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许友走向散文性修辞:一种早期修辞传统转捩的中西比较
注释:
①
这里所指的散文不是近代以来作为一种狭义文学体裁的散文,而是泛指无格律的散体文本,类似于中国六朝时所谓“无韵
者为笔”的“笔”。高尔吉亚说,诗歌和散文的唯一区别就在于诗歌是用韵律的言辞。当然,从修辞的角度看,诗性修辞与散
文性修辞的区别并不仅仅在于是否用韵。就功能导向而言,先秦和古希腊的诗歌性修辞与散文性修辞大体上分别对应于
教化与说服。尽管从本质上讲,教化也是一种说服,但教化意义上的说服有明显的伦理意识形态指向,其内涵通常较为简
单,而散文性修辞的说服可基于更多样更复杂的作者个人的思想观念以及实际事务方面的意图。诗歌性修辞不适合一般
意义上的说服,所以亚里士多德说:“辞章或散文的用语形式不应当有格律,但也不应没有节奏。因为有了格律就会造成没
有说服力(因为那会被认为是做作的结果),同时它还分散了听众的注意。”(《修辞术》,见苗力田主编《亚里士多德全集(第九
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510页)此外,还需要说明两点,一是诗歌性修辞与散文性修辞这两个概念是对基
于古典文本的两类泛修辞特征的概括,两者存在总体上的差异,但并不意味着可以在所有具体文本中进行明确区分。二是
本文所说的从诗歌性修辞为主导走向以散文性修辞为主导,并没有暗示作为文体的诗歌先于散体文而产生。早期的散体
文,无论在希腊古风时期,还是在中国的前战国时期(尤其是殷商和西周时期),除了常常融入诗歌性修辞之外,当然也带有
本文所说的散体文修辞的一些特征,但总体上说并不显著,也就是说,使用散体形式并不意味着就有明确的散体文修辞意
识。
②
这只是一个粗略的分类。希腊古风诗歌的分类可以有多种标准,包括格律节奏、语言风格、主题内容、伴奏形式、表现方式、
功能用途等,由于诗体形式处于不断演化之中,如果只使用一种标准,容易忽略一些重要的差异,所以在实际划分时,常常
是将多种标准混而用之。举例来说,赫西俄德的《劳作与时日》从格律、风格及表现方式上说与史诗相同,故属于“史诗体叙
事诗”,但其主题内容有别于大多数史诗,故一般又被视为古风教谕诗的代表作。又如诉歌、讽喻诗、颂赞诗等,皆可归入大
的抒情诗范畴之中,但它们在语言、格律、主题等方面又相对独特。
③
④
古典学界一般认为,古典时期的前后标志性事件分别是前480年希腊联军在萨拉米海战中战胜波斯和前323年亚历山大大
帝去世。
需要指出,诗性修辞本身并非一成不变,如春秋时期进入诗文本的诗(主要是《国风》及《小雅》的篇章)在修辞上就与西周时
期进入诗文本的诗有明显差异。前者往往引口语入诗,多用语助词,“或用叠字状物,或以象声词拟音”,三言、四言、五言等
句式相互配合,因而相对自由一些,“带有新体文言的灵动清新的艺术风格”。参:傅道彬《春秋时代的“文言”变革与文学繁
荣》,《中国社会科学》2007年第6期。
⑤
⑥
⑦
这里对演说辞的分类对应于亚里士多德《修辞术》中对三种修辞术的区分。
颂赞和贬斥是希腊古风诗的两种基本社会功能,类似中国先秦“诗”的美刺。
《说文解字注笺·辛部》谓:“凡有说以告于人者谓之辞,而辞令之义生焉。以谢于人亦谓之辞,而辞受之义生焉。”(见:段玉
裁注、徐灏笺《说文解字注笺29》,上海辞书出版社1914年影印本,第74-75页)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颐部》谓:“分争辩讼
谓之辞。”(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7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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