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5卷第5期

2

018年9月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JournalofSichuanNormalUniversity(SocialSciencesEdition)

Vol.45,No.5

September,2018

改革开放年来中国共产党

4

0

改革话语建构的特征解读

兰夕雨

(四川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成都610066)

摘要: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共产党在领导改革开放实践过程中不断建构符合时代发展需要、国情特点及人

民要求的改革话语体系,以此实现改革话语表达和改革实践活动的双向互动。在建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的改革

话语建构呈现出如下独有的特征:一是语言特色性,中共领导人赋予改革话语建构以鲜明的个人语言特色;二是主

导价值性,追求发展是改革话语建构的主导价值取向;三是意识形态性,改革话语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规定性;四

是局限性,改革话语具有一定的建构缺憾。

关键词:改革开放40年;中国共产党;改革话语;话语特征

中图分类号:D61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5315(2018)05-0020-05

改革开放40年的历史,既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

民进行改革开放实践的奋斗史,也是不断生成、建构

和完善改革思想话语表达的观念史。改革话语,是考

察中国共产党改革开放实践的重要内容。改革话语

既建构了改革的实践,又为改革实践的表达提供了语

言载体。话语是人们说出来或者写出来的语言,是可

以看得见、听得到的对客观世界的表达,使说话人和

受话人能够在特定社会语境中通过文本或其他信息

媒介展开沟通,既受到客观社会语境的影响,又反过

来作用于客观现实语境。中国共产党改革话语的建

构,折射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改革开放进程的历史发

展脉络,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改革开放执政理念的核心

观念表达,是中国共产党政治话语的重要组成部分。

改革话语的建构,既要符合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要求,

又要适应中国国情、时代发展和民众日益增长的需要

等,并在建构过程中逐步形成自己独有的特征。

语言特色性:中共领导人赋予改革话语建构

一

以鲜明的个人语言特色

改革话语与其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话语相

同,均具有中共领导人和民众的个人语言特色。改革

话语所具有的鲜明个人语言特色,是由中共领导人和

民众所处的时代和中国传统文化特性共同作用而形

成的。

中国共产党改革话语的建构主体是中国共产党

及其同盟者。从宏观来看,改革话语是事关中国国家

经济、政治、文化、社会整体规划和实践的话语,所有

中国人民和社会主义中国的建设者都可以称为改革

话语的建构者;从中观来看,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的唯

一执政党,党的意志、国家意志和人民的根本意志高

度统一,党和国家的政治结构实质同构化,因此,中国

收稿日期:2018-06-08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政治话语建构研究”(16CDJ005)及四川师范大学“党的十九

大精神研究专项”课题“新时代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话语建构研究”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兰夕雨(1987—),女,四川泸县人,法学博士,四川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

共党史研究。

20

兰夕雨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共产党改革话语建构的特征解读

共产党是改革话语建构的绝对主体组织。从微观来

和世界时代发展特色的产物。

看,中国共产党实行集体领导,由多人组成中央政治

局常委会及集体领导机制共同决策,而非个人决策。

因此,中国共产党改革话语的建构上主要以中共领导

人的建构为核心,以中国民众的集体智慧为辅助,是

其次,改革话语的个人语言特色还受到中国传统

文化特性的影响。从中国的文化特性分析,中国传统

文化向往的实际是“中庸之道”。著名文化学者余秋

雨曾把中国的文化特性概括为三个“道”,其中之一

中国集体领导智慧和中国民众智慧相结合的合力结 “道”即在行为模式上建立了“中庸之道”。这种“中庸

果。因此,改革话语的语言特色带有中共领导人和民

众的个人话语特点。以邓小平著名的“不争论”论断

为例,邓小平在1992年的南方谈话中提出不要搞争

论。他说:“不搞争论,是我的一个发明。不争论,是

为了争取时间干。一争论就复杂了,把时间都争掉

了,什么也干不成。不争论,大胆地试,大胆地

之道”,实质就是中国文化在本性上不信任一切极端

[3]13-15

化的诱惑。尽管中国建国以来曾出现过“文革”

的极端化思维,但这种思维终究不是中国文化的核心

思维。因此,在“文革”之后,中国共产党在建构改革

话语的过程中,特别注意警惕所谓的“痛快和爽利”,

而去寻求话语表达的合适和恰当。中共十一届三中

全会确立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精神,成为指导改革

话语建构的核心思想精髓,也是中国文化本质特色回

归的重要标志。中国共产党建构的改革话语中,实质

都有一条来源于传统文化的核心和主线,就是追求一

种中和的张力、弹性和宽容。如习近平强调在改革开

放过程中,必须“要加强宏观思考和顶层设计,更加注

重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同时也要继续鼓励

[1]374

闯。” 邓小平的“不争论”论述具有典型的个人语

言特色,即通俗易懂、抓问题本质、倡导弹性和宽容。

首先,改革话语的个人语言特色受时代特色的影

响。时代特色,有中国的“小时代”特色和世界的“大

时代”特色之分。所谓小时代特色,是指中国共产党

建构的改革话语,处于中国传统与现代转型激烈交战

的时期。所谓大时代特色,是指中国开始思考进行改

革话语建构的时期,是世界现代化高速发展的时期,

[2]68

大胆试验、大胆突破,不断把改革开放引向深入” 。

再有,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全局观、公平观等观念在中

国共产党的改革话语建构中均有显现。如习近平借

用“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来强调全面深化改革

“和平与发展”是当时乃至现时的时代主题。一方面,

在改革开放初期,“文革”遗留下来的政治激进主义还

没有完全消退,另一方面,社会发展的现代化转型已

成为新的时代要求。特殊的时代特色造就了中国改 “首先要看提出的重大改革举措是否符合全局需要,

[2]88

革话语建构的特殊时代印记。在1979ꢀ1992年,中

是否有利于党和国家事业长远发展” ;还提出在全

面深化改革过程中,“‘蛋糕’不断做大了,同时还要把

国共产党建构的改革话语始终呈现出新思潮与旧思

潮、传统与现代不断博弈以推动思想前进的特殊性。 ‘蛋糕’分好。我国社会历来有‘不患寡而患不均’的

[

2]97

如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争论、“经济特区”

性质的争论等问题,实质都是新旧思潮交替的时代特

色反映。以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为分界,“不争

论”以加快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成为党内、国内

和民众内的基本政治共识,实现了中国传统与现代转

型的基本过渡。自2012年中共十八大召开以来,中

国已进入改革开放的新时代。在新时代背景下,改革

开放的现代化转型任务更为艰巨。习近平为此运用

观念” 。这些表明,中共领导人在建构改革话语过

程中,特别注重强调话语所体现出的宽容和弹性,主

要以中庸、和谐为表达特色,这种特点就是中共领导

人在建构改革话语过程中受到传统文化影响的个人

语言特色的重要表现。

中国共产党改革话语中所具有的鲜明个人语言

特色,反映的是改革话语建构主体的语言特色,带有

通俗易懂、简洁明了、倡导宽容和弹性、追求和谐等特

色。这些特色既与改革话语建构主体受到时代特点

的影响有关,也与建构主体所受中国传统文化熏陶密

切相关,共同作用于改革话语的建构过程中,形成了

具有鲜明个人语言特色的政治话语体系。

[2]69

“

改革开放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 来强调继续推

进改革开放的历史必然;同时,他又运用通俗易懂的

语言说明改革开放任务的艰巨性,改革开放“已进入

深水区,可以说,容易的、皆大欢喜的改革已经完成

了,好吃的肉都吃掉了,剩下的都是难啃的硬骨

二

主导价值性:追求发展是改革话语建构的主

导价值取向

中国共产党建构的改革话语,具有以追求发展为

主导价值取向的特点。追求发展为主导价值取向,主

[2]101

头” 。党的领导人赋予改革话语建构以鲜明的个

人语言特色,这些语言特色实质上是党的领导人运用

自己的话语来糅合当时和现时中国的特殊时代特色

21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要指改革话语体系中反映出的对解放和发展社会生

利益和精神利益的追求,在改革开放实践的新时代新

阶段,则要不断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人民美好生活需

要日益广泛,不仅对物质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要求,

而且在民主、法治、公平、正义、安全、环境等方面的要

产力、解决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价值追求。这种

价值追求通过“发展生产力”、“提高人民物质生活水

平”和“加快经济发展速度”等话语形式表达出来。中

国共产党对改革话语的发展追求,既是由中国改革发

展的具体国情决定的,也是由中国共产党建设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的价值取向决定的。

[5]

求日益增长。”这些日益增长的需要和要求,促使改

革话语的建构以谋求发展为改革实践的主导价值取

向。谋求发展,就是为人民谋利益。利益有物质利益

和精神利益之分,是人类对满足自身需要的物质和精

神追求。马克思曾说:“‘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

首先,改革话语具有以追求发展为主导价值取向

的特点,是由中国国内落后的经济现状要求改革发展

的具体国情所决定的。1958年5月,中共八届二中全

会通过了“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

主义”的总路线。这条总路线严重忽视了经济发展的

客观规律,造成全国各条战线迅速掀起“大跃进”高

潮,并引发了全民炼钢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以高指标、

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

严重地泛滥开来。从1958年到1978年的二十年间,

中国经济受到了极大的破坏,有些地区粮食已经不能

自给。这种贫穷落后的客观经济现状,必然要求中国

共产党在建构改革话语初始,首要考虑的是如何提高

社会生产力、国家经济水平和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等

物质生产力发展方面的问题。正如邓小平所说:“从

一九五八年到一九七八年这二十年的经验告诉我们:

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不发展生

产力,不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不能说是符合社会主

[6]103

定会使自己出丑。” “利益”是人类发展历史上的

客观存在,是客观世界的社会历史产物,“思想”的形

成来源于现实的客观世界,不可能脱离开“利益”进行

探讨。利益是人类社会交往中发生的经济、政治、社

会、文化等交往的外在载体。因此,社会思想、观念和

话语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说是对客观世界“利益”的

反映。中国共产党建构的改革话语以追求发展为主

导价值取向,就是在社会实践过程中最大限度地满足

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化解矛盾和社会发展的

阻力,以达成最广泛的改革共识,最终促进社会的全

面发展和进步。

三

意识形态性:改革话语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

规定性

意识形态,是所有取得政权的阶级都会采纳的一

套维持其统治的政治思想观念体系。意识形态规定

性,就是当政阶级以自身信仰的政治思想观念为标

准,将自身、社会成员的行为和话语限制在一定范围

内的界限规定。其规定主要是针对思想、行为和话语

的边界限定。尽管改革话语是在实事求是基础上不

断追求发展、求变和创新的探索,但这种探索仍具有

一定的限度和边界,要以中国共产党追求的意识形态

观念为基准。改革话语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话语的

重要组成部分,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践的成果显

现。因此,改革话语实际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和马克

思主义中国化理论为指导而建构的改革话语,改革话

语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规定性。

[1]116

义要求的。”

其次,改革话语具有以追求发展为主导价值取向

的特点,还是由中国共产党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

根本任务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所决定的。中国

是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根本表现,

就是使社会生产力能够以比其他社会制度更快的速

度迅速发展,能够逐步满足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

生活需要。邓小平认为:“社会主义阶段的最根本任

务就是发展生产力,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归根到底要体

现在它的生产力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快一些、更高一

些,并且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不断改善人民的物质

[1]63

文化生活。” 也就是说,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共领

导人,认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以及社

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根本问题,都是发展社会生产力

的问题,而“不管你搞什么,一定要有利于发展生产

首先,中国共产党改革话语所指向的意识形态规

定性,是对国家性质、政治制度、指导思想等多方面进

行规定的集合体。1979年3月,邓小平在党的理论工

作务虚会上指出:“中央认为,我们要在中国实现四个

现代化,必须在思想政治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是

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这四项是:第一,必须

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第二,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第

[4]312

力。发展生产力要讲究经济效果” 。

最后,改革话语以追求发展为主导价值取向,具

体表现为在前三十年的改革开放实践中要不断满足

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以及民众对正当物质

22

兰夕雨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共产党改革话语建构的特征解读

三,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第四,必须坚持马列主

首先,话语的建构存在某些模糊语词和含混不清

[

4]164-165

义、毛泽东思想。”

这四项规定分别从道路、制

的关系词,不利于社会改革思想的统一认识。比如,

笔者在研究过程中发现,“党的利益”这类语词的语义

较为模糊,“政府和市场”关系词在微观市场环境中关

系的界限不明,“中央和地方”关系词在“事权、财权、

财力”关系上的含混不清等等。词语的模糊、语言表

达的含混,直接导致话语体系的概念不明、关系界限

不清。话语体系存在的问题又引起改革实践过程中

的执行混乱状况出现,造成话语主体的执行力减弱。

因此,模糊语词和含混不清的关系词的存在,不仅不

利于社会改革思想的统一认识,也不利于社会主义建

设主体力量在进行改革开放过程中各尽其责、各司其

职,充分发挥各自的建设积极性。

度、中国共产党的地位和指导思想等方面对社会主义

现代化建设的实践进行了限制。也就是说,改革开放

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过程,必须保证道路、制度

和指导思想的正确,必须保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

位。意识形态的规定,有助于中国共产党在确保自身

执政地位的基础上,大胆进行改革开放的探索和试

验,通过不断提升的经济整合能力,实现社会主义制

度的优越性,从而确保意识形态规定的合法性。

其次,四项基本原则就是中国共产党在意识形态

上的四个规定性,其中,首要的是道路问题。中国共

产党自1921年成立以来不断进行民主主义的革命实

践,目的就是为了建立社会主义的新政权,因此道路

问题是对历史的沿革,是必须坚持的核心规定。正如

其次,话语建构过程中过度重视对经济利益的价

值追求,造成“一切向钱看”、“个人利益至上”等消极

社会价值观的发展。中国共产党在改革话语建构过

程中重新为“物质利益”正名,打消民众对物质利益的

政治色彩偏见,强调物质利益在社会生产建设中的重

要性。中国共产党对物质利益或经济利益的话语重

构,旨在通过个人对自身经济生活水平的追求,从宏

观上刺激劳动者社会生产积极性以达到最大限度发

展社会主义生产力的经济目的。但由于在话语体系

中呈现出对经济利益的过度重视,导致中央和地方政

府主体、市场主体和个人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

中均侧重从经济利益角度思考问题、关注发展。这种

发展实质是片面的、不完整和不健康的发展。因为过

度重视经济利益,必然导致个人利益至上、“一切向钱

看”、地方本位主义等消极社会价值观的出现,从而导

致破坏生态环境、抛弃社会传统道德、忽视个体生命

价值等社会问题的出现。

₁₉₈₀_年₅_月,

邓小平在会见几内亚总统杜尔时说:“社

会主义是一个很好的名词,但是如果搞不好,不能正

确理解,不能采取正确的政策,那就体现不出社会主

[4]313

义的本质。”

他认为社会主义道路是正确的。因

为中国正在进行的一系列改革仍然坚持四项基本原

则,其中有一条就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正是因为对

社会主义道路正确性的深信不疑,才能使中国共产党

坚定不移地进行改革开放实践,探索发展社会主义道

路的科学路径,走出具有自己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正如习近平所言:“全党要更加自觉地增强道路自信、

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既不走封闭僵化的

老路,也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保持政治定力,坚持实

[5]

干兴邦,始终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此外,改革话语建构的意识形态规定性由改革开

放实践和四项基本原则共同决定。这种意识形态规

定性,既限定了改革开放实践活动的边界,也是对改

革话语的规范和限定。

再次,建构过程中过度依赖话语本身的力量,易

造成对法制建设、制度规范等制度建设的忽视,进而

导致法律等制度化规范的缺位。比如,在建构“党员

的个人利益”和“人民利益”之间的关系话语时,过度

强调党员个人精神力量的自觉,通过话语规定党员个

人利益不得侵害人民利益。这实质就是过度依赖话

语本身的力量,从而造成法律等制度化规范缺失的具

体表现。再比如,在对社会主义道德信仰的重建问题

上,重点仍放在通过话语强调社会主义道德的重要

性。这实质是对已超越社会道德底线现象的容忍和

宽容。这些问题的核心在于,中国共产党过度依赖话

语本身的力量,甚至超越了话语本身的能力范围,忽

视了话语与外界环境系统的有机交换。也就是说,话

四

局限性:改革话语具有一定的建构缺憾

从话语建构角度看,中国改革开放巨大成就的发

展,反映出改革话语在凝聚力、解释力和象征力方面

的显著作用;但另一方面,中国改革开放过程中不断

加剧的社会矛盾,也呈现出改革话语在词语表达、话

语更新速度、言语力量等方面的缺陷。因此,尽管中

国共产党建构的改革话语在促进改革共识基本形成、

提升执政党经济整合能力及帮助执政党合法性地位

方面起到了积极作用;但同时也应该看到,由于受限

于时代、国情和实践情况等的规囿,改革话语建构本

身仍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和缺憾。

23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语建构固然重要,话语的精神力量和作用也不可忽

政治运动中解放出来的理性话语,是回归到中国共产

党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精神追求社会主义制度进

步的理性状态。改革话语是由中国共产党主导,以改

革实践为中心,以发展社会主义为目标而进行的政治

话语建构。话语本身具有客观性、历史性、时代性、文

化性等特征。改革话语建构,作为20世纪70年代末

视,但过度依赖话语的精神力量,则容易造成对腐败

问题、道德沦丧问题等的宽容,不利于形成科学化、制

度化和规范化的国家治理和社会管理体系及机制,不

利于社会矛盾和社会问题的解决。

最后,改革话语的更新落后于时代和国情的发展

要求,不能及时反映国情、时代、社会思想观念发展的 80年代初在“文革”之后的社会主义中国兴起的新兴

最新需要。比如,中国共产党改革话语建构中对“个

人利益”重视程度的话语表达更新,落后于民众对不

断满足个人权利、利益的需要。在改革开放初期,中

国综合国力落后、社会主义建设进度缓慢、人民生活

水平较低,改革话语强调牺牲个人利益,满足国家、集

体利益,以最大限度地快速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建

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是符合当时国情和时代发

展的正确话语表达。但是,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深

语言表达活动,是对当时中国所处时代、中国发展具

体实际、中国民众的社会心理和文化特性等一系列内

容的反映,这些内容也是决定中国改革话语与其他话

语体系所不同的关键性因素,集中表现了中国共产党

改革话语体系的典型性特征。

话语的力量是推进实践进程的重要因素,中国共

产党建构的改革话语在推进中国改革开放实践过程

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共产党建构的改革话语,在

化,改革开放取得了巨大成就,国家经济总量日益增 40年来的改革开放历史进程中发挥了重要的话语力

加,社会主义现代化程度不断提高,社会思想观念发

展日新月异,民众个体对自身权利、利益保障的呼声

越来越强烈。然而,从中国共产党改革话语建构中对

量作用,但同时也应该清醒地认识到改革话语体系中

存在的诸多缺陷和不足。自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改

革开放的发展已进入攻坚克难的“深水区”,如何解决

既得利益群体的阻碍、加快解决民众最关心的生产生

活等问题已经提上议事日程。因此,自觉地对中国共

产党改革话语建构历史进行考察和反思,对未来改革

话语的不断深化、改进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必将有

助于进一步厘清改革话语建构思路,把握问题的本质

和核心,解决最重要和最关键的社会难题,以更好地

推进改革开放的发展进程。

“个人利益”的重视程度看,话语表达并没有与相应的

社会思想观念呈正相关更新,而始终处于落后一步的

状态。比如,对农民征地、社会保障等个人利益的保

护,始终处于“问题出现—话语更新”的滞后状态,没

有及时根据时代、国情和社会思想观念的发展调整更

新自身的话语表达。

五

结论

中国共产党建构的改革话语,是从“文革”的激进

参考文献:

[

1]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2]习近平谈治国理政[M].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

3]余秋雨.何谓文化[M].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2.

4]邓小平文选: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5]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

N].人民日报,2017-10-28(2).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

[

[责任编辑:帅巍]

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