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①
直接关系到我们对于庆元党禁严厉性的判断。 为弄清真相,有必要对这份名单的产生过程进行重新审视。
一
学界关于党籍问题的讨论
这份“伪学逆党籍”自出现以来,基本没有见到有人就党籍的产生问题进行讨论,直至清朝四库馆臣就此
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在为《庆元党禁》一书所撰写之提要中,他们称:
书中所录伪党共五十九人,如杨万里尝以党禁罢官,而顾未入籍,其去取之故亦颇难解。盖万里之
荐朱子,实出至公,与依草附木攀援门户者迥异,故讲学之家,终不引之为气类。观所作《诚斋易传》,陈
栎、胡一桂皆曲相排抑,不使入道学之派,知此书之削除万里,意亦如斯,未可遽执为定论也。至如薛叔
似晚岁改节,依附权奸;皇甫斌猥琐梯荣,偾军辱国,侂胄既败之后,又复列名韩党,与张岩、许及之诸人
并遭贬谪,阴阳反覆,不可端倪,而其姓名亦并见此书中,岂非趋附者繁,枭鸾并集之一证哉?②
《
庆元党禁》是一本专门记述党禁始末的著作,成书于宋理宗淳祐五年( ),撰者具体姓名不详,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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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作樵川樵叟。在四库馆臣看来,南宋朝廷确实曾颁行过党籍,但现存的这份五十九人名单已非党籍原貌,
而是经过了南宋“讲学之人”私自删定,由于受道学偏见影响,他们将与道学气类不合的杨万里排斥在外,而
将晚节有亏的薛叔似等人录入其中。
四库馆臣的这一论断,遭到了余嘉锡的严厉批评。在征引了南宋时期各种有关党籍的史料后,余嘉锡指
出:
综此诸书观之,请置党籍之人,或云王沇,或云刘珏,虽未知孰是,党人之姓名官职亦时有小异,然其
为五十九人……盖当时尝置党籍,据以贬黜禁锢,其姓名书于日历,著于实录,诸人采以著书,万里本不
在党籍之中,自不得而录入之也。而《提要》乃谓讲学家不欲引之为气类,作此书者遂削除其姓名。夫以
朝廷所定之党籍,而一二人乃恣其胸臆,奋笔删除,此情理之所必无,亦事实之所不容有。撰《提要》者乃
凭空臆决,言之凿凿,真无稽之谈矣。③
余先生认为,杨万里虽然曾经得罪过韩侂胄,却并未因此而遭罢官,更没有进入党籍,四库馆臣认为“讲
学之人”而私自删除了杨万里的姓名,是没有根据的。在他看来,这份名单乃是朝廷正式公布之党籍,“书于
日历,著于实录”,没有经过后世的删改,现存的各种宋代史籍关于此事的记载若合符契,足以表明此点。
余先生的这一观点得到了学术界几乎一致的接受。如《中国历史大辞典·宋史》“庆元党禁”条称:
庆元元年,侂胄使谏官奏(赵)汝愚以宗室居相位,不利于社稷。汝愚去位……以朱熹为代表之理学
家被称为“伪学”、“逆党”,颁“伪学逆党”党籍,列名者五十九人。史称庆元党禁。④
束景南在《朱子大传》中亦云:
(庆元三年)十二月二十九日,知绵州王沇上书奏请设立伪学之籍……于是反道学新贵们效法元祐
党籍的故伎,开列了一份五十九人的伪逆党籍。⑤
其他如郦家驹、刘子健、范立舟、关长龙、沈松勤等学者皆持相同看法⑥,都认为这一党籍名单是朝廷所
颁布,其时间就在庆元三年(1197)十二月,是因知绵州王沇的建议而施行。
①
在有关庆元党禁的严厉性问题上,后世论者相互间的看法差别很大。有的学者将之视作这是宋代自崇宁党禁之后的第二次“道难”,而且惨
烈程度较之第一次更为严重;有的学者则认为党禁的执行并不严苛,只是因为道学获得独尊地位之后,那些受道学影响的史书有意夸大了道
学中人在党禁中的受难程度。前者参见关长龙《两宋道学命运的历史考察》,第413页;后者参见刘子健《宋末所谓道统的成立》,《两宋史研
究汇编》,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7年,第277页。
②
③
④
⑤
⑥
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521页。
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北京:中华书局,2007年,第343-344页。
《中国历史大辞典·宋史卷》,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4年,第137页。
束景南《朱子大传》,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1028页。
刘子健《宋末所谓道统的成立》,原载《文史》第六辑,1979年,此据氏著《两宋史研究汇编》,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7年,第276-277页;
郦家驹《试论关于韩侂胄评价的若干问题》,《中国史研究》1981年第2期;范立舟《理学在南宋宁宗朝的境遇》,《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
版)》2002年第3期;关长龙《两宋道学命运的历史考察》第四章《庆元政争后的理学主潮化》,第412-413页;沈松勤《南宋文人与党争》第三章
《从“隆兴和议”到“庆元党禁”》,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119-1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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