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４２卷第４期

２０１５年７月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ＳｉｃｈｕａｎＮｏｒｍａ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Ｓｏｃ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Ｅｄｉｔｉｏｎ）

Ｖｏｌ．４２，Ｎｏ．４

Ｊｕｌｙ，２０１５

从迷茫到回归：近百年儒家经典研究平议

ａ

杨世文，郑ꢀ 晔

ｂ

（

四川大学ａ．历史文化学院，ｂ．政治学院，成都６１００６４）

ꢀ

ꢀ 摘要：近百年来，由于政治、社会与文化的变动，儒家经典的研究也表现出诸多有别于传统经学的新气象，经历

了一个从批判到尊重、从迷茫到回归、从“疑古”到“走出疑古”曲折的过程，留下了一些教训，也取得了大量超越前

人的成绩。未来的儒家经典研究，应当走历史学、文献学、语言学、考古学以及思想史相结合的道路，打破条块分

割，实现多学科的沟通、互动、融合，从而更好地对儒家经典作出阐释。此外，儒家经典作为全人类的文化遗产之

一，我们还应当将其放在人类文明发展史的背景中去加以研究、比较和评估，在理论创新方面做出自己的贡献。

关键词：近百年；儒家经典研究；平议

中图分类号：Ｂ２２２ꢀ 文献标志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５３１５（２０１５）０４⁃００１４⁃０７

ꢀ

和接受。不过，无论是错误的观点，还是有价值的成

果，都将成为学术史上的一个环节，影响到未来学术

研究的方向和进程。因此，在世纪之交，对过去百年

一

学术史进行系统的总结和研究，既是必要的，也是必

须的。

近百年来，中国大地风云激荡，政治运动接踵而

清代学者阮元有言：“学术盛衰，当于百年前后

［

１］序，７

一百年虽然只是历史长河中短暂

论升降焉。”

的一瞬，但刚刚过去的这一百年，对我们有更特殊的

意义。从晚清开始，中国传统学术已开始悄然发生

变化，“古今”、“中西”之间的争论已经露出端倪，预

示了此后百年中国学术之变局。进入２０世纪以后，

随着帝制时代的结束，西方新的学术思想、理论与方

法的输入，这种变化更加激烈。从１９世纪末２０世

纪初以来，各种各样的学术思想、学术观点经过时间

的考验与筛选，有的已被证明是谬误，理应被抛弃，

而有的则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为后世学者所认可

至，各种思潮也此起彼伏，相互推动，十分壮观，而其

中的两大政治变局和两次思想运动，最为剧烈，影响

深远。一是辛亥革命结束了帝制时代，使制度化儒

学解体，儒学作为主流意识形态的地位丧失；接着发

生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传统伦理道德的批判，使

孔子和传统儒学的尊严不再。二是１９４９年新中国

的成立，马克思主义理论成为新的全民信仰。此后

发生的“文化大革命”，对传统文化肆意践踏，儒学

被看成是落后的、反动的、封建的思想文化的代表，

收稿日期：２０１４⁃１２⁃１０

基金项目：四川大学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研究专项项目（项目号：ｓｋｑｙ２０１３１６）；国家基金重大项目巴蜀全书子项目（项目

号：１０＠ＺＨ００５）；四川省重大文化工程巴蜀全书子项目（项目号：ＢＳＱＳ２０１３Ｚ０３）；贵阳社学堂合作项目；儒家文明协

同创新中心合作项目。

作者简介：杨世文（１９６５—），男，重庆潼南人，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古籍所研究员、国际儒学研究院教授，主要从事中国学术

史、儒学文献整理研究；

郑晔（１９６７—），女，四川南充人，四川大学政治学院教授，主要从事政治理论研究。

１４

杨世文ꢀ 郑ꢀ 晔ꢀ 从迷茫到回归：近百年儒家经典研究平议

受到极大的摧残。直至７０年代末“文革” 结束，政

治上拨乱反正，思想领域逐渐解放，传统文化才又受

到尊敬和重视，儒家思想和经典的研究才步入正常

轨道，迎来了“一阳来复”的局面。

学者，虽然经历无数次的运动和批判，但他们的学术

活力仍在释放；在儒家经典研究领域，唯物史观被广

泛运用到学术研究之中，疑古思潮仍有相当大的影

响。这期间，港台学者的研究接续了民国以来的传

统，作出了特有的贡献。８０年代以后，经过拨乱反

正，学术研究的环境得到改善，传统文化资源的价值

重新受到肯定，从事儒家经典研究的学者日渐增多，

对外交流日趋频繁，学科交叉、综合的趋势也越来越

明显，研究方法趋于多元化，学术成果也如雨后春笋

层出不穷。９０年代之后，由于郭店楚简、上博楚简

等地下考古资料的发现与公布，疑古学者的许多观

点受到挑战与质疑，儒家经典研究也开始“走出疑

古时代”，成为哲学、考古学、历史学研究的热门课

题。２０世纪最后２０年是儒家经典研究的黄金时

期，成果丰硕。２１世纪初，这种势头继续保持，并有

新的发展。总的来说，百年来中国的儒家经典研究，

经历了一个从批判到尊重、从迷茫到回归、从“疑

古”到“走出疑古”曲折的发展过程。

与政治变迁、思想发展相适应，近百年儒家经典

研究也经历了四个历史阶段。晚清到１９１９年“五

四”新文化运动之前这个时期，传统儒学的政治地

位虽然摇摇欲坠，但儒家思想仍然受到尊重，是中国

人的主体信仰。与此相应，儒家经典的研究主要是

传统的注疏考证，出现过一些较有影响的著作。同

时，有些学者已经开始认识到，中国儒学研究不能仅

仅停留在中西、新旧之争，中国学术要有新发展，必

须走中西贯通和融合之路；新思想、新材料、新方法

也慢慢受到一些目光敏锐的学者如章太炎、刘师培、

罗振玉、梁启超、王国维等人的重视，并用之于学术

实践。２０世纪２０到４０年代，是中国学术史上的一

个活跃时期，中国学术界呈现一番格外开放的局面。

一方面，大量留学欧美的学者回国，成为当时学术界

的骨干力量；另一方面，一批本土成长起来的学者也

活跃在学界，不少没有受过正规大学教育的学者也

被延聘到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燕京大学等校任教。

这个时期正是中西学术交流与融合最活跃的时期，

学者纷纷将西方各种研究方法介绍到中国。如胡适

大力宣传杜威的实验主义，何炳松翻译了鲁滨逊的

二

传统儒家经典研究主要采用经学方法，不外汉

学、宋学两派。汉学重训诂名物、章句注疏，宋学则

强调义理解经，发挥经典中的思想。近百年儒家经

典研究受新思潮、新观念的影响，在方法论上，虽有

对传统的继承，但总的来说传统方法随着经学观念

的变化而渐趋式微，代之而起的是与新史学思潮相

适应的新观念、新方法。其中实证主义作为一种考

据和论证方法，在中国可谓源远流长。在２０世纪，

它又与新史料、新观点以及西方科学方法相结合，对

儒家经典研究与考证影响甚巨。

《

新史学》。如此之类甚多，无疑开廓了中土学人的

视野。与此同时，西方现代学科体系、学术研究方法

和理论大量被移植到中国，各种研究机构及大学文

学、史学、哲学、经济等系所也纷纷成立。

由于社会剧烈变革，加上相对自由的学术氛围，

中国思想文化上的论战空前地活跃。从“五四”到

抗日战争前后，诸如问题与主义之争、东西文化之

争、科学与人生观之争、社会史的论战、现代化问题

的讨论等等，空前激烈，让人目不暇接。这是自春秋

战国之后中国文化生活中从未有过的错综纷繁的景

象，可以看成是２０世纪的一场“百家争鸣”。就儒

家经典研究领域而言，“古史辨”派和疑古思潮产生

了巨大的影响，因此这３０年对儒家经典的研究也主

要以怀疑、辨伪为主。１９４９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以后，一直到７０年代末，由于政治意识形态的需要，

官方过多地干预学术研究，儒学文化的价值基本上

被否定，导致这３０年学术研究数量和水平严重下

降。不过也应当看到，一些从三四十年代走过来的

自司马迁倡导“考信于六艺”，形成我国史学的

一个优良传统，即重视实证；至清代乾嘉学派，这种

实证主义方法被运用到极致，出现了精湛的考据学。

但乾嘉考据学也有其致命的弱点，“他们的方法是

归纳和演绎同时并用的方法”，重视材料的搜集，在

一定的范围内，尽量做到网罗无遗。但是，归纳法也

［

２］２８２

有局限性，一般说，“举例证” 方法是危险的

。

［

３］序，１

另外，由于迷信经典，“治经断不敢驳经”

，影响

了其学术方法的客观性。他们考证的根据限于传世

文献，重视训诂名物，繁琐饾饤，多属为考据而考据，

对社会历史问题缺乏关注。到２０世纪，由于新史料

１５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的大量发现，西方科学研究方法（如兰克史学）的传

入，实证主义研究方法得到广泛运用，并有新的发

展。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王国维倡导的“二重证

据法”，即以出土文物与文献材料对证。陈寅恪先

生说：王氏“学术内容及治学方法，殆可举三目以概

括之者。一曰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

证。 ……二曰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

正。 ……三曰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

证。 ……吾国他日文史考据之学，范围纵广，途径纵

没有错。经历了“疑古”思潮的洗礼，我们才能更好

地走出迷茫，以更加理性的精神对待传统文化和历

史文献，使未来的学术研究真正步入求真求信的时

代。

除实证主义方法外，唯物史观、人类学、社会学、

文化学、诠释学理论与方法对２０世纪学术也产生了

很大的影响，但相对而言，这些理论方法对社会史、

思想史的影响更大一些。近百年来儒家经典研究取

得许多成绩，实证主义的治学方法功不可没。

［

４］２１９

。自从２０世纪初

多，恐亦无以远出三类之外”

王国维提出“二重证据法”，大大扩展了史料的范

围，为古史、古文献研究开辟出一片新的天地，从而

形成“新证”一派。许多学者在注重传世文献的同

时，更重视利用考古资料来解决儒家经典方面的问

题，从而使一些聚讼千年的问题有了一个最终的答

案。

三

由于学术观念和研究方法的更新，近百年来儒

家经典研究表现出诸多有别于传统经学的新气象，

取得了许多超越前人的成绩。简单地说，在以下诸

问题的研究成绩值得注意。

与此同时，胡适在学术研究方法上提出“大胆

假设，小心求证”，重视实证材料，强调要“有几分证

据，说几分话”，“有五分证据，只可说五分的话，有

１

．孔子与六经的关系问题

关于孔子与六经的关系，其实《史记·孔子世

家》有明确记载，孔子对六经进行过整理，有述有

作。如关于《书》、《礼》，司马迁说：“孔子之时，周室

微而礼乐废，《诗》《书》缺。追迹三代之礼，序《书

传》，上纪唐虞之际，下至秦缪，编次其事。曰：‘夏

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

也。足，则吾能征之矣。’观殷、夏所损益，曰：‘后虽

百世可知也，以一文一质。周监二代，郁郁乎文哉！

吾从周。’ 故《书》传、《礼》记自孔氏。” 关于《乐》、

《诗》，司马迁说：“孔子语鲁太师：‘乐其可知也。始

作翕如，纵之纯如，皦如，绎如也，以成。吾自卫反

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古者《诗》三

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上采契、

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始于衽席，故曰：

‘关雎之乱以为《风》始，《鹿鸣》为《小雅》始，《文

王》为《大雅》始，《清庙》为《颂》始。’三百五篇，孔

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

礼乐自此可得而述，以备王道，成六艺。”关于《易》，

司马迁说：“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

《说卦》、《文言》。读《易》，韦编三绝。曰：‘假我数

［

５］７８４

。傅斯年也倡导

十分证据，才可说十分的话”

史学便是史料学”，主张“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

“

［

６］９

脚找材料” ，“一份材料出一分货，十分材料出十

［

６］８

分货，没有材料便不出货” 。胡适、傅斯年的治学

方法与实践，都受到了实证主义的影响。２０世纪二

三十年代兴起的“古史辨”运动，也体现了中国传统

学术方法与西方新理论、新方法的融合。正如陈其

泰先生所说：“顾颉刚古史辨伪学说，不仅是传统学

术中疑古风气的发展，而且是在五四时期中西学术

交融这一意义重大的思想文化思潮的有力推动下而

兴起的。它是当时西方强劲传入的新学理，尤其是

科学理性精神，批判、审查史料的方法，重视逻辑、系

统和‘历史演进’的方法，与传统学术中乾嘉严密考

证方法，今文学派猛烈批判千百年来禁锢人们头脑

的泥古、守旧、僵化思想体系的怀疑和进取精神，互

［

７］１３

当然，思想的解放也导致“疑

相结合的产物。”

古”思潮的泛滥，有的地方怀疑过头，造成杨向奎先

［

８］１１

。如对孔子与

生所指出的“玉石俱焚” 的后果

［

９］１９３５

但是，后世流

“

六经”关系的判断、对《左传》作者与时代的判断、

年，若是，我于《易》则彬彬矣。’”

对《周礼》时代的判断，都有不少失误，给当时的古

史研究者添加了许多麻烦，以致有人用了很大力气

来正本清源。当然，这些只是儒家经典研究史上的

小小插曲，“疑古”作为史料鉴别的一种手段，本身

传的五经中的某些内容与文献记载有不一致之处，

因此一些疑古学者根本否认孔子与六经的关系，如

钱玄同撰《重论今古文学问题》等文，认为孔子无删

述或制作六经之事，不相信《史记》等文献的记

１６

杨世文ꢀ 郑ꢀ 晔ꢀ 从迷茫到回归：近百年儒家经典研究平议

［

１０］２２

。但经过２０世纪学者的认真研究，特别是从

载

就后世“六经” （实为“五经”）作者与时代而

近年的考古发现和文献研究的最新进展来看，疑古

派的很多说法是立不住脚的。现在学术界形成基本

一致的看法，孔子与六经发生过非常密切的关系，

言，近百年的研究虽没有完全得出一致的结论，但在

某些方面已经有了基本相同或相近的看法。

就《周易》而言，经过近百年学者的研究证明，

所谓“文王重卦”之说是不可靠的。特别是考古学

界通过对商周甲骨文、陶文、金文中的一些奇怪的符

号的探讨，指出这些符号就是商周时期以数字形式

刻写下来的八卦、六十四卦符号。因此，《易》筮及

六十四卦出现的时代至少可以上推至殷商。《周

易》卦、爻辞的作者问题，直至今天虽不能说完全解

决，但学术界基本上有一个共识，即卦、爻辞的形成，

不会是某一个人的作品，也不会是某一时间突然出

现的。它的完全定型，应当经历了一个相当长的时

段。西周以前就有卜筮，必然也有卜辞、筮辞。这些

卜辞、筮辞的作者是掌管卜筮的巫、史。《周易》的

卦、爻辞是在前人留下的卜辞、筮辞基础上整理加工

而成，成书时代在殷、周之际。《易传》七种十篇的

下限都不出战国。其中《大象传》等可能要早些，

《序卦》等可能稍晚些，《彖》、《象》二传，都可能晚

至战国才写定成篇。《易传》的思想渊源于孔子，但

战国时期的孔子后学对《易传》各篇也作了许多创

造、发挥工作。

《

史记》的记载应属可信。

．儒家经典体系的形成问题

儒家经典体系的形成，是一个经过选择、整理与

２

阐释的过程。这个过程的基本完成，应当以“六艺”

并称为标志。《庄子·天运篇》记孔子对老聃说：

“

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

自以为久矣，孰知其故矣。”这是儒家学派以外的人

转述孔子直称“六艺”为“六经”。《礼记·经解》以

“

经解”名篇而说六教，这是儒家著作称“六艺” 为

六经”。根据考证，《庄子》和《礼记》都是战国到

汉初时的作品。而“六艺”之名，始见于贾谊《新书》

和司马迁《史记》。因此有的学者据此认为“六艺”

或“六经”并称的时间很晚。有的学者甚至坚持孔

子与《易》无关的成见，认为先秦没有“六经”或“五

经”，直到秦或西汉，《周易》才被纳入儒家系统，

《

诗》、《书》、《礼》、《乐》、《易》、《春秋》才开始并

称。这样的看法曾经非常流行。但是，１９７３年，湖

南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了１２万余字的帛书，其

中有六篇《易传》，共１６０００余字，记录了孔子与学

生关于《周易》的讨论，证实了孔子与《易》的密切关

系，孔子有解《易》之事。另外，１９９３年１０月，在湖

北省荆门市郭店一号楚墓出土了８０４枚楚简，墓主

人的下葬年代在战国中晚期，因此推断简书的写成

当在战国初期，其中《性自命出》、《六德》、《语丛

一》等简书虽有残缺，但大体可以看成是孔子门人

或后学的作品，这些作品中已普遍将《诗》、《书》、

而《尚书》各篇的成书年代更加复杂，２０世纪学

者结合各种历史文献，认真清理，考证力求周密、严

谨，提出了许多不同的意见和看法，丰富了《尚书》

研究的内容。尤其是对《古文尚书》的研究，学者对

清人的意见从方法到结论都作了重新检讨，提出了

一些新的看法，表明这个问题研究渐次深入。

《诗经》一书，经过多年的研究与争鸣，对先秦

《诗经》的流传、孔子与《诗经》的关系、删诗说、《诗

序》的来历等问题有了更进一步的认识，取得了一

些共识。

《

礼》、《乐》、《易》、《春秋》六经并称。因此可以确

定，先秦时期有《诗》、《书》、《礼》、《乐》、《易》、《春

秋》六经，六经并称起源于孔子，应该是有根据

《周礼》一书的成书时代争论较大，但现代学者

运用金文资料中所载周代官制与《周礼》比较，得出

一些非常有价值的结论，证明《周礼》的官制并非空

穴来风，这是“二重证据法”在儒家经典研究领域中

的成功范例。

［

１１］４７－５８，６５

的。

３

．“六经”的作者与年代问题

孔子之前，“六经” 作为历史文献就已经存在。

孔子所传授的“六经”与后世所传“六经”并不完全

相等。孔子虽对“六经” 作过阐释、编定，并以此作

为教材，传授弟子，但“六经”文本并非从此无变化，

孔门弟子、后学对这些儒家文献作过进一步的修订、

损益和重编。因此，承认孔子与“六经”有密切的关

系，并不是说“六经”完全是孔子手定。

《仪礼》、《礼记》的研究，也取得了不少进展。

《仪礼》的形成过程较长，它是由孔子弟子、后学陆

续撰作而成的，但不能否认它是一部先秦旧籍。

《礼记》各篇虽经汉人编辑整理，但多数篇章的形

成，应在汉代之前，是孔门弟子、后学的著作。

１７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

春秋》及三传的研究，在孔子与《春秋》的问题

流变、西汉《周易》的面目等，皆可得到新的认识。

上、《左传》的作者问题上、《公羊》《谷梁》二传成书

时代的问题上基本也取得了比较一致的意见，即孔

子据鲁史修《春秋》，并根据自己的善恶、是非标准

对史料作过剪裁、删削，“刘歆伪造《左传》”之说已

经被彻底否定，公、谷二传的成书时代也不会晚到汉

代。

尤其是２０世纪末郭店楚简的出土、上海博物馆购藏

战国楚竹书的公布，以及近年来清华简的面世，对于

推动儒家经典研究向纵深发展，具有特殊的意义。

总之，出土文献在近百年学术史上引起一次又

一次的震动，掀起一波接一波的研究热潮，改变了长

期以来我们对早期儒家经典的模糊甚至错误的认

识。这些出土文献的发现，填补了学术思想史上的

许多空白，解决了学术思想史上不少悬而不决的疑

案，纠正了学术思想史上许多模糊甚至错误的认识，

开拓了中国学术思想研究的新途径。通过出土儒学

文献的研究，早期儒学思想传承脉络渐次清晰，孔孟

之间的儒学发展空档得以填补，先秦以来儒家经典

的传承与流变更加清楚，其学术价值无法估量。

除以上诸条外，对儒家经典的语言文字、训诂音

韵、流传演变、译注整理的研究，以及儒家经典的分

人、分时、分专题的研究，近百年来也取得了许多引

人注目的成绩，在诸多方面实现了对前人的超越。

《

孝经》的成书也不晚于战国。这些看法，有的

是对前人疑点的回答，有的是对错误观点的纠正；在

论证方法上，既有对传统考据方法的继承和发扬光

大的一面，也结合西方学术理论与方法，在创新方面

有诸多成功的尝试。

４

．出土文献研究与学术史重写

利用出土文献对儒家文献进行研究，近百年来

取得了许多重大的成果，许多对中国早期文明的认

识因此发生了改变。简帛佚籍的发现，对于研究中

国早期学术思想史具有极重要的价值。李学勤先生

曾经指出：“简帛书籍的发现研究作为学术前沿，带

动了不少学科的进步，影响是多方面的，但关系最直

接、影响最大的，显然是学术思想史”；“大量简帛

四

‘

惊人秘籍’的出现，迫使学者们对学术思想史的若

干根本问题作重新审查和思考”，“由于简帛的出

现，古代学术思想史必须重写”，“因为新发现涉及

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典籍，对古代学术思想看法的

改变，同时也必然波及对后世，一直到近代若干学术

思想问题的认识”，如关于２０世纪疑古思潮的重新

认识问题；“疑古的一个主要内涵，是对古书的怀

疑，而简帛书籍的发现，确实给了大家很好的机会，

近百年来，儒家经典研究虽经历过许多风雨，但

也留下过无数道彩虹，既有大量值得总结的经验教

训，也有许多可以称道的学术成绩。而这些成绩，首

要之处在于学术观念的更新。在历史上，传统经学

研究虽然经历多次“变古”，但万变不离其宗，“尊

经”、“崇圣”的观念则是一致的，并没有因为学术取

向、经学研究范式的变化而变化。即使宋代以来兴

起的疑经思潮，指出儒家经典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问

题，但他们的出发点是要“卫道”，廓清经典中的“杂

质”和后人的附益成分，还圣人之经的本来面目，维

护经典的纯洁性。近百年来，由于儒学地位的变化，

人们对经典的认识也发生了根本的改变，人们可以

站在一个较为客观的立场上来探讨经典的问题。经

典不再是神圣的权威，经书所记不再被看成确定无

疑的“信史”，而仅仅是一种需要辨析的“史料”，是

可以质疑、研究的对象，导致经学角色向史学转换，

卫道信仰向科学研究转换。由于思想束缚被解开，

学者可以对过去的经典发表任何看法，这无疑对儒

家经典的研究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这也是近

百年来儒家经典研究领域呈现“百家争鸣”局面的

重要原因。

［

１２］３

，对其“进

对疑古思潮所达到的结果进行衡量”

步性应有充分肯定，对其不足及副作用则须补充和

［

１２］４

。我们看到，

修正，并提高到方法论上来反省”

通过研究甲骨文、金文，可以解决《尚书》、《诗经》、

三礼文献中的一些疑难问题。石经残片、敦煌吐鲁

番出土文献对于研究汉魏到隋唐时期经学流变与经

典传承、校勘经籍文字有不可忽视的作用。武威汉

简之于《仪礼》，八角廊儒家文献之于《论语》、《孔子

家语》、《说苑》、《大戴礼记》，阜阳汉简之于《周

易》、《诗经》，都有巨大的研究价值，不仅可以丰富

了我们对汉代经学的认识，而且大量的异文也可校

勘后世传本之误。马王堆帛书《周易》经传的出土，

易学史上长期争论不休的一些问题，诸如孔子与

《

周易》的关系、六经并称的时代、《易传》的分合与

１８

杨世文ꢀ 郑ꢀ 晔ꢀ 从迷茫到回归：近百年儒家经典研究平议

近百年的儒家经典研究也留下了诸多教训。

出疑古时代”的口号；１９９４年，出版《走出疑古时代》

一书，学者称其：“宣告了疑古时代的结束，是一件

“

疑古”与“辨伪”实际上是互相联系、互相补充的，

疑”是“辨”的前提，“辨”是对“疑”的回答。因此，

疑古”与“辨伪”基本上可以互用。 “疑古”与“辨

［

１４］１２９

。李先生提出“ 走出疑古时

划时代的大事”

代”，得到学术界的广泛响应，也引发了学术界的长

期争论。 “古史辨”派在史料审查方面建立了一套

方法，虽然不尽科学，但还是有参考价值的。他们的

出发点是“求真”、“求信”，目的是建立真实可靠的

古史系统。无论其最终结论如何，其尝试还是值得

肯定。至于疑古过头，我们可以通过再研究，利用考

古资料与文献相结合的方法，纠正其偏。不少学者

对“疑古派”的方法都作过检讨，并利用出土文献、

传世文献，结合现代技术手段，对过去认为是“伪

书”或“晚出”的文献作了重新研究。

伪”都属于中国传统的考据学的范畴。顾颉刚先生

在《古籍考辨丛刊》序言中对考据学下了一个定义：

“

‘考据学’是一门中国土生土长的学问，它的工作

范围有广、狭二义：广义的包括音韵、文字、训诂、版

本、校勘诸学；狭义的是专指考订历史事实的然否和

书籍记载的真伪和时代。总之，它以书籍为主体，要

彻底弄明白许多书籍的文字意义和社会意义，来帮

［

１３］１

中国历史上，很早就有疑古

助人们了解历史。”

辨伪的传统。到了清末，康有为受巴蜀学者廖平学

术思想的影响，作《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为

变法张本，认为孔子不是“六经”的整理者，而是“六

经”的作者，“六经”都是孔子为了“托古改制”的需

要而制作的。这样，经典中的历史事实是否可靠，就

要打上大大的问号。 “古史辨”派的初衷是为了更

准确地认识中国上古史，他们认为上古史应当建立

在更可靠的史料之上，所以要用“科学”的方法去彻

底审查记载古史的文献（尤其是儒家经典）。从这

点上说，其出发点无可非议。但是，由于主观和客观

因素的影响，他们有些人脑海里往往存有“凡古皆

伪”的先见，方法论上采用了张荫麟所批评的“默

证”、胡适所批评的“丐辞”，由此出发进行的辨伪工

作往往并非“科学”和“客观”，导致许多古文献被打

入“伪书”的另册，其成书时代被大大拉后，其史料

价值被否定或大打折扣，造成中国上古史史料上的

空白，中华文明史被大大缩短。

裘锡圭先生曾经指出：“我们走出疑古时代，是

为了在学术的道路上更好地前进，千万不能走回到

轻率信古的老路上去。我们应该很好地继承包括古

书辨伪在内的古典学各方面的已有成果，从前人已

经达到的高度继续前进。只有这样做，古典学的第

［

１５］１４

事实

二次重建才能正常地顺利地进行下去。”

上，盲目“疑古”与盲目“信古”都不是科学的态度，

对于古文献，应当具体分析，正确的方法应当是“信

其可信，疑其可疑”（程颐语）。我们走出疑古时代，

其实包含着尊重与吸取清代和近世疑古辨伪学者们

的有价值的成果。这种“走出” 是辩证地扬弃。古

书流传过程极其复杂，许多书处于“非伪非真” 之

间，其中既有原作者的原文，也有后世的增补、删改，

并不是一个“真”或“伪”能够简单概括的。无论是

六经，还是先秦诸子，都有这类情况。因此，要抛弃

成见，作扎实的研究，不能简单对古文献定性。

幸好“地不爱宝”，２０世纪中国考古学取得长足

的发展，许多地下文物重见天日，不仅证明了中国文

明史可以在时间上追溯到传说中的“五帝”时代，在

空间上多元并起，分布于黄河、长江、辽河、珠江、巴

蜀、齐鲁、闽浙、青藏、云贵、甘新等广大区域，而且还

证明了先秦、两汉的许多古籍真实可信，疑古派的许

多观点和看法正在被否定。事实证明，盲目疑古既

不符合中国历史和学术发展的实际，也不利于学术

的进步，对于２０世纪以“古史辨”派为中心的疑古

思潮需要重新加以检讨。早在３０年代，冯友兰先生

就提出史学研究三阶段说，即“信古、疑古、释古”，

他认为，一味“信古”不行，极端“疑古”也不行，“释

古”才是我们的方向。１９９２年，李学勤先生提出“走

总之，近百年来，由于政治、社会与文化的变动，

儒家经典的研究也表现出诸多有别于传统经学的新

气象，经历了一个从批判到尊重、从迷茫到回归、从

“疑古”到“走出疑古” 的曲折过程，留下了一些教

训，也取得了大量超越前人的成绩。我们有理由相

信，未来的儒家经典研究，应当走历史学、文献学、语

言学、考古学以及思想史互相结合的道路，打破条块

分割，实现多学科的沟通、互动、融合。唯有如此，才

能更好地对儒家经典作出阐释。另外，我们也应当

把儒家经典放在整个人类文明发展史上加以观照，

实现研究方法的突破、思想理论方面的创新。值此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际，传统儒学的创造性转化和

创新性发展，面临着一个千载难逢的机遇，儒家经典

１９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的研究将会有一个更加广阔的天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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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Ｍ］．上海：上海书店，１９８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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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ｏｎｔｈｅＳｔｕｄｉｅｓｏｆＣｏｎｆｕｃｉａｎＣｌａｓｓｉｃｓｉｎｔｈｅＲｅｃｅｎｔＣｅｎｔｕｒ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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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ａｋｅｔｈｅｔｈｅｏｒｅｔｉｃａｌ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ｔｈｅｒｅｃｅｎｔｃｅｎｔｕｒｙ；Ｃｏｎｆｕｃｉａｎｃｌａｓｓｉｃｓ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ｄｉｓｃｕｓｓｉｏｎ

［

责任编辑：张ꢀ 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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