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3卷第5期  
2
0169月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JournalofSichuanNormalUniversity(SocialSciencesEdition)  
Vol.43,No.5  
September,2016  
汉书·艺文志·诗赋略赋类  
前三种分类义例再考释  
孙振田  
(西安工业大学人文学院,西安710032;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西安710119)  
摘要:汉志屈原赋之属的分类与著录是以屈原及楚辞为着眼点,以与屈原及楚辞有密切关系的作者为单位  
进行分类与著录;《汉志》(《七略》)出于数量上平衡的需要,将屈原赋之属之外的赋作分为陆贾赋之属与孙卿赋之  
,前者著录的是文辞较佳的赋作,后者著录的则是文辞不如前者的赋作探讨屈原赋之属等赋分三类问题,应充  
分考虑到如下方面:其一,屈原赋之属与刘向所编楚辞之间的高度对应关系;其二,《汉志》(《七略》)的目录学特  
;其三,汉人的赋作评价观分类及著录时的不严谨及偶然性,以及刘歆包括班固在内的个人偏好,也应在考  
虑的范围之内。  
关键词:汉书·艺文志》;赋类;分类义例;屈原赋;楚辞  
中图分类号:G25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5315(2016)05-0112-09  
汉书·艺文志》(下称汉志》)《诗赋略赋类首  
认为,屈原赋之属大抵皆楚骚之体”,陆贾赋之属  
著录屈原赋之属二十家,次著录陆贾赋之属二十一 大抵不尽为骚体”,孙卿赋之属大抵皆赋之纤小  
[2]120,123,125,126  
,再著录孙卿赋之属二十五家(最后又著录杂赋十  
”,杂赋大抵尤其纤小者”  
马积高  
二家),三类之后均无小序对分类及著录的准则作  
先生将赋分为骚体文体诗体三类,并大致认为:屈  
原赋之属的赋作骚体是骚体,文体是文体,互相掺杂  
者较少;陆贾赋之属则或为文体与骚体相结合,或为  
相应说明,且整个诗赋略序中亦无任何说明这  
引起了学者们的注意,如章学诚云:“每略各有总序,  
论辨流别,义至详也诗赋一略,区为五种,而  
每种之后,更无叙论,不知刘班之所遗邪?亦流传  
之脱简邪?”并认为:“名类相同,而区种有别,当日必  
[3]54-55  
文体与诗体融合;等等 俞纪东先生认为整个  
赋类首先分为正杂两大类,前者包括屈原赋之属与  
陆贾赋之属,为先秦汉赋的正体主流,后者包括孙  
[1]1064  
[4]  
有其义例。”  
三种缘何而立类,遂成为汉志及  
卿赋之属与杂赋,为先秦西汉赋的杂流次类。  
赋学研究的一个经典问题,汉志及赋学研究所  
无法回避梳理研究史,相关观点大致可以归为如  
以风格为标准进行分类如周寿昌认为屈  
原赋之属应是庄雅之作”,陆贾赋之属疑有类俳倡  
[5]第二十八卷  
下几种。  
嫚戏者”  
他如林颐山则认为屈原赋之属  
以文体体制为标准进行分类如姚振宗即  
弘丽温雅”,陆贾赋之属为嫚戏诙笑”,孙卿赋之  
收稿日期:2016-02-23  
基金项目: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汉书·艺文志注解长编与研究”(11XTQ013)及第二批陕西高校人文英才支持计划的  
部分成果。  
作者简介:孙振田(1973—),,安徽利辛人,文学博士,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后,西安工业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  
文献目录学研究。  
112  
孙振田汉书·艺文志·诗赋略赋类前三种分类义例再考释  
[
6]52  
属为讽谕恻隐” 。  
,第三种孙卿赋之属数量为二十五种,数量上几乎  
相同或非常接近,那么,不同时期的收书数量为何如  
此接近呢?核之刘向别录》,一书往往有不同的本  
子流传,是则某一书的不同本子又如何做到在相应  
的收书时间内全部收集一空呢? 如果不能,又该如  
何处理呢?重要的是,收书的时间可以有不同,藏书  
的位置也可以有不同,当整理完之后,刘向刘歆包  
括班固为什么没有按照以时间先后对书籍进行著录  
的通例,也按照时间的先后对赋类统一进行著录呢?  
再以所谓的按品第高低进行著录为例,检视其论断,  
不难发现同样存在着未至之处上品屈原赋之  
属为例,排除那些我们耳熟能详的汉赋名家,诸如司  
马相如等,余下的如赵幽王赋一篇、《蔡甲赋一  
、《兒宽赋二篇、《刘德赋九篇,中品陆贾赋  
之属的严助赋三十五篇、《朱买臣赋三篇(《汉书  
以内容为标准进行分类如刘师培即认为  
屈原赋之属为写怀之赋”,陆贾赋之属为骋辞之  
[
7]232-233  
”,孙卿赋之属为阐理之赋” 。章太炎亦认  
为屈原赋之属为言情”,孙卿赋之属为效物”,陆贾  
[8]74  
赋之属盖纵横之变也” 。  
以源流为标准进行分类如程千帆先生认  
为屈原赋之属为“《楚辞之属”,陆贾赋之属为汉赋  
之属”,孙卿赋之属则实介楚辞之  
[9]216  
” 。左宜华陈祥谦则认为,孙赋与屈赋各辖  
[10]  
两种,陆赋的源头为屈赋,杂赋的源头为孙赋 。  
诗经为参照进行分类如熊良智先生  
认为,屈原赋之属为风体赋,陆贾赋之属为雅体赋,  
[
11]  
孙卿赋之属则可视为颂体赋 再如伏俊琏先生  
也认为,赋类首先内容上以诗经为参照,据其讽谏  
之旨的多少进行分类,屈原赋之属为第一类,陆贾赋 ·地理志称二者文辞并发”,参后相关引文),又如  
之属为第二类,孙卿赋之属则为第三类,杂赋为第四  
何比较出高低呢?所谓的品第”,又该如何理解呢?  
是仅限于文辞层面,还是指讽谕之义? 还是二者兼  
?单就讽谕之义而言,所谓上下三品之分明  
显存在不足。《诗赋略的序文云:“春秋之后,周道  
浸坏,聘问歌咏不行于列国,学诗之士逸在布衣,而  
贤人失志之赋作矣大儒孙卿及楚臣屈原离馋忧  
,皆作赋以风,咸有恻隐古诗之义其后宋玉唐  
,汉兴枚乘司马相如,下及扬子云,竞为侈丽闳衍  
之词,没其讽谕之义是以扬子悔之,:‘诗人之赋  
[12]  
。  
以收书的时间,收书藏书的次序位置为标  
准进行分类如吴光兴先生即持此论,认为“《诗赋  
第一类屈原赋之属大致以汉武帝时最早收集  
来的藏书为主,辅以部分宣帝时期的收藏;第二类  
陆贾赋之属是稍后的收藏;第三类孙卿赋是最  
[13]  
后一批收藏品” 。  
按照品第高低进行分类持此说者,如章必  
功认为将赋区分为三类意在品第优劣,屈原赋一种  
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如孔氏之门人用赋也,则  
[14]  
[18]1755-1756  
最上,陆贾赋一类次之,孙卿赋一类又次之 汪  
祚民先生也认为屈原之属二十家赋为上品,陆贾之  
属二十一家赋为中品,荀卿之属二十五家赋为下  
贾谊登堂,相如入室矣,如其不用何!’”  
,序文是以能否继承的讽谕传统作为评价的  
标准如此,则孙卿的赋作是不能被视为下品,  
当为上品无疑沿此思路,“没其讽谕之义的宋  
玉赋唐勒赋枚乘赋司马相如赋,又为何是著录于  
[15]  
李士彪先生认为赋分三类意在品赋,屈原赋  
之属为上品,陆贾赋之属为中品,荀卿赋之属为下  
[16]  
尹海江先生持论大体相同,惟指出具体是以 上品屈原赋之属,而非下品中品之中? 再  
道之夷隆,学之粗密来进行分类与排序,同时也参  
,所谓的中品陆贾赋之属著录有枚皋赋百二  
十篇,而考之汉书·枚皋传》:“……故其赋有诋娸  
东方朔,又自诋娸其文骫骳,曲随其事,皆得其意,  
颇诙笑,不甚闲靡凡可读者百二十篇,其尤嫚戏不  
[
17]25,28-29  
考了体制风格上的差异  
毋庸置疑,以上诸家所论,对于深入认识诗赋  
赋类前三种之分类及其相关问题均有其参考意  
,颇能给人以启发,汉志及赋类分类问题研究  
的重要收获。  
[18]2366-2367  
可读者尚数十篇。”  
既已删去不可读者数  
十篇,则所谓可读者可读已是最低标准,那  
,对于这最低标准的百二十篇,《汉志》(《七略》)为  
何没有著录于下品却著录于中品之中? 同样,  
尹等先生对二十二十一二十五之数也未能  
材料所限,诸家所论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着不足  
与问题以吴光兴先生为例,既然三种是以收书时  
藏书次序为准的进行著录的,而第一种屈原赋之  
属数量为二十家,第二种陆贾赋之属数量为二十一  
给以充分的重视。  
113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显然,关于屈原赋之属等三类的分类问题,还有  
刘歆七略屈原赋之属的分类及著录必然受到其父  
编纂楚辞的影响,或者干脆说就是从楚辞继承  
而来,亦即屈原赋之属的分类及著录就是以屈原及  
楚辞作为标准的在思考屈原赋之属的分类与著录  
,如果忽略了刘向曾编纂楚辞一书,以及屈原赋  
之属与楚辞之间高度对应的关系,无疑是不科学  
。  
进一步考察的必要兹仅据相关材料解读如下,虽  
猜测多而实证少,但惟愿于该问题之研究能有所助  
,并盼能引起进一步的思考。  
屈原赋之属的分类及著录  
屈原赋之属是以屈原及楚辞作为分类与著录的  
标准的。  
我们知道,《汉志为据刘歆七略改编而来,而  
又考楚辞的编纂体例,凡非屈作均为代屈原  
七略的前身别录又为刘向整理图书的结果即  
探讨屈原赋之属的分类与著录,除了汉志·诗赋  
文本本身之外,更应到刘向那里寻找线索核之  
刘向图书整理的具体过程,尤其是屈原赋之属首先  
著录屈原赋二十五篇、《唐勒赋四篇、《宋玉赋十  
六篇,便不能不联系到刘向整理图书时曾编有楚  
立言,即原作者把自己打扮成屈原,站在屈原的立场  
[19]  
上写怀抒情———悲屈伤屈悼屈 且这些代屈  
原立言之作一旦被刘向收录进,的  
母体中便不再包含这些代屈原立言之作,亦即宋  
玉赋十六篇、《庄夫子赋二十四篇、《淮南王群臣  
四十四篇、《王褒赋十六篇、《刘向赋三十三篇  
中不再包含九辩》、《招魂》、《哀时命》、《招隐士》、  
一书进一步考察,就会发现,屈原赋之属与  
楚辞之间存在着高度的对应关系现将相关材料  
列表如下,以为对比:  
九思》、《九叹那么,刘歆七略》(班固汉  
》)为什么不是将这些母体与陆贾赋之属及孙卿  
赋之属所著录的赋作笼统地著录在一起,而是非要  
屈原赋二十五篇、《唐勒赋四篇及宋玉赋十  
六篇等合在一起单独著录为一个类别呢? 我们看  
楚辞收录  
汉志屈原赋之属著录  
屈原赋二十五篇  
宋玉赋十六篇  
屈原离骚等二十五篇  
宋玉九辩》、《招魂》  
汉书·地理志相关材料:  
屈原或景差(王逸存疑)《大招无著录  
始楚贤臣屈原被谗放流,离骚诸赋以  
严忌哀时命》  
庄夫子赋二十四篇  
自伤悼后有宋玉唐勒之属慕而述之,皆以显  
汉兴,高祖王兄子濞于吴,招致天下之娱游  
子弟,枚乘邹阳严夫子之徒兴于文景之际。  
而淮南王安亦都寿春,招宾客著书而吴有严  
朱买臣,贵显汉朝,文辞并发,故世传楚  
贾谊(王逸存疑)《惜誓》  
东方朔七谏》  
贾谊赋七篇  
无著录  
淮南小山(淮南王群臣)《招隐淮南王群臣赋四十四  
》  
王褒九怀》  
王褒赋十六篇  
[
18]1668  
。  
刘向九叹》  
刘向赋三十三篇  
这段话表明,因为屈原及其赋作对汉人的巨大  
影响,汉人事实上已经客观上将屈原及楚辞视为一  
个独立的单元”,且于屈原及楚辞的传播亦极为重  
对比可知,《楚辞所收,除作者为屈原或景差  
疑不能明大招》、东方朔七谏及王逸九思》  
王逸为楚辞章句时所入),以作者为单位,在屈原 ,  
(
———  
这段话本身就是屈原及楚辞传播的专门史这就要  
,当刘向因编纂楚辞而将相关的著作集中于一  
处时,基于凸显屈原及楚辞这一独立单元及其传  
播史的需要———宋玉严忌淮南王群臣王褒包括  
刘向在内,无疑都是楚辞传播的关键人物,《七略》  
赋之属中均有著录这就说明,屈原赋之属与楚  
之间确实存在着高度的对应关系重要的是,  
楚辞所收在陆贾赋之属及孙卿赋之属绝无著录,  
或者反过来也可以这样说,陆贾赋之属及孙卿赋之  
属所著录的赋作绝不被楚辞所收录,这就更加说  
明屈原赋之属的分类及著录与刘向编纂楚辞之间 (《汉志》)在著录相关书籍时也应将它们著录于一  
有着高度的对应关系这样的对应关系,是用偶然  
所无法解释的是则根据这一对应关系,及刘向整  
理图书(包括撰写别录》)与刘歆编撰七略前后相  
,只是同一项工作的两个阶段,就可进一步推知,  
,单独列为一个段落既然代屈原立言之作已不  
母体之内,且刘歆又有着眼于屈原及楚辞传播  
的主观意图,则就可以进一步得出结论,屈原赋之属  
的分类与著录虽然是以屈原及楚辞为标准,但并非  
114  
孙振田汉书·艺文志·诗赋略赋类前三种分类义例再考释  
仅仅是以楚辞体(骚体)为准则进行分类与著录,而  
(2)赋家本人是屈原及楚辞传播的重要人物。  
我们看相关材料:  
吴王濞招致四方游士,阳与吴严忌枚乘等  
更多的是以与屈原及楚辞有密切关系的作者为单位  
进行分类与著录前述程千帆先生认为屈原赋之属  
“《楚辞之属”,充分注意到了屈原赋之属与楚  
之间的关系,无疑是合理的,也是可取的。  
至于那些楚辞中没有收录,包括地理志中  
也没有提及的赋家,他们的赋作又为什么被著录于  
屈原赋之属呢?笔者认为,大致有以下可能。  
[18]《邹阳传》,2338  
俱仕吴,皆以文辩著名。  
会景帝不好辞赋,是时梁孝王来朝,从游说  
之士齐人邹阳淮阴枚乘吴严忌夫子之徒,相  
如见而说之,因病免,客游梁,得与诸侯游士居,  
[18]《司马相如传》,2529  
数岁,乃著子虚之赋。  
.,  
因形式及内容与屈原赋相  
1
夫子名忌,与司马相如俱好辞赋,客游于  
[
20]王逸哀时命解题,259  
同或类似而被著录于屈原赋之属赵幽王赋一  
汉书·赵幽王传载幽王为吕后所害,死前  
作赋一篇:“诸吕用事兮,刘氏微;迫胁王侯兮,强受  
我妃我妃既妒兮,诬我以恶;谗女乱国兮,上曾不  
我无忠臣兮,何故弃国? 自快中野兮,苍天与  
!于嗟不可悔兮,宁早自贼!为王饿死兮,谁者怜  
,梁孝王甚奇重之。  
宣帝循武帝故事,招选名儒俊才置左右,更  
生以通达能属文辞,与王褒张子侨等并进对,  
18]《刘向传》,1928  
[
献赋颂凡数十篇。  
邹阳传之材料,枚乘与严忌同仕于吴,而严  
忌是屈原及楚辞传播的重要人物,则不排除枚乘与  
严忌相同,亦为屈原及楚辞传播的重要人物司  
马相如传及王逸哀时命解题,可知司马相如与严  
忌俱好辞赋,又共同客游于梁,那么,既然严忌是屈  
原与楚辞的传播者,则不排除司马相如也曾投身其  
,在屈原与楚辞的传播上也有着一定的贡献据  
[18]1989  
?吕氏绝理兮,托天报仇!”  
从班固撰写幽  
王传必有所参考,以及汉志著录赵幽王赋仅有一  
篇来看,该作其实就是汉志著录的赵幽王赋一  
从文体形式看,该作完全可以称为楚辞类(骚  
)作品;从内容上看,既然幽王遭谗被害与屈原也  
相同,则又属于自我伤悼之作大概正是基于这些, 《刘向传之材料,合以刘向撰有九叹》、王褒撰有  
赵幽王赋一篇与屈原赋等归为一类,著录于屈原 九怀》,且均入于楚辞》,则张子侨与屈原及楚辞的  
赋之属。《蔡甲赋一篇,不排除也是以楚骚形式而  
写的自我伤悼之作。  
传播亦当关系匪浅既然枚乘司马相如张子侨与  
严忌刘向及王褒为同类”,而目录在著录作品时往  
往又有连类而及的著录方式———将性质相同或相近  
2.,所以被著录于屈原赋之属,  
则存在以下两种可能。  
的著作归为一个类别进行著录,枚乘司马相如、  
(1)内中含有悲屈伤屈悼屈之作贾谊  
七篇为例(不含作者或曰贾谊,疑不能明也的  
张子侨等与严忌等著录在同一个类别也就顺理成章  
依次类推,太常蓼侯孔臧阳丘侯刘隁吾丘寿  
兒宽阳成侯刘德,或亦与屈原及楚辞的传播关  
系密切,故其作亦得以著录于屈原赋之属之中。  
上所自造赋二篇,颜师古注云:“武帝  
惜誓》,详参前文相关注释),当即因其中含有吊屈  
原赋一篇(《史记·屈原贾生列传既载,刘向又整  
著录史记》,则七篇中不当不收),而被分类并著  
录于屈原赋之属上溯司马迁史记》,既能将屈贾  
合传而为屈原贾生列传》———尽管更多地是基于自  
身之遭际而为此,刘向刘歆将贾谊之作与屈原之作  
列为一类也并不令人奇怪同样,如果淮南王赋》  
八十二篇、《太常蓼孔臧赋二十篇、《阳丘侯刘隁赋》  
十九篇、《吾丘寿王赋十五篇等之中有类似的赋作,  
当然也会被著录于屈原赋之属核之司马迁撰屈  
原贾生列传》,结合楚辞中代屈原立言的伤屈悼  
屈之作,可知屈原彼时已成为志不得申命运多舛而  
又令人悲悯的象征性符号,文人雅士或不免作赋寄  
[18]1748  
。”  
为武帝,而武帝在楚辞的传播上居  
[21]  
功至伟,这里就不详述了 至于同为屈原及楚辞  
传播的重要人物,《严助赋三十五篇、《朱买臣赋三  
篇为何没有被著录进屈原赋之属,却被著录进了陆  
贾赋之属,可详参下文相关论述。  
3.相关赋作原本不应著录于屈原赋之属,《汉  
》(《七略》)分类时出于数量平衡的考量,而将它们  
著录于屈原赋之属笔者相信,至少其中部分赋作  
确为如此亦详参下文相关论述。  
陆贾赋之属与孙卿赋之属的分类与著录  
以同情,相关的作品数量当为可观。  
首先,陆贾赋之属与孙卿赋之属是因为数量上  
115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平衡的需要而被分为两类并著录的。  
是屈原赋之属著录于前,余下的著录于后,就会形成  
汉志》(《七略》)对书籍设类与著录时往往有着 大的局面,导致不协今屈原赋之属著  
数量上的考量先看六艺略论语类的著录。《论  
类计著录作品十二家,可以分为两段:《论语古  
二十一篇至议奏十八篇为前段,《孔子家语二十  
七卷等三种为后段后段既非论语本身,也非论  
的研究著作,原本不应著录于论语类中,只是  
因为数量太少无法单独立类而著录于论语类中。  
也就是说,如果数量较多,则就可能单独立类与著  
录作品二十家,陆贾赋之属著录作品二十一家,孙卿  
赋之属著录作品二十五家,数量上相差不是太大,应  
该就是在分类及著录时对数量进行平衡的结果如  
果不是刻意的类别划分,以及主观上对数量予以平  
,为什么屈原赋之属与陆贾赋之属著录作品的数  
量几乎没有差别?又为什么即便将孙卿赋之属包括  
,? 仅仅理解为偶然或者巧  
再来看六艺略春秋类的著录。《春秋类计  
ꢃꢁꢀ  
合无疑是不科学的小而言之,在探讨赋分三类  
著录著作二十九种,可以分为两段:春秋古经十  
二篇、《十一卷至议奏三十九篇十八种为前段,  
国语二十一篇至最末汉大年纪五篇十一种为  
这一问题上,必须将汉志》(《七略》)为分类而分类  
的可能考虑在内;大而言之,在探讨目录著作的相关  
问题时,必须将目录著作本身的形式因素考虑在内,  
目录编撰毕竟带有明显的实践色彩,其分类及著录  
[
18]1712-1714  
后段  
后段虽然与春秋本质上同为”  
,原本就应著录于春秋类中,但如果数量足够  
ꢄꢁꢀ  
均难免会受到外在的形式方面的局限与影响。  
,也会被单独著录。《诗赋略歌诗类的著录。  
其次,陆贾赋之属与孙卿赋之属的分类及著录  
的标准则是赋作文辞之高下,即将屈原赋之属之外  
文辞较佳的赋作设立为陆贾赋之属进行著录,余下  
的再设立为孙卿赋之属进行著录兹将相关材料列  
表如下:  
歌诗类计著录著作二十八种,也可以分为两段:自  
高祖歌诗二篇至杂歌诗九篇十九种为前段,自  
洛阳歌诗四篇至最末南郡歌诗五篇九种为后  
ꢂꢁꢀ  
尽管在著录上,《汉志》(《七略》)明显将整个  
歌诗类的著作分为两个大的单元,亦即出于某种特  
定的需要,例如将周代及其相关作品单独集合在一  
起而为后段,但是却又没有将其单独著录为一段。  
究其原因,显然还是因为数量没有达到足够多的地  
否则,自然也会单独著录依此类推,《汉志》  
陆贾赋之属著录的作品  
材料出处及内容  
文心雕龙· 才略》:“汉室陆贾,  
首案奇采,赋孟春而选典诰,其辩  
陆贾赋三篇  
[23]698  
之富矣。”  
严助赋三十五篇  
见前引汉书·地理志材料  
朱买臣赋三篇  
见前引汉书·地理志材料  
(《七略》)在对赋类的作品进行著录时,也难免会有  
数量上的考量例如,序文既明云学诗之士佚在布  
,贤人失志之赋作矣”,赋之间后先相承,关系  
密切班固两都赋序也说:“赋者,古诗之流  
东方朔传》:“是时朝廷多贤材,  
上复问朔:‘方今公孙丞相兒大  
董仲舒夏侯始昌司马相如、  
吾丘寿王主父偃朱买臣严助、  
汲黯胶仓终军严安徐乐司  
马迁之伦,皆辩知闳达,溢于文  
司马迁赋八篇  
[22]4  
。” 然而,赋类却并没有著录(附著)于六艺略  
类的后面,而是另为设类与著录,当正是其数量  
[18]2863  
,先生自视,何与比哉?’”  
较多的缘故(另参下文相关注释)。  
扬雄传》:“先是时,蜀有司马相  
核之屈原赋之属等三类,著录作品总计达六十  
六种,势必要求无论是刘向刘歆包括班固在内,均  
应对其进行分段著录,否则,放在整个包括别录》、  
,作赋甚弘丽温雅,雄心壮之,  
每作赋,常拟之以为式。”  
诗赋略序文:“其后宋玉唐勒,  
汉兴枚乘司马相如,下及扬子  
[18]3515  
ꢅꢁꢀ  
扬雄赋四篇  
,
竞为侈丽闳衍之词,没其讽谕  
之义。”  
七略以及汉志之中,均为不协尤其是在屈原  
[18]1756  
赋之属的相关书籍已经被设为一个独立的单元,则  
对赋类的作品进行分类著录,也就成为必然屈原  
赋之属的书籍不单独著录就不能突出其特点,既然  
要突出其特点,数量就不宜太多既然数量不宜太  
,则余下的数量就会相对较多如果不对之再行  
分类,也就是分为陆贾赋之属与孙卿赋之属,仅仅只  
以上材料,刘勰既然称陆贾首案奇采”,则陆贾  
赋亦必为文辞靡丽之作刘勰虽距汉人已远,但既  
专门论赋,所论当符合陆贾赋的实际情况严助及  
朱买臣的赋作既然被称为文辞并发”,则其赋作就  
一定以文辞华丽张扬为特点司马迁既然被称为  
116  
孙振田汉书·艺文志·诗赋略赋类前三种分类义例再考释  
溢于文辞”,则其赋作也一定以讲求辞采为特色。 (抛开序文不论,《汉书中仍然可以找到班固其他类  
扬雄既拟司马相如以为式,诗赋略的序文亦称  
竞为侈丽闳衍之词”,可知其赋四篇同样是文辞  
弘丽之作这些材料,尤其是汉书·地理志》、《东  
方朔传扬雄传中的材料为汉人评汉人,明确地  
传递出汉人评汉赋的着眼点,无疑给我们提供了思  
考陆贾赋之属及孙卿赋之属分类与著录标准的线  
似观点的材料),然而当其自己要进行赋的创作时,  
还是要称诸家之赋抑亦雅颂之亚也”,为类  
颇有代表性的是枚皋,尽管班固在枚皋传中  
称其赋其文骫骳,曲随其事,皆得其意,颇诙笑,不  
甚闲靡”,但最终还是将枚皋包括在诸赋家之内,亦  
其赋作差不多也可以归为雅颂之亚”。再以提出  
,即二者很有可能是以赋作文辞上的高下为标准 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的扬雄为例,尽  
进行分类及著录的。  
再看下列材料:  
管其为自己曾创作没其讽谕之义的赋作而悔  
”,然而其在撰自序,还是把所撰甘泉赋》、  
ꢆꢁꢀ  
河东赋》、《校猎赋》、《长杨赋予以钞录,可见所  
谓的悔之是难以尽信的,需要辩证看待这些材  
料进一步表明,陆贾赋之属及孙卿赋之属实际上就  
是以文辞之高下作为分类及著录的标准的。  
材料出处  
材料内容  
司马迁称:“相如虽多虚辞滥说,然要其  
归引之于节俭,此亦之风谏何  
汉书·司马相  
如传》  
[18]2609  
?”  
上令褒与张子侨等并待诏,数从褒等放  
,所幸宫馆,辄为歌颂,第其高下,以  
差赐帛议者多以为淫靡不急,上曰:  
当然,说陆贾赋之属及孙卿赋之属的分类及著  
录的标准是文辞之高下,还必须排除与之相对的另  
外一种可能,即二者是以讽谏之义的有无多寡为标  
准进行分类与著录这种可能当然不存在既然序  
文明言孙卿及屈原咸有恻隐古诗之义”,宋玉唐  
枚乘司马相如杨子云竞为侈丽闳衍之词,没  
其讽谕之义”,为何在著录时没有将孙屈之作著录  
于一处,唐等与扬雄也著录于一处,并按照先后  
顺序进行排列呢? 即便屈原赋之属已经单独著录,  
至少孙卿赋十篇也应该著录于第二类陆贾赋之属  
之首吧?至于序文的评价标准与分类及著录时的标  
准不相一致,则显然是由刘歆班固(包括刘向)在编  
诗赋略及撰写序文时的着眼点立场的不同所  
造成的,并不令人奇怪概言之,陆贾赋之属及孙卿  
赋之属是以赋作文辞的高下作为标准进行分类及著  
录的,这是汉代赋的创作实践及批评观的客观反映,  
刘歆班固(包括刘向)均难以超越当时的评价方式  
及标准陆贾赋之属孙卿赋之属包括屈原赋之属  
在内,最末统计家数篇数时均仅以,而不具  
体标出究竟是何种赋(杂赋类不过就是赋类之杂编,  
尚明以杂赋称之),恰可以很好地说明这一点否  
,既然有特出于时代之考量,为何又不清晰地予以  
标示?屈原赋之属是屈原及楚辞在汉代传播的客观  
反映,陆贾赋之属孙卿赋之属的分类是汉代赋作评  
价的反映,于汉人不过平常之事,故而无需特意标  
讨论陆贾赋之属及孙卿赋之属的分类与著录,  
如果不考虑汉人的赋作批评观,无疑也是不科学的。  
具体而言,也就是说,屈原赋之属而外,陆贾赋  
“‘不有博弈者乎,为之犹贤乎已!’辞赋  
汉书· 王褒  
大者与古诗同义,小者辩丽可喜辟如  
女工有绮縠,音乐有郑卫,今世俗犹皆  
以此虞说耳目,辞赋比之,尚有仁义风  
,鸟兽草木多闻之观,贤于倡优博弈  
》  
[18]2829  
远矣。”  
或曰:“赋者,古诗之流也。”……故言语  
侍从之臣若司马相如虞丘寿王东方  
枚皋王褒刘向之属,朝夕论思,日  
月献纳而公卿大臣御史大夫倪宽太  
常孔臧太中大夫董仲舒宗正刘德太  
子太傅萧望之等时时间作或以抒下  
情而通讽谕,或以宣上德而尽忠孝,雍  
容揄扬,著于后嗣,抑亦雅颂之亚  
班固两都赋·  
》  
[
22]4-5  
。  
这些材料说明了两个方面的问题:其一,汉代关  
于赋作的评价主要围绕一个问题而展开,即强调文  
辞与重视讽谏两者之间何者为是;其二,就当时的赋  
的创作实践及评价情况来看,人们更多地还是倾向  
于前者而非后者文人们不仅创作了大量的所谓  
侈丽闳衍的赋作,在面对批评时,还在为之辩护。  
司马迁之此亦之讽谏何异即为不折不扣的辩  
护之词,王褒传武帝辞赋大者与古诗同义,小  
者辩丽可喜云云,更是尊为帝王而为赋作辩护批  
评本身就说明当时赋家在创作时普遍以辞采为追  
,蔚成风气,否则批评便无所从来王褒传文  
,所谓的第其高下其实也正是以文辞之高下作  
为评价的标准,否则,议者也就不会有以为淫靡不  
之论了尤其班固,尽管所撰诗赋略的序文中  
引用扬雄诗人之赋丽以则,辞人之赋丽以淫云云  
117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之属著录的是文辞较佳的赋作,孙卿赋之属著录的 (及班固)的个人偏好,这点尽管已无可考知,但可能  
ꢉꢁꢀ  
则是文辞不如陆贾赋之属的赋作需要指出的是,  
这里说不如,其实并非绝对的不如,其中有些与陆贾  
赋之属的赋作或本就区别不大,而只是出于分类的  
需要而被著录进了孙卿赋之属当然,也不排除其  
中有些赋作的著录本就两可,只不过由于偶然而被  
性还是存在的。  
综上,关于汉志》《诗赋略之赋类前三种的分  
类与著录,本文的结论是:屈原赋之属的分类是以屈  
原及楚辞作为着眼点,但并非是以楚辞体(骚体)为  
准则进行著录,而是以与屈原及楚辞有密切关系的  
作者为单位进行著录。《楚辞中没有收录、《汉书·  
地理志中也没有提及的赋作,所以被著录于屈原赋  
之属,大致有以下两种可能:1.仅有一篇的作品,因  
形式及内容与屈原赋相同或类似;2.收载多篇的作  
品则又有两个可能:(1)内中包含有悲屈伤屈悼屈  
之作,(2)赋家本人是屈原及楚辞传播的重要人物,  
ꢇꢁꢀ  
著录进了陆贾赋之属或者孙卿赋之属。  
最后,需要补充说明的是,同样作为楚辞的传播  
,“文辞并发严助赋三十五篇、《朱买臣赋三  
,为什么没有被著录进屈原赋之属,反而著录进陆  
贾赋之属了呢? 这就不能不考虑到以下三个问题。  
其一,赋分三类数量上的平衡当屈原赋之属确定  
为二十种,陆贾赋之属确定为二十一种,同样作为楚 3.这些著作原本不应著录于屈原赋之属,《汉志》  
辞的传播者或者拟作者,就存在这样一种可能,出于 (《七略》)出于分类时数量上平衡的缘故而将它们著  
数量平衡的需要,有的被著录于屈原赋之属,而另外  
一些则被著录进陆贾赋之属当然,那些并非屈原  
及楚辞的传播者这里假定太常蓼孔臧赋二十  
、《阳丘侯刘隁赋十九篇、《吾丘寿王赋十五篇、  
录于屈原赋之属,屈原赋之属单独著录,根本上是由  
屈原及楚辞在汉代的特殊地位所决定的屈原赋之  
属作为一个独立的单元著录以后,出于数量平衡的  
需要,剩下的赋作被分为陆贾赋之属与孙卿赋之属,  
其分类的标准则是文辞之高下,亦即将文辞较佳的  
赋作著录于陆贾赋之属,文辞不如陆贾赋之属的赋  
作则被著录于孙卿赋之属这是汉代赋的评价现状  
的反映,刘歆包括班固均难以超越当时的评价标准。  
兒宽赋二篇、《光禄大夫张子侨赋三篇、《阳成侯  
刘德赋九篇等均非屈原及楚辞的传播者,其中或即  
有因为数量平衡之需而被著录进屈原赋之属其  
,刘歆(及班固)对作品进行分类时的不严谨及  
偶然性即便他们在分类之始有着清晰的标准,文辞并发的严助赋朱买臣赋没有被著录进屈原  
而在实际操作时也可能会出现不严谨及偶然的情  
,导致最终的分类及著录结果与最初的设想不相  
一致类似这样的不严谨及偶然性在汉志》(《七  
》)中不乏其例例如,以著作先后为序著录书籍  
汉志》(《七略》)的基本原则,但实际著录时却并  
赋之属,而是著录进陆贾赋之属,可能有三个方面的  
考量:其一,赋分三类数量上的平衡;其二,刘歆及班  
固在分类及著录作品时的不严谨及偶然性;其三,  
刘向刘歆的个人偏好在探讨屈原赋之属等赋分  
三类问题时,必须充分考虑到如下方面因素:屈  
原赋之属与刘向楚辞之间的高度对应关系;、  
ꢈꢁꢀ  
非如此,不少书籍的著录在时间上前后失次同  
,同为楚辞传播者的严助及朱买臣的赋作,究竟是 汉志》(《七略》)的目录学要素如在著录条目时有时  
著录于屈原赋之属还是陆贾赋之属,也不过只是一  
不严谨及偶然而已因为标准的制定往往较为  
容易,而其执行则相对复杂而需变通其三,刘歆  
会有数量平衡的考量;汉人对于赋作的评价观。  
分类及著录时的不严谨及偶然性,以及刘歆包括  
班固在内的个人偏好,也应在考虑的范围之内。  
注释:  
除此三类外,赋类另著录有杂赋一类关于杂赋,详可参拙撰《<汉志·诗赋略>杂赋类研究》“杂赋类是赋类之杂编而非其  
部分,文载国学学刊》2011年第2。  
参见:孙津华《<汉志·诗赋略>赋类诸家分类义例述评一文(古典文献研究第八辑,凤凰出版社2006年版),特此说明  
并致谢为交代研究史及展开本文论述方便计,故此不避重复,亦于赋分三类的研究史略为叙述关于赋分三类的研究  
,陈刚撰有《<汉书·艺文志·诗赋略>赋之分类研究述略一文(文献》2011年第2),亦可参考。  
关于其他诸家之论所存在的不足,详可参孙津华《<汉志·诗赋略>赋类诸家分类义例述评一文(古典文献研究第八辑,  
凤凰出版社2006年版),另亦可参吴光兴关于<汉书·艺文志>“诗赋略的分类及小序之有无问题》(文史》2010年第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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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振田汉书·艺文志·诗赋略赋类前三种分类义例再考释  
楚辞一书为刘向在大规模地整理书籍时所编无可疑据王逸离骚经叙》“逮至刘向,典校经书,分为十六卷”(洪兴祖楚  
辞补注》,中华书局1983年版,48)及其九叹解题向以博古敏达,典校经书,辩章旧文,追念屈原忠信之节,故作九  
》”云云,可知楚辞正是刘向在大规模整理书籍时所编纂。  
说这些代屈原之作没有被收录进相应的母体”,是基于以下三点其一,这些代屈原之作从内容上可以被视为屈原的作  
,如果继续收录于相应的母体之中,就会与其他的赋作混淆在一起,引起混乱其二,以作者是屈原或景差疑不能明”  
大招为例,据王逸离骚经叙》“班固贾逵复以所见改易前疑,各作离骚经章句》,其余十五卷,阙而不说”(《楚辞补注》,  
48)云云,可知班固见过楚辞一书,亦即必然见过大招》。而按照班固新”《七略所未载书籍之例,刘  
稽疑一篇、《诗赋略》“扬雄赋八篇,则当将大招》“诗赋略而既然班固没有将大招》“诗赋略》,就  
说明代屈原立言之作一旦被楚辞所收,《七略也就不再著录正因为班固对此非常清楚,故而同样不将大招》“汉  
》。依此类推,即可知相关的代屈原立言之作也不应再被收录于其母体之中尽管班固所见而并未汉志者尚  
有他书,大招毕竟不同,曾经刘向亲自整理其三,作者明明可考的东方朔的代屈原立言的七谏》,屈原赋之属没有著  
(陆贾赋之属及孙卿赋之属也没有著录),且诸子略之杂家类著录的东方朔二十篇也没有收录,也说明相关的代屈原立  
言之作一旦被收入楚辞》,便不再收入其母体”(另可参拙撰《<汉书·艺文志>“东方朔二十篇考辨一文,文载人文论丛》  
2
015年第1,武汉大学出版社20159月版)。综合以上三点,就可以得出结论,凡被楚辞所收录的代屈原之作,既不  
再收录于其母体”,也不再著录于七略》(《汉志》)之中。《屈原赋二十五篇则不同,其既非代言之作,亦极为重要,故而虽  
楚辞一书在,亦必予以著录。《楚辞不为汉志》(《七略》)著录的原因,可参:力之《<楚辞>研究二题》,云梦学刊》  
1
999年第1。  
王逸离骚经序》:“凡百君子,莫不慕其清高,嘉其文采,哀其不遇,而愍其志焉。”班固离骚赞序》:“原死之后,秦果灭楚其  
辞为众贤所悼悲,故传于后。”(洪兴祖楚辞补注》,中华书局1983年版,3、51)也可证悲屈伤屈悼屈是当时文人创作的  
重要题材,相关的赋作一定不在少数。  
即便是小类之中也存在着连类而及进行著录的例子诸子略之道家类在管子八十六篇之后连续著录老子邻氏经传》、  
老子傅氏经说》、《老子徐氏经说》、《刘向说老子四种,其中,《刘向说老子》,如果按照作者刘向的时代进行著录,则应该著  
录于几乎整个道家类的末尾,现既然著录位置大为提前,专门与老子邻氏经传四篇等另外三种著录在一处,显然是着眼  
”,为单位连类而及进行著录。  
至于楚辞所收的大招》、《惜誓七谏为何没有被著录于屈原赋之属,详可参上文相关注释需要说明的是,如果非要  
推究屈原赋之属得以立类及著录的根本原因,显然还在于屈原及楚辞之重要后世目录,如阮孝绪七录文集录内篇四专  
门设立有楚辞,著录五种五帙二十七卷(任莉莉七录辑证》,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9)。魏征等隋书·经籍  
集部也把楚辞单列为一类,与别集类总集类相并列。  
ꢀꢂꢁ参拙撰《<汉书·艺文志>于末体例论一文,文载国学研究25,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详参拙撰<汉书·艺文志>“不立史部问题的一个新认识一文,文载国学研究28,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  
ꢁꢃ汉志著录书籍较多的,春秋类为29,儒家类为52,道家类为37,均没有再分段落,当是其著录标准较为单  
,没有特殊需要的缘故这与赋类首先有屈原赋之属需要单独著录不同。  
ꢁꢄ汉志》(《七略》),出于形式的需要而安排书籍的著录还可以再找出一个较为明显的例子,六艺略类的著录。  
严格说来,《类本来只有乐记王禹记两种可以著录,但如果仅仅著录这两种书籍明显较少,故刘歆将另外的一些相  
关书籍著录其中,以充其数,以完其类(详参:孙振田范春义<汉志>乐经六代乐舞说之成立———兼论<汉志>之  
<>类的著录问题》,音乐研究》2015年第6)。另外,在后世目录中,根据书籍数量的变化而对类别的设立进行调整  
是一个较为普遍的现象如阮孝绪七录虽为斟酌王”(王俭七志》、刘歆七略》)而立类著录,然又将史书单独设类  
记传录》,兵书与诸子合并为子兵录》。阮氏解释记传录的设类及著录云:“刘氏之世,史书甚寡,附见春秋》,诚得其  
今众家纪传倍于经典,犹从此志,实为繁芜七略诗赋不从六艺诗部,盖由其书既多,所以别为一略今依拟斯  
,分出众史,记传录内篇第二。”解释子兵录的设类云:“兵书既少,不足别录,今附于子末,总以子兵为称。”  
(
任莉莉七录辑证》,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3-4)均为从书籍数量的多寡来思考或安排类别的设立问题的例证。  
ꢁꢅ《汉志著录为十二篇,其中八篇为班固所入。“四篇甘泉》、《河东》、《羽猎》、《长杨四赋,可参俞纪东《<汉志·诗赋略>  
扬雄赋绎释》,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3。  
ꢁꢆ四赋载于汉书·扬雄传》,扬雄传为班固据扬雄自序撰写,班固在扬雄传·中明云雄之自序云尔”。:班固  
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版,3583。  
ꢁꢇ按照汉志于末的著录体例,不排除孙卿赋之属中或著录有虽文辞较佳而体制较小的赋作,以及虽作者明确而有所  
残缺的赋作体制较小,通常情况下,无论如何都不能与那些体制较大的赋作相类比;而赋作在其流传的过程中出现残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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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也在所难免,对于这样的赋作,一方面要加以著录,一方面因其作者可考又不能编入杂赋中去,故只好以书处理,著录  
于赋之前三种的最后一种孙卿赋之属中去这也就合理地解释了为何孙卿赋之属的家数较陆贾赋之属稍微多了四种这一  
问题详参拙撰《<汉书·艺文志>于末体例论《<汉志·诗赋略>杂赋类研究二文,分载国学研究25(北京  
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国学学刊》2011年第2。  
章太炎先生即云:“扬雄赋本拟相如,《七略相如赋与屈原同次班生以扬雄赋隶陆贾下,盖误也。”(章太炎国故论衡·辨  
》)现在看来,班固当本就不误其一,《七略,扬雄赋只有甘泉》、《长杨等四赋,与屈原及楚辞的关系并非直接,故也  
就失去了著录于屈原赋之属最为直接的原因其二,《汉书·扬雄传既然为据扬雄自序而来(参前相关注释),则内中所  
拟之(司马相如)以为式云云实乃出自于扬雄自序》,而刘向整理图书及刘歆撰七略均未见过扬雄自序》,则刘歆当  
然也就不可能据拟之以为式而将扬雄赋与司马相如赋著录在一起了,班固据七略而为汉志》,又将这一著录继承下来。  
其三,即便七略》(《汉志》)有着按照”、“源流关系著录书籍的著录原则,其贯彻也并不严格再者,模拟学习是提高  
文章水平的重要途径,回到刘歆班固那里,众多赋作必一一按照师徒源流进行著录,又何其繁难! 最后,班固本有”、  
之例,即将一些书籍从其原来所著录的类别中移出,再著录进其他更为合适的类别中去,但班固在入了反离骚等于  
扬雄赋之后,也没有将扬雄赋十二篇于陆贾赋之属于屈原赋之属,当是因为扬雄赋十二篇本就著录在赋类  
,这一类别上来看,陆贾赋之属与屈原赋之属并无不同,实无”、“的必要概言之,扬雄赋不与司马相如赋著  
录在一起,在刘歆班固(包括刘向)那里本非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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