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3卷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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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6年7月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JournalofSichuanNormalUniversity(SocialSciencesEdition)

Vol.43,No.4

July,2016

批判性阐释与多维度运用

———托尼·贝内特的符号学方法及其实践

张碧

(西北大学文学院,西安710127)

摘要:伯明翰学派代表人物托尼·贝内特对索绪尔符号学传统进行了批判性检审与改造,并在此基础上对马

克思主义传统的“历史”观进行了符号学维度的阐释,并将符号学运用至一系列文学及文化批评实践之中,从而丰

富了马克思主义批评理论在文化研究领域内的具体批评途径。

关键词:托尼·贝内特;符号学方法;符号学实践

中图分类号:H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5315(2016)04-0115-05

作为伯明翰学派的代表人物,英国马克思主义

批评家托尼·贝内特以其一系列理论表述及文化实

践而蜚声国内外学界。贝内特十分注重在马克思主

义理论的基本立场上,将诸多西方批评方法融合于

文学及文化批评实践中,并在其独到的符号学观基

础上,亦使对符号学方法的运用成为其马克思主义

批评实践的重要维度。

立场,使其能够以审慎的态度看待结构主义符号学

传统的理论价值。

美国学者霍克斯援引瑞士学者皮亚杰的“生成

性结构主义”观点,强调“结构”的内部调整功能属

[2]6

性,使其具备动态性自我建构性品质。同时,由

于索绪尔的“语言”(lan_gue)一般被视为共时性封闭

形而上学整体,因此学界很少将结构的自我调节特

性运用于对索绪尔“语言”概念的理解。

一

索绪尔符号学传统的再阐释

众所周知,由于后结构主义的理论突破,在当代

欧陆学界,由结构语言学始祖索绪尔所开创的结构

主义符号学传统业已失去往昔在人文社会科学界的

辉煌地位。值得注意的是,这一符号学支系在英语

国家的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内,至今仍在理论与实践

正是在这一认识基础上,贝内特指出,“语言”能

够通过内部调整转化,使其派生形式“言语”,在淘汰

过时的语言因素的同时,得以产生出全新的语言因

素。在这一基础上,贝内特借巴赫金的对话理论,对

社群内部语言的具体形成机制展开讨论:“词汇应当

的双重维度上保持着较高的活跃度。其中,贝内特 ……在说话人和受话人间所形成的对话性关系(di-

[3]84

曾提出以葛兰西领导权理论对文化主义和结构主义 alo_gicrelationshi_ps)中得到把握。” 也就是说,人

符号学加以整合,消解两者间作为文化研究方法所

类在从事社会生产活动的交际过程中,不断检审和

筛选着彼此话语中不利于交际、合作活动的言说方

式,同时使有利于交际活动的言说方式得以保留和

具有的矛盾性,从而表达出对结构主义符号学的肯

[1]xiꢀxviii

定态度。然而,贝内特所秉持的马克思主义

收稿日期:2015-11-18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当今中国文化现状与发展的符号学研究”(13&ZD123)、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马

克思主义批评理论视域中的符号学研究”(12XWW003)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张碧(1982—),男,陕西西安人,文学博士,西北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115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确立。因此,“语言”的更新活动,从本质上源于社会

在统治性意识形态域的母体(martrice)里、为文本

所确立的诸多属性的位置。文学性并不在文本里获

得体现,而是体现在镌刻于文本之中、文本之间的诸

生产活动中为适应新的交际形式而形成的全新社会

生产关系。由此观之,由于索绪尔忽视了“属于不同

社群的诸多说话人,为其语言在社群内的正常运作

[3]63

多互文性关系内” 。换言之,文学形式的变更并

非基于审美效应的更迭,而是由于文本所承载的意

识形态之间的冲突与交流,导致文本自身在形式上

发生的碰撞与融合。贝内特由此将对文学形式的演

变的阐释引向了马克思主义批评的历史维度,使其

摆脱了原有的形而上学阐释方式。

[3]79

赋予了一系列迥然相异的原则” 的事实,因此未

能意识到“语言”的“自我调整”特征恰是社会成员在

生产活动中调整语言表意功能的体现。

同时,贝内特在对索绪尔结构语言学的批判基

础上,对俄国形式主义文论同样进行了历史主义维

度的审视。由于极大地秉承了索绪尔结构语言学的

共时性认识,俄国形式主义长期被视为对索绪尔传

统的延续。客观地讲,俄国形式主义在接受索绪尔

共时性研究方式之初,对这种认识维度是持审慎态

度的,这从蒂尼亚诺夫与雅各布森对共时性系统的

二

话语抑或实存:“历史”的符号学分析

历史主义批评在西方文学批评传统中始终占据

着极为重要的地位。同时,贯穿着历史唯物主义观

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也常被理所当然地归入这

一批评支系。然而,随着新历史主义等后现代主义

批评观念的兴起,“历史”的本质内涵在西方人文社

会学界饱受争议,而其在文学批评领域的合法性亦

引起广泛探讨。

[4]79ꢀ80

历时性阐释方式即可窥一斑。然而,俄国形

式主义在批评实践中对文学内部结构的过分重视,

却印证了结构语言学对其具有的实际影响。诚如美

国学者詹姆逊所言:俄国形式主义在“将固有属性自

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基础/上层建筑

的经典论述,在文学批评理论领域被广泛置换为历

史/文学这一相应范畴。然而,“历史”这一概念的意

涵含混性却使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陷入合法性危机

中。以新历史主义为代表的诸多西方批评流派认

为,历史至少应包括“历史事实”与“历史陈述”两种

形态,前者指涉历史现实中不能够被人的主观意志

所改变的实存事实,后者指在对前者进行叙述化后

形成的话语符号。事实上,即便在马克思主义传统

内部,这种对“历史”的二元划分同样存在,波兰马克

思主义哲学家沙夫在对语言符号与现实的关系模式

[5]43

身剥取出来” 的方法论方面与索绪尔语言学异

曲同工。霍克斯更是提出,“(形式主义者)与那些

‘结构’语言学家,……以及此后的‘结构’人类学家,

[2]45

在彼此致力的工作方面,其共性十分明显” 。

形式主义的重要代表什克洛夫斯基在提出文学

的“陌生化”原则的同时,将陌生化视为文学形式的

演变力量,亦即将文学审美经验层面的“陌生化”效

应视为文学形式更迭的动力,从而使其对文学形式

发展动力的认知脱离了社会历史视野,亦使其陷入

共时性的形而上学化阐释方式中。

[7]183

巴赫金在对索绪尔语言学的批判中,从社会历

史角度评析了“语言”的形成过程,也便否定了共时

性“语言”的存在可能性:“无论在怎样的历史片段

进行总结后 ,提出历史既是一种“客观性事

[8]183

件” ,同时其形成也必须受认知主体的主观意识

[8]191

的某种影响。显然,经典马克思主义对“基础”

的规定属于前一范畴。然而,当基础被以“历史”名

义置换入文学批评领域中时,“历史”的后一种含义

便往往使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必须面对“基础是否

只是一种话语符号”的方法合理性问题。

[6]66

中,共时性的语言系统也无法出现。” 同时,巴赫

金对索绪尔传统的否定,为贝内特从互文性(inter-

_t_e_x_t_u_a_l_i_t_y₎角度认识语言问题扫清了认识与方法障

碍。互文性由法国学者克里斯蒂娃提出,指文本之

间的影响与生产关系,同时还具备以下特征:后文本

往往能够对前文本所在意识形态语境及形式特征进

行不同程度的复制。贝内特指出,推动文学形式演

变的动力,并不基于“陌生化”的抽象替代;新文本的

出现,是伴随着历史社会的变动,不同意识形态在争

夺文学语言符号的过程中经由排斥、融合之后所产

生的互文性产物,“文学性(literariness)……决定于

在贝内特看来,在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领域中,

伊格尔顿对历史的错误论述,便是由于对“历史”的

含混界定而引发的阐释困境的体现之一。伊格尔顿

认为,包蕴着特定意识形态的历史话语决定了文学

作品的生产方式,亦即为文本的意义生成提供了具

体产生语境;同时,文学文本在被完成后,具备了指

涉现实中历史事实的功能,“戏剧性生产(dramatic

116

张

碧

批判性阐释与多维度运用———托尼·贝内特的符号学方法及其实践

_p_r_o_d_u_c_t_i_o_n₎由特定历史决定,是其产物;……它同

而与指涉历史实存的指称物关联起来。

时还使文本在其内部建立起与自己的客体的关

[9]67

然而,贝内特并没有阐释以下问题,即作为话语

符号的马克思历史叙述在其建构之初,是如何与作

为指称物的历史实存产生关联的。众所周知,马克

思早年曾从事诸多社会实践工作,尤其是任职于《莱

茵报》的经历,使其通过对一系列社会具体事件的接

触和认识,为其此后的政治经济学理论建构打下基

础。同时,马克思曾提出以客体的物质属性作为对

系” 。这样,历史便既是文学意义得以生成的话

语基础,同时也成为文学能够对之加以还原的客体。

对此,贝内特从符号学角度指明了伊格尔顿对“历

史”概念的混淆,认为其将分别作为“能指”与“所指”

的“历史”———亦即为文本提供意义语境的历史符

号,与作为历史实存的指称物(referent)的“历史”混

为一谈:“伊格尔顿谈及作为文学所指的历史时,他

心中一定考虑到不只一个层面的意义……但他谈及

作为文学起源和指称物时的历史时,他却在话语的

[12]276ꢀ281

其加以认知的基准

,从而在事实上从符号

学指称物的角度强调了符号的物质属性、实存性所

[13]171ꢀ172

具有的基本重要性

。在这一基础上,意大

‘

超出话语的开端’的意义上,使用了该术语的其他

利马克思主义学者德拉_ꢀ沃尔佩指出,马克思的辩

证法理论恰是建立在通过对具体、客观历史事件的

总结归纳之上,呈现出从“具体”到“抽象”的符号化

[

10]42

意义。”

事实上,由于历史事实必须通过历史叙

述———亦即作为能指与所指的结合物的话语符号作

为基本载体,因此指涉历史实存的指称物在历史叙

述的建构过程中似乎总是缺失的,原因在于“似乎发

挥指称物功能的文献记载及原始材料等,和我们说

的指称物的指称物(真正的过去状态)间,横亘着一

[14]200

理论建构逻辑。由此看来,马克思主义理论的

话语符号,正是建立在对作为指称物的历史事件的

分析与思考的基础上的。

三

超越索绪尔:大众文学研究中的阅读构架

[

10]56ꢀ57

条难以弥合的天堑” 。如果进一步从解构主

义角度来审视历史,历史会被视为纯粹建立于缺乏

历史的物质性根基的话语符号的基础上,也由此对

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构成极大的威胁。恰如美国学

者柏格森所言:“马克思的社会结构被重新命名为

理论

贝内特除对索绪尔符号学传统本身的审视中,

表达出基于马克思主义立场的有别于学界一般认识

的阐发观念,同时还将这种独到阐发体现于对索绪

尔符号学的具体运用中,其中即包括贝内特的“阅读

构架”理论。

‘

话语结构’,由此体现出一种清晰的符号学假想:集

体属性的本质在于话语,而非历史性社会关

“阅读构架”(readin_gformation)在贝内特的界

定中,意指在特定社会群体某种集体观念或意识形

态的影响下,对文本所形成的统一性阐释范式或话

语表达方式。在阅读构架的作用下,该群体成员能

够对同一文本采取基本一致的阐释维度。受过特定

学术批评训练的批评家,往往能够在统一性学术思

维的规范下形成相对一致的批评方式,亦即形成统

一性阅读构架。因此,研究者往往能够通过对文本

结构的剖析而发掘出该批评家群体的阅读框架。然

而,伯明翰学派在其大众文化研究过程中面临的问

题是:对于大众小说而言,应如何确定其庞大、零散

而未经学术训练(untutored)的读者群体的阅读构

架?

[11]14

系。”

那么,马克思主义批评应当如何界定其历

史基础的实存性、物质性?换言之,如何以指称物的

物质属性来夯实作为话语符号的历史表述的基石?

由此,对马克思主义批评理论中历史的物质性基础

的证明便成为极为棘手的问题。

贝内特从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性质出发对这一问

题予以了解决。马克思曾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

中,强调理论在掌握群众之后所具有的物质性力量。

贝内特对这一论断加以延伸,指出马克思主义理论

对人类历史进程及社会革新具有的预见性和指导

性,使得社会运动得以沿循历史规律而获得发展。

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所预设的历史叙述,能够对无

产阶级民众进行指导、组织,也使其摆脱了资产阶级

意识形态的束缚,并在相应的无产阶级意识形态影

响下投入到社会活动之中。因此,体现于马克思主

义历史叙述中的历史观,尽管以话语符号形式出现,

却由于具有改变社会进程物质属性的理论力量,从

贝内特从索绪尔的“语言”/“言语”二元模式来

理解文本结构/大众读者阅读构架的对立关系。必

须指出的是,贝内特此处对索绪尔的“言语”进行了

灵活处理:“言语”意指说话者富有个性化的具体言

说方式,贝内特从具有非统一性特质的言语角度来

117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理解具有统一性特征的阅读构架,显然认识到了阅

读构架在具体话语表述方式上的自由特质。因此,

言语与阅读构架的相似性仅体现在话语的表达方式

层面,而非阅读构架的统一性阐释倾向方面。

在这种基础上,贝内特提出通过文本结构来探

究阅读构架,从而在符号学的认识论和方法论上对

索绪尔进行超越。尽管索绪尔提出,作为人类语言

能力集合的“语言”———而非作为具体个性话语的零

散“言语”,是语言学真正能够加以有效研究的对象,

但由于“语言”的先验悬设性质,索绪尔对“语言”的

探讨实际仍旧是建立在对具体言语的归纳与分析总

结的基础上。与之类似,结构人类学代表列维ꢀ斯

特劳斯对部族“血亲结构”的形而上学探讨,同样体

现于对诸多具体部族组织格局的归纳之中。因此,

结构主义实际上是以实证主义的方法论来印证其形

而上学的认识论,从而呈现出在唯心主义与唯物主

义的理解方式间的矛盾与断裂。

础(class-based)的话语在形成时所发生的融合过程

[15]222

中” 。也就是说,作为话语符号的基本意义结

构,在具体阶级语境中获得了相对恒定的阐释模式,

意义结构由此获得准确锚定,从而使该阶级的阅读

架构得以突显。

可见,贝内特是从阶级属性角度来审视文本所

可能召唤而出的阅读架构的。这种理解,既是对马

克思主义批评理论的基本把握,也体现出对索绪尔

符号学的改造性运用,从而呼应了当代学界将马克

思主义理论作为阐释学方法的努力。

四

大众文化现象的互文性透视

互文性理论由克里斯蒂娃提出后,迅速由其被

创立之初的纯哲学形态,过渡为广受人文、社会学界

[16]211ꢀ216

用于分析社会泛文本的实证性批评方法

。

尤其在包括伯明翰学派在内的英语世界中的文化研

究领域,这一理论被运用为对大众文化生产机制的

探讨工具。

然而,索绪尔及其追随者的这种矛盾性理解,客

观上为贝内特从辩证的角度理解“语言”和言语间的

关系奠定了基础,“言语离不开语言的规范体系以免

使自身因具有创造性而过于偏离语言规范;反之,语

言同样离不开具有创造性特征的言语,以免使构成

如前所述,贝内特曾从互文性理论角度批判性

地重构了俄国形式主义对文学演化现象的论述。同

时,他还在将互文性界定为“指涉其他文本的体

[17]44

系”

以及“不同具体接受条件下,诸多文本之间

[17]45

的社会组织关系”

的基础上,将该理论运用于对

[15]221

它的规则性体系彻底僵化” 。因此,在对待文 “邦德现象”等大众文化的分析中,对具有互文性关

本结构和阅读构架的关系时,应当根据文本结构自

身以确定其可能具有的阐释范式,亦即通过对文本

结构“内在符码”(fixedcode)的解读,重构出文本的

基本意义结构。事实上,贝内特这种方法构想的合

理性,已得到当代叙述学的佐证:通过对文本,尤其

是大众文学文本的阅读,往往能够确定其基本审美、

伦理倾向,亦即确定其隐含作者,并据此推断出隐含

读者,或曰文本的基本意义结构。

系的诸多邦德文本间的意识形态关系进行探讨。

英国小说家伊恩·弗莱明笔下的詹姆斯·邦德

作为大众小说中的经典角色,其形象作为原文本被

广泛改编为电影、电视及各种宣传片等诸多泛媒介

文本。贝内特认为,在邦德小说流行之际,作为能指

的“邦德”形象借由其他媒介形式派生出诸多其他邦

德文本,贝内特由此从互文性角度来界定邦德现象,

指出诸多具有邦德形象的文本之间呈现出怎样的流

通与影响机制。由此,诸多媒体形式的邦德形象文

本间便产生了十分复杂的文化联系。贝内特主要从

下列两个方面探讨了邦德现象的互文性特征。

首先,贝内特认为“邦德”形象是一种具有变异

性的能指(mobilesi_gnifier)。作为小说文本的邦

德,在影视、音乐、广告等诸多媒体及口红、玩具等日

用品中,被生产为一系列互文化产物。同时,邦德形

象在前一种媒介文本中所承载的意识形态,也得以

被后一种媒介文本所接纳。“邦德形象在一系列门

类广泛的文本所形成的持续变化的过程中得以生

产,这些文本在自己建构起来的邦德能指的作用下,

难点在于,读者群体往往因其社会阶层背景的

不同而对文本采取差异性阐释,亦即对文本基本意

义的解码采取“过度阐释”、“弱阐释”等偏离其原初

内涵的不同解码方式,使得阅读架构因其阶层属性

背景的差异而呈现出极为混杂而矛盾的状况,一如

[6]23

巴赫金所言,语言体系是阶级斗争的场域。贝

内特据此提出,必须在检审读者所处特定阶级背景

的前提下,结合具体社会语境来分析读者的话语阐

释策略,“个人言说(s_peech)活动,亦即言语事件(e-

_v_e_n_t_s_o_f_p_a_r_o_l_e)

……绝非对语言( )加以个性

langue

化、主观化使用的产物,而是产生于以不同阶级为基

118

张

碧

批判性阐释与多维度运用———托尼·贝内特的符号学方法及其实践

[

17]45

彼此结合在一起。”

在互文效应下生产出的文本

理论被用于批评实践中所具有的关键作用,考察到

诸多互文性文本间的生产逻辑,并通过实证方式,对

隐藏在互文性文本之后的意识形态因素进行了辨

析,从而使其批评实践呼应了自己对“探究文化如何

与前文本形成了具有逻辑关系的统一性,不断生产、

改造或传播着前一文本的意识形态。

其次,各种邦德文本基本是在同一社会文化语

境中被生产出来,因此如仅仅通过对这一整体语境

的考察,无法确定划分诸多单个邦德文本所具有的

独特客体属性,而唯有将这些文本置于与其他文本

的互文性关系中,通过对它们之间媒介转换关系的

审视,确定其各自的文化、意识形态属性之间的关系

及差异,才能实现对单个文本客体性的检审,亦即

[18]438

在不同社会关系语境中发挥作用”

旨趣的马克思主义式界定。

的文化研究

综上所述,贝内特站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

立场上,对索绪尔结构主义符号学传统进行了本体

论层面的历史唯物主义阐释,并以此为据,从符号学

与意识形态的关系角度进行了一系列文学及文化批

评实践,从而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社会文化批评理路,

极大地扩展了马克思主义批评传统的方法视域,同

时也在客观上彰显出作为“普遍方法论”的符号学在

“

在媒体形式的消费形式被调整时,将诸多单个‘邦

德文本’从互文性关系转换中抽取出来并使其稳定

[17]90

化” 。

可见,贝内特准确地意识到意识形态在互文性

[19]85

人文社会科学批评方面的有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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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唐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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