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3卷第6期

2

016年11月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JournalofSichuanNormalUniversity(SocialSciencesEdition)

Vol.43,No.6

November,2016

司马相如《天子游猎赋》创作时间

及成赋过程新论

牟歆

(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成都610066)

摘要:司马相如的《天子游猎赋》并非创作于一时,建元末(前135)、元光初(前134)献给汉武帝的只是初稿,其

后司马相如在元朔(前128—前123)甚至元狩(前122—前117)年间还对其进行了多次加工和修改,最终的定稿被

司马迁抄录入《史记》。《天子游猎赋》文末所提出的改德改制建议,也是司马相如后期加工的结果,并成为了《封禅

书》的萌芽。

关键词:司马相如;《天子游猎赋》;创作时间;成赋过程;礼乐制度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5315(2016)06-0144-07

《

天子游猎赋》是司马相如的代表作之一,在赋 134)。但通过对《史记》卷一百一十七《司马相如列传》

学史上有着重大的影响。关于其创作的时间、成赋

的过程,历来聚讼纷纷,未有定论。而对赋中建立汉

家礼乐制度的思想与《天子游猎赋》成赋过程之间的

所载《天子游猎赋》的梳理,可以发现至少三处疑点。

这三处疑点似乎都显示了《天子游猎赋》的最终定稿是

迟于元光元年(前134)的,甚或已在元狩年间(前

关系,也较少有人论及。兹就此几个问题试作探讨, 122—前117)。

以求教于方家。

第一处疑点为赋中描写上林苑中瓜果时^,^提^到^“^樱

[

8]3208

一

《天子游猎赋》创作时间新论

桃蒲陶” 。

现今学术界对《天子游猎赋》创作时间的观点,归

“蒲陶”,就是葡萄。裴骃《集解》引郭璞曰:“蒲陶

[8]3209

结起来,大致有以下几种。第一,作于建元二年(前

似燕薁,可作酒也。”

葡萄原产于西域,并非中原物

[1]21

39)至建元三年(前138)之间 ;第二,作于建元四

种。葡萄传入中原当是在西域与中国大规模交往之

后。正如刘跃进先生所言:“西域与中国相通不始于汉

1

[2]125

年(前137),而奏赋于建元末年(前136—前135) ;

[3]233

第三,作于建元五年(前136) ;第四,作于建元六年

武帝时代,但是中国与西域大规模的交往却是始于张

[4]90

[5]145

[5]146

(

前135)左右 ;第五,作于元光元年(前134) ;第

骞通西域的建元三年(前138)。”

但同时我们应该

六,作于建元六年(前135)五月至元光元年(前134)五

注意到的是,张骞以建元三年(前138)出发,历时十三

载,两陷匈奴,于元朔三年(前126),方趁“单于死,左

右蠡王攻其太子自立,国内乱,骞与胡妻及堂邑父俱亡

[6]

月之间;第七,《子虚赋》部分作于建元六年(前135)

秋稍前,《上林赋》部分作于建元六年(前135)底至元

[7]

[8]3159

光元年(前134)五月稍后。

归汉” 。此时,汉朝方知有大宛国。所以,司马迁

[

8]3157

以上七种观点,均有所依据,将司马相如创作《天

子游猎赋》的最迟年限定在了汉武帝元光元年(前

在《大宛列传》开头便说:“大宛之迹,见自张骞。”

也只能是在此之后,汉朝始与大宛频繁交往,汉朝人才

收稿日期:2015-12-23

作者简介:牟歆(1987—),男,四川成都人,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先秦两汉文学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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牟

歆

司马相如《天子游猎赋》创作时间及成赋过程新论

能知道“宛左右以蒲陶为酒,富人藏酒至万余石,久者

怎么会出现在司马相如这样一篇充满颂扬之声的赋作

之中?

[8]3157

数十岁不败。俗嗜酒,马嗜苜蓿” ,也才能有“汉使

[

8]3157

取其实来,于是天子始种苜蓿、蒲陶肥饶地”

的记

可见,在汉武帝元朔五年以前,卫青尚未出任大将

军,司马相如是不大可能写出“孙叔奉辔,卫公骖乘”这

样的句子的。

载。而“及天马多,外国使来众,则离宫别观旁尽种蒲

[8]3157

①

陶、苜蓿极望” ,甚至在上林苑建造葡萄宫,则又

当是太初四年(前101),贰师将军李广利斩大宛国王

首,得汗血马归来之后的事了。

第三处疑点为赋中描写各种歌舞时,写到“文成颠

[8]3038

歌” 。

据司马贞《索隐》引文颖曰:“文成,辽西县名,其县

人善歌。颠,益州颠县,其人能作西南夷歌。颠即滇

总之,司马相如在汉武帝元朔三年(前126)以前

应当是不知道葡萄的存在的,也就必然写不出“樱桃蒲

陶”这样的句子了。

[8]3039

也。”

按照文颖的解释,颠歌就是滇歌,滇国之歌。

第二处疑点为赋中描写天子射猎时,说到“孙叔奉

据司马迁《史记》卷一百一十六《西南夷列传》所载,滇

之立国源于楚威王时之庄蹻,“秦时常頞略通五尺道,

诸此国颇置吏焉。十余岁,秦灭。及汉兴,皆弃此国而

[8]3033

辔,卫公骖乘” 。

裴骃《集解》引《汉书音义》曰:“孙叔者,太仆公孙

[8]3033

[8]2993

贺也。卫公者,卫青也。太仆御,大将军骖乘也。”

开蜀故徼” 。则滇于秦时尚与中国交通,但自汉朝

司马贞《索隐》亦曰:“孙叔,郑氏云太仆公孙贺。卫公,

立国即已断绝。

[

8]3033

大将军卫青也。”

即,孙叔就是指太仆公孙贺,卫公

又据《史记》卷一百一十六《西南夷列传》所云:

及元狩元年,博望侯张骞使大夏来,言居大夏

时见蜀布、邛竹杖,使问所从来,曰:“从东南身毒

国,可数千里,得蜀贾人布。”或闻邛西可二千里有

身毒国。骞因盛言大夏在汉西南,慕中国,患匈奴

隔其道,诚通蜀,身毒国道便近,有利无害。于是

天子乃令王然于、柏始昌、吕越人等,使间出西夷

西,指求身毒国。至滇,滇王尝羌乃留,为求道西

十余辈。岁余,皆闭昆明,莫能通身毒。滇王与汉

使者言曰:“汉孰与我大?”及夜郎侯亦然。以道不

通故,各自以为一州主,不知汉广大。使者还,因

就是指大将军卫青。

据《汉书》卷十九《百官公卿年表》载,公孙贺于建

元六年(前135)始任太仆,三十三年后的太初二年(前

[

9]768,784

1

03)闰月丁丑,迁为丞相

前135)以前,司马相如是不可能知道公孙贺是太仆

的。

。那么,在建元六年

(

又,《史记》卷一百一十一《卫将军骠骑列传》云:

其明年,元朔之五年春,汉令车骑将军青将三

万骑,出高阙;卫尉苏建为游击将军,左内史李沮

为强弩将军,太仆公孙贺为骑将军,代相李蔡为轻

车将军,皆领属车骑将军,俱出朔方;大行李息、岸

头侯张次公为将军,出右北平:咸击匈奴。……至

塞,天子使使者持大将军印,即军中拜车骑将军青

为大将军,诸将皆以兵属大将军,大将军立号而

[8]2995-2996

盛言滇大国,足事亲附。天子注意焉。

也即是说,直到元狩元年(前122),汉使才第一次

到达了滇国。在秦朝灭亡之后,经历了八十多年的隔

绝,汉朝与滇才有了第一次交往。所以滇王不知汉朝

广大,同样的,汉朝也不知道滇的情况。所以,在汉武

帝元狩元年(前122)以前,汉朝与滇并无交往,司马相

如也就不大可能在此之前听闻过滇歌。

[8]2925

归。

则可知,卫青为大将军已在元朔五年(前124)汉

军大出、击溃匈奴右贤王之后。那么,司马相如在元朔

五年(前124)以前,也不可能知道卫青能当上大将军。

有学者以为卫青于建元末年已任太中大夫,贵幸

于汉武帝,而公孙贺此时也已是太仆,这即可解释“孙

或言,元光六年(前129),司马相如奉命开发西夷

之时,或许已经得闻滇歌。即便如此,那也已迟于元光

元年(前134)五年之久。且据《史记》卷一百一十七

叔奉辔,卫公骖乘”两句。但司马贞《索隐》云:“案:大《司马相如列传》所载:“司马长卿便略定西夷,邛、筰、

[8]3033

驾出,太仆御,大将军骖乘也。” 《汉旧仪补遗》卷下

冄、駹、斯榆之君皆请为内臣。除边关,关益斥,西至

亦云:“乘舆大驾仪,公卿奉引,太仆御,大将军参乘,属

沫、若水,南至牂柯为徼,通零关道,桥孙水以通邛都。

[10]104

[8]3047

车八十一乘,备千乘万骑。”

则司马贞所言本为汉

还报天子,天子大说。”

可见,司马相如最远只到了

代的典章制度。而建元末年、元光初年,作为外戚的卫

青,虽身为太中大夫,但还尚无尺寸之功。如若此时的

卫青为天子骖乘,就是逾制,只会招受非议和弹劾,又

邛都,并未及滇。故其此时是否就能知道滇歌还需商

榷。

总之,在汉武帝元狩元年(前122)以前,汉朝与滇

145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

8]2999

还处于隔绝的状态,司马相如不大可能在此之前就能

听闻过滇歌,从而写出“文成颠歌”这样的句子。

当然,左思在《三都赋序》中曾批评司马相如等人

相如得与诸生游士居数岁,乃著《子虚之赋》” ,此

事只可能发生于汉景帝前元七年。

又,据《史记》卷五十八《梁孝王世家》记载:

二十九年十月,梁孝王入朝。景帝使使持节

乘舆驷马,迎梁王于关下。既朝,上疏因留,以太

后亲故。王入则侍景帝同辇,出则同车游猎,射禽

兽上林中。梁之侍中、郎、谒者著籍引出入天子殿

[11]74

的赋作“假称珍怪,以为润色” 。司马相如的赋作

多有想象和夸张的成分,这是不争的事实。但这些想

象和夸张也必须建立在对现实事物感知的基础之上。

如果一个事物或一件事情是司马相如根本没有见到或

听闻过的,那么无论如何也是创造不出来的。

[

8]2084

门,与汉宦官无异。

以上三个疑点的存在,当可以证明《天子游猎赋》

最后的定稿是在汉武帝元朔五年(前124)以后,甚至

已经迟至汉武帝元狩年间(前122—前117)。当然,要

搞清楚这个问题就还需弄清楚司马相如在此之前奏赋

的事实。《史记·司马相如列传》记载:“赋奏,天子以

为郎。……相如为郎数岁,会唐蒙使略通夜郎西僰中,

发巴蜀吏卒千人,郡又多为发转漕万余人,用兴法诛其

此处所载的二十九年,为梁孝王二十九年,即汉景

帝前元七年(前150)。当时,作为景帝武骑常侍的司

马相如,正是在此时见识了上林苑的景色以及天子游

猎的气象,为其之后创作《天子游猎赋》打下了根基。

而也正是因为“梁之侍中、郎、谒者著籍引出入天子殿

门,与汉宦官无异”,才使得司马相如得以与邹阳、枚

乘、庄忌等人交往,并因此病免游梁。

[

8]3043-3044

渠帅,巴蜀民大惊恐。”

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汉

而此时的梁孝王,因为是景帝胞弟,且助景帝击破

吴楚叛军,加之窦太后的宠爱,贵幸达到极点。“于是

孝王筑东苑,方三百余里。广睢阳城七十里。大治宫

室,为复道,自宫连属于平台三十余里。得赐天子旌

武帝方派司马相如入蜀责唐蒙。也就是说,司马相如

在建元末、元光初曾献赋于汉武帝,并因此得以为郎的

这件事情是真实的。那么,这岂不与之前的考证相矛

盾了吗?

[8]2083

旗,出从千乘万骑。东西驰猎,拟于天子” 。司马

相如客游于梁,时时侍从梁孝王游猎,耳濡目染之下,

对天子游猎之事必然有了更深的了解。因为观此时的

梁王游猎,与观天子游猎已经没有什么区别了。可以

说,此时司马相如创作的《子虚赋》就是当时对梁孝王

游猎景象的一个真实再现。这也为他日后向汉武帝进

呈《天子游猎赋》提供了大量的素材。正如沈伯俊先生

所认为的,“《子虚赋》是《天子游猎赋》的雏形,而《天子

游猎赋》即是在《子虚赋》的基础上加工改作而成

二

《天子游猎赋》的成赋过程

要回答上述这个疑问,就需要对司马相如这篇赋

的创作过程作一个系统的梳理。而事实上,这的确与

《

天子游猎赋》的成赋过程息息相关。

司马相如《天子游猎赋》描写了天子上林苑中之

事。而司马相如第一次见到上林苑的景色和扈从天子

射猎,都应是在汉景帝之时。据《史记·司马相如列

传》记载:“(相如)以赀为郎,事孝景帝,为武骑常侍,非

[8]2999

[12]

其好也。”

武骑常侍一职,据司马贞《索隐》引张揖

的” 。

[

8]2999

曰:“秩六百石,常侍从格猛兽。”

也就是说,司马相

其后,梁孝王薨,相如归蜀。久之,方因狗监杨得

意得见汉武帝。司马相如“请为天子游猎赋,赋成奏

如此时的职责就是陪同天子射猎。

[

8]3002

[8]3043

是时,恰逢梁孝王来朝。梁孝王于景帝时曾五次

来朝,分别为景帝前元二年(前155)、三年(前154)、七

年(前150)两次和中元六年(前144)。在梁孝王这五

次来朝中,司马相如应该是在景帝前元七年(前150)

得见梁孝王,并与枚乘、邹阳、庄忌等人交往。因为梁

孝王前两次来朝时,尚未爆发七国之乱,枚乘等人还在

吴王刘濞处,梁孝王刘武也还尚未如之后一般贵幸。

而中元六年(前144)冬,梁孝王来朝后,时隔半年,于

景帝后元元年(前143)六月即薨,时间短促,司马相如

不可能在此之后方客游梁。所以,“是时梁孝王来朝,

从游说之士齐人邹阳、淮阴枚乘、吴庄忌夫子之徒,相

如见而说之,因病免,客游梁。梁孝王令与诸生同舍,

之” ,“赋奏,天子以为郎” 。我们相信此时的

司马相如的确进献了一篇《天子游猎赋》给汉武帝,否

则《史记》的这处记载就失去了根据。而司马相如侍从

景帝、梁王射猎的经历和多年以来的酝酿都足以支撑

他完成这篇赋。但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现在看到的这

篇《天子游猎赋》是否就是当年司马相如献给汉武帝的

那一篇?或者司马相如在献赋过后,会不会又对其作

出一些修改和加工润色?

事实证明,这些猜想是完全有可能存在的。首先,

前文所讨论的现存《天子游猎赋》中出现的三处疑点,

其本事均发生于司马相如献赋为郎之后,似乎就已经

能够说明此赋在进呈给汉武帝之后还有过一系列的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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牟

歆

司马相如《天子游猎赋》创作时间及成赋过程新论

[

9]2568

工。事实上,《天子游猎赋》的加工润色痕迹也并不仅 “此四观武帝建元中作,在云阳甘泉宫外。”

陈直先

生考证说:“甘泉苑繁称为甘泉上林苑,或称为甘泉上

林宫。因上林苑包括至甘泉地区,其在甘泉山部分,则

仅只有上述三处而已。

其次,《天子游猎赋》描写上林苑的广大时道:“终

[13]240

始霸浐,出入泾渭;鄷鄗潦潏,纡余委蛇,经营乎其内。

称为甘泉上林苑。”

又,《三辅黄图》卷三《甘泉宫》:

[8]3017

[13]205

荡荡兮八川分流,相背而异态。”

我们知道,景帝时 “棠梨宫,在甘泉苑垣外云阳南三十里。” 《汉书》卷

的上林苑与武帝时的上林苑是不同的。景帝时的汉上

五十七《司马相如传》颜师古《注》引张揖云:“棠梨,宫

[13]230

[9]2568

林苑还是《三辅黄图》卷四所说的“秦之旧苑” 。汉

武帝于建元三年(前138)对旧有的上林苑进行了大规

模的扩建,东方朔对此还进行过谏阻。其谏文曰:

汉兴,去三河之地,止霸产以西,都泾渭之南,

此所谓天下陆海之地,秦之所以虏西戎兼山东者

也。其山出玉石,金、银、铜、铁,豫章、檀、柘,异类

之物,不可胜原,此百工所取给,万民所卬足也。

又有秔稻梨栗桑麻竹箭之饶,土宜姜芋,水多蛙

鱼,贫者得以给家足,无饥寒之忧。故鄷镐之间号

为土膏,其贾亩一金。今规以为苑,绝陂池水泽之

利,而取民膏腴之地,上乏国家之用,下夺农桑之

业,弃成功,就败事,损耗五谷,是其不可一

名,在云阳东南三十里。”

与之略同。

则可知,旧有的汉上林苑并不包括甘泉宫在内,而

汉武帝扩建上林苑才将甘泉宫纳入新的上林苑范围,

故而甘泉宫才又被称为甘泉苑、甘泉上林苑或甘泉上

林宫。而赋中的石阙、封峦、鳷鹊、寒露四观也是汉武

帝建元中扩建上林苑后才修建的。献《天子游猎赋》时

的司马相如如何能够得知有此四观?又为何其所描写

的上林苑范围已将甘泉宫包含在内?

且,《汉书》卷六十五《东方朔传》云:“于是上以为

道远劳苦,又为百姓所患,乃使太中大夫吾丘寿王与待

诏能用算者二人,举籍阿城以南,盩厔以东,宜春以西,

[9]2847

提封顷田,及其贾直,欲除为上林苑,属之南山。”

也就是说,汉旧有的上林苑连宜春宫也没有包括在内,

也要等到建元三年(前138)汉武帝扩建上林苑时才将

其并入。

[9]2849

也。

在东方朔针对汉武帝大建上林苑的谏言中,我们

可以一窥上林苑扩建之后的规模。东方朔专门提到

灞、浐、泾、渭、鄷、镐诸河,就是为了说明这几条河流流

经地区的物产丰饶,劝汉武帝不要夺天下之利而规以

为苑。这正好证明汉武帝扩建上林苑的范围恰好是把

这几条河流均包含在内了。再看司马相如《天子游猎

赋》所提到的上林苑的范围,灞、浐、泾、渭、鄷、镐诸河,

无一不在其中。这恰好可以证明司马相如赋中所描写

的上林苑规模与范围和汉武帝扩建之后的上林苑极其

吻合。然而,建元三年(前138)以前,司马相如还在蜀

中,在献赋于汉武帝得以为郎之前也不可能进入汉武

帝扩建过后的上林苑。那么《天子游猎赋》中所描写的

这一切都只能解释为司马相如在将《天子游猎赋》

进呈给汉武帝过后,侍奉武帝为郎其间,还对其进行过

后期的加工和修改。

再次,《隋书》卷七十五《儒林传·刘炫传》载刘炫

自为赞曰:“通人司马相如、扬子云、马季长、郑康成等,

[14]1722

皆自叙风徽,传芳来叶。”

刘知几《史通》卷九《序

传》云:“降及司马相如,始以自叙为传。然其所叙者,

但记自少及长,立身行事而已。逮于祖先所出,则蔑尔

无闻。至马迁,又征三闾之故事,放文园之近作,模楷

[15]256

二家,勒成一卷。”

则司马相如本有《自叙传》。而

上林苑之规模如此宏大,只能是其为郎之后,侍从武帝《史记》卷一百一十七《司马相如列传》云:“相如已死,

[

8]3063

游猎,有了新的感受之后再进行加工改造的了。

复次,《天子游猎赋》还写道:“蹷石阙,历封峦,过

家无书。”

又可见其著作皆单篇流传,故《自叙传》

与其他作品当分别各处。《史记》又载:“相如他所著,

[8]3037

鳷鹊,望寒露,下棠梨,息宜春。”

石阙、封峦、鳷鹊、

若《遗平陵侯书》、《与五公子相难》、《草木书》篇不采,

[8]3073

寒露,据裴骃《集解》云:“骃案:《汉书音义》曰:‘皆甘泉

采其尤著公卿者云。”

既然司马迁对司马相如的文

[

8]3037

宫左右观名也。’”

义》云:“宫名也,在云阳县东南三十里。”

张守节《正义》引《括地志》云:“宜春宫在雍州万年县西

棠梨,据裴骃《集解》引《汉书音

章有“采”与“不采”之分,那么可知司马迁著《史记》,乃

采其《自叙传》为本,并加入其最为著名之文章,糅合以

成《司马相如列传》。也就是说,我们看到的《史记·司

马相如列传》中的《天子游猎赋》也是司马迁抄录的。

司马相如卒于汉武帝元狩五年(前118),自建元末(前

[

8]3037

宜春,据

[8]3037

南三十里。”

又据《三辅黄图》卷四《苑囿》所载:“甘

泉苑,武帝置。缘山谷行,至云阳三百八十一里,西入

扶风,凡周回五百四十里。苑中起宫殿台阁百余所,有 135)、元光初(前134)以来,两度为郎,侍从汉武帝左

[13]239

仙人观、石阙观、封峦观、鳷鹊观。”

张揖则明言:

右凡十几年。其间随天子游猎上林之事,不可胜数。

147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其对最初献与汉武帝之《天子游猎赋》或觉有不尽人意

始终是不可能脱离实际事物的。文章的写作也须经过

学养的储备,才识和阅历的丰富,以及文辞的精炼,方

能达成。这与司马相如创作《天子游猎赋》的过程也是

吻合的。而这种创作特点也并非司马相如所独有,后

之左思作《三都赋》与其似异曲同工。《晋书》卷九十二

之处,时而对其作出改动,也是文人常有之事。司马迁

所抄录入《史记》的当是最终版本的《天子游猎赋》。

最后,这与司马相如为文的特点和文学思想也是

密不可分的。《西京杂记》有云:“司马相如为《上林》、

《子虚》赋,意思萧散,不复与外事相关。控引天地,错《文苑传·左思传》载其:“造《齐都赋》,一年乃成。复

[16]卷二,4

综古今,忽然如睡,焕然而兴,几百日而后成。”

其记载虽有戏说成分,但“几百日而后成”倒可能真是

司马相如为文的特点之一。“几百日”只是一个抽象的

说法,其实就是创作时间长。《西京杂记》又载:“枚皋

欲赋三都,会妹棻入宫,移家京师,乃诣著作郎张载访

岷邛之事。遂构思十年,门庭藩溷皆著笔纸,遇得一

[20]2376

句,即便疏之。自以为所见不博,求为秘书郎。”

可见,作大赋是很难一蹴而就的,需要大量的积累与思

考。

[

文章敏疾,长卿制作淹迟,皆尽一时之誉。”

16]卷三,6

又据

《

汉书》卷五十一《枚乘传》附《枚皋传》云:“司马相如善

综上可知,司马相如《天子游猎赋》从创作到最终

定型当有一个过程。司马相如在作景帝的武骑常侍

时,就曾侍从汉景帝和梁孝王出猎,那时的景象就为司

马相如写作《天子游猎赋》提供了大量的素材。其后,

客游梁,随梁孝王游猎,又使司马相如对天子游猎之事

有了更进一步的体会而写作了《子虚赋》。又经过多年

的积累和酝酿,其在建元末(前135)、元光初(前134)

也确实曾献给汉武帝一篇在《子虚赋》的基础上加工改

写而成的《天子游猎赋》,且以此得以为郎。但在侍从

汉武帝,得见新的上林苑过后,司马相如或许会对曾经

的《天子游猎赋》起了修改润色之心。更大的规模,更

多的宫观,珍奇的瓜果,新出的人才,以及自己的思想,

都会对司马相如的创作产生冲击,促使他对原作进行

修改和加工。而这个修改润色的工作或许持续了相当

长的一段时间,甚至直到元狩五年(前118)司马相如

去世之前方才最终定型,而定稿被司马迁抄录进了《史

记》,也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天子游猎赋》。

[9]2367

为文而迟,故所作少而善于皋。”

刘勰《文心雕龙·

[17]494

神思》云:“相如含笔而腐毫。” 《太平御览》卷八十

八《皇王部·汉孝武皇帝》引《汉武故事》云:“(上)好醉

[辞]赋,每所行幸及奇兽异物,辄命相如等赋之,上亦

自作诗赋数百篇,下笔而成,初不留思。相如造文迟,

弥时而后成,上每叹其工妙。谓相如曰:‘以吾之速,易

子之迟,可乎?’相如曰:‘于臣则可,未知陛下何如耳?’

[18]421

上大笑而不责也。”

可见,司马相如创作周期长是

当时闻名的。所以,其屡次对《天子游猎赋》进行加工

就很好理解了。再加上司马相如“控引天地,错综古

[16]卷二,4

今”,“苞括宇宙,总览人物”

的赋家之心,也使得

他在不断接受到新人物、新事物之际,持之以恒地对其

初稿进行修改。

刘勰在《文心雕龙·诠赋》中总结汉赋的特点时

说:“夫京殿苑猎,述行序志,并体国经野,义尚光

[17]135

大。”

体国经野”和“义尚光大”则是汉赋所追求的精神和目

京殿、苑猎、述行、序志是汉赋的四大题材,而

“

三

《天子游猎赋》的礼乐精神与成赋过程之关系

标。据徐公持先生的解释:“所谓‘体国经野’,是指辞

赋能够体现朝廷意志,传达国家精神,包容覆盖广大社

会生活领域;而所谓‘义尚光大’,则说出了汉赋的意义

通过前文对《天子游猎赋》创作时间和成赋过程的

梳理,我们便可以更好地理解《天子游猎赋》文末所提

出的改德改制的建议了。

[

19]

在于崇尚光荣伟大。” 司马相如就是在这样一种精

神和性格的指引下,希望其作品真正能够做到“苞括宇

宙,总览人物”,也能够最为真实地反映当时那个时代

的盛况。尤其是在汉帝国蒸蒸日上,大汉声威日益远

播的时代,士人的雄心被普遍唤起,都渴望建功立业。

司马相如正是力求以道尽天下万物、总括宇宙众生的

文章来行“非常之事”,建“非常之功”。

司马相如在《天子游猎赋》的最后部分写道:“出德

号,省刑罚,改制度,易服色,更正朔,与天下为

[8]3041

始。”

这绝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曲终奏雅,归于讽谏,

而分明就是提出了建立汉家礼乐制度的建议。

此六句,《文选》所录《上林赋》有郭璞注。其注“出

[11]129

德号”为:“号,号令也。”

注“改制度”为:“变宫室车

[11]129

服。”

注“易服色”为:“衣尚黑。” 《文选》所录

当然,这也是符合文学创作的一般规律的。《文心 “更正朔”为“革正朔”,与《汉书·司马相如传》所录同。

[17]493

[11]129

雕龙·神思》有云:“物沿耳目,而辞令管其枢机。”

郭璞注曰:“更以十二月为正,平旦为朔。” 《文选》

又云:“积学以储宝,酌理以富才,研阅以穷照,驯致以

所录“与天下为始”为“与天下为更始”,此与《史记》、

[17]493

[11]129

绎辞。”

就是说文学创作虽有想象的成分,但想象《汉书》均不同。郭璞注为:“新其事。”

细绎之,郭

148

牟

歆

司马相如《天子游猎赋》创作时间及成赋过程新论

璞此注尚有诸多不妥。首先,“衣尚黑”乃是秦制,汉初

因袭,无所更改。如果“衣尚黑”,那就是没有“易服

色”。其次,据《史记》卷二十六《历书》所载,“殷正以十

司马相如在汉朝礼乐制度建立中的作用,当然不

仅仅是在《天子游猎赋》中委婉地向皇帝提出了改德改

制的建议这么简单,其还曾亲自参与过汉《郊祀歌》十

九章的一些创作,最为重要的贡献应该还是献给汉武

帝的《封禅书》。班固在《典引序》中曾引用汉明帝评价

司马相如《封禅书》的话,其云:“司马相如污行无节,但

有浮华之辞,不周于用。至于疾病而遗忠,主上求取其

[8]1258

二月” ,而汉朝自建国至武帝太初元年(前104)并

无更改,不知郭璞何据。再次,“新其事”不知何解。正

如刘跃进先生所言:“其实这最后一句交待得非常清楚

[5]146

不过:‘与天下更始’,乃是就改元而言。”

[

11]682

但我们也应该看到,司马相如《天子游猎赋》中的

这一建议,并非只是改元这么简单。这其实包括了改

德、易服、改历以及改元等诸多事项,实质上就是要建

立属于汉王朝自己的完备的礼乐制度。当然,这一设

想并不始于司马相如。

书,竟得颂述功德,言封禅事,忠臣效也。”

可见,汉

明帝也认为司马相如上《封禅书》是忠臣之举,因为《封

禅书》深深地契合了汉武帝内心对于自己开创的千秋

功业进行表彰的渴望。

可以这样说,《封禅书》是司马相如礼乐思想的结

晶,而《天子游猎赋》中关于改德改制的提议则是《封禅

书》的萌芽。我们可以想见,《天子游猎赋》中关于改德

改制的内容,在最初献给汉武帝的时候是没有的,也是

其后加工润色的结果。建元末(前135)、元光初(前

《史记》卷八十四《屈原贾生列传》云:“贾生以为汉

兴至孝文二十余年,天下和洽,而固当改正朔,易服色,

法制度,定官名,兴礼乐,乃悉草具其事仪法,色尚黄,

数用五,为官名,悉更秦之法。孝文帝初即位,谦让未

[8]2492

遑也。” 《汉书》卷四十八《贾谊传》所载略同。可 134)的汉武帝虽然已有大展雄图霸业之心,但毕竟刚

见,贾谊在汉文帝初即位之时,就提出了类似的建议,

但未被采纳。贾谊之后,汉文帝十五年至十七年间(前

刚摆脱窦太后的束缚,一切功业尚未实施。正如班固

在《汉书》卷五十八《公孙弘卜式倪宽传赞》中所说的一

样:“是时,汉兴六十余载,海内艾安,府库充实,而四夷

1

65—前163)的公孙臣、新垣平以及汉武帝建元元年

[

9]2633

(

前140)的赵绾、王臧等人都曾提出过相同的政见。

但因为各种缘故,属于汉王朝自己的完备的礼乐制度

始终未能建立。

未宾,制度多阙。”

如果司马相如在这样一个背景

之下建议皇帝改德改制,显然是不合时宜的。贾谊在

汉文帝初即位时即提出过相同的建议,但汉文帝“谦让

未遑”,就是因为自己刚刚即位,尚无功德于国家,不敢

草率行事。此时的汉武帝也是一样。

汉武帝元光(前134—前129)以后,随着汉帝国大

一统政权的逐步巩固、领土的进一步扩张以及汉武帝

自身好大喜功心态的逐渐升级,文化的发展和礼乐制

度的建立就变得迫切起来。司马相如正是在这样一个

大环境之下,再一次提出了改德改制的建议。可以说,

自汉武帝建元六年(前135)威服闽粤以来,数击

匈奴,开西南夷,降东夷,通西域,祥瑞屡见。此时,司

马相如再提出改德改制的建议就显得合乎时宜了。

司马相如的这一提议是符合汉武帝内心的要求的。然《史记》卷二十八《封禅书》云:“自古受命帝王,曷尝不

而,直到司马相如去世十四年后的元封七年(前104),

在公孙卿、壶遂、司马迁等人“历纪坏废,宜改正

封禅?盖有无其应而用事者矣,未有睹符瑞见而不臻

乎泰山者也。虽受命而功不至,至梁父而德不洽,洽矣

[9]974-975

[8]1355

朔”

的再次建议,以及倪宽与博士赐等“帝王必

而日有不暇给,是以用事希。”

可见,不是所有的帝

改正朔,易服色,所以明受命于天也。创业变改,制不

相复,……唯陛下发盛德,宣考天地四时之极,则顺阴

王都有资格封禅的。司马迁将封禅的条件归结为“受

命于天”、“符瑞见”、“有功德”和“有暇给”。元狩中(前

[9]975

阳以定大明之制,为万世则”

的奏议之下,汉武帝 122—前117)的汉武帝已经具备了上述所有的条件,

才终于“改历,以正月为岁首,而色上黄,官名更印章以

[8]1402

所以司马相如也就在《天子游猎赋》提出改德改制建议

的基础上,将其建立汉家礼乐制度的思想萌芽进一步

完善,最终总结而成《封禅书》。其在《封禅书》中盛赞

大汉之德说:

五字,为太初元年” 。正如谢谦先生所言:“始倡于

贾谊的改德改制运动终于在汉兴百余年之后完成,这

意味着汉代统治者为其新的大一统宗教与礼乐制度在

五德终始之运中正式确立了其宗教神学的依据,结束

了汉袭秦礼的历史,形成了儒学化的宗教与礼乐文化

大汉之德,逢涌原泉,沕潏漫衍,旁魄四塞,云

专雾散,上畅九垓,下泝八埏。怀生之类霑濡浸

润,协气横流,武节飘逝,迩陕游原,迥阔泳沫,首

恶湮没,暗昧昭晢,昆虫凯泽,回首面内。然后囿

[21]

的传统。” 也就是说,在太初改元、改历、改德、改制

过后,属于汉王朝自己的礼乐制度才正式建立起来了。

149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驺虞之珍群,徼麋鹿之怪兽,稻一茎六穗于庖,牺

双觡共抵之兽,获周余珍收龟于岐,招翠黄乘龙于

沼。鬼神接灵圉,宾于间馆。奇物谲诡,俶傥穷

综上所述,司马相如《天子游猎赋》并非一时创作

而成,而是在多年当中,经过多次修改和加工,最终定

稿,而被司马迁抄录入《史记·司马相如列传》当中。

其在建元末(前135)、元光初(前134)确实曾进献给汉

武帝一篇《天子游猎赋》,并以此为郎,又出使西南夷,

后被免官,又复以为郎。在其多年对汉武帝文治武功

的见证,以及自身创作特点和文学思想的影响下,又对

[8]3065

变。

司马相如在这里赞叹汉德,歌颂武功,列举祥瑞。

正如孙少华先生所说:“司马相如时代的‘赋心’之作,

其‘体物写志’,也是意图学《诗》之‘言志’,具有一定的

[22]

政教功能。” 也就是班固在《两都赋序》中所说的“宣

[10]21

上德而尽忠孝” 。所以,司马相如的这些言论,不《天子游猎赋》进行了诸多修饰和润色。所以赋中方出

仅是为了打动汉武帝,也是其礼乐思想的体现。这是

对改德改制的延伸,将改德改制推向了中国古代礼乐

文化的最高点———封禅。而汉武帝也在司马相如去世

后八年,终于封禅于泰山。

现了许多建元中(前140—前135)的司马相如不可能

得知之事。而《天子游猎赋》文末所提出的改德改制的

建议恐也是后期加工润色的成果,体现了其建立汉家

礼乐制度的思想,并最终在《封禅书》中得以完善。

注释:

①

《三辅黄图》卷三《甘泉宫》:“葡萄宫,在上林苑西。”参:何清谷《三辅黄图校释》,中华书局2005年版,第194页。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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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龚克昌.汉赋研究[M].济南:山东文艺出版社,1990.

5]刘跃进.秦汉文学编年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

6]龙文玲.司马相如《上林赋》、《大人赋》作年考辨[J].江汉论坛,2007,(2).

[

[7]韩晖.《文选》所录《子虚赋》、《上林赋》及《洞箫赋》创作时间新考———兼考王褒卒年[J].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

版),2009,(6).

[

8]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

9]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10]汉官六种[M].孙星衍等辑.北京:中华书局,1990.

11]萧统.文选[M].北京:中华书局,1977.

12]沈伯俊.司马相如的代表作是《天子游猎赋》[J].四川师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82,(2).

13]何清谷.三辅黄图校释[M].北京:中华书局,2005.

14]魏征.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3.

15]浦起龙.史通通释[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16]葛洪.西京杂记[G]//四部丛刊初编.上海:上海书店,1989.

17]范文澜.文心雕龙注[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

18]李昉.太平御览[M].北京:中华书局,1960.

19]徐公持.“义尚光大”与“类多依采”———汉代礼乐制度下的文学精神和性格[J].文学遗产,2010,(1).

20]房玄龄.晋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

21]谢谦.大一统宗教与汉家封禅[J].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5,(2).

22]孙少华.汉代赋论的文学实践与时代转换[J].文学评论,2015,(5).

[

[责任编辑:唐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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