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3卷第2期

2

016年3月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JournalofSichuanNormalUniversity(SocialSciencesEdition)

Vol.43,No.2

March,2016

论清代驻防成都满蒙八旗

秦和平

(西南民族大学民族研究院,成都610041)

摘要:成都曾是清代满蒙八旗兵的防驻地。康熙末年,清政府移荆州八旗兵驻防成都,意在加强川西民族地区

的控制,屏障西藏等地;乾隆后期,清政府特别设立成都将军,统领旗兵及汉土官兵,管理川西民族事务兼顾西藏地

区,治理西南边疆意图更明显。当满蒙八旗兵进驻成都城区后,建筑“满城”,成都城市发展成一城三“城”格局。成

都“满城”的便捷通道和独特院落及旗人生活习俗等,给成都城市文化赋予特别韵味,延续至今,成为全国知名的旅

游景点。从清中叶起,成都“旗学”兴起并持续发展,通过科举,涌现出不少人物,使满蒙旗人开始从“武”到“文”的

转变;教育促进交流,消除“距离”,化解“疑窦”,使成都满、蒙、汉各族交往交融,“亲睦居然一家”,为清末保路运动

暨辛亥革命时实现成都满汉和解奠定了基础。

关键词:成都;驻防八旗;满城;“旗学”;化解“疑窦”

中图分类号:K24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5315(2016)02-0167-10

清代八旗兵驻防区中,成都是重要的地点,镇摄

川西,影响滇藏;成都将军逾制兼理民政,管辖川西

民族地区,调动满、蒙、汉等兵种,地位特殊。为什么

清政府会如此决策呢? 当八旗兵进驻成都“满城”,

改变了成都城市建筑格局,影响至今,乃至“宽窄巷

子”(胡同)成为享誉中外的著名旅游点,缘由何在?

更重要的是,清代中叶,“旗学”得到快速发展,成都

满蒙旗人崇尚教育,中举者众多,谋生门径拓宽,与

川省士人、学子、民众沟通交往增加,满汉间的交流

和融合增进,渐至“彼此毫无冲突,亲睦居然一

级及俸银等,同治《成都县志》有较详细记载,且图文

并茂。这与部分满蒙士子进入修志局,担任修撰、主

修、参正、提调、协修或同修,或从事校正或校对,是

分不开的。“满族驻防八旗在成都境,旧志只有节孝

贞烈妇女数十口,其余事迹一切未载。此次奉督宪

兼署将军吴发来八旗志稿,各类全备,编附县志,无

[2]卷首,2

敢或遗” ,因而同治《成都县志》记载了关于成

都驻防八旗的众多材料,是内地八旗驻防史的珍稀

文献。

对清代以来成都满族蒙族史的调查研究,始于

[1]236

家”

之境,为辛亥革命时避免成都满城被屠悲剧 1959年10月辽宁省民委派遣李登弟、郑镇武来成

之发生以及和平解决满蒙族旗人问题奠定了基础。

都调查搜集资料。该次调查,历时月余,召开大小会

议20余次,采访人数300人,调研的重点主要是成

都满蒙族在解放前后的地位升降及生活变化。该调

查资料,后来经傅乐涣、杨学琛整理润色,于20世纪

为什么清末成都满、蒙、汉族民众能实现融合?要认

识这些问题,必须研究清代成都满蒙八旗的由来、演

变及影响。

[1]

关于清代成都满蒙八旗的由来、分布、构成、等 80年代中叶出版。20世纪60年代初,四川省文

收稿日期:2015-04-29

基金项目:西南民族大学研究生学位点建设项目(2015ꢀXWDꢀB0304)。

作者简介:秦和平(1952—),男,四川成都人,四川省学术与技术带头人,西南民族大学民族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

方向为中国少数民族史。

167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史馆动员相关人士撰写文稿,留下“三亲”资料,于是

有刘显之撰写的《辛亥革命和平解决“满城”的回

场。康熙二十一年(1682),四川提督何傅奏请朝廷

调派满兵即八旗兵入川弹压战乱,稳定局势。当时,

调派满兵入川,只是增强力量、平定局势。待形势稳

定后,这些旗兵亦调离出川,未能留驻。

[

3]

[4]

忆》、徐孝恢遗稿《关于成都“满城”的回忆点滴》

以及四川省志近百年大事纪述编辑组编辑的《清代

[5]

四川绿营、旗营和新军》等文史资料发表,对清代

成都满族蒙族及八旗的历史有所介绍。“文化大革

满蒙族旗兵能留驻成都,成为土著居民,与康熙

末年西藏等地的形势密切相关。康熙五十七年

命”爆发后,成都满蒙族史的研究被打断。“文革” (1718),西藏地区发生内乱,清政府调兵遣将,数路

后,1981年,陈一石发表《清代成都满蒙族驻防成都进军,平息叛乱。其间,都统法喇(喀)奉令率荆州

八旗概述》一文,对清代满蒙族驻防成都八旗有所 3000名八旗兵借道四川进入西藏,参与平叛。不

[6]

概述,但该文叙述简约,令满、蒙族民众深感遗憾。

久,西藏局势得到安定,四川巡抚年羹尧奏请朝廷,

请求在察木多(今昌都)、打箭炉(今康定)留驻满兵

以加强控制,并建议将部分荆州八旗兵留驻成都,兼

作后援:“川省地居边远,内有土司番人聚处,外与青

海、西藏接壤,最为紧要。虽经设有提镇,而选取兵

丁,别省人多,本省人少,以致心意不同,难以训练。

见今驻扎成都之荆州满洲兵丁,与民甚是相安,请将

此满洲兵丁酌量留于成都。省城西门外,空地造房,

可驻兵一千。若添设副都统一员管辖,再将章京等

₁₉₈₃_年,刘显之依据同治《成都县志》及口述资料

[7]

等,整理并印刷旧稿《成都满蒙族史略》 ,对清代成

都满蒙族历史尤其是驻防八旗的建制等做出详细阐

述,丰富了陈文的内容;同年,陈一石发表《清代成都

[8]

驻防八旗再探》一文,对清代成都驻防八旗进行拓

展研究。1993年,成都满蒙族人民学习会组织刘国

[9]

源、何长明撰写《成都满蒙族志》 ,对外传播。此

[10]

后,刘国源等人《我所知道的成都满族、蒙古族》、

[11]

张利《成都满族社会历史文化变迁》、陈玮《清代

官,照兵数量选留驻,则边疆既可宣威,内地亦资防

[12]

[17]卷二八○,8Bꢀ9A

成都满族旗人生活》等文,对清代成都满族蒙族

守。”

显然,宣威边疆、防守内地,实为

的历史、文化及生活有所涉及。2007年,万保君完

年羹尧建议清政府用八旗兵驻防察木多、打箭炉及

成都以维持川西民族地区稳定之意图所在。清政府

接受了年羹尧的建议,从入川3000旗兵中选留

[13]

成的硕士学位论文《辛亥前后成都满族研究》

及

[14]

其《1911辛亥风暴下的成都满族》、《辛亥革命成

[15]

都满族问题的和平解决》等文,解释了辛亥革命 1600人,保持八旗建制,留驻成都;同时,饬令1000

时成都为什么没有发生仇满排满的部分原因。此

名“披甲”作为余兵(或称闲散,候补旗兵)补录入荆

[16]

[17]卷二八○,9A

外,1993年出版的任桂淳《清朝八旗驻防兴衰史》

一书,除引用了光绪五年(1879)成都地图说明成都

州旗兵中,回防驻扎

。《成都竹枝辞》有

云:“湖北‘荆州’拨火烟,成都旗众胜于前。康熙六

[

18]76

“

满城”八旗驻地外,对成都八旗驻防史基本上没作

讨论。

本文拟采撷同治《成都县志》、《清实录》等相关

十升平日,自楚移来在是年。”

这样,成都就成为

清代内地驻扎成建制八旗兵的地方,也是西南地区

唯一驻防八旗兵的地方。

资料及时人诗文,阐述清代成都驻防满蒙八旗的由

来、发展演变、特点及影响,说明成都旗兵驻防特点

及与川西民族地区的关系、“满城”布局结构,解释为

何清代成都满、蒙族与汉族能实现民族融合、达到

除康熙末年年羹尧奏请留200名旗兵于康定,

后来雍正皇帝亦考虑拟留千名兵丁在察木多以增强

②

力量、支援拉萨外,乾隆年间清政府还调众多八旗

兵入川平定大小金川乱事。有清一代,上至将军、下

到知县的满族蒙族官员到川任职者为数不少,但受

体制的限制,他们大多只是匆匆过客,没有定居,即

没有增加川省满蒙族人口。故清代四川满族蒙族以

康熙末年成都驻防八旗兵及家属为基础,逐年自然

“亲睦居然一家”以及辛亥革命时成都未发生满汉冲

突和屠满城悲剧之原因所在,以丰富对成都满蒙族

历史的认识。

一

成都满蒙八旗由来、组织及管理

(一)成都满蒙族旗人的由来及发展

增长。康熙六十年( ),

名荆州八旗兵留驻

1721 1600

①

满族蒙族入川始于清初。顺治三年(1646),

成都,其后家眷陆续从鄂来川定居,在成都定居的满

蒙人口逐年增加。据统计,雍正初年,成都旗兵及家

属约2000余户、5000人;嘉庆五年(1800),成都八

肃亲王豪格曾率领八旗兵入川攻打农民起义军。不

过,战事结束,这些八旗兵就调离四川,奔赴其他战

168

秦和平论清代驻防成都满蒙八旗

旗兵有2153户、10998人;同治十年(1871),成都有

丁及经济状况,或由余兵补入,或依等级向上递补,

按部就班,成为定制。清末成都旗人增多,但八旗兵

额固定、不能扩张,难以解决多余旗人的生计问题。

鉴于城镇防卫等的需要,成都将军崇实、裕祥及奎俊

在八旗之外新建营旅,组建了“精锐营”、“振威营”及

[2]卷二,5

旗兵4500余户、13700余人。光绪九年

(

₈₈₃),成都将军歧元遵旨拣选₁₀₀名余兵及家属

1

[7]11

约300余名,调至杭州填补该地旗兵。不过,因

调离者不多,对成都满蒙旗兵人数的影响有限。光

绪三十年(1904),成都将军绰哈布查核成都满蒙族 “新威营”,官佐及士兵近千人,换言之,就是吸纳了

旗人的册籍,共5100余户,男12000余人、女9000

千余“闲散”旗人。稍后,依据朝廷饬令,将军绰哈布

扩编这三营,健全机构,成为成都巡防军一、二、三

营;他又借组建警察名义,吸纳闲散旗人为警察,解

决其就业问题。随着环境的改变,八旗传统“一骑三

射”的选拔模式也逐渐被新法操练所取代,刀枪、棍

棒、弓箭等冷兵器也渐为“热火器”所替代,体力、灵

巧训练变更为知识教育等等。

[3]11

余人,合计21000余人。需要说明的是,在成都

八旗兵中,有1/3是蒙古旗兵。也就是说,在上述各

种数据中,约2/3是满族,约1/3是蒙族。

虽然清代成都满蒙族人口历年有所增长,但在

近两百年间只增加了3倍,人口的自然增长是相当

缓慢的。究其原因,主要有几点。一是战争损失。

清代前中期,驻防旗兵随时出征,死伤量较大,影响

人口增长。如乾嘉之际,为镇压川鄂陕白莲教起义,

约1600名成都旗兵投入战斗,战死者多达700余

八旗是成都满族蒙族的基本单元,管理者有副

都统1员、协领5员、佐领19员、防御24员、骁骑校

尉24员以及笔贴式2员。这些管理者中,将军、副

都统由朝廷委任派遣,协领及以下各员则依其任职

年限、劳绩程度等,遇有空缺,依次升迁。鉴于西藏

及川西民族地区的重要性,乾隆四十年(1775),清政

府在处理金川事件时,决定添设成都将军,由其调防

旗兵及时应对突发边事,“至成都满兵,必须移驻打

箭炉,该处控制诸番,远抚西藏,实为扼要之地,并须

[7]16

人。二是受礼俗约束,旗人中寡妇再嫁者较少。

当那些青壮年旗兵征战丧生后,受礼俗约束,这些家

庭中的寡妇再嫁较少,多不能再繁衍后代,影响人口

增长。比较前引嘉庆五年(1800)到同治十年(1871)

的两次统计数,成都满、蒙族人口在七十余年间仅增

加24%。相应的是,在成都满、蒙族中,守贞节妇

多。仅据志书记载,乾隆三十九年(1774)至同治十

[19]卷九八九,24B

添设将军镇守,声势方为尊重”

,控制“诸

③

[2]卷八,18Aꢀ25B

年(1871),成都满、蒙族节妇达129人

。

番”及西藏地方势力的意图十分明显。最初,清政府

要求成都将军率部分八旗兵驻扎雅州(即现今雅

安),“统兵镇守,节制绿营,并于两金川之地安设营

讯,移驻提镇以资控驭”,就近处理藏、彝区突发事

件,兼援助西藏;副都统则留驻成都,分兵防守,暨作

后援,有效支持,待两三年后互换防地,平衡负担;不

过,后来又考虑雅州地势逼仄,建筑“满城”困难,旗

兵家眷难以安置,且将军与总督同住省城,便于商

议,及时处理,于是决定将军仍留成都,与副都统同

三是旗兵名额有限,影响生育。清代八旗兵员有定

额、有饷银,但名额固定,不因人口(指男丁)增长而

加增。在和平年代,旗人生育越多,意味无业者会增

多,生活压力、谋生困难等影响到部分满蒙族妇女的

生育观,大多不愿多生多育。

(二)八旗组织及管理

康熙末年,移防成都的八旗兵成建制,黄、白、

红、蓝各正、镶旗都具备。因只有1600名旗兵,不得

不压缩编制:每旗三甲(甲哇)两百人,成都八旗只有

二十四甲,其中一甲、二甲是满洲兵,三甲是蒙古兵。

各旗中虽有骑兵、委甲兵、炮手、匠役(铁匠、箭匠、弓

匠)、步兵、养育兵、前锋、余兵以及幼丁等兵种,不过

各兵种的构成往往随形势的要求或旗人的增多而有

所变化,但主要增加养育兵或余兵(闲散),骑兵、委

甲兵及炮手则增加很少。在八旗兵中,各兵种的地

位及待遇均有差别,其中骑兵最高,余兵最低。

八旗兵有定数,遇有伤亡,出现空额,则根据旗

兵的任职年限、“一骑三射”成绩等,适当考虑家庭人

[19]卷一○○四,12Bꢀ13A

驻“满城”,各建衙门

。这样,成都将

军既是成都八旗兵也是成都满族、蒙古族的最高管

理者。与其他地方的将军不同,成都将军全衔“镇守

四川成都等处地方将军、统辖松建文武、提调汉土官

兵、管八旗事”。因此,四川布政使、按察使及提督等

文武官员都是成都将军的属员,接受其领导;成绵、

建昌两道,松潘、建昌两镇及阜和协还直接听命成都

将军,凡涉及两镇道的重要事务,四川总督要与成都

将军会衔奏请处理,不得遗缺,否则,不合体制,难以

④

[19]卷一○○四,25ꢀ26

;成都将军还能“提调汉土官

69

批准

1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兵”,管理土司土目,调动土兵,监控西藏等地,凸显

两侧为各街道(官街)或各胡同(小巷);东、西城墙的

内侧,从北到南,有顺城街,联结东、西两面的各条官

街及胡同;将军衙门前,有金河街、祠堂街贯穿东西。

这4条街道贯通满城的东西南北,8条官街及42个

胡同形成严密的蜈蚣状的防守网,“将军府,居蜈蚣

之头;大街一条直达北门,如蜈蚣之身;各胡同左右

了清政府在成都驻防八旗兵的意图:处理少数民族

事务,控制川西藏彝地区,屏障西藏。由于成都将军

位高权重,副都统受此影响而地位降低,官印缴毁,

变成“无印”都统;若要发公文,副都统只得借用将军

印信加盖。

[22]17

二

成都满蒙八旗居住及生活

排比,如蜈蚣之足” ,以便各旗满蒙将士集散快

捷、调动方便、攻防兼备。

(一)聚居地特点

康熙末年,荆州旗兵移防成都,因职责所在,加

以清政府实行民族隔离政策,年羹尧选择成都城市

西边原少城旧址圈划土地,筑墙封闭,集中驻扎,形

成“满城”。满城“在府城西,康熙五十七年(1718)建

当旗兵移住“满城”时,按八旗划分防守(居住)

位置,正黄、镶黄两旗居北,正白、镶白旗居东,正红、

镶红旗居西,正蓝、镶蓝旗居南。各旗再按正、镶之

标识,其住地分左右两翼,安置旗民,相互照应。在

筑,周四里五分,凡五门,官街八条,胡同三十三 “满城”内,每旗有一街,集中旗衙门机构等,俗称官

[

20]42

条” ,集中安置满蒙旗兵及家眷。《锦城竹枝词》

街;每甲旗人居住同一胡同各院落,三甲有三胡同,

连同官街,共32胡同。其后,各旗人数增多,事务繁

杂,又添加一些胡同。直到清末,八条官街依然保

持,胡同则增至40余处。

有云:“鼓楼西望满城宽,八道官街萃一团。老老将

⑤

[21]4B

当时汉族及其他

军能坐镇,驻防同领圣恩欢。”

民族群众多生活在成都东面,俗称“汉城”;在满城与

汉城之间隔“明蜀王城”,居民以回民为主。这样的

民族聚居分布,将成都一城区隔为“满城”、“王城”和

旗人不交产,满汉不通婚。当朝廷决定八旗兵

驻防成都时,年羹尧饬令下属,购置材料,调动人工,

依据北方民房形式,并考虑成都的气候及建材特点,

修建官房(衙门)和兵房(住房)等,安顿旗兵。兵房,

按每兵(户)三间分配,正堂屋,两厢房;各兵房砌筑

围墙,留有宅门,门前有下马石;墙内空地,形成独

院;院内有高木杆,为祭天而设。旗人重礼节、爱清

洁、好修饰,各家院内栽花种草、营建花园,各院落间

无形竞争,彼此攀比,氛围特殊。于是,“满城”内树

木繁茂,花草甚多,香飘四处。“‘满洲城’静不繁华,

“

汉城”三城。有竹枝词云:“‘鼓楼’西望‘满城’宽,

‘

鼓楼’南望‘王城’蟠。‘鼓楼’东望人烟密,‘鼓楼’

[20]42

北望号营盘。”

又云:“本是‘芙蓉城’一座,‘蓉

城’以内请分明。‘满城’又共‘皇城’在,三座城成一

[18]75

座城。”

三城居民不同,习俗有异,特点鲜明。

成都“满城”四周为城墙环抱,形成封闭单元,有

五个城门开关进出,其中东面两个门,即迎祥门、受

福门,西面一个门,即清远门,北面有延康门,南面有

安阜门。概括而言,“迎祥御街小东门,受福羊市小

东门,延康小北门,安阜小南门,清远则大城西

⑦

种树栽花各有涯。好景一年看不尽,炎天‘武庙’

[23]67

赏荷花。”

官街四通八达,胡同曲径通幽,院坝独

[

2]卷一,2A

门” 。“满城”西部有金河,河水从水西门进

入,从灵寿桥流出,流通满城,保障水源,再进入“王

城”及“汉城”。因金河关系,“满城”南面墙下灵寿桥

界于满、汉城之间,桥上砌墙阻隔,俗称“半边桥”。

有竹枝词云:“右‘半边桥’作妾观,左‘半边桥’当郎

立成院,花草繁茂芬芳,形成“满城”的特殊氛围,俗

称“小北京”。这也是当今成都“宽巷子”、“窄巷子”

旅游片区历史遗存的特色所在。

(二)旗人生活概况

毋庸解释,八旗兵当兵打仗,作战是其职责所

在;清政府则发给饷银,分配房屋,养兵操练,戍守作

战。康雍之际,成都八旗兵2000余人,按照任职的

不同,分有不同等级,获得数量不等的饷银。旗兵

中,高者如“前锋”,每名年支兵饷、口粮、马乾,折银

18]76

聚散方便、 95两;低者“余兵”,每名年支兵饷6两;再加将军、

⑥

[20]57

看。筑城桥上水流下,同一桥身见面难。”

以城

墙阻隔满汉民众交往,可见其封闭状况。

成都“满城”聚集八旗兵丁,是军事重镇。《成都

竹枝辞》称:“不将散处失深谋,蒙古兵丁杂‘满洲’。

[

四里五分城筑就,胡同巷里息貔貅。”

[

2]卷五,1ꢀ10

调动自如,成为构建成都“满城”街巷功能的基本原

则。具体而言,城南将军衙门为头,城北延康门为

副都统的官俸及协领等大小官员的兵饷

。

据统计,光绪三年(1878)前,成都八旗兵年开支约

尾,长顺街为中轴,贯穿南北,联结首尾;长顺街东西 18ꢁ9万两,接近20万两。这些饷银、马乾等均由藩

170

秦和平论清代驻防成都满蒙八旗

库支付。“‘满城’城在府西头,特为旗人发帑修。仿

一所,受教育者有限,于是便增加若干资金,再建一

[

18]76

佛营规何日起? 康熙五十七年秋。”

所谓“特为

所学校,招收更多学生入学。乾隆四十八年(1783),

将军特成额决定增加“满城”学堂,规定每旗必须设

立一处学堂,选择40名子弟入学,总计320名学生;

为鼓励外聘教师认真教学,特别给老师虚衔金顶等

荣誉地位,“其训课优者,五年考满,遇有应升缺出,

一体较拔”,授予实职,反之,到期解雇;为调动学生

旗人发帑修”,就是指国家给旗人发饷银,养兵卫国。

清代前中期,国家强盛,银贵钱贱,成都满蒙旗

人口不多,八旗中内有位置,亦能给养,其中骑(马)

兵的待遇好、收入较高,据说每月收入可养人五口。

斯时,兵饷能基本满足旗人家庭生活开支,衣食不

愁。有诗曰:“吾侪各自寻生活,回教屠牛养一家。

学习的积极性,要求学生每月必须考试,优秀者奖

[18]72

[2]卷四,4A

只有旗人无个事,垂纶常到夕阳斜。”

表明旗人

励,对贫寒子弟则酌给笔墨费等

。其间,还

生活悠闲自在,令人羡慕。旗兵收入固定且有保证,

致使旗人形成特别的悠闲文化。“旗人移往驻防兵,

服食言谈另样精,今日出城闲逛逛,手提笼雀臂悬

设有八旗义学,各甲设立一所,“每年延师训迪及学

[2]卷四,6

生膏火,于各队兵摊助” ,采取复式教学的模

式,除教授满汉文字外,还传授弓箭、刀劈、骑术等技

艺,随时考核,优秀者奖励。

[21]5A

莺” ,就是其写照。少数旗人“绷面子”、好虚荣,

在放饷时手上有钱,大吃大喝,挥霍之后,手中无钱,

一些旗人则抵押衣物,甚至拆散房屋,贩卖梁木等,

从清中叶起,成都八旗教育得到快速发展。这

固然与旗人勤奋好学有关,但当政者提高旗人层次、

拓宽旗人出路的政策导向也发挥了积极作用。嘉庆

五年(1800),兵部曾要求成都将军禁止驻防旗人参

加科举:“嗣后,各省驻防旗人不得应就近考试之例,

遂荒清语、骑射本业。着该将军、都统等通行饬谕,

各官弁等训课子弟,以清语、骑射为首务,其肄业者

“‘西较场’兵旗下家,一心崇俭黜浮华。马肠零截小

[20]47

猪肉,难等关钱贱卖花” 。一些商贾了解到此种

情况后,就以发饷为限,变换商品价格,前贱后昂。

“旗人喜务花,关钱后故昂其值。惟未关钱时,要零

[20]47

星买食物乏用,则贱卖之” ,就是商贾利用特殊

节点高出低进、伺机盘剥旗人的反映。不过,总的说

来,成都多数旗人习俗简朴,恪遵礼仪,“冠婚丧祭,

[2]卷三,3AB

仍当娴习清语、骑射,务臻纯熟。”

当政者却转而鼓励旗人参加乡试。嘉庆十八年

十几年后,

满洲、蒙古各遵祖法,节文虽异,皆不逾礼,宗族姻娅 (1813),上谕旗人:“向来满洲、蒙古旗人俱准应文武

颇相亲睦,交游重义,酬答必丰,其俗俭约,不尚奢

靡。其人戆真,不好私斗。巧于树艺,亦习诗书,骑

乡试,复经停止。国家甄拔人材,文武并进。嗣后,

满洲、蒙古与汉人一体,准于本省应文武乡试等

[

2]卷四,5

[2]卷三,3B

射最精,果勇善战” ,概括了成都满蒙旗人的

习俗所在。需要说明的是,有清一代,成都满族蒙族

人口不断增多,饷银、口粮及马乾等保持不变;到清

代后期,僧多粥少,大多数满、蒙族人因收入短缺而

因。”

希望驻防旗人不局限于学习满语文及

掌握骑射技术,还应参加文武科举。该谕旨的颁布,

极大地刺激了成都旗人学习汉语文、参加科举的积

极性,加快了成都“旗学”的发展。这有竹枝词为证:

陷入贫困境地,生活饥寒交迫,但其简朴规矩、遵礼 “康熙移驻旗人来,嘉庆八年旗学开。《满汉四书》念

⑧

[20]52

守法的习俗未曾根本改变。

时艺,蓝衫骑马泮游回。”

道光二十三年

三

成都满族蒙族的教育及科举

(1843),上谕称:“国家分设八旗兵丁驻防各省,立意

至深且远。嗣因生齿日繁,披甲名粮,例有定额,势

不能概令食粮当差。而各弁兵子弟亦有读书向上,

通晓文义者,听其应试,以广取进之阶,所以造就人

才,体恤旗仆者无微不至……应试之人,弓马如果娴

熟,不患无登进之路。其应文试者,必应试以翻译,

庶不专习汉文转荒本业。除本科各省文乡试,仍照

例准其应考外,嗣后各处驻防俱着改应翻译考试,俾

尽管清政府驻防旗兵在成都是出于控制川西民

族地区、屏障西藏之用意,旗兵也以尚武为主,当兵

作战,但在旗兵及其后代中不乏勤学之人,甚至弃武

习文之人。不过,限于封闭的环境及教育经费的缺

乏,康雍年间,“满城”还未建有学堂,只有家庭教育,

父母兄姊口口相授、亲戚邻里引导而已。乾隆十六

年(1751),副都统萨拉善利用旗兵马价息银及部分

土地租金,每年约400余两银,用作师资薪金及学生

有志上进者咸知熟悉清文,不能悻邀拔擢,自必争相

[2]卷四,3A

[2]卷四,7

学杂费,创办八旗官学

。乾隆三十五年

磨励,日益精通。”

要求各省驻防旗人除学习

(

₇₇₀),副都统铁保鉴于满城已有数百孩童,官学仅

汉文外,更应该学习掌握满语、骑射,并在传统武举、

1

171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⑨

文举之外,为驻防旗人新开翻译进士科,再辟晋职

及分流的途径。

生、手工业、小商贩等职业领域,解决并拓宽了旗人

的生计与就业。

当政者的鼓励,不仅调动了成都八旗管理者兴

办旗学的积极性,而且调动成都满族蒙族学子奋发

学习和参加科举的积极性,促进了旗学的快速发展。

四

清代成都驻防满蒙八旗的作用及其对保路

运动暨辛亥革命的应对

与其他地方的建制八旗相比较,旗兵驻防成都

较晚。清政府之所以从入藏荆州旗兵中选择近两千

名留驻四川,除增强川省的驻防力量外,还在于有此

机动兵力,可及时应对藏彝地区突发事件,便于控制

川西民族地区、屏障西藏等地,可谓用心良苦。乾隆

四十一年(1776),清政府设立成都将军,加重军民事

权利,管理成绵、建昌道及松潘、建昌两镇民事军务,

节制各级属员,管理土司土目,定期巡视大小金川等

地。清政府还曾考虑在康定、昌都等地驻扎旗兵,联

络成都驻防旗兵,保障行动;饬令成都将军等介入西

藏事务,等等。朝廷的意图明显,就是凭借八旗兵的

忠诚之心、果敢性格、调动迅速等,及时应对及处理

各类事件,加强对藏彝民族地区的统治。这是成都

八旗兵及将军不同于其他驻防旗兵的特别之处,反

映了清政府对藏区施以特殊管理的政策用意。

确实,当八旗兵驻防成都后,就近调集、迅速投

入的优点得到展现,便利了行动,挫败了个别阴谋举

动,维护了清朝的统治。如乾隆年间成都八旗兵就

近投入攻打大小金川的两次战役,进军瞻对(今甘孜

新龙)藏区,平息反叛。乾隆后期,成都旗兵调离出

川,参加甘肃石峰堡战斗和抗击廓尔喀(尼泊尔)侵

⑩

据资料记载,副都统富勒洪额在任八年,“时改试

翻译,乃协同将军至官学训课,由是驻防多登科甲科

[2]卷四,4A

者” 。同治十年(1871),总督吴棠兼任成都

将军,特捐助银两,鼓励教学,“捐资数千金以作山长

修脯、生童膏火。每月考校,给发经史奖励,殷肫教

养旗兵,尤多惠爱”,修建房屋,提升办学层次,改八

[2]卷四,3A

旗官学为少城书院

。他的鼓励带动影响部

分下属纷纷捐款,募得银两5200余两,交商人作本

生息,年息600余两,用于教师薪俸及学生纸墨

[2]卷四,4AB

费

。光绪五年(1879),将军恒温捐献养廉

银,扩大少城书院的规模,增添房屋,增加学生名额,

增设奖项,鼓励教与学。19世纪末20世纪初,随新

学的发展,在官府的鼓励下,成都“旗学”调整教学内

容,改革教学方式;创办新式高小,培养人才;创办女

子小学4所,资助女童学习;将24个牛录官小并为

₈_个_劝_学_所_,以集中资源、提高效率;各旗还鼓励那

些文化程度较高者离开“满城”,进入“汉城”的高等

学堂、东文学堂、武备学堂、通省师范学堂及华阳中

学堂学习,甚至出洋留学,以提高层次、促进交

[4]42

流。

通过教育培养与科举选拔,旗人子弟中的俊杰

ꢆꢃꢂ

入西藏的行动,以及远征台湾等地,产生了积极作

之才持续涌现,旗人的文化层次、价值观念和角色定

位都逐渐发生转变。他们除了能熟练掌握并运用满

文或汉文,参加科举,登录翻译举人或进士外,有的

还敢与汉城生员同棚乡试,高中举人,赢得成都士人

的称赞。据《成都县志·选举志》统计,自道光二十

五年(1845)旗人英斌考上翻译进士后,迄至同治四

年(1865)的20年间,成都旗人有17人荣登翻译进

用。乾嘉之际,成都将军多次统率旗兵平息川陕白

莲教的起事,攻打两湖苗疆,镇压群众,显示出旗兵

的威力。当然,如前所述,成都八旗兵也损失惨重,

在数年攻打白莲教中,成都旗兵投入战斗有1600余

名,阵亡700余员,伤者难以计算。

西南地区多系山区,崇山峻岭,八旗骑兵快速、

密集冲击的战术受到限制,难以发挥应有作用。魏

源说:“我朝骑射长于西北,故金川西南之役难于新

疆,安南、缅甸之功让于西藏,将毋吉林、索伦之劲

旅,其技不宜于南方,故事有难易,功有优劣与?若

夫金川之始,温福、阿桂皆奏言:‘满兵一人费至绿营

三人,不如止满兵而多用绿营。’川楚之役,勒保亦

言:‘征黑龙江一人,可募乡勇数十人,不如舍远征而

近募乡勇。’是则用兵变化,各视乎天时地

士之阶,占同期成都县考中进士的85%,他们均授

ꢂꢄꢃ[2]卷四,20Bꢀ21A

予官职,甚至担任喀拉沙尔办事大臣

;

自嘉庆十八年(1813)三圣保中举人后,迄至同治六

年(1867)的54年中,成都旗人有71名考中举人,占

同期成都县中举者的40.3%,其中担任知县以上官

ꢂꢃꢅ[2]卷五,20Aꢀ30A

员有29人

。由于教育的发展,带动旗

人学习的积极性,旗人中由武习文并中举者增多,使

旗人的文化层次逐渐提高,价值取向与角色定位逐

渐发生改变,以“文”替代“武”,从习武转向教师、医

[24]卷十一,470ꢀ471

利。”

同,决定着战术调整及作战方式改变,更因新式武器

的确,地形地貌、气候特产的不

172

秦和平论清代驻防成都满蒙八旗

的传入及运用,刀枪棍棒之类的“冷兵器”作用减弱,

都督朱庆澜离城外逃,尹昌衡伺机夺权,重组军政

府,任都督。接着,尹昌衡拟处理赵尔丰以消除隐

患,并利用袍哥关系,分化赵尔丰卫队,暗去其保护

力量。12月22日(旧历十一月初三日)晨,尹昌衡

派兵抓获赵尔丰,处死枭示,并发布安民告示:“十八

之变,赵逆作俑。今日就擒,谢我万众。汉业光复,

八旗兵威力下降,被团练、乡勇等私人武装所替代。

影响所及,八旗兵成为“鸡肋”,训练疲软,斗志懈怠。

之后,数位成都将军采取了创办“振威营”、“新威营”

等城防军以收容闲散、选拔壮丁、新法训练等措施,

试图解决八旗人多额少、生活困难等矛盾,重振八旗

斗志,再显八旗威力,但收效甚微。

[

于兹巩固。七千万人,谣言勿动。”

25]516

911年^,^四^川^爆^发^“^保^路^运^动^”^,^据^说^总^督^赵^尔

赵尔丰是旗人大员(汉军八旗),其交权后突然

被杀害,成都驻防旗人再受刺激,形势再次逆转。当

时“满城”尚有三营兵力及“群众武装”,“满城”墙上

列排火炮,火力不弱,如果借此与军政府对抗,后果

难卜。虽然成都满蒙旗人倍感恐惧,却未选择对抗,

而是派人联系都督府参谋部长王右瑜。“当由满族

的日本士官同学文蔚卿来都督府向我表示,少城旗

籍人员决无袒赵之意”,表达了容忍尹昌衡行动、承

认其统治的意愿,这一选项站队再次转变了成都满

蒙旗人的地位,“我(王右瑜)当报告尹昌衡,请其严

令监督少城的军队,除收缴旗籍人员的武器外,不准

1

丰欲置领导人蒲殿俊等于死地,将军玉昆拒绝在处

ꢂꢃꢇ

罚奏折上署名,“使赵尔丰的单方面的电奏,在清

[3]36

廷减少了力量,不能不相当表示迟疑和审慎” ,

致使事态未向极端化发展,为尔后和平解决“满城”

问题埋下了伏笔。

年底,“辛亥革命”爆发,影响成都等地,形势逆

转。在压力下,赵尔丰考虑交权。在谈判时,蒲殿俊

提出十一条协议,有两条涉及成都驻防旗兵:一、驻

防旗饷,照旧发给,事后再为妥筹生计;二、自宣告之

[25]505

后,无论满、蒙、回与汉人一律待遇,不分畛域。

赵尔丰提出并得到蒲殿俊同意的十九条中,涉及成

都满人的有三条:一、不排满人;二、安置旗民生计;

[26]73

随便开枪” ,缴枪成为解决成都满蒙族的关键,

决定他们能否平安。次日(阴历十一月初四),受尹

昌衡、罗伦委派,徐炯、周紫庭进入“满城”调解,商议

缴枪事宜。徐炯向旗人代表分析处境说:“成都非西

安比,满汉素和,徒以嫌疑,故致纷纭。诸君试思之,

汉兵多满兵数十倍,满兵能一战而冲出成都乎? 能

再战而冲出四川乎?即出四川,而距黑、吉尚远也,

[25]504ꢀ505

十四、旗军现练三营,统归陆军编制管理

。

经过协商,赵尔丰表示同意,移交权力,拟离开成都

经营川边地区(今甘孜等地)。11月27日(阴历十

月初七日),蒲殿俊宣布四川“独立”,成立军政府,担

任都督,声称:“事事条持和平,力求宁人息事。外国

人及教堂,我省行政官吏、满洲驻防人民,一律照常

[27]下,1964

满人将无噍类矣!”

并说明引起满汉“嫌疑”

[

25]512

待遇……彼此共享太平,同尽国民天职” ,道出

了军政府对满蒙旗人的宽容。

的是武器,缴出武器,就能消除“嫌疑”,满汉相安。

经过徐炯等人的规劝,在掂量力量对比及考虑出路

后,旗兵们交出了武器,化“兵”为“民”。

新政权虽然愿意“照常待遇”驻防旗人,但处于

“

革命”时代,成都八旗兵“感着异常震惊,以为灭亡

[3]37

随后,尹昌衡通告“兵变”及处死赵尔丰等情况,

强调:“今者,赵尔丰已诛,满城枪械已缴,前此一切

疑窦,本巳(已?)不解自消。”撇清满城武装与赵尔丰

的关系,说明满蒙旗人的向背。接着,新政府告示全

川,要求分清敌我、宽待满人:旗兵交出武器,军政府

发六个月饷银;给满城旗人住房管业证,允许买卖;

清理满城公家财产,交旗人共同管理;另再拨二十万

元修建工厂(同仁教养工厂),接收贫苦旗民入厂学

之祸,已迫眉睫” ,他们以旗甲为组织,全副武

装,准备死拼。周边汉回民众闻讯,惶恐不安……形

势再度紧张。蒲殿俊、罗伦等拟考虑解决成都满蒙

旗人问题,包括解除驻防旗兵武装,由兵变民。据

说,罗伦多次到满城,与玉昆商谈解决方案;为表现

诚意,罗伦将家眷送入满城,安置在赵荣安家

[3]37ꢀ38

中。

革命后的四川军政府虽已建立,形势却未稳定。

[3]39

艺,解决生计;等等。于是,成都满蒙旗人在“革

命”浪潮中未遭受打击,满汉“对立”得到“和平”解

决。

赵尔丰听闻清廷尚存,后悔交权,阴谋复辟;军政部

长尹昌衡及部分将领也密谋夺权,各种力量暗中较

劲。1911年12月8日晚(阴历十月十八日),巡防

军“骚乱”,打砸抢杀,秩序混乱,蒲殿俊隐匿不出,副

辛亥革命时,成都满汉民众能保持“和平”状况,

未发生西安、荆州、杭州等屠“满城”惨烈事件,旗人

173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地位虽急剧下降但还有出路,这在当时内陆城镇是

殿俊、尹昌衡,而不是“革命”党人,他们是不会采取

仇满行动的。前引蒲殿俊与赵尔丰达成的交权协议

中,有对旗人“一律待遇,不分畛域”等条款。该协议

公布后,即遭到重庆“革命”党人的攻击,称:“且蒲、

罗诸人著名保皇宪政党,平日无排满复汉之思想,与

民党之人显为反对。果如蒲、罗诸人之主张,我汉族

断无有今日恢复之一日,而此等保皇助满无人格之

极其少见的。分析其原因,大致有如下三点。

一是在保路运动及辛亥革命时,成都的满蒙官

员及绅民正确选项站队,未挑起对抗。1911年初,

四川发生反对川汉铁路“国有”的保路运动,满蒙旗

人持中立态度,换言之,变相支持川人争路权。将军

玉昆两次与赵尔丰等人联衔上奏朝廷,代转保路同

志会请求,汇报形势紧张,希望取消“铁路国有政

人,乃竟因人成事,为此种祸全川、贻误大局之

[25]280ꢀ282,292ꢀ294

[25]508

策”

。清政府则加以斥责,要求他们

事。”

重庆的蜀军政府还发表《讨满虏檄文》,表

压制川民接受。之后,赵尔丰转变态度,扣留蒲殿俊

等人,巡防军打死请愿民众,制造血案。但玉昆仍坚

持既有立场,对赵尔丰的作法不以为然,继续转奏部

示率兵北上,“期获赵、端以燃脐,誓灭满奴而吮

[27]上,142

血” 。不过,成都局势已定,蒲殿俊等建立并

掌握政权,愿意“照常待遇”满蒙旗人,“革命”党人虽

愤怒但无可奈何,“此吾所以不能不致憾于蒲、罗诸

[28]258

分绅民的意见。玉昆的言行得到了士绅群众

[

25]508

的认可:“花团锦簇蜀河山,尽被私人毒手残。除却

人,而欺成都独立之内容实腐败不堪言也” 。

其后,尹昌衡藉平息骚乱之机,夺取政权,担任都督,

处死赵尔丰,消除隐患,树立威信。成都满蒙旗人在

两次事变中均未反对,还撇清与赵尔丰关系,同意缴

枪,消除“疑窦”,事实上支持了新政权。尹昌衡便藉

仁义之名发布宽待满蒙旗人、化解排满仇满的告示:

我四川军政府,上顺天心,下从民望,应时

ꢂꢃꢈ[27]下,2209

将军并提学,满城都是赵家官。”

如御史赵

熙奏请朝廷迅速罢免赵尔丰以稳定局势,指出:“闻

成都将军玉昆,深愤该督所为”;建议在新任川督未

到任之前,以玉昆护理总督,“玉昆忠亮为朝廷所深

知,无冤诬残杀之事,必能镇静而有余。民心一安,

[25]439,440

民气自靖,虽有乱党煽惑,其势自孤” 。赵熙

的奏折道出了川省士绅对玉昆以及防范“乱党”趁乱

肇事的看法,基本反映了领导保路运动的立宪派的

态度:处罚赵尔丰,释放逮捕者,防止革命党,不能排

成立。清督赵尔丰,知满清大势已去,率其所

属,拱手退让。如再依满清略定江南之例,凡属

清臣清兵以及满城驻防,例当草薙禽狝,杀戳无

遗。而本军政府都督以及将校兵士,不惟不杀,

且加保护。凡降顺者,一视同仁,待遇优渥……

夫我大汉,应天光复,人心归附,兵力厚雄,如欲

尽杀诸清臣及奸贼家属,未尝不可。而竟不为

者,则以王者之师,首重仁义,苟非罪大恶极,不

轻诛戳。非无满清入关时暴杀之能力,实鄙薄

ꢂꢃꢉ[29]213

满。玉昆的相关作法,产生了“正”影响。而

赵尔丰转变态度、扣捕蒲殿俊等人,巡防军打死请愿

群众、调集兵力打击同志军等,将自己置于对立的峰

尖上,将矛盾集中到自己身上。“提督劝民民挂红,

满城不闭有谁攻。仇官排满都无事,底事偏仇赵尔

ꢂꢃꢊ[27]下,2209

丰”

,形象地道出了当时“革命”的指向。

[25]523

₉₁₁_年₁₂_月₈_日(

十月十八日),巡防军的骚乱抢

而不屑为也。

1

掠,成都满蒙旗人没有伺机参与,置于界外,为自己

再争得生存条件。12月22日(十一月初三),尹昌

衡捕杀赵尔丰,旗人没有出手救赵,还撇清与赵尔丰

三是教育建立联系,扩大交往,促成满汉对立走

向和解。如前所述,乾隆年间,成都创办八旗官学,

培养旗人子弟,此后,又创办八旗义学、少城书院等

的关系,拥戴尹昌衡,同意缴枪,从而解除了“屠满” ……同光年间,旗人走出封闭的“满城”,到大(汉)城

的口实,赵尔丰成为“代罪的羔羊”。军政府的告示

宣称:“即以赵尔丰之反复叵测,七月十五、十月十八

两次为逆,害我川民,亦不过将尔丰及其党中之罪恶

学习、交往或就业。教育的发展,增强及扩大了满蒙

族与汉人的交流,“满蒙人子弟仍读四书五经,老师

[30]475

尽是汉人,由文化而生感情,长期相安无事” ,

实现交融。通过教育,丰富了满蒙族人的知识,提高

地位,扩展出路。清末,旗人中有从事教育者,有参

与政治者,有从医者,有从事手工业者,有的还混迹

[29]523

彰著者,诛逮数人,余者毫不株连” 。

二是领导运动的立宪派是不会采取“屠满”这一

极端作法。辛亥革命前后,动员民众反清的宣传口

号是反满,如望帝《四川讨满州檄》曾影响了多少民 “江湖”,参加帮会(袍哥),当上头目。辛亥革命期

众。不过,领导保路运动及促成四川“独立”的是蒲间,面对如何对待成都驻防旗人时,这些因教育而滋

174

秦和平论清代驻防成都满蒙八旗

生的关系从“隐”到“显”地发挥了积极作用。“当时

教育界中,旗方有赵荣安、雷和春、赵泰安、吴国杰

等,或是华阳举人汉族徐炯(子休)的学生,或与蒲殿

旗籍生员,裕将军(指将军玉昆—编者)亦明达,赵君

[27]下,1964

惠民(荣安)又往来疏解于其间” ,旗兵交出

武器,和平解决。所有这些情况均说明教育缩短了

距离,人脉化解了矛盾,交往促进了交融。

ꢂꢃꢋ

俊、罗伦同为谘议局议员,同时也和汉族士绅邵从

恩、彭芬等交好;武备学校中,有赵国安、甘恩波、陶

芝生、文慰卿、戴泽之与都督尹昌衡是同学或相熟;

而哥老方面,有旗方的赵式卿、赵青山和同志会哥老

领导者孙泽沛、吴庆熙、丁厚堂、张达三等人有旧,这

想当年,八旗驻防成都,为控制镇压,形成对立;

忆辛亥,旗兵交出武器,变兵为民,消除“疑窦”,化解

对立。在这转变过程中,教育起到的作用非同小可。

有人感叹:“成都旗人在蜀二百余年,与地方绅民久

相往来,素敦交谊,用能于共和之际,彼此毫无冲突,

[3]36ꢀ37

也是促成和平的有力因素” 。当时三教九流,

纵横交错,联络抗衡,“关系”化解了仇满排满的“革

命”想像而回到了现实。当中,徐炯因教育而编织起

的人脉起到了特殊的作用,“尹督,余门人也;罗督,

余友也……协领、佐领半与余有旧。而余门下又多

[1]236

亲睦居然一家!”

盛赞成都满、蒙、汉各族民众间

的亲密关系与交流交融。“居然一家”,这也是清代

成都驻防满蒙八旗最积极的影响及归宿。

注释:

①

宋末元朝,蒙古人曾进驻四川,任官或定居。但在明代,蒙古人或撤离,或融合,文献缺乏相关记载。本文涉及的蒙古族是清

初进入四川的,特此说明。

②

康熙末年,年羹尧曾奏请在打箭炉(今康定)留驻八旗兵;雍正初年,雍正皇帝亦考虑在察木多(今昌都)驻扎军队。但是,两

者后来均未实行。原因在于八旗兵系单列的军事建制,由将军、都统或副都统领导,而要留驻八旗兵,势必要建立相应的管

理机构,派满蒙官员管理,“成本”太大。雍正四年,清政府划分川、滇、藏三地边界后,以川藏道路为官道,沿途设塘汛,留驻

绿营兵控制保护,以八旗兵作为后备,待有重要行动时,清政府才派遣八旗兵上阵,如乾隆后期福康安领导抗击廓尔喀入侵

的行动。

③

④

同治《成都县志》卷八《列女志·节妇》说明:“自马甲德通妻瓜勒佳氏至色克通妻富查氏,共四十三口俱未请旌。”就是说,该

志书共记载129名满蒙族节妇,其中受到朝廷旌表者有86人。

清政府规定:“成都将军兼辖文武,除内地州县营汛不涉番情者,将军无庸干预外,其管理番地之文武各员,并听将军统辖,

番地大小事务,俱一禀将军,一禀总督,酌量妥办,所有该处文武各员升迁被调及应参应讯并大计举劾各事宜,皆以将军为

政,会同总督题参。庶属员有所顾忌,不敢妄行,而番地机宜,亦归画一。”

⑤

诗注:“康熙五十七年以分防兵丁散住不齐,始于成都西角筑满城,官街八条,胡同三十六条,嘉庆十六年始立旗学,今支机

石碑上载旗人自康熙六十年间由楚入蜀,云云。”此资料系成都淘书斋蒋德森先生提供,谨致谢忱。

诗注:“‘半边桥’在‘陕西街’后,‘满城’墙骑桥而筑,一桥中分,半在‘满城’,半在汉城,桥下水迤逦出城,达于锦江。”

“武庙”指满城关帝庙,位于“满城”东南部,有荷花池。具体位置,见同治《成都县志》相关部分。

诗注:“嘉庆八年(1803),始立旗学,钱宗师考,取得二名。”

⑥

⑦

⑧

⑨

关于道光二十三年新开内地驻扎八旗翻译考试的由来及录取名额,参见商衍鎏《清代科举考试述录》(三联书店198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