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露川ꢃ论中国古代史学话语体系中的“叙事”
幾、朱敬则等人不约而同地发出“史才之难,其难甚矣”“自古文士多而史才少”之原因所在。因此,对于史书叙
事的要求,绝不能仅停留于“话语”层面。
“事核”,是说史书所叙之“事”应做到事得其实。这是针对史书叙事内容,即西方叙事学所说的“故事”(素
材)的真实性提出的要求。刘知幾曾提出:“夫史之叙事也,当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若斯而已可
也。”①这里突出强调了“文直”“事核”。梁启超谓“有信史,然后有良史也”②,强调“信史”是“良史”的基础。可
见,史书叙事的基础在于以文质相称的话语对史事如实直书,使“事”能得其“实”。这与追求“微言大义”的经学
传统显示出鲜明区别,是史书叙事之“事”的品格所在③。
“不虚美,不隐恶”,是说史家叙述人物事迹不应因其“美”而虚饰,不应因其“恶”而隐讳。这是对史书叙事
在价值判断层面提出要求。如果不能做到“不虚美,不隐恶”,那么即便“叙事富赡,足成一家之言”,也会因“褒
述过美,有惭董、史之直”而受到诟病。④ 可见,史书叙事如果缺少了价值判断上的“不虚美,不隐恶”,就不能构
成“实录”,也就不能称为“良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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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直”“事核”“不虚美,不隐恶”可以看作是对《孟子》评价《春秋》时提出的“事”“文”“义”三个范畴的继承
和发展。有论者指出,先秦时期的历史记载在面对“事”和“义”的冲突时,《春秋》以“义”在“事”前,《左传》则以
事”在“义”前而同时说明“义”⑤。《史》《汉》继承了《左传》的做法,以事实陈述作为史书叙事的基础。在义理之
“
学大盛的时代,吴缜辨明“事实”是“褒贬”和“文采”的前提⑥,在继承《史》《汉》所创立的史书叙事原则的同时进
一步强调与事实的重构性。
前面讲到,《晋书·陈寿传》记载晋人对陈寿史才的高度评价,称其“善叙事,有良史之才”;同书《王沈传》又
以荀顗、阮籍、王沈所撰《魏书》与陈寿《三国志》相较,得出荀、阮、王三人所撰“多为时讳,未若陈寿之实录也”⑦
的结论。可见,晋人对于陈寿《三国志》“叙事”之“善”的考察,也立足于“文直”“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构成的
“实录”原则。《三国志》的叙事在行文和事实方面的确继承了《史记》遗风。注重修辞的文学评论家刘勰称:“陈
寿三志,文质辨洽,荀、张比之于迁、固,非妄誉也。”⑧长于训诂的历史考据家钱大昕亦称:“吾所以重承祚(陈寿
字)者,又在乎叙事之可信。”⑨刘、钱所论,分别可以上溯到人们评价《史记》叙事的“文质相称”和“事核”。在继
承太史公遗风的同时,陈寿有时因其自身所处环境而不得不采用“回护之笔”ꢅꢆꢇ。对此,白寿彝先生指出:“陈寿
叙事往往作到隐讳而不失实录,扬善而不隐蔽缺点。他在《魏书·武帝纪》于汉、魏关系上有所隐讳,但措词微
而不诬,并于别处透露出来一些真实情况。……陈寿对魏、晋之际的记述,因时代近,政治上的压力大,隐讳更
多,但在《三少帝纪》中,记魏、晋禅代事,说‘如汉魏故事’,这五个字的内容是包含了很多东西的……陈寿在当
时的困难条件下,总要把历史真相记载下来,这就是所谓‘良史之才’的作法。”ꢅꢆꢈ《三国志》虽未能处处“文直”,却
未因“回护”而失“实录”,这就是陈寿叙事的过人之处。
“
文直”“事核”“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精神,是中国古代史书叙事的主导原则,也是今人开展史学研究、进
行历史撰述所应继承的优良传统。其中,“文直”“事核”是基础也是前提。历史上,有的史家因时代刺激而以
褒善贬恶之旨”为先ꢆꢅꢉ,有的史家因个人兴致而强调“以意为主,则其旨必见”ꢅꢆꢊ。这些史家及其著述虽各成一
系,但他们的主张却不能成为史书叙事的一般准则。
“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⑦
⑧
⑨
刘知幾著、浦超龙通释《史通通释》卷7《鉴识》,第191页。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饮冰室合集》第10册《饮冰室专集之七十三》,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33页。
朱露川《史书叙事之“事”的品格》,《文史知识》2020年第5期,第114ꢄ119页。
此为《史通》评董统《后燕史》语,见刘知幾著、浦超龙通释《史通通释》卷12《古今正史》,第333页。
易宁《先秦史学的“实录”思想》,《史学史研究》2014年第1期,第2ꢄ5页。
吴缜纂《新唐书纠谬附钱校补遗附录修唐书史臣表》第1册《新唐书纠谬序》,丛书集成初编本,中华书局1985年新1版,第1页。
房玄龄等《晋书》卷39《王沈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143页。
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卷4《史传》,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285页。
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卷24《三国志辨疑序》,陈文和主编《嘉定钱大昕全集》第9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384页。
ꢅꢆꢇ清人赵翼称:“自陈寿作《魏本纪》,多所回护,凡两朝革易之际,进爵封国,赐剑履,加九锡,以及禅位,有诏有策,竟成一定书法。”参见:赵翼
《廿二史札记》卷6,王树民校证,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128页。
ꢅꢆꢈ《陈寿和袁宏》,白寿彝《中国史学史论集》,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159ꢄ160页。
ꢅꢆꢉ欧阳修《新五代史》卷2《梁太祖本纪下》后论,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2页。
ꢅꢆꢊ沈约《宋书》卷69《范晔传》,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8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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