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4卷第2期  
2
017年3月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JournalofSichuanNormalUniversity(SocialSciencesEdition)  
Vol.44,No.2  
March,2017  
宝祐四年贡举与宋元之际文章学的嬗变  
戴路  
(复旦大学中文系,上海200433)  
摘要:宝祐四年贡举是宋元之际文章学史上的标志性事件。首先,吉州、庆元府等地士人群体应试活动兴盛,  
创造了地域举业的佳绩,它推广了时文技艺,扩大了科举学的社会基础,促进了文章学的体系化和理论化。其次,  
士人阶层向上流动、寻求晋升的现实需求促进词科学的成熟,宝祐四年的词科取士推动了词学体系的完备,为骈体  
公文树立了写作范式。第三,宋元易代促使进士群体反思科举体制,突出了文人的价值担当,丰富了文章学的精神  
意蕴。  
关键词:宝祐四年;贡举;宋元之际;文章学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5315(2017)02-0099-07  
宋理宗宝祐四年(丙辰,1256)贡举是晚宋文化  
史上的标志性事件。《宝祐四年登科录》的留存使数  
百名进士的乡贯、家世、年辈、科目等信息相对完整  
地得到呈现。这一群体在宋元易代时的忠义气节历  
来广受好评,正如此榜进士蒋岩所言:“静观世运,历  
数人物,抗节不屈、忠血凝碧,泣抱龙髯、下从彭咸,  
黄士珣肯定了黄震的学识、胡三省(梅磵)的史  
才、罗椅(庐陵)的师承以及柴随亨兄弟(榉林隐)、舒  
岳祥(阆风)、陈著(本堂)、薛嵎(云泉)、陆梦发(乌  
衣)等人的文学成就。“文章自与气节并”,文星璀璨  
的宝祐四年进士群体谱写了宋元之际文化史的辉  
煌。为探寻“斯文”自身的发展脉络,我们以此年贡  
举为基点前后延伸,从应试背景、晋升途径、易代处  
境诸层面展开,考察进士群体的生活空间与交往状  
态,归纳他们在时文应试、古文评点、骈文写作方面  
的见解,关注他们对科举体制和文章价值的反思,把  
握这一时期文章学的嬗变轨迹。  
[1]522  
累书辞聘、绝粒而逝,凡此皆丙辰榜中人也。”  
四
库馆臣亦云:“孤忠劲节,搘拄纲常,数百年后睹其姓  
[2]卷五七,521  
名,尚凛然生敬。”  
文天祥与陆秀夫的殉国,  
谢枋得的守节,都为此榜进士增添了无数道德光环。  
而他们的学术文化成就同样令人瞩目。清人黄士珣  
《观芝阶家藏宋椠宝祐四年登科录》云:  
一
地域士人群体与科举文章学的普及  
齐年六百一人细寻绎,就中慈溪黄氏名尤  
称。日钞四部揭精要,手劬栗尾书溪藤。通鉴  
今传胡氏注,海陵龙爪两本能纠绳。蠖居梅磵  
理学在淳祐年间获得最高权力的认可,随着州  
县官学与书院的大量兴建,理学在地方的普及程度  
进一步提升。在《宋元学案》的“巽斋”“晦静”“双峰”  
积岁月,借读一过嗤王胜。文章自与气节并,不 “东发”“深宁”等学案中,我们可以看到宝祐四年诸  
朽盛业殊风灯。他如阆风先生榉林隐,双峰高  
多进士的学术源流,追踪其在地方社会的传播路径。  
与此同时,针对场屋应试的科举之学也在地域士人  
群体间广泛流传,体现在举子会社的组织、时文技巧  
弟罗庐陵。本堂云泉两有集,《乌衣集》传太府  
[
3]2223  
丞。  
收稿日期:2016-09-05  
基金项目:本文系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第59批面上资助项目“南宋后期四六文与骈体文章学研究”(2016M590308)成果。  
作者简介:戴路(1986—),男,重庆合川人,文学博士,复旦大学中文系博士后,研究方向为宋代文学和中国古代文章学。  
99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的授受、应试书籍的编刻等方面。地域科考成绩与  
中,吉州士人表现不俗。文天祥的万言殿试策,“不  
[
7]卷四一八,12533  
科举文章学的发达程度密切相关。在六百人的进士  
名单中,来自江西吉州,浙东庆元府、台州,福建福  
州、兴化军的士人占据较大比重。除去人口、解额等  
因素,我们可以推定科举之学在这些地区的社会基  
础和影响范围。结合书籍刊印和士人活动情况,这  
种判断可以得到进一步佐证。  
为稿,一挥而成,帝亲拔为第一”  
;彭方迥  
的省试《帝王要经大略论》,考官批云:“说有根据,造  
辞老苍,较之他作,气象大有不同,真可为省闱多士  
[8]卷一  
之冠。”  
这些都折射出地域举业研习的良好成  
效。在它背后,吉州的整体教育文化水平发挥了重  
要影响。如欧阳守道所言,“吾庐陵士至二三万,挟  
策来游者,不于州学则于书院”,“三代国都乡党之学  
无所与于岩穴之士,后世山中之教不出于上之人主  
宋末元初文人王义山曰:“今世士子取科举之  
文,如诗、赋、论、策,蝇头细书,出于手泽者数十帙,  
类编先儒文集,前乎书肆所未有。口吟手抄,彪分胪  
[5]卷一四,621  
张,而今日兼之,我宋文风于是最盛矣”  
。
[
4]卷二八,196  
列,其为帙十四。”  
按照科场文体收集和编  
在此过程中,地方教育机构为应举士子提供了充足  
的物质保障。据文天祥《吉州州学贡士庄记》载,“为  
贡士计者,积仓裹粮,共其道路,先事而为之备”,“士  
排前人篇章,进行有针对性的模仿和拟作,这在宋季  
士人间较为普遍。以吉州为例,从欧阳守道、文天祥  
所作《省题诗序》《李氏赋编序》《拟解试策序》《危恕  
斋论序》《八韵关键序》等序文中,我们可以看到当地  
士人围绕场屋各体进行了系统准备和训练。如《李  
氏赋编序》云:  
[6]卷九,2  
得以直走行都,而无仆马后顾” 。成熟的教育  
条件提高了士人应试的积极性,促进了科举文章学  
的繁荣,地域举业的兴盛反过来又引领地方学术文  
化的发展。  
李君编所谓《集贤赋》,实以资同业者读习  
之助也。其编始于今岁,推而上至端平甲午,继  
此皆以日月相次,凡省、监、郡邑学之所取皆在  
焉。魁文录其全篇,余则各韵各对,择其善者,  
其用工斯已勤矣。同业之士得之,足以省节录  
除了范文习作的编选流传,应试士人的交往活  
动亦是科举之学兴盛的重要指标,这在浙东庆元府、  
台州等地皆有显现。舒岳祥的外家王氏“与郑、叶诸  
公以读书应举相往来”,“三聚族多科目之士,往往捷  
[
9]卷一二,445  
铃交驰”  
。陈著曾参与乡里“文会”,“凡秀  
[5]卷八,570  
之劳,而他有以用其暇也。  
于列,相先后登名入官,类有以自见于世。虽余不  
[
10]卷九一,496  
可见此书专收理宗朝礼部和学校考试中的律  
赋,按时间顺序编排,或录入全篇,或择取佳句,以供  
研习。“同业之士”显示出一定规模的应试群体,“省  
节录之劳”表明群体间的分工协作。类似的律赋书  
籍还有“义山朱君”所编、文天祥为之题序的《八韵关  
键》:“若朱君,立例严,用功深,盖亦深达于时宜者。  
敏,晚亦侥倖”  
。同乡士人的集会结社,有  
助于应试经验的分享与文章技艺的切磋。陈著友人  
[10]卷九一,496  
张锴“诏岁进取之人置登云课社”  
,他自己  
也曾参与“桂峰”课会,“毋独擅其已能,冀相忘于下  
[10]卷五三,25  
问”,“得则相善,失则相规”  
,这些都为一方  
士人驰骋场屋提供了有利条件。  
[
6]卷九,33b  
朱君执此以往,一日取先场屋。”  
先需精通声律、辨明法则,李氏之“用功勤”、朱氏之  
立例严”均出于此。除了编选前人范文,吉州士人  
也将平时习作加以传播,相互交流:  
诏举进士之岁,吾乡诸斋拟策四出,其间有  
科场试赋首  
在地域士人群体的应试活动中,科举文章学不  
断发展,举子对文体属性的把握更加充分。在宝祐  
四年贡举中,殿试“策”文具有标志性意义。不仅文  
天祥以鸿篇名垂后世,同年应考者的廷对文字在当  
时也多有流传。刘克庄《尤溪赵宝廷策》云:“尤溪赵  
君肖翁,示余丙辰廷策一编,首尾八千余言,专以乾  
“
[
志当世者亦书策可行。  
5]卷九,578  
[
11]卷一○八,4482  
吾州恕斋危先生,其所为论积成帙,学者争  
常二卦奉对。”  
章,其后单行流传。王义山《邓检阅林廷对跋》云:  
应举者各自练习策、论等场屋文体,又彼此鉴赏 “伏读丙辰圣问,因得读臣林洋洋之对”,“臣林谓高  
此策为闽士赵珤的殿试文  
[6]卷九,27b  
传为矜式。  
[
4]卷十,63  
品题,选择佳篇作为典范。长期对体式文法的揣摩  
是成功及第的前提,如欧阳守道所言:“旷旬月而不  
习,则他日抽思良苦;他人之已中选者不时取而读  
明光大之说,武帝不足以当之。”  
此为江西新  
淦进士邓林之作。此外,文天祥和姚勉分别有《跋李  
龙庚殿策》和《跋李彝甫廷对策稿》,策文的作者为宝  
祐四年的特奏名进士李龙庚(字彝甫),“自为举子  
[
之,则无以熟有司之程度。”  
5]卷八,570  
在宝祐四年贡举  
100  
戴
路
宝祐四年贡举与宋元之际文章学的嬗变  
[
12]卷四一,288  
时,以策鸣场屋”  
[
,“门人好事者取君所对  
文技法,避免堆砌板滞。正如黄震点评叶适的对策  
曰:“大抵纯净,非近世排仗语为多者比  
6]卷十,5a  
策刻诸梓” 。另外,福州籍进士陈俞亦有策语  
传出,据刘辰翁《陈礼部墓志铭》载:“宝祐丙辰之策  
士也,既日昃,再驾临轩,有少年首上对彻,亲览卷  
[14]卷六八,658  
也。”  
这些都涉及策文的审美风格与语辞  
技巧。  
[
13]卷七,554  
首,有‘临御以来,如日正中’语。”  
总之,此  
总之,策文在宝祐四年贡举中的典型意义,让我  
们看到进士群体在探索文体规律、总结写作经验、践  
行文章价值等方面取得的成果。在其背后是吉州、  
庆元府等地士人群体研习举业的浓烈氛围。从集会  
结社、授课拟作、编选刊印到品题鉴赏,地域士人的  
应试活动一方面使得科举学问在更广泛的社会阶层  
中传播,同时也让辨体析艺走向系统化与精细化,促  
进文章学的理论跃升。到宋元易代之际,《文章轨  
范》《论学绳尺》等文章学著作的产生,便离不开建阳  
士人群体的交往活动。谢枋得云:“某每以科举程文  
年殿试策的文字以各种形式在宋元之际流布,反映  
出进士群体对此种文体的重视。他们利用君臣交际  
的机会表达政治理想,对策文的价值立场、表达策略  
与言辞技巧有充分的体认。  
从文体功能看,对策既属科场程式,决定考生的  
前途命运,又是一次与执政者交流意见的机会,上问  
下答、下情上陈,对即将入仕的举子而言意义重大。  
文天祥的老师欧阳守道曾感叹,“使得对天子,其不  
[
应故事、袭腐语,以负人禄位者欤” ,强调撰  
5]卷九,578  
[16]卷六,4b  
策者的真知灼见。文天祥亦认为“定高下于殿陛之  
教子孙,见后进学文者,必劝之。”  
隐居建阳  
[
6]卷九,2a  
亲擢,公卿大夫繇此其选” ,强调殿试的神圣  
[6]卷十,5a  
期间,他和魏天应、蔡正孙等人的相互切磋使文章技  
艺的探讨更加深入。他们在体式格法的剖析中归纳  
场屋之文的创作技巧,又涉及文章的普遍审美风格。  
如果说谢枋得在宝祐四年的成功及第离不开地域举  
业兴盛的时代背景,那么正是这种地域性与群体性  
推动了文章学的整合与传承,不因政权更迭和制度  
兴废而消散。  
性,因而对策“非碌碌意,积蓄必有深厚” 。黄  
震也指出:“国家设科发策,正以伸天下敢言之气,一  
有拘忌,有司反先喑无声,嘻可叹已!然于斯时也,  
[14]卷九七,1052  
有能独谔谔其间,岂不诚奇士哉!”  
在他看  
来,策文不应回避矛盾,要敢于提出批评意见和解决  
方案。这种对策文价值的体认,使宝祐四年进士的  
廷对表现屡获好评,如文天祥“古谊若龟镜,忠肝如  
二
士人晋升与词科学的成熟  
[
7]卷四一八,12533  
铁石”  
,赵珤“析义理极精,其辨忠邪、条  
上述对应试活动的介绍主要是向前追溯,探讨  
进士成功及第的文化基础;接下来则着眼于他们获  
取功名后的晋升过程,追踪词科学的发展路径。词  
科是朝廷在进士科之外选拔公文写作人才的主要途  
径,考察制、诰、诏、表、檄、露布等十二种文体的撰  
制,考验士人对典章制度的熟悉程度和遣造四六语  
词的本领。宋末元初戴表元曰:“三舍、宏辞次贵”,  
治乱极沉着痛快,其规切君相极忠愤忧  
11]卷一○八,4482  
[
爱”  
天子门生”的价值担当得以体现,策文输忠陈义、进  
谏论政的文体功用也有所施行。  
文体明辨序说》云:“夫策之体,练治为上,工文  
。在君臣“酌和”之中,科举进士作为  
“
《
[
次之。”  
15]2101  
从修辞技巧看,策文虽以实用为主,仍  
[17]卷七,9b  
需讲究文势与辞采。欧阳守道认为策文“出入经史 “幸而得之,则冀不次之擢” 。词科通常能为  
典故、古今格言,而润色之以文采”,“南叟有劲气,议  
底层官员提供快速上升的通道。刘壎云:“士大夫方  
[
5]卷九,578  
论顾理是非,耻软熟雷同” ,触及文体的审美  
属性。在这方面,宝祐四年进士黄震颇有体会:“某  
少习科举之业,日诵先生之文。观其理致之明白,如  
日昭而月揭;迹其气势之变动,如电掣而雷奔。此求  
游场屋即工时文,既擢科第,舍时文即工四六”,“大  
[18]卷二一,440  
则培植声望,为他年翰苑词掖之储”  
,指出  
了时文应举和词科应试在士人生涯中的先后顺序。  
刘克庄亦云:“施之于场屋者为内学,施之台阁者为  
[14]卷九五,1023  
[11]卷一○七,4457  
之古文中犹杰出,而何程文之敢云。”  
他研  
外学”  
,内外之别基于应用场合的区分,  
习举业时经常模仿的程文,正是陆鹏升的策文。《陆  
更是人才选拔途径的差异。词科之学因而在进士科  
时文之外逐渐发展为一门独立学问。  
太博墓志铭》云:“所谓读其策,知其必能措置天下大  
[
14]卷九七,1052-1053  
事者,而恨未得望下风。”  
黄震赞赏陆  
在词科发展史上,宝祐四年是一个重要时间点。  
担任此年进士科殿试覆考官的王应麟,在殿试前三  
个月考中博学宏词科。其弟王应凤在进士考试中以  
文议论的条畅与气势的流动,这些审美元素正可从  
古文中寻得。策以说理论政为主,需汲取古文的行  
101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甲科第九的身份及第,随即在三年后再中博学宏词  
或除授馆职,或减少磨勘期限,给“意若不自满”的底  
层官员提供晋升的机会。同时,考中词科意味着公  
文写作特长获得朝廷的认可,士人因此赢得声誉。  
前引释道璨“所谓宏且博者,何假科名而行哉”之语,  
折射出词科对文学声名的影响。文天祥另有《送韦  
主簿成功赴宏词科启》,“径辞矮屋,前赴大  
科。据《辞学指南·辞学题名》记载,在宝祐四年以  
前,博学宏词科已近五十年无人中举。填补空白的  
王应麟、王应凤兄弟为宋季士人昭示了一条问学求  
进之途,所谓“青春大科,撼动一世。紫霄阔步,凌历  
[10]卷八九,485  
两制”  
。以王应麟的仕途而论,从进士及  
[
6]卷七,16b  
第到考中词科的十五年,王氏官位不显,寄禄官阶仅  
止于从八品的从事郎。词科中第后的一年,王应麟  
由选人官阶的从事郎迁为京官序列的宣教郎,十九  
年后位至正三品的权礼部尚书,其间曾担任权中书  
舍人、直学士院等职。王应凤也因公文写作的突出  
才能受到朝廷重视,“丞相知其能文词,召为太常博  
科” ,亦包含了对州县幕僚晋升驰誉的期待。  
与依托进士选拔制度的时文之学相比,词科之  
学主要服务于选人的磨勘迁转,其背后是士阶层向  
上流动的社会需求。一种文书写作之学,除了制度  
设计与社会流动的背景,更有文章价值、文体规范、  
修辞技巧等方面的独特性。文天祥《跋王元高词科  
拟稿》云:  
[
士,将以内制处之”  
19]卷五,6215  
。研习“辞学”、加速晋  
升、位居两制、经纬“王言”是词科应试者的理想轨  
迹。例如,宝祐四年进士谢枋得便有此志向。据释  
道璨《无文印》卷十八《叠山谢架阁》载:  
我朝言治者曰庆历、元祐、乾淳,厥亦惟欧  
阳子、苏公兄弟、周益国、三洪氏,以其宗工大手  
掌朝廷文字,以为缫籍粉泽,功光当时,垂休无  
穷,岂曰小补之哉! 国于天地,必有与立,而尚  
论其盛,则其浑厚浓郁,光明俊伟,百世之下想  
望风采,必于斯文乎是稽。传曰:“鼓天下之动  
或言架阁胸中所存,浩浩不可遏,将决科于  
六题十二体之间,某以为未必然。或以为必然,  
比周生来,问之,则信然矣。架阁言语文章如春  
风行空,遇花成花、遇柳成柳,(满)天地间皆生  
机活法矣,所谓宏且博者,何假科名而行  
[6]卷十,5b  
者存乎辞,辞之不可已也如是。”  
词科制度自设立以来,受到朱熹、叶适等人的诟  
病,词科所试四六文常被加以浅陋无用的评价;文天  
祥此处则赋予“朝廷文字”较高的价值。他认为制诰  
典册能够鼓动天下,激励人心;词臣能够担负“斯文”  
的重任,从欧阳修、二苏到周必大、三洪,形成了一个  
词臣的文统。从文天祥汲引王应凤、王义山、韦成功  
等经历看,他对词科并无恶感,而是注重挖掘四六辞  
章的文化内涵。文天祥强调的“鼓天下之动”,在咸  
淳、德祐间王应麟的制诰公文中得到充分体现。全  
[20]434-435  
哉?  
释道璨虽极力劝阻,但谢枋得似乎已为“六题十  
二体”的词科考试进行过准备,拟将文字特长运用到  
朝廷典册的撰写中。此外,与宝祐四年进士关系密  
切的江西丰城人王义山亦与词科之学关系密切。王  
氏与此年进士聂嚞为表亲,二人共同的老师杨攀龙  
曾应试博学宏词科。王义山阅读过周必大的宏词程  
文集,自身也有词科拟稿,“既壮,习词科,十二稿进  
卷,私拟百余篇”,“左帑容斋先生刘公元刚,丞相文  
祖望曰:“试观先生在两制时,晨夕所草辞命,犹思挽  
[
4]卷四,28  
[21]卷八五,2867  
山先生文公天祥为之序” 。文天祥为王义山  
的拟稿题跋云:  
既涣之人心,读之令人泪下。”  
例如,王应  
麟《赐吕文德收复开州江面肃清奖谕诏》曰:“百将一  
心,凡履屐间当任;四牡三捷,从枕席上过师。运奇  
伐谋,并力逐北,俾投鞭之丑远遁,而阻隘之群一  
豫章王君义山元高自为举子时,独有志于  
此。国家大制诏、大诰令,拟诸其形容者丛巨  
册,其能出章逢占毕之士矣。元高登进士乙科,  
调永州司户参军,意若不自满,谋卒业以大科致  
[22]卷二,63  
空。”  
此诏用桓玄、赵充国、苻坚、霍光等事,  
典雅而富有气势,在宋末的危急局势中具有激发人  
心、号召天下的功用,体现出四六公文的独特价值。  
在词科文体规范和写作技巧的总结方面,王应  
麟《辞学指南》具有集大成的意义。在他看来,词科  
考试之文虽然与实际应用场合的文书不完全一致,  
但前者的格式与法度更严谨,具有典范意义。论及  
[6]卷十,5b-6a  
身乃已。  
像王义山这样已有进士出身但沉沦下僚的选  
人,可以通过词科考试获得改官升任的机会,甚至进  
入翰苑,承担朝廷文书的写作,跻身清要显贵的行  
列,所谓“以大科致身”。据《宋会要辑稿》选举一二  
载,博学宏词科分三等取人,每等或改选人为京官, “制”体时,王应麟指出:“前辈制词惟王初寮、汪龙  
102  
戴
路
宝祐四年贡举与宋元之际文章学的嬗变  
溪、周益公最为可法,盖其体格与场屋之文相近故  
总之,及第后“意若不自满”、期待“不次之擢”的  
士阶层构成词科之学流衍传播的社会基础。宝祐四  
年的博学宏词科成就了王应麟的辞学理想,催生了  
[23]卷二,943  
也。”  
谈及“表”文时,他亦强调:“龙溪、北海  
[23]卷三,970  
所作尤近场屋之体,可以为式。”  
可见,王应  
麟具有明确的文体自觉意识,他用场屋程式去衡量 《辞学指南》这样体系完备的文章学著作。词科之学  
前人篇章,旨在归纳出一系列可遵循、可模仿、可推  
广的写作法则。由此视之,宋代词科考试“六题十二  
体”,作为一套文体规范系统,最终在《辞学指南》成  
型。而词科规范发挥的引领作用,使其最终演变为  
制、表等四六文体的普遍法则。只要翻阅明人《文章  
辨体序说》《诗文轨范》《文体明辨序说》等文体学著  
作,以及《尧山堂偶隽》《四六丛话》《宋四六话》等明  
清四六话,我们都能发现《辞学指南》的显著影响。  
在“辨体”过程中,除了明确边界、厘清源流、凸显属  
性,王应麟还注重揭示一联一句的具体做法。如“制  
头四句说除授之职,其下散语一段略说除授之  
的成熟,树立了四六公文的体式规范,普及了写作技  
能,使“代言”之才不因宋元易代而中断。  
三
科举中止与文章反思  
宝祐四年进士群体生活在王朝鼎革的特殊年  
代,他们对科举体制进行了一系列反思,丰富了“斯  
文”的内涵。科举为人们提供识字、作文、问学的机  
会,塑造士人的知识结构和精神气质,提高社会的文  
化水准,促进人才流动,因而制度的反思与文章功用  
的探讨、文人价值的追问是多位一体的。文章学在  
此意义上,也就从知识和技艺的层面上升到文化和  
精神价值的层次。  
[
23]卷二,930  
,“制头四句四六一联,散语四句或六  
,“一表中眼目全在破题二十字,须要见  
意”  
在论及宋元之际的文学走向时,“科举废而诗艺  
兴”是一个常见命题,但面对时文和诗歌的此消彼长  
的情势,科举进士时常充满无奈与反思。如舒岳祥  
《跋王榘孙诗》云:“今科举既废,而前日所自负者反  
求工于其所鄙,斯又可叹也已。叔范于举业甚工,今  
[23]卷二,930  
句”  
[23]卷三,970  
尽题目,又忌体贴太露”  
等。这些都为后学  
之士揭示了具体可行的路径。  
据袁桷回忆:“公(王应麟)曰:‘中是科者实有  
[9]卷一二,441  
命,晚岁问难无以承,诸生徒自辱尔。’桷闻是语愧汗  
当弃其所已工,得不痛惜之乎。”  
由时文而  
[
24]卷二八,1344  
累日。”  
王应麟传承词科衣钵的意识较为  
诗歌,舒岳祥感受到科举进士阶层的不幸。在《俞宜  
民诗序》中,舒氏亦云:“盖富贵者,真识懵然,夫以科  
举寸晷之长猎取显仕,一生学问不出是矣,安能剂量  
强烈,他对体式格法的细致探究,无不秉持金针度人  
的明确立场。袁桷的“愧汗”,包含了对词科价值的  
认同,他后来对公文写作技巧也多有留意。尽管入  
元以后词科不复存在,从袁桷身上仍可看到这种技  
艺的传承。袁桷有诗题为《潘景梁学士同在集贤朝  
夕与余论宏词源委》,大德七年(1303),他亦应试词  
臣:  
[9]卷一○,425  
诗人之铢两也。”  
从褒诗人贬举子的言辞  
中,我们不难看出舒岳祥对科考制度的痛惜,对科举  
士人完整知识结构、丰富文化精神、充分价值担当的  
呼唤。  
在此种反思中,逆向汲取异质文化的元素,充实  
文章的精神气魄,就显得必要。如谢枋得所云:  
始知东南科举士,误天下苍生者百年,曾不  
如中原将家子不习时文者,可与谈天下  
(阎先生)卒询于尝往还,以考其词学焉。  
桷入院五日,先生召堂上,曰:“子能为制诰乎?”  
桷谢不敏。顷之,出片纸,令试制草,即具稿以  
进。阅一月,将登车,辄命撰庙学诏,如汉诏令  
体。冬十月,大会院属,令拟《进五朝实录表》,  
桷得预拟焉。先生始察而奖之,即署为应奉文  
[
16]卷六,2  
事。  
听其议论,觇其志趣,绝似西北人,无一点  
[
16]卷五,3a  
江南时文习气。  
[
24]卷二四,1197-1198  
字。  
科举、时文、士人已和东南、江南这些地域概念交融  
在一起,成为南宋文化共同体的象征。在南与北、读  
书人与“将家子”、文章事与“天下事”的碰撞中,自我  
优势何在,文人何为,是这个时代的沉思。谢枋得给  
出了这样的回答:  
袁桷所试制、诏、表,正是《辞学指南》悉心讲解  
的文体,“考其词学”之“词学”,与王应麟的学问一脉  
相承。四库馆臣评价袁桷曰:“其在朝践历清华,再  
入集贤,八登翰苑,凡朝廷制册、勋臣碑版,多出其  
[2]卷一六七,1435  
手,故其文章博硕伟丽,有盛世之音。”  
以
古之所谓经天纬地曰文者,必非场屋无用  
[16]卷六,5a  
此而论,“愧汗累日”的袁桷终究不负其师。  
之文也。  
103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不可使天下后世,谓程文之事,皆大言无当  
16]卷五,2b-3a  
枋得“谈天下事”“使武夫心服”的志趣相符。“气愈  
豪,志愈不屈”正是谢氏提振“斯文”的方向。由此返  
观《文章轨范》对《放胆文》的编选,我们便不能理解  
谢枋得的用意。例如,《文章轨范》评韩愈《送温处士  
赴河阳军序》曰:“文有气力,有光焰,顿挫豪宕,读之  
[
也。  
艺祖皇帝最重读书人,天地折缺之余,正望  
[16]卷五,2a  
其整顿;人极倾颠之际,正望其扶持。  
自端平甲午至景定甲子,儒以时文名,而捐  
躯报国,不畏锋镝斧钺,能使武夫心服,为国家  
[
快人意,可以发人才思。”  
25]卷一,552  
又如,《轨范》对  
延数十年之命者,仅得曹毅节、彭文子、余义夫、 “辩难攻击之文”的评价:“虽厉声色,虽露锋芒,然气  
[16]卷六,8b  
[25]卷二,556  
徐有功、王景宋五人焉。  
力雄健,光焰长远,读之令人意强而神爽。”  
从场屋应试之文走向经天纬地之文,从空谈性  
理之文走向扶危济世之文,这是谢枋得对文章功能  
与价值的拓展。他曾引用陆贽“兴王之良佐,皆季代  
之弃才”勉励他人,这种季世的郁结亦萦绕其怀,激  
起他兴起“斯文”的责任感。“武夫”的忠烈,“中原将  
家子”的见识,“西北人”的志趣,都足以弥补科举士  
人与文章的价值缺失。在谢枋得的交游圈内,闽士  
黄六有便与他的这种期待相契合。黄六有“坐太学,  
编者对文章气势的看重,对雄豪风格的推举,饱含着  
对读书人鲜活生命力的期待。而该书《小心文》开卷  
选编苏洵《高祖论》、苏轼《范增论》《留侯论》《秦始皇  
扶苏论》等,在剖析文法之外,无不隐含着前述“谈太  
公大节”“拊髀雀跃”的志趣,希望学文之人真正承担  
起措置天下的责任。谢氏曾感叹:“枋得有兴起斯文  
[25]卷一,22-23  
之意,倡而无和,言而无听。”  
《文章轨范》  
的编选,可视作他与天下士人的共勉。  
[
16]卷二,870  
以文章为诸公贵人重客”  
,他出身于科举教  
以上从宝祐四年贡举事件入手,围绕应试背景、  
晋升途径和易代处境三个方面,对科举士人群体的  
活动状态进行了持续关注。宋元之际地方教育与应  
试活动的兴盛,使更多士人接触时文技艺,扩大了科  
举学的社会基础,也促进了文章学的系统化和理论  
化。士人阶层向上流动的现实需要,使文书写作技  
能的培养受到更多关注,词科之学的成熟,在四六公  
文的体制规式上具有典范意义。宋元易代给科举体  
制带来冲击,进士群体的应对,既是制度反思,又是  
价值追问和精神重寻,使文章学不仅仅停留于技艺  
层面,而是关乎一代读书人的生存处境。  
育体制之下,“文章”未免场屋之习,但遭遇世变之  
后,个人风格有了极大改变:  
携二子行五百里,教学以代耕,暇则历访先  
贤讲习之所,借书吟诵,著述不休。闻有好善而  
遗世者,虽穷途巅崖邃谷,必杖屦求见。遇某于  
途,立谈如莫逆交,气愈豪,志愈不屈。夜相与  
席地拥炉,谈太公大节,六有拊髀雀跃,若有契  
[16]卷二,870  
于心。  
教学、著述是宋亡后读书人的普遍生活形态,像  
马六有这样四处游历寻访的经历,有助于改变科举  
时文之学造就的单一气质。所谓“太公大节”,与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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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EvolutionofImperialExaminationinthe4thYearof  
BaoyouPeriodoftheSouthernSongDynastyandArticleSciencein  
theTurnoftheSongDynastyintotheYuanDynasty  
DAILu  
DepartmentofChineseLanguageandLiterature,FudanUniversity,Shanghai200433,China)  
(
Abstract:Theimperialexaminationinthe4thyearofBaoyouPeriodoftheSouthernSong  
DynastyisalandmarkinthedevelopmentofarticlescienceintheturnoftheSongDynastyinto  
theYuanDynastyduetothefollowingreasons.Firstly,thevividtakingpartintheimperialex-  
aminationinJizhouandQianyuanfumadetherecordoflocalrecommendationtoimperialexami-  
nation.Itimprovedwritingskillsinthatperiod,expandedsocialbasisofimperialexamination  
andpromotedthesystematizationandtheorizationofarticlescience.Secondly,thepracticalneeds  
ofintellectualstoseekhighersocialstatusfacilitatedthematurityofCi.UsingCiastheexamina-  
tionforminthe4thyearofBaoyouPeriodacceleratedtheperfectionofCiandsetaperfectexam-  
pleforofficialdocumentsinPianform.Thirdly,theturnoftheSongDynastyintotheYuanDy-  
nastypushedtheintellectualstoreviewtheimperialexaminationsystem,whichinturnreflected  
theresponsibilitiesofintellectualsandenrichedthespiritualimplicationsofarticlescience.  
Keywords:the4thyearofBaoyouPeriod;theimperialexamination;theturnoftheSong  
DynastyintotheYuanDynasty;articlescience  
[责任编辑:唐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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