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3卷第5期

2

016年9月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JournalofSichuanNormalUniversity(SocialSciencesEdition)

Vol.43,No.5

September,2016

朝代更迭与张岱文史创作之体性关联

彭玉平,赵婵媛

(中山大学中文系,广州510275)

摘要: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张岱被誉为晚明小品散文的集大成者,以《陶庵梦忆》、《西湖梦寻》为代表的散文

作品历来为后人称道。在创作“两梦”的过程中,用以立言存明的《石匮书》、《石匮书后集》亦在同时进行,特别是记

录张岱亲历的崇祯朝及南明事之《石匮书后集》,约22年的撰著历程中几乎全都伴随着“两梦”的创作。张岱的散

文成就与史学贡献常被分别探讨,并逐渐形成了张岱研究的主流形态。贯穿作者半生的文史撰述穿插进行,这样

的安排并非巧合,打破文体界限再作探讨是值得深入的视角。

关键词:《石匮书》;《石匮书后集》;《陶庵梦忆》;《西湖梦寻》;张岱;文史创作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5315(2016)05-0130-07

“

体”与“性”是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上一对非常

和史学作品本身的文体差异;另一方面又与张岱小品

散文和历史散文中所呈现出的不同风格特点关系紧

密。以《梦忆》、《梦寻》为代表的文学散文以摹写个人

生活为主要内容,读来活泼生动,亲切可感;《石匮

书》、《石匮书后集》则承载着一代事实的厚重,着力于

描摹时代兴亡,把握朝代运际,焦点多集中于家国安

危的宏观问题。张岱身历陵谷沧桑,他是以遗民的身

份撰著明史,表彰节义与明亡追责也自然成为了书中

经常提及、探讨的重点问题;集中撰写思宗及南明诸

王时期史事的《石匮书后集》,张岱可谓是以亲历者的

身份进行撰写,切身的经历触发了作者对于这段历史

作出更多的评论,观点也往往更加精准、深

重要的美学范畴。体,指体貌,即作品的体制风格;

[1]505-506

性,指作家的情性、才性。体材的选择开始了

作家创作之初对于内容的裁剪,体材的选择也在一定

[2]15

程度上决定着作品的风格,传递出作者的情感。

史传与小品同属散文范畴,却在文体的细分中呈现出

两种差异明显的笔法。张岱史传散文与小品散文的

撰写年代多有重叠,其创作时的情感状态和表达手法

也不停地游离于两者之间。《石匮书》及其后集、《陶

庵梦忆》、《西湖梦寻》的成书过程总计花费了五十余

年,五十余年的时间足够张岱自主地去安排创作,所

以情感状态与表达手法的游离境况并非不得已的选

择,而是作者有心的安排。

[

3]87-88,138

入

。张岱的小品散文与史传散文撰著时间多

一

《石匮书》及其《后集》与《陶庵梦忆》、《西湖

有重叠,特别是于国变之后这种情况更为普遍。因

此,我们首先从张岱的史学代表作《石匮书》及其《后

集》,以及《陶庵梦忆》、《西湖梦寻》这两部被后世称赞

不已的散文经典之创作年代入手,对张岱撰写这四部

书的具体时限进行考辨。

梦寻》撰写年代的交叉重叠

回忆录般的小品、厚重沉甸的史著可谓是构铸张

岱散文成就及文学史地位的两块基石。对于张岱小

品散文和石匮史著的研究已不罕见,但多是专论某一

种文体,这样的宏观研究形态一方面源自于文学作品

1.《石匮书》及其《后集》撰写年代考辨

收稿日期:2016-02-14

作者简介:彭玉平(1964—),男,江苏溧阳人,文学博士,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赵婵媛(1986—),女,香港人,中山大学中文系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古代诗文与诗文批评。

130

彭玉平赵婵媛朝代更迭与张岱文史创作之体性关联

“余自崇祯戊辰,遂泚笔此书,十有七年而遽遭国

₂_.《陶庵梦忆》撰写年代考辨

变,携其副本,屏迹深山,又研究十年,而甫能成

《梦忆》作于何时? 作者也没有确言。有学者据

[

4]100

[4]111

帙。” 张岱自崇祯戊辰,即崇祯元年滋笔《石匮

书》,这“十有七年”当是指崇祯一朝的十七年。屏迹

深山后的“又十年”当是明亡后的十年,明崇祯十七年

也是清顺治元年,所以“又十年”应当从顺治二年起再

向后推十年,那么《石匮书》成书应在清顺治十一年甲

午,即1654年。

张岱自序中“五十年来,总成一梦” ,认为《梦忆》

成书应在陶庵五十岁时,即清顺治三年(1646)丙

[5]36

戌。这样的判断未免显得草率和武断。张岱身历

明、清两朝,甲申国变时陶庵四十八岁。张岱自诩“少

为纨绔子弟,极爱繁华”,上溯确切可考的先祖,高祖

①

张天复官至甘肃行太仆寺卿、曾祖张元忭官至左谕

②

③

张岱在其《石匮书自序》中道出了他的著史原则:

德,经筵讲官、祖父汝霖官至贵州提学副使、父亲

④

“事必求真,语必务确,五易其稿,九正其讹,稍有未

耀芳曾任鲁藩长史司右长史。山阴张氏可谓身受大

[

4]100

核,宁阙勿书。” “求真”、“务确”,这表明陶庵要撰

著的历史,是已有明确史实的历史,而排斥人为的捏

造、诋毁、谀美、讹误、臆测等。陶庵希望能以因“不入

仕版”、“不顾世情”而“鲜恩仇”、“无忌讳”的旁观者身

份,来还原一个“事必求真,语必务确”的、最为贴合历

史原貌的有明一代本真世界,从而一改明史“二百八

明天高地厚之恩泽,虽亦有仕途受挫之时,但总的来

说家境殷实,子孙悠游享乐,生活富足。“繁华靡丽,

[4]111

过眼皆空,五十年来,总成一梦” ,这里所说的“五

十年”应当并非确切的数字,而是指张岱身历明朝的

近五十年(₄₈年),曾经“繁华靡丽”而今已成空的近

五十年。《梦忆》的撰写成书时间很难找到与明末这

五十年间的交际。《梦忆序》中张岱有言“遥思往事,

[4]100

十二年总成一诬妄之世界”

之“失诬”、“失谀”、

[4]111

“失臆”的局面。张岱自崇祯元年起滋笔《石匮

忆即书之” ,所谓“遥思”,通常是指思念处在远方

的人或相隔已久的事,《梦忆》中所追忆的往事,时间

跨度之大达数十载,仅张岱亲历者就已涵盖万历、天

启、崇祯三朝及国变后一些零散的人事。假若《梦忆》

成书于1646年丙戌,那么其所记崇祯十五年、十七

年,甚或入清后顺治二年、三年发生的事被称为“遥

思”,就未免太过牵强了。所以,《梦忆》成书应不在清

顺治三年(1646)丙戌,而是在此后。

[

4]100

书》 ,是时可称为有“论定”之明史者,上自开国皇

帝太祖朱元璋洪武一朝,往下最多止于熹宗朱由校天

启朝,虽非完整的明史,却合乎张岱未核则“宁阙勿

书”的原则。也正是秉承这样的原则,而自然圈定了

石匮一书所涵盖的历史时段。正如陶庵自己所言:

“

故今所成书者,上际洪武,下讫天启,后皆阙之,以俟

[4]100

论定。”

在《与周戬伯》一文中,又有言道:“是以迟迟,以

清乾隆中,金忠淳辑刊《砚云甲编》本《陶庵梦忆》

[4]238

待论定” 。可见写有“论定”的历史,是张岱撰写 (一卷本),书前有序文,但未署序者名。从这篇序文

明史从一而终的原则,从《石匮书》历经几十载一直延

续至《石匮书后集》撰写全程。“今幸逢谷霖苍文宗,

欲作《明史纪事本末》,广收十七年邸报,充栋汗牛。

弟于其中簸扬淘汰,聊成本纪并传,崇祯朝名士诸臣,

中倒可以寻得一些推断《梦忆》写作年代的蛛丝马迹。

序文有言道:“陶庵老人,著作等身……大江以南,凡

黄冠、剑客、缁衣、伶工,毕聚其庐。且遭时太平,海内

晏然,老人家龙阜,有园亭池沼之盛,木奴秫秔,岁入

缗以千计。以故斗鸡、臂鹰、六搏、蹴鞠、弹琴、劈阮诸

技,老人亦靡不为。今已矣,三十年来,杜门谢客,客

[4]238-239

计有数十馀卷……”

谷霖苍文宗即谷应泰。顺

治十三年(1656)丙寅四月,谷应泰提督浙江学政,延

揽名士编著《明史纪事本末》。张岱为获得崇祯一朝

史料,应谷氏之邀,并提供《石匮书》稿。石匮一书止

于天启,张岱为之撰写后集的愿望与准备应当是由来

已久,而真正付诸笔端,应始于顺治十三年丙寅四月,

契机便是谷应泰主持《明史纪事本末》的修撰和他对

张岱及其《石匮书》稿的邀请。《后集》接续《石匮书》,

自崇祯年间写起并写南明五王事,下限止于清康熙十

七年(1678)。《后集》成于何时未能找到明确记录,但

按照其“论定”著史的原则,可以推断的至早成帙时间

应在1678年。

[4]429-430

亦渐渐辞老人去。” “遭时太平,海内晏然”之

时,张岱家境况“有园亭池沼之盛,木奴秫秔,岁入缗

以千计”之富足悠然,而陶庵自己则是“斗鸡、臂鹰、六

搏、蹴鞠、弹琴、劈阮诸技”靡不为之。这样的生活,正

如其在《自为墓志铭》中所道,是为纨绔子弟,“好精

舍,好美婢,好娈童,好鲜衣,好骏马,好华灯,好烟火,

[4]294

好梨园,好鼓吹,好古董,好花鸟”

之“极爱繁华”

的日子,故而,所谓“遭时太平,海内晏然”,应是指身

处明朝为纨绔世家子之际。“今已矣,三十年来,杜门

谢客”,“已矣”应是说“遭时太平,海内晏然”,诸技繁

131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7]7

二则,留之后世,以作西湖之影” 。触动张岱写作

华靡不为之的日子“已矣”;“三十年来,杜门谢客”当

是说国变之后逃亡避兵、隐居避世的三十年。张岱好《西湖梦寻》的是今昔对比的强烈,是“余梦中所有者,

与人交际,也擅与人交际,故于举业、古作、游览、诗

反为西湖所无”,而把这一残酷现实于陶庵心中坐实

的,则是其国变之后甲午、丁酉先后两次的故地重游。

据此可以推断,张岱滋笔《西湖梦寻》应是在甲午、丁

酉以后不久,或者至早也应在甲午、丁酉之间。他在

自序中开头便说:“余生不辰,阔别西湖二十八

⑤

词、书画、填词、作史、参禅中均可觅得知己。明亡之

前交际不绝,诗歌、散文中多有记载。以得身边友朋

为“独邀天之幸”而无虞翻恨的张岱要“杜门谢客”,应

不是其本意,而是有不得已的原因。从时间和经历来

推断,最可能的也是最不得已的“原因”就是国变。加

之“不次岁月”,“不分门类”,“遥思往事,忆即书

[7]7

载” 。若以甲申国变为张岱逃亡之始,那么“阔别

西湖二十八载”后已经是1671年,即清康熙十年辛

亥。据此虽无法确定《西湖梦寻》成书于康熙十年,但

张岱自作序于是年是可以肯定的。通常情况下,书成

后作序,所以《梦寻》一书应成于自序前不久。此书另

有王雨谦、祁豸佳、李长祥、查继佐、武林道隐所作序

文,均未标属或提及时间。所以,对于《梦寻》一书具

体成于何时,尚不能作出准确的考辨,只能按照习惯

圈定一个大致的范围。综合以上考察,大致可以判断

张岱的《西湖梦寻》应撰写于清顺治十一年甲午至清

康熙十年辛亥之间,即1654至1671年此近二十年

间。

[4]111

之” 的即忆即书的写作态度,《陶庵梦忆》应不是

一时一地而作,很可能是于国变后几十年间,在机缘

巧合的人事触动之下,婆娑一老时过境迁的回忆录。

张海新认为此书可能写成于康熙十三年(1674)甲寅

[6]56

的揣测 ,是有道理的。

《

.

西湖梦寻》撰写年代考辨

3

《西湖梦寻》作于何时? 张岱并没有像《石匮书》

那样在其自序中给予明确的交代,但文本中还是流露

出了一些蛛丝马迹可作为判断的依据。张岱对于西

湖有一种长期积淀的特殊感情,正如其友人王雨谦为

《梦寻》作序时所言,“张陶庵盘礴西湖四十馀年,水尾

综合以上的分析和梳理可知,《石匮书》撰著于

[7]2

山头无处不到” ,四十馀年间,西湖见证了张岱童 1628至1654年间;《石匮书后集》的撰写大致是在

年的天真烂漫,承载着其少年的推心交友,成就了其 1656至1678年间;《陶庵梦忆》最可能成书于1644至

壮年的悠游享乐,并在其晚年还燃点着追忆的余温。 1674年间;《西湖梦寻》则应撰纂于1654至1671年

国变出逃,不在西湖之时,西湖仍无日不入陶庵梦中,

足见其对于这位“老朋友”的挂念。正是这种日思夜

想的牵挂,促使陶庵于国变之后两次重访西湖。据其

间。《石匮书》及其后集与“两梦”的撰著时间有约三

十年是重合交叠的,且这三十年都是在历经甲申国变

之后。而记录张岱记忆犹深的崇祯朝及南明史事之

《西湖梦寻》自序所记,一次为清顺治十一年甲午,即《石匮书后集》约二十二年的撰著历程中,几乎全都伴

1

654年

;

一次为顺治十四年丁酉,即₁₆₅₇年。“余为

随着“两梦”的创作。一位作家在同一时期同时撰写

几种著作的情况在文学史上并非罕见,而如“石匮”、

西湖而来”,来西湖又是为了什么?同历国变,陶庵是

为“老朋友”的安危担忧,害怕曾经带给过他无限欢乐 “两梦”今朝与昨昔、疮痍与繁华、凝重与闲适、悲怆与

的西湖历经国变后受到伤害。八旗铁骑铮铮南下,入

侵的蛮夷哪懂得风流恬淡的江南审美情怀,故而张岱

靡丽这样几乎贯穿始终的相依相伴,必然不会只是简

单的巧合,一定有其更为深层,也更加私密的缘由。

本为揣度的担忧因其亲眼目睹而得到了证实。昔日《梦忆序》中,张岱自称:“种种罪案,从种种果报中见

[4]110-111 [4]111

之弱柳夭桃、歌楼舞榭、亭台偶居、寄园湖庄,或百不

存一,或仅存瓦砾。“今所见若此,反不若保我梦中之 “果报”、“忏悔”是需要一个燃点的,而这个燃点很可

之” ,“持向佛前,一一忏悔” 。这种自谓的

[

7]7

西湖,尚得完全无恙也” ,可见张岱重回西湖得到

的不是昔日美景的重温,而是仅存的一点点幻想也被

实实在在地击碎了。陈寅恪先生在其《柳如是别传》

中这样描述遭遇清兵的西湖:“沧桑后,且变为饮马之

能就是明史的编著。

二

诸体文章文学表达与创作心态间之关联性

《石匮书》、《石匮书后集》、《陶庵梦忆》、《西湖梦

寻》四部作品撰著时间大面积的交叉重叠,意味着撰

写这四部作品的几乎是“同一个张岱”,大概是由知天

命年至耄耋之年的张岱。所谓的“同一个张岱”,也就

是说张岱在撰写这四部作品时大致的心理状态是趋

同的,而罕有因年龄和环境的不同可能导致的创作主

[8]384-385

池。昼游者尚多猬缩,欲不早归不得矣。”

风雅

一转为疮痍,痛心与无奈无情地蹂躏着婆娑一老早已

千疮百孔的遗民之心,他的情感挣扎其间却挣脱不

得,揪心地感叹着“惟吾旧梦是保”,“因作《梦寻》七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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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玉平赵婵媛朝代更迭与张岱文史创作之体性关联

体心境的明显差异。著史是对时过境迁之事的回忆

顾炎武《日知录》第十三卷《正始》篇中有言道:

性记录。回忆大事件,也穿插小细节,情景人事有意 “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

无意的触动和感发,定会令撰著者在书写家国兴亡的

过程中,亦不禁感慨于个人史事,设身处地,推己及

人。著史无疑需要中立的态度,客观、冷静的视角,冷

隽的笔墨书写时,个人化的情感冲动必须承受史官责

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

[9]756

谓之亡天下。” 而张岱终其一生,由因之承恩到为

之哀悼的大明王朝在其“易姓改号”而“亡国”之前就

已呈现出“人将相食”的“亡天下”前兆。崇祯二年

任感的压抑。然而,一味地压抑并不是长久之计,特 (1629),陕北旱灾,秦、晋民饥非常严重,以至发生了

别是以亲历者手眼撰述兴亡的张岱,其所承受的情感

折磨远远超越了行于文墨间的石匮史著。篡权夺位

的龌龊,死谏殉难的惨烈,人将相食的亡天下征兆,曾

几何时的伤痛必须于其回忆和记录之时残忍地揭掉

刚刚结痂的伤口,把那些血肉模糊的创痛淋漓尽致地

再现出来。但著史之人毕竟也只是有血有肉有心有

情的凡夫俗子,这样反反复复撕皮扯肉式的折磨正是

石匮成书的滴血心路,纵然兜兜转转、迂回往复,却终

究无法抑制这一人之常情的情感惯性。而著史不是

一朝一夕之功,这样的折磨他能禁受多久,又将如何

在这种禁受中挣扎与坚持,这是张岱必须要去寻找和

发掘的另一人生解码。于是,他诉诸于另一手笔之小

品,与其史传于同一时段、同一心境的统摄之下,以不

同心理状态自我调整,以求得心绪与情感的平衡而避

免失衡。

人吃人的惨剧。是年四月,行人马懋才道经延安,以

所见闻上奏疏详述饥情,其中便有“人将相食”的实

录:“更可异者,童稚辈及独行者,一出城外,便无踪

迹。后见门外之人,炊人骨以为薪,煮人肉以为食,始

知前之人,皆为其所食。而食人之人亦不免,数日后

[10]106

面目赤肿,内发燥热而死矣。” 《石匮书后集》第十

一卷《袁崇焕列传》记录了崇焕遭受脔割之刑的惨状,

脔割之行即俗称的“凌迟”:“割肉一块,京师百姓从侩

子手争取,生噉之。侩子乱扑,百姓以钱争买其肉,顷

刻立尽。开膛出其肠胃,百姓群起抢之,得其一节者,

和烧酒生啮,血流齿颊间,犹唾地骂不已。拾得其骨

者,以刀斧碎磔之。骨肉俱尽,止剩一首传视九

[11]497

边。”

袁氏之死虽已被后世史学家大白其冤,但当

时是以通敌资盗之罪定以脔割之行,江山风雨飘摇之

时以约通敌,百姓贫饥难耐之刻以粮资盗,以诸罪刑

于市,民众恨之入骨啮齿固于情理之中。可即便如

此,生噉其肉,生啮其肠,以至顷刻之间骨肉俱尽,则

实在是突破人性底线的杀戮。理道此时已独尊近三

百年,汉民族历来引以为傲的盛世文化究竟压抑了什

么?又造就了什么? 自称越中清馋第一人的张

1

.石匮

———亲历者的悲剧时代书写

明朝的覆灭给文士带来了无尽的苦难。张岱随

着历史的洪流浮沉至此,于国,他无能为力而又无可

奈何;于己,他挣扎、徘徊于诸种复杂难抑的情感之

间。对前路未知的迷茫与恐惧,对往昔奢靡的忏悔,

对往日美好的眷恋,凡此种种绞痛着他的心灵,拷问

着他的灵魂。“作自挽诗,每欲引决,因《石匮书》未

[12]38

岱 ,面对如此口腹之行径,心绪的创痛想必是于

意料之外痛彻心扉的震撼。有明一代,特别是张岱亲

历的那些年,如此人性几近泯灭和异化的事件不时穿

插于史事之间。

[4]110

成,尚视息人世。” 然而此时,活着或许比死更难,

[4]107

从“食鸡而知其栖恒半露,啖肉而识其炊有劳薪”

[

4]110

之尽享口腹之福,到“然瓶粟屡罄,不能举火”

之

如果说天崩地裂的大环境是对时人群体性甚至

全民性的震撼,那么周遭亲友间的生死骤变则可谓是

波及范围虽窄但触动人性尤深的悲咽。流寇的猖獗,

君主的自缢,蛮夷的入侵,中原天朝曾经的辉煌一去

不返,即便是垂死的挣扎,都因掺入了太多的私心与

阴谋看上去那么不纯粹,显露在外的是一种举国遍体

鳞伤的无力与无奈。面对此情此景,生长于仕宦、文

化世家,过惯了悠游贵族生活的纨绔公子张岱,其人

生陡然巨变来得本就太过猛烈,而身边亲友的抉择仿

佛钝刀割肉一般,又一次次残忍地在其几近崩溃的心

理天平上,一根根地添加着随时可能致命的稻草,不

时地触碰着他那颗已然血肉模糊的敏感的心。

饱尝忍饥挨饿之苦。“第见有明一代,国史失诬,家史

失谀,野史失臆,故以二百八十二年总成一诬妄之世

界……幸余不入仕版,既鲜恩仇,不顾世情,复无忌

讳。事必求真,语必务确,五易其稿,九正其讹,稍有

[4]110

未核,宁阙勿书。” 为史存身的张岱力图还原已故

的和亲历的大明王朝。然而,还原是一件辛苦的事,

往日的一幕幕仿佛电影胶片一般,一张张、一遍遍地

循环于史家的头脑中;对于陶庵,还原更是一件痛苦

的事,石匮一书自不乏礼待恩泽、建功立业的彰表述

评,但张岱所亲历的年代更多充斥的则是篡位夺权、

死谏殉难的惨烈。

133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多年好友祁彪佳,于清顺治二年乙酉六月留遗书

后沉水自尽。当其被发现时,“彪佳正襟危坐,水才过

活艰辛。如五言古诗《甲午儿辈赴省试不归走笔招

之》所记:“……自经丧乱余,家亡徒赤手。恨我儿女

多,中季又丧偶。十女嫁其三,六儿两有妇。四孙又

一笄,计口十八九。三餐尚二粥,日食米一斗。昔有

负郭田,今不存半亩。败屋两三楹,阶前一株柳。二

[11]624

额,冠履俨然,须鬓不乱,面有笑容” 。“正襟危

坐”、“须鬓不乱”,可见祁彪佳自沉之从容。“面有笑

容”,可见其自以为死得其所。正如其遗书中所言:

“臣子大义,自应一死。十五年前后,皆不失为赵氏忠

妾老如猿,仅可操井臼。呼米又呼柴,日作狮子吼。

[

11]624

[4]31-32

臣。”

王思任与张岱祖父张汝霖有“同年之谊”,两人都

是万历乙未年进士,且王思任对于张岱的文选之道有

……寒暑一敝衣,捉襟露其肘……”

衣的是不论

寒暑而“捉襟露其肘”的一席敝衣,吃的是一斗米煮两

餐粥,分与一家十数口人充饥,住的是一株孤柳相伴

阶前的两三楹败屋,这与往昔生钟鼎之家而不知稼

穑,日日“米在囷廪中,百口从我食。婢仆数十人,殷

[4]226

过指导和启迪 ,张岱尊称其为“年祖”。王氏善谐

谑,张岱对此印象颇深,在其《王谑庵先生传》、《快园

道古·戏谑部》等篇章中均有所记录。可见,在张岱

眼中,谑庵先生是一位幽默而智慧的长者。贝勒驻跸

城中,王思任的态度是“不朝见,不薙发,不入

[4]35

勤伺我侧” 的日子可谓是天壤之别。

[4]172

“志在补天” 却生不逢时的张岱,困窘至极仍

不失其遗民的坚守,“稍欲出门交,辄恐丧所守。宁使

[4]290

[4]32

城” ,屏迹山居而绝饮食僵卧,“常掷身起,弩目握

断其炊,取余不敢苟” ,而是最终选择其余力尚所

[

4]290

拳,涕洟鲠咽” ,终以绝食而殉国。犹令人感动的

能及的“三不朽”中之“立言”为事业,并以此种方式,

将其余生恭敬地交付于了其一生所忠于的、敬奉的、

承恩并感恩的大明王朝,著《石匮书》就是“存国史”,

是“临瞑连呼‘高皇帝’者三,闻者比之宗泽濒死,三呼

[4]290

过河’焉” 。

‘

张岱族弟张萼初,字介子,又字燕客,性情燥暴鳖 “存国史”就是为了“存明”、“复明”。

拗,号称:“师莫能谕,父莫能解,虎狼莫能阻,刀斧莫然而,无奈妥协之后的“立言”选择也并非一帆风

[

4]277

能劫,鬼神莫能惊,雷霆莫能撼。”

丙戌,即清顺治

顺,与之相伴随的是时刻可能遭致灭顶之灾的惊惧。

康熙二年,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庄廷龙《明史》案发,早

在顺治十七年辛丑,庄允诚将其子庄廷龙辑撰的《明

书辑略》刊刻成书,故老相传,很快便流行开来。书中

仍尊奉明朝年号,不承认满清正统,且多涉清廷忌讳,

如直呼努尔哈赤为“努酋”,清兵为“建夷”等,之后为

归安知县吴之荣数次告发,事情如滚雪球般越闹越

大,最终惊动了当时掌握实权的辅政大臣鳌拜等人。

彻查、严惩令下,受牵连者多达千余人。张岱好友查

继佐亦被牵连下狱而备受折磨,幸赖学生、好友奔走

营救方侥幸脱罪。庄家全族获罪。庄允诚被捕后不

堪虐待,死于狱中;庄廷龙已死,掘墓开棺,戮尸焚骨;

其弟庄廷钺、序作者李令晳、提名者茅元铭、蒋麟征、

潘柽章、吴炎、吴之铭、吴之镕等共计十四人惨遭凌迟

之刑,家眷或一并斩杀,或被流放,或自尽;刻工汤达

甫,刷工李祥甫,书商王云蛟、陆德儒,均遭杀戮;此

外,地方官员亦有株连而死者,最终因此案被杀者达

七十余人。石匮一书同样是私家撰著明史,同样不承

认满清正统而尊奉朱明年号,面对如此血腥的镇压和

严酷的清缴,又目睹了好友劫后余生侥幸的张岱,此

时不可能不受到情感和心灵的震颤。

三年,清师入越,平素燥暴鳖拗的燕客却于国难之际

顽抗被执,终不屈,以死殉国。

此外,被张岱誉为“古文知己”的陈木叔函辉,于

越州覆亡之际作六言绝命词十章,后自缢而

[

13]296-297

亡

。为陶庵史学知己之一的黄石斋道周,举兵

抗清,被俘,不屈就义。陈洪绶章候,与张家为姻亲,

两相交好,且时常结伴作乐。清顺治三年丙戌,陈章

候落发绍兴云门寺,改号晦迟。同年,张岱禅学知己

祁熊佳,削发披缁,禁足寓山,参禅敬佛,潜心佛理研

究。

易代之际,陶庵身边的亲友,或以身殉节,或奋起

反抗,亦或隐逸逃禅,他们以自己的血肉之躯和忠明

之心,或掷地有声地“即死”,或静默不语地“缓死”,与

新朝铮铮抗衡,势不两立。张岱在江山易主的恢宏悲

恸之时,又历经了亲友生死诀别的创伤,于死者,或许

是得其所的心安,于生者,只能是苦痛煎熬的加剧。

此时“在路上”的张岱只剩逃亡之无奈,而尽失游

历之闲心。原本家境殷实的陶庵措手不及地从享尽

人间欢愉一转而为遍尝世事苦难,乃至温饱都不能

[4]32

足。“流徙未能安,饥馑又相值” ,逃亡的提心吊

胆,加之流徙的忍饥挨饿,身心俱疲的宗子在其不少

作品中细致而真实地记录了国变之后捉襟见肘的生

2.两梦———创痛者的悲咽情感自慰

末世的离乱、亲友的伤逝、丧家的凄楚,又加之立

134

彭玉平赵婵媛朝代更迭与张岱文史创作之体性关联

言时的惊惧,凡此种种,不时地拨乱着婆娑一老已然

切可感,读来如在目前,极富画面感,后人常将其归入

子部小说类;《西湖梦寻》描摹景物委状本原,另插入

相关的史料、掌故,乃至传说,再附上历代写此景物的

诗文,创作之外兼有编纂性质,个人生活感触较少,故

常入史部地理类。“两梦”虽言悼念之情,实则字字浸

润着陶庵的沉醉,句句流露着陶庵的享受,所记往昔

或为缤纷多彩的人事,或为赏心悦目的景致,几乎都

是美好和欢愉。正是因为繁华之后已成过往,曾经拥

有的如今一去不返,唯于记忆中辗转徘徊,历历在目

犹然若真,时过境迁恍然如梦,而这个亦真亦幻的梦

太靡丽、太绮艳、太绚烂、太完美,凡梦中所有,俨如张

岱理想中之华胥,故而在其撰史存明,忍死偷生,历经

种种艰难困苦而身心俱疲创伤难耐之际,不禁每每

绞痛的心灵,不断地挑衅着陶庵所能承受的极限。张

岱一面经受着自己作为遗民的苦难,一面撰著着家国

倾覆的灾难,他努力地挣扎在身心双重的煎熬之中,

绝望而又坚强地寻觅着自己生存的依凭。“作自挽

[4]110

诗,每欲引决,因《石匮书》未成,尚视息人世。”

如

果说《石匮书》是张岱于异族统治下委屈偷生的精神

归旨,那么消解其国变逃难历程中身心愁绪的又是什

么呢?曾经钟鼎之家的“繁华靡丽”如今“过眼皆空”,

能够消解贫窘至极、令陶庵痛楚的不在现世,因为现

世太过悲怆和凝重的创伤充塞了他的耳目。此时,最

为其所珍视的是那些曾经亲历,如今已故,醉心其中

几十年的美景,是“无日不入吾梦中”,“未尝一日别

[4]111

余”的过往。张岱《史阙》南宋卷内谈及《清明上河图》 “黍熟黄粱,车旅蚁穴” ,于“无可奈何花落去,似

一节有言道:“张择端清明上河图,因南渡后想见汴京

旧事,故摩写不遗余力。若在汴京,未必作此。乃知

繁华富贵,过去便堪入画,当年正不足观。嗟乎,南渡

后人但知临安富丽,又谁念故都风物。择端此图,即

曾相识燕归来”的梦境中独自徘徊。入梦则“如游旧

[4]111

径,如见故人” ,华胥之游又俨然成为了陶庵困顿

窘迫至极时用以自我疗伤的良药,自我慰藉的佳酿。

前半生亲历现世繁华,后半生追忆往昔靡丽,张岱的

[14]卷十三

谓忠简请回銮表可也。”

黄裳先生认为可以把 “华胥国”终其一生未曾远离。“不料有此生,贫窘遂

这段话看作同是国破家亡后追忆往昔之作《梦忆》、

已极。……流徙未能安,饥馑又相值。……山厨长断

炊,一日两接淅。秋来无寸丝,空房叫促织。老妾甚

尪羸,短衣不蔽膝。如此年复年,萧萧徒四壁

[

15]

《

梦寻》的跋语。早年的一幕幕对于张岱着实弥足

珍贵,亲历之时尽享之人间诸乐,于沧海桑田之后仍

是其兵不可夺、其火不能燃的财富。虽有言道“两梦” ……”

[

4]32-33

国变后贫病交加、困厄难耐的张岱,此时

的撰写是为“作西湖之影”,“持向佛前,一一忏

可以平衡其悲楚心绪的,恐怕也只剩下“梦”中的希寄

了。

[

4]111

[4]111

悔” ,但在其“大梦将寤” 之时,又为此作“一番

[4]111

梦呓” 。真若昔日西陵脚夫为人担酒,失足破瓮,

三

结论

[

4]111

念无所偿而痴想“得是梦便好” ,宁愿长久地醉心

于如此美梦之中。国变之后的陶庵,以贫饥的遗民身

份将同胞的斑斑血泪熔铸于字里行间。与此同时,他

更以冷隽的史家手眼,审视和反思着其世代承恩已久

的大明王朝。撰史就意味着他只能设法平衡而始终

无法逃避如此的精神折磨,于是他时常以追忆逡巡于

张岱走访遗老,参阅史料,成之于心,诉之于笔,

苦难在当时于常人是流水式的伤痛,或于其间挣扎,

或于其中沉没;于秉笔著史的张岱则是撒盐式的折

磨,搜集、构思、撰写、成文,他回忆、思考了多少遍,苦

难就血淋淋地折磨了他多少次。他于罹难之后贫病

交加、窘困至极,却以史家的担当想方设法地平衡着

时刻可能被遍地疮痍再度搅乱的早已脆弱凌乱的思

绪,丰满着已故的残存旧梦,并以之作为潜心著述的

现世依凭,撰史存明而报恩自省、立言不朽。

“

美梦”之中,消解着心头的斑斑血泪,排遣着心底的

阵阵哀鸣,一面饱受折磨身心俱疲,一面想方设法排

解愁绪,一边受伤,一边疗伤,异常艰难却又非常坚定

地撰史存明,立言不朽。这样的史传成之于心,行之

于手,俨然是史家之心绪历经百般折磨而后的痛诉衷

肠。所以,张岱著明史,特别是著晚明史的过程,也是

其心灵在身遭国变后一次又一次犹如伤口撒盐一般

“两梦”以其亲切可感的绚烂多彩广受后世喜爱,

殊不知繁华过后想见旧事,婆娑一老不遗余力地摹写

当年“不足观”的追忆图景之时,经受了多少的凄楚与

无奈。也唯有这恍然如梦却又犹然若真的往日图画

在历经国难、兵变、逃亡、流徙之后而独善其身,成为

沧桑巨变之后张岱仅存的,也是最为有效的用以调剂

思绪、平衡心境的良药和佳酿。

[16]77

痛苦地挣扎与折磨过程。声声哀鸣,字字血泪的

吟咏,同样考验着他自我疗伤的能力。

《

陶庵梦忆》状写人事逼真肖似,因亲力亲为而亲

135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注释:

①

在《石匮书·吕光洵徐元泰吴百朋列传》中述及平定武定叛乱一事:“武定酋凤继祖世毒蜇,有众数万,地千里,据城以叛,总

兵突会城。佥事张泽出战死,远近震动。沐氏复挟故智,议抚。光洵不从,策贼倚川贵为三穴计,其败遁必从黔走川,檄甘肃

行太仆寺卿张天复率兵万人,夜半夺小甸关,进攻武定。克之,继祖遁走,追及于川境,斩首以献。武定平。于是改土设流,

置守卫,建学校,功绩甚伟。”“檄甘肃行太仆寺卿张天复率兵万人”,甘肃行太仆寺卿便是张天复当时的官职,这也是他一生

中最高的官位。参:〔清〕张岱《石匮书石匮书后集(二)》,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版,第620页。

②

据《石匮书·儒林列传》记载,张元忭“会皇子生,奉书告楚藩,因上匡庐,浮沅湘,还,取道武夷。所至多题咏。丁亥起家,用

词林久,次起为左春坊左谕德,兼翰林院侍读,充经筵讲官”。参:〔清〕张岱《石匮书石匮书后集(三)》,上海古籍出版社

2

008年版,第82页。

③

④

⑤

据《石匮书·儒林列传》所载:“长子汝霖,万历乙未进士,仕至贵州提学副使。”参:〔清〕张岱《石匮书石匮书后集(三)》,第

8

2页。

据《家传》记载:“天启辛酉,复就试南雍,几得复失。甲子、丁卯,闱牍佳甚,而又不售,是年五十有三矣。诸叔父劝驾,乃以副

榜贡谒选,授鲁藩长史司又长史。”见:〔明〕张岱《张岱诗文集·家传》,夏咸淳校点,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256页。

从张岱《祭周戬伯文》中的一段话可以见出其交友的繁盛:“昔虞翻放弃海南,恨无交际,思以青蝇为吊客,谓天下有一知己,

亦足无恨。余独邀天之幸,凡生平所遇,常多知己。余好举业,则有黄贞父、陆景邺二先生、马巽青、赵驯虎为时艺知己。余

好古作,则有王谑庵年祖、倪鸿宝、陈木叔为古文知己。余好游览,则有刘同人、祁世培为山水知己。余好诗词,则有王予庵、

王白岳、张毅儒为诗学知己。余好书画,则有陈章候、姚简叔为字画知己。余好填词,则有袁箨庵、祁止祥为曲学知己。余好

作史,则有黄石斋、李研斋为史学知己。余好参禅,则有祁文载、具和尚为禅学知己。”见:〔明〕张岱《琅嬛文集》,云告点校,岳

麓书社1985年版,第274-27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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