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小鸥高千珊如何说“国语”?———基于1933年中国第一套说话教科书的分析
立设科。
说话”一词,本来是俗语,常用于白话小说,表示说书艺术或者进行说书的意思①。在现代汉语中,“说
“
话”指“用语言表达意思”②。叶圣陶指出:“说话教学的目标,在使学生有明确的思想,能够说完美的话。这
一种功夫做得好,给学生讲思想方法跟作文技术简直是多余的事了。”③1929年8月,教育部首次在小学国语
课程目标中提出用“标准语”进行“说话”之要求,口语教学正式成为国语教学的一个重要部分。伴随着1932
年10月教育部颁行《(幼稚园小学)课程标准》,1933年5月商务印书馆推出由齐铁恨编著、何炳松校订的
《(新课程标准适用)复兴说话教科书》4册,成为中国第一套以“说话”命名的教科书,并以其“主要侧重语言
的训练”④而深受欢迎,影响很大。虽然以往相关研究中对此略有提及⑤,但至今没有专题深入研究,也使得
这套教科书在口语交际训练方面的重要价值没有被挖掘出来。本文试初步探寻之,以求教于方家。
一
说话教科书的历史背景
伴随着晚清国语运动持续开展,开始出现拼音方案以推行国语,并持续至民国初年,不断修订,以期统一
读音。
1
.从
“拼音”创制到“国音”议定
汉语方言的分歧,严重地表现在语音上。1892年,卢戆章编写厦门腔读本《一目了然初阶》 为中国第
一部有关汉语拼音方案著作⑦。1900年,王照以字母体裁“仿日本假名”⑧编写《官话合声字母》。1902年,京
师大学堂总教习吴汝纶考察日本学政时,关注到语言统一之重要性,在写给张百熙的信中指出:“今教育名
家,率谓一国之民,不可使语言参差不通,此为国民团体最要之义。日本学校必有国语读本,吾若效之,则省
笔字不可不仿办矣。”⑨1904年,清政府颁行的《学务纲要》明确规定:“兹拟以官音统一天下之语言,故自师范
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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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高等小学堂,均于中国文一科内附入官话一门。”但因官话合声字母是“京音”,推行至各地时出现有
“宁音谱”“吴音谱”“闽广音谱”等。1909年,江谦指出:“中国官话既有南派北派之分,而南北之中,又相差
异,学部既谋国语之统一,编订此项课本时,是否标准京音?”1911年,学部通过《统一国语办法案》,但未实
施。1912年,教育部通过《采用注音字母案》,筹备“读音统一会”。1913年,读音统一会召开,最后通过了38
个由汉字古文字和偏旁组成的拼音方案,即“注音字母”,并以每省一个表决权的方式通过6500个汉字的国
定读音,称“国音”,于1918年11月公布。1919年4月,教育部成立国语统一筹备会,完善了国音字母的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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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数量、声调的标法等,推出《国音字典》。1920年,出现专门以“国音”命名的教学用书ꢁꢀꢄ。 《
由于国音字典》
语音标准与北京语音标准产生的矛盾,爆发了“京、国之争”(京音和国音)的大辩论。1920年,张士一发表
《国语统一问题》,主张以北京音为“国音”标准,响应者众。1923年,国语统一筹备会第五次大会决定兼采二
者,使用标准国音中的京音声系,是为“国音京调”。1923年,国语统一筹备会成立“国音字典增修委员会”,
①
②
③
④
⑤
(日)高桥稔著,申荷丽译:《中国说话文学之诞生》,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年,第40页。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编:《现代汉语词典(第6版)》,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年,第1225ꢅ1226页。
叶绍钧:《叶跋》,王国元编著:《小学说话教学法》,南京:正中书局,1937年第3版。
闫苹、张雯主编:《民国时期小学语文教科书评介》,北京:语文出版社,2009年,第291页。
闫苹、张雯主编的《民国时期小学语文教科书评介》一书中对这套教科书的编辑特点、选材特点等方面做了初步分析;关惠文在《20世纪30
年代语文教科书的启示》(《青年文学家》2014年第9期)一文中指出这套教科书是我国最早的说话分编型教科书,是专门的口语教科书,教
科书注重听说读写全面发展的理念,为我们当今的口语交际教科书编写提供了参考。
⑥
这套方案以拉丁字母及其变体为汉语拼音字母,以福建厦门等地的方言为拼音标准,并继承传统音韵之反切法,采用双拼制。参见:卢戆章
编:《一目了解初阶》,北京:文字改革出版社,1956年。
⑦
⑧
⑨
郑天挺、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大辞典》第1卷,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0年,第4页。
罗常培:《国音字母演进史》(第5版),上海:商务印书馆,1948年,第41页。
吴汝纶:《与张尚书》,徐寿凯、施培毅校点:《吴汝纶尺牍》,合肥:黄山书社,1990年,第29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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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ꢂ《光绪二十九年十一月二十六日(1904.1.13)张百熙、荣庆、张之洞<学务纲要>》//朱有瓛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2辑(上册),上海:华东
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9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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