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7卷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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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09月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JournalofSichuanNormalUniversityꢁSocialSciencesEditionꢂ  
Vol47ꢀNo5  
Septemberꢀ2020  
文选李善注扬雄赋作年再勘  
展  
重庆师范大学文学院,重庆401331)  
(
ꢃꢃ摘要:李善注文选七略记扬雄甘泉》《羽猎》《长杨三赋作年,然又以其与汉书·扬雄传成帝纪》  
等不合,故疑汉书七略皆误其后关于扬雄四赋作年之争一直众说纷纭,或认为作于永始三年或四年,或认  
为作于元延二三年间,甚或认为甘泉赋》《河东赋》《羽猎赋作于元延二年,长杨赋则作于绥和元年或二年。  
汉书扬雄本成帝纪等相关史籍,《校猎赋并非羽猎赋》,李善注或沿唐前旧钞旧注之误而致篇名误  
,因生疑窦。《汉书七略所载并无相悖,而实具互文之义,对李善注的发覆实于汉志义例之理解深有助  
,于汉代文学理论观亦颇可借以窥其端倪之一二。  
关键词:《文选》;李善注;扬雄赋;《汉志义例  
中图分类号:I206.2ꢃ文献标志码:Aꢃ文章编号:1000-5315(2020)05-0155-12  
收稿日期:2020-03-22  
基金项目: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清代汉赋选研究”(19FZWB012)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何易展(1974—),,四川平昌人,文学博士,重庆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与中国  
文化史研究。  
刘歆七略·诗赋略著录扬雄赋四篇,班固据七略而成的汉书·艺文志著录扬雄赋十二篇”,并在  
陆贾赋二十一家,二百七十四篇”、“凡诗赋百六家,千三百一十八篇后注云入扬雄八篇,此即是班固  
在刘歆七略著录扬雄四赋后增加了八篇,故共计十二篇。《汉书·艺文志中未列扬雄赋作具体篇名,但从  
汉书·扬雄传,刘氏著录扬雄四赋当为甘泉赋》《河东赋》《校猎赋》《长杨赋》,或至萧统编文选》,始题校  
猎赋羽猎赋》,其后人皆以为羽猎赋校猎赋》。羽猎赋校猎赋实非同篇,有学者已作辨论,  
惜未详悉今从李善注甘泉赋》《羽猎赋等篇具体作年再勘,既明班固载雄赋十二篇数与汉志义例关系,又  
为补证此说,以祈方家指正。  
扬雄四赋作年之争及其发端  
关于扬雄四赋作年之争实始于李善注,其后众说纷纭,未有定论或认为作于元延二三年间,或认为作于  
永始三四年间,或认为永始四年至绥和二年间等当然有持作于同年论者,也有人认为四赋作于不同年李  
善注甘泉赋:“《七略:‘《甘泉赋》,永始三年正月,待诏臣雄上。’《汉书三年无幸甘泉之文,七略误  
。”其后严可均全汉文据此注辑录刘歆七略佚文,亦未加辨正清姚振宗汉书艺文志拾补》《隋书经  
籍志考证皆据文选李善注引七略之语,甘泉赋》《河东赋》《羽猎赋归为永始三年上”,长杨赋为  
班固汉书》,中华书局1962年版,174917501755。  
参见:易小平《<校猎赋>就是<羽猎赋>? ———兼论扬雄初为郎的时间及年龄》,《广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1,118  
。  
萧统编李善注文选》,中华书局1977年影胡刻本,111。  
严可均全汉文41,严可均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中华书局1958年版,3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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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绥和元年上清佚名撰汉书疏证亦认为甘泉赋作于永始三年正月持此说者,今人尚有陶成涛,认  
甘泉赋》《河东赋》《羽猎赋作于永始三年(公元前14),长杨赋成于绥和元年(公元前8),与姚振  
宗说同。  
当然此说因与汉书·成帝纪所述不合,故李善辨正当作于永始四年,其后清人持此论者亦多,如洪颐煊  
筠轩文钞》、汪师韩文选理学权舆》、何焯义门读书记,今人则有熊良智易小平龙文玲等亦承永始四年  
然其说又未尽同,理各有差如熊良智先生认为甘泉赋》《河东赋》《羽猎赋作于成帝永始四年,《长杨  
作于元延元年易小平则认为甘泉赋》《河东赋作于永始四年,《校猎赋作于元延元年,长杨赋作于  
元延二年此外,以前三赋作于元延二年者最多,可谓主流,如清戴震方言疏证》、沈家本诸史琐言》、沈钦韩  
汉书疏证》、王益之西汉年纪》、徐天麟西汉会要,其后陆侃如刘跃进张震泽先生等皆承相近主张。  
综理上述诸论,其说大多囿于文选李善注所带来的前见性误会而对汉书文本存在误读其误会大  
致有三:其一是往往将赋作的奏献时间误为创作时间;其二是以为羽猎赋校猎赋》;其三是未发明汉书》  
义例如洪颐煊筠轩文钞卷七引李善注并辨正云:“《甘泉赋作于永始四年正月,其年十二月校猎,雄又作  
羽猎赋上之,《成纪不书者,略也。……班固作雄传据雄赋自序连缀成文,其云明年,非即作羽猎赋》  
之明年也七略证之,当在绥和元年秋。《七略作于刘歆,歆与雄同时,所书当不误。《成纪但书元延二  
年冬行幸长杨宫,从胡客大校猎,绥和元年秋不书者,以非常大猎,但书其最初一次,余从省也。”其说与钱大昕  
三史拾遗推理逻辑颇为相近,如钱云:“(元延)二年校猎无从胡客事,至次年乃有之,并两事为一,失之  
。”但显然两说皆非其所称既不符汉书义例,又云永始四年绥和元年皆无大校猎事,且依其说则元延二  
年亦非最初行幸校猎者,故其说颇违汉书所载史实周寿昌汉书注校补即云:“若谓下年事并书于上年作  
一事,断无此体例试覆班书全卷,曾有此一失否?”⑨  
又如,姚振宗汉书艺文志拾补文选李善注引七略之语将甘泉赋》《河东赋》《羽猎赋三篇皆归为  
永始三年上,长杨赋为绥和元年上其据文选李善注引七略的记载,完全忽视》《所述,而且未  
与作年的差别,故云:“河东赋永始三年三月上者,《七略佚其文,故今不具也。”ꢅꢄꢆ李善注所引七略》  
并未明言河东赋作年及献奏时间,此实乃随意揣度显然文选注引七略残文,仅记作年,又无相关史事  
可证,汉书互文互证相校,其校勘价值实又等而下之此亦是互文性文本阅读对汉书理解的意义,也正  
是基于这种互文性阅读,故笔者认为汉书所载羽猎赋实非校猎赋》,此详后论。  
当然,基于》《等所述,清代学者基本上是认为扬雄四赋作于元延二三年间,此种观点在当代学者也  
多承其说,如张震泽扬雄集校注》、刘跃进秦汉文学史编年ꢄꢅꢇ然历来秉此观点者,却皆未能释解李善注之  
质疑,亦未对校猎赋羽猎赋之异同及其在质疑释解中的逻辑基础与作用得以充分发覆。  
参见:姚振宗汉书艺文志拾补3,《续修四库全书914,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165;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39,《续  
修四库全书915,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640ꢈ641。  
佚名汉书疏证23,《续修四库全书265,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681。  
陶成涛扬雄四赋作年新论》,《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6,120。  
参见:熊良智扬雄四赋时年考》,《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3,72;易小平关于扬雄四赋作年的两个问题》,  
古籍整理研究学刊2010年第6,95;龙文玲扬雄<甘泉赋>作年考辨》,《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5,106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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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8。  
参见:王益之西汉年纪》,《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329,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365;徐天麟西汉会要》,《景印文渊阁四库全  
609,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52ꢈ55;戴震戴震全集》,清华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2492;沈钦韩汉书疏证》,《续修  
四库全书267,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132;沈家本诸史琐言8,《续修四库全书451,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  
700ꢈ701。  
参见:陆侃如中古文学系年》,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11ꢈ15;张震泽扬雄集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4;郑文扬  
雄文集笺注》,巴蜀书社2000年版,22ꢈ23;刘跃进秦汉文学编年史》,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282ꢈ285。  
洪颐煊筠轩文钞7,《续修四库全书1489,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620。  
钱大昕三史拾遗》,《续修四库全书454,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925。  
周寿昌汉书注校补》,《续修四库全书267,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780。  
ꢄꢅꢆ姚振宗汉书艺文志拾补》,165。  
ꢄꢅꢇ参见:张震泽扬雄集校注·前言》,4;刘跃进秦汉文学编年史》,282ꢈ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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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易展文选李善注扬雄赋作年再勘  
校猎赋羽猎赋异同  
考订扬雄四赋的作年,首先必须要明确校猎赋羽猎赋的关系问题,这是厘清四赋作年的基础关于  
校猎赋羽猎赋是否为同一篇,汉书中实际有所隐示汉书·扬雄传》,《羽猎赋当作于扬雄为郎  
之前,而四赋当作于其为黄门郎期间而且二赋的异同在汉以后至唐李善之前似皆未有争议和发覆,因此若不  
考虑文选版钞问题,此题名之改变似可归为文选编者当然,从现存文献及其版本依据来看,我们依然只  
能回溯到唐李善的时代或推至萧统文选收录校猎赋而题作羽猎赋》,致后世学者皆认为羽猎赋汉  
所载校猎赋》。李善根据所见文选题名,检核刘歆七略羽猎赋作年的记载,因此怀疑班氏和刘氏  
有误然而考稽其案断逻辑,却似乎并不成立正是这种逻辑上的悖逆,既导致了后来的诸多争论,也隐然启  
示了对二赋异同的质疑。  
首先,若考文献来源,《校猎赋》《羽猎赋在此前诸文献中并未明确是同一篇作品汉书所称校猎赋》  
称作羽猎赋,今天恐怕最早只能推至萧统文选》,那么早在文选编撰之前的刘歆,其称羽猎赋自然不  
一定是文选所载羽猎赋》。汉书》《七略来看,也能证明二者本非同一篇作品要弄清这一问题,回应历  
代相关质疑,就必须要明确羽猎赋的作年,并正确解析汉书·扬雄传的文本叙述及汉志义例。  
文选李善注两处提到羽猎赋的作年一是在文选卷八羽猎赋序》“聊因校猎,赋以风之后注:“《七  
:‘《羽猎》,永始三年十二月上。’”二是在卷九长杨赋序:“《七略:‘《羽猎赋》,永始三年十二月  
。’然永始三年去校猎之前,首尾四载,谓之明年,疑班固误也七略:‘《长杨赋》,绥和元年上。’绥和在  
校猎后四岁,无容元延二年校猎,绥和二年赋,又疑七略。”其后吕向等五臣集注文选时并没有异说或辨  
,羽猎赋作年的确定对扬雄四赋作年确定和汉志所指十二篇具体篇目确定都至关重要。  
汉书·扬雄传》,《校猎赋长杨赋为紧邻的先后之作,极可能作于同一年羽猎赋应作于扬雄  
待诏之时,扬雄因献其赋而除为郎兹分别引语如下:  
,客有荐雄文似相如者,上方郊祀甘泉泰畤汾阴后土,以求继嗣,召雄待诏承明之庭正月,  
从上甘泉,还奏甘泉赋以讽……  
其三月,将祭后土……,河东赋以劝……  
其十二月羽猎,雄从……故聊因校猎赋以风……  
明年,上将大夸胡人以多禽兽,,命右扶风发民入南山……雄从至射熊馆,,长杨赋》……  
,雄年四十余,自蜀来至游京师,大司马车骑将军王音奇其文雅,召以为门下史,荐雄待诏,岁余,奏  
羽猎赋》,除为郎,给事黄门,与王莽刘歆并哀帝之初,又与董贤同官当成平间,贤皆为三公,  
权倾人主,所荐莫不拔擢,而雄三世不徙官③  
上列五段文字,前四段采自扬雄自序,后一段则为班氏赞语汉书文本来看,其所载四赋题名都非常  
明确从其叙述逻辑和义例来看,长杨赋大致同时所作赋篇应题为校猎赋为是,而非羽猎赋》。然李善  
文选和旧钞七略认为所记的赋作时间与汉书等所载史实不甚相符,故生疑窦,但可惜未对文选旧钞  
的编次定目加以怀疑虽然其后文选收录校猎赋时改题为羽猎赋》,但这并不能说明文选所载羽猎  
扬雄传所载永始三年扬雄所上羽猎赋》。此外,文选诸版本来看,其题名的改作虽可能不免为萧  
统所为,但亦可能因后来好事者为之,如胡刻本文选》“故聊因校猎赋以风之,《六臣注文选校云五臣无  
”,故从意群和结构逻辑来看,五臣本校猎赋三字应是作为题名相联缀在一起的,况且此完全符合汉  
及雄自叙对其它三赋题名记叙的义例④  
萧统编李善注文选》,131。  
萧统编李善注文选》,135。  
以上所引分别见:班固汉书87,352235353540ꢈ354135573583。  
胡刻本文选故聊因校猎赋以风之”(萧统编李善注文选》,131),汉书故聊因校猎赋以风”(班固汉书》,3541),  
,《六臣注文选卷八校云:“五臣无之字。”(萧统编李善等注六臣注文选》,中华书局1987年版,167)历代赋评注文  
李善注本多,故标点作故聊因校猎,赋以风之。”(赵逵夫主编历代赋评注(汉代卷)》,巴蜀书社2010年版,265)若无”  
,则其标点显然义有未通,其义虽明,但标点将校猎赋联缀亦通,但若断为动词,明显却改变了其叙述义例,与其它三赋  
题名阐述的表述原则不同文选改题之非可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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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其次,《汉书两段对校猎赋羽猎赋奏献时间的记载显然不一致汉书·成帝纪所载,成帝在永  
始四年元延二年及元延四年皆有行幸甘泉和河东后土之事,然永始四年及元延四年却并未记载有校猎之事,  
而于元延二年却明确称:“二年春正月,行幸甘泉,郊泰畤三月,行幸河东,祠后土夏四月,立广陵孝王子守  
为王,行幸长杨宫,从胡客大校猎。”扬雄传对四赋的记载时序看,其事亦应在同年发生,故其校猎之  
事和雄从成帝游当在元延二年荐雄待诏,岁余,羽猎赋》”,若以刘歆七略所记“《羽猎赋永始  
三年十二月上”,李善认为永始三年去校猎之前,首尾四载”,说明羽猎赋校猎赋的创作时间本不一致,  
然李善误以二篇为一,故认为是班固或刘歆七略疏误如果细读汉书所载扬雄传成帝纪文本就会  
发现汉书所载实可与七略互文印证,在逻辑上亦是与刘歆七略所记保持一致的刘歆本与扬雄同时,且  
同与王莽为黄门侍郎,故对扬雄作赋误记的可能性不大七略所记,《羽猎赋只能是作于永始三年前,此  
时应是扬雄刚进京而待诏之时,若按王音荐雄待诏,王音卒于永始二年,故至迟雄献作此赋不应晚于永始三年,  
岁余,羽猎赋》”其时正合显然,李善对羽猎赋作年的质疑乃因于旧钞文选擅改赋题,但他又循于  
这种前见性误导而对汉书文本误解李善质疑的逻辑是建立在羽猎赋校猎赋的基础上,而且这一  
认知基础甚至到明清学人仍相沿袭。  
其中清代学者戴震方言疏证中的论说最具代表性,究其本,实亦承李善之说,不过张肆而力欲佐成其说。  
兹列其论如下:  
ꢃꢃ,,,待  
,岁余奏羽猎赋》”。今此书言杨庄而绝不及音,音荐雄殆出于传闻失实汉书已相  
矛盾,大抵据策书,年月日必详;所据不一,或作者追忆失之行幸长杨宫从胡客大校猎,《》  
为元延二年冬。《因雄有长杨》《羽猎二赋,遂以长杨大校猎系之羽猎,别云明年若以明年为元  
延三年,于三年无其事;若以明年为元延二年,于元年无行幸甘泉河东及羽猎事此亦》  
误也。《郊祀志平帝时王莽奏称永始元年三月,以未有皇孙,复甘泉河东祠”,之系于永始三年十  
月庚辰不合,此莽追忆,以故年月参差也李善注文选七略:“《甘泉赋》,永始三年正月,待诏臣雄  
。”“《羽猎赋》,永始三年十二月上。”“《长杨赋》,绥和元年上。”善辩之曰:“《汉书永始四年正月,行幸甘  
。”“三年无幸甘泉之文,七略误也。”“绥和在校猎后四岁,无容元延二年校猎,绥和元年赋又疑七  
误也。”《七略之误,盖如莽奏之一时追忆,致年月参差甘泉诸赋,则断宜作于元延二年,时雄年  
四十三,杨庄诵其文于成帝,即在此元年二年间。《所谓年四十余,自蜀来至游京师,语应有据依,  
非空撰出班固未见雄方言及歆》《答书》,故列雄论著绝不及此②  
概括其论,其要有三:一是认为羽猎赋》(本为校猎赋》)作于元延二年,称王音荐雄为误,与自序称  
杨庄荐不合,》《相矛盾之一;二是认为所记长杨赋序明年,不合,或失于作者追忆  
而致年月参差”;三是李善据七略甘泉赋的作年可疑,因疑七略然称所记之语非空撰出”,  
肯定四赋的作年当在元延二年但他把这些抵牾之处皆归致于追忆失实”,依旧没有从根本上消解李善对汉  
七略的质疑即便七略确有误书而致年月参差”,但不至于三赋的作年皆误若以其中一条接近真  
,则似亦可反证推衍,故在戴氏之说的基础上试略作进一步分析。  
其第一点质疑,已见上文辨证至于第二点,若以上述羽猎赋》《校猎赋非相同赋篇且作年不同,则似可  
以完全消解所谓》《自相矛盾之说,也有助于进一步解释长杨赋作年的问题汉书所载,《》  
皆未明确称羽猎赋校猎赋》,在今本汉书·扬雄传中其赋序题名仍然为校猎》,而非羽猎》。显  
,戴震的推理逻辑乃沿袭李善的误读”,如果不校正这一逻辑认知基础,就很难解释汉书七略中所谓  
自相矛盾的叙述。  
扬雄传的文本叙述逻辑来看,扬雄先后于元延二年正月作甘泉赋》,三月作河东赋》,而十二月则先  
班固汉书》,326ꢈ327赵逵夫主编历代赋评注:“成帝于永始四年正月往甘泉宫郊祭泰畤以求子待诏雄随往,返回长安后奏  
甘泉赋》。”而其于河东赋注却称河东赋作于甘泉赋同年之三月亦即成帝元延二年(11)之三月。”显然前后矛盾详参:赵  
逵夫历代赋评注(汉代卷)》,238254。  
戴震戴震全集》,24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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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易展文选李善注扬雄赋作年再勘  
后成其校猎赋长杨赋》。《长杨赋序明年,上将大夸胡人以多禽兽,,命右扶风发民入南山,有学  
者由此推定长杨赋的作年为元延三年,如赵逵夫主编历代赋评注:“则此赋之作,当在元延三年。”扬  
雄传的叙述来看,“明年确实应指元延三年,但此处明显是一种预想或追述,故文称上将大夸胡人”,所谓  
字既显示了事件的预期性进程,实际也暗示了写作此赋的时间,校猎赋应作于元延二年这与文本  
叙述是对应的,长杨赋:“今年猎长杨,先命右扶风。”虽然赋篇结构上是假人物为虚拟,但无疑说明校猎  
应是与秋命同年,赋亦当作于是年。  
这可以进一步从以下几个方面证明。  
其一,成帝校猎的目的既有大夸胡人之义,也有遵循周汉成礼之制正如扬雄长杨赋所谓复三王之  
”,即是对古代三驱之制的尊复。《礼记·王制:“天子诸侯无事,则岁三田,一为乾豆,二为宾客,三为充  
君之庖。”大夸胡人以多禽兽本来就与西汉政治密切相关,班固就称西汉帝王往往以校猎活动而威戎夸  
”,西都赋因兹以威戎夸狄,耀威灵而讲武事然如何以炫以耀,则显然不是靠预想而是靠实际的  
校猎活动,并以此展示结果和威仪盛容,唯狩毕所获之多,才可能真正在胡人面前夸耀以多禽兽”。《文选李  
善注引说文:“,诞也。”即以言语吹嘘故从赋序来看,所谓明年应只是对校猎结果的一种预想,而校  
猎的时间实际应发生在元延二年成帝纪》,行幸长杨宫和校猎之事皆发生在元延二年,在元延三年并未有  
相关记载,《史记》《汉书也未有记载相邻两年并举校猎的事例因此,此赋的写作时间只可能在元延二年末或  
元延三年初。  
其二,赋文本多叙元延二年之事,亦未有对跨年之事的描写。《长杨赋序,命右扶风发民入南山之  
事亦是对发生在元延二年为准备祭祀校猎之事的追叙。《文选李善注云:“冬将校猎,故秋先命之也。”汉书  
·
扬雄传校猎赋序亦称其十二月羽猎,雄从”,并于赋文中又称于是玄冬季月如何如何,其实就是铺叙  
秋命同年末的冬狩活动。《校猎赋长杨赋应是先后之作,如果校猎活动跨越元延二年,历至三年初,而  
长杨赋是扬雄从射熊馆还所上,那么长杨赋只能最早作于元延三年但从文本的虚拟安排来看,似不足以  
确定赋的作年,而且赋中又无任何去年的追述。  
其三,李善对校猎赋作年推测实际也前后矛盾,很难调和赋序内文和史实之间的矛盾。《长杨赋李善  
注曰:“明年,谓作羽猎赋之明年,即校猎之年也班欲叙作赋之明年,《汉书·成纪:‘元延二年冬,幸长杨  
,纵胡客大校猎。’是也。”细思李善注对作年的推测实有未允之处一是误将校猎赋羽猎赋》,此见前  
二是从逻辑上看,李善注因对明年这一时间概念既有前置定语,又有后置限定,故致两种歧解其一,以  
羽猎赋》”时间与明年同年,即认为班氏以羽猎赋作年与前二赋时间不同年,“明年则为元延三年,《羽  
猎赋亦作于此年,但这与后述即校猎之年显然与不合,元延三年并无校猎之事的记载其二,若以作  
羽猎赋》”时间与明年相悬隔,明年乃指作羽猎赋》(校猎赋》)的第二年,羽猎赋作于元延二年,  
但中心词明年与其后置的定语即校猎之年在时序上仍相矛盾。  
基于以上歧义和时序矛盾,故一些学者甚或认为元延三年成帝亦有校猎之事,不过史书不载而已资  
班固汉书》,3557。  
赵逵夫主编历代赋评注(汉代卷)》,200,杨福泉认为:“扬雄除郎应在永始四年末奏羽猎赋和元延二年上长杨赋之间的元延  
元年。”其称奏羽猎赋的时间与李善引刘歆七略之永始三年十二月说相去不远,然杨福泉之说显然承认羽猎赋应作于扬雄除郞之前,  
即因奏羽猎赋而除郎,长杨赋则应作于除郎之后,羽猎赋长杨赋不作于同一年其说与》《所叙皆不相合参见:杨福  
扬雄至京待诏奏赋除郎的年代问题》,《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1,21。  
按语文叙述逻辑来看,无论是其预想或追述,其所隐含的时序基点正是明年之前的一年,即应是其秋发民入南山并行校猎的时间,也即元  
延二年。  
萧统编李善注文选9,136。  
郑玄注孔颖达疏礼记正义12,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436ꢈ437。  
萧统编李善注文选1,28。  
萧统编李善注文选9,135。  
萧统编李善注文选9,135。  
萧统编李善注文选9,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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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治通鉴元延三年胡注引考异:“然则从胡客校猎当在今年;《因去年冬有羽猎事,致此误耳。”钱大昕解  
释为汉书乃将元延二年元延三年并两事为一”,并称“《失之也陆侃如中古文学系年甚至称:“至  
于纪传的互异,实在是两回的校猎,本纪仅载二年冬的,雄赋却为三年秋而作。”显然皆因对明年的理解致  
按周汉礼制,不可能在紧邻两年都举行大型的校猎活动汉赋写游猎祭祀两类较突出,虽从春秋以  
,悉如左传所谓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汉书·郊祀志明确载两年一郊祭(或说三年一郊),《史记》  
尚书称舜五载一巡狩郊祀与校猎有密切关系,校猎而讲武事”,“汉书用事甘泉,具有  
祭祀之要义而且校巡猎狩所获必献祭,礼记·王制》“乾豆之献正是三田所获据扬雄长杨赋序》,成  
帝校猎发民入南山,西自褒斜,东至弘农,南驱汉中,足见规模之大,显然更不可能在紧邻的两年接连举行此  
类大型的校猎活动这既有悖礼制,亦违汉德所彰之仁德”。司马相如天子游猎赋既有之义,亦有  
劝百讽一曲终奏雅之效,实对畋猎已蕴讽谏之义,其正尚书·无逸所谓无淫于观于逸于游于田,  
以万民惟正之供之义。《上林赋:“若夫终日驰骋,劳神苦形,()车马之用抏士卒之精,费府库之财,  
而无德厚之恩务在独乐,不顾众庶,忘国家之政,贪雉菟之获,则仁者不繇也。”ꢅꢄꢆ然扬雄对其讽谏之不力仍颇  
有微词,因称其犹骋郑卫之声,曲终而奏雅,不已戏乎!”ꢄꢅꢇ虽扬雄羽猎》《长杨》,皆以讽谏ꢄꢉꢅ,但却亦被认  
为其’”,描写成帝之纯仁”,“实取用无逸’”ꢄꢅꢊ故无论从礼制还是当时士人观念及帝王  
仁德观之,成帝都不可能于元延二年和三年分别举行两次大校猎。  
换言之,“明年与作羽猎赋时间校猎之事应在同一年,李善对班氏的补注才有逻辑上的意义此处作  
羽猎赋》”显然应为校猎赋》”,若按前述对上将大夸胡人的时序推测,那么四赋皆应作于元延二年其  
明年应只是文本叙述对预发事件的一种追述视野,但其中却隐含了语文逻辑叙述的时序基点那么校猎  
长杨赋创作时间也无甚悬隔,在奏献时间上并不如前两篇明确,“聊因校猎赋以风,长杨  
》”实际都没有具体指明奏献的时间,此与七略长杨赋绥和元年上()并不矛盾此详后论。  
李善注引七略著录甘泉赋作年的问题  
关于李善注引七略著录甘泉赋作年与汉书·郊祀志等记复甘泉河东祭的时间矛盾问题,戴震按  
郊祀志载汉平帝时王莽奏称在永始元年三月复甘泉河东祠,却记于永始三年十月,以为七略所记  
年月参差就如郊祀志所记此条的时间差异一样,乃出于追忆致误当然这是有可能的但是比照汉  
多处所记,此实戴氏理解之误其理由如下。  
其一,郊祀志记载:“(元鼎)五年十一月癸未,始立泰一祠于甘泉,二岁一郊,与雍更祠,亦以高祖配,不  
岁事天,皆未应古制建始元年,徙甘泉泰畤河东后土于长安南北郊永始元年三月,以未有皇孙,复甘泉河  
东祠绥和二年,以卒不获祐,复长安南北郊。”ꢄꢅꢋ显然建始元年,迁甘泉泰畤河东后土祠至长安南北郊,永始年  
司马光资治通鉴》,中华书局1956年版,1039。  
钱大昕三史拾遗》,925。  
陆侃如中古文学系年》,15。  
左丘明传杜预注孔颖达正义春秋左传正义27,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755。  
郊祀志下:“(元鼎)五年十一月癸未始立泰一祠于甘泉,二岁一郊,与雍更祠。”(班固汉书》,1265)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汉  
卷二十五下却作三岁一郊”(班固汉书》,《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249,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602)。《玉海92、《西汉  
会要10、《文献通考69、《西汉文纪23、《五礼通考6、《六典通考99、《汉书艺文志拾补1、《全汉文58皆引作三岁一  
”。历代名臣奏议14、《汉书辨疑13、《汉书补注皆作二岁一郊”。郊祀志上又载武帝始,“后常三岁一郊”(班固汉书》,第  
1
216)。《史记1228皆称后常三岁一郊”,“三岁天子一郊见”,“今天子所兴祠,泰一后土,三年亲郊祠”,“三年一郊”(司马迁史  
》,4524704851377)。  
司马迁史记28,1356。  
萧统编李善注文选9,135。  
班固汉书》,2609。  
孔安国传孔颖达疏尚书正义16,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435。  
ꢄꢅꢆ萧统编李善注文选8,129ꢈ130。  
ꢄꢅꢇ班固汉书》,2609。  
ꢄꢅꢉ朱鹤龄愚庵小集13,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624。  
ꢄꢅꢊ许结无逸图·:对一个文学传统的探寻》,《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1,98ꢈ99。  
ꢄꢅꢋ班固汉书》,1265。  
160  
何易展文选李善注扬雄赋作年再勘  
间的祠只是迁返旧祠址泰畤即祀泰一天神,而且应是日冬至祠泰一,夏至祠地祇,因此王莽所称永始  
元年三月复祠甘泉河东的只是迁祀的建议,而此时非有帝王亲祀之事因为此次复祀乃因前立许皇后一直未  
育且坐祝诅后宫怀任者废,至此年又欲立新后,有臣认为这些事件与变迁旧祠事体甚相关,故欲复祠甘泉、  
河东,但甘泉泰一祠按古制应在冬至,所以三月不可能有行祀之事,只可能为复祀的建议。  
其二,按旧制二岁一郊(或说三年一郊),永始元年确立复祀甘泉河东,汉初以十月为正,故如甘泉赋所  
述正月从上甘泉显然永始元年三月之议应已过祭祀良时,而且此年正月突发变故,《:“永始元年春正月  
癸丑,太宫凌室火戊午,戾后园阙火。”所以此年并未有甘泉泰祠之礼。  
其三,永始元年正月凌室火灾在当时亦被视为与继嗣不祥有关,因而出于此种情况而展开与继嗣有关的复  
甘泉祠之议礼是肯定的当时王莽已为黄门侍郎,为皇帝内卫,又为太皇太后所重之内戚子弟,其前已有王凤  
极力推荐,故其相关廷议或议礼活动则必知之而且此年发生了极为重要的大事,王莽不可能记忆不清永始  
元年五月王莽封新都侯,同年六月丙寅又封赵婕妤为皇后,又按汉书·五行志记载当年确实应发生因继嗣问  
题而复甘泉泰畤的建议事实上继嗣之议,在成帝建始元年正月即引起刘向谷永等奏议但此年(永始元  
)八月丁丑太皇太后王氏崩,或其论未得施行,因此本欲两年一郊的礼制在永始三年亦不得举行,故方有皇太  
后诏有司复甘泉等祠而因太皇太后崩丧,或因守制,成帝此年亦不可能亲祠行幸甘泉,故于永始四年满制而  
方亲幸祭祀沈家本诸史琐言即称“《七略甘泉为永始三年正月所上,则尔时甘泉汾阴未复,其误显  
。”这也反证李善引七略称扬雄甘泉赋作于永始三年之误。《汉书所记甘泉赋正月,从上甘  
,不论是时间还是所从游人物都说明扬雄此作是纪实,自不应是永始三年十月(正月)之事,李善注引七  
谓永始三年正月所上的甘泉赋疑为刘歆等参与朝议论复甘泉祀之议而作甘泉赋》(甘泉宫赋》)。此  
时刘歆已与王莽同值黄门侍郎,元帝就曾问过刘向有关设置甘泉泰畤之礼所以,刘歆因其议礼而作甘泉  
于此年或许是可能的,或因其后服虔等人注此赋,引刘歆同题之作而未标赋作者刘歆扬雄二人又都有同  
名赋作,而其后李善等则误引前人旧注中刘歆甘泉赋作年为扬雄甘泉赋作年当然这只是对其作年致误  
的猜测,这还有待对七略文本注录体例等的进一步考证。  
其四,《成帝纪载永始三年复祀甘泉条后亦明确记载语在郊祀志》”ꢆꢅꢄ,故作者在记此条时应是意在与郊  
祀志互文,故不可能与郊祀志相悖逆。《成帝纪所载永始三年冬十月庚辰亦或因临近冬至,皇太后乃诏有  
司复甘泉泰畤,成帝亦未亲幸且此年十月庚辰亦不应是郊祀之良时正月冬至,实际上永始四年春正月成帝才  
郊祀行幸甘泉但有一点需补充说明,有学者据扬雄赋序上方郊祀甘泉泰畤汾阴后土ꢅꢄꢇ,认为乃初次  
之意,故归其赋作于永始四年这其实是对义的误解。“在此处应为刚好之意,而并非首次初次  
之意汉书中论首次郊祀多记为始郊”,如汉文帝十五年春,黄龙见于成纪上乃下诏议郊祀。……夏  
四月,上幸雍,始郊见五帝,赦天下ꢉꢅꢄ,成帝则于建始二年辛巳始郊祀长安南郊ꢊꢅꢄ从扬雄赋自序来看,“上方  
班固汉书》,1264。  
班固汉书》,1517ꢈ1518。  
班固汉书》,319。  
汉书·五行志:“鸿嘉三年八月乙卯,孝景庙北阙灾十一月甲寅,许皇后废永始元年正月癸丑,大官凌室灾戊午,戾后园南阙灾。  
是时,赵飞燕大幸,许后既废,上将立之,故天见象于凌室,与惠帝四年同应戾后,卫太子妾,遭巫蛊之祸,宣帝既立,追加尊号,于礼不正。  
又戾后起于微贱,与赵氏同应天戒若曰,微贱亡德之人不可以奉宗庙,将绝祭祀,有凶恶之祸至其六月丙寅,赵皇后遂立,姊妹骄妒,贼害  
皇子,卒皆受诛永始四年四月癸未,长乐宫临华殿及未央宫东司马门灾。”(班固汉书》,1336ꢈ1337)  
汉书·五行志载永始元年有天戒之象,汉代实多以阴阳灾异论政,天象实为人臣谏喻借譬之助,此或可见确有议说。  
班固汉书》,1517ꢈ1518。  
沈家本诸史琐言》,700。  
班固汉书》,3522。  
汉书称歆少以通》《能属文召见成帝,待诏宦者署,为黄门郎河平中,受诏与父向领校秘书。”(班固汉书》,1967)可见其少  
即为黄门郎,王莽传所述同。  
ꢄꢅꢆ班固汉书》,323。  
ꢄꢅꢇ萧统编李善注文选7,111。  
ꢄꢅꢉ班固汉书》,127。  
ꢄꢅꢊ班固汉书》,305。  
161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郊祀甘泉并非指成帝第一次郊祀,故称又是时赵昭仪方大幸,每上甘泉,常法从,在属车间豹尾中显然,  
此处所谓赵昭仪方大幸”,肯定不是指第一次受幸,赵氏于永始元年已封皇后,无论如何不可能称至永始四年  
才首次大幸”,因此应解读为此时赵氏刚好大受宠幸,“不作第一次之义确矣而且如果此时为成帝第一次  
郊祀甘泉,则何来每上甘泉之说? 反过来,这也证明扬雄赋所记的郊甘泉的时年只可能是在永始四年之后,  
每上甘泉之说方能成为正常的追叙。  
至于对李善注甘泉赋作年的释疑,戴震之论虽可备一说,但显然并不能完全使读者释怀。《七略所记确  
实可疑,但并不能以此条就质疑李善注引七略诸条之真伪此外,此条是李善注引旧钞本之误,还是七略》  
原本误? 考李善所引七略关于甘泉赋作年的文字,今无它书可证,因此李善所引文字的真伪颇可质疑。  
首先,关于七略的流传和亡佚,历来颇多争论,章学诚黄绍箕姚振宗等认为亡于唐末或唐末五代,梁  
启超等持亡于北宋论,而章太炎等认为或亡于南宋,钟肇鹏则认为其应亡佚于唐神龙(公元705ꢈ706)之  
这些时间的推定,大多缘于书目文献和书录注引情况但这种推定还是存在一定缺点,如姚氏所说,后世  
的书目文献实皆虚列其目,非实有其书,其经史文献注疏也往往是相互转引,非确见原书刘歆七略为班  
固采入汉书·艺文志》,其后王俭七志》、阮孝绪七录》、许善心七林》,大都依仿七略体制,其时或犹能见  
七略》。当然对其体制的模仿也未必非见全书,或转承因袭亦未可知七略》《别录等乃中秘所藏,非世人  
皆能通览如颜师古注汉书》,所引已有未详之处,疑已不得见全书,可能仅见别录的部分书录而已而且  
李善文选注引七略载扬雄甘泉赋作年条,既不见于五臣注,也不见于前代和同时代其他文献,唐宋大型  
类书文献如北堂书钞》《艺文类聚》《初学记》《太平御览等皆未有记载,直到清代学人的经史文献注疏才开始  
引用,不过都是对文选李善注的转引,显然更不可能得见原书李善甘泉赋注引七略并辨其作年,这么  
重要的内容却并不见五臣注有相关辨证可以推测,李善时代若已经不能见到刘歆七略原本,其后五臣皆  
无从考证七略所载的真实性当然五臣注因于体例可能不会辨证扬雄四赋作年,但其时或之后的其他学者  
仍是有可能加以辨证的,然今传宋代主要的学术考证性著作如沈括梦溪笔谈》、洪迈容斋随笔》《容斋续笔》、  
王应麟困学纪闻等或有引论文选载扬雄甘泉赋》,但却并无其作年辨证宋以前文选李善注本都只有  
抄本流传,并无刊本,故其传抄中错抄或有意无意之删节亦在所难免关于文选李善注混淆原作篇名各随  
所用而引用注文错误或与原文抵牾以及字形字体等问题,有学者辨析甚详ꢄꢅꢆ至于李善注转引七略扬雄赋  
作年条,或因承旧抄本之故,各本或异,实难辨其真伪李善注文选时确应参考前人旧注无疑,甘泉赋注  
就应当参考过服虔注晋灼注张晏注等,也有学者明确指出有些李善注前仍保留了大量的他注和引旧书的文  
,有些在分合的过程中本为旧注而误入李善注或他注ꢄꢇꢅ或许李善注引七略扬雄奏甘泉赋时年条可能为  
班固汉书》,3535。  
分别参见:章学诚校雠通义·》,上海中华书局1936年版,1;《黄绍箕跋》,岛田翰古文旧书考》,杜泽逊王晓娟点校,上海古籍出版  
2017年版,“黄绍箕跋”,1;姚振宗七略佚文序》,姚振宗辑录七略别录佚文·七略佚文》,邓骏捷校补,澳门大学2007年版,71  
。  
梁启超图书大辞典簿录之部》,台湾中华书局1936年版,4。  
章太炎章太炎全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360。  
钟肇鹏七略别录考》,《文献1985年第3,72ꢈ73。  
姚振宗七略别录佚文序》,姚振宗辑录七略别录佚文·七略佚文》,4。  
张世磊《<别录><七略>研究》,吉林大学2009年硕士学位论文,61。  
六臣注文选羽猎赋序后注向同善注”(《六臣注文选》,167),但查六家本文选》(《日本足利学校藏宋刊明州本六臣注文选》,人  
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版,117)此条向注无引七略》,而李善注有引,再推查宋代五臣注本向注亦无引七略》(萧统编吕延济等五臣注  
文选4,台湾国立中央图书馆1981年景印宋绍兴辛巳建阳陈八郎崇化书坊刊本),故只能证明是后来的五臣李善合一后注释窜乱,非  
吕向原注如此。  
中华书局1977年影印胡克家覆刻本文选出版说明即称:“在传抄过程中,无意抄错和有意删节都在所难免,史书所引作品更难免经过剪  
在注释中,情况比正文更复杂,李注经过多次易稿,传抄本所据不一定是定本;李注和五臣注经过合而又分,以致辑录出来的李注,有的  
地方杂入了其他注释,有的又被误认为其他注释而删去了。”(3)  
ꢄꢅꢆ唐普《<文选>李善注引司马相如文舛误举例》,《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6,128ꢈ135。  
ꢄꢅꢇ范志新《<文选·咏怀诗>末标明姓氏注文的归属问题》,《文学遗产2011年第6,139ꢈ143。  
162  
何易展文选李善注扬雄赋作年再勘  
李善所据旧钞旧注致误从前述来看,李善亲见七略的可能性极低,故其关于七略有关雄赋作年的引载  
亦可能因其后引羽猎赋作年为永始三年,又以羽猎赋校猎赋》,从而误以七略羽猎赋之作年推  
,认为甘泉赋羽猎赋同年奏上。  
其次,若将李善注甘泉赋作年条与甘泉赋题解结合起来看,此条或疑有后人羼乱的痕迹这主要表现  
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篇首解题语与此条注释有后人窜乱的可能。《汉书疏证卷三十三奏甘泉赋条既怀疑其所引新论》  
文有脱误,又称据》《可显然推知甘泉赋当作于元延二年解题一段应确有脱文今为说明,略引其  
中数语:“桓谭新论:‘雄作甘泉赋一首,始成,梦肠出,收而内之明日遂卒。’然旧有集注者,并篇内具列  
其姓名……”在所引新论语末与注例转换叙述中以字相连确显唐突,其中应确有脱文而且引七略》  
语论甘泉赋作年恰为赋序之末的文字,在版钞上亦方便窜入,在训释风格上也似略与李善注不同,如学者在  
比较李善注与五臣注时称与重在解释词义及典故的李善注不同,五臣注重在阐述文章题旨及背景,故简注而  
详疏那么李善注重在释词义及典故,而五臣反倒重在题旨及背景详疏这或许可能为后人的评注而误入  
李善注还有一条补证,关于李善注引七略羽猎赋》《长杨赋作年文字在清乾隆武英殿刻本汉书注引  
宋祁注中被转引,但却唯不见转引论甘泉赋作年的注文,因此李善原始注本有无此条是颇可怀疑的只不  
过囿于目前版本,不能明确证实但李善注本的确有一个增殖的现象,李匡乂就说李氏文选有初注覆注、  
三注四注,“不唯注之赡略有异,至于科段,互相不同,日本学者冈村繁认为,“就李善注的承传过程而言,它  
并非是由完整向不完整的脱落方向延续,而毋宁说是由简素向繁复的增殖方向发展所以不排除这条李善  
注有在后来的增殖过程中产生的可能性。  
二是甘泉赋篇首解题语引桓谭新论,既与史载不符,又事理乖谬何焯云:“《甘泉作于成帝时,安  
得有肠出遂卒之事? 扬子云桓君山同时人,不应作此语然则为妄人附益者多矣新论本书然也。”当  
然何焯对甘泉赋作年的推论亦未善ꢄꢅꢆ首先其误元延延元”,其次既然称雄永始三年始四十,那么按传  
其尚未来游京师,何来献赋之说呢? 且无论是三年四年作,而王音已于永始二年卒,其何来荐之待诏呢? 又  
称雄待诏后岁余献羽猎赋》,若不考虑王音所荐而按其所假设时年,则永始四年(四十余)至京即待诏,那  
羽猎赋应至早作于元延元年,然则永始四年元延元年皆无校猎事,既与长杨事和赋作时年不合,也与七  
所称奏献羽猎赋之时年不合且既如李善所引注新论之言,雄当卒于永始三年或四年,则何来元延二  
年赋长杨之事? 可知甘泉赋亦不当作于永始三年或四年这种后代学者都能显然发现的悖谬之处,李善等  
不可能无察吴曾能改斋漫录予按,孝成帝行幸甘泉,据汉纪及赋序,并是正月行幸甘泉扬雄死于王莽  
如果不考虑文选注版本传抄所衍讹谬的问题,则李善注可能为承旧钞旧注致误但如果考虑到李善注篇题误引及自唐至清以前这一问题  
的关注缺失问题,则关于李善注引扬雄赋作年条及相关质疑是否为后人所加,则尚可质疑。  
扬雄刘歆王褒等皆有甘泉赋》,或其以刘氏赋作年误为雄赋之作年亦或可能文选注中扬雄刘歆甘泉赋甘泉宫赋互出,服虔  
甘泉赋注或甘泉宫赋注皆未标赋作者名,文选卷二十七服虔“《甘泉宫赋”,实出文选卷七扬雄甘泉赋可见前人注引  
篇名并不十分严谨,其亦或李善误引前人注七略引论同题之作而未审,七略今佚,已不可考。  
沈钦韩汉书疏证》,132。  
萧统编李善注文选7,111。  
乔秀岩宋红关于<文选>的注释版刻与流传———以日本足利学校藏宋刊明州本六臣注<文选>为中心》,《东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
009年第2,73ꢈ74。  
班固汉书87,《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251,85:此本前有引顾炎武日知录汉书叙例语,疑其本在明末清初,然其  
注引宋祁语可知宋景祐汉书校本,宋祁据景祐校本当有汉书校注。  
李匡乂资暇集》,丛书集成初编本,商务印书馆1939年版,5。  
冈村繁文选之研究》,陆晓光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369,关于文选李善注本增殖的文献研究,可参见:唐普《<文  
>赋类研究中编之<文选>赋类李善注的增殖》,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211ꢈ292。  
何焯义门读书记45,中华书局1987年版,867其所引文句标点未善,笔者据文意重新点断。  
ꢄꢅꢆ何焯称:“:子云之生,在宣帝甘露元年戊辰,至成帝永始三年丁未为四十岁,班书中言年四十余,自蜀来游京师,王音荐之待诏’,此赋  
为四年所上无疑也然长杨事在延元二年庚戌。”参见:何焯义门读书记》,867。  
163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天凤五年,经历哀平两帝,年代甚远,安有赋成明日遂卒之说? 李善竟不排之,而反以为证,何耶?”吴曾既论  
题解,实与甘泉赋作年问题关涉甚密,却不见论序末引七略甘泉赋作年之非,或亦可证上说关于此条  
出现的时代推测。  
三是引新论故事实与扬雄四赋作年有内在的叙述逻辑关系王先谦汉书补注认为李善注所引有误,  
故其归甘泉赋作于元延二年,且认为引新论“‘之误字佚名撰汉书疏证亦认为雄不死  
于此时,《新论误也清沈钦韩称愚按成帝紀永始四年正月元延二年正月四年正月俱有行幸甘泉事。  
据此,《下云:其三月将祭后土,其十二月羽猎,不别年头,则为一年以内之事,甘泉赋当在元延二年,与  
文方合这些考辨并未考虑文献版钞问题,但其中所呈现的故事叙述本身的矛盾却说明了一个非常重  
要的问题考稽汉书·扬雄传所引扬雄自叙,或许正因扬雄作甘泉赋而沤病一年,故其从甘泉还后,先后  
甘泉赋》《河东赋》,两作大致时间相近,且因十二月又从校猎,一年之内同赋四作,其确或有殚精竭才之虑,  
校猎赋于序并未明言作年,长杨赋之作亦只称,长杨赋》”,好友桓谭新论才有梦肠出之说。  
且前两赋至后两赋之献奏时间相隔则可能因病而跨隔年岁,故或如七略所云至绥和元年长杨赋方杀青献  
。  
扬雄四赋与汉志义例的互证  
汉志著录扬雄赋十二篇,然因历代对文体界定及对汉志义例的误会,对扬雄十二篇赋作一直未曾  
确定其具体篇目从目前对文献的考察和理解来看,扬雄以赋名篇的作品只有八篇,另加三篇明确为赋体的拟  
骚作品,则仅计十一篇,故其或有将归入其类,或有将归入其类,甚或有将解难之类归入其中如清  
严可均重编扬子云集叙便以反离骚》《广骚》《畔牢愁》《甘泉赋》《河东赋》《羽猎赋》《长杨赋》《蜀都赋》《太玄  
》《逐贫赋》《核灵赋》《酒赋汉志所载十二篇酒赋显然不在此列,《酒赋应为酒箴》,汉书·  
陈遵传便引作扬雄酒箴显然将酒箴列入十二篇之目是不合汉志义例的。  
汉志》“诸子略儒家类收扬雄所序三十八篇,其注包括“《太玄十九,《法言十三,《,《》  
,且在总计之末注入扬雄一家三十八篇显然是不应收在诗赋略中的,自然酒箴也不应归在  
十二篇赋之中那么酒箴是否为所称“《之一呢? 后代一些学者为合汉志》“箴二之义,多将其州牧  
和其它官箴分而为二ꢅꢄꢆ,甚至将州牧箴更名为州箴”,然实际上皆为官箴,故明张溥辑扬侍郎集及郑  
朴编扬子云集》(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皆题为百官箴》,类下便收百官箴酒箴》。如严氏辑全汉  
录扬雄各州箴题名中皆无,既失箴题应有之义,亦与汉志之义未合。《汉书·扬雄传:“箴莫善  
虞箴》,州箴》;赋莫深于离骚》,反而广之;辞莫丽于相如,作四赋;皆斟酌其本,相与放依而驰骋云。”ꢄꢅꢇ此  
亦可见班氏汉书是将相别的,而且此举州箴》,不名酒箴》,只不过举其一以证而已,其在陈遵  
已有互文性印证。  
至于广骚等三篇归入十二篇之目,实在扬雄传艺文志·诗赋略中已交待甚明,扬雄传赋  
吴曾能改斋漫录卷五,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102宋祁曾对汉书作大量校勘,宋祁卒于嘉佑六年,然未有论李善注此条相关  
载记王先谦汉书补注御览他卷所引与文选注同,但考太平御览399,其所引实文字与文选注异其云:“桓谭新论:杨  
子云亦言成帝时上甘泉,召使作赋,子云为之卒暴倦卧,梦其五藏出在地,以手收内,及觉,大少气,病一岁。”其所引段尾之字疑为后  
人妄加,或明刊本误录吴曾所见文选本或为嘉佑至淳熙八年尤本之前所传之钞本或刊本。  
王先谦汉书补注》,中华书局1983年版,1489。  
佚名汉书疏证》,681。  
沈钦韩汉书疏证》,132。  
班固汉书》,1749。  
严可均铁桥漫稿》,《丛书集成续编158,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89年版,72。  
班固汉书》,3712。  
班固汉书》,1727。  
班固汉书》,1727。  
ꢄꢅꢆ扬雄著张震泽校注扬雄集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429张震泽认为,“《,盖指十二州箴百官箴》”。故其录酒  
酒赋》,并入赋类,非是。  
ꢄꢅꢇ班固汉书》,35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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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易展文选李善注扬雄赋作年再勘  
莫深于离骚》,反而广之,诗赋略录屈原赋二十五篇,这显然是将离骚和拟骚之类作品看作赋体的。  
或有学者将天问解》《解嘲》《解难等亦归为赋篇,此有待商榷这些作品确实有赋体的一些特征,天问解》  
解嘲》《解难相类,应都属于训诂或哲学类文章,而非文学作品称其训诂,实其体乃近义释,其创作主旨与  
章句训诂明义无异所以至少在汉志义例中,此三篇不应属于其主要赋篇,至少应不在汉志所载十二篇之  
那么,《解嘲》《解难等在汉志时代是否归为赋体呢? 按今天对赋体文的界定和理解,《解嘲》《解难确实  
可以归入赋体,但在汉志,它们不应归入其类的,故班固在诸子略中增入扬雄所序三十八篇,其中便收  
太玄十九,那么作为汉书中明确称是太玄》《法言等释义的解嘲》《解难不应被视为文学性极强的诗赋  
作品,而自然应归入诸子儒家类至于诸子略中未具列其目的原因,笔者以为大致有三其一是因诸子略”  
入扬雄一家三十八篇”,而其中注“《太玄十九”,但考太玄经》,实至告第十五,仅十五篇,那么其余四  
篇或许则包括解嘲》《解难等释玄的作品,《汉纪即称雄乃依太玄经》,其文五十万,筮之以三十莢,  
关之以休咎,播之以人事,义合五经,而辞解剥玄体十一篇,复为章句可见其后确有附录章句解疏义释之  
而且从上述”“的叙述来看,扬雄这些作品应为班氏所增选,刘歆七略本未具录,《汉志依其义例  
仅列其篇数而不具目,故仅统计其篇数而已而且班氏在扬雄传既已收录并详载,按互文性书写,故此不再  
予收录其二是解嘲》《解难从思想内容和主旨来看,实出儒入道,又杂阴阳法之论,可谓儒道玄相生发,  
既无七略归类的参考,在操作层面也很难具体将其归入儒家类还是道家类,《解嘲》《解难太玄的生发,  
实际既相当于和衍义,其形式上是与太玄赋不同的,故有学者或称太玄赋太玄之旨有不同  
之处三是按诸子略的收录原则来看,其中所录应为某人单行的文篇,解难》《解嘲二篇主要申发玄义,  
故极可能附于太玄之后,当时并非单独相传流,扬雄传中因太玄文多不著,故班氏仅录其附论之文。  
其后可能因班氏所引,渐成单篇流行之文。  
再看赵充国颂篇的归类是否当在十二篇之目虽然汉代确有赋颂同体之论,但其时正处于文体大变化  
之际,因此宜需具体论析,如屈原的橘颂显然被视为赋体,但据汉书·赵充国传:“,充国以功德与霍光  
等列画未央宫成帝时,西羌尝有警上思将帅之臣,追美充国,乃召黄门郎扬雄即充国图画而颂之。”显然此  
颂之作主要为纪实铭功,体更近于铭刘勰在文心雕龙·颂赞篇就汉代以来的文体变化总结称容告神明谓  
之颂。……及三闾橘颂》,情采芬芳,比类寓意……至于秦政刻文,爰颂其德汉之惠景,亦有述容,沿世并作,  
相继于时矣若夫子云之表充国,孟坚之序戴侯,武仲之美显宗,史岑之述熹后,或拟清庙》,或范》《》,虽  
浅深不同,详略各异,其褒德显容,典章一也至于班傅之北征》《西巡》,变为序引,岂不褒过而谬体哉! 马融  
广成》《上林》,雅而似赋,何弄文而失质乎!”可见扬雄赵充国颂是与马融广成颂等不同的。《赵充国  
几乎全篇皆用四言诗体,与铭诔无异而铭之类显然不属于赋体,此参汉志可知,故雄作成都城四隅  
》《绣补》《灵节》《龙骨铭诗三章等皆不归入十二篇之目至于所谓绵竹赋实为绵竹铭》,或称绵竹  
》,张震泽扬雄集校注即视其可能为县邸铭之一。  
由此反证,扬雄确另有羽猎赋一篇,总前所计十一篇,正合以赋名篇的汉志》“十二篇之数。  
结语  
通过以上梳理,大致可以明确,《文选李善注引七略扬雄赋作年并提出质疑既因于旧钞旧注之误,更多  
则因于对汉书义例不明和文本的误解若要真正消解其质疑,大致有几点逻辑认知基础和事实特需明确。  
一是要消解李善将羽猎赋视为校猎赋的主观性误见二是汉书》《七略皆未明言羽猎》《校猎二篇相  
班固汉书》,3583。  
班固汉书》,1747。  
荀悦汉纪29,《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303,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471:其称论玄的篇数虽与今本不同,但明确太  
经文之末,有复为章句的情况。  
王青扬雄评传:“《太玄赋虽以太玄为题,但实际上与太玄几乎没有什么关系,其思想倾向更接近于解嘲》,却比解嘲又大大地推  
进了一步。”参见:王青扬雄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270郑文亦认为太玄赋》“太玄的主旨不合”。参见:郑文读扬  
<太玄赋>献疑》,《中国哲学史论文集(第二辑)》,山东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144。  
班固汉书》,2994。  
刘勰著范文澜注文心雕龙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157:书名号为引者所加。  
扬雄著张震泽校注扬雄集校注》,267。  
165  
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七略明确暗示羽猎赋》《长杨赋二篇创作时间相隔悬殊,此也意味着校猎赋羽猎赋所叙确应属  
两次不同的校猎活动三是七略所称之永始三年十二月上并不实指创作时间,其后多误将创作时间等同  
于奏献时间此处应是指奏献时间绥和元年为公元前8,永始三年为公元前14如此两篇奏献时  
间相差6,而按长杨赋应在元延二年(11)创作完成,故与其大致同时完成的校猎赋应不同于羽猎  
》。四是无论李善注引七略甘泉赋等作年条是否后人羼乱,但结合汉书文选引注七略诸文,  
按史实和语文叙述逻辑,校猎》《长杨的创作不应早于元延二年,只可能为元延二年或三年初,故岁余再呈  
,绥和元年上大致不悖,并非如李善所谓悬隔四年呈作实际上,李善的质疑,反而进一步证明羽猎赋》  
校猎赋确实应为两篇。《羽猎赋的作年大概在永始三年十二月之前,校猎赋则作于元延二年。  
Re-investigationoftheYearsofYangXiongꢀsFus  
ComposedinLiShanꢀsNotesonWenxuan  
HEYi-zhan  
CollegeofLiberalArtsꢀChongqingNormalUniversityꢀChongqing401331ꢀChinaꢂ  
AbstractLiShanꢌsnotesonWenxuanquotedQilüetorecordthewritingyearsofthreeFus  
ofYangXiongꢌsGanquanFu YulieFu andChangyangFu whichwereinconsistentwith  
BiographyofYangxiongandRecordofEmperorChenginHanshusohedoubtedthatboth  
HanshuandQilüearewrongSincethenꢀtherehavebeendivergentopinionsaboutthewriting  
yearsofYangXiongꢌsfourFusꢀSomebelievesthattheywerewrittenduringthethirdandfourth  
yearofYongshiPeriodoftheHanDynastyꢀwhilesomebelievesthattheywerewrittenduring  
thesecondandthethirdyearofYuanyanPeriodoftheHanDynastySomeevenbelievesthat  
threeFuswerewritteninthesecondyearofYuanyanPeriodꢀandChangyangFuwaswrittenin  
thefirstorsecondyearofSuihePeriodByexaminingYangXiongꢌsBiographyandRecordof  
EmperorChenginHanshuꢀandotherrelatedhistoricalbooksꢀwecancometotheconclusion  
thatJiaolieFuisnotYulieFu LiShanꢌsannotationfollowsthemistakeoftheoldnoteofthe  
pre-TangDynastynotessothattherearesomemistakesinthetitlesofthearticlesThereisno  
contradictionbetweenHanshuandQilüebutanintertextualmeaning ThereplyofLiShanꢌs  
notesisveryhelpfultotheunderstandingofthemeaningofHanzhiꢀOneortwoofitscluescan  
alsobeseenquitewellintheliteraturetheoryoftheHanDynasty  
KeywordsWenxuanꢁLiShanꢌsannotationꢍYangXiongꢌsFusꢁcasesinHanz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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