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学各学院或独立学院各科得分若干学系。”①1929年8月,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又颁行了《大学规程》,对大学
的学科编制、主辅系制度、校—院—系组织以及课程结构进行了详尽的规定②,校—院—系三级管理体制的
建立,较大地调动了基层院系办学积极性,强化了基层机构的学术权力。《大学组织法》和《大学规程》的出
台,一定程度上规范了大学学科的设置,抑制了原有学科滥设的现象,纠正了“教授治校”制度的偏失和局限,
使国立大学的学科政策走上行政化、世俗化的道路。以清华大学为例,按照院系建制政策调整,1929年,国
立清华大学拥有文、法、理、工4个学院16个系,形成了系统完善的学科专业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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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重文轻实”转为“抑文重实”
南京国民政府建立后,国家需要通过教育培养人才来推动农工商医等实业发展,巩固国防建设。因此,
南京国民政府教育行政主管部门不再过分注重国立大学科系数量的增加,对大学区进行了改革和调整,避免
同一区内国立大学重复学科的设置,并注重自然学科的拓展和建设。南京国民政府希望通过裁撤重复、冗余
文科科系的办法来均衡学科内部布局,提高高等教育质量,改变当时国立大学学科建制重文轻实的畸形状
态。1929年4月,南京国民政府颁布《中华民国教育宗旨及其实施方针》,其中对于大学及专门教育的方针
是:“必须注重实用科学,充实学科内容,养成专门知识技能,并切实陶融为国家社会服务之健全品格。”③这
对于引领大学学科教育向偏重实用技术学科发展、扭转民初以来实科教育不足的局面,具有重要作用。
932年5月30日,陈果夫在《改革教育初步方案》中指出:“一、中央应即依照十年内之建设计划,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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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就农、工、医各项专门人材之数目,分别指定各专门以上学校,切实训练;二、全国各大学及专门学院,自本
年度起,一律停止招收文、法、艺术等科学生,暂以十年为限;三、在各大学中,如有农、工、医等科,即将其文、
法等科之经费挪用,其无农、工等科者,则斟酌地方需要,分別改办农、工、医等科。”④虽然这项议案没有得到
实施,但是却反映了政府高层欲大力抑制文科、扩张发展实用学科的用意。南京国民政府的学科政策取向之
所以从“重文轻实”转为“抑文重实”,目的就是改变此前远超出社会实际需要的文科学校和法政科毕业生大
量堆积的现象。国家政策的调整使大学提倡实科教育的发展,注重学科的实用性和社会推广效应,部分国立
大学逐步摆脱单纯性研究高深学问倾向的学术,逐渐与国家和社会化需要相适应。
(三)学科政策的跋涉期(1937ꢀ1949)
.从“三民主义教育”转为“战时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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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国民政府推行三民主义教育政策,国立大学的学科内容和课程科目具有一定政治性要求。全面抗
战爆发后,1938年2月,教育部部长陈立夫发表了《告全国学生书》,指出:“教育为建国根本大业,各级及各
种学校之设立,实各有其对国家应负之使命……于国防教育各级之课程,不为必须培养之基本智识,即为所
由造就之专门技术人才” ,要求各级学校增设军事有关学科,加强军事训练与管理。同年4月,国民党临时
全国代表大会颁布《抗战建国纲领》,改订教育制度及教材,推行战时教程,以适应抗战需要。 鉴于战争形
势,迁都重庆的国民政府,重新谋划了国立大学学科建制格局,以满足战时国家需要。中央建教合作委员会
更提出了“配合政治进程,适应国防与生产建设等需要之教育,此种教育之过程与事业发展和人才培养密切
配合,并头迈进,其鹄的则在完成抗战建国大业之使命”⑦的教育建议。这种融合政治因素和国家战略的大
范围“建教合作”,使得国立大学的学科建设在艰难的战时环境中获得了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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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增加抗战实效,1939年6月23日,教育部决议《全国专科以上学校增设战时教程》,要求各院系删
除不必要科目,依科目性质酌量增设特种教学内容,合计28项:文科包括孙吴兵法、历史战争史料、随营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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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组织法》,《立法院公报》1929年第8期,第123页。
《大学规程》,《教育部公报》1929年第9期,第84-86页。
《中华民国教育宗旨及其实施方针》,《教育部公报》1929年第5期,第3页。
《改革教育初步方案》,《大公报》1932年5月31日,第3版。
陈立夫《告全国学生书》,《战时青年》1938年第7期,第2页。
顾毓琇《抗战建国纲领下的教育》,《时事类编》1938年第18-19期,第11页。
中央建教合作委员会编纂《三年来之建教合作》,中央建教合作委员会1941年版,第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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