牟
歆
从作者到读者构成的楚辞学史———评熊良智先生的《楚辞的艺术形态及其传播研究》
章节等都是书中具有新意的见解。汤炳正先生曾说:“我
对治学之道常常强调:求‘新’的目的在于求‘真’;而求
在该书的研究中透露出了对历年以来出土文献的密切关
注。本书中涉及到的出土文献包括银雀山汉简、上博简、
尹湾汉简等十余种。熊先生利用这些出土文献解决了一
系列的问题。如利用银雀山汉简中的“唐勒赋”、尹湾汉简
中的“神乌赋”以及上博简中的“兰赋”证明了赋所具有的
‘新’易,求‘真’难。所谓‘真’,即符合或接近历史的本来
面貌。”熊良智先生所秉承的正是这样一种学术态度和追
求。
二是建立了传播与接受研究的经典范式。可以说,这 “敷布其义”的文体属性,同时又证明了“赋前有一段叙事”
是这部著作最为成功的地方。熊先生在是书中给了我们
一个新的视点,即跳出作家创作的局限,将作者、编者和读
者结合在一起去观察屈原和楚辞。
的文体特点。又如,利用阜阳汉简中的楚辞残片论证楚辞
在西汉前期的传播等等,均切实可信。这是对二重证据法
的灵活运用,也是对中国传统学术方法的继承和发展。
其次是对海外学者学说的合理引入。熊先生利用叙
述学的理论,理清了楚辞中由于第一人称的叙述视角所造
成的理解上的混乱;利用口述学理论,证明了楚辞作为早
期文学作品所留存的民歌时代的痕迹,以及由口传文学向
作家文学过渡的特征;运用文化人类学和原型批评的理
论,分析了楚辞中“荃”“荪”喻君的原始意象是源于楚人的
原始记忆;特别是运用传播接受的理论,描绘出了楚辞由
作者到读者所构成的历史。这些都是极具洞察力和创造
性的。如此大量且合理地引入西方文学理论,并将其运用
到古代文学的研究之中,在当今学界实属罕见,也殊为不
易。足可见熊先生学术功力之深、学术视野之广。
崔富章先生曾经评价熊良智先生的治学特点为“文献
与学理并重”。赵逵夫先生在为是书所作的《序》中也说
道:
首先,传播和接受的发生是因为有现实的需要。楚辞
最初在楚人中“以相传教”,贴合的是秦末汉初“反秦拥楚”
的社会文化心理。“史官录第”所标志的楚辞传播由民间
进入宫廷,是为了服务于汉廷的文化建设。“汉武爱骚”、
“淮南作传”以及严助、朱买臣因说《楚词》“贵显汉朝”,都
是因为汉朝中央政府存在着解决同姓诸侯王定位的政治
目的和需求。王逸以“同姓无相去之义”回答了汉代存在
的这一政治问题,因此使得《楚辞章句》成为了经典。当
然,士大夫知识阶层借屈原抒写自己的人生价值观念也推
动了楚辞的传播,将其影响的范围扩大到了两汉的12个
州部。
其次,楚辞的传播与接受还与社会学术的发展相关
联。骚体在六朝的提出,正是文体学发展的结果。楚辞音
义文献的出现,与“四声八病”说的产生有着紧密的联系。
《
楚辞》经传问题的讨论,则是宋人疑经变古的学术思潮泛
作者论述一个观点总是举出一系列文献上的证
据,不是凭空言之,也不是据一点而加以牵附,所以他
的这个看法令人眼前一亮,心悦诚服,至少可成一家
之言。
滥的表现。由此就构成了一部楚辞从作者到读者的真正
的历史,产生了楚辞的著作形式、表现方式以及与屈原相
关的故事风俗、甚至楚辞的作家、作品在不同时代的变化,
出现了专门的楚辞之学。
一部学术著作的出现,必然是为了解决相关的学术问
题。熊良智先生的这部著作除了带给我们上述的启发之
外,还有如下的思考,即:解决学术上的真问题,要将其放
在学科和学术史上来参照。只有解决了学术史上存在的
问题,提出相关问题的新观点、新理论、新领域、新方法,或
是能纠正和补充前人的相关研究,才是对学术的推进,在
学科和学术史上才有意义。当然,本书也有意犹未尽的地
方。如在屈原以前已经出现了诸子的著作,这些算不算文
学,其与作家文学的关系又何在?又如关于楚辞的传播接
受,熊先生只写到宋代,宋代之后又有何新变?这些都留
下了进一步探讨和研究的空间。
这就还原了楚辞在传播与接受中形成、发展和演进的
历史面貌。也告诉我们,真正的传播与接受的研究是不应
仅仅停留在文学作品的艺术技巧、表现方式等表面现象上
的,而是应该走进读者或接受者的内心,去寻求他们之所
以选择接受的动机和原因。只有深入到接受人群的心理,
才能真正看到他们的价值取向和生存态势。所以,熊先生
始终紧紧地将不同时代的人们对屈原的看法与楚辞在那
时的传播联系在一起,探讨当时的时代社会文化心理。这
无疑又赋予了这项研究以学术思想史的意义。
三是多种学科相互结合的方法。熊良智先生特别推
崇他的老师汤炳正先生所提出的“不同学科相互渗透,相
辅相成”的治学方法。
总之,熊良智先生的《楚辞的艺术形态及其传播研究》
一书是极具学术价值的。赵逵夫先生在书序中评价是书
这首先表现为对出土文献的广泛运用。熊良智先生 “在楚辞研究方面是有开拓性的”,确实颇为中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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