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能担当修史大任,才能写出“信史”。刘知几一直宣称
良史以实录直书为贵”,他在《史通》中专设《直书》篇,
焉、直笔焉。五者兼之,仲尼是也。董狐、南史,制作亡
“
征,维公与直,庶几尽矣。秦汉而下,三长不乏,二善靡
闻。”“二善”的关系是“直则公,公则直”,但要做到这一
点是不容易的,因为“直有未尽,则心虽公犹私也;公有
未尽,则笔虽直犹曲也”,所以,他只能感叹:“甚矣,史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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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正直”视为“人之所贵,而君子之德也” 。正因为
“实录之难遇”,他才对“南董之仗气直书,不避强御;韦
崔之肆情奋笔,无所阿容”的良史品格表示了极大的钦
佩,所谓“宁为兰摧玉折,不作瓦砾长存”正是对这种良
史气概的宣示。唐人赞赏孙盛的《晋阳秋》“词直而理
[22]128
不易也” 。他是从史学主体的内在自觉来阐释“公
心”的,方孝孺则从史家职责和地位的角度提出了“大公
之道”。他说:“史氏者,所以赏罚天子,而立天下之大公
于世”,“天子之身所为有当否乎,其下者莫敢是非也,史
氏秉大公之道是非之”,“史氏之柄不在天子下,彼以其
位,此以其公也。使史氏之予夺而不以其公,后世何所
[15]2148,2150
正”,干宝的《晋纪》“直而能婉,咸称良史”
,他们
认为良史应当“词直”、“理正”。柳宗元也特别重视史家
[33]1921
的“直道”。当韩愈说史官“不有人祸,则有天刑”
时,柳宗元则告诫韩愈“宜守中道,不忘其直,无以他事
自恐”,认为史家应当坚守“直道”,“道苟直,虽死不可回
[42]133-134
取信?”
在方孝孺看来,史氏之权柄虽然“不在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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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279
也” 。这是对“不隐”精神的明确宣示。
子下”,但这种地位的获得乃在于史氏能秉持“大公之
道”,以其“公”进行褒贬予夺,故能“取信”于当时和后
世。他是把“公”作为“信”的前提条件的。
宋人对“不隐”的理解更加偏重于义理,强调“义理
之正”,主张“以史明道”。曾巩对“良史”提出了明、道、
智、文四个要求,将“以史明道”放在了核心地位。他说:
章学诚的“史德”说从认识论的高度推进了对“不
⑥
“盖史者所以明夫治天下之道也”,“将以是非得失、兴坏
隐”的阐释。“史德”强调的是“著书者之心术”。章学
理乱之故而为法戒,则必得其所托,而后能传于久,此史
诚论“心术”,对“君子之心”比较在意,因为“所患乎心术
者,谓其有君子之心,而所养未底于粹也”。而史家的品
性若“未底于粹”,所著之史就可能成为“秽史”、“谤书”,
[35]188,187
之所以作也” 。朱熹批评《左传》“以成败论是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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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不本于义理之正” 。在他看来,“读史之士多是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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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粗浅,于义理之精微多不能识” 。而要多识“精微 “读其书者,先不信其人,其患未至于甚也”。就此而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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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理”,宋人认为应当“以经法为史法” ,而“《春秋》, “君子之心”乃是“心术”的重要内涵,而“君子之心”必然
[
39]33
万代之史宗也” 。这就通过义理把《春秋》的“书法”
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从而极大地推动了传统史学的义
理化进程。在这一进程中,“义理之正”成为“良史”的一
个重要精神特征。
包含了对“名教”的坚持。不过,仅有对“名教”的坚持还
不足以成为“良史”,“欲为良史者,当慎辨于天人之际,
尽其天而不益以人也”。天是外在的客观存在,“尽其
天”就是要求史家尽显历史的“天然”,“不益以人”就是
要避免“未底于粹”的史家因个人性情而“出入予夺”,有
违“信史”之道。如果从认识论的角度来说,“尽其天而
不益以人”实际上就是要求认识主体的历史认识要与认
识客体一致,获得客观的历史知识。这就超越了“名
教”,对“良史”的历史认识能力和方法提出了明确的要
求。具备这样的“心术”与“史德”是很不容易的,所以
元人用“心术之正”、“是非之公”来解读“不隐”。元
初修宋、辽、金三史,脱脱和翰林国史院编修官揭傒斯有
过一段对话:“丞相问:‘修史以何为本?’曰:‘用人为本,
有学问文章而不知史事者,不可与;有学问文章知史事
而学术不正者,不可与。用人之道,又当以心术为本
也。’且与僚属言:‘欲求作史之法,须求作史之意。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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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史,虽小善必录,小恶必记。不然,何以示惩劝!’由是 “心术贵于养”,通过“养”,使得“气平情正” ,使得
毅然以笔削自任,凡政事得失,人才贤否,一律以是非之
公;至于物论之不齐,必反复辨论,以求归于至当而后
史家的“君子之心”臻于精粹,自然可得“良史”与“信
史”。
[40]4186
止。”
事之前,认为“心术为本”,史家只有保持“心术”纯正,才
揭傒斯将史家的“心术”置于学问、文章、知史
我们可以看出,由“素心”、“义理”而“心术”、“公心”
符合中国古代思想发展的内在逻辑,而对“义理之正”和
能做到“是非之公”,达成“作史之意”。揭傒斯的观点得 “心术之正”的重视,说明史家对“良史不隐”精神的理解
到了后世史家的认同,其“心术”说不断被重申,成为史
学批评的一条重要原则,所以有人说揭傒斯的“心术”说
孕育了章学诚的“史德”说,是中国古代史家品德认识的
越来越趋向于史学主体自觉意识的觉醒。当然,这种自
觉带有比较明显的道德论色彩。章学诚的“史德”说将
古代史家关于“良史”的思考推进到了认识论层面,使
“书法不隐”传统达到了一个新高度。
[41]
升华 。
胡应麟的“公心”说是对“心术”论的进一步丰富和
发展。他说:“才、学、识三长,足尽史乎? 未也。有公心
三
“书法不隐”的矛盾与协调
“书法不隐”包含着一个内在矛盾,“书法”要求的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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