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5卷第6期

2

018年11月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JournalofSichuanNormalUniversity(SocialSciencesEdition)

Vol.45,No.6

November,2018

论《吴越春秋》的生成及其“传体”改造

夏德靠

(湖州师范学院文学院,浙江湖州313000)

摘要:汉代社会的修史兴趣除了重视本朝历史之外,也关注春秋古国历史的撰写,《吴越春秋》就是赵晔依据

吴、越两国历史而撰写的一部史著文献。继《吴越春秋》之后,还出现其它类似的作品,这些作品在不同程度上影响

《吴越春秋》的流传,但今本《吴越春秋》确为赵晔之作。今本结构存在两个特征:一是“内吴外越”的格局,这是延续

“尚吴卑越”的传统;二是《吴越春秋》设置“传”“内传”“外传”,这应该是受到《春秋》经传、《越绝书》等文献的影响,

其中“传”无疑具有“经”的身份。这样,《吴越春秋》形成二重传释结构:一是居于“外传”地位的越国史事对吴国史

事的诠释,二是吴国史事这一部分“内传”对“传”的诠释。不仅如此,《吴越春秋》在叙事上由追求事件的过程性向

叙事板块转化,完成对《左传》以来编年体叙事的扬弃,从而呈现“纪事本末体”的特征。

关键词:《吴越春秋》;经传结构;编年体叙事;纪事本末体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5315(2018)06-0097-10

《

史记》的典范意义,以及它只载录汉武帝之前汉

著《吴越春秋》、《诗细历神渊》。蔡邕至会稽,读《诗

细》而叹息,以为长于《论衡》。邕还京师,传之,学者

代的史事,从而吸引后来学者续史的兴趣,班固《汉

书》可以说是这种风气下的产物。但是,《汉书》虽说

是东汉史学界的一件大事,可是它也只是对西汉一朝

历史的载录,仍然无补于东汉王朝历史的撰述。因

[2]2575

咸诵习焉。”

据此可知:一是赵晔为会稽山阴人,

此为越国故地,这为撰作《吴越春秋》提供地利条件。

二是赵晔从杜抚习《韩诗》。《后汉书》载:“杜抚字叔

和,犍为武阳人也。少有高才。受业于薛汉,定《韩诗

章句》。……弟子千余人。后为骠骑将军东平王苍所

辟,及苍就国,掾史悉补王官属,未满岁,皆自劾归。

时,抚为大夫,不忍去,苍闻,赐车马财物遣之。辟太

尉府。建初中,为公车令,数月卒官。其所作《诗题约

[1]98-99

此,东汉最高统治者极为重视本朝历史的撰写。

然而,就东汉而言,其修史活动是多元的,除了重视西

汉及本朝历史之外,一些史家也关注其它的方面,这

其间应注意吴、越这些春秋古国历史的撰写,如当时

出现《越绝书》、《吴越春秋》一类的文献。在此,我们

主要关注《吴越春秋》这部文献的生成及文体特征。

[2]2573

义通》,学者传之,曰《杜君法》云。”

可见杜抚是一

一

赵晔与《吴越春秋》

位有成就的《韩诗》学者。关于薛汉,《后汉书》说:“薛

汉字公子,淮阳人也。世习《韩诗》,父子以章句著名。

汉少传父业,尤善说灾异谶纬,教授常数百人。建武

初,为博士,受诏校定图谶。当世言《诗》者,推汉为

有关赵晔的生平,《后汉书·儒林列传》载:“赵晔

字长君,会稽山阴人也。少尝为县吏,奉檄迎督邮,晔

耻于斯役,遂弃车马去。到犍为资中,诣杜抚受《韩

诗》,究竟其术。积二十年,绝问不还,家为发丧制服。

抚卒乃归。州召补从事,不就。举有道。卒于家。晔

[2]2573

长。” 《韩诗》是薛汉的家传之学,其诗学在当时备

受推崇,并且还擅长灾异谶纬,师门的这些特征大约

收稿日期:2017-11-09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两汉语类文献生成及文体研究”(17BZW079)的阶段性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夏德靠(1974—),男,湖南溆浦人,文学博士,湖州师范学院文学院教授,主要从事先秦两汉文学研究。

97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①

[3]

会影响赵晔的学问品格。三是赵晔属于淡泊型学者,

并不热衷于仕途。四是赵晔的著述及其影响,蔡邕以

为《诗细》长于《论衡》,可见是一部有价值的学术著

秋外记》及撰人不详的《吴越春秋次录》。周生春

先生又考出两种:东汉赵歧的《吴越春秋》及西晋郭颁

[4]

的《吴越春秋记》7卷。赵歧《吴越春秋》“卷帙不详。

作。本传虽提及“晔著《吴越春秋》”,但没有说明详细《隋书》和《旧唐书》《经籍志》,以及《新唐书》《艺文志》

过程,于是产生两个主要疑问:一是《吴越春秋》的成

书过程,二是今本与赵晔的关系。

等均未著录,隋唐时当已散逸”,郭颁《吴越春秋记》

“《隋书》、《旧唐书》、《新唐书》等均未著录,隋唐时在

[

4]

据《后汉书》记载,赵晔辞去县吏后到犍为资中随

杜抚学习《韩诗》,长达二十年,直到杜抚去世才回家

里。而《后汉书》载杜抚随薛汉学习后回到家乡犍为

教学,可知赵晔应该是此时随杜抚学习的。本传又载

杜抚被骠骑将军东平王刘苍召用,据《后汉书·明帝

纪》,刘庄于中元二年二月戊戌即皇帝位,是年夏四月

丙辰诏说“东平王苍宽博有谋,……苍为骠骑将

中国已属罕见,唐以后即不复可见”。就目前掌握

的资料来看,古今学者讨论今本《吴越春秋》的作者也

主要是围绕《隋志》的记载来展开。《四库全书总目·

史部·载记类》有关《吴越春秋》之提要如下:

汉赵煜撰。煜,山阴人,见《后汉书· 儒林

传》。是书前有旧《序》,称隋唐《经籍志》皆云十

二卷,今存者十卷,殆非全书。又云杨方撰《吴越

春秋削繁》五卷,皇甫遵撰《吴越春秋传》十卷,此

二书,今人罕见,独煜书行于世。《史记注》有徐

广所引《吴越春秋》语,而《索隐》以为今无此语;

他如《文选注》引季札见遗金事,《吴地记》载阖闾

时夷亭事,及《水经注》尝载越事数条,类皆援据

《吴越春秋》,今煜本咸无其文云云。考证颇为详

悉,然不著名姓。《汉魏丛书》所载,合十卷为六

卷,而削去此《序》并《注》,亦不题撰人,弥失其

初。此本为元大德十年丙午所刊,后有题识云,

前有文林郎国子监书库官徐天祜音注。然后知

注中称“徐天祜曰”者,即注者之自名,非援引他

书之语。惟其后又列绍兴路儒学学录留坚,学正

陈昺伯,教授梁相,正议大夫、绍兴路总管提调学

校官刘克昌四人,不知序出谁手耳。煜所述虽稍

伤曼衍,而词颇丰蔚。其中如伍尚占甲子之日,

时加于巳;范蠡占戊寅之日,时加日出,有螣蛇青

龙之语;文种占阴画六阳画三,有玄武、天空、天

关、天梁、天一、神光诸神名,皆非三代卜筮之法,

未免多所附会。至于处女试剑,老人化猿,公孙

圣三呼三应之类,尤近小说家言,然自是汉、晋间

稗官杂记之体。徐天祜以为不类汉文,是以马、

班史法求之,非其伦也。天祜注于事迹异同颇有

考证,其中如季孙使越、子期私与吴为市之类,虽

犹有未及详辨者,而原书失实之处,能纠正者为

[2]96

军” ,可见刘苍担任骠骑将军在中元二年。《班彪

传》载“永平初,东平王苍以至戚为骠骑将军辅政,开

[2]1330

东閤,延英雄” ,刘庄于中元二年继位,第二年即

改元为永平,所谓“永平初”似应指是年,此处又提到

东平王“延英雄”之事,那么,杜抚大约在此时应召,而

赵晔也应该随师进京。《明帝纪》又载“(永平)五年春

[2]108

二月庚戌,骠骑将军东平王苍罢归藩” ,可知刘苍

在骠骑将军位置上前后呆了不到六年的时间。随着

刘苍回到封国,其属下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大都散

去,只有杜抚不忍离开,刘苍知道后遣其离开,杜抚随

即被太尉府辟为属官。建初年间杜抚担任公车令,几

个月后在任上去世。如此看来,杜抚自永平初年被召

用,一直到去世,其间大约二十余年主要是在京师。

再回到《后汉书》的记载,赵晔二十年随师学习,直到

其师去世才回家,这样,赵晔在犍为呆的时间应该不

长,而杜抚恐怕在建初一二年间也就去世了。依据这

样的推测,赵晔这二十年的时间基本上也是在京师度

过的。在此期间,赵晔是不是进行了《吴越春秋》的撰

写工作,这确实是难以考察的。然而,即使赵晔进行

这方面的工作,也应该是很有限的。据本传记载,“蔡

邕至会稽,读《诗细》而叹息”,这部“长于《论衡》”的作

品有待蔡邕去发现,说明它应该是赵晔回到老家之后

的作品。赵晔学的就是《韩诗》,倘若在跟随杜抚期间

完成这部著作,不可能不为他的老师及同门察知。既

然他的诗学著作都要回到老家去完成,可以想见《吴

越春秋》也应该是其回家之后才完成的。

[5]582-583

多。

据上所述,馆臣有关《吴越春秋》的看法主要源于

旧序,但又无法确定此序的作者。对此,余嘉锡先生

指出:“吴寿暘《拜经楼题跋记》,言其先人曾从元刻补

钞徐天祜序并补注九条云云。今案音注,即是天祜所

作,则序自宜出于天祜之手,吴氏之说盖是也。至于

继赵晔《吴越春秋》之后,还出现其它类似的作

品。《隋书·经籍志》著录赵晔《吴越春秋》十二卷之

后,还著录杨方《吴越春秋削繁》五卷及皇甫遵《吴越

春秋》十卷。陈桥驿先生还举出后汉张遐的《吴越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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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德靠论《吴越春秋》的生成及其“传体”改造

后列之留坚等四人姓名,不过因书刻于郡庠,因而幸

王芑孙《惕甫未定稿》则怀疑出自杨方:“《晋书·杨方

[

6]321-322

附骥尾耳,恶得作此序乎?”

余先生批评诚是。

传》,‘更撰《吴越春秋》行于世’,则《吴越春秋》,当为

杨方所更撰;……今是书参错小说家言,其文笔不类

然而,据学者之分析,馆臣之所以如此,似乎与他们没

有看到善本有关。“上海图书馆所藏此本之索书号为

[

9]297

汉人,或竟出杨方之手。”

法:

黄云眉先生认同此一说

善

‘₇₉₄₅₉₈_ꢀ₆₀₁’,其版刻文字与冯念祖刻本同,但其

中的徐天祜序却止于‘取节焉可也’,即至冯本所刊徐

天祜序文之第二叶倒数第二字为止,而剜去了其第二

叶最后一个‘其’字,并删去了后面的一叶多,于是徐

天祜的序就只留下前面的考证文字,而没有了后文关

于刊刻、音注、作序的说明,连冯本原有的徐天祜序的

最后一行‘郡人前进士徐天祜受之序’也荡然无存。

余谓《晋书》谓杨方“更撰《吴越春秋》”,《隋

志》,杨方《吴越春秋削繁》五卷,意所谓更撰者,

即就赵晔所撰,损益成书,增者少而削者多,故十

二卷减为五卷。其书当名削繁,《晋书》盖简言之

耳。惟其削者多,故诸书所引,今本多不见;惟其

削而有增,故今本文笔不类汉人。皇甫遵《吴越

春秋传》,《崇文总目》称遵合赵晔、杨方二家之

书,考定而注之,可证杨方更撰之书,异同必多,

非仅削繁而已。然则今世所传之《吴越春秋》,殆

即杨方更撰之本,经后人析五卷为十卷,而又误

去其削繁之名;自宋以后,赵书既失,(《唐志》二

书具录。《宋志》不著杨书,但著赵晔《吴越春秋》

十卷,则赵书至宋以后始亡。芑孙谓独据《隋志》

及《通考》,恐非。惟赵书在唐时亦有阙佚,故《索

隐》以为今无此语。)遂以杨书归之赵晔

《四库全书》提要的作者不知此序为何人所作而疑云

重重,其实就是因为未见其他善本而囿于该本所

[7]

致。”现存《吴越春秋》最早的刊本即是来自徐天祜

所作音注的这个大德刊本,由此徐天祜有关《吴越春

秋》作者的看法就应该受到重视,《四库全书总目》采

纳他的看法也恰好证实此点。徐天祜以为今本《吴越

春秋》的作者即是赵晔,只是该书已不是完本。可是

余嘉锡先生却提出不同的看法:

今考皇甫遵之《吴越春秋》十卷,《唐志》作

[9]297-298

《吴越春秋传》,《通考·经籍考》同,并引《崇文总

耳。

目》云:“唐皇甫遵注。(唐字误)初赵晔为《吴越

春秋》十二卷,其后有杨方者,以晔所撰为烦,又

刊削之为五卷。遵乃合二家之书,考定而注之”

云云。愚案杨方《晋书》附贺循传后,云:“字方

回,会稽人,至高梁太守,更撰《吴越春秋》行于

世。”……传所言更撰云者,即指削繁而言,非别

撰一书也。皇甫遵之书,名之为传,即是书之注,

第既合晔与皇甫之书,其意必以为晔书太繁,遵

此外,有学者提出:“今传本《吴越春秋》,始作者

为东汉赵晔,曾经杨方刊削,皇甫遵则斟酌乎晔、方之

[10]

间,重新作了编定,今本已非晔书完帙” ,显然是对

上述诸家看法的一种综合。还有学者认为,今本《吴

[10]

越春秋》是汉晋间人附会民间传说而伪托的。

由此可见,围绕今本《吴越春秋》的来历引起诸多

争议,那么该如何把握这些争议呢? 胡应麟说:“隋、

唐诸志,杨方所撰名《吴越春秋削繁》,南渡尚存,见

书太简,故合二书斟酌乎繁简之间以求适乎其《通考》。盖以晔所撰太繁,故芟削之,……夫东京、六

[

11]61

中,故较原书少二卷。二人之书即晔书,而云独

晔书行于世,误之甚矣。此书十二卷之本,至宋

时尚存,《新唐志》、《读书志》、《通考》并著于录,

代文体迥异,即二书并行,岂能惑具眼哉?”

这里

明确一个事实,《吴越春秋》与《吴越春秋削繁》并行于

世,当时之人应该清楚二者之间的区别,不太可能误

甲为乙。从文献流传的实际情形来看,节钞本很少能

够取代原本的,如《铎氏微》之于《左传》,《汉纪》之于

《宋史·艺文志》别史类有此书,已作十卷。考蒋

光煦《斠补偶录》,有所校影宋本亦止十卷,则此

二卷,当亡于宋末,皇甫遵之书正是十卷。宋本, 《汉书》。并且,赵晔之《诗细》既然能够媲美《论衡》,

疑即用皇甫之本,而去其注。然则当云独皇甫遵《吴越春秋》也不至于差太远。至于依据“不类汉文”

[

6]322-323

行于世,不当如序所云独晔书行于世也。

之类印象式的感悟去判断今本《吴越春秋》不是汉代

文献,无疑是草率的,也是不可取的。因此,那种以为

今本《吴越春秋》源于《吴越春秋削繁》的看法是站不

住脚的。其次,《崇文总目》著录“《吴越春秋》十卷”,

又著录“《吴越春秋》十卷”,并对后者解释说:“唐皇甫

遵注。初,赵晔为《吴越春秋》十卷。其后有杨方者,

据余先生的看法,今本《吴越春秋》应该源自皇甫

遵本,或者说,赵晔撰作的《吴越春秋》是借皇甫本流

传的。明代学者杨慎曾说:“《汉书》赵晔撰《吴越春

秋》,《晋书》杨方亦撰《吴越春秋》,今世所行,晔耶?

[8]497

方耶?” 即是怀疑今本是出自赵晔或者杨方之手。

99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16]

以晔所撰为烦,又刊削之为五卷,遵乃合二家之书,考

蠡去越 ;也有学者认为佚失的可能是自序与勾践

[12]58

[17]

定而注之。” 《崇文总目》没有著录杨方的《吴越春 “入臣于吴”两个部分。当然,这些都属于推测。

秋削繁》,此处著录的两种十卷本《吴越春秋》,其一为

赵晔所著,其一为皇甫遵之作。《崇文总目》明确指出

皇甫遵之作乃是注,这是特别需要注意的。《崇文总

目》还说,皇甫遵“合二家之书”,对赵著与杨著进行一

番考定,然后进行注释工作。皇甫遵的这个行为并不

难理解,要对某部著作进行注释,首先肯定要罗列众

本,择优选择底本。根据刚才的分析,皇甫遵应该会

选择赵著为底本,以杨著为参考。从《隋志》的记载来

看,皇甫遵只择取赵著的十卷,另外两卷并没有作注,

很可能觉得它们并不重要。这种注释行为是比较普

遍的,比如《汉志》著录《孟子》十一篇,但赵歧只选择

其中七篇进行注释,其它四篇不予注释,指出外书四

篇“其文不能宏深,不与内篇相似,似非孟子本

至于赵作与皇甫之作,二者只是注解之关系,虽然皇

甫遵进行过考定的功夫,并且也影响到赵作的流传,

但并没有对赵作进行颠覆性的改变,或者说由此产生

新的文本。就此而言,《吴越春秋》仍归属于赵晔。其

实,古书在流传过程中被整理,这是常见之事,典型者

如刘向、刘歆父子的整理,但后人并不因此将被整理

过的作品之署名权赋予他们,或者说源自他们。又

如,杜预对《左传》文本也进行过调整,但我们现在讨

论《左传》也不会说今本源自杜预。其实,倘若皇甫遵

[4]

的《吴越春秋》真与赵作有极大的差异,在两书还并

存的那个时代,人们就不会简单地用“皇甫遵注”这样

的表述来说明二者的关联。因此,徐天祜将《吴越春

秋》仍然归之于赵晔,是值得肯定的。

[

13]9

真” ,此后《孟子》只有七篇流传,其它四篇后来亡

佚。又如《汉志》著录《庄子》五十二篇,但今本只有三

十三篇,即郭象注本。崔大华先生分析说:“从《经典

释文·序录》中可以看出,魏晋时代,《庄子》一书除了

孟氏、司马彪注解的五十二篇本外(孟氏注已佚),还

有崔譔和向秀注解的二十七篇本以及李颐集解的三

十篇本。……崔、向二十七篇本,可能是五十二篇古

本的重要篇目的选注本;这个选注本加上崔、向皆未

出注的《天道》等六篇,可能就是以后郭象确定并注解

二

《吴越春秋》的结构及其意蕴

《吴越春秋》所呈现的结构特征,早已引起人们的

关注,并且由此也引出不少的疑惑。徐天祜就曾提出

过这样的疑问:“元本《阖闾》、《夫差传》皆曰内传,下

卷《无余》、《勾践传》皆曰外传,内吴而外越,何也?况

晔又越人乎?若以吴为内,则《太伯》、《寿梦》、《王僚》

三传不曰内,而《阖闾》、《夫差》二传独曰,又何

[18]1

也?” 徐氏发现《吴越春秋》有关吴王事迹的书写称

之为内传,而书写越王事迹则称之为外传,这就呈现

[14]45-46

的三十三篇本。”

我们认为,皇甫遵注解《吴越春 “内吴外越”的文本态势。作为越人的赵晔,何以会做

秋》,这个注释行为也确实影响到赵晔《吴越春秋》的

流传,它佚失的两卷大约与皇甫遵没有注解有关。然

而,就史志目录的记载来看,皇甫遵注解并没有立即

使其佚失。据学者考察,《隋书·经籍志》“正文著录

反映的是唐初藏书状况,则《隋志》的依据只能是唐初

出这样的编排,在徐天祜看来,这是不可理解的。从

结构上来看,徐氏有关《吴越春秋》的看法实际上有两

个需要引起注意的地方:一是传、内传、外传的称谓,

二是“内吴外越”的格局,《吴越春秋》何以存在这样的

结构呢?

[

15]

的藏书或书目” ,这样,《隋志》著录赵晔《吴越春

秋》十二卷及皇甫遵《吴越春秋》十卷说明唐初二书流

传的实际面貌。《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

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汉儒其实普遍存在尚吴

[19]

卑越的倾向。站在史传的立场,首先应该提及《史

记》。司马迁将《吴太伯世家》置于三十世家之首,而

志》著录的情况同于《隋志》,表明此时二书仍然维持《越王句践世家》在春秋古国中仅被排列在《郑世家》

原状,然而《旧唐志》将皇甫遵之作更名为《吴越春秋

传》,这应该更符合实情。《新唐书·艺文志》主要由

欧阳修负责,同时欧阳修也参与《崇文总目》的编写,

可是《崇文总目》著录赵晔之作为十卷。其实,《新唐

志》有关赵、皇甫之作只是移录《旧志》,而《旧志》又是

源自毋煚《古今书录》,至于《崇文总目》则是依据宋代

藏书编纂的,这样看来,赵晔《吴越春秋》中的两卷佚

失应该就在这个时间段中。对于佚失的两卷,明代学

者钱福在《重刊吴越春秋序》中认为当是西施至吴、范

之前,亦即在倒数第二位,在它之前依次为楚世家、晋

世家、宋世家、卫世家、陈杞世家、管蔡世家、燕世家、

周公世家、齐太公世家、吴世家。在这个序列中,有同

姓诸侯,也有异姓、庶姓诸侯,后者包含先代褒封的诸

侯。仔细观察这个排序,应该说周代同姓诸侯居于优

先地位,这是符合周代宗法精神的。具体到吴越两

国,司马迁说:“太伯避历,江蛮是适;文武攸兴,古公

王迹。阖庐弑僚,宾服荆楚;夫差克齐,子胥鸱夷;信

嚭亲越,吴国既灭。嘉伯之让,作吴世家第

100

夏德靠论《吴越春秋》的生成及其“传体”改造

[20]3306-3307

一。”

又说:“少康之子,实宾南海,文身断发,

之事较吴国为详,可是在编排上则采取先吴后越的做

鼋鳝与处,既守封禺,奉禹之祀。句践困彼,乃用种、

蠡。嘉句践夷蛮能修其德,灭强吴以尊周室,作越王

法。从当时的背景来看,“尚吴卑越”确实是作为客观

事实而存在的。因此,尽管赵晔属于越地之人,《吴越

春秋》出现“内吴外越”情形也并非一定是不可理解

的。

[20]3309

句践世家第十一。”

从渊源来看,越国的历史远

远早于吴国,可溯至夏代少康时期,然而司马迁并不

是从这个角度考虑吴越关系的。《史记》世家载录最

早的一批诸侯都是周代的,而周代大肆封建是在周王

其次,《吴越春秋》还困惑人们的是其存在传、内

传、外传这些不同的称谓,《吴越春秋》使用“传”的有

朝建立之后,事实上列入《史记》世家的绝大多数都是 “吴太伯传”、“吴王寿梦传”及“王僚使公子光传”,使

这批诸侯。吴太伯只身来到江南,这个时候周王朝还

远没有建立,但司马迁之所以将吴太伯列入,并将其

置于世家之首,显然是经过慎重考虑的。吴太伯是为

了避让季历而来到江南,但他开拓江南的举措符合后

来周武王封建的意图,这就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周代诸

侯之首;更为重要的是吴太伯身上体现让国这样的谦

让风格。正是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司马迁对于吴国

才做了这样的编排。对于《越世家》,司马迁虽然赞扬

勾践能够修养自己的德行,重用文种、范蠡,消灭强大

的吴国,并且能够尊崇周室,但越国属于庶姓诸侯,同

时处于“蛮夷”处境,因此,将吴越两国放置在周代社

会这一语境中考察,它们的地位是不可能平等的。司

马迁编撰《史记》世家,大约考虑到这一点。《隋书·

经籍志》杂史类著录《越绝记》十六卷,这部文献到底

出自谁人,还存在不同的看法,《隋志》以为子贡所

用“内传”的为“阖闾内传”、“夫差内传”,至于载录越

国史事的五卷均标目“外传”。汉代经学中使用“内

传”“外传”作为训诂的一种方法和文体,韩诗学派主

要采取内、外传的体式训解《诗经》,作为这一学派的

传人,赵晔对此应该是不会陌生的,因此,《吴越春秋》

存在内、外传的结构就并不显得特别的意外。然而,

使人困惑的是《吴越春秋》同时存在传、内传、外传。

就目前流传的文献来看,此种情况确实是罕见的。在

经学时代,传是相对经而言的,传是一种解释经的文

献,内传、外传的称谓主要反映它们与经之关系的远

近,比如《左传》与《春秋》的关系密切,而《国语》则较

疏远,故《左传》为内传,《国语》为外传。这样,就形成

经、内传、外传的序列。韩诗内、外传也可这样理解,

即《诗经》《韩诗内传》《韩诗外传》。可是,《吴越春秋》

却呈现“传、内传、外传”的格局,此处的传与内传、外

传之间又存在怎样的关系呢?有学者分析指出:

被称为“传”的“太伯”、“寿梦”、“王僚”前三

[21]650

作 ,《四库全书总目》说:“不著撰人名氏。书中

吴地传》称勾践徙琅琊,到建武二十八年,凡五百六

《

十七年,则后汉初人也。书末《叙外传记》以廋词隐其

姓名,其云以去为姓,得衣乃成,是袁字也;厥名有米,

覆之以庚,是康字也。禹来东征,死葬其疆,是会稽人

也。又云文词属定,自于邦贤,以口为姓,承之以天,

是吴字也;楚相屈原,与之同名,是平字也。然则此书

卷,与被称为“内传”的“阖闾”、“夫差”后两卷之

间,有一个显著的差异,那就是:前三卷所记述之

事,其基本内容和梗概,均可在《春秋》、《左传》、

《国语》、《史记》和《越绝书》中查考到相应的记

载,这些记载,尽管有的比《吴越春秋》上的记述

略为详备一些,有的则比《吴越春秋》上的记述稍

为简略一些,但这三卷中所记述的事,无一不可

在《史记》等上述古史书中找到出处和依据。而

后两卷所记述之事,则情形就大为不同了,那就

是,其中有许多事在《春秋》、《左传》、《国语》、《史

记》和《越绝书》上是查考不到相应记载的,是找

不到出处和依据的,也就是说,纯系作者所收集

来的民间传说、遗闻逸事和作者自己的想象虚

[5]583

为会稽袁康所作,同郡吴平所定也。”

余嘉锡先生

分析说:“吾谓当以吴越贤者所作近是。以其《陈成恒

篇》记子贡一出,乱齐破吴兴晋强越,故或以为子贡所

作,以其有《子胥水战兵法》及吴楚之事,故一说盖是

子胥所作。至于辑录者之为何人,则已无姓名可考,

惟相传为吴越古之贤者耳。若袁康、吴平辈,特为作

[

6]325

外传,而非辑录《越绝》之人也。”

平为最后之编定者,此书亦当为东汉初之一部文献。

越绝书》中吴国史事大都置于内传,而越国史事大都

即使以袁康、吴

[22]

《

构。

置于外传,也体现出与《史记》同样的思路。我们也应

该看到,“尚吴卑越”虽然普遍为汉儒所认同,但这一

倾向其实并非始自汉代。《左传》载录吴、越两国的史

事,但吴国之事远较越国之事详细。《国语》载录越国

因此,

在《吴越春秋》记述吴史事的前五卷中,凡以

正史、杂史文献资料为依据、“钞撮”古史书汇集

整理而成的各卷称为“传”;凡只有一部分内容以

101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正史、杂史文选资料为依据,“钞撮”古史书汇集

整理而成,另一部分或大部分内容来自于民间传

说、稗野杂书的遗闻逸事,乃至作者自己的想象

虚构的各卷,则称之为“内传”。赵晔之所以把两

者区分开来,分别称之为“传”和“内传”,这完全

是有意之笔,其目的就是为了用不同的名称:明

有“时加”或“日加”,是较早的一种形式。卷七、

卷八“时加日出”等,形式略晚,但仍早于西汉元

帝时翼奉的“日加中”、“时加于卯”。此外,《吴越

春秋》卷三《王僚使公子光传》还有子胥对其见尚

讲的:“今日甲子,时加于己,……”时是与天干结

合的,同《左传》卜楚丘之说暗合,更为罕见,肯定

有着较早的来源。这样我们便可知道,《吴越春

秋》这部书虽然成于东汉初年的赵晔之手,其中

[22]

确地表明两者在内容构成上的差别。

这确实是一个很有意义的发现。但是,这只是就

[23]

“传”、“内传”之间进行区分,而对于“外传”则不置一

确实包含着年代较早的内容。

词,那么,“外传”具有怎样的特征,并且“外传”与

《吴越春秋》内传、外传多次出现时分(传只出现

一次),依据李学勤先生的分析,它们有着比较早的来

源。这一例证表明,“内传”中使用的不见于《春秋》等

文献的资料未必都是民间传说、稗野杂书的遗闻逸

事,甚至作者的想象虚构,只是限于目前的资料,我们

难以确认其源头罢了。

“传”、“内传”又存在怎样的差异,这些问题似乎并没

有得到很好的解释。其实,即使就上述对“传”、“内

传”所进行的区分来看,有些地方仍然还有讨论的空

间。比如说“传”的材料来自正史、杂史文献,“内传”

只有部分内容来自正史、杂史文选,而大部分内容来

自民间传说、稗野杂书的遗闻逸事,乃至作者的想象

“春秋”原本是先秦时期史著的通称,如墨子所言

虚构。按照这样的看法,“传”与“内传”在资料方面的 “百国春秋”,后来由于孔子在鲁《春秋》的基础上整理

差异只是程度不同而已,并且杂史文献与民间传说、

稗野杂书之间到底有多大的差异,并不容易说清楚。

这就说明单纯依凭资料这一条,它能否成为区分二者

的标准就值得怀疑。更为重要的是,“内传”中使用的

不见于《春秋》等文献的资料是否一概可以斥之为民

间传说、稗野杂书的遗闻逸事,或者作者的想象虚构,

这也是值得考虑的。随着出土文献的不断发现,人们

对于早期文献的流传有着比以往更多的“感性”认知,

也意识到有很多地方与后世文献不一致之处,加之当

时很多文献不流传于后世,考虑到这些因素,就不能

轻易地做出非此即彼的结论。比如《吴越春秋·夫差

内传》说:

修订之《春秋》的重大影响,“春秋”就成为孔子《春秋》

的专称。司马迁在《史记·十二诸侯年表》中说:“鲁

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

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铎椒为楚威王

傅,为王不能尽观《春秋》,采取成败,卒四十章,为《铎

氏微》。赵孝成王时,其相虞卿上采《春秋》,下观近

势,亦著八篇,为《虞氏春秋》。吕不韦者,秦庄襄王

相,亦上观尚古,删拾《春秋》,集六国时事,以为八览、

六论、十二纪,为《吕氏春秋》。及如荀卿、孟子、公孙

固、韩非之徒,各往往捃摭《春秋》之文以著书,不可胜

纪。汉相张苍历谱五德,上大夫董仲舒推《春秋》义,

[

20]509-510

颇著文焉。”

这一系列文献在不同程度上与孔

子胥曰:“今年七月辛亥平旦,大王以首事。

子《春秋》发生联系,而司马迁更是接受《春秋》的精神

而创作《史记》。《汉书·艺文志》说:“汉兴,鲁申公为

辛,岁位也,亥,阴前之辰也。合壬子岁前合也,

利以行武。武决胜矣,然德在。合斗击丑,丑,辛《诗》训故,而齐辕固、燕韩生皆为之传。或取《春秋》,

[

24]1708

之本也。大吉为白虎而临辛,功曹为太常所临

亥。大吉得辛为九丑,又与白虎并重。有人若以

此首事,前虽小胜,后必大败,天地行殃,祸不久

采杂说,咸非其本义。”

这段话虽然隐含着批评,

但无疑也指出韩诗学派与《春秋》之联系这一事实。

不过,韩婴的这个举动不能仅仅理解为单纯刺取《春

秋》的材料,同时也应该领会为其对《春秋》的推重与

仿效,韩诗《内外传》的结构及其对《诗经》的解释,在

一定程度上显现经、内传、外传的特色。对于本学派

的这种解诗渊源及风格,赵晔应该是了解的。至于就

[18]44

矣!”

又《勾践入臣外传》载:“今年十二月戊寅之日,时

加日出”,“今年三月甲戌,时加鸡鸣”,“今三月甲辰,

[18]68-72

时加日昳” ;又《勾践归国外传》载:“今十有二月

[18]73

己巳之日,时加禺中” 。李学勤先生分析认为,平《吴越春秋》而言,《隋书·经籍志》说:“又有《越绝》,

旦、日出、鸡鸣、日昳、禺中都是时分,而殷墟甲骨文及

西周文献已经出现不少时分的名称,因此:

相承以为子贡所作。后汉赵晔,又为《吴越春秋》。其

属辞比事,皆不与《春秋》、《史记》、《汉书》相似,盖率

[21]650

《吴越春秋》卷五子胥所说,只讲“平旦”,没

尔而作,非史策之正也。” 《隋志》站在正史的立场

102

夏德靠论《吴越春秋》的生成及其“传体”改造

上进行评论,自有其合理的地方,可是也不能不看到,

并且也委婉地表达对阖庐弑僚、夫差信嚭亲越行为不

满,这就显示出二者的情感差异。《越绝外传本事》有

这样一段叙述:

它忽略《越绝书》《吴越春秋》与《春秋》乃至《史记》的

联系,及其在体例方面的创新。《吴越春秋》没有明确

讨论其创作与《春秋》的关联,但《越绝书》却提及这层

关系,《越绝外传本事》说:“问曰:‘《越绝》谁所作?’

问曰:“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任用贤者,

诛服强楚,何不言齐绝乎?”曰:“桓公,中国兵强

霸世之后,威凌诸侯,服强楚,此正宜耳。夫越王

句践,东垂海滨,夷狄文身,躬而自苦,任用贤臣,

转死为生,以败为成。越伐强吴,尊事周室,行霸

琅邪,躬自省约,率道诸侯。贵其始微,终能以

霸,故与越专其功而有之也。”

‘吴越贤者所作也。当此之时,见夫子删《书》,作《春

[18]2

秋》,定王制,贤者嗟叹,决意览史记,成就其事。’”

孙诒让《籀庼述林》卷六《题卢校越绝书》说:“今考《文

献通考》引《崇文总目》云,《越绝书》,旧有内纪八,外

传十七,今文题阙舛,才二十篇。今本有内经二,内传

四,外传十三,而无所谓内纪者,与《总目》所记不合,

问曰:“然越专其功而有之,何不第一,而卒

本吴太伯为?”曰:“小越而大吴。”“小越大吴奈

何?”曰:“吴有子胥之教,霸世甚久。北陵齐楚,

诸侯莫敢叛者,(鲁卫骖)乘,薛、许、邾娄、莒,旁

毂趋走。越王句践属刍莝养马,诸侯从之,若果

中之季。反邦七年,焦思苦身,克己自责,任用贤

人。越伐强吴,行霸诸侯,故不使越第一者,欲以

[6]326-327

窃疑纪乃经字之误。”

这个推断应该是对的,

《越绝书》在结构上呈现经、内传、外传的形态特征,对

此,《越绝外传本事》有比较清晰地解释:“问曰:‘或经

或传,或内或外,何谓?’曰:‘经者,论其事,传者道其

意,外者非一人所作,颇相覆载,或非其事,引类以讬

意。说之者见夫子删《诗》《书》,就经《易》,亦知小艺

之复重,又各辩士所述,不可断绝。小道不通,偏有所

[18]2

贬大吴,显弱越之功也。”

[

18]3

期。明说者不专,故删定复重,以为中外篇。’”

也

这段文字虽然其意图在于颂扬勾践的业绩,可是

也未尝不是对强吴的一种肯定,而吴国的强大其原初

之处就是吴太伯,这样,吴太伯就成为这一事件的中

心环节。依据这两份文献的记载,它们的共同之处在

于对吴太伯的充分肯定。司马迁非常清楚地表明推

崇吴太伯的原因,即吴太伯所拥有的谦让精神。徐复

观先生在考察《韩诗外传》时认为该书中士的问题突

出,“第一个突出的问题,是士的立身处世的立足点的

问题;通过《诗传》,韩氏要求以节义为士的立身处世

的立足点。第二个突出的问题,是站在士的立场,身

与禄孰重的问题,君与亲孰重的问题,也是忠与孝孰

重的问题。通过《诗传》所提出的答案,则是亲重于

君,忠次于孝”,而这两个问题,“有一个共同的背景,

即是士的生活贫困所及于士的德行与人格的巨大压

力与抗拒”,这其实就是对“士节”的强调,徐先生说:

就是说,“经”是纂集史事的,“内传”则是解释这些史

事所蕴涵的意义,至于“外传”,则包含这样几层意义:

一是表示它们不是一人所作,二是它们之间在内容上

存在交叉,三是它们有的不属于记叙事实的范围,只

是为了援引同类事例来寄托、说明事理。这些解释是

不是很好地揭示这些体例的意义暂毋深论,但至少反

映著者在安排这些体例时的一种思考和努力。依据

前引《越绝外传本事》的说法,《越绝书》的这种体例设

置应该与《春秋》经传有些关联。孔子修订《春秋》,左

丘明等撰作内传、外传,这就比较清晰地形成经、内

传、外传三位一体的结构,只不过它们是以系列著作

来完成的。《越绝书》吸收这种结构,并进一步创造性

地将其融汇在一书之中。《吴越春秋》“传”、“内传”、

“

外传”的设置应该受到《春秋》经传、《越绝书》等文献

的影响,只不过以“传”替代“经”的称谓,更换一下名 “东汉名节之士的规范,在这里大概已经标指出来

[

25]20-24

称而已,其实在三位一体格局中,这种“传”无疑具有

经”的身份。至于赵晔没有像《越绝书》那样使用

经”的称谓,很可能是出于儒者谨慎的态度。这样,

吴越春秋》形成二重传释结构:一是居于“外传”地位

了。”

作为韩诗学派的传人,赵晔借助史的书写

“

形式将吴太伯写入《吴越春秋》的首篇,在很大程度上

可以理解为是对学派这种精神的回应。

“

《

三

《吴越春秋》的“传体”改造

的越国史事对吴国史事的诠释,二是吴国史事这一部

分“内传”对“传”的诠释。至于《吴越春秋》有关吴太

伯、寿梦及王僚这些人的书写使用“传”的称谓,我们

认为赵晔应该是基于这样的考虑。司马迁在《太史公

自序》中不但分析了吴太伯被置于世家之首的原因,

讨论《吴越春秋》的文体,需要注意两条线索:一

是“春秋”类文献的演进,二是早期史体的演变。“春

秋”的命名大约渊源于殷商每年“春”“秋”两季之历

[26]

法,最初通常指编年史。可是,“春秋”在先秦时期

事实上经历由史著文献向诸子文献演变的过程。这

103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一过程首先表现为由单纯记录历史事件的结果发展 “经”的意味,其地位相当于《春秋》。而《吴越春秋》基

到记载历史事件过程,这一线索可以从《春秋经》到

百国春秋”、《左氏春秋》中得到体现;其次是从记载

本采用编年,按常理,《吴太伯传》本该也采取编年的

形式,可是为何偏偏舍弃呢?这不得不简略描述编年

体的生成。一般来说,从单纯记事到编年记事有一个

过程,编年体的形成是长期记事意识酝酿的结果。通

过分析殷代卜辞及铜器铭文记事,贝塚茂树说:“在记

述所发生事件时,先举发生事件的日的干支,然后再

记事件,但根据不同情况,有的在末尾将包含日的月

与祀(殷代用祀代年)以及和发生事件有关系的国家

“

诸国军政大事到专门记录个人言行事迹,如《晏子春

秋》;最后由重视史实的载录发展到对形上理论的建

[27]

构,如《吕氏春秋》。在此过程中,《吴越春秋》主要

还停留在前两个阶段,当然也隐含第三阶段的某些因

素,因此,《吴越春秋》整体上是作为一部史著文献而

存在的。这样,《吴越春秋》的文体与早期史体之关系

就更为密切。据《汉书·艺文志》的记载,先秦史著文

献有记言与记事之分,其中《尚书》是记言文献的代

表,《春秋》是记事文献的代表。这一归纳有合理的成

分,但显然难以概指先秦史体的全部。于是,刘知几

在此基础上进而提出早期史官在传史方式上经历由

言事分立到言事相兼转化的看法,他认为《尚书》《春

秋》分属记言、记事,这是言事分立的结果;到了《左

传》,则采取言事相兼的编纂方式。整体上,刘知几的

看法能够较好地解释先秦时期史著文献的形成与文

体的演变。就《春秋》《左传》《国语》来说,《春秋》创制

编年体,不过在叙事方面只重视载录事件,并不顾及

事件的过程,亦即忽略事件发生的因果关联,这就极

大地阻碍了人们对于历史事件的完整认知。鉴于《春

秋》叙事的这种缺陷,《左传》改变《春秋》记事不记言

[28]

大势的祭祀和军事的记述被加进去。” 其实《尚书》

中也经常遇到这种记事形式,如“惟三月,周公初于新

邑洛”,“惟四月哉生魄,王不怿”,“王命周公后,作册

逸诰,在十有二月,惟周公诞保文武受命,惟七

[29]421,495,419

年”

等。值得注意的是《毕命》中“惟十有二

年,六月庚午朏,越三日壬申,王朝步自宗周,至于

[29]521

丰” ,这样的例证,孤立地看,其记事形式同于鲁

国史《春秋》。由此观之,早期的记事已存在记载年月

日的倾向,但是纪年与编年的内涵并不相同,“纪年,

仅记某王年发生某事,虽有年月,却是孤立记事,……

而编年,则是将孤立的‘纪年’连贯起来,按年进行编

[30]109

纂” 。所以,先有简单的纪年,然后才出现编年。

章太炎先生指出《周官》五史虽“时以作事,非为编次

策书”,“今观《十二诸侯年表》,始自共和,知前此但有

的做法,采取言事相兼的方式,从而丰富历史事件过《尚书》,更无纪年之牒。《墨子》历述《春秋》,亦以宣

[31]149-150

程的叙述。借助《左传》,人们不仅可以了解事件,而

且还能够把握事件的发生、发展、结局等演变轨迹。

王为始,是知始作《春秋》者,宣王之史官” 。据

此分析,编年体史著大约到周宣王时期才出现,这样,

至于《国语》,虽然它以记言为主,但适当地加入叙事《吴太伯传》未能采取编年也就可以理解了。其实,

因素,因此,它的很多篇章具有“事语”的特征。这样, 《史记》也存在同样的情况。本纪一般是编年记事的,

[

1]10

它与《左传》的最大差异不过是没有编年而已。此后,

司马迁创制的纪传体,特别是其中的本纪、世家、列传

在很大程度上吸收《春秋》《左传》《国语》的叙事优势,

形成以本纪为主、世家与列传为辅的格局。用刘知几

的话来说,本纪相当于《春秋》,世家、列传则相当于

刘知几曾指出“纪之为体,犹《春秋》之经” ,而《春

秋》具有严格的编年系统,孔《疏》说:“史之记事,一月

无事不空举月,一时无事必空举时者,盖以四时不具,

不成为岁,故时虽无事,必虚录首月,其或不录,皆是

[32]3-6

史之阙文。”

但《史记》之《五帝本纪》《夏本纪》《殷

《

左传》,列传则起着解释本纪的作用。这样,从单纯

本纪》等没有确切的编年系统,通篇叙事同于《国语》。

因此,《吴太伯传》叙事方式的形成,既与无年可纪的

客观情势有关,也极有可能接受《国语》《史记》以来叙

事模式的影响。

的记事到言事相兼,从编年体到纪传体,早期史体在

趋向多元化的同时也在不断丰富叙事的内涵。《吴越

春秋》充分利用此前史体演变的积极成果,在承继之

基础上又进行了合理的改造,从而形成《吴越春秋》比

较独特的“传体”特色,具体表现为如下两方面。

首先,《吴越春秋》的第一篇《吴太伯传》并没有采

取编年的形式,通篇只是叙述周初历史和太伯的事

迹,其文体近似《国语》,这在《吴越春秋》文本中是颇

为独特的。前面已经指出,《吴越春秋》中的“传”具有

其次,自《吴王寿梦传》起,《吴越春秋》普遍在编

年的体式之下叙事,这种叙事有的近似于《春秋》《左

传》,比如:

寿梦元年,朝周,适楚,观诸侯礼乐。鲁成公

会于钟离,深问周公礼乐,成公悉为陈前王之礼

乐,因为咏歌三代之风。寿梦曰:“孤在夷蛮,徒

104

夏德靠论《吴越春秋》的生成及其“传体”改造

以椎髻为俗,岂有斯之服哉!”因叹而去,曰:“于

乎哉,礼也!”

领。”《左传》何以存在这种缺陷,谢氏进一步分析说:

“盖《春秋》之法,年为主而事系之;使君之法,事为主

而年系之。以事系年而事为之碎,以年系事而事为之

二年,楚之亡大夫申公巫臣适吴,以为行人,

教吴射御,导之伐楚。楚庄王怒,使子反将,败吴

师,二国从斯结雠。于是吴始通中国,而与诸侯

为敌。

[33]966

全。”

由于《左传》叙事是在编年体框架下进行的,

事件不得不依赖于系年,这样,倘若事件跨越几年乃

至更长的时间,那么,按照编年体的要求,这一事件不

得不分列在若干年之下,这就使得叙事分片段进行,

从而割裂事件的完整性。这样,《左传》编年叙事就暴

露其先天的不足。在《吴越春秋》中,赵晔不仅没有严

格遵循《春秋》编年记事,而且也尽量避免《左传》的叙

事局限,力求在编年体制下追求叙事的完整。比如王

僚五年集中叙述“楚之亡臣伍子胥来奔吴”,这个事件

涉及这些环节,首先叙述事件缘起,包括:一是其祖父

伍举谏楚庄王、楚灵王,展现“伍氏三世为楚忠臣”;二

是其父伍奢担任太子建的太傅,后因太子建婚姻之

事,费无忌进谗言,楚平王囚禁伍奢;三是楚平王听信

费无忌,使伍奢召二子。其次,叙述伍子胥逃亡,又包

括:伍子尚、伍子胥兄弟对话,子胥别妻射楚使,子胥

道遇申包胥,子胥奔宋,昭关脱险,渔父协助,溧阳乞

食,子胥之吴。接下来,又叙述吴市行乞,公子光献

馋,退耕于野,谏专诸,专诸待命。这些环节涉及时间

长、空域广,可是赵晔将它们集中安置在王僚五年来

叙述,不但使伍子胥奔吴这个波澜起伏、曲折有致的

事件一次性获得清晰地描述,同时也很好地避免《左

传》“以事系年而事为之碎”的弊端。

五年,伐楚,败子反。

十六年,楚恭王怨吴为巫臣伐之也,乃举兵

伐吴,至衡山而还。十七年,寿梦以巫臣子狐庸

为相,任以国政。

二十五年,寿梦病,将卒,有子四人,长曰诸

樊,次曰余祭,次曰余昧,次曰季札。季札贤,寿

梦欲立之。季札让曰:“礼有旧制,奈何废前王之

礼,而行父子之私乎?”寿梦乃命诸樊曰:“我欲传

国及札,尔无忘寡人之言。”诸樊曰:“周之太王知

西伯之圣,废长立少,王之道兴。今欲授国于札,

臣诚耕于野。”王曰:“昔周行之德加于四海,今汝

于区区之国、荆蛮之乡,奚能成天子之业乎? 且

今子不忘前人之言,必授国以次及于季札。”诸樊

曰:“敢不如命?”寿梦卒,诸樊以适长摄行事,当

[18]5-6

国政。

这段文字有的近于《春秋》,如“五年,伐楚,败子

反”,但更多的是与《左传》叙事相近,这些地方可以看

作是对《春秋》《左传》叙事特征的继承。但是,《吴越

春秋》也在很大程度上改良编年体叙事,拓宽其叙事

能力。《春秋》即使当年无事,也一定“虚录首月”。可

是在《吴越春秋》中,从上面引述的例证来看,其纪年

是跳跃性的,如寿梦在位二十五年间只载录其二年、

五年、十六年、十七年、二十五年之事,其它年份根本

没有提及,可见其叙事并没有严格遵循《春秋》编年记

事的传统。这种状况很可能与史料的缺失有关,但也

未尝不可以理解为其叙事自由度的提升。《左传》接

受《春秋》编年记事的形式,尽管在很大程度上弥补

整体言之,赵晔不仅像《左传》一样追求事件完整

的过程性,并且为了尽可能向人们提供丰富的信息,

还刻意强化事件的“故事性”。为了达成此一目标,他

打破《春秋》《左传》以来严格的编年记事之传统,不仅

采取跳跃式的纪年方式,而且尽可能在编年框架下集

中叙述事件的始末,使所叙述的事件偏离编年体的局

限,从而具有更大的独立性。这种写法其实借鉴了纪

传体的叙事优势,当然也突破了本纪与世家、列传之

间的域限,比如“同为一事,分在数篇,断续相离,前后

屡出,于高纪则云语在项传,于项传则云事具高

《

春秋》叙事的缺陷,能够比较明晰地交待事件的过

程,但由于受到编年的限制,其叙事也呈现自身的不

足。谢谔在《<左氏传事类始末>序》中说:“谔幼年于

诸书爱《左氏》之序事,因一事必穷其本末,或翻一二

叶或数叶,或展一二卷或数卷,唯求指南于张本。至

其甚详则张本所不能尽,往往一事或连日累旬不得要

[1]7

纪” 。因此,《吴越春秋》在叙事方面完成了由追求

事件的过程性向叙事板块的转化,在一定程度上已经

呈现“纪事本末体”的特征,从而为人物传记开辟新的

撰写模式。

注释:

①

陈桥驿《<吴越春秋>及其记载的吴、越史料》,《杭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4年第1期。按:陈先生在谈及张遐的

《吴越春秋外记》时又说:“姚振宗在其《隋书经籍志考证》卷十三中,怀疑此书就是《日本国见在书目录》所著录的《吴越春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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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七卷。”倘若二者不是一回事,那么,陈先生实际提出了三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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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唐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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