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长海朱熹“异端”观探微
朱熹论述“异端”过程中强调阐明儒学正道,而沦于“异端”主要在于非儒学正道的诱导。朱熹专门编纂
杂学,将非儒学正道的学者列入其中,认为这些学说一定程度上诱导学者沦于“异端”邪说。这里主要有两个
方面,第一是以倡导佛老之学的儒家学者扩大了佛老学说的影响;其次,是近似于儒学而实为佛老张目的儒
者诱导世人走向歧途。朱熹认为儒学衰落根本在于不能正确倡导儒学,较为典型的则是二苏、张、吕。他说:
“晋宋而下,士大夫好奇嗜怪,取其侏离之言,而文饰之,而人始大惑矣。非浮屠之能惑人也,导之者之罪也。
今有人于此诡衣冠而谈空无,众必止而诟之,一旦有贵显名誉之,士亦从而效尤,则人皆眙愕改观,未论其事
之是非,且以其人而信之矣,几何其不胥而为夷狄哉。此有识之所甚忧而永叹也。二苏、张、吕,岂非近世所
谓贵显名誉之士乎,而其学乃不知道德性命之根原,反引老庄浮屠不经之说,而紊乱先王之典,著为成书,以
行于世后。生既未有所闻,必以其人而尊信之,渐染既深,将如锢疾,可不哀乎?”①朱熹认为佛教等异端并非
能够迷惑众人,而是因为部分有身份地位的儒者的倡导,推动了佛教等“异端”的传播。诸如二苏、张、吕作为
当时显贵名士而倡导佛老,并且著述成书,引用佛老经典,对于大众沦于“异端”邪说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所
以,他强调:“非浮屠之能惑人也,导之者之罪也。”
苏轼的学说重视佛老,诚如熊赐履评说:“聪明才智之士,学焉而不得其正,未有不杂于纵横而流于释老
者。”②朱熹斥责苏轼崇尚佛老:“至于王氏、苏氏则皆以佛老为圣人,既不纯乎儒者之学矣,非恶其如此,特于
此可验,其于吾儒之学无所得。”③他甚至将王安石的学说流弊归结为空谈,并认为苏轼的学说负面影响甚至
大于王安石,他指出:“盖王氏之学,虽谈空虚而无精彩,虽急功利而少机变,其极也陋如薛昻之徒而已。……
若苏氏则其律身已,不若荆公之严,其为术要未忘功利,而诡秘过之。其徒如秦观、李荐之流,皆浮诞佻轻,士
类不齿,相与扇纵横捭阖之辨,以持其说,而漠然不知礼义廉耻之为何物。虽其势利未能有以动人,而世之乐
放纵、拘检者,已纷然向之。使其得志,则凡蔡京之所为,未必不身为之也。世徒据其已然者论之,是以苏氏
犹得在近世名卿之列,而君子乐成人之美者,亦不欲逆探未形之祸,以加讥贬。至于论道学邪正之际,则其辨
有在毫厘之间者,虽欲假借而不能私也。今乃欲专贬王氏而曲贷二苏,道术所以不明,异端所以益炽,实由于
此。”④朱熹认为当时学术贬斥王安石而宽待二苏,实际上是不明二苏学说“未忘功利,而诡秘过之”的本质,
是异端流行的根本。所以,朱熹批判二苏,指出:“予之所病,病其学儒之失流于异端,不病其学佛未至而溺于
文义也。”⑤朱熹抓住了二苏融合三教,重视佛老的学术特征进行批判。
至于吕氏,据考证为吕本中⑥,朱熹指出其学说虽然辟“异端”,然而似是而非,终沦于莠乱苗、紫夺朱之
患。朱熹说:“吕氏终身学焉不知以谁为异端,而为是说以诋之耶。盖其心未必不以为有先后者,世间之粗学
而无先后者出世间之妙道,两者初不相为谋,虽并行而不相悖也。方其言此,故不得不是此而非彼,及其为彼
则又安知其不是彼而非此哉?彼其阳离阴合,自以为左右采获,而集儒佛之大成矣。曾不悟夫言行不类,出
入支离之为心害,而莠乱苗、紫夺朱之患,又将无所不至也。”⑦朱熹认为吕氏学说看似融合儒佛,其理论似是
而非以乱真,其危害则有夺朱之患。至于张氏,即张九成,朱熹认为张氏有上学而无下达,二者不能合一,批
判其受佛教影响沦为空寂的学术观点:“愚谓张氏于诚明之说,盖未尝深考而为此说,以合其素论。观其自
处,傲然已在诚明之域矣。然谓上智自得而有不合于圣人之教者,则未知其所得果何事也。且所谓异端者,
复谁谓乎?夫岂不自知其已失身于此?而故为是言者,是乃所谓改头换面,阴予而阳挤之,将以自盖其迹,而
幸人之不疑已。”⑧朱熹指出:“愚谓如张氏之云,则九经皆剩语矣。圣人之道,所以异于异端者,以其本末内
外一以贯之,而无精粗之辨也。故子思于九经反复,三致意焉。而张氏忽之如此,盖每事欲高于圣贤一等,而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朱熹《朱子全书》24册,第3496页。
熊赐履《学统》,杭州:凤凰出版社,2011年,第480页。
朱熹《朱子全书》24册,第3496页。
朱熹《朱子全书》21册,第1301页。
朱熹《朱子全书》24册,第3469页。
曹树明《<吕氏大学解>作者考辨》,《宝鸡文理学院学报》2015年第3期,第5页。
朱熹《朱子全书》24册,第3492页。
朱熹《朱子全书》24册,第3487页。
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