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此处所指并非hermeneutics的传统,以免读者混淆。关于源自海德格尔和伽达默尔的诠释学(hermeneutics)传统与司法实
践中法律论证的关系,参见:郑永流《出释入造———法律诠释学及其与法律解释学的关系》,《法学研究》2002年第3期。
⑦详细内容参见:董皞《司法解释功能之探究》,《法律科学》1997年第6期;陈春龙《中国司法解释的地位与功能》,《中国法
学》2003年第1期;郑智航《论最高人民法院裁判规则的形成功能———以最高院民事司法解释为分析对象》,《法学》2013年
第11期;胡岩《司法解释的前生后世》,《政法论坛》2015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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详细内容参见:刘作翔《中国案例指导制度的最新进展及其问题》,《东方法学》2015年第3期,第44页;王利明《我国案例指
导制度若干问题研究》,《法学》2012年第1期,第73页;张骐《再论指导性案例效力的性质与保证》,《法制与社会发展》2013
年第1期,第10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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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此学派之争的一个系统梳理,请参见:谢海定《法学研究进路的分化与合作———基于社科法学与法教义学的考察》,《法
商研究》2014年第5期。
关于法教义学者对裁判方法的观点,请参见:武秀英、焦宝乾《法教义学基本问题初探》,《河北法学》2006年第10期;白斌
《论法教义学:源流、特征及其功能》,《环球法律评论》2010年第3期;许德凤《法教义学的应用》,《中外法学》2013年第5期;
凌斌《什么是法教义学:一个法哲学追问》,《中外法学》2015年第1期;雷磊《法教义学的基本立场》,《中外法学》2015年第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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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苏雪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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