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公卿至于列士献诗”①,“献诗”即意在政治劝谏。《汉书·艺文志》云:“古者诸侯卿大夫交接邻国,以微言相感,当
揖让之时,必称《诗》以谕其志,盖以别贤不肖而观盛衰焉。”②可知,“赋诗言志”是时人“揖让”之时富含礼仪意味的
政治交往形式。
其次,列国之间有通行的“雅言”是“赋诗言志”盛行的关键前提,否则以“断章”形式所赋之诗句就很难在赋诗
者与听诗者之间达成一致。《左传》所载参与“赋诗”者有鲁人、晋人、郑人、楚人、卫人、莒人、齐人、小邾人、秦人、
宋人等,其中以鲁、晋、郑三国为主,“除郑国外各国赋诗都以《雅》为主。产生于周故地的《雅》是‘雅言’之中的‘雅
言’,‘雅言’就是标准化,标准化的同时也就是文雅化,赋引《雅》能增强语言的说服力和庄重感。《雅》是周代礼乐
文明的结晶,赋引《雅》之多表现了各国对周文化的尊崇”③。《毛诗序》定义《雅》为:“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风,谓
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废兴也。”④赋诗以《雅》为主,知西周礼乐文化在春秋各诸侯国依然颇具影响力。
“
赋诗言志”以“断章取义”为主要形式,即“赋诗断章,余取所求焉”⑤。这一形式凸显了所赋诗句的字面语义,与诗
乐舞逐渐分离的发展趋势也相照应,如《左传》载“季札观乐”即是将“诗乐”与“舞”分开评论。有学者认为:“在‘赋
诗断章’中,我们明显可以感受到诗与乐的疏离,以及诗语言义即字面义的凸显。《左传》《国语》记载的赋诗事例
中,我们可以断定大多数的赋诗是不用乐的。”⑥剥离乐、舞的形象展示,则“观诗者”欲知“赋诗者”之志,必须仅从
所赋诗句的文字语义来揣度“赋诗者”欲言之“志”,二者达成一致,方能使“赋诗言志”有效开展。从《左传》《国语》
所载众多以《诗》句为交流媒介的现象来看,可知以《诗》为代表之“雅言”在春秋列国间具有相当之共通性。“赋诗
言志”还突出“慎辞”之意,《左传·襄公二十五年》:“‘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谁知其志? 言之无文,行而不
远。晋为伯,郑入陈,非文辞不为功。慎辞哉!”⑦“慎辞”说明重视文字的表达功能,也促进了文字的规范化发展。
正如论者所言:“《左传》中……还有一些言辞,并非发生在外交场合,只是一些非正式的类似日常的交流,但也是
经过深思熟虑的语言,使听话者理解得更加深刻,或者听出了话语的言外之意。”⑧孔子云“辞达而已矣”⑨。欲求
“辞达”,则文字的表意必须规范统一,并在各国间具有共通性,二者缺一不可。故无论是“赋诗断章”对《诗》句文
字本身表意的凸显,还是“慎辞”态度,皆可推知春秋之际的文字已相当成熟。
此外,还可结合出土的先秦古文字作更为直观的考察。从甲骨文来看,“商代已经形成了一个社会通行的文
字体系”ꢄꢅꢆ,此观点已为学术界所公认。有学者从周秦汉出土文献研究中得出结论:“隶书实际上在战国时代的秦
国就已初步形成”,“秦至西汉前期的隶书,是古文字和近代文字之间的中间环节”ꢅꢄꢇ。可知从两周到秦汉,文字是
沿着逐渐简化并规范统一的轨迹在发展。古人很早即重视文字,“仓颉造书”之说在先秦即已流行,如“好书者众
矣,而仓颉独传者”ꢅꢄꢈ,“古者仓颉之作书也,自环者谓之私,背私谓之公”ꢄꢅꢉ等等。儒家经典亦多有对文字的重视之
说。如《周易·系辞》云“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ꢅꢄꢊ;《周礼·司约》载“司约”之职“掌邦国及万民之约
剂……凡大约剂,书于宗彝;小约剂,书于丹图”ꢋꢅꢄ;而《尔雅》“所记草木鸟兽虫鱼的名称,很多是新造的形声字,倒
很像是西周前期的”ꢅꢄꢌ。中国文字绵延两千余年使用至今,在世界上绝无仅有,与文化上的复古主义也颇有关系。
许慎《说文解字叙》云“言必遵修旧文而不穿凿”ꢅꢄꢍ。先秦诸子多倡“师古”之说,在主观文化心理上促进了对文字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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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③
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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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
⑦
⑧
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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