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7卷第2期

020年3月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JournalofSichuanNormalUniversity(SocialSciencesEdition)

Vol.47,No.2

March,2020

论海派教育家的创新务实与人本追求

黄书光

(华东师范大学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研究所,上海200062)

摘要:围绕不同时期的学校现代化变革,海派教育家顺应世界潮流而开启学校现代化变革的时代风气,扎根本

土国情而致力于学校现代化变革的务实求索,热衷在多维实践中创生教育智慧,善于回归育人来源,凸显与时俱进

的教育文化使命与担当。海派教育家这些递相传承的精神文脉,与新时代“扎根中国大地办教育”的理念是一致

的,其相融共通之处值得肯定与传扬。

关键词:海派教育家;学校现代化;创新;务实;人本

中图分类号:G40-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315(2020)02-0083-07

收稿日期:2019-09-16

基金项目: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2016年度重大项目“中国基础教育学校现代化发展道路的本

土探索”(16JJD880019)的研究成果之一。

作者简介:黄书光(1962—),男,福建福清人,教育学博士,华东师范大学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教育

学部教授、博士生导师,上海终身教育研究院特聘研究员,研究方向为中国教育史研究。

教育家是教育改革的先驱者和社会发展的引领者。依陶行知之见,只有在教育实践上具有“开辟精神”

的探险者、在教育理论上具有“创造精神”的引路人,方可称得上是“一流教育家”。上海自1843年开埠以来,

很快成为东西方文化、经贸的汇聚中心,吸引着世界八方来客,养成海纳百川、开放包容的文化气场,一批又

一批的杰出教育家便伴随着特定时代社会的变革转型应运而生。马相伯、黄炎培、舒新城、陈鹤琴、陶行知、

段力佩、吕型伟、顾泠沅、刘京海、于漪等,即是其中的佼佼者。诚然,每一个教育家都具有自己独特的教育实

践和理论创获;但合而论之,则又体现出海派教育家的某些相近的学术共性,折射出其所蕴藏的崇高理想追

求。本文拟选择上海教育家的若干办学个案,力求深入阐述其如何顺应世界潮流而开启学校现代化变革的

风气之先,如何扎根本土国情而致力于学校现代化变革的务实求索,如何回归育人本源而履行中国学校现代

化变革的使命担当。

一

顺应世界潮流与开启学校现代化变革的时代风气

上海开埠以来始终是“西学东渐”的前沿阵地,东西方文化的长期交汇和融通滋养着上海教育家博采众

长的文化胸襟。顺应世界教育发展的最新潮流,得时代风气之先,进行大胆的教育变革和办学创新,往往成

为不同时期上海教育家的主动选择。

早在清朝末期,学贯中西的马相伯曾一度环游美国、英国、法国等国家,特别是在参访西欧若干著名大学

之后,深切体会到西方国家强大背后的教育现代化基础。回国之后,他常常陷入沉思,积极谋划救国强国之

策,做出了“毁家兴学”的人生壮举———于1900年8月25日立下字据,将自己在松江、青浦的3000亩田产无

偿捐献给天主教江南司教收管,用于日后创办其理想大学———中西大学堂的办学基金。需要指出的是,马相

伯在正式创办震旦学院之前,已先期招收蔡元培、胡敦复、贝季同等24位学生,在自家寓所教授他们拉丁文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课程,其中“有八个少壮的翰林,二十几个孝廉公” ^,一时传为学界佳话^。因深感教育责任重大^,马相伯决定

扩大组织,遂借天主教耶稣会在徐家汇老天文台的余屋,自任院长,并邀请耶稣会数名教士为师资,组织若干

名精干管理人员,于1902年底正式创办震旦学院,这就是中国第一所国人自办的具有现代意义的私立大学。

①

该校以“崇尚科学,注重文艺,不谈教理”为办学宗旨^②^,

创造性地提出了以^“文学^”与^“质学^”为核心的基本课

程架构,采取民主自治制的办学方式,很快引起社会轰动,四方有志之士纷至沓来。三年后相衍而生的复旦

公学,马相伯更以“不懈益励之精神”,对学校办学章程、课程设计、教学方略、师资聘任、经费筹措等方面进行

全方位的设计与实践,从而为复旦公学乃至后来的复旦大学奠定了极其深厚的发展根基。

与马相伯在中国高等教育史上的先驱者地位不同,黄炎培的主要贡献是中国近代职业教育的首倡者与

推进者,被誉为中国近代职业教育之父。他先后创办过川沙县小学堂、上海县广明小学、浦东中学等新式学

校,他在悉心考察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后,越来越感受到职业教育对社会发展和国家兴旺的巨大作用。

915年

,黄炎培在考察美国之后写道:“此次游美凡经二十六省,又在旧金山居住一月,他人调查工厂,鄙人

则独在教育馆调查教育。据鄙人意见,美国教育之发达,较之中国实不可以道里计,而其尤注重者为职业教

育,此盖美国办教育者研究之结果也。”^③1917年^,黄炎培再次谈及欧美国家职业教育之繁盛^,他说^:^“今欧美

之于职业教育,可谓盛矣。德国一职业学校,分科至三百多种。”^④在他看来^,教育不与职业沟通^,是百业不

兴、社会落后的重要原由。职是之故,黄炎培于1917年5月6日,毅然在上海发起成立中华职业教育社,对

如何开展实施职业教育活动进行全面部署。特别值得肯定的是,黄炎培所倡导的职业教育不是狭隘的职业

教育,而是大职业教育主义,强调只从职业学校做工夫,只从教育界做工夫,只从农、工、商职教界做工夫,均

不能发达职业教育。与之相应,受职业教育者也不能仅局限于个人所获的一技之长,应该有更远大的社会理

想和目标定位。他说:“吾人更愿郑重声明职业教育之宗旨曰:职业教育,将使受教育者各得一技之长,以从

事于社会生产事业,藉获适当之生活;同时更注意于共同之大目标,即养成青年自求知识之能力、巩固之意

志、优美之感情,不惟以之应用于职业,且能进而协助社会、国家,为其健全优良之分子也。”^⑤

在基础教育领域,敢于及时吸纳世界先进理念、开风气之先的海派教育家则更多,20世纪20年代的舒

新城和改革开放后的吕型伟即是其中的重要代表。

₁₉₂₁_年₇_月_,应张东荪的邀请,舒新城离开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来到上海就任中国公学中学部主任。年

轻气盛的舒新城来沪工作的前提,就是要求中国公学校长同意其对中学部实施系统改革,他写道:本人“入校

的条件即以该学年制为分科选科的学科制,改四年修学年限为五年为前提。这学校的主办人很相信我的主

^张^,^条^件^都^承^认^了^,^入^校^而^后^也^实^行^改^革^了^”^⑥^。但分科选科的学科制在推进过程同样遇到了困境^,学生因某

科不及格而留级,同样不利于其个性发展。“从根本上讲起来,学科制之不适宜于个性发展,留级的时候虚耗

光阴,与年级制比较,还是五十步与百步的问题。”^⑦正当舒新城对学校改革实施一筹莫展的时候^,^“适逢^‘道

尔顿制’创造试验的结果,还从欧美传到中国,被我们知道,觉得这种办法在事实上可以解决我们困难的大部

分,在理论上也可以答复我们疑问的一大部分,于是我们很高兴地研究,并敢大胆地试验” ^。1922年10月

初的一天,经舒新城的精心策划,最先在中国公学中学部的国文科中进行实验,不再用旧日的班级制和钟点

制,而代之以学生按自己的能力与同学在“作业室”共同学习,教师重在个别指导和因材施教。这一在中国学

校最早进行的道尔顿制实验,打破了班级授课制的机械教学,凸显了学生自由学习活动的教学变革,经时刊

⑧

《教育杂志》“道尔顿制专号”的系统介绍,很快引起全国性的轰动效应。舒新城称:当时,“各省教育界之来吴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马相伯《一日一谈》,朱维铮主编《马相伯集》,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106页。

马相伯《一日一谈》,朱维铮主编《马相伯集》,第1107页。

黄炎培《黄炎培调查美国教育报告》,田正平、李笑贤编《黄炎培教育论著选》,人民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30页。

黄炎培《中华职业教育社宣言书》,田正平、李笑贤编《黄炎培教育论著选》,第83页。

黄炎培《中华职业教育社成立五年间之感想》,田正平、李笑贤编《黄炎培教育论著选》,第166页。

舒新城《什么是道尔顿制》,吕达、刘立德主编《舒新城教育论著选(上)》,人民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90页。

舒新城《什么是道尔顿制》,吕达、刘立德主编《舒新城教育论著选(上)》,第93页。

舒新城《什么是道尔顿制》,吕达、刘立德主编《舒新城教育论著选(上)》,第95页。

黄书光论海派教育家的创新务实与人本追求

淞参观者络绎于途,每致我们应接不暇。……道尔顿制在十二年以后之数年间却风靡一时。试行此制之学

校几遍全国———尤以奉天为盛”^①^。诚然^,道尔顿制风靡数年后即归于沉寂^,其背后固然潜藏着十分复杂的

主客观因素,对学校图书、师资水平和改革者的主观努力都提出很高要求;但其对中国基础教育学校课堂教

学的深度变革确实起到了十分重要的启迪和推进作用。

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之后,海派教育家以极大的热情重新融入世界,善于吸收世界先进教

育理念,借以对本土学校教育改革进行全面梳理、反省与重构。以上海基础教育领域“活化石”———吕型伟为

例,他学养深厚,视野开阔,早年做过多年校长,后又长期担任上海市教育局领导,十分注重教育改革发展的

国际学术前沿,热衷于中外教育比较会通,提出许多切实可行的基础教育改革方略。如:改革开放初期,中国

中等教育结构严重单一化,普通高中比例过大,而技术学校和职业学校比例过小,“从上海看,在高中阶段,普

^通^高^中^学^生^约^占⁹⁵^%^,^中^专^技^校^学^生^只^占⁵^%^”^②^。吕型伟参访法国^、罗马尼亚后^,获悉其中等教育结构都已

随着社会经济发展需要,做了较为合理的改革探索。其中,当时法国只有30%初中生进入三年制的普通高

中,进职业学校和技术学校所占比例更大,与中国情况形成鲜明对比。有鉴于此,吕型伟深感中国教育现状

与国际教育主流的脱节,他郑重写道:“看看人家的做法,对照国内中等教育结构如此单一的情况,深深感到

我国中等教育的结构现状,再也不应该继续下去了,非改不行,非立即着手研究不行,晚了就会耽误四个现代

化。”^③在他看来^,未来世界各国的教育竞争实际上就是教育改革的竞争^,国外的先进改革经验同样需要理性

吸取和借鉴。他说:“未来的竞争是科技的竞争,科技的竞争就是人才的竞争,人才的竞争就是教育的竞争。

应当补充一句,教育的竞争应该是教育改革的竞争,这就是现今世界上许多国家尤其是美、日等发达国家纷

纷出台教育改革方案的时代背景。我们必须看到这种逼人的形势,要上下齐心,以‘三个面向’为指导,从教

育观念、培养目标、教育内容、管理策略、教学方法、教学技术、评估制度等方面进行全面的改革。”^④但需要指

出的是,吕型伟认为,照搬外国成法同样不可行,且有过深刻的历史教训。他说:“固守陈规或照搬外国都是

不行的。这方面我们的教训很多,尤其是建国以后全盘照搬苏联教育模式,采用了全国高度集中、高度划一、

忽视个性的教育制度,弊多利少,教训深刻。”^⑤

改革开放后,上海基础教育领域的改革先锋于漪,她不只是语文教育专业的资深专家,更热衷对基础教

育改革的深层问题进行理论思考。她明确指出:“当今时代办教育,必须放在国际大背景中思考,必须有开放

的心态。……欧美等西方国家有些教育思想确实比较先进,有些做法与经验也值得学习借鉴。”^⑥在她看来^,

学习外国经验是十分自然的,“学习外国,以他山之石攻我教育之玉,绝对没错,而且应该拓宽视野,认认真真

虚心地做。”^⑦但是^,她强调学什么和如何学的问题上^,应该树立文化自信^,突出中国国情需要的立场^。她说^:

“树立自信,不是故步自封、拒绝学习外国,而是要深入、全面地研究学什么、怎么学,要根据我们的国情决定

取舍、改造、创新,要以我为主。”^⑧不难看出^,这一开放包容和改造创新的理性办学态度反映了海派教育家的

共同心声,是值得肯定的远见卓识。

二

扎根本土实践与致力学校现代化变革的务实求索

海派教育家不只是视域开阔,善于博取世界先进教育经验;更注重扎根本土国情,讲究实效,致力于不同

时期学校现代化变革的务实求索,为教育现代化探索的后继者留下了十分宝贵的精神财富。

以陈鹤琴办学为例,他于1923年创办的中国第一所现代幼稚园———南京鼓楼幼稚园,即是完全摒弃当

时幼稚园办学的日本化、宗教化和小学化弊端,通过鼓楼幼稚园的三期课程实验,走出一条符合国情的中国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舒新城《我和教育———三十五年教育生活史(1893ꢀ1928)》,广东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161-162页。

吕型伟《中等教育结构非改不行———赴法、罗考察普通教育随笔之一》,《上海教育》1979年第4期,第16页。

吕型伟《中等教育结构非改不行———赴法、罗考察普通教育随笔之一》,第36页。

吕型伟《什么样的教育才能兴国》,《课程·教材·教法》1998年第11期,第2页。

吕型伟《世纪末的反思》,吕型伟《吕型伟教育文集———为了未来》第一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249页。

于漪《于漪全集(2)》,上海教育出版社2018年版,第167-168页。

于漪《于漪全集(1)》,上海教育出版社2018年版,第104页。

于漪《于漪全集(2)》,第168页。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化现代幼稚园教育办学之路。1928年至1939年,陈鹤琴担任上海工部局华人教育处处长期间,他先后创办

了7所小学和1所女子中学。与一般行政官员不同,陈鹤琴是典型的教育家型行政领导,他极力反对租界教

育的殖民主义倾向,坚决主张租界区华人学校朝会时亦当升起中国国旗,强调通过吟诵《工部局小学校歌》、

开展晨会升旗仪式活动、编写《中国历史故事》和《儿童国语读本》等儿童参考读物,凸显办学育人宗旨和民族

文化传承。他赞赏杜威的教育实验精神和生活教育理论,但主张要结合中国国情实际进行必要的理论改进,

逐渐提出了具有本土实践特征的“活教育”理论。强调不仅要“做中学”,更要“做中教,做中求进步”;彰显“做

人,做中国人和现代中国人”的育人目标,突出“大自然大社会都是活教材”,提出自成体系的“五指活动”课程

体系,主张“用整个的教学法去进行教学,力谋各科间的联络,举行大单元中心设计”^①^。

与陈鹤琴同道,陶行知于1927年3月在南京创办晓庄师范实验学校时,即开始系统地展开其乡村教育

改革的本土化实践探索,围绕20世纪20年代中国乡村的生活实际和农民需要,对杜威的“生活教育”理论进

行根本改造,提出了全新的生活教育构想———“社会即学校”“生活即教育”“教学做合一”。1930年4月晓庄

学校被强行封闭后,陶行知一度流亡日本,并很快回到上海,开展极具本土时代特色的山海工学团办学活动。

在陶行知看来,生活教育探索当然要植根于时代社会之剧变,不断予以完善。针对日本侵略者的步步紧逼,

他将工学团总部设立于宝山与上海之间———简称“山海工学团”,暗指天下第一关的“山海关”已危在旦夕;明

喻国人要通过新型的“工学团”办学形式,打破学校与社会的隔阂,激发国人的爱国热忱,共同抗击日本帝国

主义的野蛮侵略。正是通过“工以养生,学以明生,团以保生”的工学团办学,才能有效地“将工场、学校、社会

打成一片,产生一个富有生活力的新细胞”。^②由此^,孟家木桥工学团^、萧场工学团^、沈家楼工学团^、夏家宅工

学团等相继成立,也有以所学内容命名工学团,如:棉花工学团、纺织工学团、养鱼工学团、养鸡工学团、报童

工学团等。在工学团活动过程中,陶行知又创造性地提出了“即知即传人”的“小先生制”,从而极大地推动了

普及教育和大众教育的历史进程。毫无疑问,陶行知提出的“生活教育”理论得到了进一步的验证,并与时代

急需的“国难教育”“抗战教育”精神相互呼应,共同推动特定时期中国教育现代化的变革走向。

斗转星移,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教育现代化探索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教育界开始以苏

联老大哥为榜样,全面学习凯洛夫《教育学》和苏联社会主义的先进教育经验。在长期学习过程中,海派教育

家较早进行理性反思,段力佩校长便是其中一位重要代表。1961年,段力佩应邀参加时任教育部长杨秀峰

在上海主持的老校长座谈会,他说:“自我到育才之后,我的指导思想是把育才办成社会主义的学校,一开始

学凯洛夫教育学,但实践下来觉得对育人来讲显得太机械化了。”^③要改变凯洛夫教育学的机械教学定势^,只

能从实际的课堂教学改革实践做起。1963年,段校长亲自上教改课,他说:“我先用10分钟言简意赅、条理

分明地讲述新课内容,然后让学生自由讨论,对不理解的地方再启发引导,到了下课前20分钟,我拿出事先

拟好的10道题给学生做,下课时大多数都完成了。我提醒搞教改的教师,要注意在课上少讲一些,一定要促

使学生多读多练一些,做到读练结合,因材施教要注意以旧导新,以新带旧。教师虽然讲得少,但要明白通

达、通俗易懂。”^④在段校长的带领下^,育才学校的教改实践蔚然成风^,逐渐总结出^“十六字^”经验^—^—^—^“紧扣教

材,边讲边练,新旧联系,因材施教”。在段力佩看来,这十六字的四个方面是相互联系、不能割裂,最主要是:

^“要求教师在教学中,从学生的实际出发,发挥学生的学习主动性。”⑤₁964^年4^月2

日,《解放日报》《文汇报》

和《光明日报》均在第一版头条的位置整版报道《育才中学改进教学方法减轻学生负担》,在全国教育界产

生了广泛影响。“文革”期间,育才“十六字”经验被贴上“黑经验”遭到否定和批判。

978年

,段力佩以区政府顾问的身份兼任育才校长,他又一次开启了育才学校的教改探索。与上一次

着重“教”的变革不同,这次更关注学生“学”的立场。他在实践调研基础上,饶有兴趣地提出了《有领导的“茶

①

②

③

④

⑤

北京市教育科学研究所编《陈鹤琴全集》第四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49页。

陶行知《陶行知全集》第三卷,四川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127页。

段力佩《教海沉浮话甘苦》,瞿均主编《段力佩与育才教改》,百家出版社1996年版,第51页。

段力佩《教海沉浮话甘苦》,瞿均主编《段力佩与育才教改》,第52页。

段力佩《紧扣教材边讲边练新旧联系因材施教》,《小学教学参考》1983年第1期,第81页。

黄书光论海派教育家的创新务实与人本追求

馆”式的教学形式———读读、议议、练练、讲讲》。他说:“茶客们在茶馆里的思想是最活跃的,七嘴八舌。我们

的读读、议议、练练、讲讲的课堂教学的基本形式,是以教科书为依据,在教师的引导下,七嘴八舌,也很活跃。

所以我命之曰:有领导的‘茶馆’式的教学形式。……我们的教学基本形式,是以生动活泼的气氛来代替严肃

死板的气氛,从而充分利用课堂时间,活跃和发展学生的思维,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让学生在课余有更多的

时间自由支配,发展学生的爱好和特长,做到既减轻学生负担,又提高教学质量。”^①这一旨在培养学生创新

思维和自学能力、减轻学生负担和提高教学质量的八字经验,是在原有“十六字”经验的基础上,并结合改革

开放后时代社会变革需要而提出来的真知灼见,是段力佩立足本土校情、长期务实探索的理论结晶。它一经

提出,就广受称赞,“得到了社会各方面的肯定,被赞誉为‘教育改革的一面旗帜’”^②^。其后^,段力佩进一步把

育才教改的内涵,凝练成为“三自”教育目标———“自学自创、自治自理、自觉锻炼”,并“与上海市课程教材改

革整体试验融为一体,全面提高学生各方面素质,充分发展学生个性特长,从而出现了教改上的第三次飞

跃”^③^。

段力佩这一长期扎根本土进行务实改革的探索精神,赓续了海派教育家陈鹤琴、陶行知办学的优良传

统,也得到同时代海派学者的广泛认同与共鸣。于漪说:“教育民族化、本土化,就是教育及其改革最终要解

决本民族、本国家、本地区的实际问题。……20世纪50年代‘苏化’,至今让人记忆犹新、‘西化’‘欧化’不能

再发生。”^④在她看来^,学校现代化变革离不开对学校文化的传承^、扬弃与创新^,她说^:^“对学校的传统^,对学校

的本土文化,要以科学的态度进行梳理,有的要继承,有的要扬弃,根据时代发展的需要,取其中精要的丰富

内涵,加以发展,加以创新。”^⑤

三

回归育人本源与履行学校现代化变革的使命担当

海派教育家不仅务实精干,而且聪明灵活。他们善于回归育人本源,进行教育问题的原点思考,主动传

承和履行学校现代化变革的使命担当。

仍以陈鹤琴为例,他深知“做人”在中国教育现代化变革中的核心价值,而近代分科知识和应试教育的强

化,使人们越来越忘记原始儒家教育的价值本源。陈鹤琴说:“孔子所谓修身,治国的道理,都是着重于‘做

人’。可是到了近世,教育本身变了质,以为去读书就是‘受教育’。反而把做人忘记了,所以今天我特别提出

‘

做人’,以唤起人们的注意。”⑥他在上海工部局租界区创办华人学校时,就特别强调学校办学的“做人”目

标。他在《工部局小学校歌》中写道:“我的学校,教我们做人怎样做? 团结活泼,做事勇敢,清洁健康,生活快

乐,遵守纪律,和气且恭敬,爱国爱人,还要爱学问。”^⑦为了贯彻^“做人怎样做^”的育人目标^,陈鹤琴进行了大

量的学科教学改革、教材读物编写和学校管理探索,时刻维护华人子弟受教育权益。抗日战争爆发后,陈鹤

琴更投身于难民教育和平民教育事业,进而将“做人”教育与中华民族解放事业结合在一起。强调“做现代中

国人”,就是强调“活教育”要回归学校现代化变革的育人本源,要与全面抗日战争结合起来,共同反对帝国主

义和肃清封建残余,融入中华民族的伟大解放事业,进而实现“活教育”办学的崇高理想。

曾经于1946年从上海省吾中学校长陈鹤琴手上接过任教聘书的吕型伟,不仅是新中国基础教育变革的

亲历者,更是改革开放后上海基础教育领域的主要领导,其对于学校变革的育人问题有过很深的思考。他不

仅传承了陈鹤琴的儿童本位思想,更结合长时段历史变迁做了许多有益的探索。他说:“现在我们搞教育改

革,有个口号,叫做‘以学生为本’。其实这个口号一点也不新鲜,陈先生在几十年前就是这个思想,而且在实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段力佩《有领导的“茶馆”式的教学形式———读读、议议、练练、讲讲》,《小学教学参考》1983年第1期,第74-75页。

童永歙《序言》,瞿均主编《段力佩与育才教改》,“序言”第1页。

王世勋《育才中学卅年教改不改初衷老师教得生动学生学得主动》,瞿均主编《段力佩与育才教改》,第218页。

于漪《于漪全集(1)》,第104页。

于漪《于漪全集(1)》,第149页。

北京市教育科学研究所编《陈鹤琴全集》第五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62页。

北京市教育科学研究所编《陈鹤琴全集》第五卷,第556页。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践这个思想。”^①吕型伟指出^:^“建国以来^,我国教育事业确实有极大发展^,教育普及率大大提高^,文盲率大大

降低,培养了数以千万计的不同门类、不同层次的人才,成绩不容否定,但没有培养出特别出类拔萃、超过前

辈水平的优异人才(除体育人才之外)。”^②这其中的原因固然很复杂^,但工业化时代的标准化思维模式和全

盘照搬苏联教育经验确实难脱其咎。他说:“工业社会的特点是一切要标准化。……在这种教育模式下,不

知道有多少有个性有特长的人被扼杀在摇篮里。建国以后学苏联教育模式,这种扼杀个性的情况比建国前

还严重得多,难怪建国四十多年,各方面都没有培养出特别优异的人才来,成为一大遗憾。”^③有鉴于此^,吕型

伟特别强调“以学生发展为本”的人本教育,要求注重每一个学生的潜能开发和多元发展。他说:“现代化不

仅是一个物质上的要求,更主要的是人的现代化,观念的现代化,思想的现代化。……我们要按‘三个面向’

的要求对他们进行培养,使他们的潜能得到充分发展,当他们进入未来的社会时,能在全球舞台上大显身手,

而不至于惊慌失措。”^④在他看来^,学生潜能的充分开发与发展^,正是当代学校现代化变革的人本旨趣与价值

归宿。他说:“人的才能得到充分开发了,马克思的理想(即教育让每个人的个性得到充分自由的发展)实现

了,每个人的素质都提高了,其中一部分人脱颖而出,成为领先人物,既有大面积的提高,又有少数人的拔尖,

民族的整体素质就高了,科教兴国的目标也就能实现了。”^⑤

与吕型伟的理论思考相呼应,顾泠沅对“以学生发展为本”的认同是基于特定时期青浦教育质量严重落

后的历史背景———“1977年一次全县中学毕业生最低水平的数学知识普查,4300余人的平均成绩仅11.1

分,及格率只有2.8%,零分人数占比高达23.5%,质量之低令人难以置信”^⑥^。面对严峻形势^,顾泠沅强调要

正确对待每一个学生,其主持的青浦实验就是“从确立‘让所有学生有效学习’这个指导思想开始,通过抓起

点、抓关键、抓基础的努力,初步实现了教学质量大面积提高,接着是面对全面提高学生素质的目标,从宏观、

微观两方面进一步探索,趋向‘以学生发展为本’的这个共识”^⑦^。在他看来^,^“以学生发展为本的基本涵义

是,教育要面向有个体差异的全体学生,学生的发展应该是以四有新人为目标的全面发展,是充分发掘潜能

的主动发展”^⑧^。后来^,由吕型伟为顾问^、顾泠沅和吕达主持的^“面向未来的基础学校研究^”科研项目^,也^“特

别强调‘学生发展为本’,并将其作为面向未来学校最核心的理念特征”^⑨^。

上海闸北八中校长刘京海提倡的“成功教育”之所以成功,同样是突出了学生的个性发展和潜能发现。

刘京海说:“‘成功教育’是立足于发展个性,追求提高素质的教育。个性发展是指学生自身基础上的最大发

展,是学生潜能的发现和发展。” 在他看来^,成功教育的关键贵在教师巧妙引导下的学生自我发现和自我激

励:“教师对学生有积极的期望和要求;教师多方面为学生创造成功的机会,诱导学生参与教育、教学活动;教

师对学生进行鼓励性评价,使学生得到成功的体验;教师有意识强化非智力因素培养,使学生的非智力心理

品质得到改善。这一过程的多次反复和深化,导致教师发现学生,学生发现自己并产生期望和要求,主动争

ꢃꢂꢁ

取成功,不断激励自己,逐步形成积极稳定的自我学习、自我教育的机制。” 作为一所薄弱初中^,闸北八中从

₁₉₈₇_年_开_始_实_施_“成功教育”实验,经过三年的艰辛探索,学校面貌发生了很大变化,学生获得了比较全面的

发展,引起社会各界的普遍关注。时任中国教育学会会长张承先在回忆录中写道:“上海市闸北区八中‘转化

ꢄꢂꢁ

①

吕型伟《学习民族教育家陈鹤琴先生引发的思考》,吕型伟《吕型伟教育文集———立足于孩子成“人”》第三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

69页。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吕型伟《世纪末的反思》,吕型伟《吕型伟教育文集———为了未来》第一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年版,第249页。

吕型伟《教育方针与教育改革》,吕型伟《吕型伟教育文集———为了未来》第一卷,第74页。

吕型伟《什么样的教育才能兴国》,第2页。

吕型伟《邓小平教育理论与教育改革》,吕型伟《吕型伟教育文集———为了未来》第一卷,第181页。

顾泠沅等编《青浦实验启示录》,上海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13页。

顾泠沅等编《青浦实验启示录》,第42页。

顾泠沅等编《青浦实验启示录》,第44页。

顾泠沅、吕达《面向未来的基础学校:研究与实验》,人民教育出版社2012年版,第6页。

ꢁ

ꢂꢃ刘京海《“成功教育”的含义及其提出》,郭天成主编《成功教育探索———上海市闸北区成功教育经验谈》,天津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第2页。

ꢁ

ꢂꢄ刘京海《“成功教育”的含义及其提出》,第3页。

黄书光论海派教育家的创新务实与人本追求

差生变先进’的经验就是一个突出的例子。……该校转化差生、变后进为先进的经验在全国产生了很大的影

响。”^①

同理,于漪也十分关注育人问题的求索,强调要从“三个面向”理论高度树立育人的大目标。她说:“要切

实树立育人大目标,须真正按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指导方针办事,在观念上进行革命。

…

…基础教育是人打基础的阶段,在德智体美等方面进行基本建设,基础打得正,打得牢固,打得厚实,对做

人对今后一辈子的发展都起作用。只看眼前的考试分数、竞赛率、升学率,就有意无意地偏离了育人的大目

标。”^②于漪赞同海派教育家共同倡导的^“学生发展为本^”的办学理念^,但是她特别要将这一理念落实到学校

现代化变革的种种务实举措上,她说:“以学生为本,以促进学生发展为本,不是空洞的概念,不是标语、口号,

而是要扎扎实实落实到课堂教学实践之中。要落实,就要靠三个维度的支撑。知识与能力、过程与方法、情

感与价值观,三者相互渗透、相互融合。”^③她甚至认为^,除了课程教学领域需要变化外^,人才观^、质量观^、学生

观、评价观也都必然发生相应的理论革新。她说:“确立了以促进学生发展为本的教育理念,人才观、质量观、

学生观、评价观等均会有新的认识、新的内容,培养目标、课程设置、教育评价、资源配置、现代教育技术应用

等也都会有新的内容。”^④

综上所述,围绕不同时期的学校现代化变革,海派教育家颇能海纳百川、开拓创新,得时代教育的风气之

先;扎根本土、务实求索,热衷在火热的实践中创生教育智慧;回归育人、正本清源,凸显与时俱进的教育文化

使命与担当。海派教育家这些递相传承的精神文脉,与新时代“扎根中国大地办教育”的理念是一致的,其相

融共通之处值得肯定与传扬。

Innovation^,PragmatismandHumanisticPursuit

ofShanghaiSchoolEducators

HUANGShu-guang

InstituteofBasicEducationReformandDevelo_pment,EastChinaNormalUniversit_y,Shan_ghai200062,China)

(

Abstract^:Focusedonthemodernizationofschoolsindifferentperiods^,Shanghaischooledu-

catorshavefollowedtheworldtrendandstartedtheeraofschoolsmodernization.Theywere

rootedintherealitiesofthecountryandcommittedtothepracticalpursuitofschoolsmoderniza-

tion.Theywerekeentocreateeducationwisdominmultidimensionalpracticeanddidwellinre-

turningtoeducatingpeople.Thesourcehighlightedtheeducationalandculturalmissionandre-

sponsibilityofadvancingwiththetimes.ThesespiritsofShanghaischooleducators^,inherited

fromtimetotime^,areconsistentwiththeconceptof^“runningeducationrootinginChina^”inthe

newera^,andtheirintegrationandcommonalityareworthyofrecognitionandspread.

Keywords^:Shanghaischooleducators^;schoolmodernization^;innovation^;pragmatic^;hu-

manism

[责任编辑:罗银科]

①

②

③

④

张承先《张承先回忆录:我亲历的党的宣传和教育工作》,人民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195页。

于漪《于漪全集(1)》,第83页。

于漪《于漪全集(1)》,第213页。

于漪《于漪全集(1)》,第10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