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5卷第1期

2

018年1月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JournalofSichuanNormalUniversity(SocialSciencesEdition)

Vol.45,No.1

January,2018

论阐释学视野下顾炎武的“鉴往训今”

1

,2

1

曾留香,谢谦

(1.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成都610065;2.成都师范学院图书馆,成都611130)

摘要:顾炎武提出的“鉴往训今”的阐释方法,是宋明阐释学“心解”“臆说”的一大反动。这种阐释以“明道救

世”为目的,带有明显的时代特色和现实倾向,在一定程度上是对儒家“言以足志,文以足言”的意图论阐释传统的

回归。通过推源溯流、知音考文、综核名实和明义例等方法,阐释的有效性验证变得切实可行。因而宋明以来“心

解”“臆说”的阐释逐渐让位于对语言文字声音的严密考证,这标志着阐释学由明末借杯浇臆的主观性阐发转向了

客观性的科学实证的方向。这种阐释方式后被乾嘉学者所继承,对清代的文学阐释有深刻影响。

关键词:顾炎武;阐释学;“鉴往训今”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5315(2018)01-0154-08

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评价顾炎武:

是随意性的主观阐发,完全不同于明代流行的借杯浇

臆、师心自用的主观性笺注评点之学,而是根植于“鉴

往”,即通过对经典文本的回归,对作品一字一句的训

释,对音韵文字的实证性考究,来探寻作者本意。顾炎

武在《答徐甥公萧书》中写道:“夫史书之作,鉴往所以

[1]68

“

论清学开山之祖,舍亭林没有第二个人。” 顾炎武

经世致用、训诂明道的思想,一洗明代“以明心见性之

[2]399

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实学”

的空疏学风。其在音韵

文字训诂方面的实证研究方法,开启了清代朴学研究

之风。顾炎武作为一位学术大家,长久以来,其经学、

小学、史学思想在学界已有不少讨论,但对于其文学思

想、阐释方法论,学界似乎还关注不够,呈现“重学术而

[4]138

训今。”

实际上,纵观顾炎武之学,无不贯通着“鉴

往训今”的阐释学思想。蒋寅先生指出:“(顾炎武)在

推源考究中重新阐释诗学传统的价值和意义,从而树

立起与时代要求相适应的诗歌理念。……这种理论方

式是很有特点的……从某种意义上说也决定了清代诗

[3]

轻文学” 的局面。这一方面是由于顾炎武本身不以

文人自居,另一方面,对于顾炎武在音韵学、训诂学方

面取得的成就,学界更多是从语言学层面而非哲学、文

学的层面来讨论。故笔者拟从阐释学的视角来探讨顾

炎武的意义。

[5]

学突出学术性的基本倾向。” 这种“鉴往训今”的阐释

的出现,与明清易代之际的时代思潮以及知识分子对

于文化救亡的呼声一脉相承,也与顾炎武本身经世致

用的学术思想密不可分。

顾炎武对经学和文学的阐释,呈现出“鉴往训今”

的特点,即根植于文本本身的阐释,以求回归传统经

典,从而通明圣道。顾炎武通过对古今学术史的回顾,

总结其中的规律,使其成为有据可依、符合当下语境并

服务于社会现实的阐释。当然,这种“训今”的阐释不

一

“鉴往训今”的背景:“明道救世”

顾炎武在《与潘次耕札》一文中云:“君子之为学

也,非利己而已也,有明道淑人之心,有拨乱反正之事,

知天下之势之何以流极而至于此,则思起而有以救

收稿日期:2017-09-26

作者简介:曾留香(1990—),女,四川成都人,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博士研究生,成都师范学院图书馆馆员,主要从事明清

文学与文献研究;

谢谦(1956—),男,四川宣汉人,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明清文学与文献研究。

154

曾留香

谢

谦

论阐释学视野下顾炎武的“鉴往训今”

[

4]166

之。”

其《与人书二十五》又云:“君子之为学,以明

得作者之志。作者之志是可知的。这与明代出现的把

作者之志看作水月镜花、茫然不可求的“反诠释”倾向

截然不同。在这样的条件下,儒家古老的“以意逆志”

道也,以救世也。徒以诗文而已,所谓‘雕虫篆刻’,亦

[4]98

何益哉!” 顾炎武表明了阐释的目的是“明道淑人”、

“明道救世”,把治学上升到了“拨乱反正”的文化救亡 “知人论世”的阐释原则又重新焕发了生命力,成为探

的高度。明末清初,处在改朝换代之际的知识分子无

不思考着明代覆亡的原因,顾炎武把它归咎于文化的

衰落,他希望通过对传统儒家经典的重新阐释,而“知

天下之势之何以流极而至于此”,以达到“思起而有以

救之”的目的。

求作者本意,达到这一阐释者的同一性理想的有效途

径。

顾炎武相信,作者之志是可求的,言辞最终不能掩

盖作者真实情感的流露。他在《文辞歁人》中说:“世有

知言者出焉,则其人之真伪即以其言辨之,而卒莫能逃

[

2]1095

宋明心学、禅学的流行,导致阐释中的评点注释之

学与主观心解、师心臆测之风兴盛。在这种文化语境

下,阐释成为了可以依据个人主观感受随意发挥的臆

测之学,诗无达诂成为为无稽之谈做辩护的借口。阐

释失去了一个可以进行验证的有效标准,变成了无根

据可言的虚妄空疏之学。永乐年间,治学之风衰颓,明

成祖诏令众儒编写《四书五经大全》,作为科举考试用

书,然而诸儒却“取已成之书抄誊一过,上欺朝廷,下诳

也。”

其《凡易之情》又说:“情伪相感,人心之至变

[2]44

也。于何知之?以其辞知之。” 也就是说,人的情感

虽然千变万化,但人心终究会通过其言辞表现出来。

因此,在阐释活动中,透过言辞,读者能够探求作者本

意。

既然须透过言辞而达“作者之志”,那么辨别言辞

真伪的问题就显得尤为重要。如果不辨言辞真伪,就

无法准确获取作者本意。顾炎武举例道:

[

2]1043

士子” ,顾炎武因此感叹:“经学之废,实自此

[

始。”

《黍离》之大夫,始而摇摇,中而如噎,既而如

醉,无可奈何,而付之苍天者,真也。汨罗之宗臣,

言之重,辞之复,心烦意乱,而其词不能以次者,真

也。栗里之征士,淡然若忘于世,而感愤之怀有时

不能自止而微见其情者,真也。其汲汲于自表暴

而为言者,伪也。《易》曰:“将叛者其辞惭,中心疑

者其辞枝,失其守者其辞屈。”《诗》曰:“盗言孔甘,

乱是用餤。”夫镜情伪,屏盗言,君子之道,兴王之

2]1043

儒家经典的肆意篡改使得学风沦丧,重新阐

释儒家经典本身已不单是文学问题,更是关系重建社

会秩序、挽救民族危机的社会问题。只有恢复儒家经

典的本来面貌,以穷经为指归,才能扭转颓丧的社会风

气。

在此基础上,顾炎武发出了“文须有益于天下”的

强烈呼声:

[

2]1095

文之不可绝于天地间者,曰明道也,纪政事

也,察民隐也,乐道人之善也。若此者,有益于天

下,有益于将来,多一篇,多一篇之益矣。若夫怪

力乱神之事,无稽之言,剧袭之说,谀俊之文,若此

者,有损于己,无益于人,多一篇,多一篇之损

事,莫先乎此。

顾炎武认为,《诗经》的《黍离》篇中的“始而摇摇,

中而如噎”正是作者当时充满故国之思、无可奈何的情

感表现;屈原的“言之重,辞之复”也符合他当时谗而见

疏、忠而被谤,被迫流放异乡时的心情;陶渊明淡然与

世无争,有时也有如“猛志固常在”怒目金刚的一面,其

[2]1079

矣。

“有益于天下”,不仅是顾炎武作文的出发点,也是 “感愤之怀”不能自已。这些都是作者真情实感的流

其一切学术的出发点,阐释的目的也在于此,即在古今

之间寻找桥梁,回归和借鉴古之话语,从中获得启发,

来为当下社会现实服务。其对经典的重新阐释是被放

在“明道救世”的背景之下的。“鉴往”的目的是“训

今”,而“训今”又以“鉴往”为前提。顾炎武对经典文本

的阐释,无不饱含着他对古今之变、天下兴亡的强烈关

注和忧国思民的淑世情怀,阐释活动被上升到扭转社

会风气,进行文化救亡的高度。

露。而那些急于表现自己,故意为言者,则很有可能是

虚情假意、故弄玄虚之人。

顾炎武把分辨言辞真伪的问题,放在了非常重要

的位置,他认为言辞不仅可以反映作者情感真实与否,

还能反映作者道德人品的高下。因此,辨别言辞真伪,

真正做到“知言”“知人”,从而穷经,不仅是阐释活动建

立的根基,还是“训今”的现实指归。“镜情伪,屏盗

言”,已不单是阅读阐释文学作品的态度,更是治理家

国天下者的首要之事。如若听信虚伪动听的谗言,就

会“乱是用餤”,导致社会的混乱。在顾炎武所处的明

清易代之际,不少名臣宿儒在面临身份选择的问题时

二

“鉴往训今”的阐释学依据:“知人知言”

鉴往训今”的阐释能够成立的条件是,在“往”与

今”之间是可以沟通的,即读者可以通过阐释活动,获

“

155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

2]1085ꢀ1086

摇摆不定,巧言令色,在这样的现实语境下,顾炎武自

然对“知人”与“知言”有更高的要求。

之义矣。

中国古典诗歌“温柔敦厚”的诗教观受到了质疑,

[

2]44

[12]13

顾炎武说:“听其言,观其眸子,人焉廋焉。” 这《毛诗》中“主文而谲谏”

[6]44

的阐释原则似不适用于所

有情形。顾炎武从诗的源头找到证据,举出《诗经·小

雅》中的不少篇章如《节南山》、《节南山之什》、《十月之

交》、《何人斯》中都有直斥官族名字的例子,《楚辞》中

也有不避名讳的情况出现,杜甫的《丽人行》更是直接

斥责杨国忠兄妹权势显赫。顾炎武认为,只要是反映

作者真情实感的诗句,直接显露地表达也未尝不可,这

也是符合传统诗教的。中国传统诗歌的阐释不应该局

限在“中和”“含蓄”这一狭隘的视域里。这样通过厘清

事实,从源头上追溯诗歌传统,顾炎武对“温柔敦厚”的

传统诗教观作出了自己的阐释和补充。

与孔子所说的“听其言而观其行” 有相通之处。换

言之,顾炎武回到了由孔孟开创的“知人”与“知言”的

阐释传统上来。即作者之志是可以探求的,要知其言

需观其人,而观其人也才能更好地知其言。这也就是

[7]51

周裕锴先生指出的阐释上“理解的循环” 。

“鉴往训今”的具体做法

一)推源溯流

三

(

从阐释学的角度讲,宋明流行的禅学、心学与顾炎

武奠基的清代朴学,其阐释的终极目标都是通圣人之

道,但所走的路径却完全不同。陆九渊讲述自己读书

[8]407

的方法是“沉涵熟复,切己致思” ,强调自我内心的

再如论“作诗之旨”:

反复思考与琢磨。禅学称:“不立文字,教外别

舜曰“诗言志”,此诗之本也;《王制》“命太师

[

9]293下

传” ,以心传心的方式来传习心法。诚然,阐释活

动需要读者与作者的共同参与,但忽略经典文本本身,

仅依靠读者自身的主观心解,抛弃语言文字,不仅很难

正确地探求、理解作者原意,甚至从根本上消解了阐释

的意义。宋明理学所标榜的“明道”实则是“六经注

我”,用古代先哲的经典或语录为自己创造的新理论做

辩护。这样的“明道”出现的结果,很有可能是作者之

陈诗,以观民风”,此诗之用也;《荀子》论《小雅》

曰:“疾今之政,以思往者,其言有文焉,其声有哀

焉。”此诗之情也。故诗者,王者之迹也。建安以

下,洎乎齐梁,所谓“辞人之赋丽以淫”,而于作诗

[

2]1167

之旨失之远矣。

顾炎武用《尚书》、《礼记》、《荀子》中的话语,将诗

之本、诗之用、诗之情作了界定,最后落足点回到“故诗

者,王者之迹也”。这是回归经典文本,通过诗歌认识

的历史构建来阐述自己的诗学观点。他又赞扬白居易

“

志”被阐释者的主观意图所解构、扭曲。

与之相反,顾炎武奠基的清代朴学,则是回归经典

文本本身,通过推源溯流,对经典作一字一句的训释, “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精神,最后以葛

得以“通经”,从而“明道”。

洪《抱朴子》中的“古诗刺过失,故有益而贵。今诗纯虚

[

2]1168

推源溯流,就是回到文本的源头,从根本上将事实

誉,故有损而贱”作结 ,顾炎武的观点已在古今对

比和学术史的回顾中呈现。“鉴往”故而知诗始为“王

者之迹也”,“训今”故而今人作诗也应立足现实,指刺

过失,才能有益于社会,发挥其应有的价值。

那么,如何回到源头,即经典文本的本身? 顾炎武

的方法是:辨别真经而非伪经,并且全面地理解经典的

含义。

分辨清楚。这种对正本清源的关注可以追溯到孔子的

[10]1459

[6]65

“

祖述尧舜,宪章文武”

与其“述而不作” 的写

作态度,“其核心即强调文化生命历史连续性的文化阐

[11]

释原则” 。如顾炎武在《日知录》中对儒家传统诗教

观的阐释:

《

诗》之为教,虽主于温柔敦厚,然亦有直斥其

人而不讳者。如曰“赫赫师尹,不平谓何”。如曰

赫赫宗周,褒姒灭之”,如曰“皇父卿士,番维司

顾炎武在《与友人论学书》中就通过推源溯流,将

古今对“危微精一”说的不同理解进行比较,阐释了宋

明理学所讲的“危微精一”实则是“六经注我”,并非经

典本义:

“

徒,家伯冢宰,仲允膳夫。聚子内史,蹶维趣马,楀

维师氏,艳妻煽方处”,如曰“伊谁云从,维暴之

云”,则皆直斥其官族名字,古人不以为嫌也。《楚

辞·离骚》:“余以兰为可恃兮,羌无实而容长。”王

逸《章句》谓“怀王少弟司马子兰”;“椒专佞以慢慆

兮”,《章句》谓“楚大夫子椒”,洪兴祖《补注》:“《古

今人表》有令尹子椒。”如杜甫《丽人行》“赐名大国

虢与秦,慎莫近前丞相嗔”,近于《十月之交》诗人

窃叹夫百余年以来之为学者,往往言心言性,

而茫乎不得其解也。命与仁,夫子之所罕言也;性

与天道,子贡之所未得闻也。性命之理,著之易

传,未尝数以语人。其答问士也,则曰“行己有

耻”;其为学,则曰“好古敏求”;其与门弟子言,举

尧、舜相传所谓危微精一之说一切不道,而但曰:

156

曾留香

谢

谦

论阐释学视野下顾炎武的“鉴往训今”

[4]47

语” 。明永乐年间士子所奉行的《四书五经大全》,

“允执其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呜呼! 圣人之

[

2]1043

所以为学者,何其平易而可循也,……今之君子则

不然,聚宾客门人之学者数十百人,“譬诸草木,区

以别矣”,而一皆与之言心言性,舍多学而识,以求

一贯之方,置四海之困穷不言,而终日讲危微精一

之说,是必其道之高于夫子,而其门弟子之贤于子

贡,祧东鲁而直接二帝之心传者也。我弗敢知

实际上是“取已成之书抄誊一过” 。这种拘泥于个

别篇章字句、背诵“语录”而置完整的经典文本于不顾

的做法,无异于以文害辞、以辞害志,因而远离了圣人

之道。

综上,顾炎武的推源溯流、返经汲古一方面注重辨

别经典的真伪,另一方面致力于返回未经篡改的经典

的原始文本。这也是后来清代朴学家共同努力的方

向。

[4]40

也。

顾炎武通过考证,将古之学者与今之学者作对比,

推溯到《论语》中记载孔子与门人所言,《论语·尧曰》

有云:“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四海困穷,天禄永

(二)知音考文

对顾炎武而言,“鉴往训今”的阐释就是要在“往”

与“今”之间,搭建一座沟通古今的桥梁。即解决文本

[6]205

终。”

尧勉励舜要随时胸怀四海百姓,如果他们陷

①

于穷困,上天赐予的禄位就要终止。《论语》记载的孔

子平日所言仅限于此,并未提及尧舜二帝曾有“危微精

一”之说。“危微精一”即“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

一,允执厥中”十六字的简称。“今之学者”却将尧舜二

帝未曾说过的“危微精一”之说奉为至宝,甚至认为是

与阐释者之间“时间距离”的问题,以达到视野融合。

对此,顾炎武提出了“读九经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

[4]73

始” 的方法,这就包含着一条重要的阐释学原

则———“知音考文”,后被乾嘉学者发扬光大。这与宋

明理学、禅学空谈心性、心印证悟的阐释方法有根本区

别。清代朴学家尤其注重对文字音韵的考究,讲求无

征不信、实事求是的考证,顾炎武起了示范作用。

顾炎武倡导的“知音考文”的阐释原则即是由文字

音韵入手,通过对经典的语言文字音韵进行训诂、考证

来探求义理,进而通经,通过穷经以明道,明道以救世。

在顾炎武眼中,通经的关键是要明白承载经典的语言,

而通晓语言则须研究记录语言的文字和音韵。这种阐

释的路径,就是由文字(声音)→语言→作者之志。

为此,顾炎武一再强调小学在阐释上的重要作用,

如果不通古音、不识文字,则无法准确理解古书之义:

古之教人,必先小学,小学之书,声音文字是

“直接二帝之心传者也”。顾炎武从儒家经典的原文出

发,指出了心学所谓“危微精一”之说的漏洞,对这个被

宋明理学家尊为“十六字真言”的“传心之要”提出了质

疑。后来清代朴学家阎若璩的《尚书古文疏证》更是通

过严密的考证,证实了记载“危微精一”说的《大禹谟》

实则为伪古文尚书。可见,宋明诸儒所崇尚的“传心之

要”实则是伪经而非真经,根据伪经来寻求圣人之道,

自然是缘木求鱼,无法真正获得经典的本义了。

事实上,“信古阙疑”一直是顾炎武返经汲古的态

度。他说:“《五经》得于秦火之余,其中故不能无错误,

学者不幸而生乎二千余载之后,信古而阙疑,乃其分

[2]123

[2]257

也。”

对于古今《尚书》之争,顾炎武也提出了自己

也。

的思考,认为“《泰誓》别得之民间,且非今之《泰

学者读圣人之经与古人之作,而不能通其音,

[2]114

誓》” ,又说“孟子曰,尽信书不如无书,于今日而益

不知今人之音不同乎古也,而改古人之文以就之,

[

2]115

[4]69

验之矣” 。后来清代朴学家广泛地搜集文献,考证

辨伪,尤其是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一出,其详实严密

的考证几使伪古文尚书成为公论,不得不说受了顾炎

武的有益影响。

可不谓之大惑乎?

三代六经之音,失其传也久矣,其文之存于后

世者,多后人所不能通,以其不能通,而辄以今世

[4]69

之音改之,于是乎有改经之病。

除了辨别经典的真伪之外,顾炎武还注意到,理解

经典文本要返回其原始版本,而不是后儒的“语录”。

顾炎武批评“近世喜言心学,舍全章本旨而独论人心、

顾炎武痛斥当时不识古音而妄加修改的弊病,如

此“通经”,必然造成“大惑”。李清良先生在《中国阐释

学》中说:“(要使理解能够有效)意义承担者必须能够

像在原有的阐释语境中一样呈现其意义,也就是说,理

解者的阐释语境要素没有破坏意义承担者原有的语境

[2]1048

道心”

的现象,他们不是根据经典的文本来探求圣

人之道和作者本旨,而是单独取其中之言来为我所用。

他又抨击“今之理学”,“不取之五经而但资之语

[

13]284

要素。”

今人的随意改音破坏了经典文本的阐释环

[

4]58

录” ,舍本逐末,以后儒的语录来断章取义,而非回

归五经的原始文本,“而问以本经,犹茫然不知为何

境原有的语境要素,因而背离了经典本身,也就离作者

本意愈来愈远了。“以今世之音改之”,无异于用古人

157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之经为自己的理论立说。正如顾炎武批判的“王夷甫

韵正》《易音》中,也常列上百条证据证明字的读音。

不仅如此,顾炎武还将金石文献与书籍相互对照,

[2]1061

之清谈,王介甫之新说,王伯安之良知” ,都是“六

[4]28

经注我”阐释方法的代表。“以一人而易天下,其流风

以“阐幽表微,补阙正误” ,综核名实。如顾炎武对

[2]1061

至于百有余年之久者”

这种毫无根据的阐释,不仅 “《春秋》时月并书”的考证:

败坏学风,甚至会造成整个社会风气的沦丧。

《春秋》时、月并书,于古未之见。考之《尚

书》,如《泰誓》“十有三年春,大会于孟津”,《金縢》

“秋,大熟,未获”,言时则不言月;《伊训》“惟元祀

十有二月乙丑”,《太甲中》“惟三祀十有二月朔”,

《武成》“惟一月壬辰”,《康诰》“惟三月哉生魄”,

《召诰》“三月惟丙午”,《多士》“惟三月”,《多方》

“惟五月丁亥”,《顾命》“惟四月哉生魄”,《毕命》

“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朏”,言月则不言时。其它

钟鼎古文多如此。《春秋》独并举时月者,以其为

编年之史,有时、有月、有日,多是义例所存,不容

有鉴于此,顾炎武潜心钻研,考辨古音,终成《音学

[4]25

五书》一书,希望“审音学之源流也” ,“举今日之音

[4]25

而还之淳古者” 。他认为子孙后代学习《诗经》,辨

明《诗经》的含义也应该从“知音”开始,“惧子侄之学

[4]69

《诗》不知古音也” 。这不仅是准确理解古代经典含

义的阐释途径,更是达“圣人之道”,进而改良今日社会

风气、经世致用的法门。

在考究文字方面,顾炎武对许慎的《说文解字》非

常推崇,并指出了以考究文字探求先儒诠释的路径。

他说:“经学自有源流,自汉而六朝,而唐而宋,必一一

考究,而后及于近儒之所著,然后可以知其异同离合之

指。如论字者必本于《说文》,未有据隶楷而论古文者

[2]191

于阙一也。

当他发现“《春秋》时、月并书,于古未之见”的问

题,先求证《尚书》,或“言时则不言月”,或“言月则不言

时”。他又进一步观察钟鼎文字,以金石材料与史书互

证,发现“其他钟鼎古文多如此”,与史书记载是同一情

况,只有《春秋》将时与月并举,并非史书误载。

在这一段话中,顾炎武还提出了一个关键词“义

例”,又自注:

[4]91

也。” 同时,他不盲目迷信《说文》,在《日知录》中也

指出了《说文》考证的不足之处。后来清代有关《说文

解字》的研究蔚为大观,如出现了段玉裁的《说文解字

注》、朱骏声的《说文通训定声》、桂馥的《说文解字义

证》、王筠的《说文释例》和《说文句读》等研究专著。清

初顾炎武对《说文》的推崇起到了推动作用。

或疑夫子特笔,是不然。旧史既以“春秋”为

名,自当书时。且如隐公三年“春,公会戎于潜”,

不容二年书“春”,元年乃不书“春”。是知谓以时

要而言之,语言是一切阐释的基础。伽达默尔说:

“一切人类生活共同体的形式都是语言共同体的形式,

[14]570

[2]191

甚至可以说:它构成了语言。”

也正如周裕锴先生

冠月出于夫子者,非也。

所言:“人的存在归根结底是一种语言的存在,所以,一

顾炎武指出了《春秋》写作的“义例”———时与月并

举。“以其为编年之史,有时、有月、有日,多是义例所

存,不容于阙一也”。“义例”即古书的一种写作惯例,

是逐渐形成的一种典范书写。义例不仅是史书撰写的

重要方法,也是阅读和阐释古书、进行文学研究的重要

法则。作者在写作过程中,对同类事物用同种方式进

行记载,有意无意形成了某种写作惯例,贯穿于文本之

切所谓‘本质还原’和‘存在还原’的阐释,最终必须体

[15]

现为一种‘语言的还原’。” 其实,顾炎武不过是将这

条阐释学最基本的原则付诸实践,使阐释由“不立文

字”转到“知音考文”的科学轨道上来,从而建立起阐释

活动有效验证的根基。

(三)综核名实与明义例

[

17]7

顾炎武不仅将阐释活动建立在确实可靠、有根可

循的语言文字基础上,而且通过大量的考证,综核名实

来阐发义理,“每一事必详其始末,参以证佐,而后笔之

中,“其义例之见于文辞,圣人有戒心焉” 。每一部

古书都有自己的“义例”,即自身的写作惯例和书写样

式,读者如若能发现义例,就能更好地了解和掌握作者

的思维方式,发掘其背后隐藏的深意,从而更加有效地

阐释文本。

[16]1029

于书” 。他不仅以诗自身的“本证”证之,还综合

②

“

采之他书”的“旁证”佐之,力求名实相符,“要当以

[2]1530

旁证以求其是,不必曲为立说” 。如《日知录》卷四

因此,在阅读古书和阐释文本的过程中,读者须

[2]270

“

穀梁日误作曰”条 ,顾炎武不仅以《穀梁传》为证, “明义例”,有“义例思维”,只有了解和掌握阐释文本的

还综合《尚书》《周易》《诗经》的例子,表明古人“日”与

曰”字同一书法,容易混淆,唐代陆德明《经典释文》将

可疑处以音别之,具有合理性。顾炎武的《诗本音》《唐

义例,才能更加准确地理解文本本义与作者本意,否则

容易产生误读和曲解。顾炎武指出,如果没有理解《春

秋》作为编年体史书的义例,就有可能误解经典本义,

“

158

曾留香

谢

谦

论阐释学视野下顾炎武的“鉴往训今”

以为是“夫子特笔”,有特殊含义。读者若能由义例入

手,阐释分析文本,发现其中一以贯之的写作规律,就

能使文本“义理”的阐释有章可循、有据可依,从而达到

危机、改良社会的高度。从某种意义上讲,顾炎武的阐

释完成了其与儒家先哲之间的对话。这种阐释回到了

由孔孟开创的“知人”与“知言”的阐释循环上来。可以

说,顾炎武“鉴往训今”的阐释,在一定程度上是对儒家

“以意逆志”的目的。

[21]1024

此外,顾炎武更是亲自考察,以一手资料与史书记 “言以足志,文以足言”

的意图论阐释传统的回

载相证。如《日知录》中对风俗制度的考察等,其门生

潘耒在序言中说:“先生足迹半天下,所至交其贤豪长

者,考其山川风俗,疾苦利病,如指诸掌。……有一疑

义,反复参考,必归于至当;有一独见,援古证今,必畅

归,颠覆了明代以来“尚情”“尚趣”的阐释风气。

首先,这种阐释带有显著的学术性,遂成有清一代

治学方式之大势。蒋寅先生指出:“他(顾炎武)不是将

自己对诗歌的认识作为理论来演绎,而是以学术史的

方式来呈现,即通过对诗学传统的重新解释使它成为

[

2]《潘耒原序》,1

其说而后止。”

梁启超将其归纳为“博证法”,

[

5]

称:“盖炎武研学之要诀在是,论一事必举证,尤不以孤

证自足,必取之甚博,证备然后自表其所信。……此所

用者,皆近世科学的研究法。乾嘉以还,学者固所共

有历史依据的、有成功经验支持的理论话语。” 推源

溯流使阐释成为有学术背景支撑的可靠话语,知音考

文使小学文字音韵为阐释理论背书,再通过综核名实

和明义例,发现其中一以贯之的规律。这些方法非有

广博学识和深厚学术功底者不能为,后成为乾嘉学者

治学门径。在其观念引导之下,钱大昕仿效《日知录》

体例撰《十驾斋养新录》,赵翼作《廿二史札记》,考证尤

[18]16-17

习,在当时则固炎武所自创也。”

顾炎武通过大量

的文本考证分析,综以“本证”“旁证”,且对照金石文

献,并实地考察,多角度地对阐释的有效性做出验证。

这也开启了后来乾嘉学者以严密考证为阐释方法的先

河。

[

为精细,并说“或以比顾亭林《日知录》”

22]《廿二史札记小引》,1

。

[

23]93

需要注意的是,顾炎武对文本本身的关注,推源溯

流、知音考文、综核名实和明义例的方法,并非是排斥

阐释的多元化。事实上,由于语言文本本身就具有开

放性、未定性,阐释的多元化是不可避免的。他还在与

友人的书信中称赞了在编纂《四书五经大全》之前世存

多家传注的情况:“春秋主左氏、公羊、穀梁、胡氏、张洽

乾嘉学者“一字之证,博及万卷” ,这种综核名实的

考证方法与顾炎武不无关系。此后清代的文学、经学、

史学的阐释都带有学术化倾向。

其次,在阐释中对文字音韵倍加重视,顾炎武可谓

有发轫之功。他强调通过一字一句的训释“知音考文”

来通明圣道。如不能通小学,则不能准确理解文本本

义,阐释也就变得毫无意义。这其实是对阐释的基

础———语言的回归。自此开始,清代的文学和经学阐

释尤其注重语言文字的考究,顾炎武开启了乾嘉学者

[4]41

传,礼记主古注疏,犹不限于一家。” 并批判了“欲道

术之归于一”、“而通经之路愈来愈狭矣”的僵化做

[4]42

法。正如张隆溪在《道与逻各斯》一书中所言:“作

[24]390

者、文本、读者都以自己的要求和方式影响着意义的形 “由文字、声音、训诂而得义理之真”

的阐释路线。

[25]21

成。对文学的深刻理解只能来自所有这些要求的综

如惠栋说:“经之义存乎训,识字审音,乃知其义” ;

[19]292

合、所有这些力量的暂时的平衡和协调一致。”

顾

戴震主张:“由文字以通乎语言,由语言以通乎古圣贤

[26]192

之心志” ;王念孙称:“窃以诂训之旨,本于声

炎武的意义在于,指出了多元化的阐释也需以合理的

客观依据作支撑,绝非仅靠主观“切己致思”而信口开

河。正如张伯伟所言:“即使是解释者的‘见仁见智’,

所导致的也不是对作者诗心的必然的否定,而是必然

[27]《自序》,2

音”

。顾炎武影响了有清一代的阐释方式。正

如钱穆先生所言:“故治音韵为通经之钥,而通经为明

道之资。明道即所以救世,亭林之意如是。乾嘉考证

学,即本此推衍,以考文知音之工夫治经,即以治经工

[

20]189

的认识。”

那些与文本本身无关的阐释,因为找不

[

28]148

到一条验证有效性的道路,其结果发展到极端就可能

堕入师心臆说的泥淖。因而,阐释活动具有客观性,它

有一定的科学方法,而非主观的随意发挥。

夫为明道,诚可谓得亭林宗传。”

再次,顾炎武“鉴往训今”的阐释突破了宋明以来

心印证悟的阐释方式,使阐释活动由印象式、模糊性转

向实证性、精确性。顾炎武通过推源溯流、知音考文、

综核名实和明义例等方法,使阐释的有效性验证原则

变得切实可行。因而宋明以来的“心解”“臆说”的阐释

让位于对文字音韵训诂的严密考证,标志着阐释由明

末借杯浇臆的主观性阐发转向了客观性的科学实证的

四

对“鉴往训今”阐释的评价

顾炎武“鉴往训今”的阐释带有明显的时代特色和

现实倾向,是明清之际知识分子道德取向的代表。这

种在“明道救世”背景下充满时代精神的阐释,与儒家

兼济天下的入世观相通,将阐释经典上升到挽救时代

159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方向。梁启超曾言:“亭林学术的特色在于反对向内

的———主观的学问,而提倡向外的———客观的学

名”的格物看作是低级的,而“当务之为急”的格物才是

高级的。格物致知,就是推究事物的原理来获取知识,

本是人研究和认识外物的基本方法,并无高低之分。

而顾炎武在阐释时却已预设了一个为自己“经世致用”

说立论的目的。可见有时顾炎武自己也陷入了“赋诗

言志”的泥淖,与自身提倡的从客观理性的文本出发的

阐释原则相矛盾。另外,顾炎武的“鉴往训今”有时过

分拘泥于“鉴往”,一切为古是尊,把古人(尤其是汉人)

的阐释看作是唯一正确的,甚至说:“著书不如抄书。

凡今人之学,必不及古人,今人所见之书之博,必不及

[1]72

问。” 虽是针对亭林学术的总体而言,但若用来评价

其在阐释学上的贡献也同样适用。

另外,“鉴往训今”的阐释所形成的无征不信、综核

名实的一代学术风气,也影响到清代的文学阐释。顾

炎武指出的“义例”,不仅可作为一种阐释方法,更可上

升为一种抽象的理论思维。“实际上,‘明义例’之路

[29]

途,一直是中国学术史上的一条隐线” 。广泛搜集、

发现和了解阐释对象的义例,再加之实事求是的考证,

从而使阐释变成有实证支撑的理论话语。在这种风气

的影响下,清代产生了许多对前代诗人诗集作注的经

典作品,如杨伦《杜诗镜铨》、仇兆鳌《杜诗详注》、浦起

龙《读杜心解》、査慎行《苏诗补注》、沈钦韩《王荆公文

集注》《范石湖诗集注》、冯应榴《苏文忠公诗合注》、王

文诰《苏文忠公诗编注集成》等。

[4]29

古人” ,从某种程度上讲是消解了阐释在时间维度

上的多元化。

事实上,由于文本的多义性、开放性,以及读者的

主观参与,阐释的多元化是不可避免的。然而,诗无达

诂并非是师心臆说的借口。还原作者之志,探寻作者

本意,仍是阐释活动最重要的目标。顾炎武以其明道

救世之志,通过“鉴往训今”的方式,使阐释一方面根植

于客观文本本身,另一方面为当下的社会现实服务。

在古往今来阐释者们追求作者本意的尝试中,顾炎武

应该说,顾炎武的“鉴往训今”建立在有客观文本

作支撑的有效性基础之上,是明末阐释学“心解”“臆

说”的一大反动,具有纠正时弊的重要作用。但其在具

体的阐释过程中,也存在矫枉过正,只为“经世致用”立 “鉴往训今”的阐释,为阐释者提供了一条获取文本本

说,牵强附会的问题。他说:“凡文之不关于六经之指、

义最直接有效的途径,使得阐释者对作者本意的追求

不再是一个幻想。阐释在建立起有效验证的根基后,

其意义和价值也随之呈现出来。从这个意义上讲,顾

炎武在中国阐释学的发展史上具有独特意义。

[4]91

当世之务者,一切不为。” 又说:“以格物为‘多识于

鸟兽草木之名’,则末矣。知者无不知也,当务之为

[2]377

急。”

顾炎武把基于文学性的“多识于鸟兽草木之

注释:

①

②

关于“时间距离”的概念,可参见:〔德〕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洪汉鼎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年版,第373页。

《音论》卷中“古诗无叶音”条有云:“稍为考据,列本证、旁证二条。本证者,诗自相证也;旁证者,采之他书也。”参见:顾炎武

《音学五书》,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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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李清良.中国阐释学[M].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

[

160

曾留香

谢

谦

论阐释学视野下顾炎武的“鉴往训今”

[

14]〔德〕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M].洪汉鼎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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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GUYan-wuꢀs RetrospectandGuidesToday^”

fromthePerspectiveofHermeneutics

1

,2

1

ZENGLiu-xiang ^,XIEQian

(

1.Colle_geofLiteratureandJournalism,SichuanUniversit_y,Chen_gdu,Sichuan610065;

2

.Library,ChengduNormalUniversity,Chengdu,Sichuan611130,China)

Abstract^:GUYan-wuꢁs^“retrospectandguidestoday^”interpretationmethodisaninfluential

reactionarytothe^“understandingbyheart^”and^“assumption^”inNeo-Confucianism^,whichcar-

riesthepurposeofenlighteningthepeopleandmakingcontributiontotheworldwithobvious

characteristicsofthetimesandrealisticinclination.Itis^,tosomeextent^,thereturnoftheinten-

tionalisminterpretationtraditionoftheConfucianism^,whichemphasizestheimportanceofex-

pressingoneꢁsambitionbyrichexpressionlanguage.Theverificationofinterpretationeffective-

nessbecomesfeasiblethroughsuchmethods^,suchasexploringtheorigin^,phoneticandtexta-

nalysis^,verificationandconfirmationandexplicitexamples.Therefore^,theinterpretation

through^“understandingbyheart^”and^“assumption^”sincetheSongandMingDynastywasgiven

placetorigoroustextresearchoflanguage^,wordsandphonetics^,whichindicatesthathermeneu-

ticshasturnedtoobjectivescientificevidencefromthesubjectiveinterpretationinthelateMing

Dynasty.ThiskindofinterpretationwasinheritedbyQianjiaschoolandhadaprofoundimpact

ontheliteraryinterpretationintheQingDynasty.

Keywords^:GUYan-wu^;Hermeneutics^;^“retrospectandguidestoday^”

[责任编辑:唐普]

1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