邢敏慧
张
航
家庭资本、政治信任与教育扶贫政策满意度———基于全国31个省240个村庄的实证分析
预测作用,所占比例为77.3%;其次是家庭资本变量,其对教育扶贫政策满意度的预测作用占比为14.4%;重
要性最低的是人口特征变量,其对教育扶贫政策满意度的预测作用十分有限,仅为8.3%。
首先,家庭资本对教育扶贫政策满意度具有一定程度影响。第一,家庭年收入和家庭教育支出的sig.值
大于0.1,表明家庭经济资本对贫困人口教育扶贫政策满意度不具有显著影响。假设H1.1未得到验证。第
二,社会交往对象对教育扶贫政策满意度的影响在1%的水平上显著,且回归系数为正,说明家庭社会资本
对贫困人口教育扶贫政策满意度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即随着社会交往对象由近及远,教育扶贫政策满意度相
应表现为由低及高。一般来说,拥有社会关系网络越大的家庭往往能够获得更多的政策认知途径,越有可能
采取主动参与行为并获得更多的教育扶贫资源和补贴,进而影响其对教育扶贫政策做出较高评价。假设
H1.2得到验证。第三,人力资本变量中的教育水平与家庭规模分别在5%和1%
水平上显著影响教育扶贫
政策满意度,且回归系数均为正,说明教育水平越高、家庭人口数越多的贫困人口对教育扶贫政策的满意度
越高。不难理解,较高教育水平的家庭,其对政策认知和接受能力也更高,从而促使其对教育扶贫政策作出
较高评价的可能性相应提升。家庭规模越大的贫困人口对包含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和技能培训在
内的资源需求也随之增强,因而倾向于对教育扶贫政策作出肯定评价。而健康变量的sig.值大于0.1,表明
健康对教育扶贫政策满意度不具有显著性影响。假设H1.3得到部分验证。
其次,政策信任因素对教育扶贫政策满意度的影响。在政策信任变量中,主体信任、机制信任、成效信任
及预期信任均在1%水平上,对教育扶贫政策满意度显著,且回归系数均为正,说明贫困人口对政策执行主
体越信任、对执行公平越认同、对执行成效越满意、对未来预期越积极,越可能促使其对教育扶贫政策做出肯
定评价。也就是说,政治信任越高,贫困人口教育扶贫政策满意度也越高。由此,假设H2得到验证。
最后,在控制变量中,民族和年龄变量对教育扶贫政策满意度具有显著影响,而性别变量均对教育扶贫
满意度不具有显著影响。具体来看,民族对教育扶贫政策满意度显著,回归系数为正,说明相对汉族而言,少
数民族贫困人口对教育扶贫政策满意度更高。可能原因是,少数民族地区因地处偏远、自然环境恶劣、经济
发展滞后,成为我国实施教育扶贫政策的重点关注对象,大量教育扶贫资金、项目、举措向该地区贫困人口倾
斜投入。年龄对教育扶贫政策显著,但回归系数为负,表明年龄与教育扶贫政策满意度成反比,即教育扶贫
政策满意度不会随年龄增大而上升。此结论与以往研究结果有所出入,普遍观点认为,年龄越大越容易满
足,对公共政策更倾向做出积极评价。该结果的可能原因是,教育扶贫的直接受众主要是中年群体和青少年
群体,老年群体并非是该政策的直接受益群体。此外,性别变量对教育扶贫政策不具有统计学显著意义。
五
研究结论与启示
本文利用2018年“百村观察”教育扶贫数据,运用最优尺度回归分析对贫困人口教育扶贫政策满意度评
价及其主要影响因素进行了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第一,贫困人口对教育扶贫政策的满意度评价处于中
等水平,教育扶贫政策效果还有待进一步提升;第二,家庭经济资本对教育政策满意度不具有显著影响,贫困
人口对教育扶贫政策满意度评价并非主要源于经济因素,而是他们对政策的认知、认同以及参与过程中获得
教育资源的能力;第三,社会资本对教育扶贫政策满意度具有显著提升作用,贫困人口社会交往网络越大,其
获取政策信息和政策资源的可能性越大,对教育扶贫政策的评价越高;第四,人力资本中教育水平与家庭规
模对教育扶贫政策满意度具有促进作用,教育水平越高、人口数量越多对教育扶贫政策的满意度越高;第五,
政治信任对教育扶贫政策满意度具有尤为显著的积极作用,主体信任、机制信任、绩效信任和预期信任越高,
贫困人口越倾向于对教育扶贫政策做出满意度评价;第六,人口特征对教育扶贫政策满意度的预测作用十分
有限,教育扶贫政策满意度主要受家庭资本和政治信任的影响。综上所述,贫困人口“知不知道教育扶贫政
策”、“会不会用教育扶贫政策”和“想不想用教育扶贫政策”,直接影响到其对教育扶贫政策的满意评价及实
际参与,进而关系到教育扶贫政策在农村社会的有效落实。
上述研究发现,具有重要的政策意义。
第一,创新教育扶贫政策宣传形式,提高贫困人口教育扶贫政策知晓程度。贫困人口对教育扶贫政策的
认知度,是其主动寻求政策帮助并作出较高评价的前提,这就启发我们通过加大教育扶贫政策宣讲和解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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