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卷第4期  
2
0187月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JournalofSichuanNormalUniversity(SocialSciencesEdition)  
Vol.45,No.4  
July,2018  
论杨慎史学批评及其学术意义  
毛春伟  
(云南大学历史与档案学院,昆明650091)  
摘要:杨慎是明代一位著述丰富的学者,在史学批评方面也有不少论述杨慎在对先秦史书历代正史编年  
体史书野史家谱碑志小说等进行广泛考察的基础上,结合前人史学批评的相关成果,提出了关于史料采撰历  
史叙事史文表述修史工作和史家心术等方面的见解和认识杨慎关于史学批评的具体论述以及史学批评的理  
论色彩和方法运用,具有积极的学术意义。  
关键词:杨慎;史学批评;学术意义;明代史学  
中图分类号:K0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5315(2018)04-0170-07  
明代学人著述中保存了许多有关史学批评的资料,  
是可资发掘的古代史学理论遗产其中,王世贞胡应  
杨慎关于史学的论述,散见于丹铅诸录》《谭苑醍  
》《升庵文集之中,且时常出现同一论述复见于不同  
著作或不同版本著作在文字上有所差别的情况鉴于  
,本文所采资料,以王云五主编万有文库中的升庵  
全集为主,而以他本为辅。  
麟等人的相关论述,已受到学者们的关注而稍早于  
胡二人的杨慎,其关于史学的认识亦复不少近年  
,学界对杨慎史学及其思想的研究逐步展开,但在史  
学批评方面还缺少专门讨论本文试就杨慎史学批评  
的主要方面加以梳理和探讨,以就教于方家。  
关于史料采撰的批评  
史料采撰历来为史家所重视,史料的真实与可靠程  
度直接影响到史书的价值,因此史家需要从众多史料中  
加以甄别和选择在杨慎看来,野史家谱和家传碑志  
以及小说等,都是重要的史料来源,但同时也必须对其  
加以辨别和取舍。  
杨慎(1488—1559),字用修,号升庵,四川新都人,  
明代学者文学家正德六年(1511)举进士第一,授翰  
林修撰,参与校订典籍修纂国史等工作明世宗即位  
,充经筵讲官嘉靖三年(1524),因在大礼议中触  
怒明世宗,下诏狱并遭廷杖,后谪戍云南永昌卫,终生未  
获赦免谪戍后,杨慎投荒多暇,书无所不览”,好  
学穷理,老而弥笃”。《明史:“明世记诵之博,著作之  
,推慎为第一诗文外,杂著至一百余种,并行于  
第一,有关野史的采撰野史出自私家之手,是相  
对于官修或得到官方承认的正史而言的史书,其内容丰  
,而且包含编年纪传笔记等多种形式对于如何认  
识野史中的历史记载,杨慎说道:“古今政治之盛衰,人  
物之贤否,非史不足以纪治乱示褒贬故历代皆有国  
[1]5081-5083  
”  
。《四库全书总目:“计其平生所叙录,不  
下二百余种”,并认为其在有明,固铁中铮铮者  
,而往往不无舛漏于是岩穴之士网罗散失捃摭逸  
[2]1025,1026  
[4]372-373  
”  
王文才对杨慎著述仔细甄别后,认为除去  
事以为野史,可以补正史之阙。”  
指出了野史的作  
[3]442-446  
重复而堪称著述者,有近一百六十种  
者大多是远离庙堂的岩穴之士”,而野史的编纂侧重于  
收稿日期:2018-01-24  
基金项目:本文系北京师范大学瞿林东先生主持的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研究”  
15JJD770004)阶段性成果。  
(
作者简介:毛春伟(1982—),,云南宾川人,历史学博士,云南大学历史与档案学院讲师,北京师范大学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研  
究中心兼职研究人员,研究方向为史学理论与史学史。  
170  
毛春伟论杨慎史学批评及其学术意义  
搜罗为国史所遗漏的史料与史事,并进而肯定了野史所  
被遗漏,资治通鉴正是从家传中获取了史料,补充  
这部分史事可以看到,对于家谱和家传,杨慎同样是  
从正反两方面加以认识,既看到其不足,也认识其所具  
有的价值他引用史炤之言,表明对家谱和家传的态  
具有的补正史之阙的意义这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杨慎尤其注意辨析野史中存在诸多不实  
记载的情况他说:“唐之河洛春秋》,诬颜杲卿上禄山  
降表,而郭子仪陆贽之贤,皆加诬焉宋代尤多,如诬  
赵清献娶倡,司马温公范文正公奔竞,识者已辩  
[5]515  
:“诚不可尽信,亦岂得尽不信哉?”  
第三,有关碑文墓志的采撰杨慎对碑文墓志非常  
重视,他在水经碑目引中曾说道:  
[5]505  
。”  
他指出唐代河洛春秋对颜杲卿郭子仪和陆  
贽等人的诬蔑以及宋代野史中关于赵抃司马光范仲  
淹等人的不实记载,并指出前人已对这些诬蔑之语或不  
陆士衡曰:“碑披文以相质”。持此言也,以观  
于先秦两汉之石刻,其辞用韵,刘熊碑末之三  
诗皆四言,《费凤别碑石子才所制,终篇皆五言,尤  
为奇隽,披文之类也其叙事如边韶荥口碑》《刘  
靖碑》,可裨史传,广遗逸,相质之类也余尝录金  
石古文,起三代讫汉,又观郦道元水经注博收古  
,惜其不尽见,撮取其目而考评之,以诒好古同怀  
昧者揽未触手,而辄强言曰:“欧阳赵明诚所  
录已具矣”。斯非同怀之人,知言之选也,请赐置  
实记载有所辩驳由此,杨慎强调野史不可尽  
[5]505  
” 。进而,他还列举了诸如汲冢周书》《十洲记》  
汉武帝内传》《神异经》《洞冥记》《王子年拾遗记》《四公  
子传》《天宝遗事》《碧云騢》《云仙散录》《清异录等书,  
指出其中记载着虚妄不经的野史,而这些野史不足以作  
[5]483-484  
为史料而加以采用,“可以焚弃” 。  
第二,有关家谱和家传的采撰家谱主要记载家族  
世系传承及相关事迹,家传则是主要叙述家人事迹和相  
关传记,二者皆有传示后代的目的对于家谱和家传,  
杨慎一方面认为不能完全相信他说:“《史记》《世本》  
[6]223  
。  
对于碑文,杨慎留意考察其文句和用语上的变化和  
特点,同时更加注重碑文所载内容及其所具有的裨史  
,广遗逸的价值,而这一点与欧阳修赵明诚一脉相  
国语》,载后稷至文王凡十五世愚按:后稷始封至文  
王即位,凡一千九十余年,而止十五世,可疑也或曰:  
上古人多寿考。’然而父子相继,三十年为一世,常理  
他还分别从水经注舆地纪胜中辑出碑目,  
编成水经碑目考一卷和舆地碑目四卷,供人们采  
[
3]232  
以十五世而衍为一千九十余年,即使人皆百岁,亦  
必六十而娶,八十始生子,而后可叶其数,岂有此理邪?  
稷与契同封,契至成汤四百二十余年,凡九十四世而  
稷至文王,年倍而世半之,何稷之子皆长年,而契之子孙  
因此,有学者将其视为明代碑志研究的先驱 。  
同时,杨慎还根据碑志所载来说明某些历史人物传  
记中的问题如关于范仲淹的身世,宋史本传中  
[
7]10267  
,范仲淹两岁时父亲去世,后母亲改嫁,从姓朱 ,  
但是没有明确记载其生父姓名杨慎对范仲淹的生父  
作了考证:  
[5]510  
皆短世乎?”  
杨慎对书中关于后稷至周文王经历一千  
零九十多年却仅历十五世的记载提出了怀疑:一是按常  
理三十年为一世,一千多年只历十五世,让人很难相信;  
二是以商王成汤以前的世系与之比较,商始祖契与后稷  
处于同一时代,契到成汤有四百二十余年,共经历了十  
范仲淹镇延安,夏人相戒曰:“小范老子胸中有  
数万甲兵,不比大范老子也。”:大范,名雍,仲淹  
之父传之至今,无人知其误者按范仲淹作范  
雍墓志:“公讳雍,字伯淳,蜀人也,为龙图侍制、  
振武军节度使,镇延安卒谥忠献。”又观富郑公作  
范文正公墓志:“仲淹父名墉,为钱俶掌书记。  
仲淹二岁而孤,随妣陈氏再适朱氏。”则雍岂仲淹之  
父乎? 相传不考之误至此世系且不明,则史之善  
四世,而后稷至文王经历的年数倍之,世系却几乎相  
,因而很可疑依据这两点,杨慎认为史记》《世本》  
国语中关于后稷至周文王的世系的记载不确由此,  
杨慎从书中所载君王世系联想到家谱,说道:“夫以周家  
帝王之世,国史载之,犹难明若此近世家谱,可尽信  
[
5]510-511  
[5]517  
?”  
另一方面,对于载有重要史事的家谱和家传,杨慎  
恶是非,颠倒多矣。  
在杨慎看来,后人甚至误以范雍为范仲淹之父,他  
根据富弼所作墓志,考证出范仲淹之父实为范墉,由此  
澄清了一些史书记载的错误他还强调,如果连人物的  
世系都不明晰,那么人物的善恶是否就更难以明辨了。  
因此,碑文墓志在人物传记方面的记载显得尤为重要。  
第四,有关小说的采撰杨慎特别留意到小说的史  
料价值,他曾以南宋的罗大经鹤林玉露考证出某些史  
对其予以充分肯定他说:“柳玭称李泌佐肃宗,两京之  
复谋居多,其功大于鲁连范蠡,而取范阳之谋,其首也。  
史多逸其事,邺侯家传为详,司马公通鉴多载  
[5]515  
。”  
李泌辅佐唐肃宗,为收复河山出谋划策,是唐肃  
代宗两朝有影响的人物杨慎认为两唐书中对李  
泌的谋略记载较少,若非邺侯家传》,一些史事可能会  
171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5]500  
书对王庭珪(亦作王廷珪)记载的不实。  
》。  
陈桱续宋元纲目》,书王庭珪送胡铨诗,逢秦  
桧之怒分注云:“贬辰州以死”。鹤林玉露》  
:王庭珪自桧死后还家,年八十九岁,孝宗召见,  
年老足弱,令一孙扶上殿,孝宗慰谕再三,特官其  
杨慎把汉代文章分为游说之文政事之文谲谏之  
说理之文术数之文纪事之文等六类,并且认为其  
各有所宗,其中又将司马迁作为纪事之文的代表从史  
学的角度来看,杨慎对文章的分类,凸显了纪事之文与  
其他类型文章的区别,这对人们认识史书叙事的特殊性  
有所启发其后,焦竑也有类似的分类,他说:“汉世蒯  
隋何郦生陆贾,游说之文也,而宗战国》;晁错贾  
,经济之文也,而宗申;司马相如东方朔、  
吾丘寿王,谲谏之文也,而宗楚辞》;董仲舒匡衡扬  
刘向,说理之文也,而宗六经》;司马迁班固荀悦,  
[5]517  
以此考之,庭珪未尝死于辰州也。  
陈桱为元末明初人,撰有通鉴续编》24,《续宋元  
纲目今不见传,疑即为通鉴续编》。书中记载了绍兴  
十二年(1142)“秋七月,窜福州判官胡铨于新州之事,  
并以小字注云:“同郡王廷珪以诗赠行,坐流辰州以  
[8]787  
。”  
而根据鹤林玉露的记载,王庭珪晚年不但没  
有贬死于辰州,而且还受到了宋孝宗的召见,并赐予官  
纪载之文也,而宗春秋》《左氏》。其词与法可谓盛矣,  
[9]47  
[15]93  
由此,杨慎说:“后世多以正史证小说之误,小说  
而华实相副,尤为近古至于今称焉。”  
这里,焦竑将汉  
信多诋讹然拜官召见,昭昭在当时耳目,必不敢谬书  
代文章分为游说之文经济之文谲谏之文说理之文、  
纪载之文五种,与杨慎所论大体相似焦竑还将司马  
班固和荀悦,作为纪载之文的代表,并称赞其华实  
相副”,为后人所称道,进一步发展了杨慎的观点。  
第二,杨慎尤其重视史书在叙事结构上的安排,并  
将其称之为叙事之法”。在杨慎看来,如果不能充分认  
识史书的叙事安排和前后关联,则可能会造成误解比  
,朱熹曾评价司马迁伯夷列传疏略浅陋,有悖经书  
[5]517  
如此是小说亦可证正史之误也” ,提出了小说与正  
史可以互证之论。  
在史料采撰方面,杨慎提出的野史可以补正史之  
野史不可尽信”,家谱和家传不可尽信岂得  
尽不信”,碑文墓志可裨史传,广遗逸”,以及小说可以  
和正史互证等观点,具有一定的思辨色彩其中某些方  
,被后来的学者作了进一步深化如王世贞曾说道:  
[10]318  
[16]2952  
余尝谓野史不可尽信,考误数卷以正之。”  
之旨 杨慎对此进行辩驳,认为此言殊不公”:  
史乘考误分析了野史的三个弊端,并对国史野史  
和家史(家传)的缺陷及其不可替代的缘由进行论述,提  
出了人恣而善蔽真”、“人臆而善失真”、“人谀而善溢  
今试取伯夷传读之,始言天道报应差爽,以  
世俗共见闻者叹之也;中言各从所好,决择死生轻  
,以君子之正论折之也一篇之中,错综震荡,极  
文之变,而议论不诡于圣人,可谓良史矣宋人不  
[
11]361  
”  
三种类型,较之杨慎的认识更为深入,达到了更  
[12]99-106  
[5]505  
高的理论水平  
达文体,是以不得迁之意而轻为立论。  
关于历史叙事的批评  
在杨慎看来,司马迁先是按照世俗之见来看待伯  
叔齐的结局,然后再以圣人之论加以辨正,这一前一  
后形成了强烈的对比由此,杨慎认为司马迁并没有违  
背孔子之意,并称赞其一篇之中,错综震荡,极文之变,  
而议论不诡于圣人”,不愧为良史;相反,他认为朱熹没  
有理解这篇传记的构思,误将世俗之见作为司马迁的本  
,从而造成对伯夷列传理解上的偏差由此可见,  
杨慎非常强调从谋篇布局来理解史书所载的内容。  
杨慎还以九鼎入秦之事,来说明司马迁在叙事安  
排方面的用意:“昭襄之世,既书九鼎入秦矣,始皇二十  
八年,曷又书使千人没泗求周鼎不获乎? ,此太史公  
深意也秦有并吞天下之心,非得鼎无以自解于天下。  
九鼎入秦之说,虚言以欺天下也,秦史矇书以欺后世也。  
太史公从其文而不改,又于始皇纪言鼎没泗水,以见  
其妄鼎果在秦,曷为又入水以求之乎? 又于新垣平传  
在史料采撰之外,历史叙事也是历代史家所关注的  
重要问题之一司马迁史记被后世尊为历史叙事的  
典范,班固称赞其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  
[
13]2738  
” 。此后,《汉书》《三国志》《后汉书》《资治通鉴》  
等史书在叙事方面各有所长,亦取得很高的成就在理  
论认识方面,唐代史家刘知幾强调:“夫史之称美者,以  
[14]152  
叙事为先” ,明确提出史书的审美要求杨慎在前  
人基础上,对此也提出了一些新的认识。  
第一,杨慎认为不同类型的文章各有所宗,因此要  
注意到史书叙事的特殊性他对汉代文章作了分类,认  
:  
汉兴,文章有数等:蒯通隋何陆贾郦生,游  
说之文,战国》;贾山贾谊,政事之文,宗管、  
;司马相如东方朔,谲谏之文,楚辞》;董  
仲舒匡衡刘向扬雄,说理之文,宗经传;李寻京  
,术数之文,宗谶纬;司马迁,纪事之文,春  
[5]508  
言九鼎沦于泗,其事益白矣。”  
杨慎指出,在秦襄王、  
昭王时已经有了九鼎入秦的记载,而秦始皇还派人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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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春伟论杨慎史学批评及其学术意义  
泗水求鼎,这并非是司马迁记叙的矛盾,而恰恰是通过  
万字朱子作张魏公浚行状四万字,犹以为少,  
流传至今,盖无人能览一过者,繁冗故也元人修  
宋史》,亦不能删节,如反贼李全一传,凡二卷六万  
余字,虽览之数过,亦不知其首尾何说,起没何地。  
这种前后的抵牾,说明九鼎入秦是子虚乌有之事,只  
不过是秦国统治者欺瞒后世,妄图让世人承认其统治地  
位的手段罢了。  
[5]604-605  
尤为值得注意的是,杨慎通过对史记·陈涉世家》  
的分析,认为陈涉世家叙事之法的代表:“既叙陈  
涉发难之颠末,又原其所以败之故而申言之,叙事之法  
宿学尚迷,焉能晓童稚乎?  
杨慎认为,宋代以来文人学者的撰述有冗繁的趋  
,如朱熹所作张浚行状,元修宋史,因为文字太  
,很少有人能够通览全文;他还进一步指出,这种繁复  
[
17]1320  
。”  
尽管这是专就陈涉世家而论,但从中可以看  
,杨慎所谓的叙事之法至少包含三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要详细叙述事件发生的过程,二是要深入探寻事件  
成败的原因,三是要延伸述及事件的影响和意义而如  
果联系到司马迁作陈涉世家之旨趣,纣失其道  
而汤武作,周失其道而春秋秦失其政,而陈涉发  
,诸侯作难,风起云蒸,卒亡秦族天下之端,自涉发  
的文风还影响到了明代科举之文,形成了不良的习气。  
因此,杨慎提倡辞尚简要”,反对文字冗长无物。  
进而,杨慎认为史书文字的好坏,不能简单地用繁  
或者难易来评价他说:  
论文或尚繁,或尚简,予曰:“繁非也,简非也,  
不繁不简亦非也。”或尚难,或尚易,予曰:“难非也,  
易非也,不难不易亦非也。”繁有美恶,简有美恶;难  
有美恶,易有美恶,惟求其美而已故博者能繁,命  
之曰该赡”,《左氏》、相如是也,而请客者顷刻能千  
精者能简,命之曰要约”,《公羊》《榖梁是也,  
而曳白者终日无一字奇者工于难,命之曰复  
”,庄周御寇是也,而郇模刘辉亦诡而晦辩者  
工于易,张仪苏秦是也,而张打油胡钉铰亦浅而  
[18]3310-3311  
”  
,则不难发现,杨慎所论与之是内在相通的。  
第三,杨慎认为在历史叙事的过程中,应当尽可能  
保存史料的原貌,荟萃所撰时代的重要文章他曾将欧  
阳修的新五代史史记进行比较,认为:  
欧阳氏五代史》,誉之太过其实,至云胜于史  
》,此宋人自尊本朝人物之言要其实,未也。  
史记左氏而下,未有其比,其所为独冠诸史,  
非特太史公父子笔力,亦由其书会萃左氏》《国语》  
战国策》《世本》,及汉代司马相如东方朔辈诸名  
人文章,以为桢干也。《五代史所载,有是文章  
[
5]593  
论文者当辨其美恶,而不当以繁简难易也。  
杨慎认为单凭繁简”、“难易”,并不能衡量出史书  
文字的好坏,而应该用美恶来加以评判:博学之人可  
该赡”,写出恢宏而细密的文章;精审之人可以要  
”,善于微言大义;有奇思妙想之人可以复奥”,写出  
深奥玄远的文章;擅长论辩的人,则应当用通晓易懂的  
文字来阐释自己的观点他认为这四种不同的文字表  
现方式,都各自有成功和失败的代表,因而不能简单地  
根据外在形式来评价其中某种表述更优,而是要根据史  
家自身的特点以及所撰写的内容来选择恰当的表述方  
。  
[5]501  
?  
在杨慎看来,《史记之所以优于新五代史》,除了  
司马谈和司马迁笔力深厚之外,更重要的是书中汇集了  
许多优秀文章作为支柱,因而成就了不朽的史著,而这  
一点恰是新五代史所缺乏的地方由此可以看出,杨  
慎认为史家撰史宜尽量反映历史原貌,并载入重要的文  
,经过恰当剪裁和熔炼,这样更能撰写出符合时代的  
气息和特点的史书。  
关于史文表述的批评  
第二,在选词用语方面,提倡因物赋形,文质得  
”。史家在撰述的时候应该如何遣词用语更为恰当?  
杨慎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说:  
史文表述是杨慎史学批评着力较多的方面,这无疑  
与他的文学家的身份有着紧密的联系以下主要从三  
个方面来探讨杨慎在史文表述上的认识。  
北史称崔浩尫纤懦弱,胸中所怀,乃过兵  
”,不如说苑称孙叔敖秀羸多能四字,文而不  
先秦文人造语,如商彝周鼎,因物赋形,文质得  
第一,在史文繁简和难易方面,主张要辨其美恶”,  
惟求其美”。杨慎对于史书文字的繁与简,有多处论  
首先,他提倡辞尚简要”:  
[5]513-514  
,后世不朴则雕矣。  
:“辞尚体要”,子曰:“辞达而已矣”,荀  
核杨慎所引之原文,《北史称崔浩汝曹视此人尫  
纤懦弱,手不能弯弓持矛,其胸中所怀,乃逾于甲  
子曰:“乱世之征,文章匿采”,扬子所云说铃”、“书  
”,正谓其无体要也吾观在昔,文弊于宋,奏疏  
至万余言,同列书生尚厌观之,人主一日万几,岂能  
阅之终乎其为当时行状墓铭,如将相诸碑,皆数  
[19]782  
” ,《说苑称孙叔敖秀羸多能,其性无欲,君举而  
[20]355  
授之政,则国可使治,而士民可使附” 。通过比较,  
杨慎认为先秦所用文字如同古时所造鼎彝,是根据其自  
173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身材料的特点和形状来进行雕铸,因物赋形,文质得  
者也其自谓辞之烦简以事,文之今古以时,盖欲  
自成一代书,而不强附昔人是也其可憾者,有纪  
一事而先后不同,一人而彼此不同,由修之者非一  
手也愚观自古文籍至宋而憾焉,非憾乎人也,所  
憾于上之人坏古修史之法也史始于尚书》《春  
》,大抵皆一人之笔。《尚书虽杂出,然而纪一事  
自一篇,一篇自一人。《春秋则孔子特笔,而门人  
一辞不能赞者矣。《春秋三传,各以其意释经而其  
事传焉国语》,世本》,战国策》,皆一家  
史记,十七代之书,亦皆一人成之。《唐  
虽文忠与景文共之,然而卷帙互分,两美相合。  
元修宋金三史,此法坏矣。…… 其长不知所  
”,做到了恰当而且自然,并非刻意追求质朴或者精  
因此,在他看来,史家在历史撰述时,也要根据撰写  
对象的特点来选择恰当的用语。  
第三,在表述宗旨方面,强调纪事之文,惟贵明  
”。无论是惟求其美”,或是因物赋形”,都是很高的  
表述标准,而杨慎认为史书文字最根本的要求还是要让  
读者能够明白他通过比较史记汉书中两句相  
似的记载来加以说明:  
太史公平准书》:“令远方各以其物贵时商贾  
所转贩者为赋而相灌输”,此说未明班固采其语  
:“令远方各以其物如异时商贾所转贩者为赋〕  
而相灌输”,此说涣然矣盖添如异时三字,是谓  
[
17]1455-1457  
,其短不知所委,其先后矛盾,复何怪哉?  
[
5]499  
驱农民以效商之为也。  
杨慎首先肯定元修宋史篇幅巨大,史料丰富,并  
且编纂者有欲自成一代之书的宏伟志向同时,他指  
出这部宋史存在三个方面的主要问题:一是史事前后  
矛盾,全文不一;二是人物传记或重复累赘,或多人之事  
合为一人,记载失察;三是对人物褒贬失当,善恶不明。  
他认为这些问题的出现是由于修之者非一手造成的,  
以至一代之史可以一人成,不以为骇,则以为狂  
杨慎认为,班固将贵时改为如异时”,更能全面  
地表现出均输之法是对商贾的效仿,因而更加准确和  
[5]499  
明白进而,杨慎认为纪事之文,惟贵明白” ,提出  
史书文字应以明白易懂作为表述的宗旨。  
在史文表述方面,杨慎认为史书文字的表述方式并  
非单一标准,而是应当结合具体撰述对象的特点和史家  
自身的长处,采用适合的方式,即不论选择繁易  
中的哪一种方式,都应该力求做到文字的”,而最终  
的目的是让读者通晓明白他比较了各种表达形式的  
优势与不足,摒弃了对单一标准的追求,转向对具体对  
象和史家自身特点的分析,从而提出史文表述和审美的  
认识而这些认识,在史文表述的理论与实践方面都有  
一定的启发意义。  
[17]1458  
” 。当然,杨慎所说史记,十七代之书,亦  
皆一人成之”,是不准确的,如唐之隋书》《晋书等都是  
成于众手但是,杨慎认为在历史撰述上应当继承一  
人之笔修史之法”,即使是集体修史,也应当卷帙  
互分,两美相合”,他强调史家撰史要有相对独立性,是  
值得关注的。  
第二,重视史家心术,强调秉笔者之邪正”。过往  
的历史通过撰述者的记载呈现在世人面前,而撰述者对  
历史的认识和评价会或多或少地反映在史书中因此,  
史书不可避免地渗透着史家个人的感情色彩杨慎强  
调史家对待历史要保持客观态度,而史书的可信程度往  
往取决于史家的邪正”:  
关于修史工作与史家心术的批评  
关于修史工作和史家心术方面的批评,杨慎结合自  
身经历提出了相关看法。  
第一,批评史馆修史的弊端,主张史家撰述要有相  
对独立性早在唐代,史家刘知幾就史馆修史工作提出  
了批评,认为:“古之国史,皆出自一家,如鲁汉之丘明、  
子长,齐之董狐南史,咸能立言不朽,藏诸名山未  
闻藉以众功,方云绝笔唯后汉东观,大集群儒,著述无  
,条章靡立由是伯度讥其不实,公理以为可焚,、  
蔡二子纠之于当代,范两家嗤之于后叶今者史司  
取士,有倍东京人自以为荀,家自称为政每  
欲记一事,载一言,皆阁笔相视,含毫不断故头白可  
至于国史亦难信,则在秉笔者之邪正也如  
两朝国史贬寇准而褒丁谓,盖蒲宗孟之笔也蔡  
京及卞,又诬司马而谤宣仁太后,非杨中立与范冲,  
孰为正之近日李默怨先太师不与翰林,及刻孤  
树裒谈》,杂入王琼雠家诬辞岭南梁亿乃梁文康  
公之弟,文康与先太师同年同官,本无嫌隙,特所趋  
不同耳亿著皇明通纪》,隐没先太师之善,如正  
德庚辰嘉靖辛巳改革之际,迎立之诏,江彬之擒,  
皆匿而不书乃以宸濠护卫之请,谓先君与之,时  
先君丁忧于家也先君不草威武大将军敕,几陷于  
,乃举而归之梁公不知写威武大将军敕者,梁  
公也内阁有敕书稿簿,缀撰者姓名于下,岂可诬  
[
14]554-555  
,而汗青无日。”  
杨慎曾参与史馆修史,他对刘  
[17]1457  
知幾的这一观点深表赞同 在评论元代所修宋  
,杨慎特别指出了史馆修史工作所带来的问题:  
宋史表首称相阿鲁图,其实欧阳玄之笔也。  
其为卷六百,文百万言,自有史册以来,未有若是多  
174  
毛春伟论杨慎史学批评及其学术意义  
[5]505  
,无乃欲盖而弥章乎?  
说等资料,并包含刘知幾欧阳修司马光朱熹等人之  
杨慎首先列举宋代史书中的不实之处,两朝国  
中对寇准丁谓褒贬不当,蔡京蔡卞诬蔑司马光等  
进而,他根据切身经历,辨析了当时史书中的不实  
之事:李默因私人恩怨,在其所著孤树裒谈中收录了  
歪曲杨慎之父杨廷和的一些言论;而梁亿因其兄与杨廷  
和政见不和,皇明通纪中不但隐没杨廷和的功劳,  
反而冤枉其与朱宸濠有牵连以及为明武宗起草威武大  
将军诏令等事这些都是由于撰述者的个人感情和好  
,直接导致了记载失实由此,杨慎提出了秉笔者之  
邪正的观念,认为史家的正邪直接关系到史书的可信  
与否,强调史家必须抱着对社会历史负责的态度,公正  
地撰述历史。  
,反映出他在史学批评方面的开阔视野在此基础  
,杨慎在史料采撰历史叙事史文表述修史工作和  
史家心术等方面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丰富了明代史学批  
评的内容。  
第二,杨慎注意汲取前人史学批评的成果,相关论  
述具有一定的理论色彩前述杨慎的史学批评中,承袭  
了刘知幾史通中的采撰》《载文》《言语》《叙事》《直  
》《曲笔》《忤时等篇的思想内涵,反映出他对史通》  
的重视和继承前人成果的自觉意识同时,杨慎注意从  
正反两方面对史学批评的对象加以探讨,并能够较为全  
面地予以分析因而,他的相关论述具有一定的思辨色  
,对前人史学批评的理论认识有所补充和发展。  
第三,杨慎注重将史学批评与历史考证相结合,这  
对史学批评方法的发展有积极意义杨慎的史学批评  
常常是从对书中具体内容的考察开始,通过梳理源流,  
或两相对比,进而提出自己的认识这一史学批评方法  
的运用,影响到了后来的学者如其后王世贞焦竑胡  
应麟等人的相关著述中,围绕杨慎所论,或予以肯定,或  
加以订正,或进行驳斥,形成了一股考评并重的学术风  
,这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明代中后期史学批评的发  
。  
杨慎所提出的秉笔者之邪正”,触及对史家心术的  
认识,并非强调史家可以完全排除主观意识,而是意在  
区分史家心术的”,强调史家要以公正态度来  
对待历史撰述其后,胡应麟提出公心”、“直笔之论,  
认为直有未尽则心虽公犹私也,公有未尽则笔虽直犹  
[21]127-128  
曲也” ,认识更为深入。  
余论  
综上所述,明代学者杨慎的著述中有不少关于史学  
批评的内容,反映出他在史学方面的认识从史学批评  
发展的角度来看,这些认识有其积极的学术意义。  
第一,杨慎史学批评的内容较为丰富,是明代史学  
批评的有机组成部分杨慎所评,涉及尚书》《春秋》  
当然,我们也要看到,杨慎关于史学的评论多为札  
记形式,没有形成专门著作,也缺少较为系统的论述,具  
有其自身的局限性因此,我们对杨慎史学批评的成绩  
和价值,不宜作过高的估计然而,从对明代中后期史  
学批评发展的促进作用和启发意义来讲,杨慎的贡献也  
是不应被忽视的。  
左传》《国语》《战国策等先秦著作,史记》《汉书》  
北史》《新五代史》《宋史等正史,也有资治通鉴》《通  
鉴续编等编年体史书,还有野史家谱和家传碑志小  
注释:  
相关研究成果,参见:向燕南中国史学思想通史·明代卷》,合肥:黄山书社,2002;孙卫国王世贞史学研究》,北京:人民  
文学出版社,2006;王嘉川布衣与学术:胡应麟与中国学术史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等等。  
相关研究成果,参见:陆复初被历史遗忘的一代哲人———论杨升庵及其思想》,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0;丰家骅杨  
慎评传》,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等等。  
资治通鉴考异河洛春秋所载已详加考辨,澄清了颜杲卿未向安禄山上降表参见: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一七唐  
三十三,北京:中华书局,1956,6949。  
,杨慎所云稷与契同封,契至成汤四百二十余年,凡九十四世而稷至文王,年倍而世半之”,不确今检史记所载,契  
至成汤凡十四世,杨慎于十四前多一,有误,“字当为衍文参见:司马迁史记卷三殷本纪》,北京:中华书局,  
1
982,92。  
,欧阳修所编集古录收录金石铭刻拓本所作题跋,其目的在于:“并载夫可与史传正其阙谬者,以传后学,庶益于多闻。”  
:欧阳修集古录目序》,《欧阳修全集第二册,李逸安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1,600。  
杨慎云:“近时举子之文,冗赘至千有余言者,不根程朱,妄自穿凿。……不论与题合否,篇篇相袭师以此授徒,上以此取  
,不知何所抵止也,可以为世道长太息矣。”:杨慎升庵全集卷五十二辞尚简要》,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605  
。  
175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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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angShensHistoriographyCriticism  
andItsAcademicSignificance  
MAOChun-wei  
SchoolofHistoryandArchives,YunnanUniversity,Kunming,Yunnan650091,China)  
(
Abstract:YangShenisascholarwithrichwritingsintheMingDynasty,mostofwhichare  
onhistoriographycriticism.Onthebasisofextensiveexplorationofhistorybooksofthepre-Qin  
period,theofficialhistory,annals,unofficialhistory,genealogy,epitaphs,novels,etc.,and  
combinedwithrelatedwritingsofprevioushistoriographycriticism,YangShenputsforwardhis  
opinionsonhistoricaldatamining,historicalnarration,historywriting,historycompilingwork  
andhistoriansmind,etc.ThespecificexplanationofYangShenshistoriographycriticism,as  
wellasthetheoreticalfeatureandtheapplicationofmethodofhishistoriographycriticismhave  
positiveacademicsignificance.  
Keywords:YangShen;historiographycriticism;academicsignificance;historiographyofthe  
MingDynasty  
[责任编辑:凌兴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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