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４２ 卷第４ 期  
２０１５ 年７ 月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Ｓｉｃｈｕａｎ Ｎｏｒｍ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Ｅｄｉｔｉｏｎ）  
Ｖｏｌ．４２，Ｎｏ．４  
Ｊｕｌｙ，２０１５  
德政碑与唐代州县官员的政绩书写  
刘ꢀ 琴ꢀ 丽  
（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北京１００７３２）  
ꢀ
ꢀ 摘要：唐代考课条文强调州县官员的税收、垦田、户口增减政绩以及官员清白、清勤的生活、工作作风。 与之相  
较，德政碑所书州县官员政绩，却是强调其所应该具备的儒家品德修养、境内社会秩序、对民众的礼义教化、鼓励农  
桑和赋役税收问题；考课条文所没有提及的发展工商业、灾异现象及祈神灵验等，却被德政碑书写为善政；有的碑  
文所述官员政绩，还与考课条文的精神旨意相悖，如税收力役、垦田等问题，反映了民间和官方对于一位州县官员  
的评价标准存在差异。 此外，德政碑的政绩书写内容，细化并深化了我们对“四善二十七最”纲领性考课条文的认  
识。  
关键词：唐代；州县官员；考课条文；德政碑；政绩书写  
中图分类号：Ｋ２４２．０７ꢀ 文献标志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０⁃５３１５（２０１５）０４⁃０１５５⁃０８  
①
ꢀ 有关唐代州县官员政绩的研究，大多数论著都是在探讨文官考课制度时顺带论及，也有少数论著在探  
ꢀ
讨州县官员的考课时涉及，如朱华《唐代刺史考课制度初探》一文利用传统文献探讨唐代刺史的考课制度，  
［
１］  
其间提到刺史的重要治绩是户口、垦田和赋税增减；周斌《从德行到政绩：墓志所见唐代县官评价的转变》  
一文探讨了唐代县官的考课内容及社会评价标准的变迁：即移风变俗———武德、贞观间的德行标准，清慎明  
［
２］  
著———高宗武则天时期的德行标准，强干有闻———开元以后的政绩标准；刘馨珺《从生祠立碑谈唐代地方  
官的考课》一文则利用传统文献探讨唐代生祠立碑的程序、立碑的事例分析及其所体现出来的中央对地方  
的控制力度、合法建立生碑的良吏善政（包括仁、法、谦、忠、孝的德行和诏令、风俗、农桑、狱讼、财赋、学校、  
［
３］２４１－２８４  
。
户口七个方面的特殊政绩）  
上述论著尽管间接涉及到州县官员的政绩，但是它们都没有利用流传下来的德政碑，这不能不说是一大  
遗憾。 在唐人文集和金石材料中，著录的唐代州县级官员德政碑有１５４ 方，而真正录有碑文流传下来者仅  
［
４］１０５－１０６  
②
、县令德政碑２０ 方、刺史１９ 方（参见表１） 。  
４０ 方，其中县丞德政碑１ 方即《九陇县独孤丞遗爱碑》  
这些德政碑皆为唐人所写，大都力赞官员们的德政，故能清晰地反映时人的想法。 本文的目的不是探讨考课  
制度，而是欲通过德政碑中州县官员政绩内容的描述，来探究唐代士人心目中理想的地方官应该具备怎样的  
政绩，这些政绩撰写的思想和现实基础；并考辨德政碑所书的州县官员政绩与考课条文的差异及其对考课条  
文的细化和深化作用等。  
收稿日期：２０１４⁃０５⁃２０  
作者简介：刘琴丽（１９７２—），女，四川邻水人，历史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副研究员，主要从事汉魏六朝至隋唐时  
期石刻文献的整理与研究。  
１５５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表１．唐代刺史、县令德政碑表（以立碑时间为序）  
碑目（简称）  
撰者  
立碑时间  
文献来源  
全唐文》 卷２９９，第３０３７－３０３９ 页；《金石录  
［
５］  
《
赵州瘿陶令李怀仁德政碑  
张嘉贞永徽元年（６５０）  
［
６］  
校证》 卷４，第５７ 页  
［７］  
《山右石刻丛编》 卷４，２５ａ－２８ｂ  
绛州闻喜县令苏昱德政碑  
宣州刺史陶大举德政碑  
汉州雒县令张知古吏人颂德碑  
临邛县令封稷遗爱碑  
不详  
不详  
咸亨年间  
［８］  
《金石续编》 卷６，１ａ－５ｂ  
永昌元年（６８９）  
［
４］  
陈子昂武周时期  
陈子昂武周时期  
陈子昂武周时期  
《陈子昂集》 卷５，第１００－１０５ 页  
同上，卷５，第９３－９８ 页  
九陇县独孤丞遗爱碑铭  
同上，卷５，第１０５－１０６ 页  
［
９］  
《
金石萃编》 卷６３，１７ｂ－１９ａ；《金石录校证》卷  
周渭南县令李思古清德颂  
马吉甫圣历元年（６９８）  
４
，第６９ 页  
洛阳县令卢正道清德文  
尧城令王进思去思祠记  
刘穆之神龙三年（７０７）五月  
《金石萃编》，卷６８，５ａ－１０ａ。  
③
［１０］  
韩邠卿中宗至开元年间  
《安阳县金石录》 卷４，１１ａ－１３ｂ  
《
全唐文》卷４０５，第４１４５－４１４８ 页；《金石录校  
证》卷５，第８１ 页  
县令岑植德政碑  
张景毓景龙二年（７０８）  
［
１１］  
《
张说集校注》  
卷１２，第６３９－６４１ 页；《舆地  
广州都督宋璟遗爱碑  
张说  
不详  
开元五年（７１７）  
开元十年（７２２）  
［
１２］  
碑记目》 卷３，１１ｂ  
［
１３］  
莱州刺史唐贞休德政碑  
襄州刺史靳恒遗爱颂  
《八琼室金石补正》 卷５１，２５ｂ－２８ｂ  
张九龄开元十二年（７２４）  
同上，卷５２，１５ａ－１７ａ  
［
１４］  
京兆尹张去奢德政碑  
王维  
不详  
开元二十二年（７３４）  
《王维集校注》 卷８，第６７４－６９９ 页  
④
开元二十三年（７３５）  
［１５］  
恒岳碑阴纪段使君（愔）德政  
元氏县令庞履温清德碑  
《全唐文补遗》 第七辑，第４６－４８ 页  
邵混之开元二十四年（７３６）  
徐季鸰开元二十七年（７３９）  
徐安贞开元二十八年（７４０））  
《金石萃编》卷８１，１２ｂ－１５ｂ  
《
全唐文》卷３６２，第３６７７－３６７８ 页；《金石录校  
证》卷６，第１０７ 页  
屯留令薛仅善政碑  
易州刺史田琬德政碑  
裴耀卿济州遗爱碑  
《金石萃编》卷８３，３０ａ－３４ａ  
天宝元年（７４２） 二月至二  
王维  
《王维集校注》卷９，第７６０－７８９ 页  
年（７４３）七月之间  
［
１６］  
卷７７５，第４０８２－４０８３ 页  
济州刺史裴耀卿德政颂  
昭庆令王璠清德颂碑  
孙逖  
李大亮天宝五载（７４６）九月  
王维 天宝七载（７４８）  
封利建天宝十三载（７５４）  
玄宗时期  
《文苑英华》  
《
全唐文》卷１３３，第１３４０－１３４２ 页；《寰宇访碑  
录》 卷３，３７ａ  
［
１７］  
魏郡太守河北采访处置使上党苗  
晋卿德政碑  
《王维集校注》 卷１０，第９３１－９７２ 页；《宝刻丛  
编》 卷６，３ｂ  
［
１８］  
大唐睢阳郡柘城县令李仲华德政  
碑
《全唐文》卷３６２，第３６７３－３６７５ 页；《平津读碑  
记》 卷６，１９ｂ－２０ａ  
［
１９］  
［
２０］  
天宝十五载（７５６）立，元和《李白集校注》  
二年（８０７）重篆  
卷２９，第１６７７－１６８４ 页；《宝  
虞城县令李锡去思颂碑  
李白  
不详  
［
２１］  
刻类编》 卷５，４ｂ  
归德郡太守李时用德政记  
洪州刺史张镐遗爱颂  
玄宗天宝至德宗之前  
《八琼室金石补正》卷５８，１７ｂ－１８ａ  
《文苑英华》卷７７５，第４０８４－４０８６ 页  
独孤及宝应二年（７６３）  
据笺注，碑为肃宗时期干  
元或至德年间作  
武昌宰韩仲卿去思颂碑  
鄂州刺史韦公德政碑  
洪州都督张休遗爱碑颂  
河南尹张延赏碑  
李白  
李白  
《李白集校注》卷２９，第１６７０－１６７７ 页  
《李白集校注》卷２９，第１６５４－１６６３ 页  
《全唐文》卷４０９，第４１９３－４１９５ 页  
《文苑英华》卷８６９，第４５８６ 页  
干元年间  
据撰者推测，当为肃宗至  
德宗时期  
崔祐甫  
韩云卿代宗统治时期  
１５６  
刘琴丽ꢀ 德政碑与唐代州县官员的政绩书写  
怀州刺史杨承仙遗爱碑颂  
龚邱县令庾贲德政碑颂  
独孤及大历二年（７６７）（卒）  
李阳冰大历五年（７７０）  
《文苑英华》卷７７５，第４０８６－４０８７ 页  
《金石萃编》卷９５，１６ｂ－１９ａ  
全唐文》卷７９１，第８２８４－８２８５ 页；《金石录校  
证》卷８，第１３９ 页  
八琼室金石补正》卷６３，２７ａ－３２ｂ；《全唐文》卷  
《
明州刺史裴儆纪德碣铭  
王密  
齐论  
大历八年（７７５）  
大历九年（７７４）  
《
《
赵州刺史何公德政碑》碑阴记  
４
４３，第４５１７－４５１８ 页  
《
全唐文》卷５１０，第５１８５－５１８６ 页；《宝刻丛编》  
卷１３，１４ａ－１４ｂ  
东阳令戴叔伦去思颂  
陆长源兴元二年（７８５）五月  
大唐同州澄城县令郑楚相德政碑  
庐州刺史罗珦德政碑  
陈京  
杨凭  
贞元十四年（７９８）  
贞元十九年（８０３）  
《金石萃编》卷１０４，１ａ－３ｂ  
《
全唐文》卷４７７，第４８８４－４８８６ 页；《金石录校  
证》卷９，第１６０ 页  
［
２２］  
卷２，第２６－２８ 页；《宝刻类编》  
《
刘禹锡集》  
高陵令刘仁师遗爱碑  
刘禹锡宝历中刻  
卷５，２１ａ  
崔令尹（玭）颂德记  
苏图元大顺元年（８９０）  
《全唐文》卷８１９，第８６３３－８６３４ 页  
《全唐文》卷９５２，第９８９２ 页  
新安令元瓘颂德碑记  
王筠  
时间不详  
一
唐代前期，地方行政分为州、县两个层级，安史之乱以后逐渐形成了道、州、县三个层级。 因此，在唐代的  
［
２３］１２２１  
地方官员中，刺史、县令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 县令为亲民要职———“守宰亲民”  
，故治理天下，“欲令  
。 唐太宗也曾表示：“治人之本，莫重刺  
２４］５６１６  
作为如此重要的地方官，朝廷对他们的政绩考核内容主要有德行操守的四善———“德义有闻，清  
［
２３］１１９７  
百姓安乐，惟在刺史、县令”，因为刺史、县令为“政教之首”  
［
史。”  
慎名著。 公平可称，恪勤匪懈”，以及有关治绩的二十七最中之“礼义兴行，肃清所部，为政教之最”  
［
２５］４５－４６  
等。 实际上，这些考课条文较为模糊，故朝廷不断下令进行调整和补充。 笔者将唐初至唐末制度令文所强调  
的州县官员政绩考核内容整理如表２。  
表２．唐朝中央强调的州县官员政绩考课表  
时间  
考核对象  
刺史、县令  
刺史、县令  
考核内容  
婚姻及时，鳏寡数少，户口增多  
妥善安置流动户口  
文献来源  
［
２６］  
卷６３５，第７６２０ 页  
贞观元年（６２７）  
贞观二年（６２８）  
《册府元龟》  
《册府元龟》卷６７３，第８０４０ 页  
邓小南《课绩·资格·考察：唐宋文官考  
高宗、武后时期  
官员  
官员的清白、才干作为政绩考核内容  
［
２７］  
核制度侧谈》 ，第２０－２２ 页  
《唐会要》卷６９，第１２１６ 页  
《册府元龟》卷６３５，第７６２３ 页  
户口增益，界内丰稔，清勤著称，赋役  
均平  
开元四年（７１６）  
县令  
官员  
开元二十七年（７３９）  
清白  
劝课农桑，户口增减；勾当租庸，每年  
加数成分者  
天宝三载（７４４）  
永泰元年（７６５）  
太守、县令  
刺史、县令  
《册府元龟》卷６３５，第７６２３ 页  
招缉逃亡，平均赋税，增多户口，广辟  
田畴，清节有闻，课効尤著  
《册府元龟》卷６３５，第７６２４－７６２５ 页  
大历元年（７６６）  
贞元四年（７８８）  
元和七年（８１２）  
元和十四年（８１９）  
刺史、县令  
县令、长吏  
县令  
招缉户口，垦田多少  
户口增加，田畴广辟  
种植桑树  
《册府元龟》卷６３５，第７６２５ 页  
《册府元龟》卷６３６，第７６２６ 页  
《唐会要》卷６９，第１２２０ 页  
《册府元龟》卷６３６，第７６２７ 页  
官员  
政能卓异，清苦绝伦  
１５７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长庆元年（８２１）  
会昌六年（８４６）  
刺史  
恪奉诏条，清廉可纪  
《册府元龟》卷６３６，第７６２９ 页  
唐会要》卷６９，第１２２１ 页；《册府元龟》  
《
刺史、县令  
户口增减  
卷６３６，第７６３０ 页  
大中六年（８５２）  
天祐元年（９０５）  
刺史、县令  
刺史、县令  
开田招户、辨狱雪冤及新制置之事  
劝课农桑，招复户口  
《册府元龟》卷６３６，第７６３０－７６３１ 页  
《册府元龟》卷６３６，第７６３２ 页  
ꢀ
ꢀ 从表２ 制度令文强调的内容来看，朝廷最为关注的州县官员特殊政绩是户口，从唐初至唐末一直都在强  
调，有９ 次提到户口增减之事，２ 次提到流动人口；其次，较为关心的政绩是赋役和垦田，分别有４ 次令文提  
到赋役和垦田。 户口和赋役关系到一个国家的财政收入，两税法实施以后土地也成为了课税依据，故唐朝中  
央重视这三者理所当然。 此外，朝廷还较为关注官员的生活、工作作风，除高宗武后时期外，有５ 次提到官员  
应当“清白”、“清节”、“清廉”、“清苦”、“清勤”，强调官员自身的行为约束。  
与之相较，德政碑所关注的唐代州县官员政绩有哪些呢？ 笔者对唐代４０ 方德政碑（见表１）所撰官员政  
绩内容进行了分类整理，除《周渭南县令李思古清德颂》碑文残缺难以阅读外，其余３９ 方碑文中，提到官员  
具备儒家品德修养者２８ 方；爱护百姓者２５ 方；境内治安良好，或致力于维护社会秩序者２４ 方；官员注重礼  
义教化，改变辖境内民风者２２ 方；鼓励农桑者２１ 方；赋役和勾当租庸者１７ 方；境内丰收富足者１３ 方；赞扬  
官员为当地工商业发展作出贡献者１１ 方；辖境内无灾害，或遇灾时官员祈神灵验、或训斥城隍神灵验者１１  
方；提到官员清正廉洁———“清白”、躬亲庶务———“清勤”的碑文者９ 方；疏通或治理河渠、湖泊者９ 方；重视  
学校教育，兴学者９ 方；判事公允，“俗无幽枉”者８ 方；修治街衢、道路、房屋、廨宇、林亭者７ 方；田畴垦辟者  
７
方；户口增加和流民安置者７ 方。 此外，还有个别碑文赞扬官员的具体吏干才能，如《裴耀卿济州遗爱碑》  
［１４］７７２  
赞扬济州刺史裴耀卿供顿玄宗东巡泰山丰赡周到，“而（百姓）家有余粮”，“人有余力”  
；《昭庆令王璠清  
［
５］１３４１  
德颂碑》赞扬王璠守卫先皇陵寝，迎接公卿巡谒，“物有备而无亏”  
等等。  
虽然我们很难说以上德政碑所统计出的数字具有严格的统计学意义，但是其书写频率的多少，仍然可以  
反映出当代士人对于一位州县官员政绩内容的关注程度。 德政碑与考课条文相较，前者所书官员政绩与后  
者所强调的官员特殊政绩之间存在着一定差异。 考课条文强调州县官员的税收、垦田、户口政绩，清白和清  
勤的生活、工作作风，而超过半数的德政碑关注的则是州县官员个人的儒家品德修养（爱护百姓体现的也是  
儒家“仁爱”思想），境内社会治安、礼义教化和民风以及农业发展问题；其次，德政碑还提到赋役租庸、境内  
丰稔，清白和清勤的生活、工作作风，工商业发展、修治河渠湖泊以及道路林亭廨宇、兴学、审判、垦田、户口等  
问题，但兴学和修治道路房屋、廨宇河渠、湖泊林亭等业绩在考课条文中却缺乏相应规定。 那么，其被书写为  
善政的依据何在？ 据《册府元龟·铨选部·考课二》所载考功司的奏文称：  
ꢀ
ꢀ （大中）六年七月，考功奏：“……又准《考课令》，凡官人申考状不得过两纸，刺史、县令至于赋税毕  
集，判断不滞，户口无逃散，田亩守常额，差科均平，廨宇修饰，馆驿如法，道路开通，如此之类，皆是寻常  
职分，不合计课。 自今已后，但云所勾当常行公事并无败阙，即得准职分无失。 及开田招户、辨狱雪冤及  
［
２６］７６３０  
新制置之事，则任录其事由申上，亦须简要，不得繁多。”  
奏文表明，刺史、县令的寻常职分是按时征税、审判、户口无逃散、田亩无失、赋税力役均平、修葺官署衙  
门、修路、馆驿供顿如法。 只要能够遵守这些职分，则表明公事无败阙；而特殊政绩则是开田、增加户口、雪冤  
狱以及一些新制置之事。 《新唐书·百官四》提到县令的职掌云：“县令掌导风化，察冤滞，听狱讼。 凡民田  
［
２４］１３１９  
收授，县令给之。 每岁季冬，行乡饮酒礼。 籍帐、传驿、仓库、盗贼、隄道，虽有专官，皆通知。”  
这跟大中  
六年（８５２）提到的《考课令》相比，增加了教化、治安（盗贼）、兴学、仓库，而审判、教化和治安也是四善二十七  
最中州县官员的考课内容。 可见，德政碑所书的一些主流话题来源于朝廷对于州县官员的职掌规定和考课  
条文，而非朝廷所强调的州县官之特殊政绩；而碑文所书之境内丰收富足、灾异现象以及发展工商业，考课条  
［
２８］４６６－４７９  
和天人感应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概言之，德政  
文和官员职掌都没有涉及，但其却是儒家富民思想  
碑所书之州县官员政绩，融入了儒家思想、官员的基本职掌和朝廷的考课条文。  
５８  
１
刘琴丽ꢀ 德政碑与唐代州县官员的政绩书写  
二
制度与现实之间总是存在着一定距离，这在唐代德政碑的州县官员政绩书写中表现得较为明显，因为制  
度所强调的官员政绩并不一定被民众完全接受，而制度令文没有认可的官员政绩，民众却自发地认其为善  
政。  
１
．垦田和赋役问题  
在农业生产发展方面，官方反复强调州县官的特殊政绩之一就是“垦田”。 但是，在唐代德政碑中，赞扬  
开田（田畴垦辟）的碑文仅７ 方，如瘿陶令李怀仁、句容令岑植、河南尹张延赏等德政碑，垦田并没有成为德  
政碑的主流话题。 不仅如此，与官方提倡开田相比，部分民众反而赞扬退耕还湖的官员，如《润州丹阳县复  
［
５］３１９３－３１９４  
。
练塘颂并序》便是赞扬润州刺史韦损退耕还湖，恢复练塘，让百姓永离水、旱灾之苦的德政  
赋役是朝廷反复强调的官员政绩。 对于州县官员而言，如若及时收齐赋税，赋税力役均平，则算完成了  
寻常职分；玄宗时期，如果官员能够增加赋税（勾当租庸），则可以算作特殊政绩。 然而，与考课条文的精神  
旨意相悖，部份德政碑所表扬的官员政绩却是减轻百姓的赋税力役负担、延缓百姓的交税时间。 如元氏县令  
庞履温，不仅及时消除境内虚户，减轻民众税负，百姓所交田租，“时临调赋，宽为□约，曾无再输”；修治县馆  
［
９］１３６６  
。 此外，“省徭薄赋”的  
，都受到了民众的爱戴。  
宅时，“公薄责人庸”，既减少民众雇佣费的征收，又自己带头出钱，“先抽己俸”  
［５］５１８５  
，“缓其赋使其人舒，平其役使其人劝”的东阳县令戴叔伦  
［
５］３６７４  
柘城县令李仲华  
莱州刺史唐贞休，针对国家“征剥尤切”，“公审知难办，表请延期”，延长百姓交税期限，减少百姓流离失所之  
［
１３］４８２８  
。 《濠州刺史刘公善政述》赞颂刺史刘公，为了减轻境内民众负担，对于方镇节度使  
苦，也受到了表彰  
［
５］７７２９  
。 可见，在税收力役问题  
下达的两税之外的额外征税以及仓库损耗费一律不向百姓征收，“赋无横敛”  
上，民众更加拥护那些能够减轻百姓负担的仁爱官员。  
２
．灾异有无与祈神灵验为官员政绩  
在唐代州县官员的政绩考核制度中，没有涉及灾异与祈神事宜，但是德政碑却将地方官辖境内无灾、或  
有灾时求神灵验作为官员的德政之一，有１１ 方碑文提到此。 如元氏县令庞履温，德政碑云其善政有七，其中  
之一是“风雹咸□于属城”而元氏县独免，“树稼独滋于元氏”，之二是元氏县遇旱灾，庞履温求雨成功，“膏雨  
［
９］１３６６  
，这两个善政都与灾异有关。 尧城令王进思，其善政中也两次提到灾异现象：一是秋季境内遇风  
百里”  
灾，“拔木卧郊，败苗尽野”，但尧城县独免，“独祜我疆无杀”；二是春季遇旱灾，公“诉神灵，应大孚”，最后求  
［
１０］１３８５４－１３８５５  
。 旱灾求雨成功而被书为善政者，还有句容县令岑植、京兆尹张  
雨成功，“甘液沓洒，洽润槁物”  
公、易州刺史田琬；周边州县受灾而其辖境独免，被书写为善政者，如屯留令薛仅、虞城县令李锡、易州刺史田  
琬等（出处详见表１）。 与绝大多数遇灾祈神相比，唐代也出现了个别官员遇灾训斥神灵者，如鄂州刺史韦  
公，遇雨灾，“大水灭郭，洪霖注川。 ……公乃抗辞正色，言于城隍曰：‘若三日雨不歇，吾当伐乔木，焚清祠。’  
［
２０］１６５７－１６５８  
。 尽管韦公抗灾不祈神，但都强调神灵的感应，而且唐代遇灾祈神仍是主流。  
精心感动，其应如响”  
为何唐人会把辖境无灾、遇灾祈神成功作为官员善政呢？ 这与中国古代社会的天人感应思想有关，因为  
时人认为只有弊政才会使上天用异常气象来表示警告，而有德政的官员则不会遭致此灾。 如尧城令王进思，  
［
１０］１３８５４  
。 而遇灾时，官员的德政和精诚也会感  
其辖境独免风灾，碑文认为这是因为“公硕德届远，至诚通玄”  
动上天，从而减轻灾害。 如句容县令岑植，在辖境遇旱灾时，公“遍请山川，率甿庶以具馨香，俯坛场而展诚  
［
５］４１４７  
。
敬，浓云布族，膏雨成丝，绵八极而俱洒，匝四溟而广遍。 自非仁心所及，诚感必通，其孰能预于此乎”  
民众认为因为岑植的诚和仁，故求雨成功，最终避免了一场灾难。 易州刺史田琬，在辖境遭遇旱灾时，求雨成  
功，其“祝始告而云合，俎未彻而雨降”；在随后的蝗灾中，其辖境也免蝗虫的侵害，蝗虫“遂能辨其疆界，犬牙  
［
９］１４１１  
，认为田琬的德行被上天知晓，故其辖境免灾。  
不入”；唐人认为“非神鉴其德，有所底之，其孰能与于此”  
总之，唐人将辖境无灾、或受灾时求神有灵验作为官员善政，反映了唐代社会浓厚的天人感应思想。  
．促进工商业发展为官员政绩  
３
１５９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唐代社会以农业为本，因此考课条文强调官员对农业生产发展所作出的成绩，对工商业基本不涉及，但  
这并不表示民众一定要排斥工商业。 在州县官员的德政碑中，赞扬抑末敦本者仅苗晋卿一方德政碑，更多的  
碑文（１１ 方）是表彰地方官为当地工商业发展所作出的杰出贡献，而这在唐代官员的政绩考核制度中也不存  
在。  
赞扬地方官发展工商业者，如武周时期临邛县令封稷，“以为昔者圣人之利用也，实在财货，有财货，然  
［
４］９５  
，主动发展当地的商业。 武周时，汉州洛县令张知古，  
后可以聚人。 故公之化居也，贸迁有无，和其众寡”  
针对境内过去“征税横敛，商旅不行，贸迁有无，廛肆半绝”的局面，“公阜其货财，交易复通”，在商业恢复的  
［
４］１０３  
；易州刺史田琬，禁止官市中的强买、强夺行为，恢复了正  
基础上，又积极为林牧工商业的发展出台政策  
常的市场秩序，最终该州“通商服估，日以填凑，更为一都之会也”  
［
９］１４１１  
；赵州刺史何公，则正确地处理境内农  
５］４５１８  
；武昌宰韩仲卿，通过发展当地手工业，“大冶  
［
工商之间的关系，“使商农工贾，朝夕从事，不异视而迁焉”  
［
２０］１６７４  
。
鼓铸”，最终“数盈万亿，公私其赖之”  
可见，对于农业和工商业，唐代士人有着自己的独特认识，尽管地方官员政绩考核中没有发展工商业一  
项，州县官的寻常职分也与此无关，但唐代士人依然讴歌那些为当地工商业发展做出贡献的地方官。  
三
部分德政碑所书州县官员政绩内容，或与官方旨意相悖，或为考课条文缺失者，但更多的则是对制度令  
文的细化。 “四善二十七最”中对于州县官员的政绩考核内容规定较为模糊，如有关品德操守之“德义有闻，  
清慎名著”中，“德义”应该包含哪些内容？ 不得而知。 根据碑文内容，“清慎名著”，大体指的就是官员应当  
具备“清白”、“清廉”一类的品格；“公平可称”无疑指的是判事公允；“恪勤匪懈”指官员治政勤劳，也就是考  
［
２５］４６  
，如何让辖境达到这样的理想治理状态？  
核中经常提到的“清勤”。 二十七最中之“礼义兴行，肃清所部”  
制度令文没有涉及，德政碑则有所体现。 以下就对制度令文表述模糊或者没有深入介绍的部分进行探讨。  
．州县官员的品德修养问题  
１
州县官员应该具备怎样的品德修养？ 即“德义有闻”之“德义”内涵，制度令文并未说明，而德政碑对此  
有详述。 在德政碑的书写中，贯穿着浓厚的儒家思想色彩，因为碑文所描绘的官员大体都是仁而爱人，遵守  
儒家仁、义、礼等伦理规范，忠君孝亲的良吏。 在４０ 方碑文中，有３６ 方碑文都或多或少提到碑主这些方面的  
品德。 如《赵州瘿陶令李怀仁德政碑》云：李怀仁“忠孝之道，无待伈成。 仁义之方，率由斯至”，“言则循宪，  
［
５］３０３８  
［１６］４０８３  
。 又如济州刺史裴耀卿，也是一位“出入孝悌，周旋礼乐”的谦谦君子  
动必由礼”  
；赵州刺史何公，  
。 开元年间，屯留县令薛仅，针对民众饥贫困馁，“公输出私米，兼  
５］３６７８  
，薛仅不仅利用官粮，还拿出自己的粮食来救济贫困民众；汉州洛县令张  
［
５］４５１７  
是一位“非礼不动，唯义是训”的循吏  
［
赈官粮，徙死得生，百余万计”  
知古，不仅让境内富民资助穷人———“假富资贫”，还“亲巡乎邦庐，存问乎鳏耄”，慰问境内老人  
［
４］１０３－１０４  
；怀州  
，不仅  
［
１６］４０８６  
刺史杨承仙，在巡行属县时，“问所疾痛，时其饥饱，心为惨怛，如身之恤臂指，慈母之视幼子也”  
对百姓饱含同情，还对百姓如“幼子”般爱护。 可见，德政碑所描述的州县官，是能够恪守儒家道德规范的谦  
谦君子和爱护百姓的良吏。  
２
．礼义教化与民风  
如何让州县辖境达到“礼义兴行”，考课条文没有涉及，但德政碑却对此有详述。 如临邛县令封稷，初任  
临邛县令时，其县“士多豪侈，此邦之政，旧难其人”，对于这样一个难以治理的县，封稷从改变民风着手，用  
教化结合一些敦本通商等措施来进行综合治理，其教化办法是，在丧祭方面“葬之以礼，祭之以礼”，对老百  
［
４］９５－９６  
，即用儒家的仁、义、  
姓“磨之以仁，琢之以义，使男女异路，班白不提，……然后文以礼乐，几乎以淳朴”  
礼等观念来教化百姓。 虞城县令李锡，不仅用自己的仁爱行动感化百姓，还将境内的横滑之民教育为良民，  
［
２０］１６８２  
。 济州刺史裴耀卿，初到齐州，对百姓“教之诲之，养之育之。 俾夫阖境之内，靡清风，渐  
“
公训为纯人”  
膏雨，醉纯德，饱话言”  
则法令非行，威之则圜视而凶心勃生”，治理非常困难；而裴儆采取的方法是“以礼义利物之教教之，人之啙  
［
１６］４０８２  
。 中唐时期，明州刺史裴儆，来到土风“暴残嗜杀”的明州任职，此地之人“宽之  
１６０  
刘琴丽ꢀ 德政碑与唐代州县官员的政绩书写  
窳者，教之以温恭惇质；人之卉服祝发者，教以仪饰之度；人之匮财乏食者，教以耕耨之事”；在裴儆的德教  
［
５］８２８４  
。 可见，唐代士人认为，要出现“礼义兴行”的局  
下，最后成功地“化夷俗为邹鲁，使父子长幼各得其宜”  
面，州县官就应该用儒家礼义来教化百姓，改变颓风，这体现了唐代士人希望把百姓纳入到儒家礼教秩序中，  
用礼义来维持现行的社会秩序的治理理念。  
３
．社会治安问题  
二十七最中州县官员的考课条文———“肃清所部”，大体就是关于社会治安问题。 但如何“肃清”？ 制度  
令文没有交代。 德政碑文表明，唐人认为对于那些挑战社会秩序的盗贼、豪强、奸猾横吏、暴乱分子，他们大  
多主张进行打击惩戒。 如元氏县因为豪强“素曰难持”，而境内政令一向“宽驰”，对此县令庞履温“谪其权  
［
９］１３６６  
豪，辄去害群，悛心敛迹”  
除，盗贼屏，教之以让也”  
，通过贬谪等办法打击权豪，从而收到治理效果。 东阳县令戴叔伦，通过“权豪  
［
５］５１８５  
，即先严厉打击豪强盗贼，然后再对境内百姓进行礼仪教化，以维持境内秩序。  
［
１４］７６９  
。 京兆  
玄宗时期，济州刺史裴耀卿也是通过“戮豪右以惩罪”的办法，达到境内“一至无刑”的良好效果  
尹张公，严法惩治奸猾之盗，栎阳男子“闾里为豪，借客报仇，聚人为盗。 或白日手刃，或黄尘袖钟，政宽则以  
［
１４］６７８  
，不给他以任何逃脱的机  
身先诸偷，操急则以事中长吏。 贰过不已，万计自脱。 公命吏缚之，立死铃下”  
会。 可见，唐人讴歌那些严厉打击豪强盗贼以及奸猾之人的官员，反映了民众内心对于良好社会秩序的渴求  
和期盼。  
概言之，德政碑所书州县官员政绩，更多地强调其所应该具备的儒家品德修养、基本职掌和考课条文，并  
将儒家思想的一些理念如天人感应、富民思想等融入到德政碑的撰写中。 德政碑中州县官员的政绩书写，尽  
管免不了粉饰虚夸，但也并不全是凭空构造出来的理想，而是有一定的现实依据。 在这些理想政绩中，官方  
反复强调的户口、赋役和垦田增加三项特殊政绩并没有成为德政碑书写的主流话题；有的碑文所书政绩还与  
考课条文的精神旨意相悖，这在赋税力役方面表现得最为明显；灾异现象、官员对工商业发展所作出的贡献  
等被德政碑所书写，而考课条文和官员职掌皆未涉及；这些情况皆反映了民间和官方对于一位州县官员的评  
价标准存在差异。 同时，德政碑的政绩书写内容，细化并深化了我们对“四善二十七最”纲领性考课条文的  
认识。  
注释：  
①
黄清连《唐代的文官考课制度》，《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５５ 本第１ 分册，１９８４ 年；曾一民《唐代考课制度研究》，  
台湾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７ 年第２ 版；邓小南《课绩·资格·考察———唐宋文官考核制度测谈》，郑州大象出版社１９９７ 年版等等。  
笔者将都督也归入刺史，因为都督为州一级官员；但都督带节度使官衔者例外，因为其实际上为节度使。  
文中提到“使臣毕构奏云”，按《旧唐书》卷１００《毕构传》（中华书局１９７５ 年版，第３１１３⁃３１１５ 页）记载，毕构为中宗至玄宗开  
元初年时期的官员。  
②
③
④
从文中“大圣天后封中告成”一语推测，此人年轻时生活在武周时代，而武则天封中岳的时间在天册万岁元年（６９５），故文后  
所提刻碑年代“□□□□三年岁次乙亥”当为开元二十三年（７３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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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ｃａｔａｓｔｒｏｐｈｉｓｔ 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ｏｎ ａｎｄ ｐｒａｙｉｎｇ Ｇｏｄ ｅｆｆｉｃａｃｉｏｕｓｌｙ， ｗｈｉｃｈ ｗｅｒｅ ｗｒｉｔｔｅｎ ｆｏｒ ｇｏｏｄ ｇｏｖ⁃  
ｅｒｎａｎｃｅ ｉｎ ｂｅｎｅｖｏｌｅｎｔ ｍｏｎｕｍｅｎｔｓ． Ｓｏｍｅ ｏｆ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ａｃｈｉｅｖｅｍｅｎｔｓ ｏｎ ｉｎ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ｓ ｗｅｒｅ ｃｏｎｔｒａｒｙ ｔｏ ｔｈｅ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ｐｒｏｖｉｓｉｏｎｓ’ ｓｐｉｒｉｔ ｏｆ ｔｈｅ ｗｉｌｌ， ｓｕｃｈ ａｓ ｔａｘ ａｎｄ ｃｏｒｖｅｅ， 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ｉｎｇ ｌａｎｄ ｒｅｃｌａｍａｔｉｏｎ， ｅｔｃ． Ｔｈｉｓ  
ｓｈｏｗｓ ｔｈ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ｉｎ ｃｉｖｉｃ ａｎｄ ｏｆｆｉｃｉａｌ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ｃｒｉｔｅｒｉａ ｆｏｒ ａ Ｐｒｅｆｅｃｔｕｒｅｓ ｏｒ Ｃｏｕｎｔｉｅｓ ｏｆｆｉｃｉａｌ． Ｉｎ ａｄｄｉ⁃  
ｔｉｏｎ， ｔｈｅ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ａｃｈｉｅｖｅｍｅｎｔ ｃｏｎｔｅｎｔｓ ｗｒｉｔｔｅｎ ｏｎ ｂｅｎｅｖｏｌｅｎｔ ｍｏｎｕｍｅｎｔｓ ｄｅｔａｉｌｅｄ ａｎｄ ｄｅｅｐｅｎ ｏｕｒ ｕｎｄｅｒ⁃  
ｓｔａｎｄｉｎｇ ａｂｏｕｔ ｔｈｅ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ｐｒｏｖｉｓｉｏｎ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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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ｏｎｕｍｅｎｔｓ；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ａｃｈｉｅｖｅｍｅｎｔ ｗｒｉｔｔｅ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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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凌兴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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