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４２卷第３期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ＳｉｃｈｕａｎＮｏｒｍａ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Ｓｏｃ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Ｅｄｉｔｉｏｎ）

Ｖｏｌ．４２，Ｎｏ．３

Ｍａｙ，２０１５

２０１５年５月

苏轼“舟中读《文选》”考论

唐ꢀ 普

（

四川师范大学社科学报编辑部，成都６１００６６）

ꢀ

ꢀ 摘要：北宋神宗元丰七年（１０８４）六月十一日，苏轼“舟中读《文选》”。由苏轼论及《文选》的文献似可得知，元

丰年间苏轼才开始正式阅读《文选》，而且这个《文选》应该是五臣注本，之前苏轼或当见到过国子监李善注本，但

他并没有进行深入的阅读。他对《文选》的评论仅是点滴的、武断的，正反映出他没有深入学习《文选》的事实。

关键词：苏轼论《文选》；《文选》版本；庆历新政

中图分类号：Ｉ２０６．２ꢀ 文献标志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５３１５（２０１５）０３⁃０１６４⁃０６

［

２］卷八，１００

。

ꢀ

ꢀ 北宋神宗元丰七年（１０８４）六月十一日，苏轼作

题文选》一文，云：

苏文熟，吃羊肉；苏文生，吃菜羹”

《

苏轼评论《文选》，较多地收入《仇池笔记》中，四

①

ꢀ

ꢀ 舟中读《文选》，恨其编次无法，去取失当。

库全书《东坡志林》十二卷本也悉数收入。今据《苏

齐、梁文章衰陋，而萧统尤为卑弱，《文选引》，斯

可见矣。如李陵、苏武五言，皆伪而不能去。观

渊明集，可喜者甚多，而独取数首。以知其馀人

忽遗者甚多矣。渊明《闲情赋》，正所谓《国风》

好色而不淫，正使不及《周南》，与屈、宋所陈何

异，而统乃讥之，此乃小儿强作解事者！元丰七

轼文集》将其论迻录如下（《题文选》见前引）：

ꢀ ꢀ 梁萧统集《文选》，世以为工。以轼观之，拙

于文而陋于识者，莫统若也。宋玉赋《高唐》、

《神女》，其初略陈所梦之因，如子虚、亡是公相

与问答，皆赋矣。而统谓之叙，此与儿童之见何

异。李陵、苏武赠别长安，而诗有“江汉” 之语。

及陵与武书，词句儇浅，正齐梁间小儿所拟作，决

非西汉文。而统不悟。刘子玄独知之。范晔作

《蔡琰传》，载其二诗，亦非是。 ……李太白、韩退

之、白乐天诗文，皆为庸俗所乱，可为太

［

１］卷六十七，２０９２－２０９３

年六月十一日书。

苏轼什么时间开始阅读《文选》？他舟中所读

文选》用的是什么版本？笔者试以苏轼评论《文选》

《

为出发点，对此问题作一探讨。

［

１］卷四十九，《答刘沔都曹书》，１４２９－１４３０

一ꢀ 苏轼论《文选》

息。

宋初，《文选》学习和接受程度较高，陆游云：“国

李善注《文选》，本末详备，极可喜。所谓五

初尚《文选》，当时文人专意此书，……方其盛时，士

臣者，真俚儒之荒陋者也。而世以为胜善，亦谬

矣。谢瞻《张子房》诗曰：“苛慝暴三殇。”此礼所

谓上中下三殇。言暴秦无道，戮及孥稚也。而乃

引“苛政猛于虎，吾父吾子吾夫皆死于是。”谓夫

与父为殇，此岂非俚儒之荒陋者乎？诸如此甚

［

２］卷八，１００

但庆

子至为之语曰：‘《文选》烂，秀才半。’”

历、熙丰之后，《文选》学逐步走向衰落。苏轼恰恰正

处在这样一个社会政治、文化变革时期，他对《文选》

没有进行深入的研究，评论《文选》也仅止零星点滴。

作为一代文豪，他开启了新的书写文风，“建炎以来，

尚苏氏文章，学者翕然从之，而蜀士尤盛。亦有语曰：

［

１］卷六十七，《书谢瞻诗》，２０９３

多，不足言，故不言。

五臣注《文选》，盖荒陋愚儒也。今日读嵇

收稿日期：２０１４⁃０８⁃０６

作者简介：唐普（１９７２—），男，四川邻水人，文学博士，四川师范大学社科学报编辑部编审。

１６４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

１２］５３３２

，这已是苏轼晚年的文章

（

１１００）三月作于儋州”

《书苏李诗》之后，即元丰年间或者其后。《书谢瞻

诗》出《仇池笔记》，题作《三殇》，十二卷本《东坡志

林》则收录有《书谢瞻诗》和《书文选后》。王松龄谓：

“《东坡志林》所载各篇，上自元丰，下迄元符，历二十

了。《书谢瞻诗》、《书文选后》，《苏轼全集校注》皆云

［

１２］７５０１，７５０５

。

“

作年未详”

作于元丰七年六月十一日的《题文选》，当是苏

［

１４］《点校说明》，１

轼罢黄州转汝州任途中所作，其所阅读的《文选》，或

是他本人藏书。虽然此处苏轼并未论及五臣注、李善

注的问题，但通过苏轼其他文章可以一并考知苏轼阅

读《文选》的大致时间。《与朱康叔二十首》之十三

云：

年”

坡先生志林小序》云“东坡先生《志林》五卷，皆纪元

。按：赵用贤为其子赵开美刊本《刻东

［

１４］

祐、绍圣二十年中所身历事” ，元祐至绍圣仅十余

年，赵氏说法不确切。又，赵开美《仇池笔记序》云：

“《笔记》于《志林》，表里书也。 ……兹于曾公《类说》

［

１５］

。

ꢀ

ꢀ 旧好诵陶潜《归去来》，常患其不入音律，近

中复得此两卷，其与《志林》并见者得三十六则”

辄微加增损，作《般涉调哨遍》，虽微改其词，而

不改其意，请与《文选》及本传考之，方知字字皆

非创入也。谨作小楷一本寄上，却求为书，抛砖

既为表里书，其收文时间范围或许较为一致。由此我

们大体可以判断二文或许作于元丰年间或之后。按

照孔凡礼先生关于《书苏李诗后》一文的系年，此二

文定当作于元丰三年（１０８０）之后。

［

１］卷五十九，１７８９

之谓也。

苏轼文集》谓此二十首“ 以下俱黄

１］卷五十九，１７８５

，《苏轼年谱》谓元丰五年（１０８２）董钺

《

由上可知，苏轼较为集中地对《文选》进行评论，

是在元丰年间或之后，直至晚年《答刘沔都曹书》一

文，较为全面地将他论及《文选》（注释除外）的部分

文字糅合到了一起（见前引）。这段文字论萧统集

《文选》“拙于文而陋于识”的举例（宋玉《高唐》、《神

女》二赋篇初误叙问题，苏李诗及李陵《与苏武书》为

伪作等），其实在《题文选》、《题蔡琰传》中早有论及，

显然是他晚年对自己以前观点的重述。

［

州”

去，“ 赠《哨遍》，抒思归之意。并寄朱寿昌（康

［

１１］卷二十，５４１

。文云“请与《文选》及本传考之”，当

叔）”

是在苏轼检校过《文选·归去来》之后才有是说。故

苏轼在元丰五年之前已阅读过《文选》，至少《归去

来》应该是读过的，而且参考过《文选》所录。

又，《书苏李诗后》云：

ꢀ

ꢀ 此李少卿赠苏子卿之诗也。予本不识陈君

现在再来看看苏轼评论《文选》所用的版本问

题。

式，谪居黄州，倾盖如故。会君式罢去，而余久废

作诗，念无以道离别之怀，历观古人之作辞约而

意尽者，莫如李少卿赠苏子卿之篇，书以赠之。

春秋之时，三百六篇皆可以见志，不必己作

首先，可以否定的是苏轼元丰六年“舟中读《文

选》”不会使用李善、五臣合注本。宋代六家注本的

始祖是秀州州学刻本，是书刊刻于元祐九年（１０９４），

而苏轼《题文选》作于元丰七年（１０８４）。由此而推

之，《书谢瞻诗》、《书文选后》当在《题文选》的前后年

间所作，其所用的本子很有可能是苏轼“舟中读《文

选》”的同一版本。

［

１］卷六十七，２０８９

也。

此文盖苏轼黄州期间手书李陵赠苏武诗予陈君

［

１３］

式后而作，饶学刚系于元丰五年（１０８２），孔凡礼则

［

１１］卷十九，４８６

系于元丰三年（１０８０）八月

注》谓“元丰五年（一○八二）作于黄州”

，《苏轼全集校

［

１２］７４８６

。苏轼

那么，这个版本是五臣注本还是李善注本呢？

《书文选后》专论五臣注及萧统之鄙陋，是故明刊本

《文粹》卷四十、《东坡全集》卷九十二题作《五臣注文

选》。既如此，当是五臣注本无疑。又，《书谢瞻诗》

一文，虽首云“李善注《文选》，本末详备，极可喜”，其

实仍然是在批评五臣注的问题，他所用的《文选》本

子，亦肯定是五臣注本。如果是国子监本《文选》，苏

轼批评五臣注时当会用李善注加以辩驳，事实上他举

五臣误注“三殇”的例子，即谢瞻《张子房诗》“苛慝暴

三殇”李善注云：“《礼记》曰：孔子过泰山侧，妇人哭

于墓者而哀，夫子式而听之，使子贡问之曰：子之哭

也，一似重有忧者？而曰：然。昔者吾舅死于虎，吾夫

多次谈及苏李诗的真伪问题，而此时他竟在陈君式罢

职时，“历观古人之作辞约而意尽者，莫如李少卿赠苏

子卿之篇”，并没对苏李诗的真伪产生怀疑。试想，既

然苏轼认为苏李诗乃后人伪作，此时他“书以赠之”，

即不符人之常情了。由是可知，至迟在元丰年间陈君

式罢黄州时，苏轼那时尚未对苏李诗的真伪问题产生

疑问。这说明他认真阅读《文选》中苏李诗也当在此

之后，正是在元丰七年（１０８４）六月“舟中读《文选》”

前后，而《题蔡琰传》当在其“因悟陵与武赠答五言，

亦后人所拟”之后。

既然如此，《书谢瞻诗》和《书文选后》则当作于

１６６

唐ꢀ 普ꢀ 苏轼“舟中读《文选》”考论

［

１１］卷一，１２

。也即在这一年，刚入乡

又死焉，今吾子又死焉。夫子曰：何不去也？曰：无苛

简，与陈太初同学”

［

１６］５０５

而苏轼

政。夫子曰：小子识之，苛政猛于虎也。”

校的苏轼得以读到了《庆历圣德诗》：

批评五臣注云：“此礼所谓上中下三殇。言暴秦无道，

戮及孥稚也。而乃引‘苛政猛于暴虎，吾父吾夫吾子

皆死于是。’ 谓夫与父为殇，此岂非俚儒之荒陋者

乎？”并不知五臣注乃源自李善，即使误也当自李善

起，又于此前极力称赞李善注《文选》“本末详备”并

ꢀ ꢀ 庆历三年，轼始总角入乡校，士有自京师来

者，以鲁人石守道所作《庆历圣德诗》示乡先生。

轼从旁窃观，则能诵习其词，问先生以所颂十一

人者何人也？先生曰：“童子何用知之？” 轼曰：

“此天人也耶，则不敢知；若亦人耳，何为其不

可！”先生奇轼言，尽以告之，且曰：“韩、范、富、欧

阳，此四人者，人杰也。”时虽未尽了，则已私识之

③

以之贬抑五臣，失之。可见，苏轼此时可能看到的仍

然是五臣注本，或仅凭自己当年见到国子监本《文

选》的印象（详后所论）作出“李善注《文选》，本末详

备，极可喜”的判断后，对五臣注加以批评。所以，从

此文来看，东坡一生的确对《文选》没有深读。郭子

章《豫章诗话》卷一云：“东坡一生不喜《文选》，故不

［

１］卷十，《范文正公文集叙》，３１１

矣。

《庆历圣德诗》的作者石介，对宋初“草必称‘王

孙’，梅必称‘驿使’，月必称‘望舒’，山水必称‘清

［

２］卷八，１００

晖’”

这种西昆诗风极为不满，作《怪说》极斥

［

１７］２５４

诚为的论。

喜昭明。”

其代表人物杨亿“穷研极态，缀风月，弄花草，淫巧侈

苏轼生前可能见到的《文选》刊本，五臣注本有

五代毋昭裔刊本（蜀本）、天圣四年（１０２６）平昌孟氏

刻本，李善注本有天圣七年（１０２９）国子监刊本（大中

祥符国子监本刊成未印即付烬，故不得而见）。此外，

天圣四年平昌孟氏刻本沈严《五臣本后序》云此前

丽，浮华纂组，刓锼圣人之经，破碎圣人之言，离析圣

［

１９］卷五，６２

。同年，范仲淹任参

人之意，蠹伤圣人之道”

知政事，主持“新政”，其中一项是改革贡举制，改变

专以诗赋、墨义取士的旧制，着重策论和操行。 “新政

阵营里的许多人物是北宋古文运动的中坚”，“范仲

淹是他们的政治领袖，而在北宋散文的发展上，他们

也贡献了自己的力量，欧阳修是他们的文学旗

“

二川两浙，先有印本，模字大而部帙重，较（校）本粗

［１６］１４６１

而舛脱夥”

，汪超认为：“由沈严之序，我们可以

［

２０］

得知，在天圣四年（１０２６年）平昌孟氏五臣注本刊刻

之前，两浙亦曾刊刻五臣注本《文选》。但今已不传，

其具体情况无由得知。沈序所谓二川印本，当指五代

手” 。此时的苏轼刚发蒙入学，这种制度的改变势

必会影响他的学习内容，因为“读书求仕成了宋代读

［

１０］２４５－２４６

。

书人主要的生活方式甚至是唯一目标”

［

１８］

孟蜀毋昭裔刻本。” 这两个版刻的五臣注本，一因

年代久远，二因“模字大而部帙重，较（校）本粗而舛

脱夥”，在平昌孟氏刻本出来之后，士人不大再对此加

以选择。由此则可以判断，苏轼“舟中”所读《文选》，

或许可能是平昌孟氏刻本。

幼年的苏轼，受学张易简、母程氏、伯父涣、刘巨、

乡人史清卿等，其父洵“ 居丧眉州，不出蜀，教二

［

１１］卷一，２３

子”

。乡先生既然对苏轼说韩琦、范仲淹、富

弼、欧阳修四人为“人杰”，那么他对范仲淹、欧阳修

为首的文学创作倾向显然是赞同的，这对苏轼的启蒙

意义非同小可。此外，苏轼之父苏洵本人与欧阳修也

有交游， “ 昔我先君，怀宝遁世，非公则莫能

三ꢀ 苏轼所见《文选》李善注本时间考论

苏轼既然阅读评论《文选》所用注本为五臣注

本，那他为什么又在《书谢瞻诗》中明确表明“李善注

［

１］卷六十三，《祭欧阳文忠公文》，１９３７

致”

。正是在科举和苏洵父子

《

文选》，本末详备，极可喜” 呢？这表明苏轼应当是

文学创作倾向的影响下，苏轼幼年所习的内容可能会

远离《文选》。

见到过李善注本的，并且对当时通行的五臣注本“世

以为胜善”的观点表示了否定。但遗憾的是，苏轼在

评论五臣注的时候，却举错了例子。这极有可能是受

制于当时转迁赴任的特殊环境，他没有条件翻阅李善

注本，故有感而发、信笔拈来，加之对《文选》没有进

行深入的学习和研究，仅凭印象，作出了一些较为武

断的结论。

皇祐五年（１０５３），十八岁的苏轼“日益壮大，好

［

１１］卷一，３２

。至和二年（１０５５），二

。可见，青少年时

读史、论史，间亦好道”

［

１１］卷二，３６

十岁的苏轼“已学通经史”

期的苏轼主要学习的是经、史著作。学成之后，自然

是要走入仕的道路。嘉祐元年（１０５６）秋，苏轼兄弟应

［

１１］卷二，４８

开封府解，试景德寺，“榜出，……苏轼第二”

。

苏轼得以见到《文选》李善注本，极有可能是他

入直馆阁之后，而不大可能在其入仕之前。

嘉祐二年正月，翰林学士欧阳修知贡举，苏轼“应省

试，所撰《刑赏忠厚之至论》无所藻饰，一反险怪奇涩

之‘太学体’。梅尧臣得之以荐，欧阳修喜置第二”，

庆历三年（１０４３），八岁的苏轼“入小学，师张易

１６７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

复以《春秋》对义，居第一”；三月初五，“仁宗御崇政

本《文选》附录有国子监校本校勘、雕造及进呈官员

姓名，与《宋会要》所言合。可以想象，苏轼在直史馆

期间，见到《文选》国子监本毫无疑义，也是很容易的

殿，试礼部奏名进士，又试特奏名”，十一日，“赐进士

章衡等二百六十二人及第，一百二十六人同出身”，

［

１１］卷六，１３７

“

苏轼、苏辙皆进士及第。 ……（欧阳）修喜得轼，并

事。苏轼治平二年（１０６５）直史馆

；熙宁二年

以培植其成长为己任。士闻者始哗不厌，久乃信服，

（１０６９）以殿中丞、直史馆授宣告院，兼判尚书祀部，以

殿中丞、直史馆判官宣告院，权开封府推

［

１１］卷二，５１－５５

。正是苏

文风为变。苏氏文章，遂称于时”

［

１１］卷八，１５８，１６６

轼文章契合了欧阳修的品味，欧阳修选择苏轼作为自

己的接班人， “ 我老将休，付子斯

官

；熙宁三年差充殿试编排官，罢开封府推

［

１１］卷九，１７５，１９１

；熙宁四年迁太常博

官，依旧宣告院

［

１］卷六十三，《祭欧阳文忠公夫人文》，１９５６

［１１］卷十，１９５

文”

。其后，欧阳修举荐苏

士

。据《宋史·职官九》所述叙迁之制，殿中

轼应制科，嘉祐六年（１０６１）八月二十五日，经过层层

选拔的苏轼兄弟受仁宗御试，“苏轼入三等，辙为四

等。轼除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辙除商州军事

丞“ 有出身转太常博士，无出身转国子监博

［２３］卷一百六十九，４０２４

士”

，可知苏轼正是以殿中丞身份迁任

太常博士（即有出身，进士及第）。随着这种身份和

地位的改变，苏轼的眼光显然超越了一般读书人认为

《文选》五臣注优于李善注的实用主义，故其会在后

来认为李善注“本末详备，极可喜”，这与景德四年监

三馆书籍刘崇超所言李善注“援引该赡，典故分明”

是一致的。正是这种馆阁之士与普通文人对李善注

与五臣注审美（或功用）趣旨的差异，使《文选》的版

刻在宋代的版刻史上产生了一个截然相反的现象，

“朝廷刊本是以李善注为主，目前所知的两宋《文选》

版本中，国子监刊本没有五臣注。而私刻当中，尤本

是李善单注，坊刻则从来没有李善单注本，更多的反

［

１１］卷四，９３

推官”

，开始了他坎坷的为官生涯。

值得注意的是，苏轼省试中进士及第，乃得力于

欧阳修看中的那篇《刑赏忠厚之至论》，而此次御试

时所作赋（《民监赋》）、诗（《鸾刀诗》）竟佚，仅留《重

申巽命论》（试题）。这在苏氏文章称雄当时、其集多

所刊刻的情况下是不可思议的事情。其后苏轼入仕

则应制科，其应制文章则多为策、论。《文选》之于苏

轼，其意义几于无矣。

既如此，那么苏轼何时开始比较正式地阅读《文

选》呢？这可能是苏轼入直史馆后才得以见到国子监

本。治平二年（１０６５），苏轼又应制科特旨，“学士院

［

１８］

。

而是五臣注本”

［

１１］卷六，１３７

试策，优诏直史馆”

。史馆为宋代三馆之一，

虽然苏轼治平二年（１０６５）至熙宁四年（１０７１）之

间任职馆阁，有可能得以目睹国子监本《文选》，但可

能他并没有认真阅读《文选》，这从他《书谢瞻诗》中

论及李善注仅聊聊数言且印象有误的情况可以得见。

但在元丰期间，他可能得闲阅读《文选》，如《题文选》

即作于元丰七年（１０８４）六月他自黄州转任汝州期间

舟中。而他此时阅读的《文选》版本，当是五臣注本，

《题文选》、《书谢瞻诗》、《书文选后》及《答刘沔都曹

书》所论《文选》相关问题，都反映不出他看的这个版

本是李善注本。相反，《书谢瞻诗》、《书文选后》在谈

到五臣注的问题时，也仅《书谢瞻诗》文首“李善注

《文选》，本末详备，极可喜” 数字，但讨论五臣妄注

“三殇”时，却恰恰忽略了五臣本祖李善，自相矛盾。

正因为苏轼并没有系统而认真的阅读《文选》，

所以他论及《文选》的时候难免片面、武断，没有充分

的论证和翔实的材料，只能以“诸如此甚多，不足言，

故不言”，“其他谬陋不一，聊举其一耳”。其实这正

反映了他一生不喜《文选》，因而也没有认真地学习

《文选》的事实。

藏书颇丰，太宗太平兴国三年（９７８），“二月丙辰朔，

诏赐名为崇文院。西序启便门，以备临幸，尽迁旧馆

之书以实之。院之东廊为昭文书，南廊为集贤书，西

［

２１］卷十九，４２２

廊有四库，分经史子集四部，为史馆书”

。

苏轼或可在直史馆期间见到《文选》，而且极有可能

是国子监本《文选》。熙宁二年（１０６９）八月十四日，

［

１１］卷十八，１６４

苏轼“为国子监举人考试官”

，而宋初国子

监本《文选》的刊行，也与史馆关系密切。《宋会要辑

稿·崇儒》载，太平兴国七年（９８２），命翰林学士承旨

李昉等撰《文苑英华》，“帝览之称善，降诏褒谕，以书

［

２２］卷五，２６１

付史馆”

。可见，史馆雕造书籍并非专于史

书。景德四年（１００７），“八月，诏三馆、秘阁、直馆、校

理分校《文苑英华》、《李善文选》，摹印颁行。 ……

《

李善文选》校勘毕，先令刻板。又命官覆勘。未几宫

城火，二书皆烬。至天圣中，监三馆书籍刘崇超上言：

《李善文选》援引该赡，典故分明，欲集国子监官校

定净本，送三馆雕印。’从之。天圣七年十一月，板成。

‘

［

２２］卷四，２１３

又命直讲黄鉴、公孙觉对焉”

。今韩国奎章阁

１６８

唐ꢀ 普ꢀ 苏轼“舟中读《文选》”考论

注释：

①

明人赵开美刊本《志林》五卷本仅卷四有“张华鹪鹩赋”一条涉及，《文选》虽录张华《鹪鹩赋》，但本文是否与论《文选》，不足

证。

②

屈守元先生认为苏轼所见李善本此处无注，“今传尤刻李注本，却把李周翰作为李善注窜入”（《文选导读》，中国国际广播出

版社２００８年版，８６页）。但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十五即云李周翰注“乃实本于善也”（《直斋书录解题》，徐小蛮、顾美

华点校，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版，４３７页）。今检奎章阁本《文选》，尽管其前有李周翰注，但并未略去李善此注（奎章阁本

祖本为秀州本，秀州本所用李善注底本为宋国子监本），此实属苏轼之误。关于这个问题的详细辨正，亦可参考：郭宝军《宋

代文选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版，３８９－３９０页。

③

关于这个问题，郭宝军《宋代文选学研究》３８９⁃３９０页有较详的辨正。

参考文献：

［

１］苏轼文集［Ｍ］．孔凡礼点校．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６．

２］陆游．老学庵笔记［Ｇ］．李剑雄，刘德权点校／／唐宋史料笔记丛刊．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９．

３］萧统（著），俞绍初（校注）．昭明太子集校注［Ｍ］．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１．

４］萧统（编），李善（注）．文选［Ｍ］．影印本．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７．

５］刘知几（撰），浦起龙（释）．史通通释［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７８．

６］王观国．学林［Ｍ］．田瑞娟点校．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８．

７］章如愚．群书考索·续集［Ｇ］／／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９３８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６．

８］林駉．古今源流至论·前集［Ｇ］／／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９４２册．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６．

９］王芑孙．渊雅堂全集·外集［Ｇ］／／续修四库全书：第１４８１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１．

１０］郭宝军．宋代文选学研究［Ｍ］．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２０１０．

１１］孔凡礼．苏轼年谱［Ｍ］．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８．

１２］张志烈，等．苏轼全集校注［Ｍ］．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０．

１３］饶学刚．苏轼黄州生活创作系年［Ｊ］．黄冈师专学报，１９９７，（２）．

１４］苏轼．东坡志林［Ｇ］／／唐宋史料笔记丛刊．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１．

１５］苏轼．仇池笔记·东坡志林［Ｍ］．影印涵芬楼旧版．上海：上海书店，１９９０．

１６］奎章阁所藏六臣注本文选［Ｍ］．韩国：正文社，１９８３．

１７］郭子章．豫章诗话［Ｇ］／／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４１７册．济南：齐鲁书社，１９９７．

１８］汪超．《文选》在两宋之流布与影响［Ｄ］．桂林：广西师范大学，２００６．

１９］石介．徂徕先生文集［Ｍ］．陈植锷点校．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４．

２０］洪本健．庆历新政人士和北宋散文的发展［Ｊ］．江海学刊，２００１，（６）．

２１］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Ｍ］．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９．

２２］宋会要辑稿·崇儒［Ｍ］．苗书梅等点校，王云海审订．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２０００．

２３］脱脱，等．宋史［Ｍ］．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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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凌兴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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