，宋

至宰相，亦多忠亮雅厚，为时名臣。”

太祖虽有“大重儒者”之意，尚无“大重儒者”之举，

只是开始注重文治而已。重文轻武的格局确立于宋

太宗时期。

［

１２］１２４６９

激。”并警告道：“文武交激，非国之福。”

其二，文臣、武将既相轻相争，又合作协同。李

五ꢀ 文武并非一概势如水火

纲诗云：“武夫恶文士，每见辄不喜。排纷须大剑，

［

５９］１７７１２

谈到宋代重文轻武，人们立即想到那句谚语：

安用毛锥子。”

“武夫恶文士”的事例不少。如

１４２

张邦炜ꢀ 重文轻武：赵宋王朝的潜规则

景德元年冬，在对辽作战前线，老将高琼嘲讽文臣执

政冯拯道：“君以文章致位两府，今敌骑充斥如此，

者均非铁板一块，都不是结合紧密、不可分裂的整

体。从前探讨宋代文武关系，多半聚焦于文武相争。

其实，文武关系相当复杂。除文武相争而外，无论文

臣还是武官，均不乏窝里斗，并且两种争斗之间又有

交叉。研究者近年来对以下两种现象的有益探讨，

颇有助于揭示宋代文武关系的复杂性。

［

２５］２０３

君何不赋一诗咏退敌骑耶！”

反之，“文士恶武

夫”的例证或许更多。如天禧年间，寇准任枢密使，

武将曹利用任副职，“准素轻利用，议事有不合者，

［

２５］２５９

准辄曰：‘君武夫耳，岂解此国家大体邪！’”

北

宋灭亡之后、南宋建立之初，文武双方更是互相攻

讦。武将谴责文臣：“今日祸乱，皆文臣所致耳”；文

现象之一是武官内斗。如宋初猛将张琼就不是

死于文武相争，而是死于武官内斗。史载：张琼“性

粗暴，多所陵轹。时军校史珪、石汉卿等方得幸，琼

轻目为‘巫媪’。珪、汉卿衔之切齿”；史、石二人借

故诬告张琼，宋太祖一怒之下，“令击之”；石汉卿狠

下毒手，“奋铁檛，击其首。气垂绝，乃曳出”，张琼

［

９］５４３

臣则将朝廷信用的武将指斥为“三四庸将耳”

。

值得注意的是，文武之间并非总是相轻相争，相互提

携的事例也每每见于记载。如宋太祖时中进士、太

宗时官至翰林学士的宋白，先前曾受到武将张琼的

关照。史载：宋白“尝馆于张琼家，琼武人，赏白有

［

２２］１０１

被迫“自杀”

。杨业之死也并非文臣作祟，其原

［

１２］１２９９８

才，遇之甚厚”

。又如名将种师道曾推荐“士

因在于后周、北宋禁军派系的将领与北汉降将之间

的争斗。又如北宋末年，以种师道为代表的种氏和

以姚平仲为代表的姚氏两大武将集团明争暗斗。史

称：“种氏、姚氏素为山西巨室，两家子弟各不相

大夫宗仰之”名儒尹焞。史载：“靖康初，种师道荐

焞德行可备劝讲。召至京师，不欲留，赐号和靖处

［

１２］１２７３４

士。”

至于宋初宰相赵普与武将枢密使李崇

［

１２］１１０６１

矩，岂止协同而已，还结为儿女亲家；他们“厚相交

下。”

姚、种两家的争功邀赏，直接导致姚平仲

［

２２］２８９

，以致

结”，颇有勾结之嫌，宋太祖“闻之，不喜”

夜劫金营的失利。再如隆兴年间，李显忠与邵宏渊

两大将领之间的勾心斗角，使得宋军兵败符离（今

安徽宿州境内），以致张浚北伐迅速失败。何冠环

《论宋太祖时武将之党争》、《论宋太宗时武将之党

李、赵二人先后被罢官、罢相。狄青只怕是北宋时期

受到文臣蔑视、中伤、攻击最多的武将，但这只是事

情的一个方面。在成长发达的过程中，狄青受到文

臣的眷顾也不少，不应当遗忘的是：其宽恕者是范

雍，其推荐者是尹洙，其提拔者是韩琦、范仲淹，建议

其出任广南经制使的是庞籍，力赞其升任枢密使的

是梁适，他们均为一代名臣。即使是欧阳修等所谓

狄青的中伤者，也并非一定是其冤家对头，他们大多

［

６１］２５－６２，８７－１３６

争》两文

，可谓开风气之先。这项研究或

许还有拓展与深入的可能。一望而知，“武将党争”

一语欠妥。正如研究者本人所说：此处“采用‘党

争’一词，盖为行文方便之故。严格地说，这些武将

的结党和派系斗争行为，并非基于相同的政治理念

［

６０］１６６０

［６１］２５

肯定“其心不为恶”，“未见其过”

。狄青与广

或政策主张”

。因此，本文不称“武将党争”，而

南东西路安抚使孙沔在广南前线，则是文武合作的

范例。狄青“尤喜推功与将佐。贼既平，经制余事，

悉以诿沔”，“沔始叹其勇，既而服其为人。自以为

不如也”；狄青与其推荐者尹洙，更是莫逆之交，“尹

称“武官内斗”。

现象之二是武官参与“文臣党争”。如景德元

年（１００４），在以毕士安、寇准为首的以战促和派和

以王钦若、陈尧叟为首的不战而逃派相争中，武官王

［

１２］１７１８－１７２１

⑩

洙以贬死，青悉力赒其家事”

。武将曹利用

继英、高琼乃至曹利用均属于以战促和派。宋真

虽然与某些文臣冤怨作对，但曹利用之死并非文臣

心狠手毒，而是宦官落井下石。史称：“宦者多恶利

用。”在其贬官途中，“行至襄阳驿，（宦官杨）怀敏不

肯前，以语逼之，利用素刚，遂投缳而绝，以暴卒

宗晚年，在以寇准为首领的太子党与以丁谓为头目

的皇后党的争斗中，曹利用站在丁谓一边，而永兴军

（治今陕西西安）巡检朱能则站在寇准一边。在熙

宁年间的新旧党争中，武将种谔大抵倾向新党，而郭

逵则倾向旧党。在秦桧专权期间，张俊、杨存中等党

附秦桧，岳飞、韩世忠等则与秦桧对立。最为明显的

例证，当推崇宁初年刊布的“元祐党籍碑” 中列有

“武臣二十五人”，包括“张巽、李备、王献可、胡田、

［

１２］９７０８

闻”

。总之，武将的遭遇与不幸不能一概归结

为文臣陷害所致。尽人皆知，在岳飞冤狱的鸣不平

者当中，文官甚至多于武将。

六ꢀ 武官内斗与党争

［

６２］第六册，１１

等人。其实，将新旧党争等等

４３

文臣、武官作为宋代统治集团中的两大群体，两

马谂、王履”

１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称为“文臣党争”，同“武将党争”一样欠准确。党争

的参与者，除以文臣为主外，不仅有武官，往往还有

外戚、宗室、后妃乃至宦官，如“元祐党籍碑” 列有

宋代统治集团的主要争斗不是文武之争，而是参与

者相当广泛的党争。更值得注意的是，宋代党争双

方或三方的首领都不是也不可能是武官，而是也只

能是文臣。这恰恰表明宋代文臣的地位总是高于武

将，武将在一定程度上对文臣处于从属地位。这一

情况从又一角度证明，宋代重文轻武之说只怕很难

被颠覆。

“

内臣二十九人”，包括“梁惟简、陈衍、梁知新、张士

［６２］第六册，１１

良、李倬、谭扆”

等人。所谓“文臣党争”，

或许仅称“党争”即可。就争斗规模尤其是社会影

响来说，武官内斗显然不能同党争等量齐观。可见，

注释：

①

参看：邓小南《试论宋朝的“祖宗之法”：以北宋时期为中心》（《国学研究》第７辑，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谈宋初“欲

武臣读书”与“用读书人”》（《史学月刊》２００５年７期）；陈峰《武士的悲哀———北宋崇文抑武现象透析》（陕西人民教育出版

社２０００年版、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１年再版）、《北宋武将群体与相关问题研究》（中华书局２００４年版）；何冠环《北宋武将研究》

（

中华书局２００３年版）；范学辉《宋人本朝军政体制论争试探》（《文史哲》２００７年第４期）等论著。

②

“崇文抑武”一语从前似乎极少使用，笔者仅见何忠礼的文章中有这样的表述：“在‘崇文抑武’的宋代，这便成了文人们的一

个话柄”（何忠礼《王嗣宗手搏得状元辨析》，《浙江学刊》１９８４年第６期，第１６页）。有学者认为“重文轻武”四字不甚确当，

当以“崇文抑武”一语代之，并赋予新意（参看：陈峰《试论宋朝“崇文抑武”治国思想与方略的形成》，收入张希清等主编《１０

－

１３世纪中国文化的碰撞与融合》，上海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６年版，第３５０⁃３７０页）。愚意以为，此说颇有道理。在我看来，作为

政策，称“崇文抑武”较好；作为社会风气，以称“重文轻武”为宜。本文为行文方便起见，仍按多年来形成的习惯，统称“重文

轻武”。

③

彭百川《太平治迹统类》（江苏广陵古籍刻印社１９９０年版，第４７４页）卷二十八《祖宗科举取人·太宗》。李焘《续资治通鉴

长编》（中华书局１９７９年版，第３册第３９４页）卷十八将此事系于太平兴国二年正月。其史料来源均为马光《稽古录》（影印

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十七记载：“（太平兴国二年）正月，擢进士吕蒙正等百三十三人及第，皆除京官、通判，以兴文教，抑武

事。”

④

⑤

可参看：陈峰《试论宋朝“崇文抑武”治国思想与方略的形成》，见张希清等主编《１０－１３世纪中国文化的碰撞与融合》，第

３５０⁃３７０页。

宁可指出，唐代前期“文武不殊途，将相得兼任”，文武关系问题始于唐中叶以后，因文武殊途而文武相轻。他认为：“从唐中

叶的文武殊途和相轻到北宋的重文轻武，中间还经历了一个重武轻文的阶段，这就是唐末五代。”参见：宁可《宋代重文轻武

风气的形成》，收入《学林漫录》第三集，中华书局１９８１年版，第５９⁃６６页。

⑥

此处只是就五代时期的总体状况而言，当时的某些统治者也有重文的一面。如梁太祖朱温便号称“优待文士”（张齐贤《洛

阳搢绅旧闻记》卷一，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此外，如《旧五代史》卷一二八《翟光邺传》（第１６９８页）载：后周枢密副使

翟光邺“好聚书，重儒者”。欧阳修《新五代史》（中华书局１９７４年版）卷七十《东汉世家》（第８６８页）称：北汉主刘承钧“益

重儒者”。至于南方的吴越、南唐等等，更是不可一概而论。

⑦

⑧

⑨

邓小南对此考论甚详。参看：邓小南《祖宗家法：北宋前期政治述略》，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２００６年版，第１４９⁃１８３

页。

此说由何冠环提出：“沙场实在是科场以外另一个可以争胜腾达的场所。”参看：何冠环《宋初三朝武将的量化分析———北宋

统治阶层的社会流动现象新探》，《北宋武将研究》，中华书局２００３年版，第１⁃２４页。

有学者将余玠称为名将，或欠妥。他虽非进士出身，但曾就读于白鹿洞书院。他虽以军功补武职，但不久改授文官。何况此

后他还带华文阁待制、徽猷阁学士、龙图阁学士、端明殿学士、资政殿学士等馆职，并出任兵部侍郎、四川安抚制置使。侍郎

者，文臣也。

⑩

从前人们将这两派分别称为主战、主和派，我个人认为不甚确当，改称以战促和、不战而逃派。参看：张邦炜《澶渊之功数第

三———北宋枢相王继英事迹述略》，收入张邦炜《宋代政治文化史论》，人民出版社２００５年版，第２５９⁃３０２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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ＶａｌｕｉｎｇＬｉｔｅｒａｒｙＴａｌｅｎｔａｂｏｖｅＭａｒｔｉａｌＡｒｔ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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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ＴｈｅＳｏｎｇｄｙｎａｓｔｙｈａｄｎｅｖｅｒｄｅｃｌａｒｅｄｔｈｅｐｏｌｉｃｙｏｆｖａｌｕｉｎｇｌｉｔｅｒａｒｙｔａｌｅｎｔａｂｏｖｅｍａｒｔｉａｌ

ａｒｔｓ．Ｉｔｗａｓｗｉｄｅｌｙｄｉｓｐｕｔｅｄｂｅｃａｕｓｅｉｔｗａｓｔｈｅｗｉｄｅａｃｃｅｐｔｅｄｕｎｓｐｏｋｅｎｒｕｌｅｒａｔｈｅｒｔｈａｎａｎｅｘｐｒｅｓｓｅｄｐｒｏ⁃

ｖｉｓｉｏｎ．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ｆａｃｔｓｏｆｔｈｅｅａｒｌｙｐｅｒｉｏｄｏｆｔｈｅＮｏｒｔｈｅｒｎＳｏｎｇｄｙｎａｓｔｙｗｅｒｅｅｍｐｌｏｙｅｄｉｎｔｈｅｄｉｓｐｕｔｅ．Ｉｎ

ｆａｃｔ，ｔｈａｔｐｅｒｉｏｄｗｉｔｎｅｓｓｅｄｔｈｅ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ｆｒｏｍａｒｍｙ⁃ｍｅｎ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ｔｏｃｉｖｉｌ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Ｅｍｐｅｒｏｒ

Ｔａｉｚｕ’ｓ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ｏｆｍｉｌｉｔａｒｙｏｆｆｉｃｅｒｓａｎｄｃｉｖｉｌｏｆｆｉｃｉａｌｓｗａｓｏｎｌｙａｓｔａｒｔｔｏｐａｙｍｏｒｅｅｍｐｈａｓｉｓｏｎｃｉｖｉｌ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Ｔｈｅｓｉｍｐｌ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ａｎｄａｂｓｏｌｕｔｅｄｉｓｔｉｎｃｔｉｏｎ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ａｒｍｙ⁃ｍｅｎｐｏｌｉｔｉｃｓａｎｄｃｉｖｉｌｇｏｖｅｒｎ⁃

ｍｅｎｔｗｅｒｅｔｈｅｒｅａｌｋｅｙｓｔｏｔｈｅｄｏｕｂｔｏｆｔｈｅｐｏｌｉｃｙｏｆｖａｌｕｉｎｇｌｉｔｅｒａｒｙｔａｌｅｎｔ．Ｍｉｌｉｔａｒｙｏｆｆｉｃｅｒｓａｎｄｃｉｖｉｌｏｆｆｉ⁃

ｃｉａｌｓ，ｉｎｓｔｅａｄｏｆｂｅｉｎｇｓｅｐａｒａｔｅｄｏｒｏｖｅｒ⁃ｓｔｕｂｂｏｒｎ，ｗｅｒｅｔｈｅｔｗｏｉｎｔｅｇｒａｌｐａｒｔｓｏｆｈｉｅｒａｒｃｈｙｏｆｔｈｅＳｏｎｇｄｙ⁃

ｎａｓｔｙ．Ｃｏｎｆｌｉｃｔｓｅｘｉｓｔｅｄｂｏｔｈｉｎｔｈｅｉｎｎｅｒ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ｏｆｂｏｔｈｓｉｄｅｓｗｈｉｌｅ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ｈａｐｐｅｎｅｄｂｅｔｗｅｅｎｔｈｅ

ｔｗｏｓｏｔｈａｔｔｈｅ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ｏｆｔｈｅＳｏｎｇｄｙｎａｓｔｙｗａｓｑｕｉｔｅｃｏｍｐｌｅｘ．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ｔｈｅＳｏｎｇｄｙｎａｓｔｙｅｍｐｅｒｏｒＴａｉｚｕ；ｖａｌｕｉｎｇｌｉｔｅｒａｒｙｔａｌｅｎｔａｂｏｖｅｍａｒｔｉａｌａｒｔｓ；ｃｏｍｂｉｎａｔ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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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ｅｍｉｌｉｔａｒｙｏｆｆｉｃｅｒｓ．

［

责任编辑：凌兴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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