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４２卷第４期

２０１５年７月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ＳｉｃｈｕａｎＮｏｒｍａ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Ｓｏｃｉａｌ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Ｅｄｉｔｉｏｎ）

Ｖｏｌ．４２，Ｎｏ．４

Ｊｕｌｙ，２０１５

“

故事化”叙事与先秦“事语”文献的演进

夏ꢀ 德ꢀ 靠

（

湖州师范学院文学院，浙江湖州３１３０００）

ꢀ

ꢀ 摘要：“故事化”叙事欲望源于史官群体为了挽救其在先秦时期文化政治地位的坠失而做出的一种努力姿态，

由此也奠定先秦史传文献“事语”这一文体形态。先秦“事语”文献可以从编年体、“事”与“语”之间组合两个角度

进行形态学划分。按照前一标准，“事语体”可划分为编年体“事语”与本末体“事语”两大类型；按照后一标准，大

致可划分为言显事隐、言隐事显及言事并重三种形态。这些次生态文本之间存在交叉融汇的地方，言显事隐、言隐

事显及言事并重这些形态可以是独立的，也可以与编年体结合，甚至互相之间可以被有机组合在同一文本中。站

在演进的立场上看，言事并重的叙事模式高于言显事隐、言隐事显这两种类型，当言事并重方式出现之后，先秦史

官群体的叙事技巧已臻于完善，从而预示纪传体文献的即将出场。

关键词：先秦史官；故事化叙事；先秦史传文献；事语体

中图分类号：Ｉ２０６．２ꢀ 文献标志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５３１５（２０１５）０４⁃０１１６⁃０８

ꢀ

ꢀ 先秦史传文献构成古典史学发展的重要环节，

还未发表）。如《左传》一类古书恐怕就是用这类材

料编成，现在的《国语》、《国策》也是此类古书的孑

遗。早期史书，是以‘ 春秋’、 ‘ 世’ 为筋脉骨骼，

‘语’、‘故志’、‘训典’ 为躯干血肉，这对后世有很

其史体的创制及丰富性、典范性深刻影响后世史著

的形成。然而，就先秦史传文献的生成过程来看，长

期以来虽然有许多学者给予热情的关注与精心的研

究，这方面事实上也累积了不少有意义的学术创见，

可是在史体的发展上仍有一些地方或者说环节并没

有得到清晰的描述。随着出土文献的不断面世，不

但在数量上丰富了先秦史传文献，同时也为认识先

秦史传文体的演进过程提供新的契机。在出土的先

秦文献中，李零先生指出：“过去我们的印象，古代

史书，‘春秋’最重要，但从出土发现看，‘语’的重要

性更大。因为这种史书，它的‘故事性’胜于‘记录

性’，是一种‘再回忆’和‘再创造’。它和它所记的

［

１］２０２

大影响。”

依据李先生的看法，“语”是先秦史传

文献的重要类型，这样，“语”类文献本身的文体形

态及其生成自然就特别需要注意。本文从先秦史官

编纂行为这一文化生态去具体审察先秦史传文献的

“故事化”现象，以期清理早期史传文献的生成、发

展及“事语体”的演变过程。

一ꢀ 先秦史传文献的“故事化”叙事

顾颉刚先生在《古史辨自序》中谈及用故事的

方法去研究古史，他指出：“我们只要用了角色的眼

光去看古史中的人物，便可以明白尧舜们与桀纣们

所以成了两极端的品性，做出两极端的行为的缘故，

也就可以领略他们所受的颂誉和诋毁的积累的层

‘

事’和‘语’都已拉开一定距离，思想最活跃，内容

最丰富，出土发现也非常多（马王堆帛书《春秋事

语》和《战国纵横家书》只是其中的两种，其他材料

收稿日期：２０１４⁃１８⁃１３

基金项目：本文系２０１１年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上古知识、观念与文献体系的生成与发展研究”（１１＆ＺＤ１０３）的阶段性

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夏德靠（１９７４—），男，湖南溆浦人，文学博士，湖州师范学院文学院教授，从事先秦文学研究。

１１６

夏德靠ꢀ “故事化”叙事与先秦“事语”文献的演进

次。只因我触了这一个机，所以骤然得到一种新的

的完整性。因此，《左传》的叙事在《春秋》的基础上

增加事件过程性的载录，这不但使事件的因果性得

以呈现，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构筑《左传》文本的“故

事化”叙事。

［

２］２３

顾先生用故

眼光，对于古史有了特殊的了解。”

事的眼光考察古史，探究古史文本的形成过程，这无

疑是富有启发意义的，但在这一研究视域中，似乎过

于强调这些故事虚饰的性质。我们此处所要讨论的

先秦史传的“故事化”，固然不排斥或否认其虚饰的

现象，但更为主要的是探究史传“故事” 的编纂行

为，进而寻找其文体的演进过程。我们知道，“故事

化”叙事虽然在先秦史传文献中占据极为重要的位

置，但并不是每一部史传文献都存在这种现象。这

也就说明，对于“故事化”叙事现象来说，既需要考

察先秦史传文献个案的叙事特征，又需要分析“故

事化”叙事的产生问题。

《左传》叙事的“故事化”现象在先秦史传文献

中并不是特例，这一现象还见之于《尚书》、《国语》、

《战国策》等文献中。刘知几在《史通·六家》中说：

“盖《书》之所主，本于号令，所以宣王道之正义，发

话言于臣下；故其所载，皆典、谟、训、诰、誓、命之文。

至如《尧》、《舜》二典直序人事，《禹贡》一篇唯言地

理，《洪范》总述灾祥，《顾命》都陈丧礼，兹亦为例不

［

４］１

纯者也。” 刘氏认为《尚书》除少数篇章之外，大

都“本于号令”，也就是说，《尚书》在文体上主要呈

现记言的特征。这一点《汉书·艺文志》表述更为

清晰：“《书》者，古之号令，号令于众，其言不立具，

在先秦史传文献中，《春秋》这部文献往往只载

录事件的结果，几乎不涉及过程性，因此，从叙事学

的角度来看，《春秋》虽然具有“记事”的因素，但这

种“记事”是不完备的，在很大程度上只起着指示的

作用。比如在《春秋·隐公元年》中有这样的记载：

［

５］１７０６－１７０７

又说：“古之王者世有

则听受施行者弗晓。”

史官，君举必书，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左史记言，

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帝王靡不同

［

３］７

［５］１７１５

《尚书》的显著特征是记言，然而，在这样

“

夏五月，郑伯克段于鄢。” 依据这一记载，我们能

之。”

够获知在鲁隐公元年五月间郑伯与段之间进行了一

场战争的信息，可是这也只是停留于战争结果的叙

述，而有关这一战争行为的诸种事实却被悬置起来，

我们无法从中察知更为详细的过程。通过这一具体

例证，可见《春秋》的叙事留下太多的事实空白，而

这一叙事模式贯穿了整部《春秋》文献。《春秋》的

这种叙事方式引起后人的非议，像汉代的桓谭、宋代

的王安石等均就此发表过不满的评论。比较起来，

的记言文本中，也可以发现“故事化”叙事现象。譬

如《金滕》这一记言文本叙述周武王克商之后两年

患了重病，周公亲自向太王、王季、文王祷告，准备以

一己之身替武王去死。祝告的册书藏在金属束着的

匣中。后来管叔、蔡叔流言说周公将不利于成王，成

王因此怀疑周公。一次偶然的天灾，成王打开金滕

之匮，发现周公求代武王死的册书，终于澄清误会。

整体上来看，文本叙事曲折，特别是有关天灾的描述

充满神话的韵味。

《

左传》这部文献则呈现出非常清晰的叙事线索，它

注重事件的过程性描述，即在《左传》中，我们可以

读到比较详细的历史过程。也就是说，《春秋》只重

视历史事件，而在《左传》文本中，历史事实的过程

性被清晰地描叙出来。同样以“郑伯克段” 为例，

《国语》在文体上沿承《尚书》的特征，也是以记

言为主，其区别在于《国语》载录的主要是规谏之

辞，这是不同于《尚书》的地方。当然，《国语》在文

本上也展露自身的特征，即在结构上呈现“三段式”

特征，亦即规谏的起因、经过及结果。例如：

《

左传》首先叙述武姜对郑庄公与共叔段二个儿子

的不同态度，以此为基点，文本详细载录武姜偏爱共

叔段、帮助其夺取郑国政权，共叔段扩展地盘，郑国

大臣数谏庄公，庄公隐忍谋划，最后兄弟在鄢地发生

战争这些事件。这些行为片段的联缀将“郑伯克

段”这一事件的因果关联较为细致、完整地呈现出

来。我们借助《左传》的记录，不仅获知“郑伯克段

于鄢”这一事件，同时也认识这一事件的发展过程。

在“郑伯克段”这一文本中，史官还增录郑庄公与武

姜修补母子关系的事实，更加丰富“郑伯克段”叙事

ꢀ ꢀ （ａ）恭王游于泾上，密康公从，有三女奔

之。其母曰：“必致之于王。夫兽三为群，人三

为众，女三为粲。王田不取群，公行下众，王御

不参一族。夫粲，美之物也。众以美物归女，而

何德以堪之？王犹不堪，况尔小丑乎？小丑备

［

６］８

物，终必亡。”康公不献。一年，王灭密。

从结构上来看，上述文字可以划分为三个层次：首

先，“恭王游于泾上，密康公从，有三女奔之”这句话

叙述事件的缘起；接着，载录一段记言，这是密康公

１１７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的母亲针对儿子的行为所提出的规谏；最后，记录后

果。这段文字省略一些环节，但情节的脉络是清晰

的，整体上可视为一个“小故事”。这样的例证在

同时也没能解释《尚书》的“故事化”叙事现象。此

后，刘知几将先秦史传文献的形成做了整体的思考，

指出史官的传史方式经历了由言、事分立到言、事相

兼的演变过程。《史通·载言》说：“古者言为《尚

书》，事为《春秋》，左右二史，分尸其职。盖桓、文作

霸，纠合同盟，春秋之时，事之大者也，而《尚书》缺

纪；秦师败绩，缪公诫誓，《尚书》之中，言之大者也，

而《春秋》靡录。此则言、事有别，断可知矣。逮左

氏为书，不遵古法，言之与事，同在传中。然而言事

《

国语》文本中还存在很多，特别是《国语》中还有一

些情节非常曲折的文本，如骊姬乱晋、重耳之亡以及

吴语》、《越语》等。《战国策》沿承《国语》的文本

《

特征，但“故事化”叙事的倾向进一步加强。《国语》

中虽然已经存在曲折的故事文本，可是它往往是由

若干次故事文本组成，如骊姬乱晋就是由《史苏论

献公伐骊戎胜而不吉》、《史苏论骊姬必乱晋》、《献

公将黜太子申生而立奚齐》、《优施教骊姬远太子》、

［

４］８

相兼，烦省合理，故使读者寻绎不倦，览讽忘疲。”

在承继《玉藻》及《汉志》既有观点之基础上，以比较

的、发展的眼光具体分析《尚书》、《春秋》、《左传》

的形成问题。刘知几指出，《尚书》、《春秋》由于遵

循言、事分立的撰史原则，各自主要侧重于记言、记

事，在这种情形下，无论是《尚书》还是《春秋》，并不

关心自身文本之外的其它撰史形式，于是形成比较

纯粹的记言文本与记事文本。从前面的的分析中得

知，《春秋》只载录事件的结果，人们虽然能够知道

某一事件的存在，可是无法察知它的过程。《左传》

改造言、事分立的原则，将言、事有机融合在一起，最

终形成完备的叙事。因此，刘知几在讨论《左传》文

体时虽没有明确提及“故事化”叙事问题，但其分析

事实上已经接触这一点，这是值得肯定的。并且，刘

知几看到了《尚书》 “为例不纯”，可惜的是对《尚

书》的“故事化”也没有作讨论。

《

优施教骊姬谮申生》、《骊姬谮杀太子申生》等系列

文本而构成。《战国策》却存在一篇文本叙述情节

曲折故事的现象，比如《苏秦始将连横》这一文本首

先详细叙述苏秦游说秦惠王的经过及惨败结局，接

着刻画苏秦狼狈回家情状，涉及家人的冷淡、苏秦的

失意及发愤苦读这些情节，继而又叙述苏秦的成功、

得意与家人的前倨后恭，这些环节有机组接在一起，

使情节跌宕起伏，曲折有致。

这样看来，在先秦史传文献中，除了《春秋》这

一类文本不重视事件的过程性外，《尚书》、《国语》、

《

战国策》以及《左传》这一些文献在不同程度上重

视事件的因果性叙述，这种叙事特征导致先秦史传

文献“故事化”现象的出现。

二ꢀ 史传文献“故事化”叙事的生成

在先秦史传文献中，有很多文献存在“故事化”

现象，可是仍有部分文献虽然有叙事倾向，但“故事

化”特征并不明显。综合这些方面，就需要思考“故

事化”是如何在史传文献中出现的。

从《玉藻》到刘知几，他们用记言、记事来分析

先秦史传文献形成的观点无疑是值得珍视的，并且

多少也涉及“故事化”叙事形象。从记言、记事的角

度来看，先秦史传文献大体可以划分为三系：《尚

书》、《国语》、《战国策》一系；《春秋》一系；《左传》

一系。《左传》在编年上承继《春秋》，同时也吸收记

言文献，因此，《左传》其实是对前两类的综合。在

“故事化” 叙事问题上，它主要集中在《尚书》、《左

传》两系。《左传》的“故事化”现象可以用刘知几的

言、事相兼观点来解释，那么，《尚书》、《国语》、《战

国策》这些文献的“故事化”叙事又是如何生成的？

也就是说，记言文献何以会出现“故事”，它们能否

也可以用言、事相兼来加以分析呢？这些问题需要

进一步考察《尚书》、《国语》等文献的文本状态。

我们还是先来分析《国语》载录的“恭王灭密”

事件。依据前面的叙述，这一文本可以划分为三个

层次，即起因、规谏过程及结果。这里需要特别注意

就目前的资料来看，《礼记·玉藻》及《汉书·

艺文志》是较早的、并且是自觉地较为系统地阐释

先秦史传文献形成问题的文献。《礼记·玉藻》指

［

７］８７７

它认为先

出：“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

秦时期存在左史、右史两类史官，它们分别承担记

行、记言的职责。《汉书·艺文志》说：“古之王者世

有史官，君举必书，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左史记

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帝王靡不

［

５］１７１５

《汉志》不但分析史官记言、记事分职载

同之。”

录原则形成的原因，还进一步将左史、右史的职能与

春秋》、《尚书》的形成联系起来，这比起《玉藻》来

《

显然更具说服力。然而，《汉志》的不足也很明显，

即它并没有进一步分析先秦其它史传文献的形成，

１１８

夏德靠ꢀ “故事化”叙事与先秦“事语”文献的演进

的是结果的表述：“康公不献。一年，王灭密。”这个

结果实际上包含两层意思：一是“康公不献”，二是

果———康公这个行为是即时性的，史官完全可以当

下予以载录———整个文本在结构上显得完整，有一

定的“故事化”因素。但是，在这个文本中，故事情

节主要是康公对其母规谏的直接回应，至于其母规

谏话语中具体内容并没有落实，就此而言，（ｃ）文本

较（ｂ）文本的“故事化”有所增强，但情节的完整性

仍存在一定的缺陷。 “恭王灭密”的事件发生在规

谏行为之后的一年，当这一事件发生之后，史官适时

完成二次编纂工作，形成（ａ）文本，使整个叙事臻于

完善。

“

王灭密”。也就是说，这个结果其实由两个次结果

组成。 “康公不献”针对其母的规谏来说可以说是

一种结果，而两个次结果之间又形成一种因果关系，

“

《

不献” 的行为引发“灭” 的后果。在这一意义上，

国语》叙述“恭王灭密”事件层次分明，一环紧扣一

坏，十分严谨。

然而，从编纂的角度来看，“恭王灭密” 这个文

本显然不是一次就能够完成的，“一年”这个用词提

示“恭王灭密”文本至少经过两次编纂。这就表明，

康公母亲的规谏过程实际上是一个原文本。史官最

初记录的很可能只是规谏之辞：

通过剖析“恭王灭密”这个文本，我们可以得出

这样一些认识。一是“恭王灭密”文本的“故事化”

叙事在很大程度上是史官编纂的结果，从这种编纂

行为来看，呈现的却是言、事相兼的撰史方式。也就

是说，言、事相兼这种方式参与《国语》文本“故事

化”叙事的建构。二是“恭王灭密”文本的几种可能

形式对于理解《国语》很有启发意义，《国语》许多文

本具有“恭王灭密”文本所呈现的几种可能形式的

特征。在这一点上，有些地方需要做出说明。 “恭

王灭密”文本的三种可能形式实际上可归为两类：

一是起因＋规谏，即（ｂ）文本；二是起因＋规谏＋结果，

即（ａ）文本与（ｃ）文本。《国语》在文本上一个重要

特征是“三段式” 结构，亦即“起因＋规谏＋结果”。

一般来说，接受规谏的，只具备前两个层次，即（ｂ）

文本形式。对于规谏而不接纳的，在其文尾一定记

载所可能有的后果。譬如穆王征犬戎，结果是“荒

服者不至”；厉王弭谤，结果是流于彘；宣王不藉千

亩，败于姜氏之戎，又料民太原，结果是“幽王乃废

灭”；景王铸大钟，结果是“钟不和”。又如陈灵公杀

于夏氏，晋灵公杀郗至等。因此，“三段式” 结构是

经过多次编纂的结果。值得注意的是，《国语》中有

些篇目没有遵循“三段”式的范式，只记载违礼却缺

乏相应的征验记录，类似（ｂ）文本，但是，若通观《国

语》，就会发现在其它地方交待此种征验。例如，

《鲁语上》载子叔声伯预言苦成叔（郄犫） “ 亡无

日”，本文并未载录他的命运，但《周语下》（单襄公

论晋将有乱）与《晋语六》（范文子论胜楚必有内忧）

均提到三郄被杀。这种情形与《史记》的互见法接

近，显然是出于有意识的编纂。当然，《国语》（包括

《战国策》）“故事化”的形成还有其它方式，这在前

文已经述及。整体上来看，先秦史传文献“故事化”

的生成可以用言、事相兼的撰史方式来加以解释。

ꢀ

ꢀ （ｂ）恭王游于泾上，密康公从，有三女奔

之。其母曰：“必致之于王。夫兽三为群，人三

为众，女三为粲。王田不取群，公行下众，王御

不参一族。夫粲，美之物也。众以美物归女，而

何德以堪之？王犹不堪，况尔小丑乎？小丑备

物，终必亡。”

也就是说，划线部分的文字很可能属于隐性文本，即

作为记忆文本而存在。这一推测是基于如下事实：

《

国语·鲁语上》载录臧文仲准备祭祀海鸟，展禽的

劝告使他放弃这个想法，文章最后说：“是岁也，海

多大风，冬煖。文仲闻柳下季之言，曰：‘信吾过也，

［

６］１７０

据此，

季之之言不可不法也。’使书以为三筴。”

当时记录的并不是整个过程，而仅只是展禽的规谏

话语，《鲁语上》这个文本显然是后来编纂的结果。

当然，上述文本也可能是这样：

ꢀ

ꢀ （ｃ）恭王游于泾上，密康公从，有三女奔

之。其母曰：“必致之于王。夫兽三为群，人三

为众，女三为粲。王田不取群，公行下众，王御

不参一族。夫粲，美之物也。众以美物归女，而

何德以堪之？王犹不堪，况尔小丑乎？小丑备

物，终必亡。”康公不献。

从叙事的角度来看，（ｂ）文本的开头只起着交

待背景的作用，主要目的显然在于记录康公母亲的

言论。同时，这番言论预测了事件的结果。然而，仅

凭这个文本难以肯定这个结果一定就会出现。因

此，这个文本的叙事是不完整的。在这一意义上，纯

粹的记言文本一般难以形成“故事化”叙事，这也是

《

（

尚书》很少“故事化”文本的重要原因。（ｃ）文本在

ｂ）文本的基础上由于增加“康公不献” 这样的结

１１９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

１２］１５１

；何晋主张《国策》、《国事》、《短

按照上面的分析，我们尽管可以借用刘知几言、

游士的言论

事相兼的观点来解释先秦史传文献的“故事化”叙

事现象，然而，有一个问题仍然需要追问，亦即是什

么原因敦促先秦史官群体采用言、事相兼这一文献

记录方式呢？换言之，先秦史官“故事化”叙事欲望

出现的原因何在。在《春秋》文本中，往往只书写事

件的结果，这意味着撰史者并不关心每一事件的过

程性及因果关系，这也就是说，撰史者注重结果的载

录这一文献方式，“遵循着甲骨卜辞以来的宗教载

录传统，以一种谨严的呈告方式记事，所关心的是行

长》、《事语》、《长书》、《修书》六者在本质上是一致

的，而游士的策谋言辞表现了当时的军政大事，这番

［

１３］１０

。这些观点之间无

言辞记录下来便是《事语》

疑有着差异，但是不能简单地对它们做出肯定或否

定的判断，而是可以将其理解为是对“事语体”特征

的部分把握，同时，这也正可说明“事语体”的复杂

样态。前面已经指出，由于编纂过程所呈现方式之

差异，“故事化”形态也随之不同，因此，编纂方式决

定“事语体”的特征及其形态划分。通观先秦史传

文献中的“事语体”，我们可以从两方面对其形态进

行考察：一是从编年体的角度，二是从“事”与“语”

之间组合的角度。

［

８］４

为本身是否合礼，是一种禁忌思维的产物” 。同

样，《尚书》关注人物言论的记录，实际上是沿袭五

帝三王以来的惇史记言传统，也就是说，在记言传统

之下，人们的注意力主要在于人物言论本身所呈现

出来的意义。 “故事化”叙事文本重视书写事件的

过程性，目的是通过这种书写来思考、寻找事件得以

发生的原因。比较起来，《尚书》、《春秋》的文本形

式表征着书写行为本身就代表一种权力，发挥着对

社会的裁决作用；而“故事化”叙事则意味着撰史者

只有在清晰地呈露历史事件的过程性中才能体现

首先来看第一点。在现有的先秦史传文献中，

《春秋》、《左传》属于编年体，《尚书》、《国语》、《战

国策》等则不是，在这一意义上，先秦史传文献中的

“事语体”整体上可划分为编年体“事语”与本末体

“事语”两大类型。在结构上，编年体“事语”实际上

是编年体与“事语”的融合。也就是说，这种“事语”

的编纂是在编年体架构之下进行的。这种文体现象

在《左传》上最为突出。刘知几在《史通·载言》中

说：“逮左氏为书，不遵古法，言之与事，同在传中。

然而言事相兼，烦省合理，故使读者寻绎不倦，览讽

“

对现实的阐释权力和裁判权力”。也就是说，“在

社会理性文化迅速发展的春秋时代，宗教性载录的

意义已经开始晦暗，史官为保持自己的文化权威，保

［

８］４

［４］８

忘疲。” 刘氏指出，《左传》的编纂改变了《尚书》、

证现实的秩序，而开始倾向于道德理性。”

可以

说，“故事化”叙事欲望源于史官群体为了挽救其在

先秦时期文化政治地位的坠失而做出的一种努力姿

态。

《春秋》各自注重记言、记事的做法，而是将言与事

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应该说，刘知几的这个观察是

准确的。然而，落实到《左传》的具体文本上，仍有

一些地方需要澄清。我们知道，《春秋》只关注事件

结果的载录，在形式上属于大事记一类。这样，《春

秋》虽然也是对历史事件的记录，但历史的过程性

毕竟在这种载史文本中并没有得到展现。因此，无

论是从历史效果，还是叙事角度来看，《春秋》“史”

的意义并未充分发挥出来。《左传》为了弥补《春

秋》叙事所带来的不足，引入了因果性叙述，即重视

历史事件过程性的描述。然而，历史事件过程性的

描述又是如何得以实现的呢？刘知几认为是将

“言”纳入“事”中，也就是用记言文献来描述历史事

件的过程性。后来司马光在讨论《左传》文本的生

成时也说：“先君以为邱明将传《春秋》，乃先采集列

国之史，因别分之，取其精英者为《春秋传》。而先

三ꢀ “故事化”叙事与“事语体”类型

从文体的角度来看，“故事化”叙事现象使先秦

史传文献出现“事语体”这一文体形态。由于“故事

化”生成的方式是多元化的，这就在很大程度上影

响了“事语”的文体特征。因此，在深入考察“故事

化”叙事类型之基础上，分析“事语体”特征不仅是

可能的，也是很有必要的。

就目前的研究来看，在“事语体”的认知方面还

存在不同的看法。刘向整理《战国策》时使用了“事

语”这一类材料，但没有对它做出进一步的说明；齐

［

９］３６２

；徐中舒指

思和认为《事语》为“记言之书也”

出：“《国事》《事语》二名，可能即按国别、按事类编

次的书。《事语》可能仍以记言为主，所以又称为

［

１０］

《

语》” ；杨宽推测《事语》 “是按事实分类编排

所采集之稿，因为时人所传，命曰《国语》，非丘明之

［

１１］

［１４］１０７１

所谓的“列国之史”，按照这段文字

的” ；郑良树指出《事语》属于记言类，主要记载

本志也。”

１２０

夏德靠ꢀ “故事化”叙事与先秦“事语”文献的演进

的表述，当属于《国语》性质的文献，也就是记言文

析《国语》、《战国策》这些文本的“事语” 时临时借

用“本末体” 这一概念，因为正如馆臣所言，“本末

体”正式出现于宋代的袁枢；二是“本末体”意指“备

诸事之本末”与“一事之本末”，按照这个说法，再结

合《国语》、《战国策》诸文本的实际，本末体“事语”

在这些文献中主要以“一事之本末”为主。在这个

问题上，《国语》、《战国策》有时使用一则“事语”来

叙述某一事件的过程性，如《国语》的“恭王灭密”；

有时则编排好几则“事语”来描述，如“骊姬乱晋”。

当然，在后一种情况中，这些“事语”具有相对的独

立性，因为它们各自叙述一个“事件”。无论是哪一

种情况，由于摆脱外在的束缚，本末体“事语”在叙

事上很自由，它可以在一篇之内尽情追求结构的完

整性，如《苏秦始将连横》这个文本；也可以将相关

的几个文本聚合在一起，以此展现事件的过程性，如

“骊姬乱晋”。因此，倘若从叙事的角度来看，本末

体“事语”较编年体“事语”更为有优势。

献。所以，《左传》文本吸纳大量的“事语”文献。

那么，《左传》的“事语”呈现何种特征呢？先来

看一则关于《左传》的评论，谢谔在给章冲《左氏传

事类始末》所作的序中说：“谔幼年于诸书爱《左氏》

之序事，因一事必穷其本末，或翻一二叶或数叶，或

展一二卷或数卷，唯求指南于张本。至其甚详则张

［

１５］

对

本所不能尽，往往一事或连日累旬不得要领。”

比刘知几与谢谔的观点是非常有意思的，刘氏对

左传》的叙事大加赞赏，谢氏则表达了抱怨，他们

《

对《左传》的看法显然相去甚远，这其中的原因需要

分析。《左传》通过将“言”与“事”有机地编纂而使

事件的过程性完整地透现出来，这较《春秋》乃至

《

尚书》的叙事来说显然是大的进步。比如“郑伯克

段于鄢”这个事件，《春秋》隐公元年就只是这么简

单地载录一句，《左传》则不一样，首先通过追叙武

姜因难产而痛恨庄公，百般帮助共叔段谋取君位，共

叔段因此积极筹备，以致兄弟之间发生君位之争，最

终以共叔段战争失利而结束这场游戏。《春秋》简

单的六个字在《左传》这里被演述成七百多字的故

事，在这一意义上，《左传》的“事语体”叙事无疑是

值得肯定的，这也是刘知几赞扬的原因。然而，我们

也不能不看到，由于受编年体的限制，《左传》在使

用“事语”文献时往往会割裂其完整性，比如“秦晋

崤之战”，整个事件被分割安置在僖公三十二年与

三十三年两年之中，严重者则如谢谔所言，“一事或

连日累旬不得要领”。这就说明，借助言、事相兼的

编纂行为，《左传》的叙事较《春秋》有了明显的改

善，历史事件的过程性、因果性得到较好的描述，然

而，在编年体框架的约束下，历史事件完整性的呈现

受到制约。可见编年体“事语”在叙事方面还是未

能臻于完满。

其次，就先秦史传文献中的“ 事语体” 而言，

“事”与“语”之间的组合是非常灵活的，从二者在叙

事中的地位而言，大致存在这样三种情形：言显事

隐、言隐事显及言事并重。

所谓“言显事隐”，这种形态在文本上的主要特

征就是以记言作为重点，属于核心文本，而记事则处

于辅助地位，是对“言” 的一种印证、补充。譬如上

引“恭王灭密”就是典型例证。扩而广之，《国语》中

的“三段式”文本大抵也属于此类。前面在分析“三

段式”时曾经指出这一文本的两种次生态形式，一

是“起因＋规谏”，二是“起因＋规谏＋结果”。第一种

形式的特征很明显，规谏这一记言文本显然占据主

导位置，“起因”只不过起着引出规谏的作用；至于

第二种形式也同样如此。可以说，《国语》文本中的

“三段式”结构属于典型的“语显事隐”现象。

至于本末体“事语”，它是相对于编年体“事语”

而言的，它缺乏明显的标志式时间语词，但并不是说

这种“事语”就没有时间观念。《四库全书总目》卷

四十九“纪事本末类”序云：“古之史策，编年而已，

周以前无异轨也。司马迁作《史记》，遂有纪传一

体，唐以前亦无异轨也。至宋袁枢，以《通鉴》旧文，

每事为篇，各排比其次第，而详叙其始终，命曰《纪

事本末》，史遂又有此一体。 ……凡一书备诸事之

所谓“言隐事显”，刚好与“言显事隐”相反，它

着重载录的是事件，所记之言往往只是对事件的补

充式评论。如《晋语九》：

ꢀ ꢀ 少室周为赵简子之右，闻牛谈有力，请与之

戏，弗胜，致右焉。简子许之，使少室周为宰，

［

６］４９６－４９７

曰：“知贤而让，可以训矣。”

这个文本主要叙述少室周让贤的过程，至于赵简子

之言只是对整个事件的一种评论。一般说来，这种

形态在《国语》中较少，《左传》中相对常见。若《隐

公三年》先叙述周、郑交恶：“郑武公、庄公为平王卿

［

１６］４３７

对

本末，与一书具一事之本末者，总汇于此。”

于本末体“事语”，有两点需要说明：一是我们在分

１２１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士。王贰于虢。郑伯怨王。王曰：‘无之。’故周、郑

交质。王子狐为质于郑，郑公子忽为质于周。王崩，

周人将畀虢公政。四月，郑祭足帅师取温之麦。秋，

我以偏衣、金玦，何也？” 里克曰：“孺子惧乎？

衣躬之偏，而握金玦，令不偷矣。孺子何惧！夫

为人子者，惧不孝，不惧不得。且吾闻之曰：

‘敬贤于请。’孺子勉之乎！”（ｂ）君子曰：“善处

［

３］２６－２７

然后以“君子

又取成周之禾。周、郑交恶。”

［

６］２７９－２８０

父子之间矣。”

曰”作结，这是对周、郑交恶事件的一种议论。

第三种类型即“言事并重”。它不同于前两种

类型之处就是在同一文本中，“言”与“事”之间虽然

也存在互相说明，但主要是融合在一起共同推进故

事的演进。譬如《晋语五》：

在这个文本中，大体上可以分为两个层次：（ａ）文本

属于“言事并重”的类型；（ｂ）文本即“君子曰”虽然

是就里克话语而做的评论，其实也可视为对此前整

个文本的评论，这样，它们又形成第二层次的文本。

那么，（ａ）文本与（ｂ）文本又是在怎样的情况下被编

纂在一起的呢？这个问题大致有两种可能：一是君

子是上述历史事件的直接参与人，或者是本次事件

的记录者史官，倘若是这样，这个文本应该是一次性

编纂的；二是文中的君子阅读这个历史事件之后才

做了上述评论，而这个评论被编纂者获取后予以编

纂，这样，上述文本经历两次编纂。

ꢀ

ꢀ 灵公虐，赵宣子骤谏，公患之，使鉏麑贼之，

晨往，则寝门辟矣，盛服将朝，早而假寐。麑退，

叹而言曰：“赵孟敬哉！夫不忘恭敬，社稷之镇

也。贼国之镇不忠，受命而废之不信，享一名于

此，不如死。” 触庭之槐而死。灵公将杀赵盾，

不克。赵穿攻公于桃园，逆公子黑臀而立之，实

［

６］３９９

为成公。

这段文字由两段叙事与一段记言所构成，鉏麑的话

一方面是对赵宣子的评价，亦即对晋灵公行为的回

应；一方面引出后面的故事情节。这样，“ 言” 与

现在无法确定这个文本的编纂是出于哪种情

况，但通过这个例证，我们又接触到先秦“事语体”

演进路径问题。当然，要全面讨论这个问题是较为

困难的。在此，只能就“事语体”的各种次生形态的

演进做出一个大体的描述。在言显事隐、言隐事显

及言事并重三种类型中，从演变进程来看，言显事隐

与言隐事显大体上属于早期形态，而言事并重则属

于后期形态。无论是言显事隐还是言隐事显，它们

在载录方式上仍有所侧重，即偏重于记言或记事。

从传史方式上来看，按照刘知几的看法，这两种类型

带有较为浓厚的言、事分立的特征，或者处于言、事

分立向言事相兼转化阶段。言事并重与此不一样，

在这一类型中，撰史者不但对于历史事件有着全面

的了解或把握，而且还力图将这一过程表述出来。

因此，在言事并重的类型中，言与事不再是历史事件

的断片，而是在事件的历史进程视野下，撰史者通过

对言与事的遴选与拼接，通过叙事的方式复原原生

态历史图景，这样，言与事之间不再存在孰轻孰重的

问题，而是共同满足于撰史者历史叙事欲望的需要。

所以，站在演进的立场上说，言事并重的叙事模式高

于言显事隐、言隐事显这两种类型，当言事并重方式

出现之后，可以说，先秦史官群体的叙事技巧已臻于

完善，从而预示纪传体文献的即将出场。

“

事”被有机组合在一起，是整个故事密不可分的环

节。可以说，“言事并重” 的形态反映先秦史官在

言”与“事”的技巧处理上相当娴熟，“故事化” 已

“

经十分完整了，这只要翻阅《战国策》是不难体会

的。

先秦“事语体”的形态无疑是复杂的，我们在此

也只是就其整体而做出划分，落实到具体的文本，情

况要复杂得多。也就是说，这些次生态文本之间存

在交叉融汇的地方，比如说言显事隐、言隐事显及言

事并重这些形态可以是独立的，也可以与编年体结

合，甚至互相之间可以被有机组合在同一文本中。

关于前两种情形，我们业已做了分析，现在就最后一

种情形做一点补充。《晋语四》载：

ꢀ

ꢀ （ａ）十七年冬，公使太子伐东山。里克谏

曰：“臣闻皋落氏将战，君其释申生也！” 公曰：

行也！”里克对曰：“非故也。君行，太子居，以

“

监国也；君行，太子从，以抚军也。今君居，太子

行，未有此也。”公曰：“非子之所知也。寡人闻

之，立太子之道三：身钧以年，年同以爱，爱疑决

之以卜、筮。子无谋吾父子之间，吾以此观

之。”公不说。里克退，见太子。太子曰：“君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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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德靠ꢀ “故事化”叙事与先秦“事语”文献的演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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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ｅ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ｏｆＳｔｏｒｙ⁃ｔｅｌｌｉｎｇＮａｒｒａｔｉｏｎａｎｄ

Ｄｏｃｕｍｅｎｔｓｏｎ “Ｓｈｉｙｕ” ｏｆＰｒｅ⁃ＱｉｎＰｅｒｉｏ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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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责任编辑：唐ꢀ 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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