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5卷第5期

2

018年9月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JournalofSichuanNormalUniversity(SocialSciencesEdition)

Vol.45,No.5

September,2018

论“相如为之师”

—

——司马相如的经学涵养及对后世蜀学的影响

牟歆

(南京大学文学院,南京210046)

摘要:《汉书·地理志》中所说的“相如为之师”不应仅仅是指蜀人对司马相如文章辞赋的学习,也包括了对他

的学术尤其是经学内涵的传承。其主要表现在小学的精熟、以谲谏为方式的讽谏精神、讲求博物征实的博观以及

通过礼乐建设推动的文化大一统思想等四个方面,并深刻地影响了后世蜀学的发展。

关键词:司马相如;经学;蜀学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5315(2018)05-0162-08

“

蜀学”这一概念与“巴蜀文化”是不尽相同的。

关于司马相如的学术,《史记·司马相如列传》只

说道:“少时好读书,学击剑,故其亲名之曰犬子。相

最早明确提出“蜀学”这一概念的应该是三国时蜀汉

的秦宓。据《三国志·蜀书·秦宓传》所录秦宓《致王

商书》云:“蜀本无学士,文翁遣相如东受七经,还教吏

[3]2999

如既学,慕蔺相如之为人,更名相如。” “相如既

学”句下司马贞《索隐》曰:“案:秦密云:‘文翁遣相如

[

1]973

[3]2999

民,于是蜀学比于齐、鲁。”

学”大概只是指学官、官学或蜀地赴京师的学者,是对

汉书·循吏传·文翁传》所言“蜀地学于京师者比齐

当然,秦宓所说的“蜀

受七经。’”

这一说法当源自前文所引秦宓《致王商书》,且产

生了很大影响,学者多从之。然《汉书·循吏传·文

翁传》云:“(文翁)景帝末,为蜀郡守,仁爱好教化。见

蜀地辟陋有蛮夷风,文翁欲诱进之,乃选郡县小吏开

敏有材者张叔等十余人亲自饬厉,遣诣京师,受业博

《

[2]3626

鲁焉”

的一种省并或扩大,而本文将论及的“蜀

①

学”则是泛指四川地区的学术文化。但从《汉书·

地理志》所载“及司马相如游宦京师诸侯,以文辞显于

世,乡党慕循其迹。后有王褒、严遵、扬雄之徒,文章

[

士,或学律令。”

2]3625

则文翁所遣东至长安受经者实为

[2]1645

冠天下。繇文翁倡其教,相如为之师”

来看,自文 “郡县小吏开敏有材者张叔等十余人”,司马相如似乎

翁、司马相如而下,巴蜀地区就已经形成了自己的学

术特点,有了学术传承。不过,由于司马相如在文学

上的巨大成就,造成了学界对“相如为之师”的理解往

往局限在了其文章辞赋的传播和影响之上。那么,司

马相如的学术究竟有何特点? 他对巴蜀学术的影响

是否只存在于文章辞赋? 他的学术与后世的蜀学又

有何联系?本文将对以上问题试做探讨,以求教于方

家。

并不在其中。其后常璩撰《华阳国志》虽延用了秦宓

所提出的“蜀学”之名,但却改为了:“遣隽士张叔等十

八人东诣博士,受七经,还以教授。学徒鳞萃,蜀学比

[

4]141

于齐鲁。”

甚微。据日本学者冈村繁考证:

文翁在成都任蜀郡太守是在文帝末年,而当

故司马相如之学与文翁化蜀似乎关系

时司马相如已经二十多岁,他在文翁正式开始实

施文教政策之前,已经离开故乡成都而上长安。

因此,文翁与司马相如之间有什么具体直接的关

一

司马相如的学术师承

收稿日期:2017-10-18

作者简介:牟歆(1987—),男,四川成都人,南京大学文学院博士后,主要研究方向为先秦两汉文学与文献。

162

牟

歆

论“相如为之师”———司马相如的经学涵养及对后世蜀学的影响

[5]143

[11]27

于蜀矣。”

余英时也从文翁所处的时代和他被称

系,这一点在文献上只能得出否定的结论。

文翁于汉文帝时即任蜀郡守的说法源自常璩《华

阳国志·蜀志》,其云:“孝文帝末年,以庐江文翁为蜀

为“循吏”的背景出发,认为:“在文翁的时代,循吏的

特征是‘因循’和‘无为’,因为这才符合文、景两朝崇

尚黄老之治的要求。文翁在蜀实行教化则是本于他

个人平素所持的信念;这种信念只能源于当时在社会

[4]141

守。” 此与《汉书》所载不同。王文才《两汉蜀学

考》云:“论者每从班传而斥常志为非,似昧于史法,不

知旧史记年,或系事于其始,或系于末。班、常所记化

蜀事,即各书其始末,兴教于文帝末年,化成于景帝之

[12]141

上流行的儒教大传统。”

李凯更是提到了西汉前

期儒学在四川地区传播的情况,并认为是秦灭巴、蜀

和秦始皇统一天下之后的两次移民给蜀地带来了中

原的文化。他说:“这些移民不仅带来了较为先进的

生产技术,不同于四川本土的风俗人情,还带来了中

[6]10

时,适互补而明。” 其说可参。

因此很显然,秦宓曲解了《汉书·地理志》的说

法,司马相如的成名与文翁之间并不存在必然联系。

而《太平寰宇记》卷七十二《剑南西道·益州·成都

[

13]

原的各种文化,其中自然也包括儒家文化在内。”

这样说来,儒学和其他各种中原文化在巴蜀地区的传

播早在战国时代就已经开始了。

[7]1468

县》所云“孔子庙。昔司马相如教授于此” ,则又

为《汉书·地理志》所说“相如为之师”之明证,恐怕也

是现存文献中司马相如与文翁之间仅有的可能存在

的联系。

二

司马相如的经学特点

司马相如的学术师承渊源,我们虽然已经不可尽

知,但是其受到了儒家经学的浓厚影响却能从他的著

作和事迹中探寻一二。前文已经谈到,在关于司马相

如学术师承的讨论中,无论哪一种说法都提到了其曾

学习儒家经典。《汉书·东方朔传》云:“是时朝廷多

贤材,上复问朔:‘方今公孙丞相、兒大夫、董仲舒、夏

侯始昌、司马相如、吾丘寿王、主父偃、朱买臣、严助、

汲黯、胶昌、终军、严安、徐乐、司马迁之伦,皆辩知闳

而关于司马相如的学术师承,除文翁遣其求学以

外,尚有另外两种说法。一是据曹学佺《蜀中广记》卷

十三《名胜记第十三上·川南道》载:“按《益都耆旧

传》:‘胡安,临邛人,聚徒于白鹤山,司马相如从之受

[8]175

经。’” 二是王瑶所说的:“以情理来说,相如在景

帝初就到京师供职,而且又是那样有才力,自然是早

年在蜀时就受到了良好的教育。再以当时蜀中一般

文化情形的僻陋说,则他的教育只能受之于家庭。所

谓‘少时好读书,学击剑,故其亲名之曰犬子’,就是指

他在家庭学习时的情形说的。可知他的父亲一定是

位有优良学识的人,其姓名事迹所以没有流传下来,

[2]2863

达,溢于文辞,先生自视,何与比哉?’”

汉武帝将

司马相如与公孙弘、董仲舒、夏侯始昌等当时大儒相

提并论。《隋书·儒林列传·刘炫传》载刘炫自为赞

曰:“通人司马相如、扬子云、马季长、郑康成等,皆自

[9]394

[14]1722

是因为入蜀的学者多是罪犯的关系。”

这当然只

叙风徽,传芳来叶。”

刘炫也将司马相如和扬雄

[

10]

是一种推测,房锐对这两种说法均有辨析 ,可参。

虽然由于文献的缺失使得我们对司马相如的师承无

法作出详细的考证,但各种说法均谈及了经学,故而

他的学术思想中包含儒家经学的内容是不容置疑的。

由于《汉书》等文献中出现了很多关于蜀地“辟陋

有蛮夷风”的记载,所以往往给人造成一种假象,即儒

家经典都是从文翁化蜀时才传入蜀地的。这显然不

能成立。王文才在《两汉蜀学考》中就曾说:“旧论两

汉蜀学者,咸谓文翁兴教,英伟挺生,迄东京而大昌。

与马融、郑玄两位经学家同列。柳宗元《柳宗直两汉

文类序》云:“当文帝时,始得贾生明儒术,武帝尤好

焉。而公孙弘、董仲舒、司马迁、相如之徒作,风雅益

盛,敷于天下,自天子至公卿大夫士庶人咸通

[15]577

焉。”

更是明确提出了司马相如与汉代儒学发展

之间的关系。那么,司马相如的经学涵养主要表现在

哪些方面呢?

第一,小学之宗。《汉书·艺文志》有“《凡将》一

[2]1720

篇。司马相如作” ,载于《六艺略·小学家》。班

固云:“武帝时司马相如作《凡将篇》,无复字。元帝时

黄门令史游作《急就篇》,成帝时将作大匠李长作《元

尚篇》,皆《苍颉》中正字也。《凡将》则颇有出

[

6]10

然蜀学之兴,由来尚矣,非自文翁始也。” 司马相如

于景帝前元七年(前150)之前已至长安,为景帝武骑

常侍,故而他的经术就绝非是景帝末文翁任蜀郡守时

才学成的。因此,无论是从胡安受经,还是从其父所

学,均当在文翁兴学之前。蒙文通认为:“司马相如少

时,文翁尚未于蜀置学,就相如文章按之,其所用词语

多本《六经》,是知蜀于文翁置学之前,六经之学已传

[2]1721

矣。”

据此则知《凡将篇》中没有重复出现的字,又

比《苍颉》收字更多,且是有史可考的汉代第一部小学

②

著作。据《隋书·经籍志》载:“梁有司马相如《凡将

[

14]942

可知是书魏晋南北朝时犹存,惜亡

63

篇》,……亡。”

1

牟

歆

论“相如为之师”———司马相如的经学涵养及对后世蜀学的影响

[

25]99

《

说文·言部》云:“谲,权诈也。”

权诈”,那么“谲谏”与一般的“直谏”必然不同,是一

种讲究方式方法的谏言。因此,郑玄《笺》曰:“谲谏,

既然是一种

知文;非但不知文,亦且不知言;非但不知言,亦且不

[28]201

“

知讽矣。”

其实,司马相如作品中的讽谏精神与谲谏方式与

[

24]271

咏歌依违,不直谏。”

孔颖达《正义》曰:“谲者,权

他自身的所学、身份以及当时的时代环境都有密切关

系。简宗梧曾说:“汉赋极盛于武帝定儒术于一尊之

后,言语侍从之臣奏御赋篇,自然披加儒家的衣冠,并

诈之名。托之乐歌依违而谏,亦权诈之义,故谓之谲

[24]271

谏。”

也就是说,《诗经》中的讽谏是通过诗人将谏

[

29]224

言依托乐歌表现出来而实现的。例如《邶风·静女》

攀附儒家解析古诗所强调的价值,大行其美刺。”

这是有一定道理的,既谈到了司马相如“言语侍从之

臣”的身份,又讲到了当时独尊儒术的历史背景,但把

司马相如在赋作中的讽谏都仅仅看成是迎合当时的

政治需求,却忽视了司马相如早年求学时本身就接受

了儒家文化的事实。不可否认的是,作为汉武帝文学

侍臣的司马相如,肯定会有意无意地迎合武帝的喜

好,这是他寄食于汉廷的身份决定的。从这一点上来

看,冈村繁等人将当时的文士和画家、乐师并列,将他

们定位为“都是以自己精湛的专门技艺而寄生于天子

一诗,《毛诗序》云:“《静女》,刺时也。卫君无道,夫人

[24]310

无德。”

郑《笺》亦云:“以君及夫人无道德,故陈静

[24]310

女遗我彤管之法德,如是可以易之为人君之配。”

这当然是汉儒将《诗》经学化之后赋予的阐释。我们

现在读来,《静女》则更像是一首情诗。朱熹也不认为

[26]34

《

静女》是刺君之诗,而是一首“淫奔期会之诗” ,

表现了当时的一种社会风俗。但按照《毛诗序》的说

法,这无疑就是一种托之于乐歌的谲谏。如果没有汉

儒的解释,我们现在恐怕很难将《静女》这样一首描写

青年男女恋爱的诗歌跟讽谏君主的道德操守联系在

一起。相比之下,我们看司马相如的赋作却实实在在

能够感受到他的讽谏精神。如《哀二世赋》云:

持身不谨兮,亡国失执。信谗不寤兮,宗庙

[5]154

和显贵侧近的帮闲者”

是合理的。不过,在当时

的帝王眼中,文士与倡优毕竟还是有所不同,《汉书·

王褒传》所载汉宣帝的一段话就颇能说明这一点。宣

帝云:“辞赋大者与古诗同义,小者辩丽可喜。辟如女

工有绮縠,音乐有郑卫,今世俗犹皆以此虞说耳目,辞

赋比之,尚有仁义风喻,鸟兽草木多闻之观,贤于倡优

灭绝。呜呼哀哉! 操行之不得兮,坟墓污秽而不

修兮,魂无归而不食。夐邈绝而不齐兮,弥久远

而愈佅。精罔阆而飞扬兮,拾九天而永逝。呜呼

[2]2829

博弈远矣。”

这说明汉宣帝不仅认识到了辞赋本

[

3]3055

哀哉!

身带有的讽谏精神,还看到了辞赋的博物特征。

另外,司马相如的谲谏可能还与汉武帝刚愎自

用、刻薄寡恩的性格有关。与他同样担任过武帝文学

侍臣的严助、朱买臣、吾丘寿王等人,都因获罪而被

诛,这不可能不对司马相如的心理造成一定的影响。

尤其是《史记·司马相如列传》所载司马相如建议汉

武帝通西南夷,然而“蜀长老多言通西南夷不为用,唯

大臣亦以为然。相如欲谏,业已建之,不敢,乃著书,

此赋乃司马相如随汉武帝至长杨射猎,还过宜春宫时

所作,明确指出了秦二世由于自身君德不修、行止不

端,造成了身死国亡、宗庙灭绝,且死后坟墓污秽、魂

无所依的严重恶果。这当然是在讽谏汉武帝,希望其

不要重蹈覆辙。如果再联系司马相如之前还曾上书

谏猎,这层意思就更为明显了。就连最被诟病为“劝

百风一”的《天子游猎赋》在“天子茫然而思”以后一大

段也通过天子之口表达了“此太侈矣”的讽谏之义。

当然,这些讽谏之辞大多是跟在大段的描情状物

甚至是炫耀夸饰之后的,并非直言切谏。因此,司马

迁才会说:“相如虽多虚辞滥说,然其要归引之节俭,

[3]3048

籍以蜀父老为辞,而己诘难之,以风天子” 。一句

欲谏而不敢,把司马相如的矛盾心态和汉武帝对士大

夫们心理上的威慑力表现得淋漓尽致。因此,司马相

如的讽谏精神与儒家的诗教观以及当时的政治环境

是结合在一起的。

[3]3073

此与《诗》之风谏何异。”

朱熹也说:“夫《子虚》、

《

上林》侈矣,然自‘天子茫然而思’以下,犹实有所谓

第三,博物征实。关于司马相如作品的博物,历

来似乎没有争议。班固就认为他的作品“多识博物,

[

27]3373

讽也。”

这其实就是司马相如和当时的文士们所

[

2]4255

采取的一种谏言方式,是一种学习自《诗经》的巧妙的

谲谏”。既然《诗经》可以运用谲谏的方式且被汉儒

有可观采” 。又据《西京杂记》卷二载:

司马相如为《上林》、《子虚》赋,意思萧散,不

复与外事相关。控引天地,错综古今,忽然如睡,

焕然而兴,几百日而后成。其友人盛览,字长通,

牂牁名士,尝问以作赋。相如曰:“合綦组以成

“

所推崇,那么为什么对司马相如却要采取另一种评价

标准呢?故而李贽就批评扬雄所说的“劝百风一”是

不公平的,其云:“余谓扬雄此言非但不知人,亦且不

165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文,列锦绣而为质。一经一纬,一宫一商,此赋之

迹也。赋家之心,苞括宇宙,总览人物,斯乃得之

一种色黑而夏熟者,疑其为卢橘。”《复斋漫录》引

张勃《吴录》云:“建安郡中有橘,冬月于树上覆裹

之。至明年春夏,色变青黑,味尤绝美。”据此,则

[

于内,不可得而传。”

30]4

[

33]90

这是对司马相如赋学思想的总结,尤其是“控引天地,

错综古今”和“苞括宇宙,总览人物”更是将司马相如

赋作的特点明白地表现了出来。他正是希望通过这

所谓卢者,黑色也。

据此可知,卢橘就是生长在中国南方的一种黑色的

橘,它确实是在夏季成熟的。艺术的创造总是来源于

生活,虽然处于中国北方的上林苑中可能并未栽种卢

橘,但司马相如却可能真正见过夏季成熟的卢橘。为

了在一篇赋中尽量地展现汉帝国的丰饶,于是司马相

如把他见闻见过的所有物产都集中在了上林苑中。

这正是“苞括宇宙”的赋家之心的体现。因此,《天子

游猎赋》中所出现的其他许多不应出现在上林苑中的

物产,也是其作赋时对各地物产进行综括的结果。这

[18]135

样的方式从而达到“体国经野,义尚光大”

的目

标,使他的赋作能够充分展示一个时代的风采。因

此,司马相如将他亲身参与并见识或听闻过的事件、

人物、建筑、文物等等都纳入了他的赋作之中。于是,

我们可以看到上林苑中有着麒麟、角端、騊駼、橐驼等

珍禽异兽,梬枣、杨梅、荅遝、离支等奇瓜异果,可以看

到天子校猎的盛大场面,也可以看到汉代宫廷中的巴

渝宋蔡、淮南于遮之乐舞。这与孔子评价学《诗》可以

样看来,龚克昌等人“司马相如的文艺思想与儒家的

[31]689

[34]110

“

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

的作用是相通的,同时也

文艺思想也大相径庭”

的批评似乎也不太客观。

体现出了当时学风崇尚渊博的特点。

至于赋中出现的“樱桃蒲陶”、“文成颠歌”等司马

相如进献该赋时还不可能听闻或知道的东西以及规

模远远超过实际的上林苑,则是其在接受了一些更为

新鲜的事物和事件之后对该赋进行后期加工的产物。

这体现了《天子游猎赋》的成赋经历了一个由创作到

定型的过程,“而这个修改润色的工作或许持续了相

当长的一段时间,甚至到元狩五年(前118)司马相如

去世之前方才最终定型,而定稿被司马迁抄录进了

不过,对于司马相如作品的征实性,历代学者都

[3]3073

颇为怀疑。司马迁就认为他“多虚辞滥说” ;王充

也说他的赋作“文丽而务巨,言眇而趋深,然而不能处

定是非,辩然否实。虽文如锦绣,深如河、汉,民不觉

[32]1117

知是非之分,无益于弥为崇实之化” ;左思更是

[17]74

批评他“假称珍怪,以为润色” 。

然而,司马相如的赋作虽然有夸张想象的成分,

[35]

但总体来说还是讲求征实的,就如其被诟病最多的《史记》,也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天子游猎赋》” 。

“卢橘夏熟”一句其实就有根据。清代吴景旭在《历代

第四,制礼作乐。由于“汉代宫廷赋之兴,要在天

诗话》卷十三《丙集》中对此就有详细辨析。其云:

唐子西《李氏山园记》曰:“枇杷、卢橘,一物

也。而《上林赋》:‘卢橘夏熟,黄柑橙榛。枇杷橪

柿,亭奈厚朴’则以一物为二物矣。”吴旦生曰:

子礼乐的建立”,“赋家献赋与乐官采诗皆武帝‘改制’

[36]

过程中构建礼乐制度的文化行为” ,因此司马相如

的献赋就自然与汉代的礼乐制度建设联系在了一起。

不过,参与《汉郊祀歌》十九首的制作和进献《封禅书》

则更能体现他在汉代礼乐制度建立中的贡献。

据《汉书·礼乐志》载:

“东坡《同刘景文赏枇杷》诗:‘魏花非老伴,卢橘

是乡人。’又‘客来茶罢空无有,卢橘微黄尚带

酸。’二诗与子西同失。故张嘉甫问:‘卢橘是何

种果类?’坡曰:‘枇杷是矣,事见《上林赋》。’嘉甫

曰:‘若卢橘果是枇杷,则赋中不应四句重用。’”

至武帝定郊祀之礼,祠太一于甘泉,就乾位

也;祭后土于汾阴,泽中方丘也。乃立乐府,采诗

夜诵,有赵、代、秦、楚之讴。以李延年为协律都

尉,多举司马相如等数十人造为诗赋,略论律吕,

《辍耕录》亦言卢橘与枇杷并列,则卢橘非枇杷明

[

2]1045

矣。《花木志》云:“给客橙出蜀土,似橘而非,若

柚而香。冬夏花实相继,或如弹圆,或如拳,通岁

食之,名卢橘。”意橙橘惟熟于冬,而卢橘夏亦熟,

故举以为重。《唐三体诗》裴庾注云:“《广州记》:

卢橘皮厚,大如柑,酢多,至夏熟。土人呼为壶

以合八音之调,作十九章之歌。

所谓“多举司马相如等数十人造为诗赋”即是其曾参

与到《郊祀歌》制作当中的明证。不过,从《史记》、《汉

书》等文献的相关记载来看,《郊祀歌》十九章的产生

时间大致在汉武帝元朔五年(前124)到太始三年(前

③

橘,又曰卢橘。”《说文》引《伊尹书》云:“箕山之 94)之间,而司马相如卒于汉武帝元狩六年(前

东,青凫之所,有卢橘常夏熟。”然则称之“卢”者, 117),因而他可能只参与了其中一部分乐歌的制作。

其义何居? 按《艺苑雌黄》引山谷云:“夔湘间,有

而且这些乐歌的歌辞或许也是由一批文人共同创作

166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的创作亦当受其影响。

本身所带有的讽谏传统有关,但司马相如等西汉文词

又《汉书·扬雄传》班固赞曰:“实好古而乐道,其

意欲求文章成名于后世,以为经莫大于《易》,故作《太

玄》;传莫大于《论语》,作《法言》;史篇莫善于《仓颉》,

作《训纂》;箴莫善于《虞箴》,作《州箴》;赋莫深于《离

骚》,反而广之;辞莫丽于相如,作四赋:皆斟酌其本,

的代表人物作品中的讽谏精神也正是苏氏父子所看

重的。

另外,“通经学古”也一直是蜀学所追求的方向。

小学和实学作为通经的门径,不仅在追求复古精神的

汉代被高度推崇,即使是在理学占据绝对主导地位的

明代也还为蜀中学士所重视。杨慎就著有《转注古音

略》等小学专著,而《丹铅录》则体现出了注重考证、辩

证异同的实学倾向。直到清末张之洞创尊经书院,仍

[2]3583

相与放依而驰骋云。”

则班固所谓的“文章”似乎

还包括了经传、小学、辞赋等多方面的内容。所以,蜀

人对司马相如的师法并非只是单纯效其文辞以求名

利而已,至少扬雄就不是。从关于扬雄模仿各类经典

著作的情况来看,其更多的只是一种学术和精神追

求。正如徐复观所说:“这并不是他的才力不够,必须

依傍模仿;而是要在各类著作之中,选定居于第一位

的目标,与古人相角逐。这正是好奇、好博、好胜的综

[42]11073

提出了“以通经学古课蜀士”

蜀中先贤的影响之深。

的办学目标,可见

正因为司马相如在蜀中学术上的这些影响,蜀中

历来即有司马相如的祠堂,或以司马相如配祀文翁。

除秦宓请建相如祠外,宋祁所作《府学文翁画像十赞》

中即有《司马相如字长卿赞》,而其画像正是配祀于新

建的文翁祠中。又《(正德)蓬州志》卷七中载有绍兴

二十三年(1154)时任蓬州县尉王俦的《司马长卿祠堂

记》,其中谈到时任蓬州县令邓良重修相如祠堂时说:

“昔秦宓善长卿之化,谓宜立祠堂。吾侪蜀人诗书而

儒,自长卿始,诚如宓云,况此地又异他所。今祠虽

[39]426

合表现。”

当然,扬雄除了在辞赋上认为“蜀有司

马相如,作赋甚弘丽温雅,雄心壮之,每作赋,常拟之

[2]3515

以为式” ,并同时继承了其谲谏的讽谏方式而外,

在渊博和小学等方面甚至还有所过之,这些都已在前

文的相关部分有所论及。

实际上,除汉代蜀中学士以外,司马相如的学术

尤其是与经学相关的内容对后代的蜀学也有较大影

响。作为宋代蜀学代表的苏轼就曾说道:“始朝廷以

声律取士,而天圣以前,学者犹袭五代文弊,独吾州之

[43]154

在,不治且废。吾幸为令,此令职也,其可已乎!”

可知在蜀人看来,司马相如的影响绝不只是学其辞赋

以求富贵而已。

[

40]352

士,通经学古,以西汉文词为宗师。”

这当然是针

综上所述,司马相如的学术带有浓厚的经学色

彩,主要表现为小学的精熟、以谲谏为方式的讽谏精

神、讲求博物征实的博观以及通过礼乐建设推动的文

化大一统思想等四个方面的内容,并深刻地影响了后

世蜀学的发展。故而“相如为之师”不仅包括了蜀人

对其文章辞赋的学习,也涵盖了对其整个学术特色的

传承。

对宋代初年的骈俪文风而言的。所谓“通经学古,以

西汉文词为宗师”,就是要求学习西汉作家的文章,其

关键就在于学习司马相如等人的讽谏精神,这也是

“

通经学古”的目的所在。苏轼曾转述其父苏洵的话,

[40]313

称为文当“言必中当世之过” ,欧阳修也称赞苏洵

[

41]190

的文章“不为空言而期于有用” 。这固然与儒学

注释:

①

胡昭曦曾总结了学界对“蜀学”这一概念的五种不同理解:一是指官学、学官、蜀地赴京师的学者或蜀中儒学(经学);二是指

蜀地学人或四川籍官员;三是指蜀地某方面的学术名人;四是指学派或某些方面学术;五是泛指四川地区的学术文化。参:

胡昭曦《蜀学与蜀学研究榷议》,《天府新论》2003年第3期。

②

③

中华书局标点本《隋书》无“梁”字,据《校勘记》补。

据《史记·封禅书》、《汉书·郊祀志》可知,汉初诸帝尚因秦制郊五畤,至武帝元朔五年“亳人谬忌奏祠太一方”,汉朝才开始

着手建立自己的郊祀制度。故《郊祀歌》十九章的创作当不会早于元朔五年。其中有明文记载的最早之作为元狩元年所作

之《朝陇首》,而《帝临》、《青阳》、《朱明》、《西颢》、《玄冥》五首尚带有“郊五畤”的色彩,《天地》一首有郊“三一”的特点,故其所

作均可能还在《朝陇首》之前。最晚之作则当属太始三年所作之《象载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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