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４２卷第３期

２０１５年５月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ＳｉｃｈｕａｎＮｏｒｍａ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Ｓｏｃ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Ｅｄｉｔｉｏｎ）

Ｖｏｌ．４２，Ｎｏ．３

Ｍａｙ，２０１５

刘咸炘赋论述略

赵ꢀ 俊ꢀ 波

（

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成都６１００６６）

ꢀ

ꢀ 摘要：刘咸炘的赋论包括源流、结构、旁衍等多个方面。由于注重辨章学术、考镜源流，因此其论赋能高屋建

瓴，提出不少与前人所说不同的、具有启发意义的观点；但重视汉魏六朝之作，而轻视唐后之赋，也反映了那一时代

学人普遍的思想局限。

关键词：刘咸炘；《推十书》；赋论

中图分类号：Ｉ２０６．２ꢀ 文献标志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５３１５（２０１５）０３⁃０１７０⁃０７

ꢀ

ꢀ 刘咸炘（１８９６－１９３２），字鉴泉，号宥斋，四川双

这是刘咸炘论赋的重点，篇幅最多，也颇见新

流人，幼承家学，博览群籍，著述２３０余种，约８００万

字，总名《推十书》。其书贯通中西，涵盖四部。惜

其享年不永，平生又未尝出川，因此声名不著。幸喜

近年已有不少学者注意到刘咸炘的学术成就，但关

注的焦点多在史学而非文学方面。至于其赋学方面

的成就，就笔者所见，目前仅孙福轩先生《清代赋学

研究》、《中国古体赋学史论》二书稍有论及，前者从

赋源、赋艺、赋的取向等方面阐述了刘氏的理论，即：

赋起于纵横家之言，主于抒情而与经、史、子书不同，

义。

１．赋源

刘咸炘认为赋有多个源头，如《诗经》、屈骚、诸

子等，值得注意的有以下两点。

其一，他在同意班固《两都赋序》中“赋者古诗

之流”之说的同时，又注意到后世之赋的变化。

ꢀ ꢀ 后世赋专诗名，比兴兼该，故称为“古诗之

流”而不曰诗之一义……序志为赋之正义，志

不直叙，立文取谲，尚婉多讽，故铺采摛文以达

其旨，此诗教也。所谓铺者，非指后世雕镂景物

扬厉声采而言也，此赋与诗三义之赋异。彼与

比兴对，专指实写；此则主写志而陈华词，其中

［

１］３２３－３２７

同时宗尚汉魏之赋

，后者在此基础上稍加补

２］４０１－４１１

。但这两本专著并非专论刘咸炘，所以论

［

充

述较为简单。其实，探讨刘咸炘的赋学观，不仅有助

于当前方兴未艾的刘咸炘学术研究，也有助于当前

稍显薄弱的民国赋论史的研究，所以本文尝试就此

问题作进一步的阐述。具体的方法，则是将刘氏的

相关观点置于赋论的历史长河中，从纵向的角度来

审视其在学术史上的价值和地位。

［

３］７２９－７３０

实兼比兴，两者稍异。

《诗》有赋义而鲜铺陈，比物托景，取足达

意，寥寥不繁。屈子始纵辞骋气，远说天神，词

多于意，讽喻遂隐，故曰“ 受命诗人，拓宇楚

［

４］９５５

辞”。

刘咸炘的赋学理论，见于其《文式》、《文学述

林》、《诵〈文选〉记》、《文心雕龙阐说》等，大都采用

随笔短评式的形式，其中不乏真知灼见。

自晋左思、皇甫谧起，前人往往从赋为六义之一

的角度来解释“赋者古诗之流”，影响较大者如李善

对班固《两都赋》中“赋者古诗之流” 的注释：“《毛

诗序》曰：‘诗有六义焉，二曰赋。’故赋为古诗之流

一ꢀ 刘咸炘论赋的源流

收稿日期：２０１４⁃１０⁃２２

作者简介：赵俊波（１９７３—），男，山西夏县人，文学博士，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辞赋学。

１７０

赵俊波ꢀ 刘咸炘赋论述略

［

５］卷一，２１

［８］１３４

名号，与《诗》画境。六义附庸，蔚成大国。” 特

也。”

直到清代，康熙帝《历代赋汇序》仍然

说：“赋者六义之一也。风雅颂兴赋比六者，而赋居

兴比之中。盖其敷陈事理，抒写物情，兴比不得并

焉，故赋之于诗，功尤为独多……故曰：赋者古诗之

意强调荀、宋。其下回顾赋史，也仅列荀、宋而不及

屈。萧统《文选序》论赋：“荀宋表之于前，贾马继之

［

５］１

于末。” 之后白居易《赋赋》也称赋“始草创于荀

［

６］

［１１］７３

流也。” 但以之衡量后世的赋作，则多有龃龉。如

后世之作，常有比兴，明显与“赋者古诗之流”的说

法不合，原因就在于后人往往胶柱鼓瑟，没有看到赋

宋”

同。

。这与汉代以来屈、荀并称的传统观念不

刘勰等人从作品题目与体物的角度出发，故以

①

义的变化。

荀、宋并列；而刘咸炘则从实际出发，以为屈、荀同

时，皆先于宋，且二人之作有别，故应屈、荀并称，而

非屈与宋、景同列。后来许文雨《文论讲疏》批评刘

刘咸炘指出六义之一的“赋” 和后世作为文体

之一的“赋”不同：前者与美刺、政教相关，后者则是

穷形尽相的雕镂景物、扬厉声采；前者多志而少铺，

后者则纵辞骋气，多铺而少意，即班固所说的“竞为

［

１２］１３４

，与刘

勰这种做法是“訹于名号”、“滞于行迹”

②

咸炘同义。

［

７］１７５６

；前者直陈，与

侈丽宏衍之词，没其讽喻之义”

比兴相对，后者包括比兴。总之，作为文体之一的

２．各种题材赋作的流变

刘咸炘总结了序志、述行、京都宫苑、物色、人

物、郊祀、耕籍、畋猎等各类题材赋作的流变，从中可

以看出其创作概况和发展变化。其说多有创新，尤

可注意者为序志赋：

“

赋” 已经失去了最初的意义，所以成为古诗之

流”，而不再是六义之一。

据《推十书》所附李克齐等编的《系年录》，《文

式初稿》成于戊午年（１９１８），但定稿尚未完成。

９２５年，由天津新懋印书局出版的范文澜《文心雕

龙讲疏》中还没有涉及此点。直到１９２９年出版的

文心雕龙注》中，范先生方以屈荀赋多比兴为例，

提出类似看法：“谓赋之原始，即取六义之赋推演而

ꢀ ꢀ 序志之作，屈为最古。宋玉《九辩》，贾谊

《大招》，下至刘向《九叹》，皆其裔也。而别出

枚乘一宗，沿《九辩》而成七体；东方朔、扬雄不

用楚声以畅其说，又成设词之体，体变而义旨亦

较宏而质矣。其循赋体者，司马迁、班婕妤而

下，亦多其著者。《慰志》、《显志》而下，直以志

名；《幽通》、《思玄》而下，则合《远游》、《天问》

于《离骚》体中。六代作者尚多，颜介《观我生

１

《

［

８］１３４，１３７

目前虽不能准确断定二人孰

成，或未必然。”

先孰后，但刘咸炘无疑也是较早提出这一观点的学

人。建国后，李伯敬指出辞赋的铺陈，“指文辞上的

［

９］４９

［３］７３０

铺张扬厉，尽情描摹，而不排斥使用比兴手法”

，

赋》其特出也，自后渐稀。

正与刘说相同。褚斌杰《论赋体的起源》一文从三

方面质疑“赋者古诗之流”一说，其中之一即六义之

一的“赋”专指铺陈，赋文体特别是后世的赋体多兼

关于序志赋，《文选》有“志”类，《历代赋汇》外

集也有“言志”类六卷一百零二篇，《历代赋汇》补遗

有“言志”赋一卷共十篇，但这两种比较权威的总集

都不能反映此类赋的创作情况和源流变化。例如，

《文选》中除了“志”类之外，“纪行”、“设论”类的作

品何尝没有言志？《历代赋汇》仅收题称为“赋”的

作品，所以更有不足，难符“正变兼陈，洪纤毕具”之

［

１０］

比兴，二者并不相同，所论较刘更为深刻。但相

较之下，刘咸炘已是一鞭先着了。

其二，赋源于屈、荀，而非荀、宋。

刘咸炘《文心雕龙阐说》一文中说：

［

１３］卷十九，８６２

ꢀ

ꢀ 勰又称“受命诗人，拓宇楚辞”，以屈、宋为

称

，读者由此难以把握序志赋的创作概况

和发展变化。

刘咸炘全面概括了序志赋的源流变迁，条别源

大，而荀、宋并称，盖以荀、宋始赋庶物耳。然

屈、荀皆楚人而同时，荀非沿屈，未可与宋玉、景

差侪也。且屈体衍长，变体已成，荀体短促，犹

存诗式，后世合和二家，兼取其义耳，非本同也。

宋玉《风》、《钓》之体，亦非荀卿《蚕》、《箴》之

流，补充了《文选》、《历代赋汇》等书的不足：一是屈

骚为源，其后有宋玉《九辩》等，后来发展为枚乘开

创的七体，二是东方朔等人的设词体，三是赋体。而

赋体中的《幽通赋》、《思玄赋》等，则又有《离骚》、

《远游》的影子。以《七发》来自《九辩》，或可商议，

但这样的总结在此前的确很少见，直至许结先生

［

４］９５５

伦也。

这是针对刘勰的观点而言的。刘勰《文心雕龙·诠

赋》云：“于是荀况《礼》《智》，宋玉《风》《钓》，爰锡

１７１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

张衡〈思玄赋〉解读》一文才提出类似的看法。许

荀卿赋物，亦以致意。宫殿苑囿，前无所原，始

［３］７２９

先生指出：“仅据汉代言志抒理之赋创作实况，我以

为至少有三类较为明显：一是纯粹仿骚类，如贾谊

于相如，曷可以其篇大而升之哉！

赋之源出诗骚，志情纪行，乃真诗骚之遗，

郊祀、耕藉、畋猎出于《雅》、《颂》，哀伤出于《国

风》，斯当类而次之，依其源之先后为次第。今

乃随意编之，以情居末，犹可云防淫，其他则混

矣。京都之体最后，而乃以为首，此盖文士之

见，爱其篇体广博耳。昭明于诗一类，略依

《风》、《雅》、《颂》为次第，首尾明白，何于赋乃

《

吊屈》……其言志之法，皆吊屈以自悲。二是答难

论辩类，有东方朔《答客难》……其言志之法，设驳

论以自解。三是赋体明理类，此类内涵最为丰富

…

…然其言志之法，又均以赋体之铺陈描写、兼取骚

体之婉曲笔法，述心明理，体达人生哲学境

［

１４］１１５

界。”

显得更为恰当、明了。

此外，如对于郊祀、耕籍、畋猎赋作的源流探讨：

ꢀ 郊祀、耕籍、畋猎诸作，皆记典礼，源于大、

［

１５］２３

混乱如此？

ꢀ

然赋之托始，荀屈为先。述行序志，屈固开

小《雅》，非京都宫苑之比也。昔人以相如之赋

皆兼苑猎，遂混而一之，未当也。体始相如，而

专言畋猎，托讽寓意。扬雄而后，渐归典质。其

先；庶品杂类，荀实创始。若京殿苑猎，则古无

［

４］９５５

其体，创自汉京。以论先后，小者当先。

《文心雕龙》以“京殿苑猎，述行序志”概括大赋

的题材，《文选》赋类以京都为首，而草区禽族庶品

杂类及志居后。在刘咸炘看来，这样的语言表述或

顺序安排是不恰当的，因为都没有顾及到源流变化

的顺序：述行序志赋始于屈原，为赋之正义，庶品杂

类始于荀子，至于京都、宫殿苑囿之作，则始于相如，

且后者受了屈辞的影响，所以刘勰的语言表述不当，

而《文选》分类顺序也颠倒了。

［

３］７３０

别出者，则为飏颂符命之文。

认为此类赋源于大小《雅》，其体始自相如，变

于扬雄，而别出为飏颂符命之文。寥寥数语，即将源

流正变陈述得清清楚楚。

３

．相关文体及各题材赋作在文集中的排列顺序

既然注重源流变化，则难免涉及到这个问题。

作为目录学家，刘咸炘特别强调这一点。

以文体论，刘咸炘注意到《文选》赋居诗前的顺

序问题：

二ꢀ 刘咸炘论赋的结构

刘咸炘曾论述到赋的结构等问题，比如对“乱”

的探讨等。其中值得注意的是对问答体的分析。

赋常采用客主问答的结构，后世有人将首段的

问答视为序。刘咸炘以为既然《汉志》有“客主赋”

一类，那么赋文就是一个整体，不存在序和正文的问

题：

ꢀ

ꢀ 惟是昭明既主于《诗》，则当先诗，次骚，次

赋，源流乃明。今乃先赋次诗，而又自解之曰：

古诗之体，今则全取赋名。”夫赋虽兼该六义，

今固犹有诗存，非赋所能该也。此倒者一

“

［

１５］２３

也。

③

对此，章学诚已有疑问。刘咸炘此言明显是

受章说的影响。但时过很久，经过认真考虑，他以为

这种顺序也有一定道理，所以又补记说：

ꢀ ꢀ 赋多藉问答以发篇，故《汉志》有“客主赋”

［

３］７３２

之目，非序也。

④

这其实是继承了苏轼的看法。基于此，他明

确反对祝尧把问答体的赋分为文、赋两部分并陈述

流变的言论：

ꢀ

ꢀ 先赋后诗，今觉其不可轻非。《七略》诗赋

略亦先赋后诗，盖尝时自以汉赋直承三百篇。

五言诗初行，境犹未广。古人视诗赋为一，不似

后人之分别。昭明之叙次，实承《七略》

ꢀ ꢀ 元祝尧《古赋辨体》论《子虚》、《上林》，

谓：“问答之体，源出《卜居》、《渔父》，宋玉辈述

之，至汉而盛。首尾是文，中间是赋。传久而

变，中间之赋，以铺张为靡，专于词者，流为齐

梁、唐初之俳体。首尾之文，以议论为便，专于

理者，流为唐末及宋之文体。”《提要》称为“于

正变源流，言之最确”。按：此说大非。诸子书

多藉问答，问答原不止于赋乃有之。《卜居》自

是设辞，《客难》、《解嘲》所祖，与《子虚》、《上

［

１５］２４

耳。

这显示出他虽然推崇章学诚，但又能独立思考

而不盲从的学术个性。

以题材论，刘咸炘针对刘勰及萧统之言，多次指

出序志之作应置于京都或宫殿苑囿赋之前：

ꢀ

ꢀ （刘勰）以述行序志置于宫殿苑囿之后，则

有未尽矣。屈辞，昔人拟之《小雅》，本以序志；

１７２

赵俊波ꢀ 刘咸炘赋论述略

林》自殊。铺张之辞，源于楚辞诸篇，不专祖

卜居》、《渔父》；唐末及宋之文，问答之体，自

话，指出祝说之不足：“其说于汉散体赋之流变失之

《

于简单，于宋文赋的文体构成则失于片面。具体而

言，汉赋的首尾之文，只是文赋的一个来源；唐宋文

学散文的观念和实践，唐诗的重意象和宋诗的重理

出诸子，亦不专祖《卜居》、《渔父》。源流各别，

何可以其皆问答而混之？班固《两都》，亦藉问

答发端，此自《子虚》、《上林》之裔，非出《卜

居》、《渔父》也。祝氏既不知其各别，乃又强分

文、赋，赋本一篇，非同于序，岂可分哉！强名为

文，尤属虚造。尧书于拟骚为外集，本未知源

［

１７］１３１

就文赋

趣，对文赋的影响，实不减汉人古赋。”

的生成这一点而言，分析得更为深入和全面，所以虽

然二人所持理由不同，但却殊途而同归。

其四，赋文作为一个整体，不能割裂为“文” 或

“赋”。这和苏轼《书〈文选〉后》之言的实质是相同

的，即不能把赋文视为不同文体的简单组合。

祝尧的说法颇有影响，四库馆臣也赞同其说，后

世鲜有异议者，而刘咸炘据以反驳，其观点或许可以

商榷，但的确也显示出独立思考的学术气质和学术

勇气。

［

３］７３２

流，《提要》乃亟称之，误矣！

祝尧之说得到四库馆臣的激赏。他们均从源流

的角度来论赋，以为作为问答体的赋，《子虚》、《上

林》源出《卜居》、《渔父》；首尾是文，长于议论，流为

文体赋；中间是赋，长于铺张，流为俳赋。

作为目录学家，刘咸炘也穷源溯流，予以反驳。

其一，问答体的赋不仅仅是出自《卜居》、《渔

父》，同时还应追溯到诸子。在《设词》一文中，他也

指出：“设词亦赋也，其体源于屈原之《卜居》、《渔

父》，庄周之惠施问难，实本纵横炜烨谲诳之说，庄

三ꢀ 刘咸炘论骚、赋关系及其旁衍

骚、赋关系历来众说纷纭，而某些题称非“赋”

的文体，其实质也是赋，程千帆先生称之为“赋的旁

［

１８］５７

。

衍”

［

２］７３９

这种看法实际上来自章学诚赋源

列寓言之流。”

其一，骚与赋。

于诗骚诸子的观点。

骚、赋的关系，历来众说纷纭，或言其同，或言其

就均采用问答结构这一点而言，以《子虚》、《上

林》出于《卜居》、《渔父》，祝尧之言也无不可，刘咸

炘显得过于执着。但若溯源，除了《卜居》、《渔父》

外，还应溯至诸子，所以祝尧之说不全面。祝尧的不

全面情有可原，因为此前罕有人将诸子视为赋源之

一；至章学诚才鲜明地将二者相关联，刘咸炘的看法

建立在这一新说的基础上，不无道理。

异。刘咸炘是前一种观点的支持者，同时又就骚赋

分列的做法提出自己的意见：

ꢀ ꢀ 昭明分骚、赋为二，其序赋遂仅举荀、宋，非

也。刘勰《辨骚》、《诠赋》亦各为一篇，统名楚

辞为骚。然勰特于赋体既变之后专论屈、宋，故

［

２］７２９

别为一说，其实作本称赋。

在刘咸炘看来，赋应追溯于屈、荀，而非荀、宋，

屈骚实亦为赋。但并非所有具有楚辞形式的作品都

是赋，如：

其二，《卜居》流为《客难》、《解嘲》，而非《子

虚》、《上林》。虽然同为问答体，但若深究其思想、

语言等，这两类作品却截然不同。刘咸炘以为，前者

是问答体的类赋之文，后者是赋；前者出于荀而质，

ꢀ ꢀ 后世效屈用兮用只者，短促入于歌行杂曲，

非赋也；效荀者托物寓意，短促入于箴戒器物

铭，亦非赋也。然屈荀自是赋，故总述于此而明

⑤

后者出于屈宋而文；前者近子，表达思想，后者为

［２］７２９

赋，铺陈过度，劝百讽一。后者继续流变为班固《两

都赋》等，虽然也是问答，但与《卜居》、《渔父》无关，

所以不能混同。

其流枝。

这是针对祝尧《古赋辨体》来说的，其书“外录”

部分称不泥于题之名而重文之实，所以选录了一些

虽不以赋为题但实质为赋的作品。但同时未免过于

宽泛，以操、歌二体而言，在他看来，“操与诗赋同出

而异名”，“盖歌者，乐家之音节，与诗赋同出而异名

其三，俳赋源于楚辞其它篇章，文体赋出自诸

子，皆非来自《卜居》、《渔父》。在刘咸炘之前，何焯

曾批评祝尧之说，以为首尾的议论中也有赋的成分，

如首之“车驾千乘”等及尾之“齐东陼巨海”等句，唐

［

１９］卷十，１１，１８

耳”

。其操类收《履霜操》、《雉朝飞操》等

［

１６］卷四十五，８６８

末及宋人无铺张的才能，才写成了文赋

。

七首及《南风歌》、《麦秀歌》、《采薇歌》等十六首，

均依“兮”成篇。在刘咸炘看来，此类作品即歌行杂

曲，很难称“赋”。

这其实是对祝说的补充。相较之下，刘咸炘之论才

是真正的反驳。其后万光治先生也针对祝尧的这段

１７３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２］７３３

也。

其二，赋与颂。

刘咸炘《文式·赋》中说：

刘咸炘从两方面指出赋颂之别。一是内容方面

的区别。颂的内容可分三类，只有颂美人物之作和

赋截然区分，其它歌颂功德特别是赞美器物之类最

易与赋相通。二是写作方面，赋放颂敛。

其三，赋与设词。

ꢀ

ꢀ 刘勰《诠赋》后半篇专论草区禽族……此

类之赋，多名为颂。盖颂本诗之一体，义主形

容，凡赋物色皆形容也，故假名焉。如屈子《橘

颂》、董仲舒《山川颂》。《长笛赋》序曰“作《长

笛颂》”，是其证也。作者短促，始流为颂之一

体耳。至马融之《广成颂》，本赋而曰颂，亦取

形容之义而非物色之流，盖亦以赋可互称也。

刘咸炘继承前人许多看法，如认为设词也是赋，

源于《卜居》、《渔父》及诸子之文，分为七体及对问

两类。七体源于《孟子》，重在箴戒；对问起于宋玉，

重在写志。同时辨别了总集、别集等在文体分类方

面的谬误。这些看法继承了刘勰、章学诚等人的观

点，并无新意。

《

汉志》李思《孝景皇帝颂》，在赋中则又不止物

［２］７３１

色也。

其《文式·颂赞》一文中又指出：

ꢀ 颂为《诗》之一体。刘勰曰：“颂者，容也，

ꢀ

值得注意的有两点，一是在基于设词亦赋这一

观点的基础上，刘咸炘将许多设词之文都视为赋，

如：

美盛德而述形容。” 是初只施于告神。吉甫作

颂，虽出朋友，亦形容之一义也。屈子《橘颂》、

仲舒《山川》、东方朔《旱颂》、马融《广成》，皆

ꢀ ꢀ 凡设为嘲戏及告语动植者，皆设词之类。

蔡邕《释诲》，末系以歌。陆云《牛责季友》，又

《嘲褚常侍》 ……繁钦《嘲应德琏文》、唐程浩

《上天鼓文》、独孤及《招北客文》、杜甫《柳公紫

微仙阁画太一天尊图文》，亦设词也。韩之《讼

风伯》、《送穷》，柳之《乞巧》、《骂尸虫》、《斩曲

几》、《宥蝮蛇》、《憎王孙》、《招海贾》、《辩伏

［

２］７３３

赋之异名。

赋颂何以通称？班固《两都赋序》云赋“或以抒

下情而通讽喻，或以宣上德而尽忠孝，雍容抑扬，著

［

４］卷一，３

于后嗣，抑亦雅颂之亚”

。刘勰以为在“ 敷

写”方面颂体似赋。祝尧论潘岳《藉田赋》时，以为

此作是赋而非颂，原因是：“要之，篇末虽是颂，而篇

［

１９］卷五，１５

［２］７４０

中纯是赋，赋多颂义少，当曰赋。”

直以篇幅

神》皆此类也，谓之赋亦可也。

长短来确定文体归属，未免过于简单。黄侃论颂，以

为“诵其本谊，颂为借字”，诵读的当然都是韵文，

这无疑扩大了赋体的范围，是赋学研究者所应

注意的。

“

是则颂之谊，广之则笼罩成韵之文，狭之则唯取颂

二是指出了设词在流变方面的一些错误认识。

如七体的变化：

［

２０］７１

，是以赋颂通称。各执一端，也各有一

美功德”

定的道理。

ꢀ ꢀ 屈之《九章》，虽篇各为目，而义实相连。

宋玉效之为《九辨》，枚乘祖其意而改其调，不

用楚声，词兼奇偶，制为七问七答，陈义相衔，名

为《七发》。自后作者甚众，刘勰所见，已十有

余家，兼数齐梁已来，今可见者又四五家。故

《隋志》有“七林” 之辑。柳宗元《晋问》，实以

而在刘咸炘看来，颂本来就有描写形容之义，而

名物赋也须描写形容，二者在这一点上具有共同点，

因此可以互称。联系挚虞《文章流别论》中所说的

［

２２］２６４７

，刘咸炘此

“

或以颂形，或以颂声，其细已甚”

言可备一说。

但颂、赋毕竟不同，并非所有的颂都是赋，二者

也有区别：

ꢀ 颂有三类，美功德一也，美名人二也，美器

［

２］７３９

此体而抒写乡土，非七林箴戒之体。

东方朔《七谏》自是祖《九章》而兼用其调，

ꢀ

非《七发》之比。且乘前于朔，而吴曾祺沿李善

［２］７３９

物三也。惟图像之颂，专为美名人，乃非赋之所

夺。其二类者，一流为符命之文，一为赋之变

体。然符命无句度。赋体既成，扬厉极盛，而颂

体之成，限于短言，不贵曼衍。故优游彬蔚，体

物浏亮，陆机分为二说焉。抑赋以述志，颂美本

非正旨，则赋颂分类，不特体变不同，亦义有殊

之误，谓枚原楚词《七谏》，误矣。

前条指出“七” 源于“九”，枚乘之作祖屈宋之

意，而改楚调为奇偶相间之文；柳宗元《晋问》更改

变了七体箴戒的传统。

后条指出李善、吴曾祺等人的错误，按《七发》

李善注：“七发者，说七事以起发太子也，犹楚词《七

１７４

赵俊波ꢀ 刘咸炘赋论述略

［

４］卷三十四，１５５９

但刘咸炘以为二者有很大的

谏》之流。”

以上两点，成就了刘咸炘赋学思想的学术价值。

区别，《七谏》祖《九章》之意，而《七发》则非，且枚

乘早于东方朔，故李善说有误。鲁迅先生１９２６年在

厦门大学讲授《汉文学史纲要》时尚沿袭李善旧说，

而刘咸炘已于１９１８年撰成此文，从中可见刘说的学

术价值。刘咸炘的这一说法，目前已为学界所接

如文中所述，他的不少观点———如指出作为文体的

赋与作为六义之一的“赋” 不同、分析序志赋的流

变、设词的流变等———已走在了同时代人的前列，甚

至很多年后才有嗣响，其突出的学术意义或学术价

值不言而喻。

⑥

受。

其三，较为系统的研究内容。刘咸炘采用的语

言表达方式是传统的，随笔评点，类于赋话，但合观

之，却自成系统。其赋论包括起源、体式、流变、结构

及作家作品评论等，涉及文体、源流、创作艺术等多

个方面。

四ꢀ 刘咸炘赋论的特点

通过以上的探讨，可以刘咸炘赋论的几个特点。

其一，“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研究方法。这

一方法来自章学诚。刘推崇章，自言其“原理方法，

［

２３］１１６６

。又说：“校雠者乃一学法

得自章先生实斋”

其四，不足和局限。当然，刘咸炘论赋也有欠缺

之处，如重视汉魏六朝之作，而轻视唐后之赋：“赋

者古诗之流，以汉魏六朝为则，唐韩柳犹能为之，宋

人则不能矣，欧公《秋声》、苏子《赤壁》，皆别调也

之名称，非但校对而已，不过以此二字代表读书辨体

知类之法。章实斋先生全部学问都从校雠出，我全

［

２４］８５

故其论赋，也常从目录学

部学问亦从校雠出。”

［

２５］５６

所以其

的角度着眼，追根溯源，梳理赋的分类、流变，因此显

示出宏通开阔的学术视野，提出了不少富有启发意

义的见解，如对序志赋源流的梳理等。

……若应试诗赋，则制艺试帖之流耳。”

论赋多就汉魏之作而言。如在论序志赋时，认为此

类作品盛于汉魏六朝，“六朝尚多，颜介《观我生

［

３］７３０

，其看法又稍显保

其二，突出的学术个性和学术勇气。刘咸炘学

养深厚，贯通四部，且能独立思考而不盲从。如本文

所述，他针对许多权威的说法提出了自己的疑惑，包

括李善对“赋者古诗之流”阐释、祝尧的“首尾是文

中间是赋”等等；即便对于自己推崇的章学诚，他也

不盲目信从，如关于《文选》赋居诗前的顺序问题

等。

赋》，其特出也，自后渐稀”

守。诚如何新文先生所言：“从总体看，此期赋论仍

然属于传统赋论的范围。论赋者接受传统赋论观念

的影响……偏重楚汉古赋，而缺乏对包括唐宋及清

人律赋在内的整个赋史的全面认识，偏颇和局限依

［

２６］３５４

这说的是晚清、近代的论赋者，但也

旧明显。”

适用于刘咸炘。

注释：

①

刘勰曾举出前代赋中大量使用比兴的例子：“若斯之类，辞赋所先，日用乎比，月用乎兴。”（见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

注·比兴第三十六》，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５８年版，６０２页）祝尧常以比兴来评价咏物赋，其后王芑孙、刘熙载、李祥等也有类

似言论。他们看到了赋义的变化，但都没有和“赋者古诗之流”的表述联系起来。

②

从辞、赋关系的角度看，若以辞、赋同体，则屈、荀同列，否则，当然是荀、宋并称了。如徐志啸先生以为：“荀卿是最早的赋

家，这无疑义。”“另一个最早的赋家，应如刘勰所说，是宋玉，而不是屈原。”原因在于“屈原不是赋家，其作品也非赋”（见徐

志啸《历代赋论辑要·赋说》，复旦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版，１２７页）。刘咸炘此论系针对刘勰《文心雕龙》而言，刘勰虽分《辨

骚》、《诠赋》，但其本意是目骚为文之枢纽而非文体，故仍以辞、赋为同体（参见：黄侃《文心雕龙札记·辨骚第五》，上海古

籍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版，２３页；刘永济《文心雕龙校释·诠赋第八》，中华书局１９６２年版，２４页等）。既然如此，那么最早的赋家

当然是屈、荀，所以刘勰不应以荀、宋并列。

③

章学诚云：“赋者古诗之流……义当列诗于前，而叙赋于后，乃得文章乘便之次第。刘、班顾以赋居诗前，则标略之称诗赋，

岂非颠倒欤？每怪萧梁《文选》，赋冠诗前，绝无义理，而后人竞效法之，为不可解。”（见章学诚著、叶瑛校注《校雠通义·汉

志诗赋第十五》，中华书局１９８５年版，１０６５页）

④

⑤

参见：苏轼撰、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中华书局１９８６年版，２０９５页）卷六十七《书〈文选〉后》：“宋玉《高唐》、《神女》赋，自

‘

玉曰唯唯’以前皆赋，而（萧）统谓之序，大可笑。相如赋首有子虚、乌有、亡是三人论难，岂亦序耶？”。

参见：刘咸炘《文学述林·辞派图》：“汉世辞赋，枚、东出于荀，马、扬出于屈、宋，荀赋质而屈赋文。”“荀卿深于《礼》而善赋，

其赋喻礼，采皆傅质，与苏、张、屈、宋殊。”（刘咸炘《推十书》戊辑一，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９年版，３１页）

１７５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⑥

如易先生定《七发》作于前１４９年，是时东方朔仅１３岁，故不可能作《七谏》。参见：赵逵夫《七发与枚乘生平新探》，收于其

《

古典文献论丛》一书，中华书局２００３年版，３０８⁃３２６页；易小平《西汉文学编年史》，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版，９１页等。

参考文献：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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