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卷第6期  
2
01811月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JournalofSichuanNormalUniversity(SocialSciencesEdition)  
Vol.45,No.6  
November,2018  
吴越春秋的生成及其传体改造  
夏德靠  
(湖州师范学院文学院,浙江湖州313000)  
摘要:汉代社会的修史兴趣除了重视本朝历史之外,也关注春秋古国历史的撰写,《吴越春秋就是赵晔依据  
越两国历史而撰写的一部史著文献吴越春秋之后,还出现其它类似的作品,这些作品在不同程度上影响  
吴越春秋的流传,但今本吴越春秋确为赵晔之作今本结构存在两个特征:一是内吴外越的格局,这是延续  
尚吴卑越的传统;二是吴越春秋设置”“内传”“外传”,这应该是受到春秋经传、《越绝书等文献的影响,  
其中无疑具有的身份这样,《吴越春秋形成二重传释结构:一是居于外传地位的越国史事对吴国史  
事的诠释,二是吴国史事这一部分内传的诠释不仅如此,《吴越春秋在叙事上由追求事件的过程性向  
叙事板块转化,完成对左传以来编年体叙事的扬弃,从而呈现纪事本末体的特征。  
关键词:吴越春秋》;经传结构;编年体叙事;纪事本末体  
中图分类号:I206.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0-5315(2018)06-0097-10  
史记的典范意义,以及它只载录汉武帝之前汉  
吴越春秋》、《诗细历神渊》。蔡邕至会稽,诗  
而叹息,以为长于论衡》。邕还京师,传之,学者  
代的史事,从而吸引后来学者续史的兴趣,班固汉  
可以说是这种风气下的产物但是,《汉书虽说  
是东汉史学界的一件大事,可是它也只是对西汉一朝  
历史的载录,仍然无补于东汉王朝历史的撰述因  
[2]2575  
咸诵习焉。”  
据此可知:一是赵晔为会稽山阴人,  
此为越国故地,这为撰作吴越春秋提供地利条件。  
二是赵晔从杜抚习韩诗》。《后汉书:“杜抚字叔  
,犍为武阳人也少有高才受业于薛汉,韩诗  
章句》。……弟子千余人后为骠骑将军东平王苍所  
,及苍就国,掾史悉补王官属,未满岁,皆自劾归。  
,抚为大夫,不忍去,苍闻,赐车马财物遣之辟太  
尉府建初中,为公车令,数月卒官其所作诗题约  
[1]98-99  
,东汉最高统治者极为重视本朝历史的撰写 。  
然而,就东汉而言,其修史活动是多元的,除了重视西  
汉及本朝历史之外,一些史家也关注其它的方面,这  
其间应注意吴越这些春秋古国历史的撰写,如当时  
出现越绝书》、《吴越春秋一类的文献在此,我们  
主要关注吴越春秋这部文献的生成及文体特征。  
[2]2573  
义通》,学者传之,杜君法。”  
可见杜抚是一  
赵晔与吴越春秋》  
位有成就的韩诗学者关于薛汉,《后汉书:“薛  
汉字公子,淮阳人也世习韩诗》,父子以章句著名。  
汉少传父业,尤善说灾异谶纬,教授常数百人建武  
,为博士,受诏校定图谶当世言,推汉为  
有关赵晔的生平,《后汉书·儒林列传:“赵晔  
字长君,会稽山阴人也少尝为县吏,奉檄迎督邮,晔  
耻于斯役,遂弃车马去到犍为资中,诣杜抚受韩  
》,究竟其术积二十年,绝问不还,家为发丧制服。  
抚卒乃归州召补从事,不就举有道卒于家晔  
[2]2573  
。” 《韩诗是薛汉的家传之学,其诗学在当时备  
受推崇,并且还擅长灾异谶纬,师门的这些特征大约  
收稿日期:2017-11-09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两汉语类文献生成及文体研究”(17BZW079)的阶段性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夏德靠(1974—),,湖南溆浦人,文学博士,湖州师范学院文学院教授,主要从事先秦两汉文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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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3]  
会影响赵晔的学问品格三是赵晔属于淡泊型学者,  
并不热衷于仕途四是赵晔的著述及其影响,蔡邕以  
诗细长于论衡》,可见是一部有价值的学术著  
秋外记及撰人不详的吴越春秋次录》 。周生春  
先生又考出两种:东汉赵歧的吴越春秋及西晋郭颁  
[4]  
吴越春秋记》7赵歧吴越春秋》“卷帙不详。  
本传虽提及晔著吴越春秋》”,但没有说明详细 隋书旧唐书》《经籍志》,以及新唐书》《艺文志》  
过程,于是产生两个主要疑问:一是吴越春秋的成  
书过程,二是今本与赵晔的关系。  
等均未著录,隋唐时当已散逸”,郭颁吴越春秋记》  
“《隋书》、《旧唐书》、《新唐书等均未著录,隋唐时在  
[
4]  
后汉书记载,赵晔辞去县吏后到犍为资中随  
杜抚学习韩诗》,长达二十年,直到杜抚去世才回家  
后汉书载杜抚随薛汉学习后回到家乡犍为  
教学,可知赵晔应该是此时随杜抚学习的本传又载  
杜抚被骠骑将军东平王刘苍召用,后汉书·明帝  
》,刘庄于中元二年二月戊戌即皇帝位,是年夏四月  
丙辰诏说东平王苍宽博有谋,……苍为骠骑将  
中国已属罕见,唐以后即不复可见”。就目前掌握  
的资料来看,古今学者讨论今本吴越春秋的作者也  
主要是围绕隋志的记载来展开。《四库全书总目·  
史部·载记类有关吴越春秋之提要如下:  
汉赵煜撰,山阴人,后汉书· 儒林  
》。是书前有旧》,称隋唐经籍志皆云十  
二卷,今存者十卷,殆非全书又云杨方撰吴越  
春秋削繁五卷,皇甫遵撰吴越春秋传十卷,此  
二书,今人罕见,独煜书行于世。《史记注有徐  
广所引吴越春秋,索隐以为今无此语;  
他如文选注引季札见遗金事,《吴地记载阖闾  
时夷亭事,水经注尝载越事数条,类皆援据  
吴越春秋》,今煜本咸无其文云云考证颇为详  
,然不著名姓。《汉魏丛书所载,合十卷为六  
,而削去此》,亦不题撰人,弥失其  
此本为元大德十年丙午所刊,后有题识云,  
前有文林郎国子监书库官徐天祜音注然后知  
注中称徐天祜曰,即注者之自名,非援引他  
书之语惟其后又列绍兴路儒学学录留坚,学正  
陈昺伯,教授梁相,正议大夫绍兴路总管提调学  
校官刘克昌四人,不知序出谁手耳煜所述虽稍  
伤曼衍,而词颇丰蔚其中如伍尚占甲子之日,  
时加于巳;范蠡占戊寅之日,时加日出,有螣蛇青  
龙之语;文种占阴画六阳画三,有玄武天空天  
天梁天一神光诸神名,皆非三代卜筮之法,  
未免多所附会至于处女试剑,老人化猿,公孙  
圣三呼三应之类,尤近小说家言,然自是汉晋间  
稗官杂记之体徐天祜以为不类汉文,是以马、  
班史法求之,非其伦也天祜注于事迹异同颇有  
考证,其中如季孙使越子期私与吴为市之类,虽  
犹有未及详辨者,而原书失实之处,能纠正者为  
[2]96  
” ,可见刘苍担任骠骑将军在中元二年。《班彪  
永平初,东平王苍以至戚为骠骑将军辅政,开  
[2]1330  
东閤,延英雄” ,刘庄于中元二年继位,第二年即  
改元为永平,所谓永平初似应指是年,此处又提到  
东平王延英雄之事,那么,杜抚大约在此时应召,而  
赵晔也应该随师进京。《明帝纪又载“(永平)五年春  
[2]108  
二月庚戌,骠骑将军东平王苍罢归藩” ,可知刘苍  
在骠骑将军位置上前后呆了不到六年的时间随着  
刘苍回到封国,其属下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大都散  
,只有杜抚不忍离开,刘苍知道后遣其离开,杜抚随  
即被太尉府辟为属官建初年间杜抚担任公车令,几  
个月后在任上去世如此看来,杜抚自永平初年被召  
,一直到去世,其间大约二十余年主要是在京师。  
再回到后汉书的记载,赵晔二十年随师学习,直到  
其师去世才回家,这样,赵晔在犍为呆的时间应该不  
,而杜抚恐怕在建初一二年间也就去世了依据这  
样的推测,赵晔这二十年的时间基本上也是在京师度  
过的在此期间,赵晔是不是进行了吴越春秋的撰  
写工作,这确实是难以考察的然而,即使赵晔进行  
这方面的工作,也应该是很有限的据本传记载,“蔡  
邕至会稽,诗细而叹息”,这部长于论衡》”的作  
品有待蔡邕去发现,说明它应该是赵晔回到老家之后  
的作品赵晔学的就是韩诗》,倘若在跟随杜抚期间  
完成这部著作,不可能不为他的老师及同门察知既  
然他的诗学著作都要回到老家去完成,可以想见吴  
越春秋也应该是其回家之后才完成的。  
[5]582-583  
。  
据上所述,馆臣有关吴越春秋的看法主要源于  
旧序,但又无法确定此序的作者对此,余嘉锡先生  
指出:“吴寿暘拜经楼题跋记》,言其先人曾从元刻补  
钞徐天祜序并补注九条云云今案音注,即是天祜所  
,则序自宜出于天祜之手,吴氏之说盖是也至于  
继赵晔吴越春秋之后,还出现其它类似的作  
。《隋书·经籍志著录赵晔吴越春秋十二卷之  
,还著录杨方吴越春秋削繁五卷及皇甫遵吴越  
春秋十卷陈桥驿先生还举出后汉张遐的吴越春  
98  
夏德靠论吴越春秋的生成及其传体改造  
后列之留坚等四人姓名,不过因书刻于郡庠,因而幸  
王芑孙惕甫未定稿则怀疑出自杨方:“《晋书·杨方  
[
6]321-322  
附骥尾耳,恶得作此序乎?”  
余先生批评诚是。  
》,‘更撰吴越春秋行于世’,吴越春秋》,当为  
杨方所更撰;……今是书参错小说家言,其文笔不类  
然而,据学者之分析,馆臣之所以如此,似乎与他们没  
有看到善本有关。“上海图书馆所藏此本之索书号为  
[
9]297  
汉人,或竟出杨方之手。”  
:  
黄云眉先生认同此一说  
794598601’,其版刻文字与冯念祖刻本同,但其  
中的徐天祜序却止于取节焉可也’,即至冯本所刊徐  
天祜序文之第二叶倒数第二字为止,而剜去了其第二  
叶最后一个,并删去了后面的一叶多,于是徐  
天祜的序就只留下前面的考证文字,而没有了后文关  
于刊刻音注作序的说明,连冯本原有的徐天祜序的  
最后一行郡人前进士徐天祜受之序也荡然无存。  
余谓晋书谓杨方更撰吴越春秋》”,《隋  
》,杨方吴越春秋削繁五卷,意所谓更撰者,  
即就赵晔所撰,损益成书,增者少而削者多,故十  
二卷减为五卷其书当名削繁,《晋书盖简言之  
惟其削者多,故诸书所引,今本多不见;惟其  
削而有增,故今本文笔不类汉人皇甫遵吴越  
春秋传》,《崇文总目称遵合赵晔杨方二家之  
,考定而注之,可证杨方更撰之书,异同必多,  
非仅削繁而已然则今世所传之吴越春秋》,殆  
即杨方更撰之本,经后人析五卷为十卷,而又误  
去其削繁之名;自宋以后,赵书既失,(《唐志二  
书具录。《宋志不著杨书,但著赵晔吴越春秋》  
十卷,则赵书至宋以后始亡芑孙谓独据隋志》  
通考》,恐非惟赵书在唐时亦有阙佚,索  
以为今无此语。)遂以杨书归之赵晔  
四库全书提要的作者不知此序为何人所作而疑云  
重重,其实就是因为未见其他善本而囿于该本所  
[7]  
。”现存吴越春秋最早的刊本即是来自徐天祜  
所作音注的这个大德刊本,由此徐天祜有关吴越春  
作者的看法就应该受到重视,《四库全书总目采  
纳他的看法也恰好证实此点徐天祜以为今本吴越  
春秋的作者即是赵晔,只是该书已不是完本可是  
余嘉锡先生却提出不同的看法:  
今考皇甫遵之吴越春秋十卷,《唐志作  
[9]297-298  
吴越春秋传》,《通考·经籍考,并引崇文总  
。  
:“唐皇甫遵注。(唐字误)初赵晔为吴越  
春秋十二卷,其后有杨方者,以晔所撰为烦,又  
刊削之为五卷遵乃合二家之书,考定而注之”  
云云愚案杨方晋书附贺循传后,:“字方  
,会稽人,至高梁太守,更撰吴越春秋行于  
。”……传所言更撰云者,即指削繁而言,非别  
撰一书也皇甫遵之书,名之为传,即是书之注,  
第既合晔与皇甫之书,其意必以为晔书太繁,遵  
此外,有学者提出:“今传本吴越春秋》,始作者  
为东汉赵晔,曾经杨方刊削,皇甫遵则斟酌乎晔方之  
[10]  
,重新作了编定,今本已非晔书完帙” ,显然是对  
上述诸家看法的一种综合还有学者认为,今本吴  
[10]  
越春秋是汉晋间人附会民间传说而伪托的 。  
由此可见,围绕今本吴越春秋的来历引起诸多  
争议,那么该如何把握这些争议呢? 胡应麟说:“、  
唐诸志,杨方所撰名吴越春秋削繁》,南渡尚存,见  
书太简,故合二书斟酌乎繁简之间以求适乎其 通考》。盖以晔所撰太繁,故芟削之,……夫东京六  
[
11]61  
,故较原书少二卷二人之书即晔书,而云独  
晔书行于世,误之甚矣此书十二卷之本,至宋  
时尚存,《新唐志》、《读书志》、《通考并著于录,  
代文体迥异,即二书并行,岂能惑具眼哉?”  
这里  
明确一个事实,《吴越春秋吴越春秋削繁并行于  
,当时之人应该清楚二者之间的区别,不太可能误  
甲为乙从文献流传的实际情形来看,节钞本很少能  
够取代原本的,铎氏微之于左传》,《汉纪之于  
宋史·艺文志别史类有此书,已作十卷考蒋  
光煦斠补偶录》,有所校影宋本亦止十卷,则此  
二卷,当亡于宋末,皇甫遵之书正是十卷宋本, 汉书》。并且,赵晔之诗细既然能够媲美论衡》,  
疑即用皇甫之本,而去其注然则当云独皇甫遵 吴越春秋也不至于差太远至于依据不类汉文”  
[
6]322-323  
行于世,不当如序所云独晔书行于世也。  
之类印象式的感悟去判断今本吴越春秋不是汉代  
文献,无疑是草率的,也是不可取的因此,那种以为  
今本吴越春秋源于吴越春秋削繁的看法是站不  
住脚的其次,《崇文总目著录“《吴越春秋十卷”,  
又著录“《吴越春秋十卷”,并对后者解释说:“唐皇甫  
遵注,赵晔为吴越春秋十卷其后有杨方者,  
据余先生的看法,今本吴越春秋应该源自皇甫  
遵本,或者说,赵晔撰作的吴越春秋是借皇甫本流  
传的明代学者杨慎曾说:“《汉书赵晔撰吴越春  
》,《晋书杨方亦撰吴越春秋》,今世所行,晔耶?  
[8]497  
方耶?” 即是怀疑今本是出自赵晔或者杨方之手。  
99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16]  
以晔所撰为烦,又刊削之为五卷,遵乃合二家之书,考  
蠡去越 ;也有学者认为佚失的可能是自序与勾践  
[12]58  
[17]  
定而注之。” 《崇文总目没有著录杨方的吴越春入臣于吴两个部分当然,这些都属于推测。  
秋削繁》,此处著录的两种十卷本吴越春秋》,其一为  
赵晔所著,其一为皇甫遵之作。《崇文总目明确指出  
皇甫遵之作乃是注,这是特别需要注意的。《崇文总  
还说,皇甫遵合二家之书”,对赵著与杨著进行一  
番考定,然后进行注释工作皇甫遵的这个行为并不  
难理解,要对某部著作进行注释,首先肯定要罗列众  
,择优选择底本根据刚才的分析,皇甫遵应该会  
选择赵著为底本,以杨著为参考隋志的记载来  
,皇甫遵只择取赵著的十卷,另外两卷并没有作注,  
很可能觉得它们并不重要这种注释行为是比较普  
遍的,比如汉志著录孟子十一篇,但赵歧只选择  
其中七篇进行注释,其它四篇不予注释,指出外书四  
其文不能宏深,不与内篇相似,似非孟子本  
至于赵作与皇甫之作,二者只是注解之关系,虽然皇  
甫遵进行过考定的功夫,并且也影响到赵作的流传,  
但并没有对赵作进行颠覆性的改变,或者说由此产生  
新的文本就此而言,《吴越春秋仍归属于赵晔其  
,古书在流传过程中被整理,这是常见之事,典型者  
如刘向刘歆父子的整理,但后人并不因此将被整理  
过的作品之署名权赋予他们,或者说源自他们又  
,杜预对左传文本也进行过调整,但我们现在讨  
左传也不会说今本源自杜预其实,倘若皇甫遵  
[4]  
吴越春秋真与赵作有极大的差异,在两书还并  
存的那个时代,人们就不会简单地用皇甫遵注这样  
的表述来说明二者的关联因此,徐天祜将吴越春  
仍然归之于赵晔,是值得肯定的。  
[
13]9  
” ,此后孟子只有七篇流传,其它四篇后来亡  
又如汉志著录庄子五十二篇,但今本只有三  
十三篇,即郭象注本崔大华先生分析说:“经典  
释文·序录中可以看出,魏晋时代,《庄子一书除了  
孟氏司马彪注解的五十二篇本外(孟氏注已佚),还  
有崔譔和向秀注解的二十七篇本以及李颐集解的三  
十篇本。……向二十七篇本,可能是五十二篇古  
本的重要篇目的选注本;这个选注本加上崔向皆未  
出注的天道等六篇,可能就是以后郭象确定并注解  
吴越春秋的结构及其意蕴  
吴越春秋所呈现的结构特征,早已引起人们的  
关注,并且由此也引出不少的疑惑徐天祜就曾提出  
过这样的疑问:“元本阖闾》、《夫差传皆曰内传,下  
无余》、《勾践传皆曰外传,内吴而外越,何也?况  
晔又越人乎?若以吴为内,太伯》、《寿梦》、《王僚》  
三传不曰内,阖闾》、《夫差二传独曰,又何  
[18]1  
?” 徐氏发现吴越春秋有关吴王事迹的书写称  
之为内传,而书写越王事迹则称之为外传,这就呈现  
[14]45-46  
的三十三篇本。”  
我们认为,皇甫遵注解吴越春 内吴外越的文本态势作为越人的赵晔,何以会做  
》,这个注释行为也确实影响到赵晔吴越春秋的  
流传,它佚失的两卷大约与皇甫遵没有注解有关然  
,就史志目录的记载来看,皇甫遵注解并没有立即  
使其佚失据学者考察,《隋书·经籍志》“正文著录  
反映的是唐初藏书状况,隋志的依据只能是唐初  
出这样的编排,在徐天祜看来,这是不可理解的从  
结构上来看,徐氏有关吴越春秋的看法实际上有两  
个需要引起注意的地方:一是传内传外传的称谓,  
二是内吴外越的格局,《吴越春秋何以存在这样的  
结构呢?  
[
15]  
的藏书或书目” ,这样,《隋志著录赵晔吴越春  
十二卷及皇甫遵吴越春秋十卷说明唐初二书流  
传的实际面貌。《旧唐书·经籍志》《新唐书·艺文  
正如有的学者所指出的,汉儒其实普遍存在尚吴  
[19]  
卑越的倾向 站在史传的立场,首先应该提及史  
》。司马迁将吴太伯世家置于三十世家之首,而  
著录的情况同于隋志》,表明此时二书仍然维持 越王句践世家在春秋古国中仅被排列在郑世家》  
原状,然而旧唐志将皇甫遵之作更名为吴越春秋  
》,这应该更符合实情。《新唐书·艺文志主要由  
欧阳修负责,同时欧阳修也参与崇文总目的编写,  
可是崇文总目著录赵晔之作为十卷其实,《新唐  
有关赵皇甫之作只是移录旧志》,旧志又是  
源自毋煚古今书录》,至于崇文总目则是依据宋代  
藏书编纂的,这样看来,赵晔吴越春秋中的两卷佚  
失应该就在这个时间段中对于佚失的两卷,明代学  
者钱福在重刊吴越春秋序中认为当是西施至吴范  
之前,亦即在倒数第二位,在它之前依次为楚世家晋  
世家宋世家卫世家陈杞世家管蔡世家燕世家、  
周公世家齐太公世家吴世家在这个序列中,有同  
姓诸侯,也有异姓庶姓诸侯,后者包含先代褒封的诸  
仔细观察这个排序,应该说周代同姓诸侯居于优  
先地位,这是符合周代宗法精神的具体到吴越两  
,司马迁说:“太伯避历,江蛮是适;文武攸兴,古公  
王迹阖庐弑僚,宾服荆楚;夫差克齐,子胥鸱夷;信  
嚭亲越,吴国既灭嘉伯之让,作吴世家第  
100  
夏德靠论吴越春秋的生成及其传体改造  
[20]3306-3307  
。”  
又说:“少康之子,实宾南海,文身断发,  
之事较吴国为详,可是在编排上则采取先吴后越的做  
鼋鳝与处,既守封禺,奉禹之祀句践困彼,乃用种、  
嘉句践夷蛮能修其德,灭强吴以尊周室,作越王  
从当时的背景来看,“尚吴卑越确实是作为客观  
事实而存在的因此,尽管赵晔属于越地之人,《吴越  
春秋出现内吴外越情形也并非一定是不可理解  
。  
[20]3309  
句践世家第十一。”  
从渊源来看,越国的历史远  
远早于吴国,可溯至夏代少康时期,然而司马迁并不  
是从这个角度考虑吴越关系的。《史记世家载录最  
早的一批诸侯都是周代的,而周代大肆封建是在周王  
其次,《吴越春秋还困惑人们的是其存在传内  
外传这些不同的称谓,《吴越春秋使用的有  
朝建立之后,事实上列入史记世家的绝大多数都是 吴太伯传”、“吴王寿梦传王僚使公子光传”,使  
这批诸侯吴太伯只身来到江南,这个时候周王朝还  
远没有建立,但司马迁之所以将吴太伯列入,并将其  
置于世家之首,显然是经过慎重考虑的吴太伯是为  
了避让季历而来到江南,但他开拓江南的举措符合后  
来周武王封建的意图,这就在很大程度上成为周代诸  
侯之首;更为重要的是吴太伯身上体现让国这样的谦  
让风格正是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司马迁对于吴国  
才做了这样的编排对于越世家》,司马迁虽然赞扬  
勾践能够修养自己的德行,重用文种范蠡,消灭强大  
的吴国,并且能够尊崇周室,但越国属于庶姓诸侯,同  
时处于蛮夷处境,因此,将吴越两国放置在周代社  
会这一语境中考察,它们的地位是不可能平等的司  
马迁编撰史记世家,大约考虑到这一点。《隋书·  
经籍志杂史类著录越绝记十六卷,这部文献到底  
出自谁人,还存在不同的看法,《隋志以为子贡所  
内传的为阖闾内传”、“夫差内传”,至于载录越  
国史事的五卷均标目外传”。汉代经学中使用内  
”“外传作为训诂的一种方法和文体,韩诗学派主  
要采取内外传的体式训解诗经》,作为这一学派的  
传人,赵晔对此应该是不会陌生的,因此,《吴越春秋》  
存在内外传的结构就并不显得特别的意外然而,  
使人困惑的是吴越春秋同时存在传内传外传。  
就目前流传的文献来看,此种情况确实是罕见的在  
经学时代,传是相对经而言的,传是一种解释经的文  
,内传外传的称谓主要反映它们与经之关系的远  
,比如左传春秋的关系密切,国语则较  
疏远,左传为内传,《国语为外传这样,就形成  
内传外传的序列韩诗内外传也可这样理解,  
诗经》《韩诗内传》《韩诗外传》。可是,《吴越春秋》  
却呈现内传外传的格局,此处的传与内传外  
传之间又存在怎样的关系呢?有学者分析指出:  
被称为太伯”、“寿梦”、“王僚前三  
[21]650  
,《四库全书总目:“不著撰人名氏书中  
吴地传称勾践徙琅琊,到建武二十八年,凡五百六  
十七年,则后汉初人也书末叙外传记以廋词隐其  
姓名,其云以去为姓,得衣乃成,是袁字也;厥名有米,  
覆之以庚,是康字也禹来东征,死葬其疆,是会稽人  
又云文词属定,自于邦贤,以口为姓,承之以天,  
是吴字也;楚相屈原,与之同名,是平字也然则此书  
,与被称为内传阖闾”、“夫差后两卷之  
,有一个显著的差异,那就是:前三卷所记述之  
,其基本内容和梗概,均可在春秋》、《左传》、  
国语》、《史记越绝书中查考到相应的记  
,这些记载,尽管有的比吴越春秋上的记述  
略为详备一些,有的则比吴越春秋上的记述稍  
为简略一些,但这三卷中所记述的事,无一不可  
史记等上述古史书中找到出处和依据而  
后两卷所记述之事,则情形就大为不同了,那就  
,其中有许多事在春秋》、《左传》、《国语》、《史  
越绝书上是查考不到相应记载的,是找  
不到出处和依据的,也就是说,纯系作者所收集  
来的民间传说遗闻逸事和作者自己的想象虚  
[5]583  
为会稽袁康所作,同郡吴平所定也。”  
余嘉锡先生  
分析说:“吾谓当以吴越贤者所作近是以其陈成恒  
记子贡一出,乱齐破吴兴晋强越,故或以为子贡所  
,以其有子胥水战兵法及吴楚之事,故一说盖是  
子胥所作至于辑录者之为何人,则已无姓名可考,  
惟相传为吴越古之贤者耳若袁康吴平辈,特为作  
[
6]325  
外传,而非辑录越绝之人也。”  
平为最后之编定者,此书亦当为东汉初之一部文献。  
越绝书中吴国史事大都置于内传,而越国史事大都  
即使以袁康吴  
[22]  
。  
置于外传,也体现出与史记同样的思路我们也应  
该看到,“尚吴卑越虽然普遍为汉儒所认同,但这一  
倾向其实并非始自汉代。《左传载录吴越两国的史  
,但吴国之事远较越国之事详细。《国语载录越国  
因此,  
吴越春秋记述吴史事的前五卷中,凡以  
正史杂史文献资料为依据、“钞撮古史书汇集  
整理而成的各卷称为”;凡只有一部分内容以  
101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正史杂史文选资料为依据,“钞撮古史书汇集  
整理而成,另一部分或大部分内容来自于民间传  
稗野杂书的遗闻逸事,乃至作者自己的想象  
虚构的各卷,则称之为内传”。赵晔之所以把两  
者区分开来,分别称之为内传”,这完全  
是有意之笔,其目的就是为了用不同的名称:明  
时加日加”,是较早的一种形式卷七、  
卷八时加日出,形式略晚,但仍早于西汉元  
帝时翼奉的日加中”、“时加于卯”。此外,《吴越  
春秋卷三王僚使公子光传还有子胥对其见尚  
讲的:“今日甲子,时加于己,……”时是与天干结  
合的,左传卜楚丘之说暗合,更为罕见,肯定  
有着较早的来源这样我们便可知道,《吴越春  
这部书虽然成于东汉初年的赵晔之手,其中  
[22]  
确地表明两者在内容构成上的差别。  
这确实是一个很有意义的发现但是,这只是就  
[23]  
”、“内传之间进行区分,而对于外传则不置一  
确实包含着年代较早的内容。  
,那么,“外传具有怎样的特征,并且外传与  
吴越春秋内传外传多次出现时分(传只出现  
一次),依据李学勤先生的分析,它们有着比较早的来  
这一例证表明,“内传中使用的不见于春秋等  
文献的资料未必都是民间传说稗野杂书的遗闻逸  
,甚至作者的想象虚构,只是限于目前的资料,我们  
难以确认其源头罢了。  
”、“内传又存在怎样的差异,这些问题似乎并没  
有得到很好的解释其实,即使就上述对”、“内  
所进行的区分来看,有些地方仍然还有讨论的空  
比如说的材料来自正史杂史文献,“内传”  
只有部分内容来自正史杂史文选,而大部分内容来  
自民间传说稗野杂书的遗闻逸事,乃至作者的想象  
春秋原本是先秦时期史著的通称,如墨子所言  
虚构按照这样的看法,“内传在资料方面的 百国春秋”,后来由于孔子在鲁春秋的基础上整理  
差异只是程度不同而已,并且杂史文献与民间传说、  
稗野杂书之间到底有多大的差异,并不容易说清楚。  
这就说明单纯依凭资料这一条,它能否成为区分二者  
的标准就值得怀疑更为重要的是,“内传中使用的  
不见于春秋等文献的资料是否一概可以斥之为民  
间传说稗野杂书的遗闻逸事,或者作者的想象虚构,  
这也是值得考虑的随着出土文献的不断发现,人们  
对于早期文献的流传有着比以往更多的感性认知,  
也意识到有很多地方与后世文献不一致之处,加之当  
时很多文献不流传于后世,考虑到这些因素,就不能  
轻易地做出非此即彼的结论比如吴越春秋·夫差  
内传:  
修订之春秋的重大影响,“春秋就成为孔子春秋》  
的专称司马迁在史记·十二诸侯年表中说:“鲁  
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  
孔子史记具论其语,左氏春秋》。铎椒为楚威王  
,为王不能尽观春秋》,采取成败,卒四十章,铎  
氏微》。赵孝成王时,其相虞卿上采春秋》,下观近  
,亦著八篇,虞氏春秋》。吕不韦者,秦庄襄王  
,亦上观尚古,删拾春秋》,集六国时事,以为八览、  
六论十二纪,吕氏春秋》。及如荀卿孟子公孙  
韩非之徒,各往往捃摭春秋之文以著书,不可胜  
汉相张苍历谱五德,上大夫董仲舒推春秋,  
[
20]509-510  
颇著文焉。”  
这一系列文献在不同程度上与孔  
子胥曰:“今年七月辛亥平旦,大王以首事。  
春秋发生联系,而司马迁更是接受春秋的精神  
而创作史记》。《汉书·艺文志:“汉兴,鲁申公为  
,岁位也,,阴前之辰也合壬子岁前合也,  
利以行武武决胜矣,然德在合斗击丑,,训故,而齐辕固燕韩生皆为之传或取春秋》,  
[
24]1708  
之本也大吉为白虎而临辛,功曹为太常所临  
大吉得辛为九丑,又与白虎并重有人若以  
此首事,前虽小胜,后必大败,天地行殃,祸不久  
采杂说,咸非其本义。”  
这段话虽然隐含着批评,  
但无疑也指出韩诗学派与春秋之联系这一事实。  
不过,韩婴的这个举动不能仅仅理解为单纯刺取春  
的材料,同时也应该领会为其对春秋的推重与  
仿效,韩诗内外传的结构及其对诗经的解释,在  
一定程度上显现经内传外传的特色对于本学派  
的这种解诗渊源及风格,赵晔应该是了解的至于就  
[18]44  
!”  
勾践入臣外传:“今年十二月戊寅之日,时  
加日出”,“今年三月甲戌,时加鸡鸣”,“今三月甲辰,  
[18]68-72  
时加日昳” ;勾践归国外传:“今十有二月  
[18]73  
己巳之日,时加禺中” 。李学勤先生分析认为,吴越春秋而言,《隋书·经籍志:“又有越绝》,  
日出鸡鸣日昳禺中都是时分,而殷墟甲骨文及  
西周文献已经出现不少时分的名称,因此:  
相承以为子贡所作后汉赵晔,又为吴越春秋》。其  
属辞比事,皆不与春秋》、《史记》、《汉书相似,盖率  
[21]650  
吴越春秋卷五子胥所说,只讲平旦”,没  
尔而作,非史策之正也。” 《隋志站在正史的立场  
102  
夏德靠论吴越春秋的生成及其传体改造  
上进行评论,自有其合理的地方,可是也不能不看到,  
并且也委婉地表达对阖庐弑僚夫差信嚭亲越行为不  
,这就显示出二者的情感差异。《越绝外传本事有  
这样一段叙述:  
它忽略越绝书》《吴越春秋春秋乃至史记的  
联系,及其在体例方面的创新。《吴越春秋没有明确  
讨论其创作与春秋的关联,越绝书却提及这层  
关系,《越绝外传本事:“问曰:‘《越绝谁所作?’  
问曰:“桓公九合诸侯,一匡天下,任用贤者,  
诛服强楚,何不言齐绝乎?”:“桓公,中国兵强  
霸世之后,威凌诸侯,服强楚,此正宜耳夫越王  
句践,东垂海滨,夷狄文身,躬而自苦,任用贤臣,  
转死为生,以败为成越伐强吴,尊事周室,行霸  
琅邪,躬自省约,率道诸侯贵其始微,终能以  
,故与越专其功而有之也。”  
吴越贤者所作也当此之时,见夫子删》,春  
[18]2  
》,定王制,贤者嗟叹,决意览史记,成就其事。’”  
孙诒让籀庼述林卷六题卢校越绝书:“今考文  
献通考崇文总目,《越绝书》,旧有内纪八,外  
传十七,今文题阙舛,才二十篇今本有内经二,内传  
,外传十三,而无所谓内纪者,总目所记不合,  
问曰:“然越专其功而有之,何不第一,而卒  
本吴太伯为?”:“小越而大吴。”“小越大吴奈  
?”:“吴有子胥之教,霸世甚久北陵齐楚,  
诸侯莫敢叛者,(鲁卫骖),邾娄,旁  
毂趋走越王句践属刍莝养马,诸侯从之,若果  
中之季反邦七年,焦思苦身,克己自责,任用贤  
越伐强吴,行霸诸侯,故不使越第一者,欲以  
[6]326-327  
窃疑纪乃经字之误。”  
这个推断应该是对的,  
越绝书在结构上呈现经内传外传的形态特征,对  
,《越绝外传本事有比较清晰地解释:“问曰:‘或经  
或传,或内或外,何谓?’:‘经者,论其事,传者道其  
,外者非一人所作,颇相覆载,或非其事,引类以讬  
说之者见夫子删》《》,就经》,亦知小艺  
之复重,又各辩士所述,不可断绝小道不通,偏有所  
[18]2  
贬大吴,显弱越之功也。”  
[
18]3  
明说者不专,故删定复重,以为中外篇。’”  
这段文字虽然其意图在于颂扬勾践的业绩,可是  
也未尝不是对强吴的一种肯定,而吴国的强大其原初  
之处就是吴太伯,这样,吴太伯就成为这一事件的中  
心环节依据这两份文献的记载,它们的共同之处在  
于对吴太伯的充分肯定司马迁非常清楚地表明推  
崇吴太伯的原因,即吴太伯所拥有的谦让精神徐复  
观先生在考察韩诗外传时认为该书中士的问题突  
,“第一个突出的问题,是士的立身处世的立足点的  
问题;通过诗传》,韩氏要求以节义为士的立身处世  
的立足点第二个突出的问题,是站在士的立场,身  
与禄孰重的问题,君与亲孰重的问题,也是忠与孝孰  
重的问题通过诗传所提出的答案,则是亲重于  
,忠次于孝”,而这两个问题,“有一个共同的背景,  
即是士的生活贫困所及于士的德行与人格的巨大压  
力与抗拒”,这其实就是对士节的强调,徐先生说:  
就是说,“是纂集史事的,“内传则是解释这些史  
事所蕴涵的意义,至于外传”,则包含这样几层意义:  
一是表示它们不是一人所作,二是它们之间在内容上  
存在交叉,三是它们有的不属于记叙事实的范围,只  
是为了援引同类事例来寄托说明事理这些解释是  
不是很好地揭示这些体例的意义暂毋深论,但至少反  
映著者在安排这些体例时的一种思考和努力依据  
前引越绝外传本事的说法,《越绝书的这种体例设  
置应该与春秋经传有些关联孔子修订春秋》,左  
丘明等撰作内传外传,这就比较清晰地形成经内  
外传三位一体的结构,只不过它们是以系列著作  
来完成的。《越绝书吸收这种结构,并进一步创造性  
地将其融汇在一书之中。《吴越春秋》“”、“内传”、  
外传的设置应该受到春秋经传、《越绝书等文献  
的影响,只不过以替代的称谓,更换一下名 东汉名节之士的规范,在这里大概已经标指出来  
[
25]20-24  
称而已,其实在三位一体格局中,这种无疑具有  
的身份至于赵晔没有像越绝书那样使用  
的称谓,很可能是出于儒者谨慎的态度这样,  
吴越春秋形成二重传释结构:一是居于外传地位  
。”  
作为韩诗学派的传人,赵晔借助史的书写  
形式将吴太伯写入吴越春秋的首篇,在很大程度上  
可以理解为是对学派这种精神的回应。  
吴越春秋传体改造  
的越国史事对吴国史事的诠释,二是吴国史事这一部  
内传的诠释至于吴越春秋有关吴太  
寿梦及王僚这些人的书写使用的称谓,我们  
认为赵晔应该是基于这样的考虑司马迁在太史公  
自序中不但分析了吴太伯被置于世家之首的原因,  
讨论吴越春秋的文体,需要注意两条线索:一  
春秋类文献的演进,二是早期史体的演变。“春  
的命名大约渊源于殷商每年”“两季之历  
[26]  
,最初通常指编年史 可是,“春秋在先秦时期  
事实上经历由史著文献向诸子文献演变的过程这  
103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一过程首先表现为由单纯记录历史事件的结果发展 的意味,其地位相当于春秋》。吴越春秋基  
到记载历史事件过程,这一线索可以从春秋经到  
百国春秋”、《左氏春秋中得到体现;其次是从记载  
本采用编年,按常理,《吴太伯传本该也采取编年的  
形式,可是为何偏偏舍弃呢?这不得不简略描述编年  
体的生成一般来说,从单纯记事到编年记事有一个  
过程,编年体的形成是长期记事意识酝酿的结果通  
过分析殷代卜辞及铜器铭文记事,贝塚茂树说:“在记  
述所发生事件时,先举发生事件的日的干支,然后再  
记事件,但根据不同情况,有的在末尾将包含日的月  
与祀(殷代用祀代年)以及和发生事件有关系的国家  
诸国军政大事到专门记录个人言行事迹,晏子春  
》;最后由重视史实的载录发展到对形上理论的建  
[27]  
,吕氏春秋》 。在此过程中,《吴越春秋主要  
还停留在前两个阶段,当然也隐含第三阶段的某些因  
,因此,《吴越春秋整体上是作为一部史著文献而  
存在的这样,《吴越春秋的文体与早期史体之关系  
就更为密切汉书·艺文志的记载,先秦史著文  
献有记言与记事之分,其中尚书是记言文献的代  
,《春秋是记事文献的代表这一归纳有合理的成  
,但显然难以概指先秦史体的全部于是,刘知几  
在此基础上进而提出早期史官在传史方式上经历由  
言事分立到言事相兼转化的看法,他认为尚书》《春  
分属记言记事,这是言事分立的结果;到了左  
》,则采取言事相兼的编纂方式整体上,刘知几的  
看法能够较好地解释先秦时期史著文献的形成与文  
体的演变春秋》《左传》《国语来说,《春秋创制  
编年体,不过在叙事方面只重视载录事件,并不顾及  
事件的过程,亦即忽略事件发生的因果关联,这就极  
大地阻碍了人们对于历史事件的完整认知鉴于春  
叙事的这种缺陷,《左传改变春秋记事不记言  
[28]  
大势的祭祀和军事的记述被加进去。” 其实尚书》  
中也经常遇到这种记事形式,惟三月,周公初于新  
邑洛”,“惟四月哉生魄,王不怿”,“王命周公后,作册  
逸诰,在十有二月,惟周公诞保文武受命,惟七  
[29]421,495,419  
”  
值得注意的是毕命惟十有二  
,六月庚午朏,越三日壬申,王朝步自宗周,至于  
[29]521  
” ,这样的例证,孤立地看,其记事形式同于鲁  
国史春秋》。由此观之,早期的记事已存在记载年月  
日的倾向,但是纪年与编年的内涵并不相同,“纪年,  
仅记某王年发生某事,虽有年月,却是孤立记事,……  
而编年,则是将孤立的纪年连贯起来,按年进行编  
[30]109  
” 。所以,先有简单的纪年,然后才出现编年。  
章太炎先生指出周官五史虽时以作事,非为编次  
策书”,“今观十二诸侯年表》,始自共和,知前此但有  
的做法,采取言事相兼的方式,从而丰富历史事件过 尚书》,更无纪年之牒。《墨子历述春秋》,亦以宣  
[31]149-150  
程的叙述借助左传》,人们不仅可以了解事件,而  
且还能够把握事件的发生发展结局等演变轨迹。  
王为始,是知始作春秋,宣王之史官” 。据  
此分析,编年体史著大约到周宣王时期才出现,这样,  
至于国语》,虽然它以记言为主,但适当地加入叙事 吴太伯传未能采取编年也就可以理解了其实,  
因素,因此,它的很多篇章具有事语的特征这样, 《史记也存在同样的情况本纪一般是编年记事的,  
[
1]10  
它与左传的最大差异不过是没有编年而已此后,  
司马迁创制的纪传体,特别是其中的本纪世家列传  
在很大程度上吸收春秋》《左传》《国语的叙事优势,  
形成以本纪为主世家与列传为辅的格局用刘知几  
的话来说,本纪相当于春秋》,世家列传则相当于  
刘知几曾指出纪之为体,春秋之经” ,春  
具有严格的编年系统,:“史之记事,一月  
无事不空举月,一时无事必空举时者,盖以四时不具,  
不成为岁,故时虽无事,必虚录首月,其或不录,皆是  
[32]3-6  
史之阙文。”  
史记五帝本纪》《夏本纪》《殷  
左传》,列传则起着解释本纪的作用这样,从单纯  
本纪等没有确切的编年系统,通篇叙事同于国语》。  
因此,《吴太伯传叙事方式的形成,既与无年可纪的  
客观情势有关,也极有可能接受国语》《史记以来叙  
事模式的影响。  
的记事到言事相兼,从编年体到纪传体,早期史体在  
趋向多元化的同时也在不断丰富叙事的内涵。《吴越  
春秋充分利用此前史体演变的积极成果,在承继之  
基础上又进行了合理的改造,从而形成吴越春秋比  
较独特的传体特色,具体表现为如下两方面。  
首先,《吴越春秋的第一篇吴太伯传并没有采  
取编年的形式,通篇只是叙述周初历史和太伯的事  
,其文体近似国语》,这在吴越春秋文本中是颇  
为独特的前面已经指出,《吴越春秋中的具有  
其次,吴王寿梦传,《吴越春秋普遍在编  
年的体式之下叙事,这种叙事有的近似于春秋》《左  
》,比如:  
寿梦元年,朝周,适楚,观诸侯礼乐鲁成公  
会于钟离,深问周公礼乐,成公悉为陈前王之礼  
,因为咏歌三代之风寿梦曰:“孤在夷蛮,徒  
104  
夏德靠论吴越春秋的生成及其传体改造  
以椎髻为俗,岂有斯之服哉!”因叹而去,:“于  
乎哉,礼也!”  
。”《左传何以存在这种缺陷,谢氏进一步分析说:  
春秋之法,年为主而事系之;使君之法,事为主  
而年系之以事系年而事为之碎,以年系事而事为之  
二年,楚之亡大夫申公巫臣适吴,以为行人,  
教吴射御,导之伐楚楚庄王怒,使子反将,败吴  
,二国从斯结雠于是吴始通中国,而与诸侯  
为敌。  
[33]966  
。”  
由于左传叙事是在编年体框架下进行的,  
事件不得不依赖于系年,这样,倘若事件跨越几年乃  
至更长的时间,那么,按照编年体的要求,这一事件不  
得不分列在若干年之下,这就使得叙事分片段进行,  
从而割裂事件的完整性这样,《左传编年叙事就暴  
露其先天的不足吴越春秋,赵晔不仅没有严  
格遵循春秋编年记事,而且也尽量避免左传的叙  
事局限,力求在编年体制下追求叙事的完整比如王  
僚五年集中叙述楚之亡臣伍子胥来奔吴”,这个事件  
涉及这些环节,首先叙述事件缘起,包括:一是其祖父  
伍举谏楚庄王楚灵王,展现伍氏三世为楚忠臣”;二  
是其父伍奢担任太子建的太傅,后因太子建婚姻之  
,费无忌进谗言,楚平王囚禁伍奢;三是楚平王听信  
费无忌,使伍奢召二子其次,叙述伍子胥逃亡,又包  
:伍子尚伍子胥兄弟对话,子胥别妻射楚使,子胥  
道遇申包胥,子胥奔宋,昭关脱险,渔父协助,溧阳乞  
,子胥之吴接下来,又叙述吴市行乞,公子光献  
,退耕于野,谏专诸,专诸待命这些环节涉及时间  
空域广,可是赵晔将它们集中安置在王僚五年来  
叙述,不但使伍子胥奔吴这个波澜起伏曲折有致的  
事件一次性获得清晰地描述,同时也很好地避免左  
》“以事系年而事为之碎的弊端。  
五年,伐楚,败子反。  
十六年,楚恭王怨吴为巫臣伐之也,乃举兵  
伐吴,至衡山而还十七年,寿梦以巫臣子狐庸  
为相,任以国政。  
二十五年,寿梦病,将卒,有子四人,长曰诸  
,次曰余祭,次曰余昧,次曰季札季札贤,寿  
梦欲立之季札让曰:“礼有旧制,奈何废前王之  
,而行父子之私乎?”寿梦乃命诸樊曰:“我欲传  
国及札,尔无忘寡人之言。”诸樊曰:“周之太王知  
西伯之圣,废长立少,王之道兴今欲授国于札,  
臣诚耕于野。”王曰:“昔周行之德加于四海,今汝  
于区区之国荆蛮之乡,奚能成天子之业乎? 且  
今子不忘前人之言,必授国以次及于季札。”诸樊  
:“敢不如命?”寿梦卒,诸樊以适长摄行事,当  
[18]5-6  
国政。  
这段文字有的近于春秋》,五年,伐楚,败子  
”,但更多的是与左传叙事相近,这些地方可以看  
作是对春秋》《左传叙事特征的继承但是,《吴越  
春秋也在很大程度上改良编年体叙事,拓宽其叙事  
能力。《春秋即使当年无事,也一定虚录首月”。可  
是在吴越春秋,从上面引述的例证来看,其纪年  
是跳跃性的,如寿梦在位二十五年间只载录其二年、  
五年十六年十七年二十五年之事,其它年份根本  
没有提及,可见其叙事并没有严格遵循春秋编年记  
事的传统这种状况很可能与史料的缺失有关,但也  
未尝不可以理解为其叙事自由度的提升。《左传接  
春秋编年记事的形式,尽管在很大程度上弥补  
整体言之,赵晔不仅像左传一样追求事件完整  
的过程性,并且为了尽可能向人们提供丰富的信息,  
还刻意强化事件的故事性”。为了达成此一目标,他  
打破春秋》《左传以来严格的编年记事之传统,不仅  
采取跳跃式的纪年方式,而且尽可能在编年框架下集  
中叙述事件的始末,使所叙述的事件偏离编年体的局  
,从而具有更大的独立性这种写法其实借鉴了纪  
传体的叙事优势,当然也突破了本纪与世家列传之  
间的域限,比如同为一事,分在数篇,断续相离,前后  
屡出,于高纪则云语在项传,于项传则云事具高  
春秋叙事的缺陷,能够比较明晰地交待事件的过  
,但由于受到编年的限制,其叙事也呈现自身的不  
谢谔在《<左氏传事类始末>中说:“谔幼年于  
诸书爱左氏之序事,因一事必穷其本末,或翻一二  
叶或数叶,或展一二卷或数卷,唯求指南于张本至  
其甚详则张本所不能尽,往往一事或连日累旬不得要  
[1]7  
” 。因此,《吴越春秋在叙事方面完成了由追求  
事件的过程性向叙事板块的转化,在一定程度上已经  
呈现纪事本末体的特征,从而为人物传记开辟新的  
撰写模式。  
注释:  
陈桥驿《<吴越春秋>及其记载的吴越史料》,《杭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4年第1:陈先生在谈及张遐的  
吴越春秋外记时又说:“姚振宗在其隋书经籍志考证卷十三中,怀疑此书就是日本国见在书目录所著录的吴越春秋》  
105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七卷。”倘若二者不是一回事,那么,陈先生实际提出了三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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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唐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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