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铁华民国时期乡村教育的基本特征论析
乡村教育运动初期,夸大教育的功能、反感政府之腐败,相当数量的学术及教育团体不屑与政府合作,设计实
施的乡村教育实验都有意规避政府的辖制,企图自行发展进步。
但事实证明,没有政府的合作,仅凭教育和学术团体的力量推动乡村教育的发展,近于徒劳。知识精英
往往必须依托政治力量开展教育实验,晏阳初发起平民教育运动最初系与北洋政府总理熊希龄的夫人朱其
慧联手;梁漱溟有时任省政府主席韩复渠的支持才得在山东、河南从事乡村建设运动;王拱璧在西华创办“新
村教育”、陶行知在南京创办晓庄师范学校,均有冯玉祥做后盾;雷沛鸿在广西进行的国民基础教育运动,也
得到了桂系李宗仁、白崇禧等的长期支持等等。
显然,以学术眼光去思考建设乡村的问题,设计发展乡村的方案,可以由下而上;但藉由政治眼光去建设
乡村,设计方案,却少不了由上而下的力量。因此,两者必须整合起来才能取得成效。即便如定县那般经费
来源比较充足独立的乡教实验区,晏阳初在总结经验时也要强调“亦非利用政府机构不可” 梁漱溟所主持
的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所设立的邹平实验区经费,更是主要来自于山东省政府。傅葆琛曾满怀理想地总结
乡村建设的合作经验,甚至将知识精英的影响力放在首位:“有成绩的几处乡建事业,都是人民与专家携手,
从最下层做起,再借重一点政治力量。在这三位一体的形态下,如一个三足之鼎,互相依赖着,共同撑持着,
然后乡建事业才有成功的希望。”②“我觉得乡建的成功必须具有三种力量:学术力量、政治力量、社会力量。
没有学术力量,乡建不能发动,不能进行;没有政治力量,乡建不能普遍,不能彻底;没有社会力量,乡建不能
巩固,不能持久。学术力量由专家负责,政治力量由政府负责,社会力量由人民负责”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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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精英在特定政治条件下,借政府层面和其他社会力量的助推,促成乡村教育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
的繁荣,直至抗战爆发之前,达至民国时期的顶峰,也是民国乡村教育的又一特征。
三
目的特征———着眼社会
教育的基本问题不外乎两端,一是教育与个人身心发展,一是教育与社会的发展。清末以至民国,个人
的身心发展让位于社会发展,“救亡图存”曾是推进教育发展的基本主题,换言之,各级各类教育对于受教育
者个人素质的重视,是为“强大国家”、“改造社会”等终极目标服务的。余家菊在《乡村教育的实际问题》一文
中论证乡村教育的重要性,就体现了这样的逻辑:“共和国主权在全体人民,所以全体人民都当受教育,国势
才可以蒸蒸日上。都市教育固然要紧,然而中国大多数的人民都在乡村,如果不注重乡村教育,大多数的人
民就没有受教育的机会。主权既在全体人民,教育又是立国根本,大多数的人民怎么可以不受教育呢?所以
乡村教育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并且较城市教育尤为重要。”④
同时,社会是个整体,教育与其他社会条件之间,教育体制内各个部分之间,互相联络、互相影响,都存在
协调统筹发展的问题。舒新城1930年12月5日在中央大学教育院的演讲,突出表现了这种教育哲学观念:
教育乃是一种应用科学,而非纯粹科学,他虽也能改造社会,但最大的功能,却在适应社会。说明白
些,就是他虽有些力量,但不是无限的,所以他主要的功能,是在于适应社会之中改造社会。……社会进
步有两个方法:一个是演化(Evolution),一个是革命(Revolution),其实教育则仅有演化的力量,而无所
谓革命;教育可以改造社会,但要跟着政治经济走,不能把社会整个推翻。一方面对于旧社会要继续着
去适应,一方面跟着政治经济建立新社会的理想。……所以社会理想的造成,不是只赖教育的,主要的
还是政治,经济,社会各方面来决定,所以教育的理想,教育的方法,须与社会相呼应,然后才能适应社会
改造社会,而无各不相谋之弊。⑤
这种教育哲学理念在民国时期从事乡村教育人士当中认同度很高,基本形成了共识。如黄炎培所说:
“国家政治清明,社会组织完备,经济制度稳固,犹之人身元气浑然,脉络贯通,百体从令,什么事业会好,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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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恩荣主编:《晏阳初全集》第一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9年,第391页。
傅保琛:《乡建运动总检讨(续完)》,《华西乡建》1947年第4ꢀ5期。
陈侠、傅启群编:《傅葆琛教育论著选》,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4年,第406页。
余家菊:《乡村教育的实际问题》,《少年中国》1922年第6期。
舒新城:《我与教育》,《中华教育界》1931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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